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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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促进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几点思考

这几年，我国实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取得一些成绩，国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相近速度朝协调化方向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有显著提高，经济发展的亮点地区增加不少。根据统计可知，“十五”期间，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0.6%，财政收入每年增长15.7%，06年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都达到两位数增长，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存在显著优化趋势，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国家对中部和西部的固定投资规模显著加大，使这两个地区基础设施获得较快改善。00年到06年，政府对西部累计提供大约1万亿元的投资和1220多亿元环保与生态建设投资及310多亿元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投资。国家较大程度的财力倾斜，给西部地区的社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区域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需要注意问题；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差距日益明显，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造成总体的改革目标出现进退两难；区域的产业结构有相同趋势，地区经济特色不显著；地方割据问题比较严重。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受到利益驱使，许多地方政府公开或者隐蔽实施地方保护；欠发达地区造血能力不足；人才与科研经费缺少，使欠发达地区经济雪上加霜；“资源交换增长”普遍存在。所以，进一步落实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思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1.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完善市场机制。

完善市场机制，打破区划局限，推动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自由流动，引导产业有效转移。完善合作机制，鼓励与支持所有地区进行多种形式经济协作与技术及人才合作，使产生以东带西和东中西协调发展格局。完善互助机制，对于发达地区要选择对口支援或社会捐助等帮助不发达地区。完善扶持机制，根据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针，增强国家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倾斜。国家在经济政策、投资与产业发展等继续增强对中西部支持。增强财政转移力度与投资力度，帮扶革命老区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东部地区应该率先提升自主创新水平，率先达到经济结构升级与发展方式变更，率先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帮扶中西部的发展。

2.统筹发展规划，促进产生主体功能区，优化不同区域发展方向。

①在空间上产生合理开发结构。要结合资源环境的承载水平、开发密度与发展潜力，统筹分析未来国内人口分布、经济布置、土地利用与城镇格局，把国土空间分成优先开发与重点开发及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种主体功能区，按照功能定位完善地区政策与绩效评价，规范对空间的开发秩序，逐步产生合理的开发结构。特别是国土的开发密度较高和资源环境的承载水平减弱地区，要转变靠大量占地与消耗资源、排放污染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把提升增长质量与效益置于首位，提高参加全球分工和竞争层次，继续充当带动经济发展龙头与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区域。提升资源尤其是在土地和能源上利用率，增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水平。解决好生态建设、环保、资源节省和经济发展关系，推进生态功能区的产生。②优化不同区域发展方向。国内东部发达地区要以商业、金融业与高科技产业为重点；中部因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相对较低，则以工业为主；西部受到城市分散与城市化不高的限制，则在重视产业结构上不断优化，提升农业现代化的同时，重视改进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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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金松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县域经济整体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河南省统计局对108个县(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评价结果显示，南阳市11个县(市)平均排名56位，没有一个进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峡县仅为第30位，大部分县(市)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以上数据表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即使在全市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邓州市214．2亿元，相当于最低的社旗县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峡县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县10280元的3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邓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43亿元，是社旗县15．3亿元的3．8倍［3］。(二)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同质化严重，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南阳市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举措，各县域经济主体也都将产业集聚区作为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助推器。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多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区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工业园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只是简单的“集”，而很难形成产业“聚”的竞争力。(三)产业结构调整较慢2009年的南阳市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个、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个、6个百分点，有7个县市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二一三”的较低层次。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比，更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全国县域经济网的相关数字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比例为: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比例最高的达31．2%，最低的是1．9%;二产比例最高的达77．7%，最低的是31．4%;三产比例最高的达43．7%，最低的是17．6%［4］。(四)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主体，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富民强县的根本。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南阳市县域经济体内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4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23．0%，这两个数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县域经济内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均值24．31亿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县市。

加快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围绕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型经济形式，倡导以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单纯依赖资源消耗和投入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循环经济更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再生［5］。县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综合的经济单元，兼有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两种形式，也是融合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促进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融合，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有效减少单位经济的资源投入，从而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化的完美结合。(二)扶植重点产业，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全国的国民经济，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历史传统，努力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经济品牌。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正是发挥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技术的优势，“无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产业，如今，玉雕已经成为镇平县域经济中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县域产业集聚区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缘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和地区都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借助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各县域经济单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集群化发展路子，如:南阳镇平县的玉雕产业、西峡县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桐柏的碱化工产业、社旗的白酒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各县域经济单元也存在着没有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县域经济主体一定要避免建设中的同质化，突出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6］。(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主体不仅是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更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考量上，不能单纯把县域经济规模的壮大和发展速度作为指标，要把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评。要注重市、县两级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要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县域经济主体积极通过大力开发县域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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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安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安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安徽省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安徽省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安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安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安徽省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安徽省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安徽省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徽省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安徽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徽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安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徽省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安徽省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安徽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安徽省实际，笔者认为安徽省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安徽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安徽省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安徽省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安徽省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安徽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安徽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安徽省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安徽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安徽省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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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工程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高等工程教育是否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当前地方高等工程教育面临哪些困境？怎样培养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工程技术人才？下文以CDIO工程教育模式为主线，探讨区域经济视角下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之路。

2.1明晰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急速发展的今天，工程教育同时也面临着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全国经济浪潮带来的变化。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在探寻“卓越”之路上，不少工科院校纷纷借鉴美国工程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学习CDIO工程教育模式和理念。CDIO教育培养在企业研发或市场运作环境下，能够独立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的高级工程师。整个教育过程强调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它以工程项目（包括产品、生产流程和系统）从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实践、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在学习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让学生充分把所“知”运用到社会的“行”中，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天然的妙合。CDIO教育理念革新了中国工程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传统观念，把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的轮廓描绘得更加清晰。传统的研究型人才专注对学术研究的追求，定位大多是研究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毕业后困于“学以致用”，产生了一系列就业难问题。而CDIO教育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企业与社会上的不同类型和层次人才的需要，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或方法。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以各类工程项目为中心，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兴趣。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填鸭式”教学，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积累高级工程师所具备的专业工程素养和职业能力，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除此之外，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2.2优化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工程类高校在明确办学定位的基础上，必须由内至外的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来自社会或企业等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在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上，现代工程类高校闭门办学状况已有好转，但与社会相脱离，人才培养模式滞后，毕业生就业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并又是亟待解决的。我们不妨把大学看成是多个板块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占主要人数的板块是学校、教师、学生。本文拟从这三个层面来探讨工程教育的困境与展望。

2.2.1基于学校的角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下，中国工程教育顺应历史发展，取得了跨越性的成绩。各级各类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对人才培养的定位、方案、模式的摸索和锐意创新。2013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的通知，通用标准中明确了对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工程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为工程类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面向社会和企业敞开了大门。但从工程教育部门的层面上来讲，存在的困难依然很多。首先，工程类高校的办学模式与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工程教育起步较晚，始发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开设天文、算学、化学等科为开端。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工程教育且行且停。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工程教育模式先是依照苏联的工业教育模式，尔后又学习或借鉴了美国、英国、欧州的大学制度，让中国的工程教育渐近世界。2013年6月，在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签约成员。这是对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充分肯定，迈出了培养具有国际化标准工程师的重要一步，也加强了工程类高校与产业界的密切联系。但工程教育会受到来自当地政策、经济水平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它们之间相互适应、持续发展需要社会和学校付出更多的努力。其次，工程类高校的具体操作细节包括教学大纲、课程设计、实践条件、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等。教学大纲是学科的教学纲要，所有的教学活动和准备工作都围绕着教学大纲展开，是评定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基本依据。CDIO对教学大纲做了专门的阐释，即CDIO教学大纲建构了大学工程教育改革基础的现代工程知识、能力及态度等规范。CDIO教学大纲中，首先要求学生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这是解决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来锻炼学生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以完成产品从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工作。在此教学大纲的框架之下，对照现代工程类高校的教学内容。现有的教学内容太过老套，一些教师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同样的教案，没有创新，远落后于工程技术的发展。相关产业需要什么，最新的专业技术是什么，学生们无从得知。所知所得仅源于教科书上的文字描述，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新奇感，缺乏主动的实践空间。同时，这些教学内容重专业知识轻素质教育，突出个人能力的表现，忽略团队协作和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其忽略部分正是现代工程师所必须具备的，也是产业界强烈要求的。CDIO课程设置有效地弱化了上述问题，其主要措施在于：（1）学科间互相支持；（2）课程体系间互相支持；（3）知识与能力的统一。最后，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创作和团队学习的空间，高等工程教育需要积极搭建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除了人力资源的投入外，还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和物质支持。这不仅依赖于高校自身的运作，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2.2.2基于教师的角度

教师是知识和经验的传授者，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扬中，教师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中国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但在物质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传统逐渐被淡化。归根结底是学校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教师无法树立在学生心目中的楷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教师考核的标准。现在高校的考核或职称的评定多以教师的科研项目、论文、出版书籍等可量化指标为考核的标准，所以众高校教师纷纷以申请科研项目为奋斗目标，而疲于教学，对教学水平的要求较低。除此之外，社会服务工作也在考核之列。二、教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大学对教师的学历或学位极为倚重，引进的教师大都直接来源于高校，使得学历不足但有丰富工程经验的人很难进入大学课堂。但来自产业一线的工程经验是培养工程师的可贵“教材”，于是学校一方面引进多素质型教师，另一方面又鼓励教师外出进修，并加强校企合作与培训。但同样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引进教师在学术领域的权威性，对学科建设和工程师培养的贡献率。学校对引进教师考核制度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以及重视程度。其次，教师进修或培训大多选择在国内外高校，而少有去工厂、企业或行业相关单位进行实践学习。近年来，来自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产学研合作已较多地提到日程上来讨论。这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有不小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关的教师考核标准仍相对滞后，重形式轻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改善这些问题，建议有三：首先，考虑各行业精英或专家加入考核的队伍中。只有他们了解当前国际社会本专业的前沿，能够把握专业的最新动态和未来方向的需要，同时也了解教师们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意义。其次，加大对“创新性”、“应用性”研究成果的支持和评价。第三，注重教师队伍的多元化和考核标准的多样化，充分发挥教师个体的优势，使其在科研、教学、成果转化、实践经验等各个方面扬其所长，不被既定的、一统的考核制度所累。

2.2.3基于学生的角度

传统的工程教育模式多观注对教师的评估和考核，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多见于考试后的分数中。学生“分数至上”的价值观，使得学习脱离了生活，也远离了社会。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在学生从业前占据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它是学生的成长和生活过程。教育的目的与生活的目的一致，“生活也即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生活和发展，工程教育的本质是为工程师的生活奠定基础。因此，应把实践能力作为学习效果评价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工程教育的模式下，高校学生应从学校学到哪些知识和能力？如何检验大学生已获得的能力？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的评估。评估的标准是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细化反映，因此，它必须在社会人才需求的框架下，符合工程教育中各专业利益相关者的切实要求。这些专业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来自产业界的精英，也包括在校的和已毕业的学生，以及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渠道来收集业界利益相关者的建设性意见与形势分析，并与教师和已毕业的学生讨论教学内容、课程设计中需优化的部分，通过对归纳总结各利益方的意见，评判学生在解决工程问题的时候，所反映出来的技术基础知识、操作能力、推理能力、社会人际关系，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考虑到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隐性因素的不可量化性，评估标准在制定时，应加强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权重。评估的方法或形式亦可以是多样化的，诸如：笔试、口试、目标问题的解决、学期中的独到意见和创新发明。学生学习效果评估旨于对教学的适应性进行改进，最终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以满足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加速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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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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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从结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相对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与工资收入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急剧上涨。高房价强化了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方面耗尽普通市民阶层多年积蓄，严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导致房产开发和投机者暴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就越难扩大。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可见，收入分配失衡恶化需求结构，阻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扩大内需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扩大内需战略多年不见起色。为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既然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调结构就不能由政府来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即放手让企业去调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之发展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正是无数微观个体在市场中寻找成功机会的“试错”行为，决定着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这个过程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但还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成本低得多。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二是要完善价格机制。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价格调整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供给结构变化也会有一定时滞，因此经济结构会经常出现摩擦性失衡。但只要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变化，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改变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如果价格调整弹性为零，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经济结构必然僵化。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通过保护产权、保证公平、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来完善市场，提高价格调整弹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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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教学模式是以问题为导向，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丰富的研究体验和科学的文化知识，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收集、分析、判断大量的信息材料，进行积极探索和体验。研究型教学的整个过程离不开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探索实践。

1.2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性

放松、愉快的课堂环境是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引导学生善于思考问题，勇于探索是其主要目标所在。师生关系平等能让课堂气氛融洽，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使学生成为自我开发创造力的主体。

1.3创造性与潜在性的统一

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宗旨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它是一个能动、创造性地教学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各学科相关知识，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寻求“主观能动性”的解答。

2中国区域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地位和实践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分享，但其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果差等问题也受到学界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学科自身发展不足，教学方式不科学，教学效果不佳等。

2.1学科自身发展不足

近年来,区域经济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探索均得到了迅速发展,大部分高校开设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博士点，为我国培养高水平经济学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教师资源紧张、教材建设和课程大纲建设滞后、课程设置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框架等自身发展不足的问题。区域经济学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大多是针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而其理论体系建设相对较落后。

2.2教学方式不科学

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大多教师习惯于“灌输”式的课堂讲授，多年来一直沿用一种教案和教学模式，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去创新和探索。老师把学生看成接纳知识的容器，要求全盘记录和死记硬背所教内容，缺乏课堂沟通与实践教学环节。

2.3教学效果不佳

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学生真正学到的内容不多。课程学时普遍过短及课堂教学内容过多致使学生不能全部消化现象较为突出，还有些课程内容不能进行详细讲述等问题十分突出。其二，学生缺乏实际转化能力。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过分强调知识的获取，而往往忽略实际转化应用能力的培养。现实当中大多学生无法运用所学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学习和应用脱钩现象十分突出。

3基于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区域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思路

3.1更新教学理念

区域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必须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更新教学理念。由于长期以来过于强调理论而缺乏对区域经济学的应用实践应用，学生对区域经济理论没有深刻的理解，只停留在比较抽象的理论层面，例如，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时，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而忽略现实区域问题与区域经济理论相结合等问题。与区域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研究型教学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学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学生知晓理论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理论产生的背景、发展脉络、适用条件、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使学生能够理解整个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通过定量化方法的传授，提高学生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通过调查研究、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课程论文等方式，提升学生应用区域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要紧紧抓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热点”与“难点”问题，把抽象化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使学生加深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理解，提高其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区域经济问题的能力。

3.2改革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的能力。

区域经济学作为偏重实践的一门课程，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效果。

（2）培养学生正确科学的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同样的实验现象、实验结果，思维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3）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4）培养学生的素质。

素质是保证人们成功进行实践活动的稳固的心理特征的综合，严谨的作风、开拓进取的精神、辩证唯物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的品格、节约勤俭的品质都是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培养的。

3.3转换师生角色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跟着老师走，老师跟着考试走，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长此以往，教师和学生都失去了活力，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更是陷入了单一化。教师的角色是教材的执行者，任务是传授知识。在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指导下，教师将从传统的、一包到底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尽快转换教师角色，树立新的教学观念，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关系。

3.4改变考核评价

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改变单一的考试方式，重点考察学生在平时研究学习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及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分析应用能力，考核方法可以是调查报告、论文写作、科技制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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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计算模型根据公式(3)和(4)，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二者的发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同时采用极值变换法进行标准化，为了满足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数据非负的要求，借鉴杨慧的处理方法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加0．01做非负化处理［11］。对于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计算，采用线性加权法。

(三)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判断标准，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在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重点，综合参考陈基纯、暖［12］以及杨慧［11］的分类方法将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

二、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

成都作为中西部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成为许多知名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军西部地区的首选城市和投资热点区域，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尤显重要。为此，本文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各个要素，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动态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结合研究区域特点，构建了衡量二者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本文数据来源如下:土地价格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其余土地市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分析报告》和《成都市房地产市场研究年报》，2005－2011年区域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2012年《成都统计年鉴》，2012年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2012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的各指标的权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首先根据式(5)和(6)，计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式(2)和(4)，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根据计算出的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通过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到α，β分别为0．386和0．614)，结果见表3。同时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及表1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的划分标准，将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况的评价结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根据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长6．14%。由此可见，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间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作用在逐渐增强，系统运行绩效逐渐提高，耦合协调关系逐渐趋向良好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分比较低，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320，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结合表1和表3中的数据，绘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划分图，由图1可以直观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具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6年，此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极度失调衰退类转变为一般失调衰退类。在该阶段成都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规模扩张效应、激励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发挥作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二者发展水平均较低，造成耦合协调度处于不可接受区间。第二个阶段是2006－2011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一般失调衰退类过渡到勉强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区间由不可接受区间跨到过渡区间。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遭遇瓶颈，复合系统的发展由区域经济滞后型转变为土地市场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对土地市场的资金支撑效应和激励效应得到发挥，造成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状态。第三个阶段是2011－2012年，此阶段二者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耦合协调类过渡到初级耦合协调类，虽然二者发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协调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导致该阶段耦合协调区间仍属于过渡区间。综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过程可以用“二三四”来概括，即耦合协调过程跨越不可接受区间和过渡区间两个区间，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三个变化阶段，耦合协调作用遵循了极度失调衰退一般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四个路径。

(四)土地市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复合系统的整体协调功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根据表3中的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分值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值绘制出图2。由图2可以发现，2005－2012年土地市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变化，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速缓慢。2008年，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跌到最低，这可能与“5．12”地震的影响和全球金融危机有关。区域经济子系统应对外界变化，可以较好地面对危机，保持自身的缓慢增长，而土地市场发展水平却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达71%，之后连续3年的发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因子变成了制约因子。这说明与区域经济相比，土地市场发展的稳定性较低。土地市场发展的失衡，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增幅较缓慢，从而造成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由此可见，土地市场发展失衡是导致近几年来土地市场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协调类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篇9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无论是哪种联合模式，均是企业和市场进行的交融，最终形成边界模糊不清的经济组织。中间性经济组织必然是以中小企业组织形态为主的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形式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在温州制鞋、服装、工业电器、汽车摩托车配件、打火机、眼镜以及灯具等行业广泛应用的虚拟经营；第二，介于纯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的企业集群，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借助于这种特殊组织结构，小企业之间建立长久的交易关系且不一定以契约来维持，而主要通过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作，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第三，包括契约式与股权式的战略联盟。契约式的战略联盟在温州柳市发展最具典型，柳市的323家低压电器公司联合起来，先后在全国320多个大中城市，230个县级行政区设立了进行统一的销售子公司、分公司和门市部，在18个国家、地区开设直销点、销售公司，既避免自相残杀，又为各企业产品的销售和企业形象的树立提供了保证，以致发展成股权式的战略联盟，诞生今天的德力西集团、正泰集团和新华集团等大企业。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的竞争优势

中间性经济组织根植于温州文化获得蓬勃发展势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没有受惠于计划体制的好处，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一种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早期的温州老板的创业精神被归纳为：可以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温州人的“市场精神”是丰富的，他们对潜在获得机会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从大人到小孩都会非常娴熟的讨价还价。

中间性经济组织就其特长来说符合温州的文化传统。通常认为，温州人较早具有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由此追溯到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事功”的文化传统。永嘉学派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重视流通。这一文化历史的渊源使得温州人比较注重功利。在国内，温州人较早放弃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从事工商业，以分散个体的决策来使分散的稀缺资源得到更有效运用。

中间性经济组织是指介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和完全一体化之间的各种联合形式。其特长可以分为：成员企业各自具有独立性。这点比较符合温州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特点，各企业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自应付剧变的环境。由于确保了各个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各企业就有可能充分发挥其独创性，就这点而言，比较适合温州企业的市场观念。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成员企业之间仍存在着竞争，这种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能促使企业仍保持着较高的生产经营效率。与垂直联合企业相比，由于企业相互负担较轻，可以减少温州中小企业应付环境变化的脆弱性。

中间性经济组织节约家族企业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交易成本比较低。市场交易存在着交易成本，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可以利用企业替代市场的方法。作为温州的家族企业，选择企业替代市场的纵向一体化会增大企业内要素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有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与竞争力的衰退。为避免减少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产生的问题与节省交易成本，让某些资源禀赋差的部门和效能弱的功能从企业内部分离出来，将企业的某些功能外部化，仅留下企业最有优势的核心功能，这是温州企业的一种普遍做法，这种组织内部的交易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特点，决定了它在温州企业目前现状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能够实现总成本最低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它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是各种知识和组织能力的总和。温州民营企业通常规模不大，往往很难与国内外大企业抗衡；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扩张愿望迫切，而本身资本集聚又十分缓慢；企业在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过程中，彼此需要对方互异的核心能力，以形成更大的合力，这就促使双方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聚合彼此的核心能力。

在温州古典家族制企业里，以“家长”为核心的企业制度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重大决策的效率。家族内部成员之间血缘关系也有助于化解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矛盾。但在企业发展后期，这时企业的规模扩充的冲动增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协调费用增加，原先利用伦理规范进行管理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在温州民营企业固有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生存空间。它既能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资产专用性来降低生产成本，又通过一体化形式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低。

中间性经济组织推动了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进程

中间性经济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家族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中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合点。通过采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企业集团化、企业战略联盟等形式，虚拟企业实质上是企业产权在创业家族成员以外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它可以实行以小博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在使得企业利益相关者得到更多剩余的同时，却没有人为此受到损失。这一产权重置可以看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Pareto-promotion）”的过程。它无需在家族企业内部进行较大的变革――因为变革会带来交易成本，企业要为此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

合作竞争型中间性经济组织发展趋势

温州家族企业间的联合往往趋向于战略联盟形式

温州大企业之间趋向于建立战略联盟，这是由于温州独特的文化使然，温州企业家合作精神不强，因而那些具有资源互补性的民营大企业之间，采取战略联盟形式，比购并或建立企业集团更为现实。

温州家族企业间的联合往往借用企业集团的外壳，其实质仍然是战略联盟。战略联盟不是依靠所有权关系的扩张，而是通过优势互补的“共生”方式，达到实际扩大企业边界的效果。表面看来，温州的企业集团都有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的层次结构，像“正泰”、“德力西”、“天正”这类企业集团都是以品牌为核心，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联合，子公司技术上独立或半独立。但温州所谓集团公司控股甚至持有全资的紧密层企业，其实使用的基本上是自己原来的车间厂房，而作为独立法人加入集团的其他半紧密层或松散层企业，与核心层之间很少存在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的关系。前不久包括四大中国锁王在内的8家锁具企业联合组建了中国最大的锁具企业――温州市强强集团有限公司，从企业联合的法律地位和产权关系来看，这些企业集团只是有分寸的联合，因而更接近于一种虚拟一体化的战略联盟的形式。

在温州企业集团内部，股权和契约构成了企业集团二元的联结纽带。契约关系性质维持的企业联合，其稳定性明显不如资本投资性质的企业集团。因为这种通过契约联结成的企业集团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伙伴关系。通过股权结构确立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具有一定科层制性质（控股关系），又具有一定市场交易性质（独立企业）的企业集团。通过一定的组织协调较好地克服了企业间市场交易成本，也节约了组织成本。这种安排是基于充分发挥科层和市场的优点和充分体现效率的考虑。

温州企业集团发展采用的中级一体化，集团组织内部的既有科层、又有市场的组织形式是组织经济的客观规律为自由开辟的道路。温州目前的企业集团发展的这一方向看，相对于古典企业能降低部分生产成本，相对于单纯的契约关系性质维持的企业联合，也能节约部分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合作，企业间知识形态的资源进行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形成组织间的学习，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温州的中小企业通过组织功能的虚拟走向虚拟一体化

温州早期的分包企业与发包企业之间是以承包契约为联结纽带的，两者的市场地位存在着不对等性。随着虚拟组织的发展，温州企业的战略外包将发展成为虚拟一体化组织，其发展方向由原先的靠近市场协调到更靠近组织协调。

虚拟一体化是市场形态向企业形态演进的一种组织形式。但随着分工的发展，分包企业拥有了独立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规模也逐渐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单位生产费用逐渐降低，具备了与发包企业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分包企业和发包企业的市场地位就对等了，都变成了整条产业价值链上的模块制造单元，从而必定走向虚拟一体化组织。

温州中小企业向虚拟组织转变，要经过若干循序渐进的蜕变过程。首先中小企业的内在功能要核心化，即企业在功能上的单一化、专长化。功能核心化需先确定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确定的过程中，一方面结合核心能力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市场竞争状况和产品组合分析。核心竞争力确定以后，在资源分配的调整中，逐渐向核心竞争力方向倾斜。其次，建立企业运行的网络平台，包括协调分散化关系的企业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以及体现彼此合作规则的契约网络。

“地方法团主义”的采用将推动集群化企业快速成长

通过政府的推动来实现的集群发展，被归结为所谓“地方法团主义”，如成立行业协会或商会、营销协会、采购协会等合作化组织。当集群发展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时，大多数企业是靠模仿学习获取资源能力的，自身的技术设计工艺质量控制等能力都处于较低级的水平上。随着市场的发展，要求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提升质量和服务上有更高的能力。这往往是单个企业难以做到的，这时集体行动和政府与市场的组织就成为企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方式。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温州的行业协会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自律管理在温州市行业商会中得到普遍推行，行业商会在市场开拓、服务维权上也起着十分重要作用。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行业商会在强强联合、整合团队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替代市场，而在于增进市场。从这方面看，政府应该通过研究制定产业规划，按照现代物流理念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保证生产要素的供给，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整顿与规范市场秩序，创建企业集群发展的良好环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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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向荣、张苗荧，虚拟经营嫁接温州家族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浙江经济[J]，2003(15)

3.张苗荧，论温州文化的消极因素及其对温州经济进化影响，华东经济管理[J]，2003(5)

4.孙蔚、张苗荧，温州企业治理结构特点与演变路径，商业时代[J]，2004(3)

5.胡刚，中间性经济组织：对产业组织合理化内涵的新认识，理论经济学[J]，2002(2)

6.王王君，论簇群经济的阶段性演进，理论经济学[J]，2002(7)

篇10

新时期商帮经济的发展繁荣

我国商帮历史悠久，曾经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商帮，如晋商、徽商、甬商、鲁商、潮商等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帮经济又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新型商帮文化。如浙商著名的“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勤奋吃苦精神；徽商多儒商，诚信仁义；晋商俭约自律、诚信不欺；上海商人精明、谨慎；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温州商人喜欢外出经营找市场，做生意先从小处入手，善于推销；鲁商务实、精明、忠心、谨慎；豫商出自商业发源地，热情、忠厚、诚信；闽商眼界开阔，富于冒险进取；粤商市场敏感性强、接纳和包容性强、讲求实效和稳健、注重实干和苦干等等。

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浙商大会、徽商大会、闽商大会、潮商大会、豫商大会等各大商会组织的大会接连召开，逐渐赢得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获得显著的社会影响力及社会地位。学者们也开始探索各自地域人文因素对于商人品格的形成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当今商帮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不局限于原有的地域而遍布天下，其发展对于其发源的地域经济所产生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在学术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

商帮经济的反哺现象

当今，许多商人在异地发展起来后，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回报家乡。据调查显示，浙江省在外从事商贸流通业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的产品70%以上产自浙江，估计年营业额在2500-3000亿元，约占省内相关产业产出的30%，而原料、货源出自浙江或产品返销浙江的比例也相当高。同时，浙商“反哺”浙江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

在中原，也树起了豫商的大旗，河南省有关政府部门专门成立了豫商联合会，与海内外各地豫商联系紧密，每年定期在河南各地市轮流召开豫商大会，加强各地市和省内外豫商的联系，以各种优惠政策和高效的办事作风吸引海内外豫商集聚中原，参会人数逐届增多，签约项目数量大幅增加。

商帮经济对地方经济的反哺机理分析

伴随外地商帮反哺现象的增多，反映出纯粹地域概念的“xx经济”正在向基于网络的“xx人经济”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出新的商业价值观对狭隘的地域概念的突破，营造出新的开放动力机制。地域概念是静态的、稳定的，而“人”是动态的、发展的，众多的本土籍商人走出去参与外部经济循环，其流动性带来了本地商业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异地复制，获得了成功后又通过反哺而创造更为广泛的商业网络，促进本土经济的发展。

从古至今，“乡情”都是永远割舍不掉的情结。首先，本土商人走出家门，艰苦创业，在思想上带着文化的烙印，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其聪明才智，展示家乡的形象，并可带出去一批创业者，为更多的家乡人就业提供机会。根据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的调查统计，目前浙江在外省（区、市）创业人员约400万人，创办各类企业9万余家，累计投资额5320多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即浙商每年在省外创造的财富，已经相当于浙江省2005年全年的GDP。其次，本土商人走出去，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产品的输出，一方面可以把外地的信息、技术、管理经验传递回家乡，促进本地企业的进步与升级，甚至直接成为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本土商人走出去可以作为重要的联系平台，为本土政府进行招商引资和更多本土企业到外地投资发展牵线搭桥。因此，“xx人经济”的发展，对于本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政府发展商帮经济的对策建议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合作共赢已成为竞争的新趋势，联盟成为新的战略价值取向。由上述分析可知，“xx经济”的立足点在地域，而“xx人经济”的立足点在“人”，“xx人经济”突破了传统地域经济所依靠的个人关系网络资本的封闭性，这会实现商帮经济与本土经济的双赢。因此，政府应本着发展“xx人经济”的开放新思维，鼓励资金、技术、人才大胆“走出去”，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更要“引进来”，引入更多的资本、项目和合作的商机，以人的发展促进地域的发展。

政府发展商帮经济的主要方式是一方面鼓励省内的企业走出去，创造效益，塑造品牌。一方面通过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及优良投资环境的构建，促使已经外迁的企业通过回迁、开办子公司、项目输入等方式回报家乡，具体对策如下：

第一，建立企业家数据库。政府应搜集省内外本籍商界人士的具体情况，包括企业的产品和市场情况、所属行业类别、企业家的创业历程等，分析其所属产业结构及特点，建立数据库，为资金、项目、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奠定信息基础。

第二，促进省内的企业走出去。支持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省外乃至国外进行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合作，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创造效益。帮助其解决融资、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发展障碍，加大推介和宣传力度，强力塑造商业品牌。尤其是对具有本省特色的产业集群进行品牌塑造，树立形象。

参考文献：

篇11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篇12

0引言

当代经济出现的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和区域化等特征，使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新的时代背景中，区域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和区域经济参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而构建区域创新系统已经成为各区域实现新世纪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深入研究和认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对于加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指导地方技术创新工作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云南省曲靖市为考察对象，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理论作一探讨。

1．曲靖市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高校数量小，科技实力不足，创新人才资源少曲靖市基本，全日制学校中有师范学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1所、中专7所、高完中52所、初级中学203所、完全小学1887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2所、特殊教育学校4所、幼儿园328所、教师进修学校9所。与其他省份相比，科教实力不足，这严重制约了曲靖市知识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系统需要的创新人才总量不足。另外，人才结构也不尽合理，不能适应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的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环保产业、新能源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人才紧缺，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复合型人才缺乏。同时，人才结构不合理也影响了专利类创新成果产出指标的提高，许多科研成果是科技人员为职称评定而作，完全脱离市场需求。

1．2曲靖市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环境不完善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离不开创新环境的支持，目前曲靖市创新环境的建设还不完善，具体表现为:①区域创新的文化环境和氛围还不浓厚，近年来，曲靖市大力发展区域创新体系，但曲靖区域创新文化氛围还不够浓厚，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精神尚未被普遍接受，创新要素各方未能在合作创新上达成共识。②区域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政府科技管理的‘’部门分割”还存在，全市科技资源配置分散、重复和浪费，不能形成科技合力，难以开展科技攻关。科技局和其他承担科技管理的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在创新活动组织、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制度建设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和协同机制，难以达到综合集成的效果。政府对科技创新管理的职能定位不够明确，计划管理痕迹较重，行政直接管理、控制、千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建立。

1.3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高，创新主体地位未完全确立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执行主体”，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导力量，在区域创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一些大中型企业对创新的动力不强，一些规模较大的私企或者出于发展时期，或者由于所有者或经营者缺乏相应的素质和长远的眼光而没有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从而失去对创新的动力。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些企业多数还没有建立起研究与开发机构，企业的科技人员素质不高，即使是已建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其整体开发能力与专业化的科研院所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中仍有部门不能有效进行技术开发，重要靠从国外引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差，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开发不够。由于企业的知识基础与技术能力有限，阻碍企业转型和技术升级，导致一些企业深陷夕阳产业而无法自拔，失去持续发展能力。

2曲靖市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