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基本原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6: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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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地面向社会和把握自我，从而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作为即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其思想意识方向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只有将思想植入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真正树立和巩固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学生对的信仰，树立和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哲学公共课是基本原理中的哲学部分的教学，05方案以来，全国的高等院校，通用一本教材《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现行教材《基本原理概论》包含三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文仅针对哲学教育教学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讲出哲学这种爱智慧的寻本探源、认识自我的智慧，现行的哲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追问的哲学思维，也没有闪烁出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新课改后的哲学课教育教学显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课堂上的上座率、抬头率、点头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可是就教学具体过程来看，还是没有脱离概念、原理加例子的讲授方法，概念和原理介绍完后，就直接将形下的具体事例举出来说明概念、原理，并没有让学生贯通出形下的事例与形上的哲学的关系，从形下的事例中洞悉形上的哲学，填鸭式教学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因为教学的具体条件和学时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目前的教学现状缺乏对哲学本真意义的探究，并没有使学生真正的了解哲学、喜欢哲学、形成哲学的思维。
（一）从教学内容上看
在目前的公共课教学中，混淆了一些问题，开篇讲绪论，介绍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讲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学生往往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哲学，造成思维体系上的混乱，使学生误认为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造成了对哲学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依旧禁锢着目前的哲学教学，哲学依据是被砍成几大块，物质性、意识性、运动、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的、有机的把握整个哲学体系。对概念和原理的讲解仍旧是停留于知识点的讲解，让学生感觉仍旧是初中高中的老一套，而没有讲出大学应有的水平，没有形成通过哲学的理论而达到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养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总是先于这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和潮流，而作为公共课的哲学教学，教材的改革与更新，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讲解就异化为一种强行灌输而缺乏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大学的马克思哲学课程失去了做为哲学所应具有的当代性，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光彩与魅力。
作为公共课的马克思哲学教学，目前的讲授并没有把马克思哲学还原到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更没有达到中哲西哲和马哲的对比融合。而是单独把马克思哲学从哲学发展史中拽出来进行孤立的讲解，这样既没有还原马克思哲学的西哲背景，也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
（二）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看
05方案以来，各个高校都进行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例如加入社会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情形式教学等等，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讲多于思的现状，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培养，没有培养出学生对哲学体悟的能力和自我提炼的能力。以案例教学为例，在课堂上教师给出案例，然后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但目前的案例教学并没从形下的具体事例中去体悟形上的哲学，也没让学生体悟出形上的哲学与形下的案例中的关系，仅仅只是让学生讨论出案例所说明的马克思哲学的那个原理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案例的教学，就割裂了生活与哲学的联系，割裂了哲学的本真涵义，并没有为学生真正的树立起此岸世界的真理，而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如何树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哲学讲究的是体悟，更多的时候这种体悟远远重于讲解，体悟所需的时间和氛围就远远重于讲授，而目前的马克思哲学教育和教学中基本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在课堂教学中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师生互动，更别提学生自主的体悟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点正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教学中的最重要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经验
尽管目前的高等院校哲学公共课基本原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教学方式方法的多元化
05方案以来，关于教学方式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探索，过去教学中的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尝试案例式教学、辩论式教学、专题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多媒体教学也广泛的展开。多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展开，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从注重传授理论向在注重传授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能力和转变思想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转变，培养学生思考和探究的能力。
（二）在现实生活中探究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各高校的课程教学开始在讲述原理和理论的同时，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国内外的实际，运用原理剖析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弊病，帮助学生摆脱认识上的扭曲和迷误，逐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目前的课程能够结合热点问题、结合学生所学的原理加以分析。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互动、教学相长，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展示学生的个性，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创新
05方案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仍需要继续创新。现代社会是网络和信息化的社会，电脑、手机、微薄、微信、人人网等等，使得学生轻松掌握的大量的资讯，在讲解的过程中举例子来说明原理的模式就亟待创新，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把这些形下的现实世界、现实事件挖掘出来形上的哲学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让学生真正达到对哲学的体悟，但是同时又不能让其失去哲学的逻辑性，同时在哲学体悟的过程中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不同角度看问题、多维度看历史、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种体悟的过程中教学大纲中所要达到的关于知识点的各要求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从教育教学中的形上哲思和形下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出发真正达到哲学课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
在哲学的教育教学内容方面，不再单一的依靠教师的讲授，适当的章节部分，加入小篇幅的中国哲学的原著、西方哲学的原著和马克思的原著加以研读，形成学生读、学生讨论、老师讲解、学生形成报告这样一个研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达到体悟的一种方式方法。
就目前已尝试的若干个教育教学上的改进来看，重要的还是对考核制度的创新，这是整个教育教学创新中的重中之重，而考核制度的创新必须得到各高校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甚至是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大多数高校现行的考核制度依然是考试一纸定分数，虽然都计入了平时成绩，但是还是考试指挥着整个教育教学，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依然还是知识点与原理的展开，所以学生还是在授课的过程中，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只是着急于记概念、原理。作为公共课的基本原理的考核，可以分为众多的部分，课堂的部分、课堂研讨的研究报告、最终期末论文的形成，作为各高校本课程教学成绩的测试方式。而关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理论课试卷的设计，是整个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否可变成一个或几个短小的论文的形式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 [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林桂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育思考[J]. 广 西社会科学，2012，（4）.
篇2
从2006年秋季新生入学开始，全国普通高校正式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其中“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马原”）这门课程是对原先的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程的整合。整合后的课程更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把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从而加深对的理解，于教于学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课程改革。但是，一方面，由于在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受到了比较成功的教育，对的基本原理可谓熟谙于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化和普及化极为成功，基本原理已经成为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识。这就给承担“马原”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原先比较成功的教育的基础上，在大学的“马原”课教育中，使这门课对学生依然具有生动性和新鲜感。
对于这个挑战，笔者认为回到原著，回到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一、原著及其历史语境是“马原”课教学的源头活水
经典著作似乎永远都有一种神秘的魔力，不论什么时候翻开的经典著作，都像一推开窗户，马上就会刮进一股强劲的风来似的。时隔多年，者们的思想还是活的，是流动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对西方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的巨大变革，在马克思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再现是如何进行变革的。在的原著中，我们会首先感受到无论是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还是真理的概念，都对传统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以知识概念为例，之前知识被康德定义为普遍必然性的判断，普遍性就指的是对任何人都为真，必然性指的是不受时间约束，永远为真。这种知识观显然跟传统的形而上学密不可分。启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形而上学认为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理念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才配得上知识的称呼，现实世界不可能有知识，只能有意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经过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出现在基督教的天堂中，康德的物自体世界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相应地，那种普遍必然性、远离尘世的知识观也延续了下来。以实践为首要和基本观点的认识论与这种认识论可谓是针锋相对。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表明知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真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知识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性的判断。真理与谬误可以相互转换，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现实世界在变，真理必须跟着实际走，永恒真理只是一个幻相。我相信，的变革性如果在教学中能够得到准确的传达，就一定会使学生耳目一新。
第二，原著是争辩性的著作。是在与传统思想进行激烈争辩的过程中产生的，上至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下至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如施蒂纳、费尔巴哈，马克思批驳过的哲学家可谓数不胜数。可以这样说，基本上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的放矢的产物，都是先有破才有立。因此，如果能在“马原”课的教学中遵循产生每一条原理的过程进行教学，如让学生先了解马克思所批驳的点，再让学生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由于在教学中还原了当年的思想交锋，所以一定可以为课堂增色不少。
当我们说到经典著作的变革性和争辩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引入了产生的历史语境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形而上学源远流长，上至柏拉图，中间有基督教传统，下至康德、黑格尔，可谓是大家辈出，异彩纷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讲到的基本原理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起西方哲学史，把基本原理诞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必然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的理解。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老人说出来与年轻人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其原因无非就是老人是在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来说这句话的。中的很多基本原理，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比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好像没有任何文化修养和哲学修养的人也弄得明白。但这样一句话其实在西方文化的丰厚的土壤中产生的，如果我们能简要地通过哲学史让学生了解到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也许就可以把其中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东西传达一二给他们。因此，在讲授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化和思想阅历，那么他们对于肯定就会有更上一层楼的理解。
实际上，注重思想的历史语境早已被学界公认为进行思想和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常常史论并提，说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就是对思想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背景的高度重视。在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学生才开始接触，知识面不够宽，理解能力也不高，教师如果能够让学生理解每一条原理，并能够运用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已经达到了教学目的。大学教育则不同，在大学，学生的求知欲强，要求更高，如果在教学中我们能史论结合，传达出每一条原理之后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学生的求知欲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综上所述，无论是原著还是产生的历史语境，对于教学来说都是丰富的思想资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为了方便论述，现在笔者把这种回归原著，回到历史语境，在教学中注重思想的来龙去脉的教学方式称为回溯历史教学法。
二、回溯历史教学法是对“马原”课教师的新要求
回溯历史教学法要求对的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有深刻的把握，必然会对承担这么课的教师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马原课”教师不但要读，而且要熟读，读透。此外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当前编写的教材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回到原著的过程中，要深刻地把握好这种有机的联系，这有利于在教学中把作为一个整体传达给学生。对整体的把握还有助于加深教师和学生对的理解。
（二）有一定西方哲学史和相关思想文化知识。由于很多“马原”课教师不是哲学专业出身的，没有得到过较好的哲学训练，要了解西方哲学史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一直以来仅有两位，一位是黑格尔，另一位就是马克思。但实际上，马克思乃是哲学博士出身，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比较，这篇论文体现出了马克思很深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马克思实际上也把这种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带进了其他著作中。因此，如果缺少西方哲学的训练，在回溯历史教学法中，任课教师就只能迎难而上，补西方哲学史的课。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当前的哲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紧密联系，在“马原”课的教学中，这种历史性联系最好能够被体现出来。此外，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它的思想文化北背景，“马原”教师对此也应该有所了解。
（三）能对原著和相关的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原著与西方思想文化固然为“马原课”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但由于大学生的西方思想文化修养还不够高，知识面还不够广。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就会让学生云里雾里。对此，笔者目前正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希望能尽快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让笔者对回溯历史教学法充满了信心。例如讲到矛盾的时候，为了说明矛盾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普遍性原理，笔者借鉴了茂名学院唐少莲副教授的教学经验，引入了悖论的概念，讲授了引发西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毕达哥拉斯悖论、贝克莱悖论、罗素悖论，并举了几个通俗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悖论，从而告诉学生：当我们想逃避矛盾，远离矛盾的时候，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之中，这从反面说明了逃避矛盾是不可能的，相当于用数学中的反证法来证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命题。
总而言之，回溯历史教学法在“马原”课的运用中，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训练他们的哲学思维，同时也能产生间距化和陌生化的效果，增强该课程的生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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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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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起，就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但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博士论文》时期，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实践，即理论批判活动。《莱茵报》时期的斗争实践和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念发生怀疑和动摇，从而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析，同时也由理性批判转向政治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探索科学实践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首先，由于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从而抓住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即生产实践。其次，他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也分析了实践的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强调提出，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外部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第三，马克思还初步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指出真正的实践是“显示的和实证的理论条件”；“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他们已把现实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把现实的生产劳动视为实践的基本内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化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并为制定哲学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提纲》一文，马克思突出表达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上的新观点，即实践的观点。首先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世界单纯地看作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改造的对象，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指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指近代欧洲的唯物主义，其主要代表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 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
而新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则区别旧唯物主义，它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过程，认为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是建立在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反映、认识客观事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马克思继而提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不能对人的能动性作出合理解释，这样就给唯心主义片面夸大精神的能动作用留下了空间。唯心主义把实践看成纯粹的精神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实践是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相统一的活动。
同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尽管费尔巴哈主张研究人和自然界，特别把人提到哲学研究中心地位，有时似乎也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就其基本立场来看，他是贬损实践，抬高理论的，他只是把理论活动，而不是把实践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批判》一书的第二卷《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中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提纲》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内容和思维反映的对象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能否反映客观对象，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方法途径问题；二是思维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对象，这是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费尔巴哈在真理及检验的标准问题上，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纯主观范围内或纯客观范围内，主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都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因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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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历来党和国家对高校理论课都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理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学术界对理论课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本文对1998年以来理论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并加以总结，力求全面展示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为更多致力于研究该学科的学术界朋友及广大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资料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年限为1998年一2009年，以“理论课”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查阅212篇论文，其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篇。从文章数肇看，平均每年约有2040篇。但是在较高等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更少。研究内容涉及了马克思理论课各个方而，但是重复研究也较多。从综合的期刊等级和研究内容来看，虽然论文数很多，但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论文较少，约占总论文数量的10％左右，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二、理论课研究成果综述
1998年至今，理论课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98教改”方案实施到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丰_要针对教改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时间较短，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从2003年至2006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校理论课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促使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从“05教改”至今为研究的第三阶段。“05教改”在总结1998年以来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解决了教材内容重复等问题，并且添加了体现时代要求的内容，更加适了高校教学的需要，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理论课研究分述如下。
1理论课困境的根源
关于理论课困境的成因，分析最为广泛具体。造成理论课困境的原因众多，但可以归纳成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教学方丽。包括：教材内容重复，这个问题在“05教改”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教学方式陈旧，“灌输”式教育已经不符合目前高校教学的要求；随着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从事理论课的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致使众多高校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秩序，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青年教师队伍迅速扩大，青年教师那论功底薄弱，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式单一，也影响了教学质。第二，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研究者普遍认为，各个高校大都存在表而匕的重视与实践中的忽视的情况各高校普遍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那论课，认为德育对提升高校地位和学生就业没有太大的帮助。各个高校普遍出现精简理论课学时的倾向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坪论课实际地位的下降，阻碍了对该学科进一步探索与创颟。第三，大学生对理论课的情感。现在部分学生对理论课存在抵触情绪，在课堂上出现被动应付、编造理由请假甚至逃课等现象。
以上三方而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理论课的困境。教育方而因素和理论课的地位问题，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而关于学生对马克思丰义理论课情感问题，研究的还较少。事实告诉我们，教学是一个教者与学者互动的双边过程，现在尤为提倡以学生为丰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单纯解决了教育因素和地位问题没有提升学者的积极性，也很难达到教育的同的。此，关于学生对理论课情感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2．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原则
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在《关于高校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知中有明确的规定：“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因特包利：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丰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学术界对此教育目标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从宏观理论课的教学目标的规定。具体地讲，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培养的学生人文素质和培养大学生问题素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课教学目标缺乏准确而科学的定位。这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在国家、政党的层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缺少层次性的细化环节，落实到各个具体主体时必然缺乏操作性而显得无所适从，在学校与教师的层面是模糊的。尤其对于学生来说，显得很遥远、很渺茫，他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掌握理论知识，变成理论课的唯一目的，脱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失去了理论与大学生的内在结合点，也不能揭示出理论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学术界广泛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课的根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指导社会实践。理论课作为宣传理论的主要工具，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学生掌握的基本啜理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而能运用来分析社会问题，指导社会实践。 转贴于 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首先，需要讲透理论，使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的内涵，这是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其次，根据课程内容需要精心选择案例，使实际和原理有机结合，应用原理分析实际问题，二者不能脱节。也可以直接提出实际问题，以案例带出理论，根据所讲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使学生掌握理论。
3理论课的教学模式
理论课一直采用“灌输”、“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教学的要求。近年来，各高校都逐渐开始对理论课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形成了几种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主要有：对话式比较式教学、开放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研究性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研究性教学、对话式比较式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囊括了其他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优点，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教学体系。研究式教学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教学模式，将其运用刘理论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教育者应建立一种合适的体系，采用一种合适的模式，激励、引导和帮助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培养能力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发展个性，使学生知识、道德、智能、体能等均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发展。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及其探究式学习为主体，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研究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很好地体现了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者宋志勋提出了对话式教学和比较式教学模式。并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探求和把握基本原理与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交融点，其关键是提出学生所关心的自身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并结合课程需要，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与学生对话交`使学生掌握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
沈阳医学院学者朱红等提出了理论全程教育的思想，强调把理论课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理论教育为轴心，带动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联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研究者较少，具体方案还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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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也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解释的命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那段手稿中极其简约的、带有思路性并表现为提纲式的话语进行了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意义的结果。例如，早期关于“不平衡关系”是“现象”还是“规律”，的争论和马克思的立旨是在“平衡”还是在“不平衡”的争论等。当然，这些争论的目的都是力图恢复、还原或逼近这个话题的原始意义，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确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第一，要知晓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理论表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比如“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历史形式”等)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梳理。否则，概念理解上的稍稍差异，便会导致话语意义理解上的谬以千里；第三，要结合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表达思路。本文力求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在承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是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的。
要解释好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话题，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艺术繁荣”的含义。“艺术繁荣”(又译作“艺术繁盛”)的含义有两个义项。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物质“硬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艺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比如规模印刷、优良的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传播与交流速度的快捷等。这样的“艺术繁荣”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而独立的有闲阶级(包括专门的思想家、艺术家等)的出现，也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艺术作为特别个性化、主观化和精神创造性特别强的“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又可分为两点。第一，以不可再生性的特有思维方式为标志；第二，以一个、凡个或一批作家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诞生，主要依赖于艺术家非常个性的卓越的思想力和艺术表现为等。
就“艺术繁荣”的第一层含义来说，马克思承认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就“艺术繁荣”第二层含义来说，马克思又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艺术繁荣是不平衡的，不成正比例的。这样，马克思就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否定并批驳了庸俗的自然唯物论和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平衡的“艺术繁荣”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案例镶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表述中，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地说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同步的、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但是这样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应是包含于马克思思想逻辑之中的，这是的基本原理。整个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硬件”繁荣，都可纳入这一机理之中。
马克思的“平衡”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第一，可以称之为肯定性平衡。所谓肯定性平衡，就是物质生产(实指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和与之相道应的物质条件的进步)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艺术发展的“硬件”也随之进步与繁荣。前面所举的规模印刷、优良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等，即此。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的有闲阶级(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的诞生，也是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第二，可以称之为否定性平衡。所谓否定性平衡，指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替代了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和繁荣的艺术存在的“硬件”方式。马克思说，史诗《伊利亚特》，作为艺术存在“硬件”方式(指口耳相传的存在方式)，随着“活字盘甚至印刷机”的诞生，便会随之消失。马克思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史诗的必要条件”，就是指史诗的前后代口耳相传的“硬件”的艺术存在方式。否定性平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繁荣替代了另一繁荣：一种进步的新的硬件的物质样式替代了一种落后的旧的硬件的物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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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 知识经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断受到一些挑战，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一、“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少，在发达国家白领工人的数目已经超过蓝领工人；科技产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提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对高科技领域和教育的投资，以便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占有一定席位……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人类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不断取得新成就，人类已经迈入知识经济时代。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为知识经济下了一个著名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它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为支柱，在经济增长源泉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知识价值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有些学者认为，为反映知识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经济理论中要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写道：“‘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中，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必需创造一种知识价值论”。“商品的价值的实体是知识，价值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知识的使用。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1985年，日本学者芥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中用“知识价值社会”来描绘未来的社会。他说：“我在这里引出了‘知识价值’这一新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知识的价值’、‘知识所创造的价值’。更严密的定义是：由于符合社会构成与社会主观而得到社会承认的创造性的知识价值。”1999年12月北大历史系教授何顺果先生发表了《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千年经济回眸》一文，根据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了知识经济时代“劳动时间已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尺度”。
二、知识价值论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
但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仍具有鲜活生命力，因为：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仍然具有商品的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
知识是属于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信息)的意识形式。它不是人脑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过人脑的意识思维活动对相关对象的观念掌握，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知识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能量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或劳动成果，而不是人类劳动本身。当知识参与生产和交换过程时，就形成了知识产品，于是它们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知识产品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都具有有用性，因而具有使用价值；但知识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正如再先进的机器设备不创造价值一样，所以知识产品都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知识产品都具有价值。
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二重性理论仍然适用。
一些学者提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其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创造劳动价值论时尚处于工业经济初期，科学技术并不发达，在劳动过程中也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因而马克思所指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指体力劳动，在科技如此进步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虽然马克思那个时代，直接劳动者的劳动，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是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
关键词：知识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 知识经济
论文摘要：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及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人试图用“知识价值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新的挑战。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仍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当然，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僵化的理论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断受到一些挑战，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一、“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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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中“迷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说清的“经济之谜”，这些“经济之谜”对西方经济学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经济之谜”主要表现在这样八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之谜”。20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率，但根据传统的增长理论，两者应该相等，因为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的这部分“余值”（residual）？在经济增长之源中究竟漏掉了什么？面对这种现象，传统的增长理论走入了困境，因为它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库茨涅茨之谜”。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茨在对美国的资本形成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资本形成的速度却下降了。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美国的净资本形成却在减少。这一发现与美国这个历来被认为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国家的储蓄与资本的作用相矛盾，从而使传统的资本理论再次受到质疑。
3.“里昂梯夫之谜”。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根据流行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其出口应该是以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是，根据里昂梯夫对美国1947年贸易要素的构成和结构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理论与实际相矛盾，原因何在？
4.“工人收入增长之谜”。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这种变化似乎为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提供了注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似乎也得到了验证。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那么其必然性何在？这又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
5.“个人收入分配平均化趋势之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别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而无论是从累进税制，还是从公共转移支付，均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趋势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必然性，等待着经济学家们进行挖掘。
6.“马尔萨斯困惑之迷”。马尔萨斯19世纪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故将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事实是，20世纪人口比19世纪增长了好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为提高。这是为什么？
7.“资源短缺型国家现代化之迷”。物资是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资源短缺国家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但是像没有煤炭、石油、铁矿石的日本、丹麦、瑞士，也都实现了现代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8.“战后战败国崛起之迷”。日本、西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战败国。机器、设备、厂房荡然无存，但是在战后二三十年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令人惊异地崛起了，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
现代经济发展之迷，形成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严重挑战。而人力资本理论却能使现代经济发展之迷迎刃而解，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之迷，揭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经济增长和扑朔迷离的大国兴衰，可以一言以蔽之，“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概念、结论和思路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构成了两大理论关系的“理论之谜”。
二、“理论之谜”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其1957年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著名论文中，对美国1909—1949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贡献仅占1/8，而7/8则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索罗技术进步残差”。正是这一残差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
为了揭示“索罗残差”存在的秘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将“索罗残差”的存在归结为由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效应。保罗·罗迈尔则把知识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虑。舒尔茨与罗迈尔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罗残差”存在原因的。前者强调的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传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公共知识与准公共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的专业性、特殊性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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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也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解释的命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那段手稿中极其简约的、带有思路性并表现为提纲式的话语进行了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意义的结果。例如，早期关于“不平衡关系”是“现象”还是“规律”，的争论和马克思的立旨是在“平衡”还是在“不平衡”的争论等。当然，这些争论的目的都是力图恢复、还原或逼近这个话题的原始意义，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确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第一，要知晓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理论表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比如“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历史形式”等)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梳理。否则，概念理解上的稍稍差异，便会导致话语意义理解上的谬以千里；第三，要结合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表达思路。本文力求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在承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是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的。WWw.133229.cOM
要解释好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话题，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艺术繁荣”的含义。“艺术繁荣”(又译作“艺术繁盛”)的含义有两个义项。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物质“硬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艺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比如规模印刷、优良的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传播与交流速度的快捷等。这样的“艺术繁荣”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而独立的有闲阶级(包括专门的思想家、艺术家等)的出现，也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艺术作为特别个性化、主观化和精神创造性特别强的“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又可分为两点。第一，以不可再生性的特有思维方式为标志；第二，以一个、凡个或一批作家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诞生，主要依赖于艺术家非常个性的卓越的思想力和艺术表现为等。
就“艺术繁荣”的第一层含义来说，马克思承认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就“艺术繁荣”第二层含义来说，马克思又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艺术繁荣是不平衡的，不成正比例的。这样，马克思就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否定并批驳了庸俗的自然唯物论和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平衡的“艺术繁荣”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案例镶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表述中，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地说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同步的、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但是这样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应是包含于马克思思想逻辑之中的，这是的基本原理。整个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硬件”繁荣，都可纳入这一机理之中。
马克思的“平衡”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第一，可以称之为肯定性平衡。所谓肯定性平衡，就是物质生产(实指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和与之相道应的物质条件的进步)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艺术发展的“硬件”也随之进步与繁荣。前面所举的规模印刷、优良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等，即此。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的有闲阶级(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的诞生，也是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第二，可以称之为否定性平衡。所谓否定性平衡，指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替代了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和繁荣的艺术存在的“硬件”方式。马克思说，史诗《伊利亚特》，作为艺术存在“硬件”方式(指口耳相传的存在方式)，随着“活字盘甚至印刷机”的诞生，便会随之消失。马克思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史诗的必要条件”，就是指史诗的前后代口耳相传的“硬件”的艺术存在方式。否定性平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繁荣替代了另一繁荣：一种进步的新的硬件的物质样式替代了一种落后的旧的硬件的物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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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石，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过分强调价值的客观属性，对价值认定的主观性则认识不足，导致在实际商品交换中找不到价值偏离的理论依据。比如为什么同一个劳动者在国内外同工不同酬，同一种商品同一时期对不同的消费者可以有不同的价值等等。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哪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栓桔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丰富和发展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认定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价值和价值认定的性质不同
长期以来，价值问题是一种哲学中的议题。汉语中的价值，相当于英语中的value，法语中的valeue，德语中的Werto马克思引用了一本名《试论哲学词源学》一书，书中把“价值”与古代梵文和拉丁文中“掩盖、保护、加固”相联系，并从上述词义中派生出“尊敬、敬仰、喜爱”的涵义。“价值”的一般含义就是“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可珍贵的，可尊重的，可重视的”。可见“价值”的一词与日常用语中的“好坏”的“好”相类似，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一种评判。严格地说，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从哲学上看，价值表达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主客体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从上述的价值界定中可以看出，价值既有客观性一面，也有主观性一面，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作为客观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是客观的，作为主体需要及主体同客体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是主观的。作为主观性的一面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评判和价值取向。这种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评判或价值取向就是价值认定。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并提出价值量度标准“劳动时间”。由于用劳动时间衡量商品的价值量在现实中会出现矛盾，“好象一个人越是懒惰越是不熟练，他的商品将越是大的价值了”，马克思接着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客观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生产任何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时，马克思强调“用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要被计算出来”，这种计算就是指要经过人脑的加工。
一方面，价值具有客观性。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一种客观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使用价值看，它由商品的属性限制，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而使用价值也有客观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价值认定具有主观性。马克思在寻找价值度量的客观标准时，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过渡到劳动时间耗费，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看似解决了价值度量问题，但是，如何认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是一个主观范畴，这样劳动量的认定最终成为主观范畴。从使用价值看，物的有用性程度是要经过主体评判的，使用价值的量化是主观的。在现实生活中，价值是基础，价值认定是前提，商品价值实现是价值创造和价值认定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价值认定的理性分析
如上所述，马克思把商品价值的度量标准已经界定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度量标准含有三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度量尺度。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商品生产者处于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之下，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中等水平的劳动技能，第三个前提条件是中等水平的劳动强度，一个度量尺度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前提条件是度量尺度的基础和根本，度量尺度是前提条件的延伸，是一种具体操作问题。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认定已经很严密，然而，马克思的价值度量在现实中不具有操作的可能性。现实的价值交换也不是按马克思设计的标准进行操作的。一方面，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个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把握。第一，“正常生产条件”中的“正常”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进行界定，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不一定都处于正常生产条件之下;第二，中等水平的劳动技能也很难界定，现在一般用学历、技术等级和职称来衡量，而事实上具有某种劳动能力不能说明在生产中的贡献;第三，从纵向看中等水平的劳动强度是一个变数，从横向看企业中各个岗位的劳动强度不一致。从这三个前提条件仔细对现实生产的抽象，没有一个企业恰好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价值度量尺度在现实中也发生操作困难。第一，在劳动能力相同、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劳动能力释放到产品中的程度也会不同，如存在干好干坏的区别，以这样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标准，交易双方很难接收。第二，企业产品是许多劳动者共同劳动的结果，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效果参差不齐，如何把他们的劳动时间折算加总也是一个现实难题。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但是在现实中又遇到“倍数”难题。第三，生产是需要生产工具的，沉淀在生产工具中的死劳动如何转化为活劳动，换算比例如何在现实中很难解决。因为生产者无法知道生产工具的准确寿命，无法把死劳动分摊到具体的产品中去。即使按现在的直线折旧法、加速折旧法也不准确，价值的客观性受到挑战。总之，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照现实，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企业，难以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且即使找到这样的抽象企业存在，它也缺乏交换对象。
纵观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三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度量尺度，每一具体内容都存在主体的主观判断间题，换言之，即存在主体对客观因素的主观把握问题。由于主体的认知结构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客观上会存在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差异。所以，价值认定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这种认知差异能通过讨价还价机制进行协调。
三、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认定
理论研究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理论的生活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现实的商品交换中，商品交换双方不是按马克思设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价值认定的，而是交易双方对生产商品的耗费和购买收益的价值博奕，包括两个层次的价值认定。其一，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认定。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进行交换的基础，购买者看中的正是使用价值，购买者愿意付出多少价钱关键在于所购买的商品能给他的需求带来多大程度的满足。商品销售者也要考虑他对商品换来的货币能给自己带来的满足程度。如一筐价值量相同的鲜水果与烂水果销售价值不同，就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观不同的结果。第二，综合考验生产条件在内的商品价值的认定。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商品购买者的货币价值要得到有效实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双方对商品价值进行着综合的价值判断。如矿泉水和钻石的劳动耗费不同，它们的交易价格不同。然后，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双方按各自对使用价值、价值的认定，进行讨价还价式的价值认同。在价值认同一致时商品交换得以顺利进行，商品价值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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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哲学;教学改革;实践观点;论坛哲学
建国以来，高校哲学教学屡经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高校展开了许多探索，展望未来，改革应当在多方面同时着力:在内容上逐步强调实践观点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为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同时突出教学中的交流与对话。
一、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哲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材问题体现在“千书一面”，尤其是本科和专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师生普遍反映内容上较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编写较为灵活，状况相对较好。教学内容方面，表现为陈旧过时，吸收新成果较少，且“讲坛哲学”多于“论坛哲学”，即讲授多而讨论少。教学方法方面，表现为僵化死板，教学艺术欠缺，重视观点灌输而不重视讲清道理。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只是哲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的问题，而应当放在整个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去认识。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在其他哲学二级学科中也同样存在，甚至也是当代中国所有人文学科共有的问题。但由于哲学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为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的公共课，问题反映的更为集中和明显。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学教育观念的偏颇，即长期将哲学教育混同于知识教育或知识传授，这种现象在所有人文学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长期以来，我们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与其他知识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也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教学特点。就哲学而言，即表现为统编教材、统一体系，强调共识的内容而引入新内容少，多采用灌输教学而讨论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专科生教学中甚至还普遍使用客观考试方法，大量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以致于哲学被作为客观知识体系而非哲学。［1］
二、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核心范式和建构原则来展开哲学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社会实践，深入解读了马克思哲学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和东欧的启发，其对社会存在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实践观点等的研究拓展了哲学的研究视野;三是中国学界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不断深化。［2］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以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其具体哲学观如世界观、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都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得以呈现。实践观点在哲学教学体系中是一种哲学范式，是其逻辑起点和内在线索，也是其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学会以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哲学教学既要回到哲学的本真，也要回到现实世界，不回到哲学的本真，就无法把握哲学的精神实质，不回到现实世界，就无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这两个回归都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相对于解释世界，哲学更重视改变世界，世界自身发展出了“人”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终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变世界即实现两个尺度的统一。改变世界的途径是人的实践，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通过人及其实践，既改造客观世界，也在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实现有机统一。同时，哲学作为“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必须在对人所处时代及面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前进和发展，不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特点，哲学势必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在哲学教学中，必然要回到现实世界，教导学生学会以哲学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自觉树立而非被迫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践观点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首要观点，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具有综合性、当代性和开放性的哲学教学体系。“综合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原则，打破原有的哲学原理、哲学史、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等课程的壁垒，将从属于不同分支学科的内容围绕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主题加以有机糅合，形成整体。“当代性”是指将哲学的基本原理延伸至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语境中，融入现代观点，关注现实发展。“开放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建构原则，充分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将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充分涉及或展开的基本原理根据实践需要加以详细阐释。［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国哲学教学主要沿用了哲学原理、哲学史和哲学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哲学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普及哲学的基本理论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原理课对于哲学的概括是相对偏狭和贫乏的，从而导致“不原也不全”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呼吁用“哲学专题研究”来替代“哲学原理”，以保持开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哲学原著、哲学史、专题研究的“三新”模式，这是哲学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新模式未必适合于从本、专科到研究生教学的所有阶段，对于研究生教学尤其是博士生教学，这种模式较为合适，因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本、专科生本身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如果采用哲学专题替代哲学原理，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较为有限，未必能够理解专题讲授的精髓，教师自身的学术素养也未必能满足专题教学的需要。所以本、专科阶段是否采用专题讲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检验。如果采用“三新”模式，哲学原著课的作用就更为凸显，因为原著能够直接体现哲学的本真涵义，相对于哲学原理更为全面和准确。但同时，在众多的经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哲学原著可分为早期著作、部分读书笔记和札记手稿、论战性著作、成熟而比较完整的论著等四类。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适合作为原著课基本教材，原因是这两部著作论述全面成熟且难度适中。［5］但考虑到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本专科和硕士阶段，以这两部著作作为原著课教材是合适的，但在博士生阶段，考虑到博士生所应具备的哲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则以《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作为原著教材更为合适，这两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学张力，也是近年来高水平哲学论文频繁引用的重要文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哲学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四、走向对话，将“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结合
在哲学教学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对话是必然的趋势，对话既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也指哲学与其他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对话。哲学不仅是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教学中主体与客体———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是对话的基础，这就势必改变以往灌输教育中教师主动而学生被动的局面，而是双方都主动思考和讨论，从而调动主客体双方的积极性。哲学本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其发展历程也是与其他哲学思想甚至自然科学频繁交流和论战的过程，哲学的历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价值性而确定的，而真理性和价值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交流和论战，因为这使哲学能够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思想，如果哲学乃至的各类二级学科不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固步自封，就有丧失传统思想阵地和舆论阵地的危险。因此，哲学既要与传统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也要与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批判和借鉴，最终使学生在各种思想的比较中真正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话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论坛，也有人将这种交流模式称之为“论坛哲学”，反之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称之为“讲坛哲学”。近年来，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都很流行论坛，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论坛哲学”取代“讲坛哲学”，这是狭隘和急功近利的观点，“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论坛哲学”能够活跃学术氛围，但观点杂乱，并不具备“讲坛哲学”的严整性，过度强调“论坛哲学”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反而无益于大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与哲学教学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对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目标、措施进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哲学教学完整的规律和实际。这些改革不仅对教师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够实行将极大提高大学生对哲学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尝试的。
作者：谢连生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才培养专项(编号13YD019)参考文献:
［1］汪信砚．关于我国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哲学动态，2003，(5):3．
［2］袁贵仁，杨耕．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下)［J］．哲学研究，20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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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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