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主流文化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紧急迫降》显然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了"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从媒介的各种宣传中，观众早已知道这架机号为蓝天569的波音大型客机是电脑制造出来的，观众已经没有兴趣去关注电脑制造的飞机与真实的飞机之间的差别，他们已经调用了早就培养起来的游戏规则，等待一场灾难在自己的眼前降临所带来的心理刺激，同时也等待着灾难过去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宣泄。

灾难是灾难片的核心，灾难片要用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从而为后来灾难的解除提供心理释放的；灾难片还要用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从而为最终的灾难克服提供柳暗花明的幸福感；灾难片也要用灾难中的英雄为观众提供人间救世主的移情对象，从而使观众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承诺；灾难片甚至还要用灾难的奇观在带给观众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为自己置身于危难之外油然而生潜意识的自我庆幸。所以，经过几乎30分钟的铺垫，飞机在平静中起飞了。像我们对所有灾难片的预期一样，我们期待着灾难的来临，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些我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希望在银幕上出现的灾难奇观和受难场面的出现，我们想象着那位英俊潇洒的年轻机长和他那位刚柔并用的年轻妻子如何在孤立无援中历经磨难、转危为安，演绎英雄与美人的古老而恒久的结局。

观众终于等到了灾难来临的信息：满载乘客的蓝天569刚刚起飞，便发现起落架出现故障。随着这一故障的难以排除，人们意识到灾难似乎正逐渐威胁着飞机上每一位我们已经认识和不认识的乘客和乘务员。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那位婴儿完全没有成为一个叙事因素出现在影片中，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气功大师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了一次扇子，而其他人物也几乎对灾难故事没有起到任何功能性作用。

显然，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我们看到了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片，我们看到了灾难片模式与救助故事之间的不一致，外在的视听节奏的紧张性与内在的情节节奏的平淡性之间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这种对灾难的明显回避，与其说是艺术的疏忽，不如说是表达了我们主流文化对"灾难"的主流态度和主流阐释。尽管其实由于我们对未来走向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尽管世纪末的宿命情绪常常笼罩着我们许多人，那种莫名的灾难感可能正等待着一个宣泄的对象和契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灾难恐惧的现实存在使得主流文化将灾难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潜在的禁忌。在我们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我们常常淡化、弱化甚至隐逸所有的灾难感、恐惧感和创伤感，我们常常视所有这些"消极"体验为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担心这些体验会像瘟疫一样孳生、蔓延，动摇我们对于现实的信任和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灾难片在当前的现实中是生不逢时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紧急迫降》采用了灾难片的叙述模式，也刻意模仿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元素，但影片还是在灾难面前止步了，观众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灾难体验、恐惧体验和创伤体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叙述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关于拯救的影片。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如果说，在好莱坞灾难片中，灾难是主角的话，那么在《紧急迫降》中灾难只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演绎的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主流叙事中都可以看到的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寄生于体制中的电影，是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

拯救与被救：患难与共的救助故事

在一般的灾难片中，当然都有摆脱灾难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灾难推进的，是以灾难中人们的自救为驱动的，是以或大或小的牺牲为代价完成的，但是，在《紧急迫降》中，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开始，不仅灾难一直没有来临，甚至连危机也没有加深，准确地说，灾难的主题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流产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救助的故事。

在这个救助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用葛兰西（A.Gramsci）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一种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

因而，在《紧急迫降》所提供的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飞机上担任机长的李嘉棠所作的仅仅只是按照地面指挥而采取的正常行为，他无非只是完成了一个合格飞行员应该完成的事情，而在地面担任指挥的刘远所作的也只是按照常规所应该作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是"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信任、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正如在我们当前所有的主旋律叙事中一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一个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一个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这个"紧急迫降"的事件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因此，这部电影讲述的不是一部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同"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紧急迫降》提供的是一种中国的灾难片类型：它不强调灾难而强调救助，它不表现灾难奇观而表现救助精神，它不突出个体英雄而突出集体智慧，它不展示人性冲突而展示人际沟通，它不提供宣泄的而提供安全的抚慰感。因此，《紧急迫降》表述的是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权威意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紧急迫降》的惊心动魄成为了主旋律宏大叙事的一个生动音符。商业化与主旋律化：主流电影文化的双重性

《紧急迫降》选择了一个真实的紧急迫降的新闻性事件为题材。一方面，影片模仿、借鉴了好莱坞灾难片的叙事模式和视听修辞经验，虚构了人物和细节，采用了商业/娱乐电影的视听形态，但是却"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事件轮廓从而很难被看作一部戏剧化的灾难类型电影；另一方面，影片尽管"忠实"于这一真实事件的事件轮廓，但是它又采用了一种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和类型化的灾难片模式，与纪实性地还原事件的自然性、真实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它采用的是既非戏剧化的商业电影模式又是非纪实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模式之外的第三种道路。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一直所徇唤的电影文本。

篇2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篇3

在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里,有多部作品曾反映流亡主题。纳博科夫偏爱流亡主题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流亡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往往能够运用流亡者被搁置异乡的苦痛真切地反映流亡者被迫去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纠结,以及自身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的窘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流亡者身上发生的爱与性与弗洛伊德所解释的爱与性大相径庭,因为流亡者的爱与性具有普遍意义,即对个人意识的刺激。而在纳博科夫的笔下,各种形式的爱与性都强烈地激荡着流亡者的内心世界,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应激反应。

一、纳博科夫流亡的多元文化性

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中,流亡与丧失决定了他的命运。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的上流家庭,由于父亲激进的政治活动,全家被迫逃亡。三年后,父亲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被暗杀,纳博科夫的人生彻底陷入绝境。二战期间,纳博科夫因担心纳粹德国攻打巴黎而逃亡到美国。第二次流亡不仅使纳博科夫回到故乡的希望完全破灭,而且几乎剥夺了纳博科夫进行文学创作的机会。

一方面,纳博科夫失去了自己的母语。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母语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创作的工具。纳博科夫将俄语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根基与源泉,并且曾在多部作品中表达自己与母语割裂的遗憾与痛苦。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失去了在文坛显赫的地位。定居美国后,纳博科夫失去了原来的读者群,骤然沦落为一个在大学讲授俄国文学的无名小卒,陪伴他的只有课堂上女学生用来打发时间的咔哒咔哒织毛衣的声音。总之,纳博科夫失去了文化认同,这使纳博科夫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文化环境的改变迫使纳博科夫与原本可行的文学形式及其根植的语言与文化环境完全割裂。

对于流亡异国的纳博科夫而言,母国的记忆渐渐消逝,而新的国度还没有向他张开宽容的怀抱,于是他只能在文化的边缘徘徊。与无生命的物体不同,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永恒的流亡:从过去到现在,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甚至从出生到死亡。从表面上看,纳博科夫因政治原因而流亡,事实上,他超越了人的局限与神的灵感之间的冲突。正如在丛林中丢失指南针的人会迷失方向,在异质文化中的作家也迷失了创作的方向,只有开辟全新的写作风格才能打破怪圈。

二、亨伯特流亡的多元文化性

从个人层面上讲,具有多元文化性的人往往同时隶属于多个语言文化环境,并且因此掌握了多种语言和社会习俗,以便使自己尽量融入不同的文化环境。从这个角度上讲,亨伯特与纳博科夫具有一定互通性,地理上的迁移,职业的改变以及生活中的怪异行为都使亨伯特与纳博科夫具有多重社会身份。这些交织的身份交替出现,共同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亨伯特生长于欧洲,他的身上弥漫着欧洲大陆的特征和欧洲古老文化的气息。妻子的背叛使亨伯特逃离令人窒息的欧洲,前往充满希望的美国,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在这种心境下,亨伯特很快陷入了对美国生活的期望与梦想,期待着在那个全新的环境中刷洗掉妻子强加给他的所有耻辱。不幸的是,这种期待只是一个浪漫的错误。他梦想在美国再现昔日辉煌,当他踏上这片土地后才真正发现现实生活的差强人意,与往日生活的无法追忆。

在小说中,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从本质上说是身份的冲突。对于亨伯特而言,当代流行文化如同对其欧洲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诅咒。亨伯特坚信他从父辈那里遗传的欧洲文化要远胜过美国文化,然而在小说的叙述中亨伯特既没有对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明确承认自己的这种心态是一种错乱的傲慢。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中的经历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当熟悉的世界渐渐远去,人们对以往世界的关注也渐渐淡化。

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在流亡者身上尤为突出。面对文化冲突,作为外来者的流亡者只能屈从于主流文化,尽管每个人屈从的程度大相径庭。在《洛丽塔》中,享伯特恰恰是一个被迫屈从于主流文化的流亡者。由于欧洲文化的鲜明特征与灿烂辉煌完全湮没于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国文化之中,享伯特采取蔑视主流文化的方式以固守自已的文化传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固步自封的享伯特居然爱上了完全是美国文化产物的洛丽塔。虽然享伯特痴迷于洛丽塔,他的高傲地位丝毫没有动摇,他仍然坚信欧洲文化的优越性,甚至以欧洲文化的贡献者自居。

三、二者流亡多元文化性的契合

在作品中,读者可以在亨伯特身上看到纳博科夫形象的映射。亨伯特以追溯的视角讲述他的故事,因此它的故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只有时间的错位。亨伯特的这种错位是纳博科夫的流亡经历的某种体现。流亡是纳博科夫小说的主题之一,纳博科夫故意选择人物的边缘地位来表达流亡生活,从而在以下两个方面与亨伯特达到完美契合。

一方面,二者的美好理想达到完美契合。亨伯特在13岁那年爱上了年轻女孩阿娜贝尔,不幸的是,四个月后阿娜贝尔死于伤寒,她的死成为亨伯特“这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浪漫陨石的永恒障碍”。于是,洛丽塔成为阿娜贝尔的继续,成为亨伯特理想的化身。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理想恰恰象征着纳博科夫对美国的理想,小说中亨伯特的经历是纳博科夫个人经历的可体察的变体。在某种程度上,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寓意纳博科夫对于再现昔日欧洲生活的强烈愿望。

另一方面,二者所遭遇的文化脱节达到了完美契合。亨伯特所遭遇的文化脱节与现实中纳博科夫所遭遇的文化脱节如出一辙。为了生动形象地再现美国的社会生活,纳博科夫尽量汲取东道国文化的元素,将现实的成分注入个人的想象。亨伯特的无家可归以及面对美国价值观时的疑惑不解都真切地反映了纳博科夫在异质文化中的脱节与困惑。在流亡作家的小说中,东道国的素材与母国的传统会自然而然地融合,但是纳博科夫强烈的好奇心,无法抑制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使融合更加亲切。

在《洛丽塔》中,纳博科夫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探索,他本人多元文化的背景宛如一座冰山,只有1/8的部分显露于水面上。鉴于自身对多文化流亡的情感经历,纳博科夫极力将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完全隔绝,即纳博科夫的“非现实的身份”。如果读者深入探究亨伯特内心的孤独与困惑,读者将超出小说中人物的界限,由纳博科夫在小说中的身份窥探现实世界里的纳博科夫。

总之,文化和生活已经嵌入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并且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在纳博科夫的流亡经历中,他重新构建了现实中的这片土地,他宛如一个造字匠不辞劳苦地表达着他对每一寸土地的感受。因此,尽管亨伯特对美国的描述像是压缩透视虚构的美国社会现实,但是至少这是对美国现实的描述。

参考文献:

[1]Field, Andrew.(The) Life and Art of Vladimir Nabokov[M].New York:Crown Publishers,Inc,1986.

[2]Grayson,Jane, Nabokov’s World Volume 1[M].The Shape of Nabokov’s World,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2001.

[3]Knoph, Alfred A.,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M].New York, 1995.

篇4

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文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离不开文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同样离不开文化。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了建设文化“软实力”。所以，主流媒体的各类活动就必然是文化的活动，是文化品位具有导向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活动，真正担当起“传播主流舆论、推动和谐发展、通达社情民意、搞好舆论监督、丰富公众生活”的媒体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一部分主流媒体在活动设计开展中出现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开始显现，且有日益泛滥之势，某些省级电视台的相亲节目、选秀活动屡屡越过道德底线，以各种出位的言论、画面来谋取收视率及其相应带来的广告利益，引起轩然大波。显然，这一类的节目已经背离了作为主流媒体的责任感，放弃了活动的文化品位的自觉追求，没有把这些活动看作是一个文化活动来设计、运做，单纯“向钱看”，这样的活动是没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唾弃。媒体从业者、活动设计组织者，应提高对低俗内容的敏感度和判断力，净化、升华媒体活动，而不能挑战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破坏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做到坚持文化品位优先、社会效益优先。

二、 不断提升主流媒体活动的文化水准

目前，主流媒体所处的发展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白热化的竞争格局：

1.多媒体争夺受众激烈化。现在的新闻传播渠道多种多样，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包括手机短信，都在提供信息、争夺受众，彻底改变了过去报纸、电视、电台“三分天下”、独揽传播市场的格局。

2.传播呈现无国界化。世界各地的各种活动、信息，几分钟、几秒钟内就开始在网上传播，人人都能看到。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热点问题和公共突发事件不断增多，这给主流媒体的引导能力带来考验。

3.受众群体日益对象化。随着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的差异，广大受众对媒体各类节目、报道选择的倾向性日益增强，呈现出鲜明的对象化和分众化特点，比如，出租车司机特别爱听广播，年轻人主要看网络媒体，等等。

三、 促进主流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

活动是媒体文化理念的载体，文化是媒体活动的灵魂，只有把媒体活动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提升媒体形象，实现媒体价值。如何强化、优化媒体活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入手：

1.把握文化主流。各级党报、电台、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要责无旁贷地把握文化主流，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提升主流媒体文化品位。一方面，要着力于倡扬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开放襟怀的文化理念，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的策划和选择上，借鉴各类型媒体的有益做法，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形成媒体的自家面目，使各种媒体活动起到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对各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保持敏感和鉴别力，拒绝各种负面文化的侵袭，把媒体发展目标与主流媒体责任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简单地以利润和经营收入状况来作为媒体活动成效的体现。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我的》、《圆梦行动》、《奥运舵手选拔》等活动，都是符合主流媒体角色、体现社会公益、把握文化主流的电视活动产品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