体育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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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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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体育经济管理人才培养途径

2.1突出各级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合理完善配置体育经济管理是一个宏观的课题,它是需要政府主导的行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处宏观管理职能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得到完善发展。体育行政部门要迅速成立或完善管理体育经济各级机构,专门管理地方体育经济发展工作。贯彻“中国梦”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要求的体育经济协会组织,协调好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互补作用,利用组织平台、积极吸收和培养优秀人才,以推动我国体育经济的良性发展。

2.1.1高校在体育经济相关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各高校从事体育经济专业的教师可以拓宽渠道,深入体育企业的第一线,了解不同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动态,体会“体育强国梦”具体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理论知识,并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在其间发现最新最实在的问题,并研究出解决方案、充实教学内容。以案例的形式等向学生剖析、传授最新的专业知识。体育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重要的不仅仅是学习好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所以,实习基地可以帮助他们,熟悉体育企业的各个具体运转流程,感受实际运作的氛围,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学习新知识、探究新问题。

2.1.2发挥高校教育资源的优势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平台员工专业的再教育,知识的再更新是企业发展的基础。管理人员的培养是体育企业成功的重要一环。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研究力量,有更为广阔的与国内外交流的平台,有条件为社会体育经济相关经营管理人员提供系统培训。高校特有的学习氛围能够激发体育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反思和探索,帮助实践经验丰富的员工通过系统学习和思考,建造“中国梦”实现“体育强国梦”,快速提高管理水平。

2.1.3创新教学思维吸引一线管理人员直接参与教学工作高校体育经济的专业教师相比社会上的一线经营管理人员,在实践运作上处于劣势,理论与实践无法做到无缝结合。这会直接影响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步入社会、走上岗位缺乏社会适应性。因此,高校不能固步自封,盲目自大。应当邀请体育企业最前沿的专家参与到体育经济专业的教学中来,为教学带来企业管理、市场管理最前沿的讯息,特别是整个体育经济的生态圈的时代信号。更新体育经济管理的教学内容,切实提高学生面对实际问题如何解决的能力,促进高校教育和市场经营、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制。要把市场的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高校多学科结合的优势,为我国体育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

2.2以“中国梦”为契机,更新管理人才的课程体系现行培养体育经济管理人才的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着重理论轻技能、培养与需求不贴切等问题。即单一强调专业知识的灌输,忽视经营管理技能的培养,教育工作与社会、市场的实际需求脱钩等问题。这急需要对我们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进行更新调整。

2.2.1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任何一门完整的课程体系都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体育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也必须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大部分。其中理论课程体系不仅仅包括理论专业知识,更应该体现在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自学能力上;实践课程体系要紧密连接理论课程体系,即在社会实践、体育经济管理技能实习的过程中再学习再提高等等。

2.2.2增设多样的选修课程以期拓宽专业平台体育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的专业,它必须有多学科知识搭建平台,才能得以支撑。增设多样的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更好的激发积极性、创造性和个性,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培养学生建立“中国梦”,弘扬“体育强国梦”。

2.3固定时期、固定阶段开展中短期培训充分利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社会体育机构的组织功能和高校的教育优势,固定时期、固定阶段对现有的体育经济管理人才进行强化培训。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当前人才短缺、人才培养周期长的困境。这样一是时刻紧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更好的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体育机构和高校资源整合,短期内培养人才、更新人才结构;二是三部分的合力能够更好的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即学即用。

2.4坚持“中国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欧美体育强国中,体育管理人才为体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促进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应本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大力开展与西方体育强国体育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找出我们的不足。聘请国外专家名士来指导我们商业运转等,帮助完成体育经济各方面运作。派送我国体育经济管理人员到欧美发达体育强国学习,促进我国与国际体育经济的交流合作,推动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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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体育用品在我国体育经济发展中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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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柔性集聚的相关理论探讨

1.企业柔性化生产的内涵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推进，许多行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消费需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许多产业部门中，从福特制（以大批量、标准化和垂直一体化为特征）向后福特制（以柔性技术和组织以及复杂的生产网络为特点）转变。这里所说的后福特制就是柔性化生产的代名词。柔性化生产是指随着生产环境和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以满足顾客需求进行的生产。根据Malecki(1997)的观点，在当前生产组织的发展形式中,“柔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内部生产与管理方式柔性化。企业内部的柔性化特征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1)高度灵活性,以适应不同顾客定做的要求；(2)对新的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吸纳；(3)对产品生产周期的长短快速反应；(4)零仓储和超额的生产能力；(5)柔性价格和商业谈判的关系；(6)智力和体力工作活动的一体化。所以,柔性化企业不仅在企业内部实现生产成本与管理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产品创新速率和多样性,增强了企业内部管理灵活性,有效地实现了范围经济。

二是企业之间关系的柔性化。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和客商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或交易关系的变化。在后福特制时代,企业在市场中与客商可以随时联系,了解顾客的满意程度和要求,获取更明确、更直接的需求信息,消费者个性化的要求也为企业的产品生产提供了新的思路。企业之间关系的柔性化,进而使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商、制造商之间更容易形成一个相互学习的整体,推动了集体学习的进程,也降低了学习成本,促进更多有创新价值的活动发生。

三是新的柔性劳动的采用。柔性化的企业中,学习型工人和兼职劳动力大量出现。不仅R&D人员、工程师的比例增加,而且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多为学习型工人,更多的参与到产品的改进和创新的活动中去。

2.企业的柔性集聚以及特征

以柔性专业化为特征的大量企业的集聚被称为企业的柔性集聚。企业柔性集聚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在集聚体内部,存在广泛的劳动分工和不断增加的小型专业化生产企业。（2）集聚体包括几个相关部门的企业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如大学、研究机构及其他公共组织机构等,它们通力合作,协同创新,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创新活动的价值增值。（3）由于企业的不断衍生和快速增长,要求本地的劳动力高度集中,劳动力市场充裕,市场中的劳动力在本地企业之间相互流动性强。

二、企业的柔性集聚与区域竞争力提升

1.企业集聚发展与区域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区域相比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控制资源和市场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一个区域为其自身发展对资源的吸引力和市场的争夺力,是支撑一个区域持久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产业集群所具有的聚集效应、共生效应、协同效应、激励效应与晕轮效应等,最终将综合体现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即一个地区内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会有效地组合区域内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增强区域的竞争力。

（1）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有助于区域生产要素条件的改善

第一，社会生产条件和辅助行业所提供的专门服务的共享。在企业集聚区内，众多企业共享基础设施，有效节约了建设基础设施的费用，并使其利用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区域企业集群形成的企业网络中，基于网络的信任机制，增加了各企业的社会资本，使企业融资的渠道多样化。第三，区域企业集群中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资本，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

（2）企业集群与区域企业竞争的空间环境变化

企业集群是根植于区域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强化了企业同政府、研究机构、民间组织、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之间的关系，优化了企业发展的区域空间环境。在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各企业展开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促进了区域的创新活动，使区域企业采取适当的投资方式和竞争战略，不断升级演化，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不绝源泉。

（3）企业集群的网络效应与区域需求条件变化

企业集群使企业在特定区域聚集结网，成为企业网络，这种企业网络会形成一种极强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有双重涵义，一是直接的网络外部化，二是间接的网络外部化。从直接的网络外部化来看，企业集群能产生市场资源的协同效应，扩大区域的市场需求。比如，我们在谈论某一名牌商品时，总是会牢牢记住它的产地，对这一产品的信任会扩大到对这一区域中其他产品的信任。从间接的网络外部化来看，在集群中，相关产业的产品或者说互补性产品门类齐全，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随机性的需求。可见，小企业集群形成的网络效应，改变了区域产业分散时的需求条件，随着集群的扩展，集群的声誉的传递，能使这种需求向区域外乃至全球扩展，从而取得区域竞争优势。

（4）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与区域新产业的衍生

企业家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的能力与关系网络资源的结合，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的核心力量。企业集群的形成，不但能不断吸引当地企业家，而且外地的企业家通常也会迁移进入。同时，由于有着共同的区域社会文化背景，企业家精神能深深根植于区域环境之中，并融合于区域经济发展之中，不仅培育着更多企业家资源，更孕育着区域创新的精神与动力，成为区域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2.企业柔性集聚更具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优势

区域竞争力又可以从交易成本、外部经济和创新等三方面进行理论上的解析。

（1）柔性集聚体内交易成本降低

专业化分工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通过缩短联系的距离以降低成本。产业在柔性集聚过程中,提高了专业化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效率,并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在柔性集聚体内,企业的经济活动是植根于地方社会网络之中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较高,地方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拥有良好的信任基础，从而促使交易双方很快达成并履行合约,地方社会网络还可以节省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与成本。

（2）柔性集聚体的外部经济获得

“外部经济”最初由马歇尔提出,它是由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地方而产生的,并为区域内部的企业所共享。在产业柔性集聚体内实现的这种外部经济,主要体现在三方面：①对市场的及时反馈。对于柔性企业来说,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可以及时获得产品供应并及时向客户提品,还可以比较方便地控制分包商的产品质量。②促进专业化,提高生产率。在柔性集聚体内,大量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聚一地,使得区内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生产。而逐渐增强的专业化水平,也使得柔性集聚体内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③实现对劳动力的柔性需求。柔性集聚体出现在传统工业区之外,这里很容易吸引自由劳动力,形成规模较大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需要及时调节工人的数量,减少了管理成本和工人保障方面的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劳动力市场多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客观上,劳动力的高流动率加快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并增加了创新的机会。

（3）柔性集聚体内的创新活动发生与增值

柔性集聚体的创新功能增强以及内部的创新活动发生与增值,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集聚体内知识、信息的“累积效应”产生以及快速流动；二是通过集聚体内新企业的产生与成长,实现更有效的资源组合与配置。①集聚体内知识的累积与传递、扩散。首先,占据整个知识的绝大部分且对创新极为重要的是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knowledge)。这类知识主要蕴藏在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大脑之中,一般很难用语言表达，地理、文化和机构的接近便于企业之间通过人员流动与私人之间的交流等形式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为隐含经验类知识准确地传递与扩散提供了基础条件,从而有利于提高创新速度。其次,绝大部分对创新起重大作用的关键信息常常来自于非正式渠道,往往局限于相关产业的聚集地。除了以上的优越条件,真正促使企业创新的动力还在于企业自身。大量同行业企业集聚一地常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表面化,迫使企业利用这些优越条件积极参与创新活动,以获得市场竞争力,更快、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②柔性集聚体内的新企业快速衍生与成长。发达的柔性集聚体以较多的市场机遇、较低的运作成本和较小的风险等有利条件促进新企业的生成,并增强集聚体自身竞争能力。第一,集聚导致外部经济的产生,外部经济成为企业进一步集聚的动力,集聚规模扩大后,对中间产品和辅助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这又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遇,促进新企业的诞生与成长。第二,由于集聚体内的生产服务配套条件较好,专业化分工较强,新企业创建所必需的资产、技能和人员往往很容易在区域内部得到解决。因此,新企业进入到产业协作链中的障碍比别处低得多,有利于新企业的创立。第三,新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风险进一步降低。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加之集聚体内企业员工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空隙,并可以利用已建立的社会关系创办自己的企业,从而更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创业风险。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E·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庄晋财．区域要素整合与小企业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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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参考文献:

1、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8)

2、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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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建立起覆盖面广的社会协税护税网络，形成全方位协税护税的格局。一是建立覆盖式的监控体系，提高税源监控的广度；二是要建立起立体化的监控体系，提高税源监控的深度；三是借助信息化实施税源监控。

二、建立税收预警提醒机制

税收预警提醒就是指对可能出现涉税违法违规行为的纳税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一定形式进行预先告警和提醒，促使他们自觉依法办理涉税事宜，减少或避免可能受到税务行政处罚或其它不必要损失的工作制度。其中包括对办理税务登记的提醒和对税负异常企业的提醒。

对办理税务登记的提醒，是基层税务机关应主动与工商部门联系，提前介入到工商执照的办理程序中去，提醒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在营业执照批准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对税负异常企业的提醒，是运用计算机系统，对纳税人近几个年度内实际税收负担率进行对比分析，将同行业平均负担率进行对比，对税负偏低企业及各个年度税负波动较大的企业进行善意提醒。要求有关企业自我分析税负异常的原因，对自查出的问题，基层税务机关视情况予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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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军团共获得了32枚金牌，排在金牌榜的第二位。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精神和良好体育道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但随着我国奥运金牌数的膨胀，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压力急剧增大。一方面，世界更多国家竞技体育的崛起，不断侵蚀着我国的传统夺金大项；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潜能几乎用尽，难以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发展需求，并且作为一个不太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全方位改善竞技体育也不现实。因此，我国竞技体育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外部矛盾表现为体操、游泳等传统体育项目的失利；内在矛盾表现为奥运会金牌榜的“倒宝塔结构”。本文从分析奥运会奖牌的一系列数据人手，进一步探讨我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对策。

2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困难

2．1个别传统优势项目滑坡

我国的传统夺金大项是射击、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乒乓球、柔道、游泳8个项目，历届奥运会中这8个项目的金牌数都占很大比例，从而保证了我国的金牌数在金牌榜的位置步步高升。可以说这8个传统夺金大项能否稳定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奖牌总数量。尽管在第28届奥运会上，我国拓展了跆拳道、田径、摔跤、网球、皮划艇、排球6个夺金项目，但游泳和体操两个传统夺金大项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每项只有1枚金牌入账。

随着各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我国其他传统夺金大项也很难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一旦这种危机同时出现，势必对我国的“奥运争光计划”形成严重威胁。

2．2奖牌的“倒宝塔”结构

在第27届奥运会上我国金牌总数突飞猛进的同时，奖牌的“倒宝塔结构”也13益凸现。这种“倒宝塔”结构是一种整体实力不稳定的表现，与其他各竞技体育大国相比，这种现象是我国特有的。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第28届奥运会上我国的“倒宝塔”结构又有所加剧。

有这样三个原因直接导致了这种到三角结构：首先，金牌数量和增长率增长幅度过大。我们可以看到(表1)我国竞技体育l2年来，也就是从1992年的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到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金牌数量大幅增长。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16枚金牌已经是不小的基数，在第27届奥运会上75％的金牌增长率更是让人惊叹，在第28届奥运会上又是14．3％的金牌增长。其次，银牌和铜牌数量的增减有所波动，但总体处于减少状态。第28届奥运会比第25届奥运会的银牌数减少了5枚，铜牌数减少2枚。第三，奖牌总数的增长并不明显。以第25届奥运会的奖牌总数为基数作比较，第26届奥运会的奖牌总数略减少，第27届和第28届奥运会的奖牌总数都小幅度增加。总体来看奥运会的奖牌总数是增加的，但是增加的幅度很小，平均每届的增长率为6％，奖牌的增长数目是9枚，而金牌的增长数目是16枚。

3对我国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两种构想

3．1“根基填充”构想

3．1．1构想方案“根基填充”构想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主动而有序地发展群众体育，建立良好的竞技体育选材培养体系，扩大体育人才的培养面，最终在保持我国竞技体育优势不下滑的情况下，实现竞技体育向产业化过渡，让“倒宝塔”实现“软着陆”。其理论依据是：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可以超前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根基填充方案，只有通过政府强大的政策力度才能得以实现。

3．1．2如何实施“根基填充”构想

3．1．2．1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对广大国民进行广泛的体育文化教育，推进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一体化。培养人民群众的体育兴趣，增加体育人口数量，无论过去还是眼前，这都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既可以拉近人民大众和奥运大赛的距离，促进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协调发展，又可以为体育产业化提供广泛的消费人群，还能为竞技体育提供广泛的人才选拔范围。

3．1．2．2建立广泛的、系统的运动选材网络。我国现有的选材和培养体系显然不能够满足当前体育发展的需要，其缺陷主要是覆盖面不广。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这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选材基础，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充分发挥这个优势。相对而言，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运动人才开发比较好，而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还几乎没有开发。经统计：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国的冠军得主共50人，有32人籍贯是大城市，8人来自中等城市，6人出于县城或县级市，仅有4人出自乡镇。我国有13亿人口，80％在农村，如何普及广大农村的运动选材和人才培养，将是我国竞技体育长远发展的根本。

3、1、2．3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的教练员。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可以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运动员，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员可以保证运动项目的持续发展。我国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教练员的短缺，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体育教练员的涉足，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即便是城市有一定的教练员储备，但高水平的教练员仍然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在增加教练员数量的同时，更注重教练员的质量培养。

3．1．2．4最终完成向体育产业化的过渡。体育产业化是加速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体育作为第三产业，应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从而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逐步走向市场，推动体育事业全面、快速地发展。

3．2“改变思维”构想

3．2．1构想方案“改变思维”构想是克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在体育界的影响，用辩证的“发展观”看问题，放弃一切对竞技体育的催化手段，不过于追求奥运金牌的数量增长，而让竞技体育自然发展，最终使竞技体育和社会经济文化协调统一。

3．2．2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对竞技体育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生活上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发展”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但在竞技体育领域，“发展”常被曲解，人们往往只看重运动成绩的“发展”而忽视“发展”的过程，用金牌数量上的增长来衡量我国竞技体育的收获，用奥运会奖牌项目的增多来评价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潜力。这样，在平面化的“发展”观的影响下，“只能进，不能退”，逐步将我国竞技体育逼上绝境。许多体校和教练员不以人才的长远发展为目的，偏重于创造成绩，进而违背运动训练规律，拔苗助长。即此一斑，足见这样的发展观对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3．2．3辩证的“发展观”与“社会——竞技体育平稳点”“改变思维”就是要改变对竞技体育固有的认识，开发新的思路，进而改变整个体育事业不合规律的发展倾向。改变思维，主要是改变人们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把社会发展、群众体育发展和竞技体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将竞技体育从整个体育事业中孤立出来。“改变思维法”的理论依据是：体育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体育的发展不能无限制地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超过了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平衡点，将受社会规律的支配而波浪式地向平衡点靠拢。改变思维法的关键是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对我国竞技体育正确定位。换句话说，就是找到一个点——我国现有的经济基础对应的适应的竞技体育状况这样一个点。在此我把它称作“社会——竞技体育平衡点”。

3．2．4美国、俄罗斯和德国所提供的借鉴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近期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体育产业化程度也很高。我们从表2中可以看到美国在近四届奥运会的奖牌数和金牌数有增有减，有波动但幅度不大。总体而言，美国并没有一味要求奥运会金牌数量的不断膨胀，而是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个平均值就可以体现美国现有经济水平所对应的奥运会竞技体育水平。

俄罗斯的奥运战绩受政治风暴、经济萎缩的影响，有所波动，整体上与其经济的浮动呈正相关；德国在统一以后，经过体制改革，综合国力提高了，但奥运奖牌榜的排名却呈下降趋势，第25届奥运会上，德国的奥运奖牌榜排名足第三，到今年的雅典奥运会排到了第六位。对德国来说，以往奥运会叱咤风云的形象也是超前社会经济的虚高表现，奥运排名的下降和奖牌数量的减少本在情理之中。相反，德国的体育产业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其竞技体育的沉浮倒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结果。对此，我国今后不妨引以为鉴。

4结束语

经济是体育的基础，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发展程度。竞技体育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应当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使竞技体育为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扩大竞技体育人才选拔范围，建立广泛的、系统的运动选材网络，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的教练员等措施，可以保证“奥运争光计划”在北京奥运会上的顺利完成，从而，有利于向广大国民宣传体育文化，加速我国体育产业化进程。应克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用辩证的“发展观”分析我国的“社会——竞技体育平衡点”，使竞技体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这样，可以根本解决竞技体育超前发展所带来的多种矛盾，有利于体育事业长期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2]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Z]．1995．

[3]国务院．奥运争光计划纲要[Z]．1995．

[4]国家体委．体育法附件五：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Z]．2004．

[5]朱佩兰，钟秉枢，左琼．教练员——中国体育腾飞的关键[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6]徐金华．关于我国体育体制特点及其发展的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6)：44—46．

篇8

本文作者：宋健彭圣堂工作单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体育部

深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在对关于竞技体育管理机构存在问题的调查中，大部分（74.2%）认为科学化管理水平低是安徽省目前管理机构的最主要的问题。体制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的一套组织安排，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一直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不可否认，我国的“举国体制”对竞技体育辉煌成就的取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新的时代背景下，其暴露出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必须把完全的“举国体制”改革为“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的新型“举国体制”。要针对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同问题，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发挥二者的优势，实现功能上的互补，唯有这样，才能使竞技体育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宏观管理上，在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形成内部和谐竞争的良好机制，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加各部门发展的竞争活力。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不仅要重视常规管理，还要对部门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各管理部门的思想工作。还应建立合理评价体系，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对各项工作的进展要及时定期监督评定。调整项目结构，保障优势项目，优化项目布局安徽省竞技体育实行的是坚持“竞技体育集约化”的发展路子，围绕“奥运夺金，全运突破”战略，以奥运带全运，以全运促奥运。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和与总局优势项目对口的原则，调整项目结构布局，突出重点，提高效益，注意与我国奥运优势项目接轨，集中力量把现有的奥运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做强，形成一批具有明显优势的项目群。要想使安徽省的竞技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就必须对全省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同时在设计安徽省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时，也要重点考虑运动项目的布局情况。巩固和加强摔跤、拳击、柔道、武术、射击、手球等具有安徽特色的传统优势项目，进一步加大投入，挖掘潜力，扩大优势；对跆拳道、体操、击剑、举重、田径、游泳（含跳水）、自行车、划船等优势和潜优势项目，要着眼长远、精心布局、科学规划、加大投入，以培养尖子选手为重点，带动整个项目的发展；加快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等项目的社会化步伐，走产业化的道路；积极开展中国式摔跤、技巧、保龄球、棋类、台球、健美等非奥运会项目。

加强优秀教练员队伍建设教练员和运动员是运动训练系统中的主体和核心，现代竞技体育的竞争事实上是竞技体育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水平的教练和运动员人才的竞争。优秀的教练在一个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教练员能力不够，影响的将是几代运动员。在关于影响教练员水平因素调查中，绝大部分的教练员认为科学知识与实践经验一样是最主要的因素。而科学知识的掌握与更新，就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自学与参加培训是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被调查的教练员中，经常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的占70%，说明教练员还是比较重视专业知识的更新与完善的；85%的教练员认为参加岗位培训是重要的，但却有53%的教练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培训。这说明大部分的教练员是有参加培训学习的愿望，但竞技体育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并没有满足教练员这方面的需要。现代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发展对教练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徽省急需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练员队伍。坚持实行教练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健全和完善任期目标责任制。改善教练员队伍结构，加强教练员特别是中青年教练员的继续教育，在教练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上，应经常通过培训班、学习班以及比赛实践的锻炼，不断提高教练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体育运动理论水平的能力，促进创新意识的形成；引入竞争与激励机制，按年度或阶段对教练员进行考核，把业绩与教练员的薪资待遇挂钩；实行有效的优惠政策，积极引进高层次体育人才，提高教练员队伍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推进“体教结合”，完善后备运动员人才培养体系竞技体育事业要取得进步与发展，必须要抓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这个关键。后备人才培养是竞技体育制胜的规律，对实现竞技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根据“选好苗子、着眼未来、打好基础、系统训练、积极提高”的要求，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加快构建和完善安徽省新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以优秀运动队为“龙头”，以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和各体育运动学校为“龙身”，以市（县、区）业余体校、省级体育特色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龙尾”的高、中、初相衔接的“一条龙”训练体系。加快“体教结合”步伐，积极与教育部门合作，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体育专项特色学校建设。通过目标导向和竞赛杠杆，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类青少年体育训练组织，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加强青少年训练激励政策的研究，以科学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全省青少年训练的健康发展。健全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调查显示，2/3的管理人员表示其地区的运动员退役就业率不到20%，说明大部分地区的运动员退役就业率并不理想；在就业分配情况的调查中，管理人员认为运动员改行的占38%，分配到体育对口专业单位的占32%，有近20%的管理人员认为运动员大多数没找到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关系到全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运动员不可能将其作为终生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运动员再就业的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是关系到我国奥运争光战略的实施和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运动员在役时期的文化学习保障、社会保险、伤残保险、就业安置和社会福利与优抚等几个部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运动员安心训练的前提，只有得到家庭与社会的共同支持，才能促进体育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掘和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因此，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消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健全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整个社会相适应的相关法规，使优秀运动员在就业安置、医疗、保险、福利等方面能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相适应。重视提高运动员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切实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实施优秀运动员伤残保险和奖学金、助学金制度。

全面提升安徽省竞技体育总体实力，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坚持以“奥运夺金”为最高目标的同时，加强群众喜爱、影响力大（如篮球、足球等）的运动队建设，深化竞技体育改革，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挥竞技体育多元功能和综合效益，为竞技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加强竞技体育规律研究，进行项目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加大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全省体育资源，发挥举省体制优势，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巩固和发展现有奥运会、全运会优势项目，迅速提高潜优势项目的实力，实现安徽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篇9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多大型的金融企业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兼并行为，这就使得全球经济体分布得过于集中，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会为金融机构中的高层管理人员追求更高薪资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金融机构出现道德风险，很多金融机构利用规模扩大的优势，对破产风险视而不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1]。一旦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为了经济的稳定就不得不对其伸出援手，这也进一步消除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顾虑，甚至做出与自身发展目标相悖的风险经营行为。

(二)经济活动在金融经济中出现过多

因为金融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资金上，与实体经济相比都有着很大优势，这也就导致很多经济活动都趋向于在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进而使实体经济所遭到的挤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这也使金融经济领域的交易出现越来越多的纯粹投机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三)两者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均衡使得前者中大量存在的投机因素对经济指标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很大一部分的价格指数都因此很难得到真实的反应，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无法完全显示出来，这也就使得价格指数丧失了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反映作用[2]。其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受到的损害相对严重，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中流失，随之流入金融经济领域中，而金融领域中因投机行为的频繁而出现虚假繁荣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利弊分析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实体经济，这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演变。这种现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经济的地位提升使得社会资源大量流入金融经济领域，在整体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对资金的流动与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失衡使得金融经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甚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金融经济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旦两者分离，无论对金融经济来说，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说，其破坏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两者分离的原因是解决当前困境必须要走的路。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规模、数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随着这种现象的深入，两者的分离也一定会对社会的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两者分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体上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资产增多使风险增大

在讨论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从时间顺序与现实贡献的角度看，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经济相比更具备根本性，从发展层面看，在实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以后，金融经济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另外，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期，金融经济想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实体经济在世界性的交易过程中需要外汇，而外汇又要依托于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风险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金融经济中[5]。所以，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因此增加，这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导致

从技术角度看，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国际化特点，金融经济的类型也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提升金融资产的比率。从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经济大于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都与两者的分离有很大关系，这些行为因为制度因素而产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膨胀是影响两者分离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现在国际之间解除了金融管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国家内部也会对金融管制进行弱化甚至解除，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前局面的产生，而上述的三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两者的分离，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将两者之间的比重与相互关系协调好，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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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结构和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结构和规模有着直接的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一旦实体经济出现问题，虚拟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1.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双重效应

1.2.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首先，虚拟经济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虚拟经济可以通过有效地信息及其创新的金融产品，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激励问题。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判断企业经营的好坏，投机业绩的优劣，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在现代企业中，许多优势企业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了没有规模效益的怪圈中。虚拟经济则使大量闲置的和零散的资本投入到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上，从而解决了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缺乏的难题。而且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虚拟经济能更快捷的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再次，虚拟经济有利于产权重组和结构调整，从而深化企业的改革。实体经济中经常存在产权的重组和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可是单靠实体经济本身很难实现产权的重组和结构的调整。虚拟经济则使实体资本证券化、商品化，解决了困扰着实体经济的难题，通过成本较低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迅速的实现了产权的重组和结构的调整，加速了资本的流动，以便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后，虚拟经济可以降低分散实体经济中的投资风险。市场经济中的各项经济都会面临着投资风险的问题。虚拟经济允许有价证券进入市场流通，实际上就是为实体经济的投资者们提供了一种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如，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转移风险和套期保值。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来规避风险以实现保值，实体经济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1.2.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作用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新的特点：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其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虚拟化的形势不断加强；许多金融衍生的工具以较少的资本控制着较大数额的资金，使危险性增加；同时影响虚拟经济的变动因素过多，稳定性变得更差。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无疑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的是消极作用。首先，虚拟经济的膨胀增加了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使虚拟资本风险和利润成倍增加，在预期收益的心理的作用下，投机猖獗，造成实际经济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的困难，从而使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发生经济危机。其次，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在虚拟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媒介商品和劳务的交换，一部分用来媒介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交易。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虚拟资本交易的货币量越多，用于实体资本的货币供应量就越少。如果人们对虚拟资本的预期过高，使其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基础，人们就会将大量的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房产领域，使得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不足，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造成经济持续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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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龚正伟，张子沙.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J].体育科学，2000，20(5):12-14.

[2]牟艳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2):130-132.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5-442.

[4]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5]姜义华，李向平.中华文化读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27.

[6]戴有祥，张晓林.论武术文化中的传统哲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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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理论研究及其意义

经济景气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五个阶段，已经有了大约近百年的发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数阶段，该指数是由13项监测指标根据时间差异关系分别编制的。包括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投机指数”、与商品交易市场有关的“商情指数”，以及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金融指数”。该指数不仅能够指示景气动向，而且能够超前预报；第二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形成阶段。1937年密切尔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选择了21个指标构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报告“循环复苏的统计指标”，预测出了经济转折的时间，并被后来的实际经济波动所证实；第三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发展阶段，这阶段对扩散指数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国际化阶段，20世纪七十年代，NBER和穆尔的国际景气研究中心将经济景气方法用于监测分析国际经济波动，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第五阶段，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创新化阶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气指数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气指数方法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

景气研究思想在不断开拓创新，实际应用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监测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相关的研究工作，近十几年我国景气指标的相关研究累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建立了我国景气指标体系，用其监测分析我国经济波动。

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无疑是当今全球经济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无疑成为监测的重点，我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有很好的多样性，加之对我国区域经济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所以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先行指标体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我国相关理论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景气指数方法在国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我国理论发展还相对落后，缺乏理论创新。本文试图从景气循环指标体系的领先、同步、滞后指标的模式中将先行指标分离出来，对先行指标和先行指数进行研究，对景气循环方法的深层次研究以得出较为适合的区域经济特性的先行指标体系；另一方面提出将以一个区域经济数据为背景来建立实证分析，构建出区域经济运行监控的先行指标体系，对省一级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协调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平稳运行、避免出现较大波动有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景气指标体系构建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充分地研究，对我国旧先行指标体系进行了必要的参考，旨在建立一套适应当前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的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本文对指标序列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在指标筛选方面力求更符合区域经济特性，对经济波动更敏感。

二、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区域经济先行指标的选取一定要切实结合区域经济的特性。由于我国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国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区特色的经济，包括金融外贸服务型、农业加工和能源矿产型等等各种类型的经济。在早期已经研究的经济指标体系下，还要着重考虑能反映区域经济特性的经济指标。

除此之外，选取指标的原则包括：1、先行性。所选指标对GDP有明显的先行性，其变动先于基准循环指标，能够在一个比较早的时间显示、预测总体经济波动，对GDP的变动有一定的导向性。2、经济重要性。与基准指标之间的先行关系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能够引起经济活动的波动，表现经济主体的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调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趋势必须领先于基准指标，并且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来讲，与基准循环波动相比，先行指标的趋势变化至少领先3个月，并且表现为两次以上的单向引导关系。4、数据质量。统计覆盖的序列口径宽广，尽可能覆盖经济重点部门的指标序列，数据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础上编辑，数据及时易得，无间断，无频繁修正。

指标的筛选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统计体系及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统计的种类越来越多，统计指标的数目也日趋庞大，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信息资源。其中，影响景气波动的不仅有产业的活动，还包括就业、金融、财政、消费、物价、库存、贸易等领域的广泛的经济活动，因此收集数据时应尽量包含这些领域。

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还应考虑到以下几条基准：（1）经济上的重要性；（2）统计上的充分性；（3）统计的适时性；（4）与景气波动的对应性。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选指标在景气的把握上是特别重要的，并且代表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所选指标合起来代表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统计上的充分性是指该指标是月度（或季度）统计数据，并且数据区间较长、较完整、覆盖面大、可信度高；统计的适时性是指数据能及时定期地统计上来，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个月（季度）内即能使用；主要参照以下标准：（1）指标跨越的时间尽可能长，一般时间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环。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缩短跨越时间长度的要求；（2）先行指标的峰值比基准循环的峰值先行至少三个月以上；（3）各个先行指标的特殊循环与基准循环接近一一对应，且在最近的连续三次循环中，至少有两次循环的峰值保持先行三个月以上。通常，指标体系是用于监控实际产出的周期性波动，为此要尽量采用指标的不变价序列。三、指数的合成及检验

经济景气指数是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变量波动的相对数，具有简洁性、直观性的特点。经济景气分析就是利用经济景气指数将不同数量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以综合度量，进行动态比较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经济景气指数从最初数据筛选到最终指数合成，编制过程较为复杂。初选指标组确定后，要进行基准循环模式的确定、基准指标的选取和对指标初步分类等工作。对季节性明显的指标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去掉季节因素，通过比值求出指标的增长率序列，然后进行第二次调整去除不规则因素，得到景气指标增长率序列组。合成指数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气变动的转折点，还可以把握景气变动幅度的相对大小，并给出数量标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数。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国商务部的合成指数计算方法，并使用等权。通过K-L信息量法、时差相关分析法和峰谷对比分析法，对指标增长率序列组进行筛选、分类，确定出景气指标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终选组。

先行合成指数用来预示未来经济运行轨迹的变动趋势；一致合成指数用来反映当前经济运行方向和运行力度；滞后合成指数用来最终确认经济循环的转折点和经济运行的某一状态是否开始或结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数曲线和GDP增长率进行比较，以检验合成先行指数的先行预测效果，并且可以通过实际应用对各合成指数的效果进行检验，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

四、结论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经济景气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区域先行指标体系，但我国较薄弱的数据基础给合成指数的编制带来困难，加上我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完善，统计的范围还不够广泛，统计数据的时间长度也较短，统计口径经常调整。再者，在指标合成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有待改进，比如时差的测定数据平衡性检验等方面。

合成指数所使用的指标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去除了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序列，增长率循环分析仍是景气分析的主要方式。区域经济政策作用具有不确定性，给经济景气分析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最后应该指出，经济指标的循环特性是不断变化的，同时，统计数据采集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指标体系使用过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标的先行稳定性，及时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修订。

区域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监测体系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区域宏观经济走势，增强区域经济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应各区域经济管理所需要的经济景气指标监测预警体系并定期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经验的同时，如何使区域景气指标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关研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后续的努力，最终使完善的区域经济景气指标体系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