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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玉竹的栽培应选择土质肥沃疏松,土层深厚的黄沙土及壤土,pH值6~7.5,排水良好的坡地、高岸稻田均可栽培。以有芽咀、大小适中、无病虫害、无伤疤的当年生根茎做种,在8—9月,按行距28~30cm在畦面上横向开深8~10cm的平底播种沟,浇上腐熟稀薄的人畜粪水,按株距7~10cm摆好种茎,芽咀朝同一方向,种茎与播种沟成垂直方向。田间管理做好除草、追肥和覆盖、培土、清沟、排水工作,栽种2年后即可收获,最长不超过4年。入秋后茎叶开始枯萎时,选择雨后晴天,土壤湿度适宜时收获。
2邵东玉竹产业的发展历程
邵东县种植玉竹历史悠久,自明朝开始,该县流泽、斫曹、廉桥等乡镇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竹,据《邵东县志》载,在清末期间,该县玉竹年产量已占湖南省3/4,其中大量销往海外。1958年,由县药材公司托运出口地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1964年,湖南省外贸局确定邵东县为玉竹出口基地,由供销合作社收购转交外贸出口。从此,出口量逐年增加,1971年出口达到481t。1981年,市场开放,乡镇企业和个体商贩争相收购,自行外销,货源分散,无准确统计数据,但根据生产面积估算出口量翻番。1986年,在湖南外贸公司的指导下开始玉竹加工,将玉竹经水浸、刨片、挑选、晒干后,加工成玉竹片,当年加工玉竹片出口就达75.3t。1986—2006年邵东县玉竹进入高速发展期,玉竹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2012年,仅邵东县流泽镇就加工玉竹条3×104t,玉竹片销售量1×104t,产值达5亿多元。2013年,全县产玉竹片1×104t,产值近10亿元,创收3亿多元,出口3000t。
3邵东玉竹产业的现状
3.1规模与市场邵东县地处湘中腹地丘陵区,总耕地面积5.3×104hm2,处于中亚热带,具有显著大陆季风性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玉竹生长发育,素有“玉竹之乡”之美誉。当前,邵东玉竹加工量占全国的70%以上,销售量占全国的90%以上,获得经销商的好评。邵东县成了全国最大的粗加工基地,仅流泽镇就有专业加工村12个,专业加工户上1000个,江西、浙江、贵州、重庆等的玉竹条都流向这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玉竹种植、收购、加工、运输、仓储、销售专业“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开辟了较稳定的国内外市场,与全国各大药企及东南亚等外商有着长期的供销关系,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
3.2现行采收加工技术3.2.1玉竹的采收一般正常年份玉竹栽种后2周年采收。入秋后玉竹的地上部分开始枯萎时,选择晴天,土壤湿度适宜时收获。采挖时先割去地上茎秆,用耙头从下往上撬的挖法,挖起根茎,小心抖去泥土,防止折断;挖出的玉竹摆放在作业面的前方,有利于收集,边挖边退。3.2.2玉竹的粗加工将挖出的玉竹根茎,按长、短、粗、细挑选分级,再分别摊晒。夜晚,待玉竹凉透后就地用晒簟或草席覆盖。晒制2~3d,待根茎柔软干燥后,用滚筒式脱毛机脱去须根、泥沙,取出根茎继续晒2~3d,再次用脱毛机脱去须根、泥沙,即为玉竹条。经干燥、脱毛、纵向切片处理后的产品为玉竹片。
3.3玉竹的贮藏目前,玉竹一般不贮藏鲜品,按上述方法加工的玉竹采用薄膜袋、麻袋、编织袋包装,每件40kg。现改为纸箱包装,每箱10kg,内用薄膜袋密封,直接将标志印在纸箱上。包装好的产品贮藏于通风、干燥处,温度宜在30℃以下,相对湿度70%~75%,商品安全水分南方12%~13%,北方14%~15%。贮藏期间,要勤检查,适时通风换气、翻垛、除湿、降温;高温高湿季节应将玉竹与生石灰、木炭、无水氯化钙等吸潮剂同置密封堆垛或容器内。
4阻碍邵东县玉竹产业发展的瓶颈分析
4.1栽培技术体系缺乏现代科技支撑邵东县虽有最优良的玉竹品种,但由于玉竹忌连作,土传病害严重等,导致主产区近年来产量大减,本地生产量已不足历史高峰的50%。随着玉竹市场的不断扩大,农民玉竹用地轮作的可能性继续变小,将进一步导致该产业萎缩。因此,筛选高产、抗病、高值的玉竹品种,建立新的栽培技术体系迫在眉睫,但当地还没有专门科研机构对相应问题开展系统研究,这对于一个潜在经济规模超10亿元以上的产业是极不相适应的。
4.2加工技术落后目前,邵东县玉竹的加工产品基本只有玉竹条和玉竹干片。加工技术的落后体现在2个方面:①玉竹的干制技术落后,目前仍以煤火烘烤为主,玉竹烘烤至一定程度后,再采用硫磺熏蒸的方法防霉、防褐变,导致产品达不到相关用户的标准,与无硫产品在市场价格上落差较大。对于哪一种干燥方法好,基本没有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如先制片再干制还是先干制再制片对玉竹的品质有何影响、先灭酶或不灭酶再热风干燥是否可行等一系列问题都缺乏研究。②深加工产品单一,该县的玉竹片被海外市场争相抢购,拿去深加工已近100年,已研发的玉竹深加工产品有玉竹饮片、玉竹糖、玉竹果脯、玉竹饮料、玉竹糕点、玉竹罐头、玉竹茶等多个品种。但本地的玉竹深加工才刚刚起步,只有玉竹饮料、玉竹茶2种产品,且相关产品由于品牌及产品加工品质等问题,其发展态势还不被看好。
4.3政府宣传推介不够该县虽也有“湘珍玉液”“东方一品”2种玉竹饮料上架到大型超市,也有该县东阳农产品厂的“金牛”牌玉竹片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使用地理标志的产品。另外,玉竹原产地已经认证11年,按道理该县玉竹产业已经具备品牌基础,但由于至今没有做成一家大型公司。究其原因,政府对该项目宣传推介不够,一般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当还没有强势的龙头企业出现时,政府应承担产业的宣传与推介作用,因为农民没有能力推介,小企业也没钱推介。几件小事可知在宣传推介上大有文章可做,如中央电视台栏目“舌尖上的中国”(《消费栏目》2012-12-05“农家三宝”播放),介绍玉竹可以做菜,但本地人却不知其还能做菜且美味可口;又如地理标志不能被充分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出台后,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保护政策,但该县才刚刚起步,大大小小的玉竹企业还不知如何利用地理标志。
5发展玉竹产业的建议
为防邵东玉竹再步“昨日黄花”之后尘,大幅度提升玉竹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促进该产业的可持续蓬勃发展。笔者经专业户、经销商、乡、村负责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形成如下建议。
(1)组建队伍,加强栽培育种研究。可以科技特派员、专业协会的骨干成员为主要队伍,政府适当给予科技启动经费,在无病毒苗繁育、高抗病性品种选育、高产高效品种选育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在现有生产技术体系基础上,加强玉竹土传疾病的研究,开发廉价有效的土壤消毒剂,解决现存的连作产量低的问题。
(2)依靠产学研,开展深加工研究。政府出面牵线,将已有的玉竹加工企业与相关的研究单位对接,深入开展深加工理论与技术研究。研究课题有:玉竹新产品加工技术、鲜食玉竹保鲜及功能、不同干制方法与玉竹功能、玉竹加工新装备与工程研究等。目前,可研发的产品有营养高端的玉竹糕点、玉竹挂面,玉竹调理菜肴等。食品加工技术亟需用新技术置换SO2在玉竹片中的防霉防褐变的作用,如切片后汽蒸,防止酶褐变;做小袋真空包装,加入脱氧剂保鲜。另外,玉竹的保鲜、本地市场动态、出口国产品标准等都需研究。
(3)多措并举,发挥地标保护作用。打造邵东品质名片,发挥地理标志保护作用,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领导小组和专业工作小组,经常性地开展工作,实施目标考核;出台《邵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发展政策》,将玉竹产业发展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事项来抓;安排专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品种选育、信息和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服务。
二、产业集群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
(一)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分为两个方面:学习效应和挤压效应;学习效应来自于技术变革的压力,集群内个别企业优先获得新技术并迅速占领市场,迫使其他企业改善生产,加大研究力度,否则则可能面临市场份额被占有,甚至破产的风险。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后创新企业的追赶行为;而挤压效应即在创新活动中取得领先地位的企业为确保领先优势,继续加大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原因在于,后续企业的追赶会使得由新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这种相对优势的缩小趋势使得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外在驱动力主要有需求条件和政府支持。需求来源于市场信息,企业通过对相关市场的研判,对潜在需求做出估算,并据此研发生产,最终商品化。政府支持催生巨大的开拓效应,主观上促使企业实施创新活动。此外,政府对交易壁垒的减弱则激活了新产品、新技术的流动性,使创新企业能够快速收回成本,从而提升对创新活动的热情。
(二)投入机制
投入机制主要指集群创新体系内部要素的投入,包括资金、人才、土地等。集群内众多相关企业以及配套中介的存在使之形成地域性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信息渠道增强了集群的人才吸引力,大量人才涌入集群,形成专业化的劳动供给。集群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能使劳动者不断地学习提高,专业化程度迅速提升。在资本的投入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风险资本、政府资金支持等。首先,区域发展战略中,往往把集群放在突出的地位,地方政府往往会增加对集群的直接资金投入或补贴。完善的资本市场,使一定规模的企业能够从资本市场融资,对于规模巨大的公司而言,资本市场融资拥有低成本等优势。而对于集群内中小企业而言,应引入风险资本,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担保等方式吸引场外资金的介入,充实创新资本。
(三)调控机制
调控机制指政府可以通过营造创新环境、规划创新建设、制定激励创新的法律法规等手段来调控创新主体及创新活动。政府出台产业规划对相关产业进行扶持。政府还可以直接组织创新联盟整合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在集群条件下,宽松的政策环境利于构建和谐的创新氛围,提高企业联合创新的积极性。此外,国家技术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有助于创新的秩序化和条理化。政府的调控还体现在政府激励机制方面,政府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对产业集群进行整体的调控,为创新成果的成功转化提供便利条件。
(四)合作机制
1.合作的内部表现形式。集群内多数企业分享市场份额,竞争激烈,甚至有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行为,而集群内企业地理距离较短,业务频有交叉,沟通便利。因此如何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是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重点。企业的合作创新从组织链条来讲有以下形式:大企业领导型。产业集群中存在规模巨大,市场份额高的企业,此类企业的配套吸引设施生产商大规模的集聚,如日本丰田汽车园,其配套企业围绕在其附近,分工明确,生产研发秩序良好。大公司提供核心技术,中小企业合作生产,不但解决了大企业独自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促进了技术在中小企业之间的扩散。中小企业合作型。中小企业有资金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特点,单个企业创新难度较大,而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小企业联合可以便利地获取资金,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担保等方式获取贷款。
2.企业合作的外部表现形式。企业合作的外部表现形式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一般通过以下形式:科研机构内部化,大规模的企业通过并购已存在的科研机构或新设立子公司完成技术的研究工作,这种内部化形式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有利于整合资源提升创新效率;与高校科研机构商榷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或共同注资,或以技术作价入股,分享创新成果收益。产学研的合作需要通过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沟通。因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息交换不如集群内企业间的信息交换真实有效,需要双方保持良好沟通。合理的协调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能大量节约成本及新产品上市的时间。
(五)利益分配机制
要处理好集群创新体系的内部合作,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可以考虑以下两种利益分配方式:
1.契约模式下的利益分配。提成支付。在这种分配方式下,各成员将按照事先协商确定的一定比例从收益中获得分成。适合于创新联盟中企业和高校或科研院所都具有较强科研实力且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互补、面临的关键性技术创新难度较小且市场风险小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共建实体模式下的利益分配。创新合作方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创新,共同出资,按所占股份分享创新收益,这种模式基本消除了合作双方竞争的矛盾;合作方也可以通过母公司交叉持股的方式形成关联方,共同进行创新,这种方式并未形成新的实体,但由于交叉持股使企业之间的相关度增强,有助于共同利益的开发。
三、创新主体创新运行关联图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五大机制共同作用,市场或技术变革形成创新需求。企业提炼并反馈需求信息至政府由政府营造有利的创新环境,企业投入要素,转移技术攻关项目至高校及科研机构,通过利益分配机制将各投入主体结合起来,进行产品的研发。最终,新产品进入市场并及时反馈有效信息对创新活动进行修正。
2制定发展战略、明确战略目标、选择发展模式总体战略
我国的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应改变以往跟踪为主的战略,实施积极创新为主集成应用的战略方针。基于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水平和能力,在未来10~15年内,我国宜采取“立足创新、集成应用、需求导向、重点突破”的发展战略。
关于集成应用,主要是指把现有的已成熟的先进技术(不管这些技术源自何处)组合集成起来运用于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品生产。充分借助和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我国生物技术产业以及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1)战略目标
21世纪初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发展目标应定位在:努力提高生物技术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增强我国生物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争取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使我国生物技术的整体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生物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
2)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在未来10~15年内,我国的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宜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官、产、学、研、资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产、学、研的结合是促进科技进步,加速科技长入经济,提高研究开发效率的良好方式。结合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为保障生物技术及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应该对全局研究开发及产业化的发展方向、目标、策略和措施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对各类各层次不同机构的研究开发工作给予重要的引导;对于一些重要的领域,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可以更加有效地引导企业界、金融界以及地方政府的资金和支持,各方面力量形成的合力将加速国家目标的实现。
高技术是基于多种学科的综合技术,而高技术产业则必须加上科学的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发展高技术产业只有以企业为主,才能有效地将分离的科学与技术、科技与产业、产品与市场紧密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联合运作。没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生物技术产业将难以迅速发展。
3主要对策
1)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整体协调、形成优势集成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尚没有全国性统管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及产业化的组织管理机构,缺乏全局性的战略部署。目前国家各类科研计划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重基础性创新性研究,但在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短期能产生效益的研究项目,导致创新的源头匮乏。更为严重的是,各类计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各部门、地方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导致科研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而且造成低水平重复。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期。发展我国的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采取“两弹一星”+利益捆绑的新机制,盘活我国技术、设备与设施、人才等方面的存量,使各方面的优势系统有效地集成;必须同时调动国家、地方和企业以及科技人员的内动力和凝聚力;必须下决心解决部门地方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的顽症。为此,建议国家适时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管理机构,对全国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协调指导,从而做到整体协调,避免多头指挥和政出多门,实现决策、协调和实施系统的统一、简便和高效。
2)进行战略布局,形成产业聚集区
国外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些地理、交通、信息、政策等环境较好的地域,容易形成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的“聚集区”。这种“聚集”促进了不同研究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加速了生物技术研发及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聚集”进一步吸引人才、技术和资金,起到了“聚集”带动“聚集”的作用,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循环。根据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情况,结合现有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可选择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投资环境好并已有一定生物技术产业基础的上海、北京、广东(深圳)、长春等地作为生物技术产业化基地,给予更为优惠的财政和税收扶持政策。集中力量有选择地发展3~5个生物技术产业聚集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聚集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沪聚集区、以深圳为中心的粤港聚集区、以长春为中心的长沈大聚集区等),发挥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尽快形成较大的生物技术产业规模。对上述生物技术产业聚集区,国家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界的积极性,以国家重大项目为纽带,促进优势互补的联合与协作,逐步形成既有合作(包括跨国和跨地区合作)又有竞争的社会化的生物技术研发与生产的格局。
3)选择部分重点产品,目标定位国际市场
对于某些我国有较好基础、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是我国有资源优势的技术领域,例如转基因动物反应器、转基因植物、功能基因组、生物芯片、组织工程、中药等领域,应选择部分重大项目,目标瞄准国际市场,通过运用优势集成、整体设计、分段实施的操作方式,加大协同攻关力度,尽快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和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增强并确立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
4)建立国家生物技术重大项目孵化器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制约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影响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发挥,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生物技术因其自身的综合性、多学科特点,生物技术转化更具有特殊性。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孵化器的作用尤为重要。孵化器的作用是,通过与研究开发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并有力地引导企业介入,密切生物技术上下游的结合,有效地使单一技术的突破尽快孵化为成熟配套的技术和工艺,向产业进行技术转移和辐射,从而加速具有商业前景的技术和产品尽快形成商品化和产业化。为此,应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择优建立数个生物技术国家重大项目孵化器,结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独特性的生物技术重大项目和重大产业工程的实施,力争在5~10年内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生物技术产品,同时走出一条生物技术成果转化的成功之路。
5)加强生物技术产业相关技术及装备的产业化及国际化
我国在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仪器、设备、试剂等支撑技术与装备方面十分落后,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在国外,生物技术的支撑技术与装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其产值占生物技术产业总产值的20%以上。生物技术的支撑技术与装备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涉及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交叉;二是绝大多数生产经营专用仪器、装备的公司都拥有国际市场,只有占有国际市场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尚不具备自主研制和生产并占有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对重要的生物技术仪器、设备和装备,应采取“桑塔纳”模式,走与国外大公司合资合作的发展道路。第一步通过合资合作,引进建设组装线或生产线,这样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与外国公司共同参与国际竞争;第二步加速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逐步加大国产化比重,同时加强新型号、新设备的研制开发,进而逐步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此方面,应注意避免自己闭门造车、封闭发展,所开发的产品性能不稳定,测出的数据不可靠,别人不用,自己也不用的尴尬局面。
6)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中介组织
国外成功经验表明,中介组织在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介组织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大力发展从事生物技术信息咨询、技术评估(包括生物安全评估)、专利(特别是国外专利)、投融资等方面的中介机构。
我们认为,应尽快组建生物技术产业协会。组建生物技术产业协会有利于信息沟通和协作,有利于规范市场和公平竞争,亦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有利于逐步形成社会化发展的格局。协会组成以企业法人和高级主管为主,吸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管理、营销专家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协会进行全局性组织协调工作。
7)充分利用和合理保护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
我国国土辽阔,特殊的地理、气候、人口、人文、历史以及多民族等原因,使我国具有丰富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人类遗传资源,包括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宝库,为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大量的生物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甚至一些重要的资源流失严重。例如,我国虽有丰富的微生物资源,但由于资金和管理上的一些因素,导致研究、保藏和开发工作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也没有一部微生物资源管理的法规。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象重视人类遗传资源一样高度重视对所有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一方面应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各类生物资源管理的法规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健全国家生物资源的保藏及服务体系,其中包括细胞库、菌种库、毒种库、种质库、信息库等。此项工作可在相关计划的基础上,给予专项经费支持。虽然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但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8)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战略联盟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不开放就没有出路。高技术需要在合作和竞争中求发展。一方面是在合作中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在竞争中合作。国际上,企业间的联合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我国在发展生物技术及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国外政府间和民间的合作与交流。此外,还应利用国内巨大市场的吸引力,积极与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国内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发展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要充分重视利用海外资源,特别是信息及人才资源。在这方面,即使是十分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十分重视利用国外的信息,并吸引别国的优秀人才为其服务。我国除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吸引海外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国为国效力外,还应选择重大技术领域,在国外建立联合工作站。863计划生物领域在“八五”、“九五”期间已试行,效果良好。实践表明这是实现技术跨越的有效途径。国家应积极引导支持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特别是企业在国外建立研究开发机构,这样将会大大提高信息采集、技术引进、智力引进、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与交流乃至产品出口的效率。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没有经济驱动力这一过程几乎不可能实现。较长时期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掩盖了很多矛盾。经济回落,市场约束增强,两级分化进程加快,形成了强大的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使产业和企业在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现在看到了,想到了,也可以做也必须做了。
这一轮调整,主要的是:第一,改变结构性低效率。在很多产业,中国总的生产规模虽然已经很大,但单个企业规模不经济、专业化分工不充分、生产组织方式落后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很多产业的生产能力布局分散,长期在低层面处于同类、同档次产品的恶性竞争状态。一些企业主业不突出、辅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些企业达到了一定生产规模,但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匹配,没有取得高效益。提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客观上需要经过一轮并购重组过程,提高产业集中度;深化专业化分工,优化产业生产组织模式,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第二,淘汰落后产能。在需求特别旺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环境监管不到位和地方保护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长期维持拼资源、拼价格、无视环境的生产。中国很多产业的产能是在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单位产出品的能耗、资源消耗、产品质量、污染物排放、生产安全保障等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在相对成本上升、环境监管趋严,特别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已经很难继续生存。此时,对那些落后的生产能力不应再用“输血”的办法实施挽救,而应继续执行能耗、资源消耗标准,严格市场准入;继续加强环境监管,淘汰高污染产能:继续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价税改革,通过市场力量淘汰低效产能。从而促使那些丧失竞争力的企业或抓紧技术改造、或调整经营结构、或转产其他产品,或通过重组将有效资产转让,收回资本。
第三,向产业深度发展,由做大转向做强。钢铁、造船、纺织服装、家电、轻工等领域中的很多产品,我们不仅生产能力世界第一,而且市场占有率也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然而“大而不强”是我们很多产业致命的弱点。例如美国人穿的鞋70%以上是中国企业产生的,日本人穿的衣服75%以上是中国企业做的,在量的扩张上还能有多大空间?但是,在实物量已经做到-极致的同时,我们在价值链上却始终处于低端;在这次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传导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三来一补、两头在外,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自己营销渠道,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企业。这场危机正逼迫中国众多产业由专注做大转向做强。实际上,中国企业在为他人打工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一般加工制造技术和管理能力、有了原始积累,而且了解了所在的产业链分工格局、技术发展趋势、竞争形势,逐渐具备了向产业深度发展的条件。重要的是使企业的软实力与生产规模相适应。为此,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着力提高设计研发能力、实施品牌战略、创新营销模式,向产业链中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这里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有无限的空间。
二、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增长机制和增长结构都不可能再回归原点;相应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这场危机不仅使中国快速增长中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的诸多矛盾充分暴露,而且形成了助推产业升级的强大外部力量。
面对危机的形势,可以有两种思路、两种结果。如果为保增长,政策关注点仅仅盯住原有的产业增长支柱,大量使用“输血”的办法挽救那些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产业和丧失竞争力企业,力图保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将错失难得的结构调整的时机,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隐患。如果抓住时机,加紧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更具前景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并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那么危机的形势就将造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效果,为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一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景已经明朗;经多年积累,我们在技术和产业化上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准备;相应的市场需求不断积累、旺盛的消费前景已依稀可见;加之外部和内部经济驱动力已十分强劲,这些条件为制定和实施产业振兴规划,培育一批新的高技术、高增长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形势。例如:
1、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新的突破,加快数字化中国建设。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规模巨大。2007年增加值占GDP5.27%,到2008年9月电视机拥有量超过4.7亿台、移动电话超过6.2亿部、因特网用户超过2亿家。在第三代无线通信(3G)、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等信息领域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量前期技术准备,正处于升级突破、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重要的临界点。如果国家及时启动这些领域的产业化进程,不仅可以引导每年几千亿的企业投资和几千亿的居民消费,而且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快国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2、在能源需求放缓的时候,加大超超临界高效火电站建设,积极发展核电、适度发展风电、光伏电源;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推广节能产品;大力开发先进环保产品,加快重要环保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构成每年几千亿的社会投资和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3、选择一些城市进行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就传统汽车动力,我们与国外有很大差距;但就油电混合动力、全电动等新能源汽车而言,差距却没有那么大。在科技部组织推动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汽车在奥运会已有部分试用。目前中国高能动力电池达到了国际水平,成了中国的一个强项,每年已有批量动力电池和全电动汽车出口。比亚迪双模混合动力汽车、哈飞全电动汽车等今年将上市。迹象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存量包袱相对较小,在汽车新动力方面有可能实现一次超越。
新兴产业的振兴需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1、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应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具有先导性,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努力可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能形成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最终消费;三是有较大的产业规模,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四是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
2、一些重要新技术产业化的一个前提,是制定国家标准或选择国际标准,为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规制和接口。如地面数字/高清电视国家标准已于2006年颁布,3G系统TD,SCDMA标准已经经过近一年的商业使用,第三代移动通讯已向运营商发牌、手机电视国家标准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等待后续工作。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也必须有相关标准的支撑。
3、打破垄断和分割,为新兴产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如三网合一、手机电视、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化和大规模应用都涉及按传统分工的壁垒和障碍。要加快改革,完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监分离的管理体制,打破部门利益,加强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消除新兴产业在跨政府部门、跨行业、跨地区领域发展的体制障碍。
4、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扩大民间投资准入领域。政府投资来得快,对抑制经济快速下滑有重要作用,但要防止“挤出效应”。以政府有限投资调动和引导企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基础。民营资本有很高的投资热情,除国家规定禁止进入的领域外都应允许民间资本公平地进入。
5、制定和实施产业支持政策。一些高新技术在产业化初期处于弱势,离开国家的政策支持难以快速成长。应进一步落实国家科技发展纲要配套政策,特别是有关科技投入、税收激励、政府采购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