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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玉竹的栽培应选择土质肥沃疏松,土层深厚的黄沙土及壤土,pH值6~7.5,排水良好的坡地、高岸稻田均可栽培。以有芽咀、大小适中、无病虫害、无伤疤的当年生根茎做种,在8—9月,按行距28~30cm在畦面上横向开深8~10cm的平底播种沟,浇上腐熟稀薄的人畜粪水,按株距7~10cm摆好种茎,芽咀朝同一方向,种茎与播种沟成垂直方向。田间管理做好除草、追肥和覆盖、培土、清沟、排水工作,栽种2年后即可收获,最长不超过4年。入秋后茎叶开始枯萎时,选择雨后晴天,土壤湿度适宜时收获。
2邵东玉竹产业的发展历程
邵东县种植玉竹历史悠久,自明朝开始,该县流泽、斫曹、廉桥等乡镇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竹,据《邵东县志》载,在清末期间,该县玉竹年产量已占湖南省3/4,其中大量销往海外。1958年,由县药材公司托运出口地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1964年,湖南省外贸局确定邵东县为玉竹出口基地,由供销合作社收购转交外贸出口。从此,出口量逐年增加,1971年出口达到481t。1981年,市场开放,乡镇企业和个体商贩争相收购,自行外销,货源分散,无准确统计数据,但根据生产面积估算出口量翻番。1986年,在湖南外贸公司的指导下开始玉竹加工,将玉竹经水浸、刨片、挑选、晒干后,加工成玉竹片,当年加工玉竹片出口就达75.3t。1986—2006年邵东县玉竹进入高速发展期,玉竹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2012年,仅邵东县流泽镇就加工玉竹条3×104t,玉竹片销售量1×104t,产值达5亿多元。2013年,全县产玉竹片1×104t,产值近10亿元,创收3亿多元,出口3000t。
3邵东玉竹产业的现状
3.1规模与市场邵东县地处湘中腹地丘陵区,总耕地面积5.3×104hm2,处于中亚热带,具有显著大陆季风性气候特点,非常适合玉竹生长发育,素有“玉竹之乡”之美誉。当前,邵东玉竹加工量占全国的70%以上,销售量占全国的90%以上,获得经销商的好评。邵东县成了全国最大的粗加工基地,仅流泽镇就有专业加工村12个,专业加工户上1000个,江西、浙江、贵州、重庆等的玉竹条都流向这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玉竹种植、收购、加工、运输、仓储、销售专业“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开辟了较稳定的国内外市场,与全国各大药企及东南亚等外商有着长期的供销关系,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
3.2现行采收加工技术3.2.1玉竹的采收一般正常年份玉竹栽种后2周年采收。入秋后玉竹的地上部分开始枯萎时,选择晴天,土壤湿度适宜时收获。采挖时先割去地上茎秆,用耙头从下往上撬的挖法,挖起根茎,小心抖去泥土,防止折断;挖出的玉竹摆放在作业面的前方,有利于收集,边挖边退。3.2.2玉竹的粗加工将挖出的玉竹根茎,按长、短、粗、细挑选分级,再分别摊晒。夜晚,待玉竹凉透后就地用晒簟或草席覆盖。晒制2~3d,待根茎柔软干燥后,用滚筒式脱毛机脱去须根、泥沙,取出根茎继续晒2~3d,再次用脱毛机脱去须根、泥沙,即为玉竹条。经干燥、脱毛、纵向切片处理后的产品为玉竹片。
3.3玉竹的贮藏目前,玉竹一般不贮藏鲜品,按上述方法加工的玉竹采用薄膜袋、麻袋、编织袋包装,每件40kg。现改为纸箱包装,每箱10kg,内用薄膜袋密封,直接将标志印在纸箱上。包装好的产品贮藏于通风、干燥处,温度宜在30℃以下,相对湿度70%~75%,商品安全水分南方12%~13%,北方14%~15%。贮藏期间,要勤检查,适时通风换气、翻垛、除湿、降温;高温高湿季节应将玉竹与生石灰、木炭、无水氯化钙等吸潮剂同置密封堆垛或容器内。
4阻碍邵东县玉竹产业发展的瓶颈分析
4.1栽培技术体系缺乏现代科技支撑邵东县虽有最优良的玉竹品种,但由于玉竹忌连作,土传病害严重等,导致主产区近年来产量大减,本地生产量已不足历史高峰的50%。随着玉竹市场的不断扩大,农民玉竹用地轮作的可能性继续变小,将进一步导致该产业萎缩。因此,筛选高产、抗病、高值的玉竹品种,建立新的栽培技术体系迫在眉睫,但当地还没有专门科研机构对相应问题开展系统研究,这对于一个潜在经济规模超10亿元以上的产业是极不相适应的。
4.2加工技术落后目前,邵东县玉竹的加工产品基本只有玉竹条和玉竹干片。加工技术的落后体现在2个方面:①玉竹的干制技术落后,目前仍以煤火烘烤为主,玉竹烘烤至一定程度后,再采用硫磺熏蒸的方法防霉、防褐变,导致产品达不到相关用户的标准,与无硫产品在市场价格上落差较大。对于哪一种干燥方法好,基本没有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如先制片再干制还是先干制再制片对玉竹的品质有何影响、先灭酶或不灭酶再热风干燥是否可行等一系列问题都缺乏研究。②深加工产品单一,该县的玉竹片被海外市场争相抢购,拿去深加工已近100年,已研发的玉竹深加工产品有玉竹饮片、玉竹糖、玉竹果脯、玉竹饮料、玉竹糕点、玉竹罐头、玉竹茶等多个品种。但本地的玉竹深加工才刚刚起步,只有玉竹饮料、玉竹茶2种产品,且相关产品由于品牌及产品加工品质等问题,其发展态势还不被看好。
4.3政府宣传推介不够该县虽也有“湘珍玉液”“东方一品”2种玉竹饮料上架到大型超市,也有该县东阳农产品厂的“金牛”牌玉竹片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使用地理标志的产品。另外,玉竹原产地已经认证11年,按道理该县玉竹产业已经具备品牌基础,但由于至今没有做成一家大型公司。究其原因,政府对该项目宣传推介不够,一般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当还没有强势的龙头企业出现时,政府应承担产业的宣传与推介作用,因为农民没有能力推介,小企业也没钱推介。几件小事可知在宣传推介上大有文章可做,如中央电视台栏目“舌尖上的中国”(《消费栏目》2012-12-05“农家三宝”播放),介绍玉竹可以做菜,但本地人却不知其还能做菜且美味可口;又如地理标志不能被充分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出台后,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保护政策,但该县才刚刚起步,大大小小的玉竹企业还不知如何利用地理标志。
5发展玉竹产业的建议
为防邵东玉竹再步“昨日黄花”之后尘,大幅度提升玉竹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促进该产业的可持续蓬勃发展。笔者经专业户、经销商、乡、村负责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形成如下建议。
(1)组建队伍,加强栽培育种研究。可以科技特派员、专业协会的骨干成员为主要队伍,政府适当给予科技启动经费,在无病毒苗繁育、高抗病性品种选育、高产高效品种选育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在现有生产技术体系基础上,加强玉竹土传疾病的研究,开发廉价有效的土壤消毒剂,解决现存的连作产量低的问题。
(2)依靠产学研,开展深加工研究。政府出面牵线,将已有的玉竹加工企业与相关的研究单位对接,深入开展深加工理论与技术研究。研究课题有:玉竹新产品加工技术、鲜食玉竹保鲜及功能、不同干制方法与玉竹功能、玉竹加工新装备与工程研究等。目前,可研发的产品有营养高端的玉竹糕点、玉竹挂面,玉竹调理菜肴等。食品加工技术亟需用新技术置换SO2在玉竹片中的防霉防褐变的作用,如切片后汽蒸,防止酶褐变;做小袋真空包装,加入脱氧剂保鲜。另外,玉竹的保鲜、本地市场动态、出口国产品标准等都需研究。
(3)多措并举,发挥地标保护作用。打造邵东品质名片,发挥地理标志保护作用,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领导小组和专业工作小组,经常性地开展工作,实施目标考核;出台《邵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发展政策》,将玉竹产业发展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事项来抓;安排专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品种选育、信息和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服务。
二、产业集群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
(一)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分为两个方面:学习效应和挤压效应;学习效应来自于技术变革的压力,集群内个别企业优先获得新技术并迅速占领市场,迫使其他企业改善生产,加大研究力度,否则则可能面临市场份额被占有,甚至破产的风险。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后创新企业的追赶行为;而挤压效应即在创新活动中取得领先地位的企业为确保领先优势,继续加大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原因在于,后续企业的追赶会使得由新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这种相对优势的缩小趋势使得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外在驱动力主要有需求条件和政府支持。需求来源于市场信息,企业通过对相关市场的研判,对潜在需求做出估算,并据此研发生产,最终商品化。政府支持催生巨大的开拓效应,主观上促使企业实施创新活动。此外,政府对交易壁垒的减弱则激活了新产品、新技术的流动性,使创新企业能够快速收回成本,从而提升对创新活动的热情。
(二)投入机制
投入机制主要指集群创新体系内部要素的投入,包括资金、人才、土地等。集群内众多相关企业以及配套中介的存在使之形成地域性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信息渠道增强了集群的人才吸引力,大量人才涌入集群,形成专业化的劳动供给。集群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能使劳动者不断地学习提高,专业化程度迅速提升。在资本的投入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风险资本、政府资金支持等。首先,区域发展战略中,往往把集群放在突出的地位,地方政府往往会增加对集群的直接资金投入或补贴。完善的资本市场,使一定规模的企业能够从资本市场融资,对于规模巨大的公司而言,资本市场融资拥有低成本等优势。而对于集群内中小企业而言,应引入风险资本,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担保等方式吸引场外资金的介入,充实创新资本。
(三)调控机制
调控机制指政府可以通过营造创新环境、规划创新建设、制定激励创新的法律法规等手段来调控创新主体及创新活动。政府出台产业规划对相关产业进行扶持。政府还可以直接组织创新联盟整合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在集群条件下,宽松的政策环境利于构建和谐的创新氛围,提高企业联合创新的积极性。此外,国家技术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有助于创新的秩序化和条理化。政府的调控还体现在政府激励机制方面,政府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对产业集群进行整体的调控,为创新成果的成功转化提供便利条件。
(四)合作机制
1.合作的内部表现形式。集群内多数企业分享市场份额,竞争激烈,甚至有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行为,而集群内企业地理距离较短,业务频有交叉,沟通便利。因此如何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是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重点。企业的合作创新从组织链条来讲有以下形式:大企业领导型。产业集群中存在规模巨大,市场份额高的企业,此类企业的配套吸引设施生产商大规模的集聚,如日本丰田汽车园,其配套企业围绕在其附近,分工明确,生产研发秩序良好。大公司提供核心技术,中小企业合作生产,不但解决了大企业独自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促进了技术在中小企业之间的扩散。中小企业合作型。中小企业有资金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特点,单个企业创新难度较大,而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小企业联合可以便利地获取资金,如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联合担保等方式获取贷款。
2.企业合作的外部表现形式。企业合作的外部表现形式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一般通过以下形式:科研机构内部化,大规模的企业通过并购已存在的科研机构或新设立子公司完成技术的研究工作,这种内部化形式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有利于整合资源提升创新效率;与高校科研机构商榷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或共同注资,或以技术作价入股,分享创新成果收益。产学研的合作需要通过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沟通。因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息交换不如集群内企业间的信息交换真实有效,需要双方保持良好沟通。合理的协调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能大量节约成本及新产品上市的时间。
(五)利益分配机制
要处理好集群创新体系的内部合作,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可以考虑以下两种利益分配方式:
1.契约模式下的利益分配。提成支付。在这种分配方式下,各成员将按照事先协商确定的一定比例从收益中获得分成。适合于创新联盟中企业和高校或科研院所都具有较强科研实力且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互补、面临的关键性技术创新难度较小且市场风险小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共建实体模式下的利益分配。创新合作方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创新,共同出资,按所占股份分享创新收益,这种模式基本消除了合作双方竞争的矛盾;合作方也可以通过母公司交叉持股的方式形成关联方,共同进行创新,这种方式并未形成新的实体,但由于交叉持股使企业之间的相关度增强,有助于共同利益的开发。
三、创新主体创新运行关联图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五大机制共同作用,市场或技术变革形成创新需求。企业提炼并反馈需求信息至政府由政府营造有利的创新环境,企业投入要素,转移技术攻关项目至高校及科研机构,通过利益分配机制将各投入主体结合起来,进行产品的研发。最终,新产品进入市场并及时反馈有效信息对创新活动进行修正。
2制定发展战略、明确战略目标、选择发展模式总体战略
我国的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应改变以往跟踪为主的战略,实施积极创新为主集成应用的战略方针。基于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水平和能力,在未来10~15年内,我国宜采取“立足创新、集成应用、需求导向、重点突破”的发展战略。
关于集成应用,主要是指把现有的已成熟的先进技术(不管这些技术源自何处)组合集成起来运用于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品生产。充分借助和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我国生物技术产业以及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1)战略目标
21世纪初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发展目标应定位在:努力提高生物技术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增强我国生物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争取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使我国生物技术的整体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生物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
2)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在未来10~15年内,我国的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宜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官、产、学、研、资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产、学、研的结合是促进科技进步,加速科技长入经济,提高研究开发效率的良好方式。结合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为保障生物技术及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应该对全局研究开发及产业化的发展方向、目标、策略和措施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对各类各层次不同机构的研究开发工作给予重要的引导;对于一些重要的领域,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可以更加有效地引导企业界、金融界以及地方政府的资金和支持,各方面力量形成的合力将加速国家目标的实现。
高技术是基于多种学科的综合技术,而高技术产业则必须加上科学的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发展高技术产业只有以企业为主,才能有效地将分离的科学与技术、科技与产业、产品与市场紧密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技术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联合运作。没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生物技术产业将难以迅速发展。
3主要对策
1)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整体协调、形成优势集成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尚没有全国性统管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及产业化的组织管理机构,缺乏全局性的战略部署。目前国家各类科研计划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重基础性创新性研究,但在具体实施和操作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短期能产生效益的研究项目,导致创新的源头匮乏。更为严重的是,各类计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各部门、地方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导致科研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而且造成低水平重复。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期。发展我国的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采取“两弹一星”+利益捆绑的新机制,盘活我国技术、设备与设施、人才等方面的存量,使各方面的优势系统有效地集成;必须同时调动国家、地方和企业以及科技人员的内动力和凝聚力;必须下决心解决部门地方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的顽症。为此,建议国家适时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管理机构,对全国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协调指导,从而做到整体协调,避免多头指挥和政出多门,实现决策、协调和实施系统的统一、简便和高效。
2)进行战略布局,形成产业聚集区
国外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些地理、交通、信息、政策等环境较好的地域,容易形成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的“聚集区”。这种“聚集”促进了不同研究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加速了生物技术研发及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聚集”进一步吸引人才、技术和资金,起到了“聚集”带动“聚集”的作用,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循环。根据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情况,结合现有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可选择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投资环境好并已有一定生物技术产业基础的上海、北京、广东(深圳)、长春等地作为生物技术产业化基地,给予更为优惠的财政和税收扶持政策。集中力量有选择地发展3~5个生物技术产业聚集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聚集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沪聚集区、以深圳为中心的粤港聚集区、以长春为中心的长沈大聚集区等),发挥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尽快形成较大的生物技术产业规模。对上述生物技术产业聚集区,国家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界的积极性,以国家重大项目为纽带,促进优势互补的联合与协作,逐步形成既有合作(包括跨国和跨地区合作)又有竞争的社会化的生物技术研发与生产的格局。
3)选择部分重点产品,目标定位国际市场
对于某些我国有较好基础、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是我国有资源优势的技术领域,例如转基因动物反应器、转基因植物、功能基因组、生物芯片、组织工程、中药等领域,应选择部分重大项目,目标瞄准国际市场,通过运用优势集成、整体设计、分段实施的操作方式,加大协同攻关力度,尽快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和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增强并确立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
4)建立国家生物技术重大项目孵化器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制约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影响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发挥,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生物技术因其自身的综合性、多学科特点,生物技术转化更具有特殊性。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孵化器的作用尤为重要。孵化器的作用是,通过与研究开发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并有力地引导企业介入,密切生物技术上下游的结合,有效地使单一技术的突破尽快孵化为成熟配套的技术和工艺,向产业进行技术转移和辐射,从而加速具有商业前景的技术和产品尽快形成商品化和产业化。为此,应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择优建立数个生物技术国家重大项目孵化器,结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独特性的生物技术重大项目和重大产业工程的实施,力争在5~10年内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生物技术产品,同时走出一条生物技术成果转化的成功之路。
5)加强生物技术产业相关技术及装备的产业化及国际化
我国在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所需的重要仪器、设备、试剂等支撑技术与装备方面十分落后,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在国外,生物技术的支撑技术与装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其产值占生物技术产业总产值的20%以上。生物技术的支撑技术与装备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涉及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交叉;二是绝大多数生产经营专用仪器、装备的公司都拥有国际市场,只有占有国际市场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尚不具备自主研制和生产并占有国际市场的能力。因此,对重要的生物技术仪器、设备和装备,应采取“桑塔纳”模式,走与国外大公司合资合作的发展道路。第一步通过合资合作,引进建设组装线或生产线,这样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与外国公司共同参与国际竞争;第二步加速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逐步加大国产化比重,同时加强新型号、新设备的研制开发,进而逐步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此方面,应注意避免自己闭门造车、封闭发展,所开发的产品性能不稳定,测出的数据不可靠,别人不用,自己也不用的尴尬局面。
6)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中介组织
国外成功经验表明,中介组织在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介组织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大力发展从事生物技术信息咨询、技术评估(包括生物安全评估)、专利(特别是国外专利)、投融资等方面的中介机构。
我们认为,应尽快组建生物技术产业协会。组建生物技术产业协会有利于信息沟通和协作,有利于规范市场和公平竞争,亦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有利于逐步形成社会化发展的格局。协会组成以企业法人和高级主管为主,吸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管理、营销专家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协会进行全局性组织协调工作。
7)充分利用和合理保护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
我国国土辽阔,特殊的地理、气候、人口、人文、历史以及多民族等原因,使我国具有丰富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人类遗传资源,包括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宝库,为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大量的生物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甚至一些重要的资源流失严重。例如,我国虽有丰富的微生物资源,但由于资金和管理上的一些因素,导致研究、保藏和开发工作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也没有一部微生物资源管理的法规。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象重视人类遗传资源一样高度重视对所有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一方面应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各类生物资源管理的法规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健全国家生物资源的保藏及服务体系,其中包括细胞库、菌种库、毒种库、种质库、信息库等。此项工作可在相关计划的基础上,给予专项经费支持。虽然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但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8)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战略联盟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不开放就没有出路。高技术需要在合作和竞争中求发展。一方面是在合作中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在竞争中合作。国际上,企业间的联合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我国在发展生物技术及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国外政府间和民间的合作与交流。此外,还应利用国内巨大市场的吸引力,积极与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国内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发展我国生物技术及产业要充分重视利用海外资源,特别是信息及人才资源。在这方面,即使是十分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十分重视利用国外的信息,并吸引别国的优秀人才为其服务。我国除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吸引海外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国为国效力外,还应选择重大技术领域,在国外建立联合工作站。863计划生物领域在“八五”、“九五”期间已试行,效果良好。实践表明这是实现技术跨越的有效途径。国家应积极引导支持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企业,特别是企业在国外建立研究开发机构,这样将会大大提高信息采集、技术引进、智力引进、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与交流乃至产品出口的效率。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没有经济驱动力这一过程几乎不可能实现。较长时期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掩盖了很多矛盾。经济回落,市场约束增强,两级分化进程加快,形成了强大的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使产业和企业在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现在看到了,想到了,也可以做也必须做了。
这一轮调整,主要的是:第一,改变结构性低效率。在很多产业,中国总的生产规模虽然已经很大,但单个企业规模不经济、专业化分工不充分、生产组织方式落后等问题仍然是制约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很多产业的生产能力布局分散,长期在低层面处于同类、同档次产品的恶性竞争状态。一些企业主业不突出、辅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些企业达到了一定生产规模,但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匹配,没有取得高效益。提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客观上需要经过一轮并购重组过程,提高产业集中度;深化专业化分工,优化产业生产组织模式,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第二,淘汰落后产能。在需求特别旺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环境监管不到位和地方保护的情况下,一些企业长期维持拼资源、拼价格、无视环境的生产。中国很多产业的产能是在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单位产出品的能耗、资源消耗、产品质量、污染物排放、生产安全保障等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在相对成本上升、环境监管趋严,特别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已经很难继续生存。此时,对那些落后的生产能力不应再用“输血”的办法实施挽救,而应继续执行能耗、资源消耗标准,严格市场准入;继续加强环境监管,淘汰高污染产能:继续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价税改革,通过市场力量淘汰低效产能。从而促使那些丧失竞争力的企业或抓紧技术改造、或调整经营结构、或转产其他产品,或通过重组将有效资产转让,收回资本。
第三,向产业深度发展,由做大转向做强。钢铁、造船、纺织服装、家电、轻工等领域中的很多产品,我们不仅生产能力世界第一,而且市场占有率也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然而“大而不强”是我们很多产业致命的弱点。例如美国人穿的鞋70%以上是中国企业产生的,日本人穿的衣服75%以上是中国企业做的,在量的扩张上还能有多大空间?但是,在实物量已经做到-极致的同时,我们在价值链上却始终处于低端;在这次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传导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三来一补、两头在外,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自己营销渠道,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企业。这场危机正逼迫中国众多产业由专注做大转向做强。实际上,中国企业在为他人打工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一般加工制造技术和管理能力、有了原始积累,而且了解了所在的产业链分工格局、技术发展趋势、竞争形势,逐渐具备了向产业深度发展的条件。重要的是使企业的软实力与生产规模相适应。为此,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着力提高设计研发能力、实施品牌战略、创新营销模式,向产业链中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这里对中国企业来说还有无限的空间。
二、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支柱
我们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增长机制和增长结构都不可能再回归原点;相应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这场危机不仅使中国快速增长中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的诸多矛盾充分暴露,而且形成了助推产业升级的强大外部力量。
面对危机的形势,可以有两种思路、两种结果。如果为保增长,政策关注点仅仅盯住原有的产业增长支柱,大量使用“输血”的办法挽救那些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产业和丧失竞争力企业,力图保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将错失难得的结构调整的时机,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隐患。如果抓住时机,加紧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更具前景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并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那么危机的形势就将造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效果,为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一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景已经明朗;经多年积累,我们在技术和产业化上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准备;相应的市场需求不断积累、旺盛的消费前景已依稀可见;加之外部和内部经济驱动力已十分强劲,这些条件为制定和实施产业振兴规划,培育一批新的高技术、高增长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形势。例如:
1、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新的突破,加快数字化中国建设。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规模巨大。2007年增加值占GDP5.27%,到2008年9月电视机拥有量超过4.7亿台、移动电话超过6.2亿部、因特网用户超过2亿家。在第三代无线通信(3G)、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等信息领域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量前期技术准备,正处于升级突破、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重要的临界点。如果国家及时启动这些领域的产业化进程,不仅可以引导每年几千亿的企业投资和几千亿的居民消费,而且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快国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跃入世界先进行列。
2、在能源需求放缓的时候,加大超超临界高效火电站建设,积极发展核电、适度发展风电、光伏电源;大力发展节能技术、推广节能产品;大力开发先进环保产品,加快重要环保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构成每年几千亿的社会投资和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3、选择一些城市进行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就传统汽车动力,我们与国外有很大差距;但就油电混合动力、全电动等新能源汽车而言,差距却没有那么大。在科技部组织推动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汽车在奥运会已有部分试用。目前中国高能动力电池达到了国际水平,成了中国的一个强项,每年已有批量动力电池和全电动汽车出口。比亚迪双模混合动力汽车、哈飞全电动汽车等今年将上市。迹象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存量包袱相对较小,在汽车新动力方面有可能实现一次超越。
新兴产业的振兴需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1、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应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具有先导性,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努力可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二是能形成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最终消费;三是有较大的产业规模,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四是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
2、一些重要新技术产业化的一个前提,是制定国家标准或选择国际标准,为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规制和接口。如地面数字/高清电视国家标准已于2006年颁布,3G系统TD,SCDMA标准已经经过近一年的商业使用,第三代移动通讯已向运营商发牌、手机电视国家标准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等待后续工作。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也必须有相关标准的支撑。
3、打破垄断和分割,为新兴产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如三网合一、手机电视、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化和大规模应用都涉及按传统分工的壁垒和障碍。要加快改革,完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监分离的管理体制,打破部门利益,加强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消除新兴产业在跨政府部门、跨行业、跨地区领域发展的体制障碍。
4、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扩大民间投资准入领域。政府投资来得快,对抑制经济快速下滑有重要作用,但要防止“挤出效应”。以政府有限投资调动和引导企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基础。民营资本有很高的投资热情,除国家规定禁止进入的领域外都应允许民间资本公平地进入。
5、制定和实施产业支持政策。一些高新技术在产业化初期处于弱势,离开国家的政策支持难以快速成长。应进一步落实国家科技发展纲要配套政策,特别是有关科技投入、税收激励、政府采购等政策。
二、数字技术视域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一)数字产品较少
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时都将“文化创意立国”作为基础。如果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传媒业都还延续着传统而单一的媒体形态,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媒体时代还未真正的到来。例如我国电视、广播、网络、卫星等数字媒体技术并未实现全面的融合,虽然目前已经逐步实现了报网融合,但是其形式也是“新瓶装旧酒”经常出现传播信息重复,未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情况。
(二)市场相对不成熟
由于我国国民思想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看待文化传媒产业时经常有偏见,加之我国传媒文化消费并未成为居民的自觉消费项目,这些情况都造成传媒文化市场不成熟。目前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还是以吃、穿、用为主,对传媒文化产品的消费热情低,这就对传媒文化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缺乏原创,数字资源不足
每个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形式看,许多在国内大受欢迎的传媒文化产品都是模仿、引进或者抄袭国外的结果,例如电视栏目《中国达人秀》,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等。这使我国传媒产业出现缺乏创意的问题,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品的一大缺陷。
(四)缺乏品牌效应
品牌对于传媒产业文化来说是品质和实力的象征,随着传媒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定位不明确、品牌塑造能力差,这不仅影响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进程,而且使我国传媒产业失去了市场的保障。
(五)科技含量低下
传媒产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移动传媒、传统传媒或者网络传媒都需要在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受到推动,而就我国目前传媒产业现状来看,传媒产业的基础设施不够齐全,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以及技术升级方面由于科技含量较低受到了限制,提高我国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
三、数字技术视阈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之突破
(一)加强数字产品开发
要想使我国传媒产业中数字产品得到开发,首先应当改善传统单一的媒体形式,将电影、卫星、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度的结合,从而搭建出信息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资源的相互配置;其次,我国传媒文化产业领域应当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推动传媒文化产业的根本,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丰富传媒产业中的数字技术形态,并且拓宽数字技术的使用渠道,从而在总体规模上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力度。
(二)积极进行变革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消费不成熟的情况,需要将旧的传媒产业体制进行改革,提倡并发展全新的传媒产业发展体制非常关键。例如传媒产业下报纸一般有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构成,我国非时政类报纸经常由于未触及时政而得不到宣传和推广。面对这种情况就应当转变其管理体制,加大非时政类报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从而改变传统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消费的整体理念得到转变,最终达到由“生存型、温饱型”市场向着“精神型、文化型”市场前进。
(三)加强创新
传媒产业走向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我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国家,在进行传媒产业创新时,可以将我国优秀的传统元素以及深厚的文化资源融入到传媒创作之中。例如将美国传媒产业作为借鉴,美国在制作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时就将我国的民间故事以及国宝充分利用在其中,我国在开发新的传媒产品时也可以大量的发掘我国这些传统的文化,使传媒产业作品得到充实,也使我国文化得到传播和发扬。
(四)构建品牌效应
随着传媒产品不断丰富,首先应当重视传媒产品的品牌效应,明确开发出的传媒品牌在整个市场中的定位;其次,应当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不断提高传媒产品的技术水平,打造出品质一流、技术一流、形象一流的传媒产业产品;最后,以一流的产品作为基础在市场范围内为品牌塑造并且开拓出全新的市场,使我国的传媒产业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席之地。
(五)强化网络生产,提升科技含量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要想突破其科技含量低的困境,首先应当在网络媒体以及移动平台方面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传媒产业提供一个坚实的科技发展平台,使传媒产业也能走向科技产业化之路。
同传统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内部技术要素的集约化程度高,产业发展的特征深深烙着高技术产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智力密集、范围经济、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收益等,这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总结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分别对美国、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一些专家、学者和高技术产业界的人士进行面访和问卷调查,让他们分别结合该地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从问卷中列举的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22个因素中选择出认为最重要的5个。调查结果如下。
1.1美国高技术产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调查结果
美国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等从事科技和创新管理的一些知名专家和教授,被调查人数为26人。调查结果中出现频率较高和集中的因素有企业家(选此因素的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2%)、创新文化(51%)、研究型大学(48%)、生活与工作环境(46%)、风险资本(40%)、人才的可流动性(38%)和中介机构(36%)。调查结果见图1。
附图
图1美国高技术产业成功因素调查结果统计直方图
1.2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高技术产业成功关键因素调查
考虑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作用的关键因素不同,所以在国内调研中分别就起步和成长阶段的成功关键因素向各地官、产、学界的专家进行面访和问卷调查。各地区被调查的人数在20~30人左右。调查结果经处理后见图2(a),(b),(c)(处理方法同上,图中百分比为选择此项因素的专家占调查专家总人数的百分比)。
附图
图2高技术产业成功因素调查结果
(a)北京;(b)上海;(c)深圳
2基本规律总结
从国内外调查结果看,各地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的成功因素具有很大的相同性和近似性。这些因素,基本上反应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以及国内外的成功实践,总结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要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相统一的规律;分散经营与企业集群相结合的规律;起步阶段的政府扶持与成长、成熟阶段的市场选择相统一的规律;风险资本市场相配套的规律。
2.1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相统一
2.1.1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高技术产业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之上,技术的高低是相对的概念,今天的高技术在明天就可能成为普通技术。技术、知识要素的高密集是高技术产业的突出特点,当前国际上划分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通行标准就是R&D的投入强度或研发和技术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的比例。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是高技术上水平、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程度同当地技术创新的成果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据调查,深圳高技术产业持续、快速高质量地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深圳,企业创办的研发机构占深圳研发机构总数的93%左右,全市研发人员约有90%集中在企业,研发经费中的90%来自企业。2000年深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技术产业产品产值的50.22%。前面的国内外调查结果中,创新文化、研究型大学、产业技术的选择等被认为是高技术产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所暗含的正是强调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创新活动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技术创新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源。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等地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无不是伴随着大量的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在技术创新中,方向的选择极端重要,国内三地的调查中,专家都将产业技术的选择作为高技术产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进入80年代后,美国硅谷的迅速崛起和128公路的逐渐衰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产业技术的选择不同。硅谷产业技术的基础是半导体和PC机,而128公路的产业技术基础是大型机。技术生命周期决定了产业的循环(如图3),这一点对我国和各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附图
图3128公路与硅谷的产业技术基础与产业发展示意图
2.1.2制度创新是高技术产业长足发展的前提如果说技术创新解决的是生产力层次的问题,那么制度创新解决的就是生产关系层次的问题。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完美结合过程,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与运作模式。这一模式的正常运转是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以解决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诸如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产业化的资金筹集、知识产权的保护等问题。这些制度是传统产业发展下所不曾有的,这需要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如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制、二板市场,以色列的技术孵化器等都是制度创新成功的典范,这些制度的出台,使得该地区和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来看,制度创新水平同当地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如上海和深圳的高技术产权交易所;深圳的高交会;北京的高新周,中关村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制等制度形式都极大地刺激了当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一个必备要素,这在调查中都有所体现。在对人才的认识上,是专家意见较为集中的一个要素,并且这一要素贯穿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所有阶段。在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如果缺乏制度创新,沿用原来的人事制度,必定无法吸引和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如当前的知识产权入股、期权股权激励等制度必定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常用的制度形式。
2.1.3文化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保证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观念和文化创新,可以说文化和观念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保证。在对国外专家学者的调查中,51%的学者认为,创新文化是美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国内调查中,深圳和北京学者中有相当高比例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创新文化是当地高技术产业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高技术产业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这就需要一个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世界各地都在移植硅谷模式,但都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硅谷的创新文化没法移植,硅谷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不是靠简单的模仿能够学得到的,这需要观念上的根本革新,需要一定时间的蕴育。
2.2分散经营与企业集群相结合
2.2.1分散经营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经营模式国内外的调查中,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被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美国52%,北京60%)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企业家意味着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开拓者,高技术产业正是由一大批执着、不畏艰险、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所造就的。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主体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都是由一个创新思想开始的,知识资本是这些企业的主要资本。在高技术领域中,技术进步的速度极为迅速,这就需要这些企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性,善于捕和技术发展中的各种商业机会,而这一切只有靠分散经营才能获得。硅谷同128公路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硅谷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构成的生态群落,而128公路边上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企业官僚习气严重,作风过于保守,缺乏灵活性和对动荡环境的适应性。由此也可看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本思路。而拥有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是分散经营的前提。
2.2.2企业集群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生态特性较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具有更明显的集群特性,这主要是由高技术产业的知识密集、信息密集等特征决定的。建立在最新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高技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需要有把握市场信息,持续研发和知识创造的能力。而大多数高技术企业,规模都比较小,无法在孤立状态下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也没有力量单独培养出高素质的知识员工和进行大范围的基础研发,这一矛盾促使高技术企业集群的产生。这是因为集群内企业地理上的彼邻,一方面使得集群内企业信息收集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之间形成的协同效应和叠加效应使得集群具有敏锐和庞大的信息加工、解释能力,企业间的正式抑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又使得信息在集群内的传递低成本和高效。另一方面,集群具有很强的知识溢出效应,同单个处于孤立状态的企业相比,集群内的高技术企业很容易找到自身发展所需的高素质熟练员工。集群内的企业分工与合作也大大提高了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集群内企业间的模仿学习加速了技术创新成果在高技术企业中的应用。一项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一旦在集群内某一企业中首次使用,这一成果会立即“传染”给集群中的其他企业,从而促使整个集群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当前国内的许多高新园区,我们可以看到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现象,如基因群落、软件园、通信城等,就是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很好例证。
2.3政府扶持与完善市场机制相结合
现有的许多市场机制是应传统产业发展而产生和形成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许多与传统产业不同的内在规律,如产权、融资等。按这些规律来发展高技术产业,是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服务于传统产业的市场机制,在短期内还不能提供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生产关系。如果依靠市场机制的自然演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势必相当缓慢。另外,国家、地区间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水平极为不平衡,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势必会使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对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压制。所以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扶持是完全必要的。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多数专家(北京35%,上海66%,深圳60%)都认为这些地区高技术产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起步阶段政府的扶持。这一点在上海和深圳发展高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府扶持既可是财政和税收的政策倾斜,也可以是资金的直接支持;既可是制度的规范完善,也可以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既可是直接以经济主体的身分参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活动,也可以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环境的营造。从国外发展的成功经验看,各国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都起到了重大作用。如美国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初期成立的中小企业管理局(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政府通过为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BusinessInvestmentCompany)提供1:4配套低息贷款的形式,解决新成立的中小高科技风险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在国内,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看,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在高技术产业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为解决起步阶段民间风险资本的不足,三地政府部门都成立了政府背景性质的风险投资公司,直接进行风险项目的投资;为吸引投资和增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的自身积累能力,三地的政府都实行了幅度较大的税收优惠、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如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台的新22条等都体现了政府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的重要角色。
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最终是一种经济行为、市场行为。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要靠市场机制来组织和协调,不能长期依赖政府的扶持。因而,政府的扶持应同完善市场机制相结合。随着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逐步成熟,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应逐步让位于市场,在市场机制健全的环境下让高技术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生存、发展和消亡。从国内的调查结果看,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政府扶持这一因素已让位于其他因素。在北京和深圳的调查结果中,政府扶持这一起步阶段处于前4位的关键因素在成长阶段已不再在前5位关键因素之列,在上海,政府扶持这一起步阶段处于第一位的关键因素(占调查专家人数的66%)在成长阶段已退为第6位(占调查专家人数的35%)。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建立和完善适合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是政府的一项职能,政策供给职能逐步替代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初期的扶持职能。由此可见,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动态变化的,初期政府的扶持作用较为重要,随后逐渐让位于市场。
2.险资本市场相配套的规律
一项高技术成果商业化,会面临着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高技术产业投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服务于传统产业的投融资方式无法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需要一种基于新运作模式的资本市场来服务和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种新的融资制度就是风险资本。风险投资给高技术风险企业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增值服务,这对新成立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着该国家和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程度,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和助动器。从发达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看,风险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处于突出重要的地位。对国外26位专家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26位专家对风险资本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中的作用认识有较高的集中度。风险资本成为集中度位居第5的关键因素。正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那样,欧洲高技术产业发展大约滞后美国10年,主要在于欧洲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于美国10年。我国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国内三地的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还是成长阶段,风险资本一直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风险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风险投资中的融资、投资运作和资本退出等诸多环节。为此,要设计有利于风险资本市场发育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如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等。只有具有一个健康、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配套,高技术产业才能真正取得长足、快速和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浙江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杭州市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策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空间拓展研究报告[R].杭州:浙江大学,2001.
我国信息产业的崛起,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行业生产格局,并且为其他行业和领域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进程。
1基本概念
关于信息一词,由来已久。早在1000多年前,我国唐代词人李中就有:“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空长路倚楼台。”这可能是信息:在汉语中的最早记载。信息作为科学概念则是21世纪的事。一般来说,信息就是“消息、音讯”的意思,一切存在都有信息。经济学中所讲的信息是指声音、语言、文字、图形、动画、气味和曲线等方式表示的实际内容。
那么信息产业又是什么呢?我们说信息产业是指将信息转变成商业的行业,它包括3种类型:①生产和分发信息及文化产品的行业;②提供传递或分发这些产品及数据或通信方法的行业;③处理数据的行业。
信息产业分为4个行业:出版业、电影和录音业、广播电视和通信行业、信息服务和数据处理服务行业。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从技术结构层次低的结构形态向技术层次高的结构形态,从生产率低的占主体转向生产率高的占主体的结构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它隐含着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
2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信息产业的规模已进人世界前三位,成为世界信息产业大国。目前,中国网络规模容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技术水平跨人世界先进行列。固定与移动电话用户的总数到:2003年10月底已达到51200万户,互联网的用户是5350万户,电子信息产业全行业完成销售收入13638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767亿元。一些重点产品如:程控交换机、手机、彩电、激光视盘机、收录机等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
3信息产业的战略地位
信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信息产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信息技术的战略性产业,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和规模性的拉动作用。
(2)信息产业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产品更新换代、装备技术改造,体现了产业的发展速度,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3)信息产业远远超过传统产业的发展速度。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的面貌为之一新。如同“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如今“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效益”。信息业的兴起与发展,刺激工业和农业带动服务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社会总体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信息产业在我国已初具规模。计算机产业、通讯产业、软件产业蓬勃发展,咨询产业、数据库产业方兴未艾,以每年25%一30%的速度递增。
信息产业的地位和现实作用,表明信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升级以及提高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巩固、壮大、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信息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升级的战略作用将要进一步得到体现。
4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业化推进过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伴随着科技进步。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技术是信息技术,它是一种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个人化、多媒体化、虚拟化,同时又具有较高共享化特征的高新技术形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巨大的、超常规的,是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的有力杠杆。
(1)信息技术开拓了新的信息产业和产业部门,增加了信息产品种类和数量。例如,通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使得实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通过声像集成具体的广播、影视和互联网中,使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产生利润,带动了与这些产品相关的硬件设备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信息技术促使传统产业得到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如在农业方面,拓宽了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推动农产品快速流通,并且提升了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水平。在石油化工行业,推进了产品结构升级,促进了行业的节能降耗。电力工业采用了信息集成和智能化管理,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数据通讯网、调度网、配电和电力营销网络,生产出ICET,IGCT为代表的节能降耗电力电子产品。冶金工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仿真模拟技术,实现了节能减排的需求。邮政行业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健全了全国统一的综合信息网和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提高了服务层次。商贸流通和其他服务业,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推进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3)信息技术导致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2001年,中国的电信行业建设投资2500亿人民币,用于资讯化建设的投人占到10%以上。2002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2.5G移动通讯方面进行大规模投入,CDMA、CPRS的竞争全面展开,第三代通讯设施试验成功,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中国目前有15000多家大型企业,100万家中小型企业需要采用管理信息系统,而真正采用的仅有2000多家,企业信息化市场前景十分巨大,将创造几千亿元的市场空间。其他如教育资讯化、社会保障工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我国都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无疑都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问。
(4)信息技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发生转移。信息技术是技术进步的核心。信息技术对农业各个领域的渗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使更多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从事其他劳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不仅使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使资源消耗大大减少;信息技术应用于服务业,可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信息产业使传统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劳动力不断减少。许多专家认为,劳动力由农业一工业一服务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道路。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性,一、二、三产业部门均可通过信息化获得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
(5)信息技术改变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活动正在展开。各产业在顾客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仓储管理、运输管理等方面大力普及在线信息管理系统,使顾客可以及时即地地获得自己所需信息、产品与服务,致使产业问的界限趋于模糊。全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正在形成,冲击并变更着传统产业的结构,影响到个人、家庭、企业甚至国家等各个层面。产业融合是信息化进程中呈现的一种新形式,它拓宽了产业展的空间,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信息技术革命成的产业化,是信息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结果,是产业融合基础条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
2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取得的成绩
1)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能充分利用本省农业科技资源,建成省市乡三级机构技术体系,整合了分散的资源,搭建了产业技术平台,加强了技术研究攻关、技术示范的力量,促进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对接,能大大提高科技成果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贡献率。
2)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能优化配置现有农业科技资源,建立从科研到推广、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科学家到农户、从科技成果到转化为生产力等环节紧密衔接的有效机制。
3)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能突出研究重点,突破技术瓶颈,推进技术集成创新和综合试验示范,掌握体系覆盖区域的水稻生产势态同市场接轨,提升了市场对水稻生产的导向作用,有利于提高科技成果应用推广的转化率。
3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1)试验站与体系内外专家交流较少,下一步加强与水稻产业体系单位、专家交流与合作,积极承担岗位专家的试验任务,集中精力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有力支撑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状况
新材料产业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性产业,起步相对来说较晚,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新材料产业在产业规模、体系建设和技术进步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值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水平稳步提升。我国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从2005年开始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6年新材料产业市场规模为3176亿元。近年来,新材料产业进一步发展。2011年产业规模达到8140亿元,2012年产业规模突破10000亿元的大关,达到10278亿元,2013年产业规模达到13600亿元,作为基础性产业的新材料能对其相关产业的市场规模产生几何级数的发展,特别是在光伏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玻璃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业领域,国内的新材料企业依靠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使产业规模逐渐壮大,产品结构不断完善。
2.依据区域条件形成了产业格局,部分地区出现了产业聚集。采取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相关企业进行兼并与重组等措施,使新材料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新材料产业集中度得到提高。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依托技术与人才、产业基础及市场优势,建立了一批高技术新材料骨干企业和产业化基地,新材料产业在一些地区呈现集群化发展趋势。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依靠原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也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材料产业。新材料产业在我国初步形成了“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区域格局。
3.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外合作明显加强。受到我国市场需求巨大和市场综合开发优势明显这两个因素的吸引,国际新材料企业重点向我国转移新材料产业。国外的一些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独资或者合资公司,不少跨国公司还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以占领我国新材料产业市场。国内一些新材料实力较强的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技术竞争水平和经济实力,也充分依靠国际力量,不断与新材料的跨国公司开展技术研发交流及市场开发合作。
4.关键材料保障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在某些领域所需的130种关键材料,其中的21种材料在国内几乎没有生产能力,要完全依靠进口;其中的70种材料虽然在国内可以生产,但在产量、性能和质量等方面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只有其中的39种材料,由于其技术含量偏低才实现了国内自给。综合我国新材料产业的上述发展状况,发现我国新材料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甚至部分新材料产业领域出现有规模而无技术的局面。在产业格局、产业规模、产业体系建设基本完成的条件下,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应在于技术创新方面,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能够成为带动我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的突破口。
三、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一)技术创新联盟对发展新材料产业的作用
1.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的研发与合作。新材料产业是高新技术型产业,产业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单个的新材料企业,一般无力独自进行技术开发。若依托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盟企业可以共同分摊研发投入,缩短研发周期,实现研发资源的互补和共享,共同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问题。
2.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市场间的合作。新材料产业的突出特点是,上中下游产业结合紧密,产业链较长,链上的企业或者产业联动性强、互动作用明显。在新材料的新产品推向市场初期,联盟企业联合开拓市场,可以降低高额的市场启动费用,较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技术创新联盟往往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能力和联动力,并由此形成产业集群。例如,2003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了中关村新材料产业联盟,联盟聚集了产业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高校等各类成员,实现了资源的开放和高度共享,并制定了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该联盟经过10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北京市新材料产业集群的代名词。中关村新材料产业技术联盟的成功,说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已经成为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重要载体。
4.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能提升新材料企业的专利竞争力。新材料企业之间核心资源一体化促进产业联盟的形成。企业通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优化组织资源并提升专利技术竞争力,提高新材料专利技术创新主体的素质,提升新材料产业专利技术的层次,推进新材料产业专利技术向核心技术的发展,巩固新材料企业在专利申请中的优势地位,缓解国外发明专利申请长期高于国内的局面。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对提升企业的专利竞争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新材料产业链的形成。新材料产业链的构成。新材料产业位于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并且上游产业大多是冶金、化工和建材等基础性原材料产业。而下游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乎全是新材料产业的应用性产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成以后,形成上游原材料企业生产当中的技术创新,新材料企业加工当中的技术创新,下游企业主要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在上中下游企业当中构造技术创新联盟,处于技术创新联盟产业链中的新材料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活动加强生产企业与上游原材料企业、以及下游应用环节用户之间的紧密合作,成员企业技术创新资源得到共享,成员企业各自技术优势得到发挥。
(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组成成员
同其他所有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一样,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组成成员是由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和用户组成。其中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是政策链、知识链和产业链的代表。这三条链相互作用,促进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如果其中某一个成员出现问题,将会制约整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在整个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肩负着营造有利于联盟发展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重任。政府制定政策法规、搭建公共平台、引导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促进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壮大和发展。健康的政策环境是技术创新活动良性发展的保障,应该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管理联盟之间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行为。大学与科研机构是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摇篮,发挥着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作用。大学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自身知识密集的优势,做好基础学科研究,成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力军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相关知识产权转移与研发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新材料企业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占据主体地位。为了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尽可能将自己具有优势的生产与技术投入到联盟中,并利用市场的预测功能为新材料产业的技术创新指明方向。对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企业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充分利用企业在基础设备、工程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或新产品。金融机构是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必不可少的成员,金融机构向联盟提供金融借贷服务,引导企业和大学把闲散的资金向产学研合作体系集聚,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为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联系通道,使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资本运作效率得到优化,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在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用户能够直接反馈市场的需求,并且能对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利润和收益进行预先的判定。如果利润和收益比较理想,用户企业就会积极谋求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并为其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人员和设备等。
四、我国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模式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技术创新型合作组织,是政产学研企合作的结果。新材料产业按照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根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主导力量的不同,制定出相应的联盟模式。本文将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推演为政府推动型、学研驱动型和市场导向型三种类型模式。
(一)政府推动型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
该模式适用于某些新材料产业中,一些市场前景不明朗、创新风险大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新材料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参与这类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政府要直接或间接介入并引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形成。政府通过引导新材料企业,加大对重大技术创新过程的投入,促进企业在重大技术创新过程中占主体地位。在顺应重大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政府针对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重大技术创新的需要,一方面建设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推广政产学研企对接,另一方面建设高校-企业-研发中心“三位一体”的合作平台,实现新材料产业重大技术创新资源的优化,提高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综合能力。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是联盟中各成员之间的纽带,它将联盟中的新材料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紧密联系起来,使其利用各自的优势齐心协力完成技术创新联盟的目标,这种合作不仅能给联盟中的各成员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带来社会效益。
(二)学研驱动型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
该模式适用于新材料产业中某些科技含量较高的重点技术创新领域。新材料企业对一些重点技术存在科研需求,但企业自身无法独立完成该类技术创新,而大学和科研机构(即学研)又有供给该类技术的能力,大学和科研机构若主动寻找合作研发伙伴,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完成该类重点技术创新活动。该模式中,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寻求的合作研发伙伴包括新材料企业、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良好的实验条件,结合其他合作研发伙伴的资源,与新材料企业重点技术创新需求紧密联系,帮助企业实现其无法独立完成的重点技术创新。从这一模式看,大学和科研机构不但是重点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也是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推动者和科技产业化的实现者。尤其重要的是,该模式当中,大学和科研机构可以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为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供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会给联盟带来新的知识和技术,把创新、开放的思想理念带入到联盟中。
(三)市场导向型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
该模式适用范围是,当新材料企业存在一般性技术创新需求或者技术创新难度一般的技术需求条件下,为了降低自身的技术开发成本和研发时间,希望与其它伙伴合作完成技术创新,这时候的新材料企业若主动寻找技术研发合作者,同时联合政府部门,通过与合作伙伴、政府部门以及其它相关合作成员,合作完成一般性的技术创新。该模式当中要寻求的合作伙伴包括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同一产业内的相关企业。在这种模式中,符合市场需求的一般性技术创新要求,通过该模式,能够以较短的时间开发技术,联盟内部的企业可以互相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支持。该联盟的技术创新因为直接面向市场,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方向性,让市场的反馈作用得到积极发挥。有一般性技术创新需求的新材料企业,要从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出发,按照市场经济交易规则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合作伙伴,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1.2联盟的建设情况借助知名专家智力优势,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联盟成立以来,专家委员会积极献言献策,帮助成员单位解疑答惑。联盟也聘请院士、知名专家等面向成员单位开展技术指导和学术培训。2013年5月19日,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邹吉承博士为联盟内成员作“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与审查意见的答复”的报告。2013年8月7日,在联盟成立大会上,邀请谢华安院士做育种报告会。2014年11月10日邀请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廖圣法博士作畜禽研发报告。利用现有研发平台,向联盟内成员提供服务。联盟各成员单位性质不同,发展方向有差别,进入行业时间有先后,致使个成员间的研发平台层次不均。基于联盟框架内,各成员单位间充分利用其他单位的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海外实验室等优势研发平台,开展分子技术,以及品质、病害检测等方面的服务工作。以品种示范和学术交流,带动产业进步。联盟组织以品种示范,以及相关学术交流为桥梁,促进成员内单位互相进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其中,2014年2月28日在三亚主办的”合肥市农作物生物育种南繁工作成果展示暨产业研讨会”,参观考察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单位及联盟成员单位的科研育种基地和品种展示田。2013年12月9日在广东湛江市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基地召开合肥南瓜育种成果展示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资源共享,解决共性问题。联盟内各单位互补性强,通过联盟为纽带,进行联合攻关,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共性关键问题。同时,建立了联盟工作群,各成员间在企业发展思路、育种技术、企业上市等方面的交流,加强了品种、科研平台之间的合作。通过联盟成员单位之间的合作,成功申报了2015年科技部政府援外项目、2015年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和2014国家发改委生物育种能力建设滚动项目等。为市政府提供政策决策支持。联盟定位为“产业的服务者,政府的智囊团”,在积极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为政府的提供决策依据。积极筹划建设皖江农业生物育种研究院;为合肥市《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快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供建议;撰写了《合肥市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等报告。另外,近几年还承办部分国内有影响力的活动。如2013年9月2日-4日的“水稻产业技术发展报告会暨两系杂交中稻现场考察会”和2014年9月10日的“安徽张海银种业基金会促进奖颁奖暨荃银高科新品种展示考察汇报会”。承接农业部认定的国家品种审定绿色通道“南方稻区企业区试联合体”。联盟成员单位紧密合作成功申报“安徽畜禽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与安徽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合肥立华畜禽有限公司、安徽安泰种猪育种有限公司和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申报。
2主要工作成效
2.1产业科技水平得到提升联盟成员单位包揽了安徽省和合肥市近几年的科技进步一等奖。特别是自联盟成立以来,更是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参与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获2013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四);2014年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3个农业类项目,均为联盟内单位获评,分别为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完成的“转基因作物风险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安徽农业大学主持的“沿淮低洼地农作物减灾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应用”项目和“国审黄羽肉鸡新品种(配套系)的培育及应用”项目。在2013年合肥市科技进步奖评审中,安徽华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荣获一、二等奖。
2.2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科技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在经济下行形势下,联盟内企业营业收入仍有较大的增长。2013年,联盟内23家农作物种业企业营业收入近30亿元,较上年度增幅达11%;9家畜禽种业企业营业收入达20亿元。也正是在这种发展势头的促进下,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和财政部拨付专项资金3240万元,支持联盟内企业进行生物育种能力建设。同时,联盟单位安徽皖垦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IPO工作已招股说明书,如进展顺利能成为全国第九家种业上市公司。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备新三板挂牌工作,预计至2015年初,能够正式挂牌。
3相关建议
3.1设立生物育种专项,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利用项目资金、科技金融、风险投资等手段引导成员单位优势互补,针对行业共性的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参照国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凝练重大项目为抓手,设立专项。
3.2新品种后补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针对品种审定、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进行研发费用后补助,带动行业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促进成果转化。针对国审品种补贴100万元,省审补贴30万元,非主要农作物鉴定补贴5万元,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授权补贴2万元。
3.3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在联盟内进行试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推行市级科研单位科研成果确权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中兼职。
成本管理是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永恒主题。受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原油价格由147美元一路下滑至40美元左右,世界经济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不可预期的影响,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不但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给国内经济的增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炼油企业的限产和滞销,使炼油企业成本管理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引入作业成本法的理念为炼油企业成本管理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对炼油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业成本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ABC)是一种旨在弥补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努力提供及时、准确、相关的成本信息,并利用该信息进行决策、控制、管理的新型成本管理方法。20世纪80年代,作业成本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产生和发展起来,它以作业(activity)为成本计算对象,按照成本动因(costdriver)分摊费用,使成本信息更加准确、更加详细,并深入到作业层次。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对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进行了激烈讨论,希望借此对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和管理方式有新的思路。在国外,Cooper和Kaplan(1991)首先正式确立了作业成本法的地位,促进了成本管理的创新。余绪缨(1995)率先引进了作业成本法的西方理论。针对企业成本管理出现的实际问题,楼树源(1995)认为应该重建成本管理,而重建的内在动力核心是构建成本责任体系。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正渗入到公司的生产、营销、组织、管理、考核等环节,但急剧变动的经济、技术环境条件使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成本动因的辨别和归类在经济应用上难以取得突破,没有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
作业成本管理涉及的四大核算要素是:资源、作业、成本对象、成本动因。其中前三个要素是成本的承担者。资源是指为了产出作业或产品而进行的费用支出;作业是作业成本管理的核心,是在一个组织内为了产出而进行的资源耗费工作;成本对象是企业需要计量成本的对象;成本动因则是导致生产中成本发生变化的因素,反映作业所耗用的成本或作业量。
作业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产出的价值,产出价值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产出价值=作业效率×作业价值=作业量/资源费用×产出功能/作业量
美国管理会计学会上世纪90年代调查了解的美国企业实施作业成本管理的情况表明,实施和采纳作业成本管理的企业从90年代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目前评定并采用作业成本管理的企业比例已超过80%。这些企业将作业成本管理用于战略决策和作业分析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在了解和掌握作业成本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后,利用其提高作业效率、控制成本、进行精细化管理将有益于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
二、炼油企业作业成本法的引入
炼油企业作业成本法的理论研究始于2001年,这一理论方法的研究,创新了炼油企业成本核算方法,将成本核算管理向生产经营领域延伸,为炼油企业降低成本消耗,改进增值作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炼油装置成本核算方法
炼油装置工艺流程长,上下游装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装置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炼油企业的生产特点决定了炼油成本核算的特殊性,炼油生产的工艺流程与其他行业的不同,决定了其成本核算方法存在个性化特点。
炼油产成品核算特点:一般的炼油企业的成本核算都是在制造成本法基础上,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根据一种原料生产出多种产品的情况,按照实际成本的原则,以技术系数为基础进行产成品成本的结转分配。
炼油半成品核算特点:对于炼油装置的成本核算也是从装置生产的总体角度出发,确定装置技术系数,以技术系数为依据将炼油装置生产的全部消耗支出划分到不同的产品中。
炼油产品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炼油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及其产品的联产品特性,决定了炼油产品成本一直采用技术系数法分摊,技术系数的合理性制约着炼油产品成本分配的准确性。目前炼油行业的技术系数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应用时间较长,其反映出的成本信息不够准确,不能正确反映产品效益分布状态,失去了指导炼油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经济决策的作用。
炼油成本核算方法无法准确提供生产经营决策信息是目前炼油成本核算最大的弱点。作为一种成本核算方法,仅能粗略反映成本构成情况,不能反映效益优势,显然形成了成本信息的缺失,进行成本核算方法的改进已经势在必行。
(二)炼油作业成本法核算起源与发展状况
炼油企业的作业成本法的研究和实践率先在中国石油大连石化起步,在华油博联与大连石化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开发了基于作业的成本管理及决策支持系统。系统根据大连石化流程工业的生产特征,建立了分步作业成本核算、计划、控制的理论模型,实现了作业成本管理的理论创新。
2005年,在大连石化炼油作业成本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石油炼油业务相继开展了炼油作业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开发。经过近3年的实践,炼油作业成本法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取得了一些应用成果,并实现了与财务系统的资源共享。
炼油作业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所发挥的作用与炼油作业成本管理预期实现的真正目的——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可增值作业”及时提供有用信息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因制度管理方面的制约,使炼油作业成本的应用前景不够明朗,炼油作业成本核算人员配置方面的影响也延缓了炼油作业成本的应用步伐。
炼油作业成本管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炼油作业成本管理充分发挥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业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缺陷
信息产业技术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技术更新周期逐渐缩短,但炼油作业成本管理信息系统始建于21世纪初,其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于当前的信息系统技术,尤其是在数据库管理及稳定性方面与现行软件存在较大的差距。由于炼油作业成本管理信息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开发试用阶段,因此其升级补丁较多,稳定性较差,经常出现系统无故关闭现象,给系统的有效运行带来了诸多不便。超级秘书网
2.作业成本核算方法上的不足
风险投资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清洁技术产业从最初单纯的“环保技术”发展到如今包括前端/末端治理在内的新产品综合服务时间也不长,二者的结合则更晚。目前,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虽已有成功案例,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近年来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迅猛发展的势头却令人不容轻视,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1],2006至2008年中国的清洁技术市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67.0%。投资案例数从2007年的20笔激增到2008年的55笔,增长了175.0%;投资金额从2007年的5.90亿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0.3%,也是2006年投资额的178.7%。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是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进入调整阶段、整体上升趋势放缓的环境下,即使是在2009年一季度美国风险投资额创12年以来最低的形势下,中国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市场仍保持了逆市增长的态势,并且增长速度仍在不断扩大,清科预计2009年全国的清洁技术投资总额将超过20亿美元,表现十分抢眼。
(二)风险投资覆盖行业全面,但相对集中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指出,2006-2008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投资覆盖了九个一级行业,然而九个行业的投资并不是均衡发展,而是相对集中在新能源领域。在投资额上,新能源占了中国清洁技术市场总投资的69.8%,为16.46亿美元;在投资案例数量上则占到38.6%,为39笔。随着全球对新能源市场需求增长以及中国为保护环境而实施的限制措施的出台,新能源“一枝独秀”的格局还将继续得到保持,预计2009年新能源行业的VC/PE投资将由2008年的11.67亿增至15亿美元。新能源之所以能够在投资排行榜上持续保持明显优势的领先地位,主要受益于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一系列推动与刺激。来源于/
(三)风险投资地域分布广泛,但差异较大
近三年来,全国有18个省级地区均出现了清洁技术市场的投资案例,其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显示了各地地方政府对清洁技术产业的支持和关注。长三角属于第一梯队,环渤海地区为第二梯队,中西部地区位于第三梯队,第三梯队的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与第一梯队差距在一倍以上,追赶第一梯队的道路还是相当的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华南却在排名中远远落后,这与“经济越发达,越注重环保”的理念似乎不相对应。
(四)风险投资成效初步显现,但历程艰难
目前,虽然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时间不长,但已出现不少成功上市案例。自2005年无锡尚德成功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引起业内轰动以来,已有28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各市场上市,其中17家有VC/PE投资机构的支持,并且这种上市的步伐在国内宏观政策、投资机构对清洁技术市场的推动下仍在加快。境外的香港主板、纽约交易所、NASDAQ、新加坡主板和伦交所AIM是中国清洁技术公司最受青睐的市场,同时随着国内创业板的即将推出,中国清洁技术企业也逐渐回到国内证券交易市场寻求融资。但仔细分析这些成功上市案例,其经历的过程并不轻松,与IT、通讯等行业的发展历程相比更加艰难。
二、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清洁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缺乏相互了解
一方面,很多清洁技术企业对风险投资缺乏足够的认知度。或是不知晓风险投资,在企业发展、资金匮乏时只能缓慢发展;或是认为风险投资很神秘,沟通引入门槛高,不知如何接触;或是缺乏分享的观念,认为风险投资是来夺取企业控制权,对其产生误解,不愿引入;亦或是没有分清风险投资与一般贷款的区别,不愿意接受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对于清洁技术这一朝阳产业,虽然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除了少数专业或长期关注清洁技术的投资机构,许多投资者对这一领域其实并不真正十分熟悉了解,有的只是一种投资的感觉和冲动,整个机构还处于学习期。
(二)风险投资热点领域尚有待突破
如前所述,新能源领域是当前中国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当之无愧的热点领域,其中又以太阳能为最盛。然而,在滚烫的太阳能背后,其发展趋势和潜力到底如何,值得深思。研究数据表明[2],国内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企业已达近百家,预期过剩产能将有百万千瓦。产能的过剩,市场的萎缩,供需关系的逆转,太阳能项目高回报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该领域的回报极有可能回归传统行业,项目成长性和投资收益都会下降。因此,清洁技术风险投资目前的热点领域在高增长、高权重、高关注度之下,暗藏的是危机和风险,至少短期内投资扩能的风险很大。
(三)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面临政策扶持风险清洁技术行业之所以成为投资热点,主要是因为政府在政策上的推动刺激了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发展的速度。但是,目前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环保意识还不是很强,清洁生活、生产的理念尚未完全建立,清洁技术产品市场尚未充分成熟,清洁技术的发展并非市场主导型而是政策推动型,受政策面影响很大,有的企业的生存法则完全是基于政府对环保节能的支持,以获得政府补贴立足市场。在当前中国清洁技术发展规划滞后、成果转化和工程化的宏观调控力度缺乏、行业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足等政策风险下,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可能出现某些地方政府为保持经济的发展而暂缓、放松实施有关环保节能政策,这都将给发展中的清洁技术产业及其风险投资造成很大冲击。
(四)风险投资受到企业良莠不齐、同质化干扰
清洁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企业投身其中,往往一个企业的成功就会带领一批企业跟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背后有着数量更为庞大的企业只是盯着巨大的利润,既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开发前瞻性产品,又没有注重提高技术水平,以投机的心态跟风抢进,损害了整个行业产品的可信度和品牌形象,造成行业企业虽数量众多但良莠不齐、同质化发展的问题,为风险投资目标的正确选择和判断造成了干扰。来源于/
三、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对策
(一)实现清洁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的良好结合
在清洁技术企业中大力推广介绍风险投资概念常识和金融理论,端正企业家对企业控制权与企业发展关系的正确认识,着力培养企业家分享观念、合作意识,重点是提高创业者和企业家对风险投资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因此,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要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作用,要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要发挥高新区的平台作用,通过调整高新区发展战略、提供经贸服务、利用区域优势、建立专项基金等方式,搞好潜力项目和企业的帮扶、展示和推介,促进风险投资对清洁技术企业的深入了解,以实现清洁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的良好结合。
(二)提倡技术创新,强化竞争力与持久力
持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是清洁技术企业获取风险投资并保持市场优势和竞争强势的重要手段。实现清洁技术产业持续技术创新,一是要加大政府技术创新扶持力度,通过制订政策法规和规划办法来引导、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手段来鼓励、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来支持、通过实行国家奖励制度来激励技术创新,调动清洁技术全行业开展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二是要推动技术创新联盟发展,针对清洁技术产业综合性强,行业跨度大,单个企业独立进行技术创新难度大的特点,注重依托高新区优势,以产业联盟和联合体的模式,整合技术资源,支持联合攻关,通过共同承接国家清洁技术领域专项研究课题、共同与国际著名研发机构联合研发等途径,增强全行业技术创新的整体合力[3]。三是要搭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以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的研发资源为基础,吸收相关行业协会、产业促进机构、中介组织参与,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专业性较强的清洁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为清洁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和发展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技术服务[4]。四是要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建立国家清洁技术创新体系,规范新技术研究方向,在原有太阳能等热点领域有所突破,在水/污水处理等其他领域有所发展,避免重复研发、低层次研发,力求探索研发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清洁技术,培育产业发展新兴增长点和风险投资项目。
(三)推进产业化进程,风险投资的政策风险
充分的产业化、市场化是降低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政策风险的有效手段。推进清洁技术产业化进程,首先要完善清洁技术产业政策体系,通过加大财政政策向清洁技术产业的倾斜力度,推动清洁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企业清洁生产奖励政策等,满足清洁技术产业化对政策支持的需求。其次要抓好清洁技术产研结合,通过制定有利于产研结合的政策制度、组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产研联合体、设立产研专项基金、完善知识产权参与分配机制等,提高产研结合层次,丰富产研结合形式,实现科技链与产业链的优势互补、紧密结合,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力推动产业化。再次要发挥风险投资在清洁技术产业化进程中的作用,鼓励风险投资机构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随时了解清洁技术产业的开发进程和市场动态信息,充分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丰富的产业化管理经验,为清洁技术产品的开发和占领市场铺路。此外,要培养清洁技术产品市场,利用政府采购开辟产业化初期市场,尽快制定相关政府采购政策,明确规定政府各部门应优先采购本国清洁技术产品和服务[5],通过市场需求拉动产业化。最后,还要在清洁技术产业化进程中不断优化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避免产业趋同发展、恶性竞争和争抢资源,破坏清洁技术产业健康发展和风险投入安全。
(四)完善运作机制,提高科学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