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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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grammaticaltheorycanhelp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heteachingofChinesegrammar.

Theaimofthispaperistoillustratethat,inorder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eachingC

hineseasasecondlanguage,languageteachersmustlearnsomegrammaticaltheories.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宜大讲语法，更不能大讲语法理论，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可以不关心语法，可以不学习语法理论。事实告诉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懂得

语法，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举例来说，语言构造的层次性和

层次分析法是语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绝对不能在课堂上给外国学生大谈语言构

造的层次性和层次分析法，但是老师自己如果具有一些这方面的理论知识，那么在教学中就能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较好地分析说明一些外国学生感到难以理解和掌握的语言现象。请看下面三个例句：

（1）衣服晾干了。

（2）坑儿挖浅了。

（3）头发剪短了。

这三个例句从格式上看，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了”，但它们所表示的意思却并不相同。例（1

）的意思是，洗了的衣服需要晾干，通过晾晒，达到了晾干的目的。我们不妨把这种意思概括为（A）“预

期目的的实现”。例（2）的意思是，坑儿挖得过于浅了，不合预期的要求。我们不妨把这种意思概括为（

B）“预期目的的偏离”。例（3）则有岐义，既可表示（A）“预期目的的实现”——头发长了，需要剪

短，理发后达到了头发剪短的目的；也可以表示（B）“预期目的的偏离”——头发剪得过于短了。下面是

类似例（1）的句子：

（甲）杯子洗干净了。

衣服熨平了。

队伍排齐了。

关系理顺了。

菜刀磨快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表示预期目的的实现，即都表示（A）意。下面是类似例（2）的句

子：

（乙）衣服买贵了。

雨鞋买大了。

西墙垒矮了。

木板刨厚了。

照片放小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表示预期目的的偏离，即都表示（B）意。下面是类似例（3）的句

子：

（丙）坑儿挖深了。

照片放大了。

衣服染红了。

马路修宽了。

绳子接长了。

以上各例具体意思各不相同，但都既能表示预期目的的实现，也能表示预期目的的偏离，即既能表示（

A）意，也能表示（B）意。上述语言现象，外国学生肯定会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

题：这些句子格式相同，都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了”，为什么在意义表达上会不一样？作为一个对外

汉语教学的老师，如果没有句法构造层次性的观念和层次分析的知识，将很难回答外国学生提出的上述问题

；相反，如果他有句法构造层次性的观念和层次分析的知识，就比较容易解释清楚上面所提出的问题。那就

是这些表面看来相同的句子之所以会表示不同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内部词语组合情况不同。只要对例（1）

—（3）分别稍作层次分析，它们的不同就可以显出来，请看：

表示A义表示B义

（1）衣服晾干了（2）坑儿挖浅了

——————————

——————

————

（3）头发剪短了头发剪短了

——————————

——————

————

很明显，当表示A义时，动词和形容词先组合成述补结构，然后那个“动词＋形容词”的述补结构再与

“了”组合；当表示B义时，则形容词和后面的“了”先进行组合，然后“形容词＋了”作前面动词的补语

。

总之，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员，如果能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和语法分析方法，就能把一些学生感

到困惑的语法现象讲深讲透，解释清楚。

二

这里想介绍一种新的语法理论——配价语法理论。其实这种语法理论也并不新了，不过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似还未运用这种语法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这种语法理论还是新的。

配价语法，是五十年代由法国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LucienTesniere，亦翻译为特尼耶尔、泰尼耶尔、

特斯尼埃）提出来的。他于1953年出版的《结构句法概要》（Esquissedunesyntaxestructu-rale）

，就使用了“配价”这一概念；1959年问世的《结构句法基础》（Elementsdesyntaxestructurale）

则标志着配价语法论的形成。

“价”（法文valence，德文valenz，英文valence/valency，汉语亦称“配价”“向”）这一术语借自

化学。化学中提出“价”（亦称“原子价”，或称“化合价”）的概念为的是说明在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

数目间的比例关系。取氢原子为一价，某种元素的一个原子能和多少个氢原子相化合，或者能置换多少个氢

原子，那么该元素就是多少价。如水分子式（H［，2］O）中一个氧原子总是跟两个氢原子化合，所以氧

的原子价是二价。当初特思尼耶尔在语法学中引进“价”这个概念，为的是说明一个动词能支配多少个名词

词组（称为“行动元”）。动词的价就决定于它所支配的行动元的数目。动词可比作带钩的原子，它能钩住

（即支配）几个行动元，那它就是几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不能支配任何行动元，那它就是零价动词（汉语

中的“地震、刮风”就是零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一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一价动词（汉语中的“病

、醉、休息、咳嗽、游泳”等就是一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两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二价动词（汉语

中的“爱、采、参观、讨论”等就是二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三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三价动词（汉

语中的“给、送、告诉、赔偿”等就是三价动词）。

当初特思尼耶尔只讨论动词的配价问题，现在已经进一步讨论形容词配价问题和名词的配价问题。先说

形容词。例如“美丽”（孔雀很美丽），它只能跟一个名词词组（孔雀）发生关联，所以“美丽”是一价形

容词；可是“热情”（她对顾客很热情），它可以关联到两个名词词组（“她”和“顾客”），所以“热情

”是二价形容词。现在说名词。例如“大海”，不要求一定与一个名词词组发生关联，所以它是零价名词。

亲属称谓名词（如“弟弟”），一定要与另一个指人的名词发生关联（某人的弟弟），所以“弟弟”是一价

名词。可是像“意见”则又是一种情况。“意见”要求有两个名词词组与它关联——一个是持意见者，一个

是意见针对者（如“他对今年考试提意见”“他对今年考试的意见”里的“他”和“今年考试”就是名词“

意见”所关连的两个名词词组）。所以“意见”是二价名词。

从世界范围看，德国在配价语法研究上是最有成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德国（当时不论是东德

和西德）德语语法学界开始引进配价语法理论，德语语法学者普遍感到，原先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的许多

疑难问题，在运用配价理论后。就都迎刃而解了。于是在德国的德语语法研究和德语教学中，配价语法理论

的影响日益扩大，出现了研究配价语法的。特别是在对外德语教学，都摒弃了传统语法学体系，而普遍

采用配价语法理论；另外编写出版了好几部有影响的配价词典；一时间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配价学者，如

博林克曼（HennigByinkmann）、艾尔本（JohanneErben）、赫尔比希（GerhardHelbig）、邦茨欧（Wilhe

lmBondzio）以及恩格（UlrichEngel）、舒马赫（HelmutSchumacher）等，以致在国际语言学中有“配价

语法理论产生在法国，发展在德国”的说法。

在我国，最早引进配价概念的是熙先生。朱先生在1978年发表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①］一文中第一次运用配价概念解释了“的”字结构的岐义现象（当时朱先生用的术语是“向”）。但是，

类似配价的观念，四十年代就有了。1946年，吕叔湘先生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

②］一文中，有那么一段话：

细想起来，“施”和“受”本是对待之词，严格说，无“受”也就无“施”，只有“系”。一个具体的

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的

时候，通常有施和受的分别；只系属于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

施和受的分别根本就不大清楚。……

吕先生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

照这里看法，动词的“及物、不及物”，“自动、他动”，“内动、外动”等名称皆不甚妥当，因为都

含有“只有受事的一头有有无之分，凡动词皆有施事”这样的观念。照这里看法，动词可分“双系”与“单

系”，双系的是积极性动词（activeverb），单系的是中性动词（neuterverb）。

文中所说的“系”，就大致相当于特思尼耶尔所说的“关联”（connexion）；注中所说的“双系”与“

单系”就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二价”和“一价”（或“单价”）。可惜吕先生这个观念和思想，吕

先生本人和他人在后来都没有引发，没有进一步论述和运用，鲜为人知。所以七十年代后，中国有关配价问

题的研究与讨论主要是从国外借鉴来的。

配价语法理论引入我国后，就立刻引起了我国语法学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继熙先生之后，张斌、

吴为章、范晓、廖秋忠、刘丹青、袁毓林、张国宪、谭景春、王玲玲、沈阳和陆俭明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

或深入探讨配价理论，或运用配价理论来观察、分析一些汉语语法现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三

我们从国外引进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为了促进汉语的研究与教学。从这十多年来的研究情况看，

配价语法理论在解释某些汉语语法现象方面确实能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角度。我认为，配价语法理论对于对外

汉语教学无疑是有帮助的。下面不妨举些实例来作说明。

汉语语法学界对于“的”字结构已经讨论得很多，对于由动词性词语加“的”所形成的“的”字结构（

下面记为“VP＋的”），以往的语法论著也曾作过如下较为详细的描写：

一、“VP＋的”指称V的施事。条件是施事成分不在VP中出现。例如：

做完了的可以走。

去上海的已经走了。

会修理录音机的就他一个人。

我们这里抽雪茄烟的不多。

送你书的是那位叔叔。

二、“VP＋的”指称V的受事。条件是受事不在VP中出现。例如：

吃的已经准备好了。

他把没有做好的也拿来了。

我买的是永久牌自行车。

借图书馆的都已经还了。

三、“VP＋的”指称V的与事。条件是与事不在VP中出现，或者与事以第三人称代词的形式在VP

中出现。例如：

我送过书的请留下来。

我给他书的叫张三。

你送他们书的都是些什么人？

四、“VP＋的”指称V的工具。这有四种情况：

1．如果VP是“（NP）＋V”，以V能带工具宾语为条件。例如：

抽的是烟斗。（抽烟斗）

我洗的是凉水。（我洗凉水）

他切的是那把刀。（他切那把刀）

2．如果VP是“（NP1）＋V＋NP2”，以表示工具的NPi能作“（NP1）＋V＋NP2”

的主语为条件。例如：

（我）切熟肉的是那把刀。

（那把刀（我）切熟肉）

这支笔是（我）画画的。

（这支笔（我）画画）

我自己做了个舀水的。

（这个瓢（我）舀水）

3．VP是“用（它）来＋V＋（NP）”（V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上NP）。例如：

用（它）来舀水的是那个瓢。

（＊用（它）来舀的是那个瓢）

那花生油是用（它）来炸油条的。

（＊那花生油是用（它）来炸的）

那铁锤是用（它）来锻炼身体的。

（那铁锤是用（它）来锻炼的）

4．VP是“V＋（NP）＋用＋的”（V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上NP）。例如：

熬药用的搁在柜子里。

（＊熬用的搁在柜子里）

裁衣服用的是那把剪刀。

（＊裁用的是那把剪刀）

那种尺是测量地形用的。

（那种尺是测量用的）

五、如果VP是一个单个的动词，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会有岐义。例如“吃的”这个“的”字

结构就有岐义——既可以指施事，如“吃的举手”；也可以指受事，如“我买了些吃的”。

以上就是在引进配价理论之前一般对由动词性词语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的认识。以上认识应该

说是符合语言事实的，然而尚不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A．有的“VP＋的”，如“吃羊肉的”“妈妈做的”等，能作主、宾语，能单独指称事物，例如：

吃羊肉的举手。［作主语，指称施事］

我吃妈妈做的。［作宾语，指称受事］

而有的“VP＋的”，如“地震的”、“张三参观展览会的”，不能作主、宾语，而且不能单独指称事

物，例如我们不能说：

＊唐山是地震的。［作宾语］

＊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是昨天。［作主语］

这种“的”字结构只能作定语，例如：

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作定语］

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时间还没有定。［作定语］这是为什么？

B．以往的论著已注意到有的“VP＋的”有岐义，如“吃的”，可以指称“吃”的施事（如“吃的举

手”），也可以指称“吃”的受事（如“买些吃的”）。但是，不是所有的“VP＋的”都有岐义，如“我

给张三的”就没有岐义，它只能指称“给”的受事（所给的事物，如“我给张三的是书”）。那么什么情况

下会有岐义，什么情况下不会有岐义呢？

C．当“VP＋的”作名词的定语时，由此而形成的偏正结构，有的其中心语可以省去，有的则不行，

例如：

a．他驾驶的车是奔茨车。

（他驾驶的是奔茨车）

b．他驾驶的技术很好。

（＊他驾驶的很好）

a．在河里游泳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在河里游泳的是我的孩子）

b．在河里游泳的时间不能太长。

（＊在河里游泳的不能太长）

这又是为什么？

运用配价理论，就能比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且会解释得比较清楚而又深刻。要知道，“VP＋的”

能不能作主、宾语，“VP＋的”会不会产生岐义，这决定于以下两点：

（一）V的配价数，即V属于几价动词。从配价的角度看，现代汉语里的动词，可分为四类：

1．不强制要求与某个行动元关联的，这大多是反映自然现象的动词，这类动词我们就称它为零价动词

，记为V［0］。例如：

地震、刮风、下雨、下雪……

2．强制要求与一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一价动词，记为V［1］。例如：

病、醉、休息、咳嗽、游泳……

3．强制要求与两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二价动词，记为V［2］。例如：

爱、采、参观、讨论、改良……

4．强制要求与三个行动元关联的，我们把这类动词称为三价动词，记为V［3］。例如：

给、送、告诉、退还、赔偿……

（二）V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的个数，即V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几个。

根据以上（一）、（二）两点，就能说清楚什么样的“VP＋的”能作主、宾语，什么样的“VP＋的

”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什么样的“VP＋的”会有岐义。具体如下：

1．由零价动词构成的“V［0］＋的”，不能单独用来指称事物，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强制性行动元。

在语法上，这种“的”字结构（如“地震的”）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如“地震的时候”）。

2．由一价动词构成的“V［1］＋的”，能作主、宾语，能单独用来指称事物，它所指称的就是V［

1］所关联的那个行动元。由于V［1］只能关联一个行动元，所以这种“的”字结构不会有岐义。例如：

正在游泳的是我的孩子。

“正在游泳的”这个“的”字结构在这里是作主语，指称“游泳”的施事。这个“的”字结构没有岐义

。

如果V［1］关联的行动元在VP中出现，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也就不能再单独指称事物，而且这

种“的”字结构在语法上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例如：

我们游泳的时间是下午4—5点。

“我们游泳的”在这里是作定语，它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3．由二价动词V［2］所构成的“的”字结构，如果V［2］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都不在VP中出现

，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可以作主、宾语，可以指称事物，但有岐义。举例来说，“参观”是二价动词，

它关联两个行动元，一个是“参观”的施事，一个是“参观”的受事。在“参观的”这个“的”字结构里，

“参观”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一个也没有出现。因此，“参观的”可以作作主、宾语，可以指称事物，会产

生岐义。例如：

参观的到左边排队。

［“参观的”作主语，指称施事］

参观的是工业展览会。

［“参观的”作主语，指称受事］

如果VP中V［2］所关联的行动元只出现一个，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仍可以作主、宾语，仍

可以单独指称事物（指称另一个行动元），但不会有岐义。例如：

参观展览会的是北大学生。［作主语］上例“参观”关联的一个行动元（“参观”的受事“展览会”）

已在VP中出现，所以“参观展览会的”这一“的”字结构就只能指称另一个行动元（“参观”的施事），

没有岐义。再如：

张三参观的是工业展览会。［作主语］

上例“参观”关联的一个行动元（“参观”的施事“张三”）已在VP中出现，所以“张三参观的”这

一“的”字结构就只能指称另一个行动元（“参观”的受事），也没有岐义。

如果V［2］所关联的两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那么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在语法上就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试以“张三参观工业展览会的”为例，“参观”的施事（张三

）和受事（工业展览会）都在VP中出现了，所以这个“的”字结构不能单独指称事物，不能作主、宾语，

只能作定语（张三参观工业展览会的时候）。

4．由三价动词V［3］所构成的“的”字结构，如果V［3］所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不在VP中出现

，或者在VP中只出现其中一个行动元，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可以作主、宾语，可以单独指称事物，但

是有岐义。这与二价动词的情况相仿。试以“不给的”（“给”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没在VP中出现）为例

：

不给的举手。［作主语，指称施事］

张经理我是不给的。

［作宾语，指称与事——张经理］

不给的是英汉词典。

［作主语，指称受事——英汉词典］

再以“我给的”（“给”的施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我给的是张经理。

［作主语，指称与事——张经理］

我给的是些衣服。

［作主语，指称受事——衣服］

再以“给学校的”（“给”的与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给学校的只有周经理一个人。

［作主语，指称施事——周经理］

给学校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作主语，指称受事］

再以“给鸡蛋的”（“给”的受事在VP中出现，另两个行动元未在VP中出现）为例：

给鸡蛋的请马上来把鸡蛋领走。

［作主语，指称与事］

给鸡蛋的不是我。

［作主语，指称施事］

如果VP中出现V［3］关联的两个行动元，而由于V［3］能关联三个论元，所以由此构成的“的”

字结构仍可以作主、宾语，仍可以单独指称事物（指称另一个行动元），但不会有岐义。例如：

我给张三的是鸡蛋。

［作主语，指称受事］

给张三鸡蛋的一定是他。

［作主语，指称施事］

我给鸡蛋的就是那个人。

［作主语，指称与事——那个人］

如果V［3］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一般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

就不能作主、宾语，只能作定语。例如“我给张三鸡蛋的”就不能单独指称事物，在语法上就只能作定语，

因为“给”关联的三个行动元（“给”的施事、与事和受事）

中心语是V的行动元

开车的人开车的

他吃的苹果他吃的

扩大招生名额的学校扩大招生名额的

群众拥护的干部群众拥护的

显然，用配价理论来观察说明由动词性词语都在VP中出现了。请看：

我给张三鸡蛋的时候，老李在场。

上面用了“一般”这个字眼儿，所以要说“一般”，因为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当与事由第三人称代词

表示时，由此构成的“的”字结构虽然关联的三个行动元都在VP中出现了，但是还是可以作主、宾语，还

是可以指称事物，不过只限于指称与事。例如：

我给他鸡蛋的是那个人。

现在，说一说为什么当“VP＋的”作名词的定语时，由此形成的偏正结构，有的其中心语可以省去，

有的则不行。这个问题也是用配价理论来解释比较清楚。现在我们把由“VP＋的”作名词定语所构成的偏

正结构记为：

VP＋的＋NP

如果NP是V的一个行动元，即NP是V的一个配价成分，那么这个NP可以省去；如果NP不是V的

一个行动元，即NP不是V的一个配价成分，那么这个NP不可以省去。例如“不游泳的学生”，其中心语

“学生”是动词“游泳”的行动元（“游泳”的施事），所以那中心语“学生”可以省去。如“不游泳的学

生可以先回去”也可以说成“不游泳的可以先回去”。但是“不游泳的理由”，其中心语“理由”就不能省

去，如“不游泳的理由待会儿告诉你”就不能说成“＊不游泳的待会儿告诉你”，原因就在于作为中心语的

“理由”不是动词“游泳”的行动元。再看下面的实例：

中心语不是V的行动元

开车的技术≠开车的

他吃的时候≠他吃的

扩大招生名额的问题≠扩大招生名额的

群众拥护的原因≠群众拥护的

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就更容易把问题说深说透，也更容易让人理解。总之，配价理论有助于

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下面再举一个实例——关于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问题。

由介词“对（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加“的”后可以作名词的定语，例如：

对（于）考试的意见

对（于）身体的害处

对（于）祖国的感情

关于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定语的问题，以往的语法论著已有所论及，有的已观察得比

较细。譬如，指出不能修饰单音节名词，例如：

＊对（于）黑社会的仇（比较：对（于）黑社会的仇恨）

＊对（于）家乡的情（比较：对（于）家乡的感情）

所修饰的名词也不能是具体名词，请看：

＊对（于）《红楼梦》的论文

＊对（于）农村情况的影片

虽然作了上述的描写，而且这种描写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根据这些描写，仍然

会说出不合汉语习惯的话来。例如：

＊他谈了一些对（于）家庭的话题（所修饰的是非单音节名词，是抽象名词）

＊他介绍了对（于）外交工作的原则（所修饰的是非单音节名词，是抽象名词）

这是为什么呢？从配价理论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前面说过，名词也有配价问题。名词的配价表现为该名词要求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不

要求与另外的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零价名词，如“大海、天空、空气”等；

如果只要求与一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一价名词，如“哥哥、弟弟、叔叔、

爸爸、爷爷、姑父”等亲属称谓名词，“质量、脾气、价格”等属性名词，“脚、手、锅盖、抽屉”等部件

名词，等等；如果要求与两个名词在语义上构成从属关系，这样的名词，我们称为二价名词，如“意见、兴

趣、态度、害处”等。还没有发现有三价名词。

最近李小荣运用配价语法理论很好地考察、研究了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她不仅正确地

指出了能受介词结构“对（于）……”（加“的”）修饰的名词只限于二价名词，而且对能受介词结构“对

于……”修饰的二价名词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分类。她分了以下几类：［③］

1．情感、态度类，如“感情、兴趣、信心、灵感、感觉、反应、戒心、敌意、热情、好感、态度”等

。

2．见解、论点类，如“看法、见解、偏见、结论、印象、意见、感想、观点、说法”等。

3．作用、效果类，如“作用、效果、意义、责任、吸引力、解释力、洞察力、好处、害处、益处”等

。

4．方针、政策类，如“方针、政策”。

下面试以“情感、态度类”名词受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修饰的情况为例，说明这类

名词确实都属于二价名词。

“情感、态度类”名词，都是表示人或感情动物对人或事物的感情、态度的。它们的两个配项分别是“

情感、态度的持有者”和“情感、态度所针对者”。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修饰这类名词

时，介词“对（于）”的作用就在于引出“情感、态度所针对者”。例如：

（1）（他们）对（于）祖国的感情

（2）（人们）对（于）旅游的兴趣

（3）（人们）对（于）弱者的同情心

（4）（他）对（于）艺术的灵感

（5）（群众）对（于）这件事的反应

例（1）名词“感情”就有两个配项，一个是感情的持有者“他们”，另一个是感情所针对者“祖国”

。介词“对（于）”就引出感情所针对者“祖国”。余者类推。

有时，介词结构“对（于）……”带“的”出现在名词前所形成的结构会有岐义，例如：“对校长的意

见”，就可以有A、B两种理解：

A．对校长的意见

12

1—2“定—中”偏正结构

B．对校长的意见

12

1—2介词结构

很清楚，A和B内部层次构造不同，意思当然也不一样。这种岐义现象也是用配价语法理论来解释才比

较清楚而深刻。那就是当介词“对（于）”的宾语成分在语义上可以任意地理解为“的”字后面的那个二价

名词的任何一个配项时，那么整个结构就会有岐义。

显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当给学生讲授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定语的问题时，如

果能注入配价的思想，肯定有助于外国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好介词结构“对（于）……”（带“的”）作

定语的用法。

下面再举一个实例——关于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形容词。

形容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

对顾客很热情｜对学生很严｜对这一带很熟｜对工作很负责

关于这一点，有关论著早就谈到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够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

如果不是，那么哪些形容词能够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形容词有什

么特点？这种形容词的语义配项是怎么样的？这很值得探究。

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的，像“大、红、深、漂亮、干净、聪明”等等，

都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我们绝不说：

＊对这个苹果大｜＊对这件衣服很漂亮｜＊他对计算机很聪明

那么什么样的形容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呢？引入配价理论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说过，形容词也有配价问题。在语义上要求必须有一个配项与之配搭的形容词，我们称之为一价形

容词；在语义上要求必须有两个配项与之配搭的形容词，我们就称之为二价形容词。我们看到，能受介词结

构“对……”修饰的正是二价形容词。上面所说的“大、红、深、漂亮、干净、聪明”等，之所以不能受介

词结构“对……”的修饰，就因为这些形容词都是一价形容词；而前面举的“对顾客很热情｜对学生很严｜

对这一带很熟｜对工作很负责”这些实例里的形容词“热情、严、熟、负责”都是二价形容词。

如果设A［2］为二价形容词，设X和Y为二价形容词所配搭的两个配项，那么二价形容词的语义配置

式可表示如下：

A［2］

XY

或表示为：

A［2］（X，Y）

对二价形容词来说，X是主体，Y是对象，因此二价形容词的基本语义表述式为：［④］

A［2］［某人／某事／某物对某人／某事／某物］

能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二价形容词，根据其具体意义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A［2］1情感态度类，如：“气愤、恐惧、麻木、生气、友好、热情、友善、热心、冷淡、客气

……”。例如：

大家对腐败现象很气愤

他对什么事情都很麻木

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张三对人很热情

那狼狗对她特别友善

老板对他很客气

2．A［2］2经验认知类，如：“内行、在行、精、精通、熟、熟悉……”。例如：

他对炒股票很内行

张三对修摩托车最在行了

他对电视机很精（通）

李老头对这条山路很熟（悉）

3．A［2］3有用无益类，如：“有用、有害、有利、有益、无用、无益……”。例如：

这个人对我们有用

抽烟对身体有害

形势对我们有利

有的形容词能表示多种意思，它的价也会因意义不同而有所不同。举例来说，作为形容词“熟”，起码

有三个意义：［⑤］

（1）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如：“西瓜已经熟了。”

（2）（食物）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如：“饭熟了。”

（3）因常见常用而知道得很清楚。如：“这条路我很熟。”

义项（1）、（2）的“熟”在语义上都只跟一个配项发生联系，所以都属于一价形容词；而义项（3

）的“熟”在语义上就要求有两个配项与它联系，所以它是二价形容词。因为它是二价形容词，所以它可以

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例如：

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

他对这条山路很熟

而义项（1）、（2）的“熟”就不能受介词结构“对……”的修饰。

很清楚，如果我们具备配价语法理论的知识，能运用配价语法理论的分析思路来说明形容词受介词结构

“对……”修饰的情况，也无疑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四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文章开头所说的话，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宜大讲语法，更不能大讲语法理论，

但是，这不等于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可以不关心语法，可以不学习语法理论。事实告诉我们，对外

汉语教学的老师懂得语法，学习掌握一定的语法理论，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我认为，配

价语法理论就很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学习、了解，这种语法理论会帮你进一步打开思路，帮助你解

释一些其他语法理论所难以解释或难以说清楚的语法现象。

附注：

①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1、2期；又见熙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

0年。

②见《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

③参见李小荣《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见《配价理论与汉语配价语法

研究》（即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④参见张国宪《论双价形容词》，见沈阳、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⑤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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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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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1978）“的”字结构和判断句，载《中国语文》第1期、第2期；又见《现代汉语语法研

究》，商务印书馆，1980。

文炼、袁杰（1990）谈谈动词的“向”，见《汉语论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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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3）动词的“向”札记，载《中国语文》第3期。

廖秋忠（1984）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载《中国语文》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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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俭明（1）（1990）“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载《汉语学习》第1期。

（2）（1991）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之管见，见《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

袁毓林（1）（1993）准双向动词研究，见《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1992）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谭景春（1992）双向和多指形容词及相关的句法关系，载《中国语文》第2期。

刘丹青（1987）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载《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

张国宪（1995）论双价形容词，间沈阳、郑定欧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李小荣从配价角度考察介词结构“对于……”作定语的情况，见《配价理论与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即

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沈阳、郑定欧（1995）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篇2

跟“法理学”一词密切相关的是“法哲学”。在英语世界，法哲学或者法律哲学一般指法理学的同义词。“法理学”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法律哲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2〕一些学者努力区分“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理论”，但一般来说这些词语都是可以互换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哲学的解释是:“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词语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学必然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联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欧陆国家，法哲学与法理学这两个词一般是明确区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含义。英语“法理学”的用语在欧陆国家一般并不使用。这些国家一般采用诸如“法哲学”、“法的一般科学”、“法的百科全书”或者“法的一般理论”之类的用语来表示。〔14〕在中世纪，拉丁语“法学”一语，也以jurisprudence之构成，溶入到法语之中，用来表示“法学”、“法律解释”、“判例”等含义。随着近代法观念的出现，在法语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础上，结合拉丁语词根Scientia(表示“知识”、“学问”、“科学”)，又形成了法学、法律科学、法学、法律科学等词。在中世纪末期，以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为词根的德语jurisprudenz(法学)和既表示权利，又表示法律，还表示权利与法律之学的recht就已经出现。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础上，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创造了法学、法律科学一词。〔15〕相比之下，“法哲学”一语出现得比较晚。虽然法哲学就其内容来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即已经存在，但是其名称却直到18、19世纪才逐渐盛行。据学者考证，德国的克乌一词的缔造者。〔16〕可见，法哲学一词在欧陆法学中也是经历了一定发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至于法哲学究竟是哲学还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有学者以为:“法律哲学是法学而非哲学的一个分科这一命题，大体上只是指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现代来说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适用了。”〔17〕固然，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学家把法哲学甚至法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德语世界，法哲学依然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如考夫曼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法哲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和哲学两门学问。”〔18〕另外，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对法哲学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法律和哲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学在伦理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遗传学、社会人类学、理智理性的观点之下和在历史观点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种抽象推理的或凭借经验获得的公正观念为基础的。撇开法律观念，法哲学就成为纯粹根据经验进行比较的‘一般的法律学说’，成为‘形式的法学逻辑’或研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形成，继续发展，内在解释)的‘法学理论’”。〔19〕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会刊《法律与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学用语自产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广为传播。〔21〕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当年在翻译rechtsphilosophie时，嫌“法哲学”译法的形而上学气息过浓，而译为“法理学”。受其影响，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学”一词。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关于法及与法有关事项根本问题之研究，似应以‘法哲学’命名之。但在详察之下，余认为:‘法理学’之名辞，至少在现代吾国，仍为最允当。盖在我国古籍中，殊未见有‘法哲学’一词。”〔22〕洪氏亦自承认，“法理学”之名辞所指学问，实质上系外国学者所谓法哲学。他对法理学的界定是:“法理学系社会哲学之一特殊部门，乃综合研究关于法本身及法学认识活动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法价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确定及法源之研究、与法学尤其法科学研究方法之检讨三种。〔23〕综上可见，法哲学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浓。在这个用语的域外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德语法哲学用语用法的初衷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改变了。

法律科学

“法律科学”也是个与法理学相关的用语。在英语世界，人们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讨法理学内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学》。而20世纪初期一些法学家的论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学”的名称。并且此时“法律科学”一语已经占据法理学讨论的前沿。法理学在英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分析法学，“法律科学”一语此时亦被认为实质上相当于“分析法学”。而德语之“法学”或者“法律科学”意即对法律之内在结构及其更为广泛概念的分析。〔24〕德语中与法理学相当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学，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过，随着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上述研究进路已经不能满足法学家们对法律科学采取经验主义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学一语的旧的用法(即法律规范和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对人的社会行为研究的经验科学。还有一种观点对法律科学的理解较为宽泛。如当代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Aarnio)认为，法律科学的家族包括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法的历史研究和法的比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律科学的界定是:“有时称法律的科学，或广义上的法理学。指从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评注的和其他各个角度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发展、变化、制定、评注、运用的系统化了的和经过组织加工了的知识。同其他科学一样，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纯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应用法律科学……。”《牛津法律大辞典》还把法律科学的主要学科划分为7个部门，即法学理论和法哲学;法的历史和各法律体系的历史;法的比较研究;国际法;超国家法;各个地方可以被确认为独特体系的国家和国内法;附属法律的学科。在当代法学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学”一词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其实，在以前，“科学”一词乃是一个冷峻的拉丁语用语。而“哲学”则是个热烈的希腊语用语。如今这种热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还在尊崇“哲学”，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钟情使用“科学”。〔27〕然而，法律之与科学相系，法学是否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6世纪就被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考究过。“当时一般科学学说的状况，自然对法学中的讨论不无影响。随着科学学科的不断专门化，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义，的确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质。”〔28〕法学的科学性之争端，首先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概念。围绕着法学的科学性，人们看法各异。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法学是关于法律的制订、实施、研究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种科学性活动的总体。……法学确实是一门科学。”〔29〕法学显然不会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法学家的一种共识之见。对于法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概括地说，人们将必须把法律科学称之为实践的人文科学，称之为应用的人文科学，它接近各种社会科学。”〔30〕意大利学者VittorioVilla则认为法律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31〕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国内学界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将法学主要定位于社会科学，试图努力推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3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33〕法学的主流与基础是规范法学，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规范法学是作为职业知识的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即社会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实际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应当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当前中国法学现状及背景下，这种观点较为令人信服。可以说，法学首先以规范法学为典范，同时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属性。

法律理论

篇3

对于长期以来的语文“知识中心说”王尚文教授提出“语感论”认为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而语文能力的重点是语感，王荣生教授提出“内容论”认为教学方式是重要的，体现先进理念的教学手段应该被大力发扬。

刘永康教授的“方法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教学方法论是以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与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性质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已有教学方法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教学对象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构建和解决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应的新理论基础为核心任务”[1] 王尚文、王荣生和刘永康三位教授分别从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语感论”、“内容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语文教学论的一个有机而较为完整的整体。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辩证法思想

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为其可靠的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总结为三个分类：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一般方法论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科学方法论是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语文教育“方法论”涉及多种关系，如师生关系、语言与思维关系、导学与自学关系、课内与课外关系、继承与创新关系、智力与非智力关系、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等。

2.教育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学方法，

3.心理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二、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1、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状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亦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教授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永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2]

2、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

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

三、语文教育#方法论、拓展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没有弥补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语文教学，导致重讲练轻诵读，重肢解轻整体，重读写轻听说，重课内轻课外，重共性轻个性等弊端。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全面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对语文学科文本解读的贡献。《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一书中“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纲要信号与语文教学”、“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紧扣汉语母语特点，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义的方法。如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一章，训练学生破译汉语符号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语特点的方法，注意语言符号的变异性，把握语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组合原则；认识“本文”的结构及表现手法。

语文教育学经历了经验描述期、历史转型期，至今已发展为一门渐成规模的理论学科教育学，由于方法论教学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教学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方法论教学法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启发功能很强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与教育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21世纪的教育教学都要现代化，现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方法论教学法就很值得推广和运用。

参考文献：

篇4

以后我国法学研究有所起步。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背景，所引借的国外法条与法学理论面临本土化过程与问题。当时法学理论研究状况是部门法学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规则与解释，而法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包括一些政治性和道德性的问题，并且研究水平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靠法理学者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来对法理学研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使法学开始注重本土的司法实际运作知识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际严重脱离状况有所改善，法治转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等主题受到关注。然而，在学者研究报告中，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问题的总结仍然是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状况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观。

二、法学理论的“无用”论

对理论“无用”的说法既来自法律实务工作者，也包括一些学者本身。法律实务者总抱怨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实务工作者对司法实践中所做的理论研究能否产生有效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直言：“中国当代法学院所提供的理论知识有许多不是法官所需要的，而法官需要的又并非法学院所能提供的。”近三十年来学者的理论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学教授与法官各自为营，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对于理论“无用”的偏见，我们应谨慎看待。

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出于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移植背景。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主要是翻译，中国近现代法学在理论知识生成过程中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法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法律的理论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不相适应。与其他学科相比，当代法学研究更缺少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因为法学不能深入社会，以及缺少对社会其他学科的了解等，显得比较落后。即使是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有人认为，理论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书面的资料，而不是出于对现实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是发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首要原因。

导致理论“无用”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法律实务工作者要求的理论与法学学者面向实践所做的研究存在一定距离。有实务工作者认为法学理论不能为法律实践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时没有具体理论指导，因而更加轻视法学理论，甚至对法学理论产生抵触。甚至更有学者认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分离，才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品格。法学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法学理论如果不高于法律实践，那就不能称为法学理论。虽然法学理论来自法律实践，但并不一定都面向法律实践。第二，理论“无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理论素养不高有关，也与法学理论比较高深有关。比如，法律方法论书籍，几乎没有几个法官能真正读懂。这使部分法官怀疑理论研究的实际作用。此外，法学学者的研究也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所研究的法学理论不一定能满足法律实践需要，是导致法学理论“无用”的客观原因。

上述对法学理论的批评说明：我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法学理论难以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受到了轻视。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必定导致法学理论的实践功能被贬低，甚至把法学理论视为无用的，最近有学者呼吁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要加强沟通，将学者们的理性思维变为法官的办案经验。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年会把人民法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理论与实践作为主题，说明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我国已开始关注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因此，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关系的角度，对法学理论的实践品格给与肯定，对于改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的情况，发挥法学理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与结合

篇5

在企业经营业务预算中，成本预算是最基本的预算。在实际预算编制过程中，由于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成本管理基础工作薄弱等条件限制，使得企业成本预算管理陷入了“上下相互扯皮”的泥潭中。对此，本文将以“模糊管理”思想为指导，从而提出成本预算管理的新思路。

1企业成本预算的模糊性：模糊管理思想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模糊性”无处不在，比如，人的身高有高与矮之分，但高个与矮个的标准到底是多少呢？高、矮本身就是模糊的概念。从理论上讲，模糊性是一种描述的不确定性，它是事物在性态和类属方面的亦此亦彼性，也就是中介过渡性。事物的“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当两极对立的绝对性消失了，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模糊性。那么，该如何理解成本预算管理的模糊性呢？

首先，成本管理方法的精确性和可行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结果的精确性常常以方法的复杂性为代价。以产品成本计算为例。众所周知，产品成本计算是经过一系列归集分配过程而完成的，如原材料、人工等要素费用的分配，辅助生产和制造费用的分配等，在这些分配过程中，企业选用不同的分配方法，其产品成本的计算结果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精确的计算方法往往是最复杂的。无论多么精确的方法，对处于不同环境、不同行业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效用。因此，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应是精确性和可行性兼顾的方法，如果把复杂的模糊的事物人为地精确化，这势必降低成本管理方法的可操作性。

其次，企业所生存的环境，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模糊的环境，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接触各种模糊事物和信息。因此，企业要实现费用预算的精确性管理也是不现实的，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时，还要综合考虑其具体情况，如生命周期发展阶段、行业竞争、企业文化等，成本预算的确定应以提高员工创造力、最大发挥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前提。

2企业成本预算模糊管理的具体思路

成本预算的模糊管理与一般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管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它有以下特点：

（1）不是采用刚性的、事前规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和约束被管理对象，而是通过柔性的、伸缩性强的原则性要求来潜移默化地调节、影响被管理对象的行为规范。

（2）通过系统整合实现人本管理及其管理目标。这里的系统整合是指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利用技术手段，充分了解管理过程或管理阶段发展变化特征，然后综合运用定量及定性分析方法，对管理过程的性质、发展变化作出判断，并形成相应的应对办法。

（3）采取适用于复杂管理的方法论来进行成本预算管理。其管理方法特点为：一是非优化，即成本预算管理方法不以追求最优化和最高效率为基本原则，而是在吸取科学管理确定性原则和理性的前提下，将不确定性引入成本管理范畴中，使管理更符合客观实际。二是非规范化，即力求使员工在更大的空间，以更大的自由度从事创造性的生产经营活动。

笔者认为，坚持成本预算的模糊管理，企业当务之急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以人本管理为核心做好成本预算编制工作。人是根本，一切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操作，管理活动的各项职能，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通过人的活动来落实，离开了人，管理活动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成本预算管理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行人本管理。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上下级预算方案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企业按照模糊管理思想要求，对于偏差较大的下级预算方案重点审视其准确性，对于偏差较小的下级预算方案则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提高下属单位执行预算的积极性。正如某CFO所提及：如果能将企业利润大幅度提高，我欣然接受成本费用预算金额提高的现实。

二是建立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相结合的成本预算管理模式。就成本预算管理体系而言，企业应以柔性管理为主体。这就要求企业根据具体环境特点使成本预算体制的设计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比如在市场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制造费用预算可以考虑采用弹性预算的方法；鉴于未来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企业还可以将成本短期预算与长期预算相结合；为避免在成本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短期行为，企业可以考虑采用滚动预算方式，每过一个月，立即在期末增列一个月的预算，逐期向后滚动，因而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能使预算保持12个月的跨度等。就企业成本预算管理分解、落实责任指标而言，企业应强调刚性控制，特别是月度执行预算，应以刚性管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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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习目的明确

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一个或几个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让学生在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中，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技能素质。在所有授课过程中，通过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及图书馆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及管理，讲解数据库理论知识，学生能够学有所用，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项目中。

1.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网络数据库中的案例来源于企业真实项目，通过分析讨论，学生会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活跃了课堂气氛。例如，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东软等公司真实项目员工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及实现、网上购物系统数据库设计及实现等。在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到较高的水平，有利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同时，学生是主角，由过去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接受并积极去探索，便于学生掌握案例中所揭示的相关问题，通过认真思考，提出解决办法。

1.3较强的实践性

案例式教学过程中所选的案例必须与学生的实际项目需求相结合，所学案例要具有准确性及代表性，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对案例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应有较深刻的认识，选择适合教学需要的高质量案例。所选案例必须与学生的实践项目相结合，通过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具备一定难度的案例，激发学生进行深入仔细地调查研究和分析评价，便于对这些难点和重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法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对案例进行完善和扩展，符合高职院校对学生能力培养要求。案例式教学实现了教学相长，即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是讲授者和组织者，而且是讨论中的一员，通过交流，产生思维共振和学术共鸣。学生的思维如果都活跃起来，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往往会超越教师，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学习成为可能。合理运用案例教学法法，积极实行启发式教学，对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运用已有的能力解决它，为学生提供在“做”中“学”的学习机会，为以后更快更好地适应就业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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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校法制教育有着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但现在高校对非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制教育并未搭建专属的课程平台，这造成在教育实践中一线教师对法制教育的定位认知不一。有的教师认为，高校法制教育是在全民普法的大背景下进课堂的，其任务就是普及法律常识;有的教师认为，应注重实用性法律知识的传授，应让学生了解法律基础知识;还有的教师认为，该课程的内容纷繁复杂，应设立专门的法律基础课程进行教学。虽然这三种观点立论不同，但都把法制教育定性为法律基础知识教育，而知识教育属于智育范畴，从而认为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是智育。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大部分高校的法制教育以法条讲授为主。在“05方案”中，教育部将高校法制教育归属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这清晰地表明法制教育应着重思想品德的教育，课程目标应定位为法律素质的养成，而非法条的讲授。

2.教育内容有局限

目前，高校的法制教育主要依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这门课程的教材包含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法律基础部分占到整本教材的1/3，但集合了宪法、刑法、民法、程序法、社会法等各大部门法，受篇幅限制，法律基础部分出现了门类多、介绍简单的情况，整本教材停留于法律规范的罗列，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理念的剖析。因此，所占教材比例的减少、教材内容的局限，再加上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大多没有法律专业背景，使很多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将法律教育边缘化，有些强化法律基础知识的讲解，缺乏理论、精神的深入探究;有的教师以个别案例讲授代替所有内容;甚至有些教师以视频教学代替课内讲授。高校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出现以上种种问题，其实效性当然无法保证。

3.教育环境不协调

由于目前高校的法制教育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公共课程，因此多数教师尤其是专业课教师认为法制教育与其教育毫无关系。即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教师，也有将法制教育部分孤立起来、因为讲法而讲法的现象，致使法制教育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虽然有国家文件的要求，但是实践中被忽视;虽然有课堂讲授，但是环境与理论不一致。法制观没有和道德观结合起来，也没有和专业精神结合起来，这样的教育纯属说教，当然无法深入学生的心灵，出现大学生违法违纪案例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高校法制教育改革的理论根基

教育理念是教育行为的一面旗帜，法制教育也需要树立符合自身特色的教育理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生活，思想的形成也离不开社会实践生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育学专家学者提出的“主体教育理论”正是从学生、社会的角度，主张“弘扬学生主体性是当代教育的主题，是正确做出教育价值取向、提高教育质量与人的素质的关键”。基于此，笔者认为，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制教育理念，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从社会出发，从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法制教育使学生对社会现实认识模糊，导致学生无法应对现实生活。

三、高校法制教育的理性选择

在“以人为本”的法制教育理念指导下，笔者认为，应走出以往法制教育的种种误区，选择以培养法制观念为中心的高校法制教育方式。

1.改变对法制教育的狭隘认知，注重法制观念的培养

大学是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备正确的“三观”是大学生的基本素养之一。其中法律观念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法律价值观对其行为有指导和调节作用。一个具有正确法律价值观的人，会自然地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自觉地运用法律维护正当权益的习惯。因此，法制教育应从学生的主体出发，从根本上培养其法制观念，走出重法规条文、轻法制精神，重形式、轻效果的误区。大学法制教育应在基本法律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着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法的精神、法的内容等角度去认识法，改变学生“法有权力，己无权利”的认知。通过法制教育，使学生尊重、信任法律，形成公平正义的法制理念，能自觉地守法、护法，并能够以法律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始终以法作为人生的标尺。

2.重新构建教学内容体系，强化大学生对法的认知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法律基础部分与道德部分被生硬地划分为两个板块，修订后的版本在最后一章将两个部分融合起来，略显牵强。笔者认为，教材应始终坚持一条主线，即道德与法律是辩证统一的，二者共同维护社会秩序，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这样的思路能使学生对法的认知不会过于疏远。同时，我国大学法律基础知识教材的编写反映出重现行法律法规而轻法理学、重公法轻私法等情形。笔者认为，应从法理学、宪法等基础知识入手，强化学生对法的本质、价值、功能，法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知;对民法应优于刑法进行介绍，体现生活实用性。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增设法律选修课程，如法哲学、人权保护、劳动合同、婚姻继承等，使学生在增长法律知识的同时增强人权保护意识，在坚定政治信念的同时信服法律。

3.创新教育方法，重塑大学生对法的情感

传统的法制教育方式容易使学生对法律做出“枯燥无味”的评价，理想的教学效果自然无法达到。高校应充分挖掘各种法制教育方法，培养学生对法的情感。一是课内教学方法应更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可以更多地使用典型案例分析法、角色扮演法、讨论法、视频教学法等。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启发其法律思维。二是应增加课外实践。通过社区法律宣传、模拟法庭、到司法机关进行参观调研、组建法律社团等方式，使法律变得真实，触及其灵魂，有利于学生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律信仰。

4.营造校园环境，烘托法制氛围

教育内容与实际的不一致是教育难以推进的重要阻碍之一。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高校的管理应做到“依法治校”，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在管理制度上，学校应制定维持学校正常秩序的规章制度，且应遵循国家的相关制度。在管理程序上，学校应体现程序性。任何一个环节都应考虑细致，做到学生即使是被管理一方，但具有有效的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高校，应形成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权利价值的氛围，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激励学生的权利追求，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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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率=教学产出（教学效果）

教学投入

而教学投入的直接表现是师生双方时间、精力的投入，可见要提高教学效率，先有教师的教是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学生的配合，而这两者结合的好坏，就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

二、研究的目的：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从宏观角度入手，改变传统的教育方法，运用现代的教学方法，变原先教师学生的单向交流模式为教师=学生的双向交流活动，在教师"教好"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学生学的积极性，实行教法，学生的整体化改革，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三、研究的理论依据：

1、教学活动的成效首先取决于教学中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教学中正确的人际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这是交往双方各以对方活动来调节自己的活动，使双方的活动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高度协调一致的关系，因此，必须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2、教学活动的协调性取决于教学双方共同遵循学习的规律性，在遵循学习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教依据学，要学教于导的相互制约性，教师的教只有依据学习规律才能对学生的学习发挥主导作用，学生的学习只有在正确的指导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主动作用，获得最佳效益。

3、教学是一种人际交往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经验的传递使学生头脑中建立起一定的心理结构。

四、研究的内容与操作程序：

1、建立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陶冶功能和启迪功能。众所周知，人生存在社会上，就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情境教学，是教师寓教学内容于具体形象的情境之中，如榜样作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课内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等等，这些都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暗示作用，通过它来陶冶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

情境教学中的特定情境，提供了调动人的原有认知结构的某些线索，经过思维的内部整合作用，人就顿悟或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情境所提供的线索起到一种唤醒或启迪智慧的作用。比如还处于某种问题情境中的人，会因为某句提醒或碰到某些事物而受到启发，从而顺利解决问题，因此，情境教学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适应能力。

2、情境教学法的使用：

①为学生创造愉悦轻松的体验。教师在注意肯定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把思考和发现体验为一种快乐，而不是一咱强迫或负担，教师要在轻松愉悦的情境或气氛引导学生产生各种问题意识，展开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寻求答案，分辨正误。

②要在师生的互重互信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己性。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情境教学的基本保证，只存师生间相互信任和尊重，教学活动才能顺利展开，而也只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自我评价"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才能有效地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

③要注意调节学生注意力，使他们达到集中与轻松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暗示学生称为"创作力的假消极状态"，这时，人的联想自由驰骋，情绪随意起伏，感知在暗暗积聚，技能在与日俱增。

3、坚持"自学"与"导学"相结合：

①"自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启发式教学思想的核心，后以在教学中，一定要强化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创造条件让学生动运用多种感知器官自主地学习。可以适当地指导学生进行"自读、自问、自查、自测、自结"。

自读自问主要用来预习新课，在自读的基础上可进行几个自问：如：①文章的段落如何划分？②段与段之间有何联系，有何标志？③课文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精采的语言？④从这篇范文有哪些是值得借答的？"自查、自测、自结"主要用于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文章的重点难点，读者讨论预习和教师提问中的各种问题，也是同学检测自己能力的时候。学生在这里既可以使自己的设想答案得以肯定，又可以解决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用于自我总结。

②"导学"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组成的双边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教室就好比是一个舞台，教师在这儿兼任"导演"和"演员"的重任，在这里，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主演表赋，彻底提"满堂灌"的困境。

①善于课堂提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课堂提问是集体学，习中引起互助活动的刺激，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相互启发，共同提高。

A、分析教材，受教材要求为教学问题，语文教材常将教学要求编写成课后思考题，这些思考练习题，问题性作业表明了教材的重点、难点，教学中扣紧这些设计问题情境。

B、分析学生，教学者应从学生的角度设问，估计学生掌握新知识可能出现哪些不懂的问题，善于在教材的重点或懂理不学不透的地方设问。

C、要注意分层提问，要注意不同的教学对象的提问的侧重要有所不同，不能对好生差生问同一个难度的问题。

②要善于提出学习要求，善于指明重点。

教师要善于根据课文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不同的要求，每一次提问都

必须以落实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为要旨；要结合教学内容，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精心设计几个关键性提问。

③要善于组织讨论与评讲小结。

教师在组织讨论时，要对讨论哪些问题，用什么方法讨论作具体指导，指导完毕后，要进行必要的评讲小结，给学生以肯定自我的机会。

4、建立立体化的教学结构。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个现象不应该局限于课内，这应该与课外、校外相结合的，与将教学外向纵深延伸，向课外延伸；培养出开拓型，创造型人材。

①教育目标要立体化。

在德育方面，不仅要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品质，还要培养他们科学的价值观，在智育方面，不仅要培养他们学习的应用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体育方面，不仅要使他们有健全的身体素质，还要培养他们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精神。

②教育途径的立体化。教育途径要多渠道，除课堂教学外，还要进行课外教育，如开展第二课堂，开发科技活动，兴趣小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竞赛、展览等，还可以进行校外指导，由家庭、社会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卫生等方面的教育。

③教育方法的立体化。在目前的信息时代，应充分利用电教媒体，有效地使用电脑、电视、录音、录像，甚至电脑等媒体教学，使教学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直接表现各种事物和现象，充分感知教材，还可使抽象的东西受成具体的东西，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以上各种研究内容表述为程序为：提问校内第二课堂

自学导学讨论情境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小结校外

（课外）（课内）（课外）

五、研究的方法：

本课题准备采用比较法，因为比较法可以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背景中，从而更好地提示教育有普遍规律。把所教两个进行班分别列为实验班（初二（3）班）和对照班（初二（1）班），并分别把两个班的同学划分为A、B、C三档，以实验班的B档同学为实践研究的基准点，进行实践研究。

六、研究的效果及对效果的分析：

实验前实验后

A档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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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标,它带来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从此,个人不再依赖神的指引,成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为私法自治的权利主体,人类思想的进化从神学阶段转入理性的主体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主体性理论进行解构,标志着另一个转折的出现。以主体性理论为向度,上述进程可以表述为“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主体性理论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理论时代”,当然,即使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今天,主体性理论仍占据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把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看作是“神主体论”,则人类思想史可表述为“神主体性——理性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个性主体性阶段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理性的主体性理论的批判。用简明的哲学表述,这两个转换的标志分别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阶段转入形而上学阶段(法哲学),这一阶段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性,即“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但这时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不同。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本文称之为“法官主体性”的法学。到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出现了以“个人主体性”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学派为主。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提供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

一、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以自然法学为主线

西方主体性哲学肇始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二元论的哲学命题。此后,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现,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表达方式。主体性哲学思维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学把人看作是整齐划一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把人都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洛克在“论自然状态”时这样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正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的基础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律统治优于人治时说,“应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优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中世纪神法法学也离不开理性这一范畴去解释法律,但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运用理性去设计各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对付堕落的人类,因此体现理性的法律是神用来对付罪恶的产物。可见,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后的自然法学不同,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否认人具有理性,认为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虽走下神坛,却被启蒙哲学家抽象化,成为脱离经验世界的超验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法律和道德不应当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建立在经验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础上的先验的“应然”世界。黑格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使其自然的情绪、非理性的欲望、纯粹的物质利益服从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抽象的理性标准来塑造的。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而契约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

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在17、18世纪基本上受理性主体性思想支配,但一个波澜壮阔的支流不容忽视,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并不认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复杂的经验环境的结果。他们反对把法律主体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体,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法律的主体应当是民族,本文称之为“民族主体性”。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写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萨氏认为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则,他反对在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得到彻底研究之前,根据自然法编纂民法典。

应该说,萨氏的“民族主体性”仍然是理性主体性的分支,其特点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这种思想对我国法学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邓正来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概念,作为对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价值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后现代话语包装下的民族主体性的翻版。

萨维尼之后,他的“民族主体性”理论被其弟子演化成为概念法学。萨氏认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那么,对于人们、特别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创造法律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现法律的问题。到了以温德夏特为代表的概念法学那里,法律规范具有其肯定的、不变的和确定的内容,“法律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每项规则便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只需运用逻辑上的演绎法,把它适用至个别具体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确的判决。”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极端发展,窒息了主体性的发挥,为新分析法学、社会法学所批判,即本文所称“法官主体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体性的法学——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主线

同概念法学一样,分析法学也认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体系,认为法律是者的命令,恶法亦法,我们暂且称之为“者主体性”理论。后来哈特发展了分析法学,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引入分析法学,形成所谓新分析法学。哈特认为,法律具有空缺或开放的结构,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法院在处理处于边缘地带的疑难案件时,必然发挥法官的主体性,进行法官造法。这种边缘的模糊地带,实质上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划归权利法学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将法律中的规则和原则、准则相分离,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而多个原则、准则可以适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对同时适用的不同原则进行权衡,从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确”解。这是德沃金为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释理论。

在法官的主体性上,新分析法学认为,法律是确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释法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纪初德国产生了自由法运动,强调审判过程中法官的直觉因素和情感因素,强调法官的自由裁定权,要求法官根据正义和衡平去发现法律。社会学法学的兴起,进一步贬抑了演绎逻辑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语)。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则把法律的不确定性强调到新的高度。卢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的研究转向对司法人员的实际行为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研究。他论证说,法律规则并不是美国法官判决的基础,因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决定的。

法官主体性法学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点和规律。这与普通法的预设前提是有关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这个预设被认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就国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一事发生争执,国王说:“朕以为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微臣认为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并不熟悉,而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财产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natural?reason)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经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里的人为理性,显然与自然法中整齐划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样的,而是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养成的理性直感。这正是本文将“法官主体性”独立于理性主体性的依据之一。三、个体主体性的法学——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主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启蒙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的,诸如主体、自我意识、理性、真理等等。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攻击了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可以说,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学者邓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得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美国有学者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问题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法院后来的判决了先前的理论,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构。但理性主体性被消解后,处于后现代话语下的哲学家不自觉地为法律活动设定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即“个体主体性”,认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过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体间的对话、商谈、沟通而形成的决定或共识。

哈贝马斯创立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对话理论”,成为继分析法学派的逻辑方法、新修辞学派(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说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种基本的法学方法。这种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行动、特别是思想沟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众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社会中,特别需要一套具有价值性的对话沟通机制。但对话机制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理性,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理性的统一:理性的统一性只是在对话和交涉的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理解和暂时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统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张未给人们提供终点站的长途车票。这种有限的统一理性是哈贝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因。

费希是直接提出“个体主体性”的法学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义理性观,认为几百年来人们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放弃你的信仰,服从理性,这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而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因此服从理性表现为服从法律。那么,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由主义的回答是,理性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然而,费氏则持相反的立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就被制造出来了。’”显然,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理性观基础上的法治是教人们、甚至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而接受齐一性的法律规则和定于一律的行为模式。这是违背主体性要求的。因此,他强调解构并放弃自由主义传统的基于假设的“理性的主体性”,而站在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强调“个体主体性”,以恢复人的本来的主体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体性——一种经济分析法学的图式

经济分析法学派反对自然法的理性,反对分析法学的逻辑理性,也反对对话理论中的商谈理性,在对待法律的客观性问题上,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征。波斯纳认为,哈贝马斯的对话沟通无法达到对法律的共同的客观性的理解,只有通过人们共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达成对法律的客观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体间达成这种共同性,几乎是一个人们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经济分析法学引入一种自认为是普适于人们的共同性因素,即人们对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法律而言,特别是对于和财产相关的法律,如侵权法、契约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种能够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众的经济学理论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以成本和效益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对于达致对法律的客观性解释是有效的。

经济学提出的“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在人性论上的普适性,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理性主体性”,即“经济人理性”主体性呢?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从而变为人类的另一个牢笼呢?“理性人是指有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在面临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抽象的人的画像,那么是否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表面上反对“理性主体性”,实质上又回到了“理性主体性”的窠臼呢?

确实,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与自然法学中的理性人本无二致。这只要回顾一下启蒙时代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与法学上的个人主义的对应就可看出来,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排他性与物权客体的稀缺性和物权的排他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学自19世纪80年代由古典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边际效用的原理,使经济学上理性人假设的“画像”更为丰富,利他主义行为被解释为由助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成为主体效用收益,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从认识论上提出“有限理性”,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判,从而实现了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贯通。

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早期是从伦理人性论角度进行的,比如经济历史学派的瓦格纳,将经济动机二分;马歇尔也提出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纪以后,学者开始从认识论角度批判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对利益的认识为前提,因此经济人的表达中蕴含着绝对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说经济人这一伦理人性论问题隐含着认识论问题,通过研究认识论可解决伦理人性论问题,行为经济学则依此将伦理人性论与认识论贯通,将人性论变为一个认识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最早质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据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将经济人假定从一个伦理问题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此后,行为经济学继续西蒙的理论路线,并将之与“经济人”假说研究的传统伦理方面结合,通过人们内心的认识偏见与扭曲批驳完全理性,通过影响人自治的因素批驳完全意志力,通过制度人批驳完全自利,对“经济人假说”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还原了主体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包括自然法学在内的传统法学上“理性主体性”的伦理人性论方法,实现了从方法论上的认识主体性,从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义。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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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简介：李莉（1973-），女，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的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JBT15。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 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米德”二元冲突――M-F模型――“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1951）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例如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总需求和产出）的调节是有效的；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①，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又称“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②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角点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1/2，1/2，1”的中间路线，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角点解”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2003）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2005）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最好的”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2003）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2010）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③。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纲（2001），孙华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贺力平（2004，2011），谢平、张晓朴（2002，2007），Wang（2010）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2010）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2010）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⑤。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MI）、汇率稳定性（ERS）和资本开放度（KAOPEN）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⑥（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22%，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如果上述命题成立，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注释：

① 周晴认为蒙代尔并没有把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命名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归纳总结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将其命名为三元悖论。

② 根据Obstfeld（2004）的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较低的产出和消费易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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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822.3

近30年来，世界各国对高原条件下的训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欧美一些国家在重大国际比赛前对优 秀运动员进行高原训练已形成传统。美国、原民主德国许多优秀运动员还进行“仿高原”训练或“模拟高原” 训练，以及“低压舱”训练。美国著名马拉松选手萨拉萨尔利用“氧分压有氧训练器”进行仿高原训练，两次 创造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多次获得重大国际马拉松赛的冠军。我国运动员在重大比赛前也要进行高原训练。 高原训练的作用是肯定的。高原训练的研究和实践也更加完善。当前，对高原训练的高度、持续时间、下山参 赛时机、适应高原训练个体差异、高原疾病……等仍进一步深入研究中。本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和搜集掌握的 有关信息资料，以及笔者教学、训练过程的需求，对部分高原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加以分析综述。

1 高原训练的阶段划分及持续时间

高原训练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收到效果，这个过程是有其不同目的和任务的。

第一阶段：适应训练阶段

高原训练需要有一个适应阶段、这个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决定着高原训练的时间和总体训练效果。通常的 做法是到高原后进行适应训练，而我国著名教练马俊仁经过高原训练的实践，一改到高原后再进行适应的习惯 ，提出适应确定在上高原前，应在低海拔先进行1—2周的准备性适应训练，主要是在低海拔进行大量的，有一 定强度要求的有氧耐力训练，然后调整3—4天后上高原，在去高原的途中，利用火车停站时间进行短时间跑的 练习，从低向高逐步适应。笔者为这种适应设计了去最终高原训练基地前进行阶梯形适应性训练模型（见图1） ， 这样缩短了高原适应期的时间。为系统训练阶段争取了时间，到高原后再进行一个短暂的适应，负荷量逐渐 加大、尽量保持一定的强度，以免发生力量损失的危险。

上高原后适应阶段的长短与高原训练的次数成反比，数次后持稳定状态，个体之间的适应能力也有差异， 适应一般需3—5天。这一阶段除适应高原环境，消除时差，旅途疲劳、适应高原缺氧的刺激外，有氧代谢训练 要增加，心率保持在120—140次/分， 为下阶段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附图 {图}）

图1 高原阶梯适应训练模型

第二阶段：系统训练阶段

这个阶段是到高原训练后的第2—3周，经过适应训练后进入系统正规的强化训练，训练量可恢复到平原训 练的水平，尽可能地提高强度，这个阶段要因人而异，要注意观察运动员训练次日的血尿及其它生理、生化指 标，如无血尿，心率及其它有关指标正常，无过度训练症状，说明这个阶段训练量与强度是适合的，如果某些 运动员机能状态不佳，或出现伤病，则需要诊断治疗调理，然后才可进行系统正常的高原训练，以保证高原训 练的质量。

第三阶段：高原训练结束前训练

这阶段一般在结束高原训练前的7—10天， 此时对运动员要全面观察和对生理、生化指标进行综合测试与 评价，检验负荷强度和负荷量是否达到高原训练的最高要求。马俊仁教练从高原训练实践中认为，高原训练可 以上强度，而且在结束高原训练前经过大强度的测验和比赛，返回平原后能大幅度提高成绩，马俊仁的这一观 点，对高原训练有着极大的启示。

三个阶段只是宏观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运动员个体间还存在着差异，但这三个阶段在高原训练过程中是 存在的，必需的。

在高原训练的持续时间问题上尚无定论，但至少4周以上， 主要因为在高原上训练要使机体由适应到增强 的过程。但也不是在高原上训练时间越长就越好，因为高原对训练负荷产生制约，特别是负荷强度制约较大。 高原训练身体反应大，易发生伤病，血尿和心电图异常现象，一般在高原上进行训练持续4—6周较为普遍和适 宜。

2 高原训练的海拔高度与训练负荷

海拔高度是影响高原训练效果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海拔越高越好，太低身体机能提高达不到理想效果；太 高也会影响正常的训练负荷，血红蛋白虽然会增多，但血液粘稠度增加，循环系统阻力增大，负荷难以提高， 甚至导致健康水平下降。

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有不一致的地方，对年轻选手和初上高原训练的运动员、对女子中长跑选手的适宜高 度尚有争议，但总体看国外研究中1500m—2400m高度是共同认可的理想高度。

根据我国多年高原训练的实践，在昆明（海拔1890m ）和青海多巴（海拔2360m）训练基地进行高原训练的 耐力性项目运动员， 返回平原后绝大多数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徐永久、陈跃玲、王军霞、曲云霞……等在高原 训练后先后夺取世界冠军和打破世界纪录。

综述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我国高原训练成功的实践，可以认为：高原训练的适宜高度为1600m—2400m间，最 佳高度应为1800m—2300m。

高原训练必竟是在缺氧条件下进行的，训练负荷不易掌握，不能照搬平原训练的办法，高原训练的负荷强 度更难掌握、但在高原训练的实践中，我国一些优秀教练员认为必需进行大强度的训练，马俊仁认为高原训练 的第二、三周应尽可能地提高强度，由平原训练时的80％逐渐增加到100％；另一位著名竞走教练邢富国认为， 在提高强度的训练中，必须用接近100％的强度去完成，以提高人体“外调”利用氧的能力，一般每周最多两次 ，关键在于强度要逐渐上升。

高原训练血乳酸比平原高，需要稍长的恢复时间；高原训练血红蛋白可增加，血液粘稠度也增加，循环系 统阻力加大，强度不易上，因此要加强医务监督和生理、生化指标的测试，教练员要注意观察运动员的各种机 能反应，注意掌握训练负荷，特别是负荷强度的掌握，要注意训练后的营养及恢复。

3 下山参赛的时机

经过高原训练到平原参加比赛会取得优异成绩已被广大教练员、运动员所认识，但下山参赛的最佳时机仍 在进一步探讨中。从有关资料和我国一些优秀运动员的实践看，一般认为下山后的2—3天参加比赛会有上乘表 演，主要因为离开高原有一个脱缺氧的不利刺激，运动员机能状态呈下降趋势，在2—3天机能状态尚未下降之 前参加比赛，可望取得好成绩。3天后有一个低海拔适应过程，机能状态下降最低， 此时参赛较不利。经过新 的低海拔适应训练，血色素上升，血乳酸值，自我感觉，训练的质量等几乎同步好转，特别是进行有氧耐力训 练时更为出色，此时身体机能进一步提高，这个适应过程呈超量状态，随着赛前训练负荷调整，运动员各方面 指标均处在赛前最佳状态，在此基础上对专项能力进行新的补充和强化，运动员参加比赛最易发挥竞技能力， 这个时期适应时间与项目有关，长跑较适宜的是7—10天，中跑则大约为10—17 天为最佳，从而形成下山参赛 的两个竞技高峰（见图2），3周以后运动员机体已由高峰向低潮转化，高原训练效应在失去原有环境条件下就 会产生退化，此时应注意在保证负荷强度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强有氧代谢能力的训练，随时观察、测试常规生 理、生化指标的变化，3 周以后的训练只要安排的好，高原效应可保持1—2个月，还可以出现竞技高峰。

（附图 {图}）

图2 下山参赛竞技状态曲线图

马俊仁教练已完全掌握了这个规律和方法，1993年3 月在北京举行的长城杯女子马拉松赛和4月4日在天津 举行的七运会马拉松赛，马家军女将就是在返回平原3天内参赛的；8月14日—22日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是在 下山后3—17天时间参赛的；9月8日—13 日七运会田径决赛则是回到平原一个月后参赛的，这三个时间里的比 赛，马家军女将们先后创造了世界水平的成绩，夺取了世界冠军和打破了世界纪录，马俊仁的实践有力地说明 了下山参赛的最佳时机，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参考的依据。

4 高原训练健康状况及常见疾病

高原训练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如果因健康原因影响了正常训练是十分可惜的。影响正常训练的原因来自两 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环境如高原缺氧、低温、风大、温差大、阴阳面温差大，在高原训练中较平原更容易发生 感冒、肠胃功能絮乱，易受伤等症状；另一方面由于训练的主观因素，在高原训练中机体的适应能力，恢复难 度的增加，循环系统阻力加大等影响，运动员易出现受伤、血尿、心电图异常现象。

无论影响健康的原因来自那一方面，教练员、运动员和医务人员要紧密配合、观察、询问、检测运动员的 健康状况。要注意掌握训练负荷，特别是对负荷强度的掌握，要注意训练后营养的补充，以及加强恢复机能的 手段，还要经常进行医务检督和生理、生化指标的测试，以保证高原训练任务的完成。

5 结束语

高原训练理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本文所述诸方面仍在进一步研究中，综上所述：

(1)马俊仁教练在上高原前，先在平原进行1—2周准备性适应，为高原适应后的系统训练争取了时间。逐步 适应的方法为阶梯形适应训练打开了思路。高原训练持续4—6周较为普遍的和适宜。

(2)从国内外有关研究中，特别是我国优秀竞走、 中长跑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训练实践证实和归纳认为 ：高原训练的适宜高度1600m—2400m，最佳理想高度为1800m—2300m。

(3)下山参赛的时机主要是通过运动员下山参赛的成功经验， 分析确认形成两个竞技高峰，下山的2—3天 ；7—17天。 但只要训练安排得当，高原效应可保持1—2个月，还可再出现竞技高峰。

(4)高原训练的健康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高原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翁庆章．高原训练，组织与实施．青海体育科技，1988，（1）：68

篇12

我国饭店行业已经走过了将近三十余年的历程，因而总结与回顾我国饭店行业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将有利于在未来饭店发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提升与完善。

一、中国饭店业发展历程综述

1.发展综述

回顾我国饭店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得知：我国饭店业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回落阶段、恢复上升阶段、提高上升阶段。

(1)萌芽阶段（1980年以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总体数量少、设施陈旧、功能单一、条件简陋、全国地区性分布不平衡。

(2)起步阶段（1980年～1982年）：通过引进外资，逐步兴建了一大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饭店。这一时期的饭店经营管理依然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制约和影响，饭店仍在很大的程度上处于经验管理阶段。

(3)高速发展阶段（1983年～1993年）：在这一时期，中国饭店业走过了一个以质的提高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对饭店产品与服务流程标准化、规范化、服务意识及服务方式等的建设与发展，我国饭店发展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

(4)回落阶段（1994年～1998年）：1993年以后，饭店业逐步完成其利润平均化过程，建设开始回落，同时由于市场不景气、经营不善等方面原因的促动下，盲目建设的恶果已开始突现，饭店业的利润率在逐年下降，1998年全行业出现负利润现象。

(5)恢复上升阶段（1999年～2001）：这一时期，行业内的竞争日益加剧，平均房费下降。饭店产品、开发、建设等同质化问题比较严重，也进一步激化了采用简单价格竞争的倾向。在此阶段，饭店行业开始注重人力资源的作用、更加注重员工的培训等问题，旅游教育也为饭店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但我国旅游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及方法问题等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饭店领域的研究质量、范围也不断地提高与拓展，研究成果相对以前更成熟，但总体上还未呈现较高的研究水平，其研究成果应用在饭店产业的实践发展还相对比较薄弱。

(6)提高上升阶段（2002年目前）：随着走出97年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行业发展负面影响后，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饭店业的发展。同时，由于景观房地产项目大量涌入、培训中心的转向和社会旅馆升级改造，国际饭店设计公司与投资人员大量进入，以及对饭店建筑及景观环境认识的提高，饭店的建设将不断提高硬件水平，所展示出来的理念与国际饭店行业的发展逐渐接轨。另外，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经济、社会与文化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类型的饭店开始得到巨大的发展，并且伴随着对各种新理念，比如体验经济、消费经济与消费社会等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饭店设计、建设与发展等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饭店呈现出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在饭店实践中也逐渐意识到特色与产品差异化发展必要性问题。我国饭店业本土自主投资、管理发展起来的饭店单体企业也表现了良好的成绩，并且出现了凯莱、如家等一大批有着良好发展理念、管理技术等的大型饭店集团、也出现了大量的饭店管理公司，它们在国内已经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关注、但与国际饭店管理集团比较来看，在各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2.发展评述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走的是超常规发展的道路，中国饭店业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行业，也是一种非常规或超常规的路径。同时，在饭店业发展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发展道路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认识与完善，经济发展的转型，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内竞争国际化进程、国内竞争国际化等问题，从饭店行业的发展萌芽时期迅速地经过了若干了发展阶段，因而也使我国饭店业的发展呈现出相当出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1)饭店行业发展对科学管理理念、管理技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认识及实践应用尚有待提高和缺乏迫切性，随着竞争地加剧，对饭店实践领域诸如，如何提高饭店企业竞争力、饭店产品竞争力，如何建立饭店产品品牌，如何建立与市场消费观念、需求相匹配的互动与沟通体系等，相关深入的基础研究成果需求将日益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我国饭店业中还处于非理性的竞争环境中，我国饭店业的发展也更多地呈现出简单、最初级竞争手段——价格竞争。另一方面，我国饭店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饭店的竞争还更多地依赖资源的竞争，比如饭店更多的依赖规模、档次、政府的支持、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等来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品牌、战略、竞争力体系等科学管理专业理论仅仅得到重视但未完全应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以及与国际接轨程度进一步提升，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饭店业在提高产品吸引力、竞争力理论研究等的成果提升。

(2)我国饭店行业将在产品设计、饭店类型建设与发展等方面需要更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以及更新以往的建设思路，提高在饭店产品开发、设计、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创新能力与策略，进而提高我国饭店行业的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未来饭店发展实践中，将会迫切地需要更系统、深入地饭店产品内涵与构成体系、开发、建设与发展理论。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饭店业发展初期以接待团队旅游者为主，因而，我国的大多数饭店都是基本统一的城市观光饭店。但随着国内外饭店市场客源的旅行经验的成熟，行业竞争的加剧，将对更多饭店类型、细分市场饭店产品的需求与品质有提升的要求，比如会议饭店、度假饭店、精品饭店、家庭旅馆、农家乐饭店、经济型饭店、高级商务饭店等。因而，以探究饭店产品内涵与构成，功能，发展趋势等为核心基础理论的饭店产品的设计、开发、竞争力提升等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而迫切；另一方面，随着饭店行业竞争环境不断规范，饭店市场客源对饭店品质与特点的关注，客源对所入住饭店选择权利与能力进一步提高，在未来饭店的实践中将更多地会趋向关注饭店产品自身品质、设计、特色等的提升与完善，也将进一步对饭店产品构成、饭店产品特色塑造与体现、影响饭店产品设计与开发的观念、提高饭店市场吸引力、饭店产品竞争力提高等基础性理论有着迫切与巨大的需求。目前，随着饭店投资者不断地引进国外饭店设计公司进行饭店开发、建设，以及饭店投资者对大量新近开业饭店、国际饭店管理集团旗舰饭店开发、设计、建设等的考察，已经在实践中逐渐反映出与国际接轨的饭店开发、设计等敏锐意识与经验判断能力，尤其表现在对饭店环境景观、建筑、室内设计与装饰等方面的提高与完善上。比如，九寨沟天堂度假酒店、浙江富春山居度假村等。

(3)在饭店发展实践中，对于饭店产品质量的评判标准以及品质、功能认识等不断提高与完善，饭店产品的市场满足领域也不断突破传统观念上的局限——主要满足外来旅游者的需要，目前饭店不仅能满足外来旅游者住宿的需要，更成为当地社区交际的中心、当地社会的时尚与奢华的风向标与聚集地，也成为满足综合休闲、娱乐等需求的社会消费场所，甚至有些饭店也已经成为一种梦想之地与梦幻之地，它们能带给消费者更高的精神需求与享受等。另外，饭店的市场领域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在不断地扩大。同时，各种新型消费观念、观念意识价值等都将对饭店产品品质、设计、建设与开发等提出了客观的新要求。比如，对高档饭店硬件设施除了精美、豪华等要求之外，也提出了更高的审美意义上的精神要求，更加推崇饭店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与表现，视饭店为一种文化的载体，需要从中寻找与体验到历史的纵深感，同时也关注消费者审美情趣地满足。此外，饭店消费者也开始追求饭店产品中孕含的文化符号社会意义及消费意义，全方面的消费感知与体验，追逐一种特殊身心经历与学习的收获与期望等。因而，在未来的饭店实践发展中，客观地需要基于饭店产品理论之上，关注饭店产品开发、设计、建设、发展等理论；也需要形成更多非价格竞争的手段与能力，比如除了质量与服务之外，还可以借助文化、酒店景观环境、内部装饰、品牌等，可以获得更多的附加价值。目前，我国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饭店业界人士已经进行了良好的探索，比如，上海天禧嘉福酒店。二、我国饭店领域理论研究综述

1.理论研究综述

在饭店理论研究领域，相关研究人士也随着饭店业的起步、发展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饭店领域的研究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1)介绍国外理论与实践经验以供国内参考，比如，谷慧敏2001年主编的《世界著名饭店集团管理精要》等。

(2)中外饭店管理比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管婧婧、郭鲁芳2005年做过《中外酒店业HRM研究进展及比较》等。

(3)饭店行业宏观、中观、微观领域研究都全面展开，介入国家、地区、行业、集团、企业层面饭店发展问题研究：比如，黄静波2007年做过《中国省域星级饭店业的优势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等。

(4)饭店领域技术应用领域研究：比如，林璧属、王赞强2000年做过《中国旅游饭店业Internet应用现状评估》等。

(5)不同等级、类型、规模、产权饭店的发展研究：比如，胡敏2007年做过《乡村民宿经营管理核心资源分析》等。

(6)饭店经营管理方法、手段、科学理论、观念探索、影响因素、评价、投资等方面研究：在此方面尤其在具体诸如对服务与内部管理问题的研究、饭店总体管理理论与实务研究、对饭店环境研究等是占相当数量的，同时，饭店理论研究者也非常注重对新观念进行探索，并注重新观念在饭店领域实践中的应用，比如，随着区域经济及企业集群在其他行业的发展，张俐俐等2006年做过《酒店业竞争力提升的新途径：集群发展》；随着体验经济理论广泛传播，以及对旅游活动文化本质、饭店产品文化性探索的深入，田敏2007年做过《文化元素在旅游饭店空间产品中运用的实证研究》、张明、廖培2006年做过《主题酒店主题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王燕与唐飞2006年做过《我国精品酒店发展之条件分析》；随着对生态环境与社会责任感问题与观念的关注与认识，陆诤岚与陈天来2002年做过《论“绿色饭店”及其标准的制定》等。

(7)基于管理或其他学科理论，以及新观念进行的在饭店经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研究：比如，黄燕玲等2006年做过《基于SEM的饭店顾客满意度测评模型研究》等。

(8)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定性研究之外，近年来在饭店经营管理领域中也开始逐步引入了定量研究：比如，彭建军与陈浩2004年做过《基于DEA的星级酒店效率研究——以北京、上海、广东相对效率分析为例》等；同时，也在研究中更关注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比如，四川大学旅游规划与开发专业季哲文硕士论过的《主题饭店的规划建设研究——以成都市饭店业为例》等。

(9)在饭店阶段方面不仅进行了饭店发展现状研究，同时也伴随着国家经济转型等宏观背景，开始探索饭店转型、升级、可持续等方面研究。比如，饶勇2002年做过《我国旅游饭店业向成熟转化时期的竞争的竞争特征和战略对策》等。

(10)对饭店业界具体发展实践、成功人物等进行专门介绍与研究:比如,对如家品牌、锦江饭店集团等的介绍、对希尔顿等的人物介绍等。

与此同时，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地介入到饭店领域中来，比如，西南交通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在硕士论文中曾做过《主题酒店公共空间设计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级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论过《与历史环境相协调的酒店建筑设计——以阙里宾舍、唐华宾馆和苏州喜来登大酒店为例》的研究、南昌大学工业设计系硕士研究生齐瑞过《休闲度假宾馆的配套织物及其陈设设计研究》、2007年北京林业大学室内装饰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章曲做过《现代酒店室内空间中的织毯装饰》、湖南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甘露做过度假酒店地域性研究》等。

2.理论研究述评

通过大量阅读饭店理论研究文献，可以得知我国饭店领域的理论研究，从整体看，对于饭店领域的研究已经涉及了几乎所有方面，饭店管理教育也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庞大的培养体系。因而，形成了大量、丰富的饭店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总结、研究教材，但教材水准层次不等，也存在着百家争鸣的现象，反映了饭店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普遍共识的基础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还未建立。学术研究成果也数量巨大，研究层次也逐渐提高，从地区研究课题到国家课题都有进行，并且也随着香港的回归，出现了大陆饭店业与香港研究机构在饭店理论研究方面的合作趋势。学术成果大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而研究专著比较少，戴斌做过《国有饭店业重组与集团化管理》等，这也反映饭店理论研究还整体缺乏深入性与系统性，对饭店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还仅仅局限在点的认识与思考。随着旅游高等教育尤其是硕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饭店领域进行的相关硕士论文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饭店领域相关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定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推进了饭店从研究点的认识与思考向纵深方向发展。由于博士教育还处于刚开始阶段，相关高质量研究成果还相对缺少，比如东北林业大学李红做过博士论文研究《我国酒店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南开大学徐虹做过博士论文研究《饭店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该研究也已出版为专著。少数业界实践人士也参与到饭店领域的论述与观点表达，比如海岩曾出过发表对行业观点的行业书籍——《海“眼”看酒店——关于酒店行业问题的对话》、活跃在饭店业界奚晏平博士也做过一些饭店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出版过专著。

除此之外，饭店领域理论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及研究趋势：

(1)饭店领域理论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比较忽略，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对饭店经营管理、产品设计、开发、建设等的认识与提升。比如，饭店产品的内涵与构成、饭店产品构成各部分的内涵及设计、开发、建设等的理念，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对饭店产品如何随着市场消费观念、新价值与认知而发生演变、外延的认识与判断。目前，对饭店概念或内涵的认识还仅仅处于比较笼统的状态，因而对各种饭店类型的认识、建设思路、管理经营模式与方法等也缺乏清晰的认识，饭店产品创新与提升缺乏基础理论。现阶段，在饭店理论研究领域中，对饭店产品内涵、构成等基础理论的研究还相当少，有些研究还仅仅借鉴与引用其他行业产品的内涵，缺乏对饭店产品内涵深入、系统地研究，从而也使得饭店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匮乏与薄弱的状态。

(2)在目前的饭店理论研究中，研究方向和成果与饭店业界需求等还有一定的距离与脱节。比如，饭店理论研究人员普遍在产品对饭店企业生存与发展重要性，以及提高饭店产品竞争力对饭店发展的推动方面达成共识。饭店产品及竞争力提升问题是业界尤其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对饭店企业具体实践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与影响作用的理论之一。但在饭店理论研究中，在饭店企业如何提高产品竞争力具体思路、途径、手段等方面，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虽然该方面研究数量巨大，但从整体看大多研究相对比较宽泛，缺乏深入性与系统性。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饭店理论研究对业界的现实指导效果与影响，也影响了我国饭店理论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与地位。

(3)我国饭店理论研究还大多以经营管理理论为基础与主流，缺乏与其他学科在饭店领域研究的结合与交叉，因而，在对饭店理论建立与研究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局限。目前，建筑与设计、景观环境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为饭店建设与开发等，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思路与角度，在未来的饭店理论研究中，还有待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更好地提高饭店理论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导饭店业界实践。

(4)饭店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对新的消费理念、观念、理论在饭店实践中的应用问题。从而，在使饭店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引导市场需求，创造更多的异质与良好品质、类型饭店的同时，推动饭店实践与理论的发展。目前，饭店理论研究人员已经普遍关注文化、体验、符号与消费社会等对饭店设计、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等的影响与作用，并进行了相关探索，但总体上来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与系统化。同时，饭店理论研究还应该关注更多的饭店产品形式，比如精品酒店、主题酒店、农家乐等；也要关注饭店企业发展模式趋势等，比如景观房地产、旅游房地产、旅游企业集聚、区域一体化、CBD发展等对饭店实践的影响。在未来的饭店理论研究中，研究人员需要在饭店实践认识与研究的基础上，将饭店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所述，饭店实践还需要饭店核心基本理论进行引导与借鉴；对于饭店管理的研究来说，自身的研究框架体系和方法还不完善。未来的饭店服务、产品设计与开发等将更为专业,伴随着饭店管理学科的成熟,饭店管理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尤其需要以饭店产品、饭店产品竞争力体系等为核心的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系统以及细致的研究，以展开本领域的研究以更好地为学科发展和饭店管理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