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势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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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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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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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栏目

1.发展历程①

（1）1880～1894年：艰难的创办期

1880年，纽约新闻记者米歇尔斯创立了《Science》杂志，并获得了爱迪生的支持。起初运营并不理想，既不能保障质量，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用户来支撑杂志运行，到1882年3月，由于财政困难一度停刊。

一年后，昆虫学家斯卡德使《Science》复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1894年，尽管已经拥有3000用户，《Science》又一次陷入财政危机，以500美元转让给心理学家卡特尔并由其担任主编，由此开启了《Science》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结缘之路。

（2）1894～1946年：卡特尔时代，联手科促会

1900年，AAAS和卡特尔达成协议：《Science》成为AAAS官方杂志；《Science》同意出版AAAS的官方文件、新闻和摘要；卡特尔保留编辑控制和所有权；AAAS成员可免费获取《Science》，AAAS为每名成员向卡特尔支付2美元（当时《Science》每年订价为5美元）。虽然协议最初降低了双方的收入，但AAAS希望借此增加成员，而卡特尔认为AAAS每增加一个成员，意味着《Science》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提高。到1906年，AAAS的成员从不到2000增至5000以上。

（3）1946年后：终归科促会，迎来蓬勃发展

从1946年转为AAAS旗下，直到1956年达沙恩担任主编，《Science》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在达沙恩任期里，把《Science》并入是一项重大举措。虽然许多读者感到遗憾，但效果很显著，《Science》的发行量从1957年的38000份，剧增到1958年的超过61000份。

达沙恩的继任者阿伯尔森通过缩短文章从收稿到编发的时间，改进了《Science》的审稿程序，加强了新闻版面，并采用现代化的印刷和管理办法。在他任主编的第一个10年里，《Science》的发行量翻倍了。

自1970年以来，《Science》已经大大改变，而在最近的几任主编领导下的不断创新，为《Science》奠定了在科学期刊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2.主要栏目

百余年间，《Science》的栏目设置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目前十余个栏目大致可分为三类：科学新闻类、科学综合类和研究成果类。②

（1）科学新闻类有“本周新闻”和“新闻聚焦”，此类栏目主要是便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地的科学实况。“本周新闻”主要报道相关科学政策和科研新闻，“新闻聚焦”则进行更深入的专题报道。

（2）科学综合类有“社论”、“读者来信”、“政策论坛”、“书评”、“研究评述”、“综述”等，分别讨论科学政策、科学与社会如何交叉的不同观点，评论读者感兴趣的书、只读光盘、展览或影片，评论分析当前研究的发展，讨论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介绍领先的试验技术以及新出版的软件。

（3）研究成果类是《Science》最重要的一部分栏目，主要取自世界各地科技工作者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和科技报告，包括简讯、研究文章和报告。简讯报道能够广泛吸引科学家的、跨学科的实验和分析结果；研究文章反映某一领域的重大突破，这类文章包括摘要、引言和加有简短的小标题的内容部分；报告发表新的、有广泛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

《Science》网络版：Science Online③

《Science》于1996年9月开始把文章全文在互联网上，形成网络版，并陆续加入了一系列的改进和新产品，如“ScienceNow”等，从此踏上网络发展之路。Science Online主要包括六大部分：

1.新闻

这部分以“今日科学”为主体，每个工作日为网上用户免费提供几篇有关科研成果或科学政策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短小精炼，使读者花不多的时间就能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各科研领域的最新进展。

2.《Science》杂志

这是Science Online网站最主要的部分，包括《Science》杂志、过刊、“科学特快”、“信号转导”等科学知识内容。

其中，“科学特快”先于印刷版刊登而发表，以此来特别提供及时的研究报告，平均每周发三篇。使精选的、同行评议过的原始研究论文在被接受后，能在几天（而不是几个星期）内与读者见面。“科学特快”所有的文章最终会在大约6～8周后，以在线和纸版形式同时出现。《Science》现在有15%的内容通过“科学特快”出版，这些通常是最重要的文章。

3.职业信息

职业信息可能是目前最全的、能免费访问的在线科学职业信息，内容包括新闻报道、人物简介以及给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用户提供的指导，也包括少数民族科学家网和研究经费来源网。

4.科学社区

科学社区是一个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者、学生及相关人员提供的网络社区，使他们能够在自己从事或感兴趣的领域彼此建立起联系，更便利地交流各自的研究、看法等。

5.多媒体中心

多媒体中心由5部分构成，其中播客、图片和幻灯片、影像，主要围绕《Science》及Science Online上的科学故事；网上研讨会，用以就AAAS出版及成员服务等工作，或就一些突破性研究、文章，召集网上研讨，用户可以进入浏览以往讨论录像，也可以注册参与近期组织的研讨会；交互区，为用户提供一些可以在网上交互体验的动画、Flash，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

6.科学集锦

这部分主要是将Science网上内容做了重新整合，如将文章按学科或者主题分类，用户搜索该主题，就能得到相关文章。

《Science》与其网络版的互补对接

一般来讲，网络版能及时期刊的部分或者所有信息，为期刊吸引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但也可能因内容丰富易得而分流读者，降低期刊的发行量。④《Science》在实现期刊与网络版的互补对接上，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

1.优势互补，实现多赢

《Science》目前有13万付费订户，每周约有70万读者，而每月Science Online网站的访问量约418万人次，其中每月独立访客数达240万人，有18万读者接收Science每期目录的电子邮件通知。⑤

可以说，《Science》与其网络版各自发挥着自身优势，印刷版以传统媒体拥有固定的消费群、认知度高的优势来服务于读者；网络版以信息和市场为重点，用网络特有的实时性、互动性、综合性、开放性等优势为广大读者服务。二者相辅相成，既实现了刊网优势的互补，为《Science》在新形势、新环境下能够继续领跑科技期刊创造条件，也为读者提供多样化选择、差异化服务创造了可能。

2.刊网对接，重视服务

网络版不是对《Science》的照搬，也并非另立门户，二者围绕《Science》展开了广泛对接和融合。

2004～2009年间，有一个“技术评论摘要”栏目，主要在网络版上设立，讨论《Science》过去6个月内发表的论文，原文作者可以答复评论。《Science》会摘选部分评论及作者答复，经过评议和必要的编辑后在该栏目提要刊登，全文刊登在Science Online上。

对于作者，可以在投交稿件到《Science》的同时，附加作为稿件的支持或补充材料在Science Online发表。

Science Online还提供一些特别服务，如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预告的《Science》每周内容，超链接到参考文献的全文或摘要、增补数据。

注释：

①150 Years of Advancing Science: A History of AAAS , archives.省略/exhibit/origins4.php2010-11

②董尔丹徐岩英宋玉琴齐若梅申阿东：《自然科学领域著名期刊简介――Science周刊》[J]，《中国基础科学》,2004年第4期

③Science网络版，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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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高等教育体系 文化自信

1.引言

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发自内心的认同的价值文化信心，文化自信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其文化价值，又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因此这样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也进一步丰富了大学生的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形成了挑战，所以研究文化自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意义就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对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2.基础知识概述

2.1文化自信

根据本文查阅的相关资料来看，目前关于文化自信主要是从文化自信的内涵、基础两方面进行界定：首先是对文化自信的内涵，部分的学者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自然性、超生物性和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的机能。其次是对文化自信的基础的研究，按照资料来看，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是一种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觉，同时也是基于理性认识之上的精神成熟度的体现。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知识与伦理。所以在这里，本文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将文化自信界定为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和理性审视。

2.2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化自信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生为文化自信的主体，其在教育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就要求大学生在清晰的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予以充分认同和肯定。具体来说，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化自信，使得大学生必须要主动的去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并对其深入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真正认识到传统文化精髓和先进文化精髓。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可以积极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的精髓，批判和抵制外来文化中的糟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而尽可能的做到知、情、意、行四位一体，统一发展。

3.文化自信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目前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的就是积极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来更好的让大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滋养、获得底气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所以在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真正做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人育人。具体来说，其主要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3.1有利于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

通过查阅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出，在世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民心所向是一切社会变革开始的源头，同时其也是整个国家政权巩固与否的风向标，而在这之中的文化氛围在而是对社会心理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因此从这点来看，如果要使社会的民心向同一个方向聚集、前进，那么在此过程中的文化则必然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我国的高等院校作为一个思想、理论的宣传地和发扬地，大学生是其宣传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度影响着整个社会，因此高等教育体系中得文化自信是宣传弘扬优秀文化的精神动力。

3.2有助于大学生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当前在世界上的的很多国家中，进行的政治的民主化和价值的多元化是不可抵御的时代潮流，因此自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要适应潮流的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使得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而在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必将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从而可能会出现易盲目跟从和吸收，造成价值观的扭曲，社会责任感的弱化，民族自豪感的消退等情况，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化自信培养在应对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战显得尤为重要。

3.3有助于大W生个人的全面发展

在高等教育中的大学生如果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么进行自身修养的提升就需要正确认识并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而关于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化修养的学习则要求大学生必须要拥有积极上进的学习心态和优秀文化丰富的思想资源，正是这样的要求使得其拥有的文化自信可以更好的帮助其进行全面的发展，从而更好的认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理论知识的动力源泉。

4.高等教育中的文化自信培养分析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时代变革中既能保持自我又能面对世界的标识。由于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的深入，目前逐渐的形成了多元文化现象。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大学生对物欲的强烈需求，使得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物质生活的抗压性比较低，虽然有时创造性十足，但其思维内涵虚无空洞。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高等教育部门要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心养性，将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融入到对大学生教育的全过程，从而与他人和谐相处，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相处。具体来看，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几点，分别是：

4.1积极提升文化鉴赏能力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认同、信任，因此在本文看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需要增强自觉鉴赏的能力。高等教育体系中，就要引导大学生分析、鉴别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东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积极的辨别我国社会所缺乏又能弥补中华文化发展之不足的东西。

因此本文认为各大高校要积极的引导其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文化，并且用对多元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与重构，进而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此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树立文化自信。

4.2坚定文化育人的办学理念

高等教育担负着我国优秀文化的重担，其不仅是先进文化的辐射源和传播者，更多的是作为引领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主要阵地，而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其是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积累沉淀下来的文化资产。其对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等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在开展文化育人的工作必须要坚定文化育人的办学理念，结合高等教育办学目标和特色，通过对各个大学的准确定位、学科和学位设置、培养人才方向、服务社会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目标做一个全方位的梳理，以此来更好的形成具有符合学校实际发展情况的办学理念，进而增强广大师生的使命意识和进取意识，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4.3提升人文素质教育的文化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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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科协的总体改革计划，2003年，初步形成了我们学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即：确立以会员为主体，实现民主办会，具有现代科技团体特点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模式，完善自立、自强和自律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学会的组织优势和行业职能，改进和丰富活动方式方法，创立和形成具有学科特色活动项目，树立学会的学术权威和鲜明的社会性形象；加强学会的能力建设、组织建设，把兰州塑料工程学会真正办成满足党和国家以及塑料科技工作者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团体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学术团体。

按照理事会既定的改革思路，这些年，学会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顺应经济体制和社会基础的变化，改进学会的组织体制。建立以会员为主体的组织体制，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明确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定期向会员征询意见和建议，接受会员的监督和约束。理顺学会内外关系，加强与挂靠单位的联系，积极吸纳塑料学科的企事业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入会，扩大会员覆盖面及个人会员的比例，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科技工作者入会。

进入21世纪以后，市属国有企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体制改革浪潮中，诸多企业会员破产重组，科技人员去留不明，组织机构的建设不能正常进行，学会改革的事成效甚微。

今年3月，在兰州市“393”国企改革工程框架已经明朗，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市属工业结构逐步理顺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召开了第五届会员大会，顺应形势发展，适时修改了学会章程，积极扩大会员基础，在原来以国企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了新近崛起的民营、合资企业榆中鸿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永登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兰州西固区塑料制品厂、兰州双信塑料橡胶制品厂、甘肃中立塑料有限公司、兰州华王塑料容器有限公司为团体会员，其主管生产管理、技术质量工作的负责人也进入了学会理事会领导机构，加强了学会在塑料加工行业的影响力，扩大了塑料科技队伍的社会基础。

2、根据自身条件，突出信息服务，改革学会活动方式。积极开展跨学会、跨行业、跨部门的学术活动，探索适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学术活动形式和方法，争取社会对学会活动的支持与认可；努力提高学术会议、学会会刊和科普活动的质量与水平，活跃学术思想、鼓励创新思维，定期组织论文评选，争创精品项目，以积极有效的工作实绩，争取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技术标准、成果鉴定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等方面的授权和委托，拓展学会活动空间；在信息服务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学会管理水平，提高学会办事效率，促进塑料科技信息的交流和资源共享。

——学会与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联合，创办了《兰州塑料科技与信息》内部刊物。其主旨在于加强省内、兰州地区塑料加工行业科技信息的交流，促进“科技兴市、科技兴企”事业的发展。学会工作人员克服人员少、资金有限的困难，积极开展塑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主办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跑省市图书馆、情报所，翻资料，查信息，扫描图片，追寻最新的科技信息，尽力美化刊物版面，注意提高刊物的技术性、实用性、观赏性。截止目前，共编发刊物98期，开辟了“专家论坛”、“行业经纬”、“政策法规”、“塑料信息”、“知识库”、“加工技术”、“市场价格”等8个固定栏目，刊登各种科技信息2000多条；定时塑料原辅材料市场商情98次；转载专家分析评述、争鸣文章100余篇；发表技术性论文90余篇。总计约250万字。从收集到的反馈意见看，政府有关部门认为此刊物建立了兰州地区塑料加工科技信息传播、交流的有利渠道，加强了工程学会在塑料加工技术上的权威形象；学会会员和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直属企业看后，认为刊物刊登的信息比较新鲜，摘编的技术资料可靠实用。

——根据信息经济的时代要求和已具备的条件，开展了信息管理网络化方面的基础建设工作。学会与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合作，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公司机关计算机局域网的建设，为“兰州塑料加工行业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提高了公司机关行业、企业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的效率和水平；五年来，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有力工具，先是坚持每周一、三、五，现在是全天为公司机关和会员单位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查询相关技术资料和信息咨询，实现了塑料行业信息资源的快速查询和交流，对会员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今年8月，在市科协和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的大力资助下，投资1万余元，我们建成了“兰州塑料网”网站，注册了独立域名，设置了“塑料资讯”、“供求热线”、“技术资料”、“交流与咨询”、“会员展台”、“视频点播”、“学会期刊”等七个版块，并为会员单位提供了免费邮箱服务，截止10月底，已各类信息1000多条，在兰州地区塑料加工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之间搭建起了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提升了学会在塑料加工行业中的影响力。

——十分重视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和评比推荐工作。多年来学会领导亲自动手撰写学术论文，在学会内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使塑料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会员们先后在省内外重要的科技、行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学会从中精心筛选出8篇论文，参加了甘肃省2002年学术年会和两届兰州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其中论文《PVC粉料吹膜产品质量的改进》获二等奖；论文《PVC/NBR油封塞的研制》、《塑料复合中空异型材》获三等奖；论文《纳米聚合物材料开发与技术》和《PVC/ABS塑料合金压延板材试制总结》在甘肃省2002年学术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并被收入论文集。

——始终保持对会员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和质量管理情况的不间断了解，及时提醒、督促企业会员企业重视对产品质量检测队伍的建设，健全机构，规范教育培训制度，使会员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2001年，学会帮助兰州塑料厂率先完成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及以后的版本升级工作；配合市经委、市技术监督局和市消费者协会对会员企业名优产品进行了严格的考评、复查，其中兰州塑料厂的“LS牌聚氯乙烯大口径管材”通过了市政府组织的“兰州工业名品”复评，保持了“兰州名品”的荣誉称号。兰州塑料包装材料厂的“好利快牌”塑料装饰板材、兰州塑料六厂的双色雪地鞋靴保持了“兰州市质量信得过产品”的荣誉称号。

据近五年综合统计，会员企业的产品质量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5%左右；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为100%；产品质量损失率为1%以下，质量管理的主要指标都达到了综合计划的预定目标。五年中，会员企业共计开发新产品80项，累计产值达13411.71万元，占总产值的40%左右。

3、拓宽经费筹集渠道，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积极开展信息、教育、技术咨询等有偿服务活动，取得一定经济收入；积极承接政府或社会委托，开展学术课题研究、技术与产品开发等工作，争取课题经费和项目经费支持；积极争取挂靠部门经费支持，严格会员会费缴纳制度和会费账目定期公布制度，巩固和扩大经费来源。

近年来，学会领导对会员企业的科技进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多次率会员企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赴上海、北京、西安、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考察和技术交流，积极参加了国际橡塑机械产品展销会和2001年亚太国际塑胶工业论坛学术会议及甘肃省2002年学术年会；学会领导以特邀专家身份参加了中国塑料包装委员会苏州年会和汕头专家组会议，参加了省经贸委轻纺行业办组织的对金昌市金川万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塑料管材及编织布生产工艺改造》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加大了与省内外、发达地区塑料同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学会十分关注会员企业技术合作和生产实践中技术难题的研究工作，2000年，学会就北京化工大学无滴防雾棚膜、交联聚乙烯管生产技术的转让项目，香港声威塑胶有限公司合作生产塑料包装袋项目，菲律宾中亚工业公司合资生产塑料管材、管件项目与合作方进行了多次洽谈和技术论证；并配合市经委、市科委组织和“专家企业行”活动，到两个企业实地研究了“200升双L环形桶皱折问题”、“特丽纶复合装饰复合技术”等技术难题。帮助兰州塑料包装材料厂完成并通过了联合国蒙特利尔多边基金执委会委托国家环保总局对“PE/PS挤出发泡CFC-12替代”项目的竣工验收。2001年，学会指导3个会员企业开展了对新型塑料材料的研究和试验，重点研究了超细颗粒绢云母加入PVC对塑料制品品质的影响及经济效益；研究了纳米技术在塑料加工上运用的可能性和具体技术。2003年，学会与会员单位兰州塑料厂协作，共同完成了“PVC双壁内螺旋排水管”项目，学会协助报送，将该项目列为兰州市2003年度“工业科技攻关项目”，并争取到8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帮助兰州塑料厂利用现有厂房和旧的挤出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在工装改造、设计制造模具和工艺配方试验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提供技术咨询和工装设备选型等方面的指导；协助兰州塑料厂编制了此类管材企业标准。

2006年10月25日，在省经委、省建设厅和市科技局主持下，对兰州塑料厂“PVC双壁内螺旋排水管”项目进行了新产品鉴定和科技项目验收。专家评审委员会认为：双壁内螺旋排水管内壁设置的螺旋形筋和双壁结构，具有明显消音、隔音作用，可有效降低排水管的噪音；产品符合Q/LS13-2006标准。此新产品技术先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PVC双壁内螺旋排水管的研制成功，凝聚了学会专家、企业领导和项目组技术人员的心血，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组织项目实施，充分利用现有厂房和旧设备修旧利废、挖潜改造，重点在模具设计、工装改造和工艺配方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反复调试工艺、配方，大胆使用了较高比例的填充材料，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又保证了管材各项质量指标。

近年来，我们学会的改革工作始终受到市科协领导的关心和支持，05年、06年在有限的科协经费中都拨出专款，资助我会的质量体系认证工作和塑料网站的建设。我们挂靠的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对学会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学会的办公场所、管理人员和主要运作经费，全部由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无偿提供，为学会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强有力资助。

近年来，我们兰州塑料工程学会根据本学会的实际，突出信息服务方面和技术咨询方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会的改革，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力和喘息的机会，但学会前面的路还很艰难，我们不敢有稍许懈怠。今年第五届会员大会上，黄增源理事长代表理事会对学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继续办好学会内部刊物《兰州塑料科技与信息》，多塑料行业新项目、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信息，多刊登企业改革创新、技术进步和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消息，进一步提高刊物的档次和水平；二是利用好学会的联系渠道，定期召开塑料行业信息会，为会员企业搭建一个与社会和同行交流的平台；三是完成“兰州塑料网”网站的建设，以电子通信手段提高兰州塑料加工业的影响力；四是充分发挥学会现有专家资源的作用，争取创办一个塑料科技咨询服务实体，为政府项目决策论证和企业的科研创新产品鉴定提供服务。

我们学会将按照理事会的要求继续努力奋斗，争取在学会改革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切实把兰州塑料工程学会办成满足党和国家以及塑料科技工作者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团体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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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58-03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

1.确立首要目标，着眼中期，求稳求变。

《马约》虽然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但该条约并未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界定。为使目标更具可操作性，ECB管理理事会(又称ECB货币政策委员会)于1998年给出了物价稳定的量化定义：整个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HICP)年增长率不超过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经过近5年的货币政策实践，ECB管理理事会于2003年修正了对物价稳定的界定：中期内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通货膨胀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1)ECB对价格是否稳定的判断是基于整个欧元区中期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而且最终影响的程度也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抵销意外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短期内存在一些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货币政策不会因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期的物价或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货币政策着眼于中期。(2)HICP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不仅为HICP通货膨胀率设定了上限，而且也指出通货紧缩和物价稳定是不相容的。

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量化定义，既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监督的标准；既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框架，也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不仅增强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围绕目标，构筑框架，寻求支柱。

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两个支柱，构成了ECB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内，ECB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收集各种信息，充分利用各种分析工具，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都不会遗漏，从而确保货币政策决策的稳健性。两支柱策略既不同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或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做法。

(1)经济分析。主要是指基于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针对影响价格稳定的短期风险而进行的分析。该分析基于如下的认识：短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ECB关注的主要变量有：总需求、总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广义的物价和成本指数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欧元区国际收支的变化等。

(2)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分析，该分析的基础是中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变化密切相关。货币的变化包含着未来物价变化的信息，因此有助于对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总体评估。ECB把货币供应量指标从一系列备选指标中挑选出来，并公布广义货币M3增长率的参考值，向公众清楚地表明了它进行货币分析的意图。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在M3与物价水平和其他宏观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M3还预示了未来，特别是中期的通货膨胀变化。

ECB将从双柱策略中得出的信息进行评估、反复核对和汇总，形成对经济的波动程度和本质、经济运行结果和物价稳定的主要风险的总体评估，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通过信息交流框架，公众能了解ECB制定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复杂的环境，知道ECB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了哪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的。

3.注重货币政策策略的沟通职能。

透明的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向公众和市场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所有这些都能在一种开放、清晰、及时的状态下进行。

ECB的沟通面临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欧元区12个不同的国家，10种不同的语言，无疑给ECB的货币政策沟通提供了挑战。ECB强调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公众能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以及依据，从而提高中央银行的可信度，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ECB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

(1)每个月第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会，是ECB最重要的沟通方式。ECB是第一个召开新闻会的中央银行。新闻会上，ECB行长将向公众详细地介绍管理理事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管理理事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与会者也可以与新闻发言人进行互动交流。记者招待会的文字材料也将于同一天刊登在ECB的网站上，以便这些货币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呈现给公众。

(2)ECB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此外，ECB行长每个季度都向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汇报ECB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回答相关问题。ECB每年还向欧洲议会递交年度报告。

(3)ECB的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公众进行交流，阐述ECB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框架，不断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交流包括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论坛，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发言稿、演讲稿，研究人员的分析文章，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研究结果，在ECB的网站和其出版的论文集和专刊上都可以找到。

4.注重中央银行研究职能的发挥。

ECB经济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证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ECB与公众和市场的沟通。

ECB的经济研究通过多种形式展开：working paper主要是鼓励对ECB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既包括ECB研究人员的阶段性成果，也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可以免费在ECB的网站上获得，对于公众对ECB货币政策的了解很有帮助。同时，ECB也运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对欧元区经济以及欧元区内不同国家进行分析预测，以便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信息。针对欧洲资本市场和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经济周期变化等问题，ECB建立了广泛的研究网络。此外，ECB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轮流召开国际货币政策论坛，鼓励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是各国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其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很大的影响。独立性强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马约》赋予ECB货币政策目标上的独立，而且ECB还具有工具上、财务上和人员上的独立，因此为ECB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目标独立性来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我国货币政策当前仍受到多目标约束：物价稳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化解金融风险等等。从操作独立性来看，也存在一些约束，比如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小，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等等。

多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相当困难。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将长期存在，因此提高目标独立性比提高操作独立性难度要大。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我们应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介目标变量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预防性操作创造条件。

2.尽快建立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

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基本没有再简单恢复利率目标，反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这类非工具变量目标。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标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

欧洲中央银行在考察过一些其他中央银行已经或正在采用的货币政策策略后，决定采用以稳定为目标的双柱策略(即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ECB成立的时间不长，欧元区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ECB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两支柱策略赋予ECB在操作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传导效率。

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近期内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可借鉴ECB的做法，建立一个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公众的经济行为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稳定公众的预期。积极构建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高对经济的预测能力，即时采取预防性操作，将会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注重与公众交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ECB非常注重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重视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通过采用“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为央行与各个层面的公众沟通提供了一个框架。ECB不仅建立了内容广泛、容易理解的网站，而且还定期出版报告预测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货币市场状况以及预测的风险等。ECB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的目标，讨论近期通货膨胀的情况，评价已经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描述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因为货币政策非常透明，因此ECB有时只要显示其政策意向，并不需要真正干预市场就能达到调控的目的。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断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看出。但略显不足的是，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是依据哪些数据的分析，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程序，以及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分析等相关信息还不够丰富，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改善。

4.进一步发挥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职能。

中央银行不仅具有服务职能、调节职能和管理职能，而且还具有研究职能。中央银行要有效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就应该加强对经济的研究，力争对经济的运行有更准确的把握。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国内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操作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构建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以有效防范汇率变化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如何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协调；如何在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些都需要中央银行加强经济研究，有针对性地为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模型和数据的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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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建筑业启动了新一轮的发展，建筑物单体的高度与体量急骤增加，二、三百米的超高层建筑，单体超过10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已十分普通。建筑物规模的增大与工程建设的技术难度不仅体现在高度与面积上，建筑物的多功能使用(同一幢建筑物内分层区具有办公、酒店、商场、公寓、娱乐等使用功能)。各类使用者对建筑物的服务要求多样化与服务性能日趋提高，越来越重视生活条件与环境的舒适性、与社会和人际沟通的便捷性、生存空间的安全性、设施服务的完善性、管理组织的严密性等。在解决这些复杂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智能建筑的概念。

1智能建筑的理论体系

长期以来，对智能建筑是否存在理论与学科特征，一直未能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有些人士认为智能建筑就是把计算机、控制及电子设备运用于建筑物，只是高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而已，并无理论可言。

然而，笔者认为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智能建筑已不如早期那么神秘朦胧，在长期的建设、应用与管理中，已经凸现其深层的特征，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图1所示为智能建筑理论的结构，下面将分别进行阐述。

a.应用对象层。智能建筑为人类活动提供信息化、自动化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它的应用对象就是建筑物的使用者、管理者与服务提供者。

b.特定功能层。只要是按现代化、信息化运作的机构所在地都有智能建筑的需求，因此智能建筑早已不是办公建筑的专利，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工业建筑、军事建筑都可以按智能建筑建设。近十年来，中国与全球一样建成了大量智能型的办公楼、酒店、体育场馆、会展中心、医院、学校、法院、图书馆、剧院、博物馆、机场、车站、住宅、电子厂、食品厂、化工厂、发电厂、军营、应急指挥中心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智能化系统功能需求与设备配置往往受建筑物个性、建设目标，管理模式和投资力度的影响而有较大的差别。

c.应用技术层面。这是智能建筑的技术基础，由通信网络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综合管理技术等组成。在这些技术领域中，最新的技术成果及其形成的装备会以最快的速度应用于建筑业。如在5年前，当软件工程界刚开始讨论中间件技术时，市场上立即推出了采用中间件技术的智能建筑系统集成软件IZ BMS集成化智能建筑管理系统)。又如当工业以太网技术出现突破，随即出现了基于工业以太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

d.基础理论层。虽然从表面上看，智能建筑嵌人了许多令人目眩的五光十色的技术，但实质上智能建筑并不仅是新技术的综合与新装备的组合，而在其深层次中是有基础理论的支撑。

1945年奥地利人贝塔朗菲创建系统论形成了“系统哲学”，这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机体主义世界观，它包括了系统本体论、系统认识论、系统价值论和系统方法论。系统理论的概念(等级秩序、渐进分化、反馈、开放等)与方法(图论、集论、控制论、对策论、排队论等)是智能建筑总体设计与工作流程规划中的重要工具。

美国人香农在1948年奠定了信息论的理论基础，使人类传统的科学从以材料与能量为中心的体系，转变为以材料、能量与信息为中心。当建筑物的智能水平日益提高后，人们已不满足仅在通信信道容量、噪声抑制、数据加密上应用信息论，而需要进一步通过统计及随机过程的分析来讨论语义分析、信息的嫡的应用。

“以人为本”在如今似乎已成为一句时尚的语句，但在智能建筑的功能设计与运行管理中，如果缺乏针对使用者与管理者的工作和生活便利考虑，缺乏以人机工效学对人机界面、机器与人的共享空间的设计，缺乏在智能化、数字化环境下对不同职能与层次人的行为处理分析和对策，那么任何再先进的智能化系统也是失败的。

智能建筑不仅仅是当前高新技术的尽情应用，而且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建筑物的一切进行考量:设备与材料的环保、系统运行方式的综合能效设计、建筑物节能模式的选择、建筑物管理的组织结构设计，都需要从有利于协调“自然·社会·经济”关系，提高“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来考虑。这些工作要有助于建立7项工作: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推进社会公平化的社会体系、重视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科技体系、保持自然生产能力的生态体系、促进环境质量提高的环境体系、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人口体系和规范合理行为的政策法规体系。“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已深人到整个社会。智能建筑自然也在“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覆盖之下。

显然，在智能建筑所有的相关领域，以上的理论都在工作过程中起着宏观导向与微观指导的作用。

2智能建筑理论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智能建筑不仅存在理论，而且其理论结构相当复杂，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a.多目标的优化智能建筑不是机械的技术与设备集合，而是一个大系统，需要多视角地考虑技术、管理、经济、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大系统运行目标，并且调动各种手段使系统达到最优的综合目标。即系统的优化目标函数为:S=f

b.多学科的综合这一点是显然的，智能建筑的规划、设计、运行和管理，所涉及的技术，经济、管理以及法律问题，都必须有效地应用各学科的知识成果来解决。

c.多因素的相关性智能建筑与社会信息化、社会经济发展、管理模式、装备技术发展、政府导向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就表面来看智能建筑仅是一种建设行为与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从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成本(LCC Life Cycle Cost)(见图2)来看，当某种设备与技术采用后，可改变其生命周期中许多相关的分项状态。

比如采用完善的BA(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进行照明系统的节能控制(按照度、时间、夜间最低照度、分区等)，可以有效降低电耗与照明设备的运行时间，而照明设备因此而延长寿命减少了照明设备的维护更新费用。这可使建筑物生命周期成本中的能耗费与设备更新费用减少。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设置完善的BA系统，要增加建设的一次投资.同时，降低能耗的效益并不仅仅体现在LCC的图中，它对于广义的环境保护价值更是巨大的。

3智能建筑工程实践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全国各地的智能建筑热潮有涨无退。由于我们已经历了较长期的探索，在工程建筑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无论是建设方/业主，工程技术人员，还是物业管理人员，都逐步趋于成熟。因而最近起步建设智能建筑的地区(暂称为后行地区)，往往可以比北京、上海、广州等先行开发建设的大城市(暂称为先行地区)有更好的建设效果。我们将之称为后发优势，见图3

智能化系统工程先行地区由于一开始处于探索前进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在早期建设中存在着各种过份的行为(控制论中称之为超调)，随后又出现因失误而放弃的行为(称之为振荡过程)，最后趋向于合理的装备与功能水平。而后行地区由于可以借鉴先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比较合理稳妥地确定自己的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目标与行为，虽然起步稍迟，但最终可以与先行地区趋向于同样的建设效果，而他所化的代价则比先行地区要小得多(如早期智能住宅小区建设成本高达230元/mz，而近年来则在60元/mz左右，而且装备的性能与质量更好)。

4智能建筑已经形成产业链

建筑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国民经济状态上升建筑业必然兴旺，建筑业发达了，国民经济必然形势大好。中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中就有1---2个百分点来自建筑业贡献。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国的基本建设规模不断增大，北京市2008年的奥运会与上海市2010年的世博会，大大刺激了建筑业发展，智能建筑与智能住宅小区则成为建筑业的精品。在工业建筑物、民用建筑物、军事建筑物与市政建筑物中的电气设备投资已从上世纪80年代总投资的6%一7%，增长到总投资的10%----18%，并且还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市场中的各类智能建筑电气设备不仅引进了大量国外先进技术与产品，也推出了一定数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与智能建筑电气设备相关的国内企业约有6---8千家，智能建筑电气设备的民族企业在稳定成长。目前智能建筑行业，已基本形成了一条稳定的产业链，产业链的各方关系可以用图4来描述。

图中箭头表示各方的相互关系:①提供建筑化系统设备工程与技术服务;②提供智能化系统设备功能信息、设备使用改进意见;③提品与设备技术信息;④提供系统设备需求信息与系统设备功能信息;⑤人才与技术的需求与供应。

图4智能建筑的产业链示意图

图4所示的关系中，工作的基础是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注:GB/T50314为《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39为《智能建筑施工及验收规范》)。

5智能建筑应用的发展趋势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工作与生活的环境要求不断地提高，建筑物的功能与相应的标准也逐步提升.智能建筑作为现代建设技术的核心，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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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情是指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竞争性的商业情报，然后通过专业的数据整理和加工、科学的分析，成为指导企业决策的依据。根据scip(竞争情报专家协会)的定义，商情是一种监视市场环境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用合乎职业伦理的方式。收集有关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的信息，并根据客观事实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最后将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企业决策者，为其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就国际贸易领域而言，商情就是把分散的有关国际贸易交易信息转化为相互联系的、准确的、可作为决策依据的分析过程，使决策者清楚了解自己所关心产品或行业的国际交易状况。以及有关竞争对手的地位、绩效、能力和动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已进入商情贸易时代。

一、商情时代国际贸易的来源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市场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进行竞争分析最直接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和竞争者的情况，以便做出决策和制定一个合适的战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超过竞争对手。竞争分析所形成的结果能够成为企业未来的行动指南，能帮助企业决策者制定更好的竞争战略，能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认清形势，并且找出目前和未来的竞争者的计划和战略。如果你掌握的竞争情报，比竞争对手快一步，就得抢得时间的优势，在竞争对手采取行动之前占领国际市场。

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过去．国家或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来阻止竞争对手。随着通信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贸易政策、进入壁垒、交易规则等的障碍逐渐降低或已经被取消。在这些障碍消除的地方，新的竞争者就迅速出现。这些竞争者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和原来的企业展开竞争，竞争的形成看上去可能不太符合逻辑、也很难预测或者没有道德可言，但它仍然是合法的。企业不能再期望竞争对手会利用过时的竞争策略与自己竞争。因此，透彻地理解竞争对手和业务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是稀缺资源的变化。当前，以实物商品为特征的有形贸易逐渐降到次要的地位，而以知识产品为特征的无形贸易已上升为主导地位。以知识为特征的资源逐渐成为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稀缺资源。企业为了维持竞争优势要求企业通过各种数据和信息．从复杂和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在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占领更多的稀缺资源。

四是维持优势的需要。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当代国际竞争的主要特点就是模仿增多．竞争对手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新产品的资料。然后进行模仿复制。因而，企业一方面要抵制竞争对手模仿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模仿竞争对手的产品。所以，及时了解竞争对手的动向，是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方法。

二、不同贸易方式的比较

国际贸易方式从最初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演变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方式，然后演变到电子商务时代贸易方式，再到当今的商情时代贸易方式。这三次贸易方式的大变革，将国际贸易发展推向历史的新。

其一，传统贸易方式。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中，买卖双方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广告、商品交易会和贸易中间商等途径，依惯用的电话、传真、面对面的贸易磋商、看样定货的交易方式。来探究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但是，在商品日益丰富，市场日益细分化、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是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传统贸易的障碍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严重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情报和利益机制．则难以抑制企业纷纷采取不合理的竞争手段，做“一锤子买卖”，以及由此引起的恶性价格竞争和市场秩序紊乱口]。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和其他贸易壁垒就是与我国有些外贸企业仍然采用传统贸易方式有关。但人类科技的进步，国际贸易迎来了电子商务时代贸易方式的变革。

其二，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电子商务交易有着显著的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交易范围，并为有远见卓识的商家带来全球性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突破了贸易的时空界限，它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全球性、地域性、低成本和高效率等内在特征，在符合商业经济内在要求的同时，还使其超越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增加了贸易机会、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益。与传统的交易模式相比。商对商式(b2b)的网上交易其实没有改变交易的规则，所改变的只是交易的方法。它所显示出来的突破性的飞跃．是可以让一个不出门户的商家通过互联网完善的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内容丰富的供应链，而这个供应链不再受到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当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将传统贸易方式的“信息不对称”加以改善并向前跨了一大步的同时，其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电子商务的可信度、电子商务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网站的可见度、流动性、售后服务服务、企业的商业秘密等，这些都与电子商务平台所提供信息的质量有关，也导致电子商务贸易不能适应所有商品的贸易。目前，单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不再是外贸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是成了企业生存的战略必需品，不能紧跟信息技术应用发展的企业被抛在后面。

其三，商情时代的贸易方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壁垒逐渐减弱，国际市场变得更富有效率。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要生存发展就要对未来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就要求战略比以往更具有前瞻性和弹性。竞争情报能帮助决策者认清形势洞察未来，使企业资源与变化的环境，尤其是市场、消费者或客户相匹配，以便达到决策者预期希望。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竞争情报的需求更加迫切。

在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企业面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产品、价格的竞争，全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提高情报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外贸企业需要面对，必须面对的课题。正如《未来时速》一书中所说的：将你的公司和你的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最有意义的方法，能使你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情报来干最好的工作。你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情报将决定你的输赢。

当今世界上三大贸易方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只有顺应这个潮流，企业个体的贸易，国际的整体贸易．才会赢得利润和进步。

    三、商情时代的国际贸易决策过程

国际贸易商情或国际贸易情报(trade intelligence简称t-intelligence)是信息和洞察力的综合，是随着战略管理理论、决策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演变成为企业的一项独立的职能。因此，正确认识商情在国际贸易战略中的地位和对战略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制定一个准确、灵活、富有弹性的战略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战略和规划能够告诉企业开始行动的方向和目标，但是情报却能识别并告知企业暴风雨即将来临，并使经营决策者选择出最好的方案，情报的准确与否经常会决定着决策的成败。商情时代国际贸易决策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收集、分析有关竞争者的信息、竞争者经营环节和业务发展趋势，掌握竞争对手的其他情况，识别国际市场的变化，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战略决策。

面对节奏快、变化快的竞争世界，按部就班的战略规划将会阻碍动态的、创新型的可执行决策的产生，也会阻碍企业采取市场行动的步伐。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外贸企业决策者们必须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依靠商情来进行科学决策，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企业还在制定自己的战略规划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执行着可以赢得市场的战略。外贸商情已成为企业决策者们特别需要的东西了，正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商情已成为继技术、人才、资金之后的第四大竞争力。全球国际贸易已从“e-commerce(电子商务)时代”进入“t-intelligence(贸易商情)时代”。

四、案例分析

实际上，利用商情打击竞争对手很早就有，但没有得到人们重视。早在信息流通还处于相对闭塞的17世纪，美国已经认识到提高贸易情报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选择性的公开海关数据，让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序化，有利于国家的利益。于是美国开世界之先河．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海关数据公开。当时，进口货物到岸后，通常的做法是以在报纸上刊登消息的方式通知买家提货。有一家名叫joc的报馆，与刊登消息的出口商有业务往来，他们逐渐发现了贸易情报对出口商的潜在价值。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这些初期的商业资讯来帮助出口商进行业务往来。

日本企业对商情的研究和应用也是较早的，这是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公司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曾一度使大量的美国企业陷人困境。像摩托罗拉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才在日本竞争者的猛烈进攻下业绩迅速下滑。正是日本企业成功地运用了竞争情报这一手段，保持了在许多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成功。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意味着商业环境变化的节奏要比过去快得多。企业的决策者已不可能依靠直觉和本能来做商业上的战略决策，完善的竞争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变得至关重要。

印度企业也利用商情获得巨大成功。伴随着印度软件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其国内出口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可以灵活应用贸易情报：包括随时随地查询到美国任意买家的全球供应商分布状况．自中国乃至全球采购产品的详细描述、交易数量，甚至包装信息、运输信息等；全球竞争对手的出口状况，买家的详细资料，以及交易次数，频次等深度情报信息。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情报应用，企业可以据此分析国际买家的采购行为，供应商分布状况和稳定程度，监控竞争对手和买家。从而一方面避免自己买家的流失、开拓全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依据大量市场数据．进行科学的企业决策。

世界重量级公司利用商情获胜的实例并不罕见，ibm跟随苹果电脑进入市场，而最终改变ibm业务；微软公司36小时内做出掌上电脑的促销决策而给palm致命一击。伴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贸易情报得到了飞速发展，大多数美国公司在使用贸易情报。据统计，美国《幸福》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前loo名企业和美国90％的公司均拥有自己专门的部门负责竞争情报的搜集。情报渗透于公司每个分支机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今的商情利用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国际贸易最普及的工具．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

五、对策建议

中国商情服务起步较晚。最近几年中国才开始出现贸易情报服务的初级模式，但因为应用理念、技术差异、经验局限等，再加之缺少专业组织机构的加以推广，造成部分中国企业对这项服务产生误解。可以说．商业情报竞争力薄弱也是导致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差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量企业都将必然参与到“全球大市场”中的竞争．而贸易透明化的步伐加快，将直接带来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要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商情服务的支持。目前，中国外贸高速增长，但情报跟不上成为贸易发展最大的障碍。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多边贸易规则和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不断调整，进口检验检疫要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持续增加，国际贸易风险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能否方便快捷地获取各国各地区产品生产、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已成为各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先决条件。为解决企业在贸易中遇到的情报缺乏问题，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及时提供情报服务就是一项重要的支持措施，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体系。我国外贸企业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不畅，抗风险能力不强，特别需要政府和行为组织提供信息帮助。帮助掌握各种情报资源。及时准确提供国际市场竞争的情报，解决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企业提供决策的依据。使企业更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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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篇10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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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3003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08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本研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推导,提出了硕士生提前工作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报酬矩阵,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分析了这种现象。最后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问题的分析,认为硕士生不应该提前工作,并对高校和用人单位如何促成硕士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作为探索性研究,在各种条件的设定难免带有主观意愿,使用的方法有限,分析结果也有必要经受实证的检验,进一步探讨是之后必须要做的。总之,对该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十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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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供电成本是供电企业的运营管理成本，很多供电企业在遵循全面预算管理一般范式的基础上，已探索了较为有效的供电成本预算管理方法。本文认为，国内地市供电企业在加强供电成本预算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精益化管理方面，在实现供电成本的有效控制进而实现核心指标“单位供电成本”、“可控供电单位成本”的优化提升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成本领先”提升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将围绕供电成本（或简称“成本”）预算闭环管理的全过程及其保障支持要素，重点对供电企业供电成本预算具体管控策略展开讨论。

二、供电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根据有关文献信息的披露以及笔者的工作体会，国内供电企业供电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成本管理缺乏目标控制，突出表现在企业的核心成本指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及如何优化提升没有明确的规划，通过成本目标的规划实现对成本预算的控制环节明显缺失；2.成本管控方法总体上比较落后，虽然引入了一些成本精细化管理理念及较先进的成本管控策略，但很多供电企业的成本管控现状还较为落后，缺乏改进创新，缺乏对先进成本管控理念、方法的引入和吸收；3.成本管理对象和主体比较粗放，成本对象粗放主要表现在供电企业对供电成本对象的核算和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的成本会计核算科目一级，成本控制主体粗放表现在成本控制主要依赖于成本控制主体“金字塔”的上层和中层完成，而底层介入比较少或者根本没有介入；4.成本控制介入滞后，成本控制偏重事后控制，体现为事后分析、反馈和监督，缺乏事前和事中有效控制；5.成本管理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成本管理水平和成本核心指标难以有效提升；6.成本管控支持系统相对落后，各单位成本管控系统的应用水平参差不齐； 7.全员成本控制意识淡薄，基层单位往往重“争夺”成本资源，而员工经常只关注成本花费，成本超标准、超预算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资源浪费，全员成本控制意识亟待提升。

三、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综述

成本预算管理离不开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的支撑，根据研究人员岑玢、董晓宏（2009）的综合提炼分析，现代成本管理主要有五大理论：作业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理论、成本规划和全面成本管理，不过本文认为典型的成本管理理论还有目标成本管理理论，各理论在此不再赘述。根据高立法等（2008）的研究，现代成本管理理论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成本控制的空间范围由制造成本延伸到社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2.成本控制视野由日常经营管理提升到战略成本管理；3.成本控制环节从下游管理延伸至中上游管理；4.成本控制导向由“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5.成本降低形态由成本节省转向成本避免。由于成本管理理论一般都是以制造业为核心，加上供电企业产品和生产的特殊性，上述理论中对供电企业有实际借鉴意义的主要是作业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全面成本管理、目标成本管理理论等，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及时更新成本管理理念，拓宽成本管理视野；提高企业成本管理人员素质，先进成本管理理念、工具的运行环境要求较高；因存在国情、企情差异，需结合实际应用，忌生搬硬套。

四、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构建及核心管控一般策略

（一）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一般体系构建

2009年广东电网公司依托国际咨询公司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形成了具有广东电网公司特色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其核心是构建“责任网络、标准流程、预算制度、评价考核、信息平台”五大预算保障体系，实现“财务规划、目标设定、预算编制、监控调整”四大环节的预算全过程管理。本文认为，供电成本预算管理隶属于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可参照上述体系进行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的承接构建。同时，本文认为企业文化氛围对成本控制的影响非常大，也应是成本控制的有效保障体系之一。由此，“五大”保障体系演化成“六大”保障体系。本文对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具体框架设计如下：体系顶层为“成本预算管理战略目标”，其下量化表述为“成本预算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具体支持的是“四大”成本预算管理过程和“六大”成本预算保障体系。

（二）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核心管控一般策略探讨

1.供电成本预算管理战略指标及关键绩效指标设计

广东电网公司非常重视公司战略，地市供电企业则承接执行省公司战略目标。为了有效衡量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一般设立关键战略指标进行监控和衡量。广东电网公司设立了12个战略指标，其中核心财务指标有4个，与成本有关的指标有3个：即经济增加值、总资产内部报酬率和可控供电单位成本。可见成本管理对电网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要。为了全面反映地市供电企业的成本管理状况，可以从战略管理需要和绩效管理需要设计关键成本指标。

（1）成本预算管理战略指标设置。供电企业成本预算管理战略指标可设置为以下3个：单位供电成本（供电成本/售电量）、可控单位供电成本（可控供电成本/售电量）、可控单位供电成本节约率［（1-本年可控单位供电成本/上年可控单位供电成本）×100%］，分别反映企业单位产出平均消耗的总成本、企业单位产出平均消耗的可控成本、企业单位产出平均消耗的可控成本同比是否降低。

（2）成本预算管理绩效指标设置。战略指标落地有赖于绩效管理，供电企业的绩效管理应当采用年度绩效管理和日常绩效管理综合应用模式。年度绩效指标可采用以上战略指标；日常绩效指标可设置为“可控供电成本预算完成率”（可控供电成本完成额/年度预算×100%，或可控供电成本完成额/年度内可控供电成本阶段性周期预算目标×100%），衡量的是可控供电成本的过程控制情况，避免预算消极完成或过于集中完成或突击完成。另外，实施了月（季度）分期预算管理的单位也可以基于相关预算周期考核“可控供电成本预算节约率”。

2.成本财务规划

财务规划是全面预算管理体现战略导向的切入点，也是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起点。供电企业应结合战略目标对本单位的成本控制目标进行合理规划，提出未来几年的成本改进目标，并定期保持规划滚动修编，以保证规划的有效性。在目前形势下，供电企业成本预算业务归口管理部门非常有必要加强成本规划管理，由于财务部门对成本管理具有全局性视野的独特优势，建议在财务部门的统筹下，开展各业务条线的成本控制规划和成本战略指标的提升目标设计。

3.成本年度目标设定

成本年度目标设定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企业中长期财务（成本）规划，结合国家政策、外部经营形势和上级单位的管理要求，合理设定年度预算管控目标，并将年度预算目标分解至各预算归口管理部门及基层单位，形成各归口管理部门乃至各基层单位的年度预算目标。通过成本年度预算目标设定，变成本预算“按需申报”管理为“目标控制”式管理。在成本年度目标设定管理方面，有必要建立以下工作机制：一是上下联动机制；二是上级单位建立成本目标分解模型；三是供电企业建立自我目标管理机制。

4.成本预算编制

成本预算编制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如何形成成本预算；二是上级下达的预算如何进行内部分配。管控要点包括以下几点：

（1）成本预算编制报表及项目体系。成本预算报表体系按照成本业务精细化管控要求进行设立，并基于成本动因、按照便于管控原则对成本“颗粒度”分解，建立“成本元”一级的成本项目管理体系，并适度控制成本“颗粒度”分解的深度。

（2）成本预算准入管理。预算准入包括业务准入和业务优选两个层面。业务准入方面，需要通过针对每个成本项目建立相关核算条件和核算范围，最终形成“辞典式”的管理手册。成本项目业务优选一般可以从“必要性、紧急性、经济性”三个维度进行内部综合评价，如有特殊情况则需优先考虑。

（3）标准成本管理体系。标准成本管理主要有传统标准成本管理模式和标准作业成本管理模式。前者与企业传统成本核算管理密切相关，由成本归口管理部门主导，各生产、管理部门员工共同参与，梳理各成本项目的成本驱动因素和业务标准建立各成本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标准；后者则要求基于作业成本管理进行实施，总的思路是通过逐步推行作业成本管理来实现基于作业成本的标准成本控制。

（4）成本预算精细化分解，形成预算执行方案。成本预算精细化分解可以从成本项目（基于成本预算编制报表及项目精细化管理体系）、成本责任主体（建立“单位部门基层班组”的三级成本责任主体体系）、成本分配方法（建立基于成本驱动因素的成本分配数量模型）和时间（基于季度或月度实施短周期预算管理）等维度予以考虑实施。

（5）部门预算管理。部门成本预算管理是一种常见的企业内部预算管理授权方式，如何对基层预算责任部门下达合适的成本预算额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内部预算管理的难题。传统的部门成本预算下达方式大致如下：根据基层部门预算申报额度及历史预算完成情况，考虑部门特殊情况变动，由预算主管部门核定成本预算额度。本文提出两种改进方式：一是通过建立成本标准化管理体系，借助该体系下达标准化预算，不过也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通过建立某种激励规则约束基层部门主动申报一个最合适的成本预算目标，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采用著名的“联合基数法”理论（又称“HU理论”）提出的方法，下文另专题分析。

5.成本监控与调整

预算监控方面需要构建“三维”的监控网络：成本责任主体、成本对象和时间。成本责任主体应该自上而下逐级承接，监控信息由下而上逐级有效反馈；成本对象的监控应该实现全面覆盖，逐项进行预算完成偏差度的分析；监控频率应该采用定期和实时结合的方式。应根据预算执行与预算目标偏离情况以及必要性，实施季度滚动预测、年中预算调整。成本预算调整属于上级重点管控的项目，单位内部各成本责任主体的预算调整应该从严控制，坚持“预算刚性”原则，除非确有特殊情况。

6.成本管理责任网络

一个完整的地市供电企业预算责任链包括以下预算责任主体：地市供电企业预委会预算管理工作组（职能部门）县区局、二级生产机构县区局的基层部门部门基层班组关键责任岗位。通过健全分级成本管理责任网络，责任层层传递，职责明确分配，并最终落实到基层部门、班组及员工身上，充分体现了“全员”预算管理特点。

7.成本预算管理制度

成本预算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建立综合管理制度和建立专项管理制度。前者包括建立基本管理制度、成本准入管理制度、成本标准化管理制度、成本报账或资金支付管理制度等；后者则主要是针对每一项具体的成本项目出台“一对一”的成本控制手册（或规范），为各级成本责任主体开展成本管控提供“工具箱式”或“作业指导书式”的指南。

8.成本预算管理标准流程

流程是企业管理理念的重要载体，一般与制度进行联系、“捆绑”。标准化的流程增强了上下级不同层面、业务及财务部门间的有效沟通，确保预算业务准确开展。标准化流程的设计重点要关注流程的可操作性，流程关键节点有无统一的表单支持，制度、流程和表单是否融合统一以及信息系统固化工作等问题。特别地，地市供电企业内部的成本预算管理流程（包括表单）还需在承接上级流程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内部实际情况予以细化。

9.成本管理评价考核

通过建立预算考评指标体系和规则，保障预算有效执行，提升预算管理绩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成本考核指标和成本考核规则。成本考核指标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考核指标。绝对指标考核是考核年度成本预算节约情况及年度各季度预算完成均衡性，主要是成本（费用）预算总额。绝对指标包括可控供电成本预算节约率、可控供电成本预算完成率等。相对指标主要考核指标的优化程度，包括对比年度预算目标优化或完成情况和对比上年指标改善情况，相对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供电成本、可控单位供电成本，衍生指标是可控单位供电成本节约率等。

10.成本管理信息平台

基于现有财务系统的成本信息化管理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但是核算系统的弊端是系统使用者限制在财务部门，无法向各成本责任主体延伸。借助网络化运作的预算管理信息系统，能实现成本预算全过程管理，也能覆盖全部成本责任主体。另外，通过建立预算系统与财务核算系统的数据接口，可以实现以业务管理驱动支持成本核算。基于ERP系统或集成系统的成本信息化管理当属目前最为先进的管理方式。

11.建立全员参与成本控制的内部企业文化

成本控制应该实实在在地渗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员工自觉的行为理念，自觉执行上级及单位内部相关要求，自觉在费用发生过程中厉行节约和控制标准，形成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良好氛围，有效控制成本增长，促进成本挖潜增效。

（三）专项研究：“HU理论”对成本预算管理的应用研究

1.“HU理论”综述

胡祖光教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确定预算目标基数的方法：“联合确定基数法”。该方法主要涉及三个要点：（1）人的考核预算基数是联合确定的。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简化，可以直接以人的自报数打一个折扣后的值作为人的考核预算基数。（2）实行超额奖励机制。对考核指标年终完成值超出考核预算基数的人实施超额奖励，超额奖励值 ＝（实际完成值-考核预算基数）×超额奖励系数。（3）实行少报惩罚机制。对考核指标年终实际完成值大于当初自报预算数的人进行惩罚，“罚款”＝（实际完成值-人自报预算基数）×少报受罚系数。该方法行之有效的关键是人预算基数确定权数（W）、超额奖励系数（P）和少报受罚系数（Q）三者之间必须满足如下关系：“P>Q>WP”，此时人会自觉报出一个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最大预算基数，并且确保最准确地完成。

2.“HU理论”在成本预算管理领域的应用案例

“HU理论”在成本预算考核方面的应用案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

案例背景：总部是成本费用预算主管单位，下属部门是成本预算申报单位，为了按照“HU理论”实施考核，总部规定了以下考核条件：下属部门成本预算节约可以按照节约额的20%实施奖励（即奖励系数P=0.2）、下属部门成本如果当初申报预算多报（即预算申报数大于成本完成数）将按照多报部分的16%实施经济惩罚（即惩罚系数Q=0.16），部门成本预算的最终预算下达额度按总部确定数（比如按过去三年平均数）和下属部门自报数各占50%的权重确定（即自报数权重W=0.5）。

角度一：将成本预算直接理解为“负利润”，则可直接套用HU理论应用模型。按照HU理论，基本规则是“各报基数，加权平均；少报受罚，多报不奖；超额奖，不足补”。具体应用案例见表1。

角度二：直接以成本预算为诠释对象，HU理论应用模型需做一定变通，陈斌（2004）进行了有关研究，其基本规则相应修订为“各报基数，加权平均；高报受罚，低报不奖；节约奖，超过补”，案例情况同上，具体应用情况见表2。

无论是利润角度还是成本角度，应用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下属部门只有最真实地申报成本预算目标，综合奖励才最大。

“HU理论”以一种经济上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下级预算责任单位按照成本最优管控原则进行自我管控，可谓是一种最理想化的管控方法。在供电企业内部实施“HU理论”，首要问题是解决观念问题，预算管理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能否接受“HU理论”这种先进的考核管理模式；其次便是要解决好核心的奖惩机制问题（即“P”、“Q”值），具体以何种形式来体现“HU理论”的激励约束原理，从而激发下级预算责任单位的成本控制原动力，实际推行“HU理论”考核模式时，具体还需结合供电企业自身的薪酬绩效管理实际情况，合理地设计“HU理论”激励“落地”的操作方案，将“HU理论”有效引入到供电企业绩效管理体系。

五、结语

本论文通过分析供电企业当前存在的典型问题，结合全面预算管理核心管理体系，针对性地分析、提出了颇具特色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供电企业供电成本预算管理策略体系，并首次从两个角度系统分析“HU理论”（“联合基数法”理论）对成本管理考核的应用策略。系统地分析、构建供电成本全面预算管理策略体系及其具体应用策略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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