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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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完善实习机制，弥补媒体实习资源的紧缺状况专业型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一名校内的理论型导师，一名校外媒体实际部门的实践型导师。校外实践型导师大多是资深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虽然其在本单位人脉广泛、“控制力”较强，能够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供实习机会，但媒体的容纳量毕竟有限，再加上权威媒体“喉舌”的“特别重要性”，实习学生也只是看得多，做得少，很少能真正上手，对实习岗位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学生实习回来后多有一知半解之感。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可以“模拟”并“重现”媒体工作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消化实习中的问题，化解困惑，弥补媒体实习的不足。

1．3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4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5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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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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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阳2009年如期提交论文开题报告，后来却几次与导师说，希望把结题时间后延。一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论文必须做足做好；二是郑建阳突然中风，行动渐渐不灵活了；三是他还要照顾100多岁的母亲。“母亲生病期间，我和妹妹照顾她。我就坐在母亲床边，母亲的头枕在我的腿上，我手上拿着小木板，在木板上修改我的论文。尽管辛苦，但是写论文帮我度过了那段苦难时光。”郑建阳说。他不会打字，论文修改过程中，他一直是以邮寄的方式把手稿从马来西亚寄给导师郑涵，郑涵再请人把手稿输入到电脑中。

6月17日下午，郑建阳飞抵上海。由于中风后遗症，郑建阳“从大门到图书馆也就200多米的路程，要两个人搀扶着他走好久”。但直到答辩前一天，老人还坚持去图书馆查资料。郑涵形容他的材料已经“堆成山”了，论文前后已改了六稿，他仍嘟囔着“材料会不会有疏漏啊”，当晚还在这本16万字的论文上勾勾划划。

答辩那天，郑建阳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学生，他为自己的拖延向答辩委员会致歉，泪洒现场。答辩过程中，“他每个问题都回答得特别认真，还引经据典地举例子。”答辩委员会主席杜友君说。经审核，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当场授予郑建阳硕士学位。

“参加答辩并不是说我就是有学问了，而是可以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继续深入下去。”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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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班额环境下，学生人数众多，现在学生自制力都比较差，因此教师要根据班内实际，将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生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原则分成多个学习小组。小组人数以4-6人为宜，优等生、中等生、后进生都要包括，男女生各一半，这样的小组学习效果更佳。

每位学生在小组内都要担任一种特定的角色，比如检查者、记录者、操作者、报告者等，小组角色也要互相轮换，这样可以增强生生互动的有效性。小组成员中要推选出小组长，每个小组的小组长主要负责组织全组各方面的学习工作，如组织讨论、汇报情况、检查作业等。

二、保证合作学习所需的时间，指导学生合理、充分地利用时间

合作学习需要一个过程，首先要自主阅读独立思考，其次要发表个人意见，再次要进行交流讨论，最后要整合反馈。各个阶段要合理分配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时间的不充裕、时间分配的不合理会直接制约小组合作的深入开展，导致合作学习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要舍得把时间留给学生操作，要指导学生合理、充分利用时间完成学习任务，要克服长期以来教师习惯主宰课堂教学所有时间的弊病，避免出现“一言堂”、“满堂灌”的现象。

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有韩愈的名篇《祭十二郎文》，学习难点是体会“邪、也、乎、矣”等虚词在表达感情上的作用，因此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当学生探讨这些虚词在抒情中的重要作用时，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不要在“生米还没煮成熟饭”的时候就匆忙叫停，这样会直接影响以后的教学环节。

三、教师积极参与、引导、组织，让合作讨论做到活而有序

“无规矩不成方圆”，教师要积极参与、引导小组合作学习，让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活而不乱、杂而有序。在小组合作学习讨论中，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充当合作学习的促进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师要积极参与、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合作学习，发挥主导作用。

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被誉为“词中之帝”，那恣意的愁绪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李煜是怎样展现愁绪的”这一教学环节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学生合作探讨时教师并不是无事可做，应积极参与到学生的活动当中并适时引导。鉴于学生回答上述问题时范围太大，教师应提示学生从意象、关键词句、艺术手法等方面入手，让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更加有效。

四、实施评价，综合评定

课堂上引导学生注意倾听，评价到位。倾听是合作学习的重要环节。首先，在小组交流时，教师要耐心引导学生善于倾听他人发言，对别人发言做到心中有数，并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修正他人的观点，勇于接受他人的意见并修正自己的想法，当各种意见难以统一时，要保留自己的见解，以便进一步探讨;其次，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对学生合作的情感、态度、表现等及时进行恰当的点评。

教师还要重视小组结论。合作结束进行发言汇报时，教师要引导各小组的代表把“我认为”表达为“我们认为”。教师对小组汇报的评价也应表达为“你们说得真好”。这样的评价使学生认为教师评价的不是最后发言者的功劳而是小组的功劳，并为小组而骄傲 。

总之，要在大班额环境中提高高中语文课堂的有效性，如何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尤为重要。因此，教师要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在日常教学中肯下工夫，在具体操作中，一定要摒弃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切实提高大班额环境中高中课堂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王红宇.合作学习的理论与实践[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3

[2]王坦.合作教学的基本理念[J].中国教育报.1995年12月29日

[3]金荣.高中语文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4]张隽.初中语文合作学习研宄与思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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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硕士论文写作技巧要点

一、 如何突出文学硕士毕业论文的学术性

硕士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的门类，学术论文则是最为常见的学术文体。学术论文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凭借，是反映学术成果、传递学术信息的工具。可以说，“学术性”是学术论文所应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学术论文区别于其他应用性文章特别是一般理论文章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从以往电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情况来看，恰恰经常在学术性方面有所欠缺。因此，这里专门强调一下学术论文的学术性问题。

要使学术论文的学术性得到突出，必须在从选题到行文的各个环节上都有所注意，而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则主要应当在以下几个环节的安排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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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篇7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描述和分析，就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等问题作了解答；并讨论了国内传播应当加强的地方，特别是加强合作研究。 ［关键词］ 研究课题 研究特点 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 结果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 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 180 46.9% 大陆 98 25.5% 非大陆 82 21.4% 非华人学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总计 384 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 华人学者 非华人学者 混合 总计 新闻 41(58%) 24(34%) 6(8%) 71 广播电视 24(49%) 23(47%) 2(4%) 49 电影 16(39%) 22(54%) 3(7%) 41 广告 15(37.5%) 15(37.5%) 10(25%) 40 电讯 22(63%) (28.5%) 3(8.5%) 35 媒体 14(56%) 8(32%) 3(12%) 25 新技术与媒体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审查 2(16.7%) 10(83.3%) 0 12 新闻与传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传播 4 1 0 5 媒体与青年 2 0 3 5 公关 2 1 1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1 1 2 传播历史 1 0 0 1 媒体政策 0 1 0 1 传播理论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总计 180 136 35 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 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 研究课题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闻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广播电视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电讯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广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电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体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审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传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体与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关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传播理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传播历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体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总计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 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转贴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 研究课题 报刊学报 亚洲广告与营销 亚洲传播 电讯政策 亚洲媒介 传播 新闻季刊 新闻 15 0 4 0 1 2 3 广播电视 3 0 2 0 3 1 0 广告 3 21 2 0 1 0 0 电影 0 0 0 0 1 0 0 电讯 0 0 0 4 0 0 0 媒体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2 0 0 0 信息审查 0 0 0 0 0 0 0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传播 3 0 0 0 0 0 0 媒体与青年 0 0 2 0 0 0 0 公关 0 2 0 0 0 0 0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传播历史 0 0 0 0 0 0 0 媒体政策 1 0 0 0 0 0 0 传播理论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总计 30 26 12 9 6 6 3 三、 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 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亚洲广告与营销》(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电讯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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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国内学者对电视节目形态的研究起步较晚,在2001年之前甚至没有节目形态这种说法。收录在《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第1期,张卓的学术论文《在变革中前行——从电视节目形态看我国传媒角色的变迁》可以算是我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的开始。该文以我国2001年之前最具代表性的电视节目为切人点,透过节目形态演变的表象,探讨传媒角色变迁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和文化根基。但是作者在文章中并未仔细探究节目形态的概念,将节目形态与节目分类混为一谈。

真正可以算作电视节目形态研究开端的是朱羽君、殷乐在《现代传播》从2001年第1期到第6期连续发表的一组关于分析电视节目形态的系列论文,这也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的朱羽君、殷乐的课题《对电视的生命感悟》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对电视的生命感悟》是作者对电视在人类媒介发展中的动态展望。这一系列论文包括:《减压阀:电视娱乐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一》;《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二》;《信息社会的活跃时空:电视新闻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三》;《寰球同此凉热:新闻现场直播——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四》;《声音的汇聚:电视评论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五》;《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六》。这一系列文章对当时我国国内存在的每一种节目形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当时算是对电视节目形态最系统的研究。

2001年之后国内学者才正式开始关注电视节目形态,这方面的研究也才逐渐展开。不过从论文的数量来看,对节目形态的研究力度远不及其他的研究领域。在CNKI数据库中以“节目形态”为关键字搜索,2000年到2005年之间只有19条记录,2005年到2010年之间有43条记录,2011年有7条记录。

国内学者对电视节目形态的界定目前尚无定论,见诸有关著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电视节目形态“是指与电视内容相对应的电视节目表现形式”①

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节目形态研究的早期,将电视节目类型和节目形态混为一谈,如张卓:《在变革中前行——从电视节目形态看我国传媒角色的变迁》;王彩平:《电视节目形态创新方式探究》;李杰:《台湾综艺节目形态》等。

2、电视节目形态是指节目组合形式

这方面的研究如:程德安在他的论文《媒介知识产权》中认为,“节目形态就是节目的主要安排形式”;吴国跃、钱毅君在论文《节目形态与创新》中提出,“节目形态就是节目的框架形式,或者说就是节目构成要素的组合规律”;杨莉在她的硕士论文《论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中提出,“电视节目形态,是指与电视节目内容相对应的电视节目表现形式。

3、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设计模板

这种观点认为,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形式的自然延伸和个性化拓展,即由电视节目的形式、内容、气质和神韵构成的电视节目设计模板。不同的电视节目元素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电视节目形态。

孙宝国在其论文《关于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中提出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形式的自然延伸和个性化拓展, 即由电视节目的形式、内容、气质和神韵构成的电视节目设计模板。陈芳的论文《论近年来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特征》,认为“各种综艺元素有机融合、巧妙混搭,其形态和功能日趋多元丰富”。

刘娟的论文《三网融合背景下电视节目形态的转变》延续了陈宝国的观点,并认为,“电视节目形态”,不只是广播电视系统中的电视节目形态,也指网络电视和手机电视,以及在各种新媒体上所衍发出的类似的影像节目,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节目形态②。张建敏、邹定宾在《电视节目形态的现实创新:意义、模式与问题》中认为,电视节目形态就是电视节目样式,它是一个诸多元素的综合体。③

近年来关于节目形态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种或某个特定节目的形态的研究;另一种多是对节目形态的创新研究。

对特定节目的形态研究是近年来节目形态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是以某一个性鲜明的电视节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元素的分析,归纳出这一类节目的节目形态。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汤铭明:《非诚勿扰节目形态的传播学思考》;林丽婷、蔡泽标:《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形态分析》;刘琳:《论“真实电视”的节目形态》等等。

关于节目形态的创新研究是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这类研究多是将“元素”的概念引入其中。通过对元素的重组与创新,创作出更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张建敏、邹定宾:《电视节目形态的现实创新:意义、模式与问题》;高红英,李萍,刘伟:《电视节目形态创新之思考》;夏琦:《论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模式创新》;高晓莉其构成:《我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形态创新》等等。

综上所述,电视媒介通过各种节目形态来呈现其自身独特的传播方式。国内对于电视节目形态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也较少。电视节目形态及其元素构成问题,在目前电视研究中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从节目分类、节目类型、程式模板、元素等多重角度和侧面,众多研究者思考电视及电视节目形态的本质,追究节目形态意义的建立和传达,不同方向和合理性的观点互相争鸣,为当前电视节目形态的多样化和创新实践指出了种种可能的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①王彩平,《电视节目形态创新方式探究》,《南方电视学刊》,2005(4)

②刘娟,《三网融合背景下电视节目形态的转变》,《新闻世界》,2011(8)

篇9

组织了应用经济学、理论、新闻传播学、历史学、建筑学、土木工程等6个学科参加全国一级学科评估和体育硕士、艺术硕士、翻译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等4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工作，对于找准学科的优势和差距，推动学科自主建设，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初步建立了博士生导师库，分析了近三年新增博士生导师学术状况，全面总结了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为进一步改进学校博士生导师工作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加强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严格执行博士论文的双盲评阅制度和答辩材料的形式审核制度，严格执行硕士论文抽查制度，强化了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保障了学位授予质量。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加强了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的改革，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新增博士生导师25名，新增硕士生导师75人，形成了一支与学校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相匹配、整体学术实力较强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完成了新一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和职业型科学硕士学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的论证工作，积极推进了学校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的改革。

健全完善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过程保障体系，增加了257门研究生学位课程的统一排课，开展了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教学检查，处理了两起教学事故，实行了网上排课、制定培养计划和选课等系统化管理，进一步促进了研究生培养管理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全面推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改变了旧的研究生分类，施行了完全学分制，健全完善了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导师资助制和新型的研究生奖学助学，研究生基本奖学金覆盖75%博士生和70%的硕士生，优秀博士生在学期间获得的最高奖学助学金可达10万元。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引起了省内外新闻媒体的热烈反响，在省内几家大报的重要版面或头版头条、经视卫视台的黄金时段均有报道,中国教育报》、新华社和新浪网等纷纷刊载了专题新闻。

三、研究生招生工作

进一步完善招生工作制度，健全与完善了我校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形成研究生招生报名、初试、复试和录取各个关键环节的程序保障，促进了我校招生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为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招生工作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进一步加强了学校标准化保密室、考场和考点的规范化建设，建设了高标准的研究生考试保密室，配置了先进的保密技术防范设施，为保障研究生入学考试安全提供了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

加大了推免生复试权重，革新了特殊人才选拔机制，开辟了校内跨学科、跨学院交流的通道，促进了学校推免生工作机制的创新。学校推免生工作机制创新的基本做法在今年《教育部简报》第79期专题刊载，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并向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

四、综合管理工作

根据学校统一部署，开展了新一轮研究生院管理岗位的聘任工作，对部门结构和岗位职责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生院管理职能，优化了管理队伍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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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中文翻译的问题

模糊痕迹理论观照下的释意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研究不能“单打一”

控制结构的研究现状、问题和前景

汉语副词和形容词的程度语义研究

“汉语为非格标语言说”献疑

汉语“自己”语链照应机制研究

叙述与见证:多克特罗的历史写作

模糊回指的体现形式与语篇功能

论“幸福”非“日本造的汉语”词

地域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奥巴马竞选获胜演讲归一性和情态分析

《夜色温柔》中的父亲伦理叙事

口译语料库的编码与标记:以SIDB为例

《构式语法及其在英语中的应用》述介

外语课堂教学三构件内联建模及例析

对康拉德小说中复仇现象的伦理学解读

场所编码的凸显层级:认知语法视角

钱冠连的反合论思想分析及其意义

情感动词语义成分在其句法运作中的投射

俄语语流重音层级体系和语调结构体系对比研究

唐宋元诗歌韵律式情感意义的态度系统分析

布伊尔新著《“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述评

双向阐释:苏州大学“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作者死了”“译者死了”与翻译批评乱象

从幽默话语的使用看英语教师语用能力的培养

扎根理论研究法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英语专业本科生军事英语词汇习得调查研究

语篇隐喻体现形式探究——英语小句省略

话语意义建构视域下的汉语条件句语义新探

汉语动词性成语带宾语情况的考察与分析

文学的多元化与国际化:美国现代主义思潮评析

永恒的纪念——写在许国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农业类硕士论文英语摘要的时态特征及教学启示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研究

中国诗歌英译语言特征探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翻译与现代汉语对比类话语标记使用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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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画书译者的基本素养——以多部引进版图画书为例

现代汉语“被”字句语义特征和结构容量的演化:语言接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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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院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

1.医学生的媒体使用主要是为了满足休闲娱乐需要申正付等人对安徽四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在校医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医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放松身心和聊天，医学生在满足自身休闲娱乐需要的同时，媒介对他们的“精神麻醉”所带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2.媒体负面形象对医学生的消极影响较重作为今后治病救人的“天使”，医生需要在大学时代不断形成时代担当的责任感、乐于奉献的历史感、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使命感。然而当下媒体对医患矛盾的不实报道以及报道之后缺乏事后正能量的宣传和教育，导致医学生对今后的医生职业产生恐惧感。“由于相关教育的缺失，其网络媒介素养储备已经滞后于网络媒介的普及和发展速度，不仅会造成网络媒介的负面作用凸显，也会使作为‘社会公器’的网络媒介的社会形象持续走低。”这呼唤高等医学教育重视医学生的媒介素养问题，让学生拥有明辨是非、增强社会理性的能力。3.频繁接触新媒体，但缺乏伦理道德诉求调查显示，每天上网1个小时以上的医学生占90%左右，网络论坛、网络通讯、网络游戏、收发邮件等都体现出医学生对网络媒体的强烈认同。但有些情况使人担忧，曾有通宵上网玩游戏的经历的医学生占52%，承认自己有网瘾的占16%;另外学生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也非常大，甚至将网上的不良行为带到网下，触碰社会道德底线，违公德，人生目标模糊，丧志。

二、确立实践支点，构建教师科研、学生实践、教学改革的立体教育模式

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人文素质教研室从事媒体研究的教师多名，都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一位老师拥有在国内著名大学从事传播学博士后的研究经历，可以说，教研室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力量满足了需求。不过，凝聚教师队伍、强化师资力量又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打造好师资队伍之后，是从事科研还是从事教学改革的问题困扰着很多教师。事实上，从事科研与从事教学改革两者之间并非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处理得恰到好处，会实现教学相长的意外效果。仅就当下教学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而言，教学相长一词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传统的教与学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二是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相互补充与互动。我们在积极推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将科研转换于教学、将教学改革服务于科研，中间环节就是实践。实践是纽带，是连接不同方面的环节，通过师生的共同实践，以学生为基点，带动科研和教学，从而将成果反哺于学生。具体做法如下:1.将教师科研作为服务医学生教育教学的重要依托和支撑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不唯书、不唯上的精神，教师成立多个指导小组，协助学生进行独立问卷调查，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研究成果。例如，调查报告《新媒体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行为的影响:基于四川南充市的调查》主要调查了新媒体下当代大学的人际交往行为，通过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来测量、了解大学的人际交往行为的发展现状和一般影响因素;客观地用4个维度因子来评价大学生的交往困惑，为进一步促进高校大学生健康成长，建立健康的交往行为提供科学的依据。这一成果不仅是学生了解自身媒介素养的过程，而且作为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篇论文的调查数据被樊九思的硕士论文《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学习生活习惯研究》所引用。教师只有了解学生的媒体状况，尤其是运用新媒体的行为和心理，才能够准确把握传统教学内容与新媒体传播新知识之间的关系，从而较为精准地开辟出医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新路径来。2.以学生为主体，带领学生深入基层进行媒介素养的调查实践活动这些调查是将教师的科研课题分解为学生科研题目，由学生完成，目的在于在科研过程中积极实践，在实践中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媒介素养状况，从而训练学生的媒介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本次系列调查是以川北医学院2016年度开放性实验项目“四川基层健康传播现状的调查实训”为依托，搭建实践平台，大胆放手，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调查队伍。学生在实践调查过程中，思考媒介素养问题，形成了系列调查报告以及科研论文。诸如《中国甘肃网的健康传播状况调查》(《社区医学杂志》2015年第22期)、《西昌市药品广告对购药行为影响的调查》(《中国医药导报》2015年第12期)、《四川省二甲以上医院官方微博的宣传管理的调查分析》(《中外企业家》2015年第23期)、《医药广告健康知识传播研究:基于华西都市报的调查》(《社区医学杂志》2015年第23期)、《医院官方微博宣传现状调查:以四川省二甲以上医院为例》(《生物技术世界》2015年第8期)。这些具体成果均是将科研与教改相结合，教师设计题目和调查思路，学生全程参与，全面主导和参与数据调查、社会实践以及书本知识向社会服务方面的转化。实践证明，学生立足教师科研，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是行之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方式，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上文提及了当下医学生媒介素养主要以传统教育方式进行，依赖于课堂的知识灌输和间接感受，缺少亲身体验和感悟。但学生的实践弥补了这一不足，将课堂延伸到了课下，学生带着疑惑，以实践方式调查基层老百姓的媒介素养状况。医学生不仅亲身感受了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基层老百姓的接触反观自身的媒介素养状况，从而实现了学生动态学习的效果。同时也让学生认识到，媒介不仅仅具有满足自身需要的特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借助媒介改变周围的人乃至社会。可以说，学生实践活动的这一支点解决了医学生如何提升媒介素养的教育问题，也解决了医学生如何在课堂上学习媒介素养知识的问题，以及教师教改与科研的矛盾。3.改革和完善医学课程体系，加强健康传播的课堂教学以上成果均是学生全程参与完成的，在调查中学生充分考察了媒体与老百姓健康素养的关系，从而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弥补了医学教育对健康传播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健康传播对课堂教学而言，它是能够有效地将医学知识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实现最佳结合的一门学科，同时这门学科也适应了医学教育模式由生物医学转向社会医学的内在需要。然而，纵观医学课程教育体系，健康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缺席”了。护理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都没有将健康传播学科纳入体系之中，侧重点依然强调媒介对健康知识的传递作用，没有看到媒介对健康传播的作用。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人文素质教研室积极申报川北医学院开放性实验项目“四川省基层健康传播现状的调查实训”，进一步为学生搭建实践平台，开辟第二课堂，吸纳各个专业学生参与进来。目前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医学影像学专业、麻醉学专业、口腔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共计86人参与进来，培训人数达174人次，开设《健康传播的今生与来世》学术讲座2场次。另外，以人文素质教研室为主体，联合预防医学系和护理系，面向全校各专业拟开设健康传播学课程的公选课，让学生获得健康传播的理论学习和思考。

三、医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展望

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寻找实践基点，将教师科研、学生实践与教学改革三者融合起来，以学生的媒介实践为支点，带动科研与教改，本文称之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学生的媒介实践，科研与教改分别是“两翼”，这是川北医学院实践活动提炼出来的有益尝试。这种尝试弥补了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单一模式。一方面，将教学改革与学生实践双向结合、深度融合。教改不是教师一人行为，而是与学生双向互动，最终提升教学效果的活动;教师科研同样可以从学生实践中获得新材料;学生素养在教学与科研的反哺中获得提升，并且转化为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以点带面，拓展教学成果的收益面。本文提出的科研、教改与教学实现的互融互动效果是学生和教师集体劳动的结晶。通过以上措施，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有了依托，教改活动有了实质基础，科研也获得了实践养分。尤其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再消极被动接受教育，而是以主人翁姿态思考和实践媒体素养。例如，口腔医学系学生聂娟、樊琴、郭晏汝等将其实践成果《四川省二甲以上医院官方微博的宣传管理的调查分析》《医院官方微博宣传现状调查》两篇调查报告上报参与第十四届四川省大学生“挑战杯”比赛，获得二等奖的好成绩，实践活动得到了新的延续。临床医学系学生高兵、罗阳、李淑婷等以《成都市社区居民健康素养与健康传播的关联性分析:以慢性病为例》为题，积极参加“青年中国行”2016年度的暑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比赛。学生获得更大实践平台的愿望自发而生。尽管我们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医学生的媒介素养在互动过程中也实现了理想的教育目标，然而也存在很多不足。例如，除了健康传播之外，还应该多挖掘能够担负起医学知识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重任的课程或知识载体，从而建立多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形式。又如，如何在医学生临床实习阶段，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活动贯穿始终，改变媒介实践活动中大一、大二学生偏多，大三、大四学生偏少的状况，使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化。再如，需要开拓多种方式将学生的调查实践成果进行转化。一是向科研成果转化;二是为社区乃至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三是积极协助参与社会成果的转化，服务百姓;四是将学生的成果通过多种形式在校园进行宣传，提升学生的自豪感、价值存在感。医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永远在路上而没有终点的工程，我们的努力和探索也没有终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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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最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学术作品参考文献的著录正是基于对原作者的著作权保护行为，也是作者学术严谨的体现，同时更是文献检索和学术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规范、标准地著录参考文献至关重要，而参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无疑是严谨著录参考文献最有效的办法。另外，由于该著录规则在设置上尽可能与国际标准一致，严格按照此标准著录参考文献还便于国际间共享文献信息资源。

本文所称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即《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为参考文献著录最权威的参考标准。但在实际使用中，其存在的要素缺失等问题不利于直观评价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情况，因此本文借笔者多年从事图书出版及专著类图书编辑加工的经验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以期为该标准的后续修订、完善工作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使用者更好地运用该规则提出一些注意事项。本文最终及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让《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得到更好、更充分、更严谨的使用。

一、参考文献补充要素建议

1.著作方式

根据《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4.1“专著”中的要求，此类作品并不需要加著作方式，但在实际著录中，不加著作方式会影响文献权威性的评价。

示例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示例2：赵建国.传播学教程[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示例中的两部著作书名一样，但示例1的著作方式是“著”，示例2的著作方式是“主编”，学术价值和权威性有明显差别。因此，同样引自《传播学教程》，不同版本体现的是作者学术考究严谨程度的不同。但这一评判只有在参考文献中体现了著作方式才能体现，所以建议《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在修订时能加入此著录项目。

2.学位论文级别

学位论文的著录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并未专项介绍，但在其附录A.4中可以找到参考。格式如下：

示例1：李纪岩.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

示例2：范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D].成都：西华大学，2013.

以上两例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具有较高的重合性，但示例1是博士论文，示例2是硕士论文，其在研究系统性、深度上有显著差异。论文级别信息的缺失会使阅读者无法直观判断引用内容的参考价值，因此建议《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在修订时能加入此著录项目。

3.作者国籍、朝代

加上作者国籍、朝代是为了避免不同国家、不同朝代存在的重名现象使阅读者产生混淆。这一点很多作者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会主动加上，只是由于缺少明确的要求，格式难免混乱。笔者参考了一些相关标准，对作者国籍、朝代的标注提出如下建议：

（1）国籍仅限于标注国外文献著者；朝代仅限于标注中国古代文献著者。

（2）所有标注均在参考文献著者项前加括号列出。

（3）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中4.9.3.2，标示作者国籍或所属朝代时，可用方括号或六角括号。

示例1：[美]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示例2：〔明〕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二、标准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1.欧美著者姓名的大写问题

这是在标准著录参考文献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8.1.1中要求，欧美著者的名可以用缩写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举例来说，Albert Einstein 在参考文献的著者项中可列为EINSTEIN A。在实际的写作中，很少有作者了解这一点。

2.连续出版物不区分卷、期问题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4.3.2中明确规定，连续出版物题名信息后是“年，卷（期）”，如“2012，18（5）”表示文章刊载于某连续出版物2012年总18卷第5期。但很多作者著录参考文献时在卷、期上比较随意，或省略卷号，直接标注为“2012，5”，或省略括号为“2012，18，5”，这样一来，阅读者便很难准确理解标注内容。

3.析出文献标注不完整

析出文献的标注可以使阅读者准确定位文献出处，尤其是很多专著、论文集、汇编等，采用析出文献标注的方式能使引用文件和源文件，令人一目了然。但现实参考文献著录中，却很少有作者使用析出文献，一则不了解这种标注方法，二则觉得麻烦。这都是不规范的做法。

4.关于文献类型标志的一些问题

根据《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所有类型文献的著录项目中都包含文献类型标志项，所以作者只有准确适用文献类型标志，阅读者才能准确判断文献类型。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以下问题：

（1）出版社出版的文献类型都是图书（M）。这显然是武断的，因为出版社的出版物也有可能是会议论文集（C）、报告（R）、汇编（G）或者学位论文（D）等，要根据出版物的实际内容来确定。

（2）网上引用的资料都是电子公告（EB/OL）。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也有可能是上传到网络上的期刊（J/OL）、图书（M/OL）、报告（R/OL）等，要视资料或文献的具体内容而定。

三、其他建议

1.文中参考文献注释规则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只针对文后参考文献，而对文中注释涉及参考文献的并没有专门的标准。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作者随意标注的现象，比如引文和注释混杂，某些使用频率较高的文献反复出现，导致一些页面脚注比正文篇幅还多。

根据国标《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2006）中5.3.5引文标注的要求：“论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遵照GB/T 7714-2005，可采用顺序编码制”。由此笔者建议，文中涉及引文可以统一列为文后参考文献，并适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相关要求。而文中只保留说明性注释，以文中编号加脚注的方式表现。

示例1（引用单篇文献的顺序编码值）：莫拉德对稳定区的节理格式的研究[255]……

示例2（引用多篇文献的顺序编码值）：莫拉德对稳定区的节理格式的研究[255-256]……

这样做可以使正文内容更简练，不至于被注释内容喧宾夺主；也使文中资料来源著录更规范，更易于被检索，也更能体现参考文献的学术价值。

2.一些与本标准相关的更新

很多标准之间涉及重复内容一般会直接将相关项目链接到另外的标准上。比如，《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7713-87）中6.7“参考文献表”的内容就是“按照GB 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规定执行”。这本是最简洁明了的做法，但事实上由于GB 7713-87在1987年被批准后一直未更新，导致其涉及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也未能及时更新为2005年并实施的最新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也因此，其很可能误导使用《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7713-87）的著者，使其不能正确著录参考文献。同样的情况还可见于《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GB/T 3179-92）之9“参考文献表”，并且其附录A的参考文献标注和著录示例也与GB/T 7714-2005有较大差异。

因此，及时对相关联标准进行最新标准的更新很有必要。换言之，笔者建议相关标准制定机构应参考法律法规的做法，如果不能及时出版最新版本的标准，也应及时修订版等版本，以免误导标准的使用者。

严格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标准著录参考文献对于学术出版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但如何才能在学术界实现这一要求，这就要求出版社、期刊社、网络数据库等学术、出版平台能明确列出规范，使作者在投稿之前或写作之初即能按照著录规则修改参考文献，而不是在投稿之后依赖编辑进行修改。因为这样不仅不能培养作者的写作习惯，而且编辑对作者所列参考文献了解有限，难免在遇到要素残缺、内容重复等情况时对稿件所作的修改会脱离作者原意。

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公开的出版平台如出版社、期刊社等因为有上级管理机构的严格审查，基本可以做到严格参考文献著录规范。但一些学术管理机构由于缺少对著录形式进行审查的机构，也就没有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自然也没有以国家标准为准绳要求作者。如学位论文，作者首先要以所在高校制定的写作规范为标准，如果学校的标准和国家标准不一致，也只能以学校的标准为先，否则可能导致无法毕业。

所以，严格执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关键在于学术或出版管理机构能认清参考文献标准著录的重要性，以此严格要求所辖的内容或出版，最终在业界形成一种标准的写作规范或写作习惯。

（邹 蕊，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