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教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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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1.将“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要学”

在审计教学中，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让学生有目标的去阅读教材、理解教材，从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例如，在我国审计教学中，在学习审计专业知识的时候，教师事先准备好当前审计行业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并向学生进行相关的审计知识讲解，让学生围绕案例来进行发言。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来对案例进行论证，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不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审计教学质量的提高。

2.引导学员变注重知识为注重能力

在进行审计案例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将学生的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能力，进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案例法的教学方式是以案来进行教学，通过案例教学来增加学生的见识，开阔学生的视野，以便学生在今后的审计实务中能够应用自如，充分发挥自己的审计专业知识。其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还要运用知识。例如在审计教学中，老师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审计案例，让学生来对案例进行分析讲解，如，某企业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问题，让学生充当审计工作人员，就这个问题来开展审计工作，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学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进而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为我国审计工作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3.创设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教学环境是提高审计案例教学效率的保障。审计作为我国经济管理的一个分支，其涉及到的知识非常广，为了满足我国审计工作的需求，在审计教学中，就必须重视各方面能力的培养。首先，任何教学方法都应当注意对学生思维的训练，案例教学也不例外。教师一要为学生参与富有思考意义的思维活动提供机会，二要让学生鼓起勇气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创设“富有思考性的课堂”。案例教学本身为学生提供了鲜活的情景资料，教师则需要在课堂教学中提供具有思考性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到思维活动中去，进行有价值和富有意义的知识学习。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的学习往往需要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佐证，学生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也是对案例知识的消化，同时针对案例教学中出现问题，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进而提高学生的审计实务能力。案例教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双向教学模式，学生对案例的不理解可以向老师请教，而老师在向学生解答的过程中会也是一种自我学习的将机会，进而为审计教学质量提供保障。

4.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

案例教学法被广泛的应用于我国当前教育教学中，有效地保障了我国教学质量，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就我国审计教学而言，应用案例教学的关键在于专业的审计教师，只有专业的审计教师才能更好地在审计教学中把握案例教学，才能更好地保障审计教学效率和质量。为了培养出我国现代审计工作所需要的审计专业人才，加强审计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首先，高校应当与我国审计部门建立联盟，多让教师深入到我国审计部门中了解实际设计工作，进而丰富教师经验，进而更好地开展案例教学。同时，还可以聘请一些资深的审计专家来校进行演讲，弥补教学资源的不足，开拓师生的视野。其次，高校要不断加强审计教师专业知识的培养，教师要想先育人，必须得先学会育己，进而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促进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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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本精神在设计教育中的体现形式

“设计课程应具有人本性质，使设计教育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设计课程最为基础的要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设计课程定性为“人本性质”。众所周知，设计是社会职业分工的必然，是人文科学的细节化。设计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本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本特征都内蕴于设计师所创造的设计作品中。所以引导学生关心人类的变化现象，关注设计知识、技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个性、生存状态等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1.尊重学生，在教学课题设计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心智发展状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来进行组织。

2.启发学生的个性发展可能，并提供发挥个性的空间，有意识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发展综合实践能力。

3.设计是为“人”而进行的创造性思维劳动，整个活动都应建立在为人服务的宗旨上，并使学生树立深入的服务意识。

4.课程设置具有启发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强调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使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情意和认知特征，激发学生的设计兴趣。

三、设计教学中怎样培养合理的人本精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设计？这个问题是供求关系链中的动力，因而我们要先来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首先，设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设计教育是否需要实践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设计课程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应该符合未来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我们以“传道，授业，解惑”来表示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基于此再来思考在设计教学中怎样培养合理的人本精神。

1.立足社会实际，体验人生乐趣

对设计课程来说，社会是最好的学习、实践基础，设计者必须了解市场，研究设计形式因素和分析消费者的各种心理，关心社会状况，把自己的生活学习和社会相联系，将自己对社会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设计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的情感方式影射出人类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融入设计中，达到通过观察社会来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感受设计。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

2.注重培养服务观念，提高人本意识

培养健康的“服务意识”，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与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尊重生命、关注社会、关心他人的良好品德。设计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技能训练，同时也要培养交流、合作等能力。通过对设计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与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和服务社会的愿望与能力。使学生树立优良的情感和精神追求，有利于设计人才的身心和谐发展且个性完善，同时也培养增强了服务意识。

3.尊重多元文化，传承优秀传统

设计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它和人类的劳动是紧密联系的，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在教学中通过设计与文化的联系，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通过走进博物馆、设计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设计、艺术等，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设计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设计公司等活动，了解中外设计师的创作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需求的了解与尊重。

4.整合设计与其他学科联系

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学科间的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设计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设计为主体并联合其他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因此设计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设计自身的领域中，教学中需要在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设计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地认识设计的特征、设计表现的多样性以及设计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5.加强创造能力的培养，提高创新素质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是设计本质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设计的创新首先是对设计理念和思维的创新。简言之，就是对过去的设计经验和知识的创新、视觉语言的创新。设计师需要始终不渝地寻找、挖掘并创造出最佳的视觉语言，借以表现传达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和艺术主张。创新素质是衡量一个人设计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通过深入的感受和体验才能做到。打动别人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创新素质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总之，人本思想的培养目的是培养学生以人为本的观念，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打下良好基础。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将这种精神有意识地设置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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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

在中职学校的教学活动中，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计算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发展，进而营造一个民主、轻松的课堂气氛，同时，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质疑、用自己的思维进行合理设想，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进而逐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对于学生的见解和看法，教师应该正确积极予以鼓励，正确审视学生的观点和看法，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保持对计算机技术的热情和创新态度。

3改革计算机教学的方法

传统的计算机教学方法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培养，学生对基本的知识进行模拟练习，缺乏相应的创新实践能力，改革计算机教学的方法，不仅能够普及计算机的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技能，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改革计算机教学的方法，首先应该改革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方法，传统的考核方法是通过期末考试的形式开展的，将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会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僵化，缺乏创新思维的能力。因而，在计算机教学中，要重视对学生多方面的培养，不仅重视计算机理论知识的教育，还要加强对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重视，改革考核方法，比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个人网页设计，考查学生的上机操作能力、综合运用能力等，为学生的今后的创业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

4强化创业实践能力

由于中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高优秀的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人才，计算机技术又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计算机教学中强化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在计算机教学活动中，要强化课堂教学的相关实习活动，比如，在学习最基本的办公软件时，教师可以挑选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材料，使学生制作不同的表格、演示文稿等，然后进行展示、评比，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同时，教师要围绕创业教育这一主题，不断开展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外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进行动画制作、网页设计、网站维护以及计算机的组装等活动，学生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能力，与相关的老师一起，参与校园的网站建设，对企业进行网站设计，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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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选教学方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是按照先行教学计划和规定时间，由一名教师对众多学生面对面讲授某学科知识，而这不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和自觉性，影响了教学效果。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医学教学以问题为基础，以医学生为主体，以小组讨论为形式，在指导教师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进行讨论研究。1969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先将PBL教学法引入医学教育领域。PBL教学法逐渐受到各国关注，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热点。在基础医学专业神经生物学教学中使用PBL教学法，如在讲授帕金森病时，概念以常规方法进行教授，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以PBL教学法进行教授。首先指导学生针对这一疾病进行相关资料查询，安排学生汇总帕金森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理、临床症状和治疗等资料，然后分组讨论，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和提炼。分析近年来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笔者发现PBL教学法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考试成绩。

3注重双语教学

在基础医学专业神经生物学教学中采用规范的双语教学，可为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外语基础。调查显示，多数学生及教师认为双语教学有助于提高其专业英语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整体外语水平。由于基础医学专业学生将来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查阅文献和参加国际交流需要良好的外语能力，双语教学已是大势所趋。神经生物学涉及大量学科知识，内容繁杂。因此，神经生物学双语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是极大的挑战。教师不仅要掌握大量的专业词汇，而且还要发音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双语教学的准确性。双语教学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循序渐进。在教学中，中英文教学比例要适当，开始授课时，可先学习关键名词的专业英语，再学普通名词，让学生慢慢适应双语教学。对于重点内容，采取英文讲解、中文总结的方式，强化学生记忆，巩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4提高课件制作质量

多媒体课件是现代化教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抽象难懂的医学知识直观而形象。针对基础医学专业学生，课件中新的概念和名词后要加注英文，通过中英文对照，增加学生专业英语词汇量。课件文字尽量做到言简意赅，避免教学内容枯燥空洞。在图片的选择上，遵循直观易懂和动漫通俗的原则，努力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直观化、整体问题分解化和静止知识动态化。在课件中插入相关视频，展示文、图、声、像并茂的特点，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教学内容。在讲解突触传递时，可利用动画演示突触前膜释放神经递质，从而引起突触后电位的过程，使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在讲解帕金森病时，通过视频播放帕金森病人和帕金森动物模型大鼠发病时的行为表现，使学生对该疾病有直观认识；在讲解大脑中枢神经系统脑室分布图时，可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大脑不同断面图片以及三维立体脑旋转图，将抽象难懂的知识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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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计算机教学是体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创新能力和精神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计算机教学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就必须将发展创新精神作为中心。素质教育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在计算机教学体系素质教育可以建立起学生为中心的发展体系，这样不但有利于计算机教学的模式更新和观念转变，达到了对素质教育理念的有效适应，使计算机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上得到了不断地优化，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进而做到对素质教育目标实现的有力保障。

1.3计算机教学是学生实现与世界沟通的前提人才的发展需要利用世界上的各种资源，只有与世界进行无障碍沟通和全方位接触，人才发展才能够得到更为全面地支撑，进而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与世界同步的进步。计算机教学可以在发展开创精神的基础上，适应世界技术和意识更新的潮流，达到对计算机技术进步的有效掌握和利用，在提升计算机技术和能力的同时，使自身与世界的距离得到有效缩短，进而使自我的发展更加适合世界上科学化、一体化和系统化发展的趋势。

2计算机教学存在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主要问题

2.1计算机教学手段和方法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当前，计算机教学上在方法的选择和手段的应用上还存在落后和陈旧的实际问题，计算机教学中对理论教学超过实际操作，在创新能力发展中忽视对学生的激发和引导。在具体的计算机教学实际里，教师的中心性和教材的权威性依旧根深蒂固，难于使学生得到开拓精神和意识的发展，造成计算机教学效果和质量的问题，影响创新精神的发展。

2.2计算机教学环境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当前在教学设施、教学经验等教学环境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但导致计算机教学流于形式，而且没有相应的实践操作，教学质量低下，学生逐渐失去了对计算机的兴趣，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3创新精神在计算机教学的培养方法

3.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该优化计算机课堂教学手段，教师要善于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和潜能。为此，在计算机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转变教学理念、科学设定教学目标、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来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3.2提高计算机教学水平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方法。在每一节课前给学生布置本课时要完成的任务，用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动力，驱动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我调控。利用技能竞赛来强化能力的培养。争强好胜的意识促使学生对竞赛性的活动都很乐意参加。利用恰到好处的契机，组织计算机软件学习并进行竞赛，人人上机，通过各种措施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培养创新水平。

3.3提高计算机教师专业水平计算机教师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一定要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提高，提高计算机业务素质。教师不但要熟悉计算机在过去和现在的应用，更要对将来的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做到对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有效掌控，进而实现专业技能和教学水平的提升，更好地为计算机教学提供基础性支撑，进而为学生通过计算机教学实现创新精神的发展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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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实验，开展活动，人文能力需要展示

生物实验课以及课外实践活动也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首先，进行实验可以给学生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能力的平台，学生们可以大胆的发挥潜能。其次，在讲述实验原理时，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实现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过程的演示和分析，这样学生可以对客观事物有一个理性认识，看待问题更加透彻，对生物科学本质的理解也会更加鲜明。而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更是放松学习心情，活跃学习气氛，激发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获取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迁移至其他领域，这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很有必要也是很值得的。在讲到必修一《5.4叶绿体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时，我讲述原理和方法后，学生们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多数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找到答案并解决问题，很少有人会再次提问。他们解决问题后，实验结果看到了四条色素带，都会面带微笑，争先恐后的拿到其他组去分享，去展示。想象那种气氛，的确很和谐，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人文气氛吧！实验室弥漫着自然的气息，孩子们看到了大自然的颜色，荣誉感油然而生。

3效仿名人，借助历史，人文教育需要感受

生物学发展史蕴含着众多学者们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在科研历程中体现出的执着和顽强，正是学生需要感受并体会的人文精神。每一项科学结论的背后，都隐藏着众多科学家的艰辛努力，他们的科研历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思路，甚至他们的错误，都代表着科学发展的过程，这绝对是不容忽视的渗透人文精神的资料。在高中生物三册必修教材中，凡是涉及到名人历史，我都会给学生提示，让他们总结一些东西，通过了解科学家的人格和信念可以培养学生敢于奉献，坚持不懈的人文魅力。通过科学家研究问题时产生的矛盾和争辩，可以培养学生们有理有据时要坚持己见，出现错误时要敢于承认并及时改正的人文精神。通过展示生物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变迁，可以培养学生们为后代持续奋斗，珍惜前人劳动成果，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的人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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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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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words,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Anfangwar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desirestoknowby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not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注释：

[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SZ是指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PU是指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D.Bolinger,《AspectsofLanguage》,1968，Harcourt,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Ursprungdes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zurSprache》,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BlueandBrownBooks,Harper&Row,NewYork,1965,p.172.

篇9

教学方式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从整体上把握着实践教学过程，对教学活动进行整体的总览规划，并内在地规定着教学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在教学改革的推动下，许多学者在教学方式的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和措施，取得了拙见的成果。长期以来，人们对教学方式的具体阐述各式各样，在教学方式的定义上主要是对教学方法与教学方式的从属关系存在分歧，一类是把教学方式作为教学方法的属概念；另一类则把教学方式作为教学方法的从概念。前者以《教育大辞典》为代表，将“教学方式”界定为“教学方法的活动细节，教学过程中具体的活动状态，表明教学活动的实际呈现的形式”。如讲授法中的讲述、讲解，练习法中的示范、模仿等。在教学实践中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用于同一教学方式中，在同一教学方法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文化系统中教学方式便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方式的践行者和创新者，文化世界本身就包含着教学世界。“人生存与文化之中[2]。”本文拟从文化的视角审思和剖析体育教学方式的变革，展望体育教学方式发展的文化路径，对于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效果提供理论参考。

一、体育教学方式的内涵解析

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原理分析，使之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应按照其“存在、本质、概念”的逻辑思路逐渐展开，在研究教学方式的内涵时，可以根据“教学主体”，即“教学存在”，作为一个逻辑起点，教学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是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种传授与被传授的双边活动，教学活动的存在也必然包含了作为理论活动的教学认识活动和作为教学实践活动的教学行为活动，由于教学活动是一个师生之间的双边实践活动，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而论，人是任何实践活动的主体，而在教学活动这个特殊领域里，人具有双主体性。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离开其中一个都构成不了教学活动。因此，作为双主体的教师与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应是本文其考察教学方式的逻辑起点。思维方式是指：“师生关于教学存在的思维途径及其致思导向的理论概括，在思维中认识和结构教学活动的经验、只是、观念等要素的综合模式。”

教学思维方式深刻制约着师生对教学存在的选择、整理、评价等过程，综上所述，体育教学方式包含了师生在体育教学中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中的教学行为方式两个部分内容。

（1）人们的大脑活动作为教学思维方式的内在程式；（2）体育教学方式是体育教学思维的内在程式的外化；（3）体育教学思维方式作为其首要关注因素，如要很好把握与明确体育教学思维方式，必须清晰分辨出体育教学思维方式与其他学科教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区别。“常识、科学和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基本方式。”同时也相应的形成了三种思维方式：体验式思维方式，科学性思维方式、反思性思维方式。就体育教学存在而言，体验教学方式在实践教学中更能有效的把握教学活动的表象以及个别规定性。在教学中无论采用哪种教学方式，都要看其是否适合本学科的教学特色，不能空说理念，世间万物都存在着差异以便所有的教学方式都不是万能的，在实践教学中应根据教学实际情况而定，具体在哪种情况下用，不能盲目追风。就体育这个特殊学科来说，学生要形成坚强的意志、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就必须依靠师生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的亲身体验和领悟才能得以获得。就此，结合体育教学现象，存在于本质而言，体育教学思维方式的内容核心是“体验性思维方式。”在体育教学中主要是通过实践探索性的教学活动，体育教育是通过人的躯体性活动来体验身体的知识，[6]并实现对知识的科学认识和自我反馈。所以，在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就需要师生亲历的体验性思维活动，如没有这一特性，便失去了体育教学活动的实际性意义，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学科认知性的教育活动。在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其他两种思维方式只是存在的比例不同，也不是不完全存在。

其次，体育教学行为方式是体育教学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其包含了体育教学方法与手段、组织与形式、技术等行为样式。在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总是情不自禁的按照自己的教学思维方式进行教与学的活动，体育教学思维方式决指引着体育教学行为方式，因此，不同的教学思维方式就有着不同的教学行为方式，并构建不同的关于体育教学存在的图景和表象，根据教学目标的定位从而决定在教学中师生会采用不同的体育教学行为方式。正临着新课程改革与实施，进行体育教学方式的变革，由于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要因地制宜地展开体育教学活动，检验和修正体育教学行为方式的是体育教学的生成性，通过体育教学来促使体育教学思维方式的改变，体育教学行为方式的有效性验证体育教学思维方式科学性，最终更合理的实现体育教学思维方式与体育教学行为方式的更大程度统一。

二、体育教学方式变革的文化路径

（一）注重知识传授转向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体育教学方式

体育新课程改革中明确要求教师应“以人为本”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作为体育这门学科主要是以学生的运动实践能力为主线，最终达到以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以及学生个体全面发展。如自主、合作、探究法在体育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协作的能力，发展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

（二）“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体育教学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维方式，并不是否定教师的作用，教师与学生本身就是教学的双主体，缺一不可，只是在体育教学中思维的起始点在于教师还是学生，若以体育教师为思维起点，必然会形成以灌输式为主导的体育教学，若以学生为思维起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关注学生的动机、兴趣、情绪与意志等，这些内容正是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与效果的根本依据，也是传统体育教学常常被忽视的，也是因为教师在教学中占据绝对的地位。要切实转变与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体育教学思维方式，着力关注与研究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的个人与集体的学习行为、学习过程、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思维特点等特点与规律，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运动技能教学原理。[4]体育教学思维方式制约着体育教学行为方式，因此，什么样的体育教学思维方式决定了什么样的体育教学行为方式。

具体的教学方法有讲解示范法、直观法、分解完整法、情景法、体验法、观察法、合作学习法、自主学习法等，这些方法都可供体育教师选择，但选择是有目标的，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设计与选择体育教学方法过程中必须介入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因此，教师的体育教学思维方式就直接影响了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体育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如果体育教师的教学思维方式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运动技术，那么可选用讲解示范法、直观法、纠错法，通过讲解示范让学生模仿学习；如侧重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那么他可能选用新的探究法、自主合作学习法等，需要学生之间通过观察学习、主动学习、探究学习、合作思考来获得知识和技能；如教师的教学思维侧重于发展学习身体素质，那么他就他就可选择各种练习法。

教学手段是指为了达到体育教学目标所采用的物质方面的场地、器材、设备等。以体育教学行为方式中的教学手段选择为例，常用的体育教学手段有挂图、口哨、录音机、多媒体、各种器材等，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手段是由教师的思维方式来决定。如教师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传授知识型为主的教学方式，那么他可能选用挂图、多媒体、各种器材等；如果教师的思维方式侧重于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那么教师采用的可能是一些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通过课堂学生之间探究合作进行加工组合完成，同时也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创新能力。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体育教学方式应包含体育教学思维方式和体育教学行为方式，从文化学视角重新审视体育教学变革，需要对传统教学进行重构，把传统教学方式进行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合理创生，体育教学方式变革才能更加适应新课程改革教学的诉求，实现体育教学方式变革的文化路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以注重知识传授向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体育教学方式。

参考文献：

篇10

上帝和道都是最高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赖以存在的最终根据。上帝或

道都是无差别、无规定性的一。区别在於，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是一个

神化了的哲学原则或实体，而中国老庄哲学的道，却是自然之道。与此相应，基

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宣称上帝或道，是惑官感觉以及建主在它

上面的知识体系所不能把握的，是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所不能表述的。基督教

冲秘主义主张否定神学，而中国老庄哲学的主张，则可以称作是否定形而上学。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从外在的现象世界返回自我，借助於上帝的启示和恩

赐，在心灵的迷狂状态中静观上帝，与上帝结合为一，即神人合一。中国老庄哲

学则主张怠物、怠我，在无恩无虑的精神状态中悟道。神人合一的主体是人性中

的神性，其结果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天人合一的主体则始终是人，其结

果是人的自然化，是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在

西方中世纪被视为异端，而中国老庄哲学则是显学，并与儒家哲学相互融化，共

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在西方，“神秘主义”（mysticism）一词出自希腊语动词myein，即“闭上”，尤其是“闭上眼睛”。之所以要闭上眼睛，乃是出自对通过感官从现象世界获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过，神秘主义并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仅仅主张闭上肉体的眼睛，同时却主张睁开心灵的眼睛，使心灵的眼睛不受现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干扰，从而返回自我，在心灵的静观中达到真理、智慧。因此，辞书中对神秘主义的解释一般是“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神秘主义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中。就西方而言，神秘主义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流行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俄耳甫斯教就曾对古希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神秘主义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哲学中。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把神秘主义进一步系统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由于普罗提诺所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旋即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神秘主义也就成为基督教内部的一个与经院哲学既分庭抗礼、又相互补充的重要哲学思潮。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有5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12世纪的克莱沃的贝尔纳德和圣维克多的雨果、13世纪的波纳文图拉、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艾克哈特及其学生苏索、陶勒。此外，5世纪的奥古斯丁和9世纪的爱留根纳的哲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而在中国，最具神秘主义特色的哲学当属老庄的学说了。后世的魏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老庄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当然，由于东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的老庄哲学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两种理论形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是从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观点出发，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

一、上帝与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最高哲学原则是上帝。体认上帝是它的最高目的。

在西方，由于哲学和神话的亲密的渊源关系，一开始就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称之为神的传统。例如，巴门尼德的真实存在、苏格拉底的最高的善、柏拉图的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等等，都被称之为神。到了晚期古希腊哲学，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由于这种特征，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就很容易接受古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基督教哲学也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为基督教的一种理论形态，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自然也坚持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等神学信条。不过，既然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学说，而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它所理解的上帝也就必然不同于宗教的上帝，即不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有意志、有情感的神，而是一种神化了的哲学原则。他们继承了斐洛等人的作法，对圣经采取了一种喻意式的解释，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出发，把上帝解释为最高的实在、无限完满的实体、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初始因等等。上帝是一，在上帝之中不包含任何差别，上帝没有任何规定性。上帝创造万物，也不是一种“制作”意义上的创造，而是上帝以其无限的完满性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切事物。万物都是从上帝派生出来，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在上帝之中，但上帝并不是万物的处所”。上帝是这样一种本质，“我们来自它，借助它而存在，存在于它之中”。哲学史上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万物在神论”。但在这里，上帝并不是事物的整体，因为上帝不仅包含着所有现实存在着的事物，而且也同样包含着所有存在过的、将会存在的事物。因此，上帝包含万物、产生万物，实际上强调了上帝对万物的超越性。但另一方面，万物从上帝派生出来，又是上帝把自己的神性赋予万物，因而万物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上帝的本性，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上帝的本性的限定。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神性，上帝也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即“神在万物”。“神在万物”强调的是上帝的内在性。一般来说，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泛神论的倾向。例如，爱留根纳把上帝称作非被创造而又能创造的自然，把万物的总和称作被创造而又不能创造的自然，并把上帝等同于他的创造活动，认为在创造万物之前，上帝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走的更远。艾克哈特甚至认为，上帝即是万物，万物即是上帝。但总的来说，神秘主义主张神在万物，并不妨碍它同时坚持上帝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而万物作为对上帝的神性的限定，都是有限的。上帝作为无限完满的实体不可能被任何有限的事物所局限。不仅任何有限的事物都不能与上帝比拟，而且所有有限事物的总和也同样不能和上帝比拟，因为有限的相加决不能达到无限。上帝不仅是一切实在的事物，而且还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即上帝是他所能是的一切。因此，上帝是一切事物，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又不在任何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没有量的大，是没有性质的善，是没有空间的实存，是没有时间的永恒。上帝作为唯一的无限绝对超越于一切有限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事物之上。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实际上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结合。

哲学最高原则的这种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老庄哲学中。不同的是，老庄哲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最高原则神化。老庄哲学的最高原则是“道”。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规律、法则。但老庄哲学在保存了上述含义的同时，又进一步把道实体化，使道成为万物的本原。在老子哲学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以下仅注篇名），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第一章）。所以，道既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即使神也是道的产物，因为道“象帝之先”。这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万物在道论”，即强调了道的超越性。但老子似乎没有明确强调道的内在性。庄子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认为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以下仅注篇名）。道自古至今永恒地存在着，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和存在的根据。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但相比而言，老子的道包摄万物，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第十四章），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形象的形象，而庄子的道却是无形的。因此，庄子更强调道的内在性，即“道在万物”。道无所不在，无论是太极之先还是六极之下，抑或是蝼蚁、屎溺，都是道存在的处所，换言之，没有一物之中无道。道普遍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在最高的存在中一切事物都没有差别。

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中，上帝和道分别扮演着哲学最高原则的角色。它们都是一，是无限的、永恒的，是万物的本质、本原、赖以存在的根据。上帝和道产生万物，都不是产生出一个他物来与自己对立，而是藉万物展现、启示自己。换言之，万物都是上帝或道的显相。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过，除了老庄哲学没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神化之外，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老庄哲学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即人在这个本体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老庄哲学虽然重人事，其道亦是治理之道、人伦之道，但谈的更多是人际之人，而很少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万物齐一，人与万物并没有差别。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虽然也讲在上帝中万物齐一，但却突出了人及其灵魂对世界万物的特殊地位。在存在的序列中，灵魂比肉体、人比万物要更为接近上帝。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神人合一”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再加以论述。

二、否定神学与道不可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对上帝或道的理解必然导致上帝或道不可知、不可说的结论。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来说，论述这一思想的学说是否定神学。否定神学的概念是伪狄奥尼修斯于5世纪提出的。他在《神秘神学》一书中明确地区分了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所谓肯定神学，也就是用一些肯定性的谓词，例如全知、全能、造物主、实体、一等等，来称谓上帝。这些谓词都是我们从经验世界得出的规定和概念，直接地或通过比拟附会在上帝身上的，它们都不足以表述上帝的实质，反而只会限制无限的上帝，因此，肯定神学只具有很小的价值。我们必须在肯定神学之外还有一种否定神学来作它的补充和矫正。所谓否定神学，也就是认为任何肯定性的谓词都不适用于表述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我们只能用纯否定性的谓词去表述上帝，以确保上帝的纯洁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帝不仅是不可认识的、不可言说的，而且是超越于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在“无知的黑暗”中去体验上帝，在“神秘的无知”中与上帝结合。

否定神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原初精神之中。在古希腊，“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因而哲学一开始就贯穿着追求真理、智慧的传统，其突出特征就是把真理、智慧与一般知识、意见区分开来。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了以真实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和以现象世界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之间的区分，谆谆告诫人们要避开“意见之路”，“要使你自己的思想远离这条途径，不要屈从于来自众人的经验习惯，让自己在这条路上逡巡，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辩判明”。苏格拉底也“害怕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事物或借助于其它感官来把握事物，我的灵魂之眼会致瞎”。最为极端的例子当属德谟克利特。据说，为了不让视觉蒙蔽自己的理性，他闭上眼睛犹恐不及，竟自动把双眼弄瞎。随着对最高存在、真理的神化，感官感觉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知识不能认识神，也就成为必然的结论了。斐洛、普洛提诺都认为，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差别和规定性，因而也就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甚至神自己也不能认识他自己。伪狄奥尼修斯把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结合，发挥成为一种系统的否定神学学说。在此之后，否定神学不仅成为整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他经院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

最高的哲学原则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这一思想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老庄哲学中。《老子》开篇伊始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以后又进一步指出：“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道之所以不可道，乃是因为道超越形体，无法为人的耳目感官所认识，是超感觉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所以，道“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第三十五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但老子的道毕竟没有被神化，因此不妨称之为“否定形而上学”。然而，道虽不可道，却又是非道不可，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所以“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如果勉强谈论道，则“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齐物论》）。任何常人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辩，任何爱恶的感情，都是对道的损坏。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把自己的最高哲学原则理解为超越感觉的、不可认识的、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无法表述的。这是从上帝或道的超越性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既然上帝或道还有内在性的一面，能不能从万物出发去体认上帝或道呢？无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还是中国老庄哲学，对此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的认识势必有损于无限的上帝或“常道”。这样，它们最终选择了一条否弃日常认识的道路。其实，把最高的存在或原则看作是超感觉的、日常的语言和概念不能表述的，这是许多哲学都持有的观点。但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否认借助认识具体事物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和其他哲学分道扬镳了。

三、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一方面认为上帝或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另一方面又否认认识万物就是认识上帝或道；一方面宣称上帝或道是不可认识的，另一方面又把体认上帝或道看作人生的最高任务和最高目标。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迫使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共同把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与上帝或道合一，即“神人合一”和“天人合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巨大差异。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神人合一的途径是“迷狂”。“迷狂”（ekstasis,又译出神，神游象外等）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站出去”、“置于自身之外”。实际上，迷狂与“闭上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闭上眼睛是迷狂的必要前提，迷狂则是闭上眼睛的目的。闭上眼睛使灵魂失去对当前一切的意识，甚至失去对自我的意识，完全达到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专注于神，达到与神的直接合一，它同时也是至善、至美、至福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迷狂”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以爱美为例描述了这种迷狂的境界。灵魂最初以个别的美少年为对象，逐步升级，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进入神秘的迷狂精神状态，不再留恋世上具体的美少年以及财富等感官享受，而沉醉在与神结合的境界中。斐洛和普洛提诺进一步把迷狂作为人与神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迷狂状态中，才能借助于心灵的眼睛的静观直觉到上帝。普洛提诺说：“我常常离开自己的肉体而猛然醒悟，回到自身，处于一切它物之外，进入内心的深处得到一种奇妙的直观和一种神圣的生活”。但普洛提诺认为，与神的这种结合，不仅要凭人们自身的努力，而且还要等待神的出现，借助于神的眷顾、干预才能达到。奥古斯丁进一步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光照说，认为只有借助于神的光照，凡人才能达到神和真理。“神创造了人理性的和心智的心灵，因此，人可以接受神的光照......同时，神也就这样照亮自身；不仅那些东西可以凭借这种真理得以显示，而且甚至可以凭借心灵的眼睛，感知到真理本身”。所以，这种光照同时也就是神的启示。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们继续对静观和迷狂作了大量论述。伪狄奥尼修斯把与上帝结合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净化、启示和结合。这三个阶段的神秘推进成为后来许多神秘主义者的学说的内容。圣维克多的雨果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眼睛，灵魂以肉体的眼睛观看外部世界，以理性的眼睛观看自身，以静观的眼睛观看上帝。但静观的眼睛由于原罪而受到玷污，因而人必须借助信仰的帮助才能真正地静观上帝。灵魂首先要摆脱自己所依附的感性的和肉体的羁绊，即“净化”（viapurgativa），从而达到一种“精神的直观”或“内在的光照”，即“启示”（viailluminativa），最后才能达到与上帝的直接合一，即“结合”（viaunitiva）。波纳文图拉继承了圣维克多的雨果关于三种眼睛的学说，并且认为，静观的最高境界就是迷狂。“迷狂就是通过离弃外在的人而使自己超越自身的某种充满愉悦的升华，它借助积极向上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延伸到那爱的超理智的泉源”。在迷狂中，精神被置于有学问的无知的境界，把握住了永恒的、神圣的真理。这种迷狂也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但它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侯都能够实现的，它有赖于上帝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又只能通过圣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虔信才可能获得。艾克哈特也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uniomystica）。艾克哈特的学生苏索也指出，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

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theorein）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theosis）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与自然的分离，而是人融化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之中，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这就决定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禁欲主义、否定现世生活、祈求来世，而中国的老庄哲学总的来说并不否定生活，反而主张在现世生活中通过一种顺应自然、淡泊宁静的态度来达到天人合一。例如庄子就是重生轻死的，后世道教对长生不老术的刻意追求，也可以看作是老庄思想的一种宗教反映。

四、异端与主流

篇11

哲学认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人和社会相互依赖、共同存在。因此只有当人和社会处于相互融合、彼此协调的状态下，人和社会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这就要求教育既要有利于人的发展，又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立足于人的发展。近年来，人性化教育的提出是相对于制器化教育而言的，它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去关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以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仔细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教学，由于受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影响，在强调基础性的同时，也逐渐强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用性而注重促进学生职业定向性发展，这在有意无意中已经弱化了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致使培养出的学生被有些用人单位称为“跛足人”“半个人”，这与教育的终极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因此，专业课程教学关注社会与关注个人并重，并将关注个人置于前提才能真正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共同发展。

科技和人文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着的领域，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二者虽然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有差异，但他们在追求真理、对未知世界孜孜探求的精神方面是一致的，都要求客观、公正、真善美统一。人们要探求包括技术和人文两种因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就必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来进行。对于正在为社会生活作准备而受着专业教育的学生更是如此，缺少了“技术”的教育称不上是专业教育，没有“技术”的学生也不是专业教育下的合格学生；而缺少“人文”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缺乏“人文”的学生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专业教育中专业课程的对象是由科学技术转换成的另一种形式――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教学的对象是人，当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专业课程作用于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时，专业课程就应成为一种育人的精神文化、一种富有人性的有助于人的发展的载体及其现实表现。因此，专业课程中的人文意蕴与教育教学的人文本质共同决定了人文精神与学科课程的结合成为必然。

哲学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那么，在教育教学中同样如此。教育，面对的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人，不是材料，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人。无论何种教育，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构建人的精神世界，它的最终目标就在于“成人”。大学中的专业教育也必须复归于“育人”这一本位：只能是“育人”，绝不是“制器”[1]，绝不是一切形式的只重视做事的急功近利。也就是说，专业教育教学应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让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人文精神渗透到其中，给予学生自由发展、发挥和创造的空间，充分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心理学基础

心理学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原理就是要从人的心理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心理积极性。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人为代表，人本主义心理学既不赞成精神分析心理学把人当作精神病患者来研究，也不同意行为主义把人当作动物或机器任凭外在环境的左右，它扭转了心理学的非人化的倾向，研究健康人的需求、情感与理想、价值与尊严、潜能与创造性、自我实现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成长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通俗地说，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2]。正是由于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才使得有机体的潜能得以实现、保持和增强。人和人格的形成就是源于人性的这种自我的压力，“人按照他自己的本性（自我实现的需要）表明，有指向越来越完善的存在，有指向越来越努力实现这种完善的趋向”[3]。人格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和发展自我，自我的正常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无条件的尊重和自尊。将这种要求贯彻到教育教学中，就是把学生看作一个有目的的能够选择和塑造自己行为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而不是看作机械的刺激――反应联结的总和。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潜能是自我实现的，而不是教育的作用使然，因此，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问题上，他们认为，虽然“人的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来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以便表现或满足自己”，但是归根到底，“文化、环境、教育只是阳光、食物和水，但不是种子” [4]，自我潜能才是人性的种子。他们认为，教育的作用只在于提供一个安全、自由、充满人情味的心理环境，使人类固有的优异潜能自主地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对人类自身、人的本性的研究，其理论体系体现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其实就是坚实地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其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贯彻和应用。更进一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它昭示着教师在构建教学方法时，要立足于整体的人，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并重的生命个体，从而弘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实现人的潜能。

教育学基础

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教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教育。人本主义教育是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教育思想，这一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人的潜能和树立自我实现观念，主张教育是为了培养心理健康、具有创造性的人，并使每个学习者达到具有满足感与成就感的最佳状态。具体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前提是承认人的价值。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培养人的活动是教育的基本活动。毋庸置疑，教育者首先要树立教中有人，为人而教，因人施教的理念，把每一个学习者都当作具有他自己感情的独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为给予某些东西的物体。学习者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应该是服务于生命与生活的，所以教育必须促使“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即人的“自我实现”。如果教育“目中无人”，认为学生是教育的工具，是被动“盛装”知识、填充技能的“容器”，这就违反了教育学的原理。

第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下的教育目的观是“人格心灵的唤醒，学习如何学习”。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一种强调以自我为核心、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教育理论。它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等人格心灵“唤醒”，使教育真正回到原本意义上去，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教育的目标不是知识渊博的人，而是具有独立判断、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因此，要重视学习如何学习，即对学习过程的学习。

第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下的教育内容观是“有价值的知识”。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对人有价值、有益的技能和概念的学习，是对人发展有用的知识的学习，是有意义经验的掌握。因此，教学活动的设计必须体现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尊重学生自我实现的要求，选择学什么及如何去学。

第四，人本主义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侧重情意的发展、创造力的培养、经验的学习及感受性的训练，倡导创建一种积极的充满人情味的师生关系和校园学习氛围，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展露个性、发展人性。那么，在实践中，具体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旨在促进情知协调发展的方法――合成教育；旨在促进道德观念形成的方法――价值澄清法[5]；旨在培养人际交往技巧的方法――人际关系调适等。

社会学基础

教学过程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性[6]。课堂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从教学的形态起源来看，教学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从教学的形态存在看，教学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它有着特殊的交往目的即学生的发展、特殊的交往内容即经过选择的人类文化精华、特殊的交往主体即教师和学生、特殊的交往方式即教材这一文化中介；教学这种特殊的交往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成了师生间的“我――你”关系[7]。也就是说，师生交往，它以知识的传播和思想、情感的交流为基础，以师生之间发生依赖性为特点，以对师生双方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为结果。

在社会发展和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下，教师角色和学生角色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给予重新定位。应该承认，今天的教师作为“学者”其品质在弱化，作为“引导者”其品质在加强[8]，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形成端正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并引导学生把目光延伸到社会和自然。“引导者”的定位，要求教师运用技巧和策略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将学生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在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学生的角色可定位于“自主学习者”，在教师的引导和关怀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形成属于“自我”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学习者。这样定位的师生关系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真诚的交往、对话和沟通，这其中，情感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若教师以自己理智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学生就视教师如同自己的父母，教师和学生会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为引导学生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基础向专业课程教师展示了一条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实施途径，每一个专业课程教师都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使命，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1]李轶芳.盛则俱盛 衰则俱衰――访杨叔子院士.刘献君 主编.专业教学中的人文教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6.

[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53.

[3]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冯忠良等著.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易莉.西方德育“价值澄清法”之借鉴[J].思想教育研究， 2004（3）.

篇12

审美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学思想的核心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和谐发展为本。语文教学中施行审美教育，就是借助语文教材及教学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美的因素，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感知美、鉴赏美、体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起到“以美引善，以美启真，以美怡情”的作用。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极其重要方面，对于培养和造就完整的、具有创造性的个性的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教学中强化审美教育策略，讲求审美教育技巧应该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1．领悟形象的直觉妙用

形象直觉就是美感经验，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事物，才算是美。美感经验，就是欣赏自然美或艺术美的心理活动。直觉认识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是凭直观、任意象而产生的认识，这个意象是孤立的、无沾无碍的。而这种直觉又最易引发人们的审美联想与审美想象。虽然美感经验是与生俱有的，但不加以调养，仍有消失的可能。美感具有共同性。一种是对自然美的欣赏。人类具有共同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在《山居秋瞑》这首诗中，凭着对晚秋时节雨后山中景色的直觉认识，产生了美感，通过联想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诗句描绘了晚秋时节雨后山中的情景，用明月照松林，清泉流石上，浣女喧闹竹林，渔船惊动莲叶这几个连续的动景来衬托秋夜的寂静。这种以动衬静的手法，历来为人们所赞叹，苏轼评价这首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人们读到这首诗，便有一种直觉的形象认识，达到了审美的效果。

在审美教育过程中，形成审美想象与审美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由于审美意象的推动，审美理想的引导，引起多种心理功能紧张的活动。感知提供表象，表象诱导和激发出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又促进了对表象间内在联系的理解，从而使想象更加活跃、更加丰富，而活跃丰富的想象又进一步激发出新的创造欲望。庐山瀑布，使李白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审美情感成了表象运动的直接动力，凭借想象对表象间自由关系的理解，使表象按照情感的逻辑加工制作，终于构成了新的审美意象。

人的审美创造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李白在对自然、对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凭借怪伟奇绝的想象，卓异神奇的夸张，再加上非理性因素的介入，灵感突发性的到来，常为审美意象的完成平添几分意外的机缘。由此，李白创作了大量清新自然、雄健奔放的诗歌。其作品如“风行水上，自然成趣”，又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形成了“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的浪漫主义风格。李白的诗不愧是审美联想与审美想象的楷模，更是审美创新的典范。

2．保持心理距离

审美距离说是本世纪初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布洛提出来的。他认为，审美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是审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心理距离是人们在审美过程中必要的心理条件，这种距离不是简单地指时间或空间的距离，而是强调审美活动的特殊心理状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平凡的生活中，人往往会掉入生活的陷阱里，无法抛开现实的目的和需要，所以无视于眼前的娇红嫩绿，无感于周围的良辰美景。人们对自己周围的景物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审美心理逐渐淡化，因而对它的美的感觉也就模糊、迟钝、视而不见了。只有在心理上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游走于形象的直觉里。由于有适当的距离，才能做出审美的反映，将极平常的景物变为很美的意象。生活在北方的人，面对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会发出由衷的赞叹；生活在南方的人，见到北方景物的粗犷雄浑，无不惊异万千；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进入森林、草原、山村也会流连忘返。距离产生美，有适当的距离，才能做出审美的反映。对自然美的欣赏是这样，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也是如此。文学艺术家的长处，在于能够把事物放在某种距离外去观照。由于有适当的距离，才能做出审美的反映，将极为平常的景物，变为很美的意象。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元杂剧《窦娥冤》中的窦娥，临刑前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降雪、三年大旱”的誓愿，窦娥死后三桩誓愿果真应验。尽管主观愿望不可能成为客观现实，但这种距离，却产生出了强烈的美感，使得人心大快。直到今天，窦娥的形象仍能在人们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

3．移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