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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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旅游文化具有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和时空差异性；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经济、旅游管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巨大作用。

1.文化和旅游的概念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ett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心理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地学、旅游教育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

文化。对旅游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环境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经济，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与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现状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与资源开发的匹配现状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特别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当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在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等方面转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个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武汉城市圈，三峡与神农架、武当山，武当山与三国、钟祥明显陵，以及鄂东地区，或以都市度假旅游为概念，或以一江两山（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为标榜，或以世界遗产、红色旅游为主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要下功夫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重点开发有关生态文化、健康娱乐、度假休闲、会务和商务型旅游产品，以及独具楚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4.4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船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潢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楼同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加大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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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篇3

在对文化作如上三种划分之后，我认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遵循以下五项原则，实施六大战略。

一、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遵循的原则

1．两个效益原则。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及其意识形态性特质，决定了文化发展不能只讲经济利益，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放弃社会效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必须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因此，可对文化层面、文化行业、文化品种进行分类，实行分级管理，对意识形态性不强的娱乐产业放开，对思想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产品加以有效管理和引导。

2．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在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地方及民族文化资源配置、文化与经济整合过程中，都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有序有利有节制地开发文化资源，树立生态文化、生态哲学思想，不能搞“文化”，一哄而起，重文化形式、表层现象而轻文化内涵、轻文化品质、轻文化精神，如果使文化仅仅成为一种点缀和摆设，必将最终损害文化，成为空洞和虚假的伪文化。

3．突出特色原则。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战略的根本命题。什么是中国特色文化?儒学、道学、佛学、多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革命文化等，都属中国文化的范畴，但我以为根本的是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不能平均用力、四平八稳地发展，而应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寻找中国文化发展的比较优势，包括地域文化特色、民俗风情特色、旅游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特色、体育竞技特色等。只有突出特色，才能有所突破，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市场导向原则。文化产业无疑要以市场需求和导向为原则，这里的市场不仅指国内文化市场，也包括世界文化市场。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现有文化市场需求，不断推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更要研究文化消费心理趋势，研究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所带来的新的文化消费走势，研究在文化产品中如何潜移默化地渗透民族文化精神，研发新的文化产品，培养、引导、提升文化消费者的审美意识、民族意识、思想道德意识。我强调市场导向是针对文化产业这一块讲的，对文化事业很难以市场导向来要求，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

5．系统开发原则。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甚至渗透融合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文化内涵是异彩纷呈、多样形态的，必须在宏观视野、系统整合中研究文化形态、文化样式、文化符号、文化意味、文化价值，研究文化精神的关联性、互动性、整体性、系统性，绝不能孤立地狭隘地开发某一文化形态，造成文化短视和文化扁平化。各文化产业之间、文化事业之间、文化产业与信息业之间、加工业服务业等众多产业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只有整合联动，才能形成文化强势，而且也只有产业联动、系统开发，才可能在交叉渗透、相互关联中催生新的产业品种、新的产业链，使文化的创造力、知识力、想像力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几个方面

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是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战略与战术的辩证研究与谋略。我以为，在全球化的广阔现实背景和数千年历史文明的深厚传统观照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整体跃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宏观系统地探寻：

1．优先发展战略。这是相对其他产业来说。我们对文化尤其是文化产业的认识曾比较模糊，一直觉得文化是虚的、软的，经济才是实的、硬的，没有把文化及文化产业纳入市场经济思维视野，文化发展就相对滞后，文化产业近几年才起步，而发达国家却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产业研发体系。因此，我们在国民经济产业群中应确立优先发展文化产业战略，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确保文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跃升发展战略。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虽然逐年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要尽快缩短这种差距的根本途径就是加速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资源在世界各国最为丰富，中国人的智慧力、想像力、创造力与发达国家的人们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出色，如果我们加快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就能跃升飞腾，超越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一下走在世界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前列，这一点是其他产业包括制造、加工、汽车、冶金、机械、矿业、食品等传统产业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然战略选择。

3．优势发展战略。这是“突出特色原则”的战略体现。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相比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中国多民族文化多地域文化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列出一张分门别类的比较清单，作出理性的判断。只有通过反复比较，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不同、自己的优势所在，才能把功夫和精力用在优势上。共性的、一般的、平庸的文化缓行发展，个性的、特殊的、优长的文化大力推进。同时，应考虑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尤其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中，文化的优劣势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中是可以转化的，一时的优势可能会变成将来的劣势，暂时的劣势也可能变成明天的优势。如何因势利导，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哲学命题和实践课题。

篇4

当前，地方高校在引领区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形式化。地方高校引领区域文化发展，毫无争议是高校职能的应有之义，是其提升办学实力和赢得支持、提升影响的重要途径。基于这样的共识，当下的地方高校积极坚持走贴近地方、服务地方的办学之路，大力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文化合作与研究，在区域文化传承、发展、引领等方面做文章，想方设法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签订文化合作协议。但是，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需要漫长的实践。因此，地方高校更乐于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下功夫，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存在形式化的倾向，导致地方高校引领区域文化发展只停留在“签协议”层面上，存在摆样子、装面子、搞花架子等现象，没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理念化。“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脱节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教师和科研人员缺乏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关注。”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不少高校仅仅停留在理论化阶段、停留在办学理念阶段，出台了相关文化建设意见、纲要后，没有跟进的督查、监控、评估等措施，导致推进效果不佳。另一方面，高校以及科研人员与区域互动不够。研究成果是有理论高度，但与区域文化发展实际“不符”，导致引领区域文化建设作用不明显，从而影响了地方高校引领区域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3．功利化。功利化是高校办学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影响着高校的内涵建设。一方面，高校需要加强内涵建设，需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创新举措，在“自我”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高校要兼顾社会需求，在“他我”中策应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受市场化、行政化等因素影响，大学特别是地方高校办学行为中功利化现象十分严重”。比如，在“2011计划”实施以来，不少地方高校都联合成立了区域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博取地方的支持。但是，后期推进工作跟不上，存在“风声大雨点小”的现象。

二、地方高校引领区域文化发展的反思

地方高校为了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作用，更好地引领区域文化发展，需要进行反思，努力在强化观念、改进方式、突破机制、重视实效等方面下功夫。

1．观念上需要强化。“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先进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变革前进的动力。”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的办学理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高校“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办学理念，找到学校特色发展之路”。当前的形势下，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不断推进，地方高校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努力在引领区域文化上出实招、办实事。第一，要强化顶层设计。对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是高校进行有效管理、提升办学质量的现实路径。第二，要突出文化服务功能。地方高校应该将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努力把自身打造成区域的文化高地，以引领、辐射和服务区域文化建设。第三，要建立长效机制。文化传承和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地方高校引领区域文化发展应该着力建设长效机制，从学科、团队、组织、资金、平台等方面提供保障，强化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稳定性、延续性。

2．方式上需要改进。当今的社会，已是一个合作、共赢的社会。地方高校在引领、服务区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方式，加强校校、校所、校地、校企等合作，坚持走协同创新之路，突破各自为战。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方高校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地方高校而言，一方面，应该整合校内人才、科研、平台等资源，实现校内的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应该大胆走出校门，加强与其他单位的合作，着力提升协同创新的水平，从而更好地引领区域文化发展。这是地方高校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此，地方高校应该做到：第一，要合力打造文化科研团队。人才是第一资源。地方高校应该根据文化建设和研究的需要，放眼全校、所驻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将具有文化研究专长的学者、专家汇聚到一起，组建较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团队。第二，要合力组建独特的文化研究平台。区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独特性特征。地方高校要针对区域文化的这些特征，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合力组建具有独特的文化研究平台。第三，要合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项目研究。地方高校应该根据区域现状，加强文化项目研究，并通过文化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篇5

湿地被人们称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物种的基因库”和“文明的发源地”。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湿地在保护物种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湿地由于其存在的独特性，生活在湿地的人们创造了具有独特性质的湿地文化。

一、湿地文化的内涵

目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湿地概念是《湿地公约》提出的：“湿地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海域。”

到目前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已有两百多种。文化的概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笔者认为湿地文化是文化的分支，因此也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定义。广义的湿地文化指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以湿地为中心活动场所，人类所创造的所有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湿地文化则可以指人类所创造和传承的湿地精神文明。

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从文化结构角度的划分比较复杂。因为学者们关于文化结构本身的划分方法不一致。主要有二层次说，三层次说和四层次说，我个人比较赞同四层次说，即将湿地文化结构体系划分为：湿地物质文化、湿地制度文化、湿地行为文化、湿地精神文化这四个层面。这四个部分既相对独立亦相辅相成，构成了湿地文化的有机整体。湿地物质文化是湿地文化的物质基础，它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与湿地的物质关系，它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稳定的因素；湿地制度文化是在湿地物质文化的基础上，由人类创造的各种规章制度，例如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它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具权威的要素；湿地行为文化是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约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例如习俗、习惯、民俗、礼仪等方面，它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具民族特性和地域性的要素；湿地精神文化是生活在湿地环境中的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认知模式，精神文化是湿地文化结构体系中最深刻、最具创造性的要素。

二、湿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湿地文化具有生态特征。湿地文化的生态特征是湿地文化最显著特征。湿地的生产功能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并且具有协调人地关系功能。湿地所提供的生产功能、净化水源、改善水质、调蓄洪峰、保护生物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等功能，以及维持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稳定的服务功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湿地文化具有人文特征。湿地文化的人文特征是指以湿地为生存载体所体现的人类精神文化。具有人文特征的湿地，已不是一般物质的概念，此时的湿地已经植入了人类精神文明。湿地的人文精神在从古至今的文化作品中均有体现，如我国古代的诗歌、绘画中，现代的学艺和影视作品中，均有体现。如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湿地已经深深的留下了人类的印记。

（三）湿地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湿地文化的民族特征，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湿地生存环境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印记，如宗教、风俗、习惯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使该地区的文化具有民族特征。

（四）湿地文化的地域性。湿地的类型多样，在不同的地域分布不同的湿地类型，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从而使不同地域产生了具有差异地域湿地文化。湿地文化的地域特征主要体现了这一地域的地理和气候的特征。

三、湿地文化的潜在价值

内涵丰富的湿地文化潜在价值不仅表现生态文化价值方面，还具有社会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方面。

（一）生态文化价值。湿地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节功能主要体现在调节水循环、大气循环、生物循环等方面。尤其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水循环方面可以清除水生态系统中的有毒物质，被誉为“地球之肾”。在大气循环方面，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与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调节大气组成成分的作用，不仅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还能起到净化空气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在生物循环方面，湿地具有复杂植物群落和丛草的沼泽环境，因其最佳的生态处境吸引了大量鸟类等其他动物选择某一湿地作为栖息地或是繁衍后代的最佳场所。

（二）社会文化价值。种类繁多的旅游资源使得人们出门游玩的选择也变得多元化，可以选择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也可以选择清新舒畅的海滨度假区。当然，随着近些年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湿地文化也成为众多传统旅游资源中一个新兴元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走进湿地，感受湿地独具魅丽的湿地文化。

（三）科学文化研究价值。湿地文化遗产凝聚了古人类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生产、科技及自然历史演替，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结合高新技术对湿地环境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做到对环境机制的演化作出分析，同时还可以建立完备环境的监管体系，及时发现及时治理，对生态环境本身以及该系统下的生物都是一种保护。

总之，湿地文化的发展并非单纯的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只有建立在对湿地整体价值的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以独特的视角分析问题，对文化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刘青松.湿地与湿地保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篇6

出版和教育是一对“孪生子”。出版从诞生那一天起，无论是古代出版还是现代出版，就与学校和教育密不可分，至今如此。对于文化而言，教育是手段和过程，文化则是教育的结果。

1 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宗旨是培养人性

这一点在人类早期文明中可以找到其根据和根源。苏美尔人留下的楔形文字原始文献表明，其学校的最高宗旨是培养人性。这一教育思想被后世所继承。

2 人性的本质特征是文化

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性的东西，也是人类一个群体和一个个人区别于其他群体和个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人类的根本符号是文化。文化构成了识别个人、识别民族的符号标志。人没有了，精神可以永存；文化没有了，民族不复存在。文化是个人和群体的最本质的特征。

3 文化的核心是世界观和价值观

“文”字应该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它是以人为核心的，是人所特有的{其二，它所表达的是向善、向美的东西。“化”字可以理解为两个人对面而立相互比照，互相以对方为镜子，来学习和吸收对方好的东西。所以“文”和“化”加在一起，就是用美好的东西来感化人和教化人。西方的“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友善、和谐共处的关系。无论汉字中“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英文中“文化”（culture）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都高度地上升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

文化发展出版当先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首先是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出版业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必然起到先锋作用，这是由出版业的特性和规律决定的。

1 出版把握着文化产业内容的源头

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内容构成了文化产业一切产品形式的核心价值。图书出版几乎是所有文化产品形式中最初始化的形态。

2 出版：另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中国有句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去行万里路，即通过参与社会和生产活动获得教益，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产生自己的力量。所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并行的。

发展文化的根本任务是树立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书的内容是为其所传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服务的，其所传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才是核心。这不仅是出版产业的规律，还成为整个文化产业的规律。出版导向要符合出版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离不开出版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出版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3 “走出去”的真正内涵在于让思想“走出去”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让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让中国的学术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尊严和享有应有的一席之地。

内容价值最大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内容在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内容就是市场

强调内容为王，就是强调市场为王。内容是出版和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价值。内容的思想性最终体现为价值观，所以内容是为价值观服务的，或者说是价值观的载体。

2 内容创新是延续生命的法宝

内容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反映时代精神，哪怕是“历史资料”也不要忘记其现实或时代价值。如果说内容是我们的生命线，内容创新就是延续生命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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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存在的主要劳动力就是青年人，这些人作为主要的群体承担着整个家庭的全部的经营责任，同时由于自身年龄上的年轻化状态，所以也自然成为了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主要群体，而这些青年人其自身存在的独立自主意识变得越来越强，愿意主动参与文化，尽最大可能去改变农村中存在的落后发展状态，所以想要保证农村群众文化发展可以将青年人纳入到主要的群体建设中，通过相对广义的科技文化知识来进一步促进青年人对于文化的感受。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各级乡镇政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三下乡活动，主要涉及到科技、文化以及卫生方面，这样农村中的男青年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专业型人才，而农村女青年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培养其自身的艺术文化素养以及水平，最终实现农村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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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新的文化体制下，很多戏剧团体都会走下舞台，深入到普通的群众中去，但是，政府在对群众戏曲文化的支持是不可以撤销掉的，要在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方式去支撑民族的产业，保证它不会随着社会的复杂变得没落。

1、我觉得政府对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财力的支持，首先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去鼓励重点剧目的排练，并且确保能够满足戏曲人的需要，让他们能够走下舞台，深入到普通的群众中去演出，比如可以走到农村中去，打造出一个农村戏曲市场，并且能够紧紧围绕党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政府的支持创造出许多高质量的戏曲剧目，赢得更多的群众，将群众戏曲文化发扬广大。

2、另外，政府要鼓励剧团进群众，在票价上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种，除了将票价降低之外，还可以进行定场补贴免费进群众中演出，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看到优秀的戏曲文化，将文化成果共享，并且能够让新时期的群众戏曲文化蓬勃发展。

3、政府也可以在各项政策上对群众戏曲文化进行支持。比如，鼓励各个戏曲文化场所完善各项政策，对剧团和排练人员提供一定的场地，并且对在演出中表现好的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政府可组织业余的戏剧团和专业的戏剧团进行合作演出，尤其是在政府的演出中，要给业余戏剧团一些机会，让他们发挥群众戏曲文化的作用等等。

二、地方文化对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群众的戏曲文化大多是以具有地方特点的戏曲文化为主，在群众们过了戏瘾，极大的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地方政府对此地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更加容易，比如可以在群众广泛参与戏曲文化的过程中对群众进行健康、科普和技能知识的训练，提高了群众的精神文化水平和一个良好的审美情趣，并且使生活中的健康和科技知识得到广泛的普及。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不仅陶冶了群众的情操，还对社会的教育起到了广泛的带头作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且对我国基层的教育和戏曲文化的发展还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为良好的兴趣爱好——戏曲能够让他们少接触不良的事物，多发现身边的亲情和友情，并且群众的道德文化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等等。

三、良好的群众戏曲文化环境对戏曲文化的发展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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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传承农村传统乡土文化根脉

由世代农民创造、传承的农村传统乡土文化，是流淌在一代又一代农民身上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虽然因历史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转换，农村文化在自身内容和呈现形式上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凝结在农村文化之中的深层内核和文化根基却源远流长。传统乡土文化，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体现了不同时代的风貌，是一个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品牌，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某种程度上，若失去了乡土文化就等于断了农村的“根”，也会断掉一个民族的“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文明产生的原始基础主要是农村，是人类所依附的土地。但在当今，铺天盖地的快餐式外来文化、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掩盖了传统厚重的乡土文化。传统乡土文化置身于这样的境况之中：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生存能力也越来越脆弱，传承发展变得越来越艰难，直接危及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根脉。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依附于土地、生长于农村的丰富乡土文化资源日渐失去自身的生存根基，致使农村文化建设无所依从，出现了许多“盲点”。要拯救和保护传统乡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吸收、融合各种文化资源积淀而成的乡土文化，不管是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还是手工技艺，都是当地劳动群众在长期实践中过滤出来的，其中承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包含着历代劳动群众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对自身理解的经验积累。我们应该像拯救濒临消失的物种一样来拯救已经处濒危状态的乡土文化。从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视野，统筹谋划、科学部署，对重要项目、重要作品、重要技艺，建立科学有效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系统发掘和整理乡土文化。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将现存的各种乡土文化，运用高科技手段通过实物、声音、文字、图像等多种形式保存下来。对民间艺人、传统工艺的传承人，要做为“活文物”进行发展性保护，通过培养乡土文化传人、培育民间习俗来刺激乡土文化的内生，回归乡土文化的本体。要发展和创新传统乡土文化。早在1957年就号召，要“移风易俗，改造国家”［5］（P606）。传统乡土文化做为一种农耕文明的自然生长，在承载着历史和传统、包含着现代文明基因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传统礼俗中的诚敬谦让、和众修身的礼义原则，在当代社会仍然值得提倡，而那些繁缛琐碎的细节、形式则早已不适宜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行为规范，是应该摈弃的。所以对历经岁月磨砺而留存下来的传统礼俗、民风民俗、历史文化，应进行辩证的否定，进行合理的扬弃，需认真辨析，择善而从。各级政府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剔除糟粕，存留精华，为其注入能够相互融合的现代元素，使传统乡土文化不断添加新的生命活力，走上健康传承发展、不断发扬光大的轨道。要努力实现先进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结合。传统乡土文化要保持自身的生命活力，必须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明确知道自身之优劣长短，不断剔除旧有的痼疾，以开放包容的气度，主动接纳现代文明的引领和养分，追随时代进步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将先进文化植入乡土文化的沃土，使传统文化不断实现向现代化的转换，使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具有深厚的精神基础。这里的关键是找到先进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有效结合的链接点，让先进文化的因子像泉水渗入大地一样，浸润农民的日常生活，让先进的价值理念成为乡土文化的内核，并走进农民的内心世界。这尤其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纳入到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引领、推动和发展之中，使其与乡风民俗相对接，与当地文化特色、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相对接，为广大农民接受核心价值理念找到历史依托、奠定实践基础。同时，要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方式，建立一套农民能理解、乐接受的“核心价值观”话语系统，力求与农民的心态、判断和兴趣相接近，让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增强老百姓的认同感。充分利用乡土文化人才，让农民在农村文化大舞台上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唱响主旋律。通过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等途径，挖掘蕴藏在农村的特色文化，促进农村文化的内生增长。

盘活民间文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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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4-0290-01

回溯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技击功能、健身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随着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突显,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对武术发展的路径进行探索,也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在新经济时代,文化与互联网的结合,解决了工业经济时代以传统方式无法处理的诸多问题,文化工作者适应了数字时代的创作方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发展。诸多国家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鼎力扶持和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就业政策导向,使文化产业与就业及其相关政策已经演化为一项国家策略和城市战略,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化立国”战略与“文化城市”建设,即增强国家、区域和地方竞争力的基本策略。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明确了“文化立国”战略,以此促进本国经济的振兴。事实证明,“文化立国”战略的制定为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奠定了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地位,这也为我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表率。

一个民族的最高战略,不是直接提高人们物质生产能力及生活水平的经济战略,不是改变社会权力结构的政治战略,也不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战略及军事战略,而是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实现内在崛起的文化战略。“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的根本。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天然纽带,它以血缘与地缘为依托,将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中国武术作为中国文化在身体文化中的重要载体之一,应该是中国经典文化的代表。我们需要的是浓缩的民族文化精髓,需要的是能够表达民族文化方法的身体文化,而不是“它族”的文化,而中国武术正是这一民族身体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武术未来的文化之路,需要我们对中国武术文化持有一种民族情怀,将之作为民族精神予以承载;需要从文化继承的视角出发,寻找它的文化根基;需要从文化传播的路径出发,探究它的历史走向和逻辑路径;需要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密切结合,成为中国文化重振的“风向标”。

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使得武术界积极向文化靠拢,而不仅仅是单靠体育这条腿来走路,其突出表现便是众多传统武术门类纷纷申请“非遗”,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武术、太极拳(杨式、陈式太极)、邢台梅花拳等6项列为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红拳、八卦掌、形意拳、鹰爪翻子拳、八极拳、心意拳、心意六合拳、五祖拳、查拳、螳螂拳、苌家拳、岳家拳、蔡李佛拳等14项传统武术门类列为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态势来看,必将会有更多的传统武术门类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此外,众多以武术为载体的纪念馆先后投入使用,如2001年1月在广东佛山落成的黄飞鸿纪念馆、2008年11月在广东顺德落成的李小龙纪念馆以及在广东佛山罗村兴建的叶问纪念馆等,除了供人瞻仰、凭吊古人以外,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应在其文化内涵上,如展示古人的武学精神,发扬光大中华武术,传承弘扬勇于开拓、求实创新、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塑造新的“文化风景线”,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可以预见的是,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指引下必将迎来新的春天。3.3产业化是中国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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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包含诸多内容，从文化的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方法、科学精神、科技道德、科学技术体制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占据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为基础产生起来的，或者是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服务的［1］。因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无非是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发生革命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普尔曾对直线式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胆地提出假设，通过证伪，然后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不间断地革命，通过从问题开始，经过试探性理论，又经过批判性检验、排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问题等环节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则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假说相互竞争，但没有一种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常规科学时期，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时期，通过常规研究，不断验证和发展范式，为新观念、新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与范式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当调整范式不能解决反常的问题时便出现危机，这时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质疑，科学革命从此开始。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虽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们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积累，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积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按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领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也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之间会发生相互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不仅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密不可分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知识网络系统，而且会导致新的学科产生以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生长点，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化。从科技史来看，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立发展时，刚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学科，且各门学科彼此是互相隔绝的，彼此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各自划定了严格的隶属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各门学科不再有严格的研究范围，各门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主旋律，科学技术发展的繁荣期也随之来临。及至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融合和渗透的趋势更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也就在更高的水平进化。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具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种方法，还可以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研究综合性的问题等。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发生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有多种———可以产生边缘学科，也可以产生横断性学科，还可形成综合性学科等等。

（三）科学技术方法的变更科学技术方法的更新对科技文化的进化，如同人类不断发明和更新工具去从事生产而对社会产生的进化一样，是极为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仿佛随之升高一层，从那高处，我们就可以望见广阔的远景，望见许多先前望不见的事物。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学家乔治•萨顿曾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的问题。”“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3］事实上，全部科学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性思维，当一个新现象得到解释，一个新问题得到解决时，新的理论观点便会产生，而这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又会转化为新的思维方法。掌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为科学技术进化的关键。科技史表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便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科学技术自身来看，其与近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了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而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则与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现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方法的变革是科学技术进化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方法看作是科学技术进化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解释来看，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变化。科学技术方法的变化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化。按照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应仅是对发现的描述和对科技成果的记录，因为发现是昙花一现的，具体成果也是随时在更新的，而应当在科学技术中发现那些规律性的内容，探求思维方式的演变，要进一步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技术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国近些年来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的读物，这对繁荣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读物仍然还只停留在对科学事件的描述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大师，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重视思维方式的演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不断地在科学技术方法上创新。

（四）科学与技术的互动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认识、解释和预见自然现象，提高人类洞察自然的能力。技术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人工自然，提高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科学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术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试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动机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为：选题———获取科学事实———加工整理———形成假说———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实验、概括、抽象、归纳、演绎、假说等。科学研究常常撇开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纯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技术研究的一般程序为：技术规划（预测、评估、确定课题）———技术构思———设计———研制———试验———形成产品。其主要方法是类比、外推、移植、试验、模拟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约束条件、评价标准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学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技术的成果除了以知识形态出现外，很多以物质形态存在，如新的工具、装置、工艺、技巧、仪器等。科学主要受认识程度制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受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安全等条件制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是真实性与创造性。而对技术的评价则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进，是否有用，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与认识自然是分不开的，这又决定了科学和技术本应该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彼此需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并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却基本上是分立发展的，结合不很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技术上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却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并用它指导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而热力学定律还没有总结出来。而有时科学上已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应用，如19世纪末，麦克斯韦已建立电磁理论，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然而很长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任何应用电力的装置。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技术的联系开始得到加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空前增强，使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化。即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有高度的依赖性，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离不开各种类型技术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技术科学化。即现代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现代科学的发展，任何现代技术的创新、发明必须以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都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兴盛。

二、科技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

（一）需要机制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科技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亚物种进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归结为社会需要。人类任何活动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质需要，人们种植粮食，生产各种产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创造出各种文化。可以说，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动力源泉，没有需要，人们就难以有动力从事各种活动，人的任何活动将无从谈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某种需要被满足后又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永无止境。人的活动就是在需要产生———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需要。社会需要源于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又要受社会需要制约。显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是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受一定社会需要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旦与社会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构成社会推动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便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体还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固然取决于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意图、愿望、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会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需要刺激人们从事相应的科学技术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扶植和奖励。因此，人们从事什么科学技术活动与当时有什么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社会需要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确定生产季节的需要，促使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在近代，由于对高效动力的需要，促使热学和电学的发展；在现代，由于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当然，社会需要极其广泛多样，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方向，而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埋头于科学研究而对周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缓，要时时关注和了解社会需要，自觉遵循社会需要开展研究，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时，开创性地引入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认为科学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他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出发，对科学奖励的实质作了独到的分析。在默顿看来，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科学奖励的实质的前提。他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5］实现这一目标是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责任，需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引导科学家聚焦于这一目标？靠什么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默顿认为，在科学建制目标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怀疑性。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科学家把他们的行为指向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规范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规范又是不够的。因为规范只是强调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仅靠规范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学家的全部积极性去实现科学发展目标，规范对于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并保证科学行为规范被很好地遵守，还需要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调整，通过对那些努力实现建制目标并遵从规范的科学家予以积极的承认并赋予荣誉，以激励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实际上，关于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对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科学规范是通过“纠偏”的方式消极地调整科学家的行为，它防止科学家有任何偏离科学建制目标的行为，而科学奖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向科学目标迈进，它是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一种积极方式。这样，从实质上讲，科学奖励是出于激励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满足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奖励和科学规范一样，对于促进知识增长，调整科学家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保障科学建制目标得以实现的作用。科学奖励可归结为社会承认，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认：一是对科学家科学成果的社会承认；二是对科学家科学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高报偿，承认意味着认可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正如默顿所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和注重承认。科尔兄弟指出：“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6］如果说科学家渴望获奖，其实质乃是为了得到承认。科学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之所以能对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起着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荣誉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并不是完全埋头于研究，也需要荣誉即关心社会承认，因为这关系到其活动的价值。科学家一旦有所成就，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贡献给予荣誉和奖励。而这种奖励又刺激着人们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荣誉。按哈格斯特龙的说法，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获得科学奖励二者不断相互交换的过程。科学家把自己的科学成果作为礼物奉献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返还给科学家荣誉和承认，彼此交换，和谐发展。

（三）传播机制如果说需要机制和激励机制构成科技文化进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会得以扩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还需要有传播机制。科技文化传播机制包括传播指导思想、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式（或手段、途径、媒介）、传播资金投入、传播人才保障、传播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联结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模式的不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时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大规模传播，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飞速发展，这与当时中西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是分不开的［7］。近代科学技术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是主动创新型。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自主创新的过程，而它的传播模式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外辐射式传播。从科学技术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少，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始进行科普式的传播，最后渗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说，其传播模式是向外辐射式。见图1。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会在传播基督教文明时，附带传播的。然后由洋务派官员、近代企业等在社会上层进行传播。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中国近代科技的传播模式是向内收敛式。见图2。进一步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能更有说服力。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境地。这可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传播模式，晚清时期的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存在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外国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没有移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为其培养的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日本的。

（四）保障机制科技文化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在社会中正常运行，需要有多种社会因素的支撑，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科技文化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篇12

作者：陈曼平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罗文大道 28 号广西地方志办公室

地方志的文化资源蕴藏量丰富，“本身就是文化强市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文化强市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已经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黑龙江、广东、浙江等省，都相继把整理、研究、利用方志资源和修纂新一轮地方志，列为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工程之一。因为地方志毕竟是一项基础性、公益性、社会性很强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②。南京市六合区地方志办公室提出“培育和提升方志文化力”，阐述培育和提升方志文化力的重要意义、路径选择和具体实践。认为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方志文化力的培育和提升，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文化力成为第一竞争力的形势下，优秀的方志文化产品已成为地区重要的文化名片。方志文化力的培育和提升对于加强地区的文化软实力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方志工作作为重要的基础文化事业，也应当把培育和提升方志文化力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重视和推进③。陈益民认为，随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地方志书在欧美被称为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和展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地方志机构必须积极推动方志文化传播，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与各种传播对象进行沟通，邀请各方代表对地方志的编纂、经营、管理项目进行研讨、咨询，让他们全面了解、准确理解、充分认可地方志的价值，赢得他们对地方志在发展战略、项目策划、市场拓展等方面的鼎力支持，培养公众的方志文化意识，提升方志文化的传播能力，不断扩大地方志的影响力，发挥地方志在提升软实力方面的作用④。上述观点的核心是方志界探讨“我有何用”，表明方志的文化自信。从创新思路谈方志文化的开发利用大多数文章都从创新思路谈到方志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有的从宏观层面提出:利用方志资源拓宽区域文化领域，利用方志资源培育区域文化个性，利用方志资源推动区域文化创新，利用方志资源促进对外文化交流。要以方志文化的概念来引领地方志工作，将修志读志用志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方志文化生产力，在开发方志资源、服务发展上闯出更宽的路子⑤。有的从具体操作方面，阐述采取多种形式拓展志书的服务作用。例如:一要培养读志用志群体。运用多项措施，使社会各界深入了解和认识志书的社会历史价值，形成一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读志队伍。这方面，有人从传播学方向提出要加强方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从方志文化的传播渠道看，个人、小众、大众三种传播渠道的并存、革新与发展，对方志文化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方志文化传播对象范围逐步扩大。但以占人口的百分比计算，地方志的公众知晓度仍然偏低，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范围远不及政治、经济和娱乐类传播。但随着公众文化程度、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公众对地方历史的求知欲与对方志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还有不少家族为编修族谱自觉接受和利用地方志资源。尤其是地方志传播机构通过对志书的二次加工，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将地方志“说与东西南北人”，逐步引起普通市民的关注①。地方志机构要“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扩大志鉴的发行渠道;通过向公众图书馆、学校、社区大范围赠阅的形式加大方志资源的宣传推介力度，扩大方志资源的辐射面和影响力”②。二要拓展方志文化产品，为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各类资料。方志文化传播内涵第一个层次是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它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要成果，构成了方志文化的核心体系。第二个层次是对地方志书和综合年鉴进行深化加工整理产生的附加信息资源，是方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志文化通过传媒影响大众的主要内容③。地方志可以开发利用“为当地的影视剧等文艺创作提供大量健康、有益的题材和素材，又可为编修地方党史、国史提供可靠、权威的一手资料，还能以创办地情信息中心、地情文献中心、地域研究咨询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直接投身地域文化的建设洪流，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④。有人提出把地方志开发成为是一种文化产业。认为“我们必须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认识文化产业。志书具有极其丰富的资料资源，在这些资料中又包含了广博的信息资源。我们应该综合分析研究其特点，挖掘其产业性，使之产业化，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具有市场定向。地方志虽属公益性事业，但也要创新机制，积极更新观念，跳出地方志看地方志，重新审视地方志的地位、作用和价值，面向经济与社会的需要，面向人民群众的需要，深入挖掘、利用地方志的产业属性，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研究发展地方志文化产业，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是我们方志界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⑤也有持不同观点，认为方志文化应属事业，而不是产业。上述观点的核心是方志界探索“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表现出方志的文化自强。

笔者基本赞同上述文章的积极观点，并就方志文化发展谈几点个人看法: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又好又快多出方志文化产品2000多年连绵不断的修志传统，积累了8000多种10万余卷的地方志书，奠定了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脉的地位，证明方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20多年来全国规划的首轮新编三级志书6300多部(卷)，已取得出版新编三级志书5700多部(卷)的成果，确立了地方志“基础性文化事业”的地位，显示了方志文化在新形势下的无穷魅力。进入第二轮修志后，地方志机构实现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但本质上还是搞事业，我们仍应该以修志为主业，把修志作为地方志工作的重中之重。《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行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归入地方志事业，地方志文化主打产品是三级地方志书以及地方综合年鉴。以修志编鉴为方志文化的主业，又好又快地编纂出版志书和年鉴，不断创新和扩展方志文化的话语权，是地方志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切入点，融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潮流的契合点，是地方志事业的生存之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方志文化发展繁荣的关键和重要标志。第二轮新方志编修工作任务很艰巨。以广西为例，目前已完成编纂出版的志书约占第二轮编纂计划的10%，大部分处于搜集资料、编写志稿阶段，有一些尚未启动。同时，三级地方志机构大都开展了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的业务，当务之急应以修志编鉴为地方志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修志编鉴，力争又好又快地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及地方综合年鉴、专业年鉴的编纂任务。在保证完成三级志书和年鉴的基础上，适时编纂简志、专志、影像志等其他种类的志书，以及推出多种多样高质量的地情编纂成果(包括地情书、地方文献、专题研究报告、宣传品等志鉴资料衍生类产品，数字化、网络化的地情资料等)，也是发展方志文化的积极举措。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近年来编纂出版了《广西名优品牌志》《广西重点镇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广西开发区志》《广西古建筑志》等志书，目前正组织或筹划编纂《广西高等院校志》《广西示范性高中志》《广西海外华侨志》，各市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了《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柳州历史地图集》《河池市乡镇概况》等一大批地情书等，广西地情网的图片广西等栏目，就是拓展方志文化产品的积极实践。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方位推进方志文化建设改革创新修志工作机制。在修志组织推进工作形式方面，可以实行官修体制下多样化的修志实现形式，以政府部门和地方志机构编修为主，辅以其他形式的修志机制。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志与社会各行各业关联度较高的优势，加强方志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多渠道、多形式地吸纳社会名流、各界专家、各类人才参与修志或为修志服务。可以在人文社会类志书尤其是记载自然、资源、语言、民生、民营、民间、民风、民俗及社科、学术类等专志方面，实行社会专家参与或承担修志，实行主编社会聘任制。志书编纂可以引进市场机制，如采用课题研究合作方式、项目招标方式实施某些志书的编修。首轮新编《广西通志》自然地理志、岩溶志、民俗志、汉语方言志等专志采用社会专家承编方式，已做了成功的探索。第二轮修志启动以来，广西地方志办公室从社会聘请专家承担旧志整理业务，相继整理出版雍正《广西通志》、万历《广西通志》等旧志;请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参与编纂《广西之最(精编版)》等地情书，近期启动的《广西通志•图志》《广西高等院校志》也延揽社会人才参与编纂。又如，2011年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由社会各界专家、学科代表组成的广西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利用社会人才参与编纂志书、评审志稿，为地方志书质量把关。诸如此类开发利用社会人力资源，向社会借力、借脑助推修志的创新实践，是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多出成果的有效措施，对方志文化的发展大有促进。需要把握的是，在实行借助社会智力支持、延揽招聘社会人才承担生产方志文化产品时，地方志机构要始终明确自己的地位与责任，仍需履行策划、谋略、总编、指导、质量把关等一系列行为主体的职责。改革创新修志手段与模式。例如编纂影视志，不但为后世提供具体、形象、直观的地情资料，展示地方志的文化魅力和文化价值，而且“可以通过媒体和网络等多种平台，扩大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辐射面和影响力，真正实现地情资源社会共享，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读志用志，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①。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文在《广西古建筑志》首发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广西古建筑志》发行为契机，拍摄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西江志》《广西民族志》等影像志，向社会各界充分展示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让社会公众充分享受地方志的文化魅力和文化价值”①。改革创新发展模式，统筹兼顾发展方志事业与方志文化产业。笔者认为，地方志虽属公益性事业，主要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广泛的社会效益，但也不可否认其作为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潜能。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具有某些市场定向。地方志记载的极其丰富、广博的资料信息资源，其中不乏可开发性和人文社会与经济市场的共享性，总有具备文化建设等产业性开发利用价值之处，博大精深的方志文化在某些项目、某些方面可以发展为文化产业，可以为社会、为地方志事业本身带来经济效益。至少可以依托方志文化内涵，挖掘志书资料的可利用性，将方志事业与文化产业相链接，把方志文化纳入社会大文化产业链，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如广西地方志办公室与广西地情影像资料中心合作拍摄《广西古建筑志》专题片及出版纸质版志书就是范例。方志界在坚守地方志公益性文化事业阵地的基础上，应勇于举起方志文化的大旗，跟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潮流，积极挖掘发展方志文化产业的潜能，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与延展空间。例如，地方志机构要主动与文化产业实体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合作协作关系，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实体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争取成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主力军的战略合作伙伴。适时开发合作项目，营造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依托方志文化资源的社会环境。可以与新闻、影视媒体等单位合办课题项目，开发一系列地方历史文化宣传产品;通过报刊、电视台、影视等媒体，将志书文本资料转化成生动的、形象的爱国家、爱家乡的革命传统教育宣传制品;地方志机构应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实体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制作经营方志文化产品;可以采用市场化的办法和措施进行运作，搞好出版发行，把志鉴推向市场，力争在方志、年鉴市场化经营上取得新突破，加大方志资源的宣传推介力度，扩大方志资源的辐射面和影响力;有条件的甚至可以成立二级机构，创办方志文化发展中心、志鉴编修服务中心、地情信息中心、地情文献中心、地域研究咨询中心之类的文化实体，可办成产业，也可办成事业，或兼顾产业事业。将方志馆建成综合性文化设施、方志特色文化专门场所，集志鉴编纂服务、方志文化实体和方志类图书的典藏与展示、发行与拍卖，地方文化展演(播)，方志文化协作与交流，方志文化讲座、策划、服务及消费为一体。把方志事业链接、延伸到文化产业，既实现地方志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终极目标，又利于规避被边缘化的窘境。改革创新方志管理工作，建设适应地方志多元化工作格局的人才队伍。要不断改善地方志队伍结构，建立和完善地方志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培养造就复合型人才。不但需要编纂专业技术人员，还要有宣传、营销人员等各类人员;不但需要修志专家，也需要社会活动家。大力倡导、激励培养，力求地方志工作者既要精通编纂业务，提高编审水平;也要熟知行政管理，提高组织指导效能;钻研方志理论，提高学术研究素养;加强地情研究，努力成为专项“地情通”。

以开放促发展，加强方志界对外联系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公共服务职能，营造方志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地方志机构要创建服务型机构，地方志工作者要树立服务意识。一是服务大局。加强与现实经济社会的沟通，及时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难题提供地情信息服务。二是服务修志。加强对基层修志单位的业务指导，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志书编纂中遇到的问题，以加快修志进度和提高编纂质量。在这方面，广西地方志办公室通志指导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全处人员分成3个小组，分别包干负责若干专志的上门指导服务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到各厅局修志单位服务指导，与修志单位建立良好的工作往来关系，也在各修志单位中树立了求真务实、勤奋敬业的良好形象，加强了地方志办公室与政府各机关单位的联系，逐步增强地方志办公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服务促发展，可以说是方志文化发展改革的途径之一。以方志馆、方志网站建设为依托，架起方志与社会各界沟通的桥梁。第一，加强方志馆建设。把方志馆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抓紧抓好，方志馆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都要有新突破，加大志书收藏的力度，丰富馆藏积累，夯实查阅利用基础，努力把方志馆建成地情史料的收藏中心、地情文献的研究中心和面向社会的咨询中心，充分发挥方志馆的功能作用。方志馆不但要成为方志文化成果积累与收藏的仓库，更要成为方志界与社会各界联系、官方与民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方志文化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方志传承、地情知识普及传播的重要渠道，方志文化联结社会大众文化重要纽带，方志文化载体转化以实现志书教化手段物质化、互动化的重要场所，地情教育的重要基地，成为方志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何发挥方志馆在方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建议专题讨论研究。第二，加强方志网站建设。通过网络沟通方志与外界的联系，打造方志机构权威地情网站品牌，使之成为方志文化传播的主渠道。以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让志书资料与地情信息资料融入信息时代的传播洪流，达到网络互联、信息共享，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泛的服务。加强方志对外文化交流。第一，加强方志馆藏的对外文化协作与交流。一方面，进一步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扩大方志文化的国际影响。针对国外对中国地方志的收藏传统与现实利用的需求，加大力度开展方志文化产品对外宣传、推广、营销、赠与、交换，使志书等方志文化产品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国情、地情主流信息的主渠道，稳定方志文化的权威话语权地位。另一方面，使流散海外的志书回归本土，充实和丰富国内的方志文化积累。如在我国现存8000余种历代方志中，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就达数千种。不少地方历代修纂的志书，几乎都可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找到线装书，有的孤本则仅见于此。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中国地方志书3500多种、3.5万卷。我们应力争多一些机会，参加官方文化协作与学术交流、民间文化互动以及文化展览、图书发行等活动，以交换、赎购、复印、影印、重印等多种方式，想方设法向境外搜集并找回国内缺失的或孤本方志，填补国内或本地旧志典藏的空白。第二，加强方志编纂方面的对外文化协作与交流。第三，加强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对外文化协作与交流。第四，加强方志文化研究方面的对外文化协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