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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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国，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新的时期，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紧紧抓住体育产业这一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政策，经济相关的扶持，发挥体育在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体育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关键词：体育经济;国民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体育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功能与价值都没有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人们对体育的研究不断深入，体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展现地更加鲜明。发展体育经济不仅能够增加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甚至对于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众体育与职业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体育产业已经被誉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因此，体育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体育经济的效用，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体育经济的表现形式一般被分为两种。第一，直接提供体育产品与服务带来的经济效益被称为有形形式。第二，通过体育锻炼使得国民的身体素质，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被称为无形形式，这也是社会效益的表现形式。但是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扩大市场、拉动体育经济或相关产业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就体育经济效益来说，它与体育在国民经济的表现形式极为类似，也被分为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两种。直接经济效益指的是通过举办奥运会，亚运会等体育赛事获得门票收入、体育纪念品收入以及其他体育用品收入等较为直接从体育本身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而间接的经济效益则指体育能促进不同国家间的不同文化交流，提高国家知名度与国家旅游酒店行业发展等一系列潜在的经济效益。

二、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很大程度上来说，体育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体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体育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经济发展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经济水平都有了很大地提升，这成为了我国申办北京奥运的基础。而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我国的知名度，经济发展水平等也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就我国目前的体育经济发展看来，我国体育产业创造的经济产值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体育产业创造价值所占GDP来看，我国仅为0.6%，而美国却高达5%。而我国体育产业创造经济产值较低的原因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我国体育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下，这是因为我国的体育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体育资源的综合利用利用率较低，相关产业尚未有效配合，体育市场没有获得良好的发育。在新的时期，要使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获得提升，发挥体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就业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就需要从多个方面出发，如扩大政府部门在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投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尽快建立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育市场管理机制，使促使体育的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三、体育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很大程度上来说，体育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升，还未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因此，体育经济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体育经济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不仅是体育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更是体育经济的一种常态。在计划经济时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往往取决于国家的统一部署安排，不管是从资金的来源和体育的总发展方向都由国家进行统一调控，体育经济高度集中，这时期的体育经济更多被认为是福利性事业。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转变了传统体育产业的地位以及人们对体育的看法，体育不仅具有公益性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商业性。体育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时期更加多元化，不仅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效益。国家对体育在经济与政策方面给予的扶持，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体育经济的发展，如今，体育产业已经被认为是我国的朝阳产业。这是因为体育产业更具备持久发展的潜力，在经济较为低迷的时期，通过举办奥运会等体育赛事能够对国内的旅游业，酒店服务业，商业等多个相关产业起着良好的拉动作用，使得国家尽快的摆脱发展的颓势。而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对于吸纳劳动力，提高全国就业水平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体育业与很多其他产业联系较为紧密，对其他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这些相关产业不仅包含了制造业、服装业、信息业、交通运输业，甚至包含了金融业、广告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生产总值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体育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还将展现更大的发展潜力，作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我国应该提高对体育产业的关注与扶持。

四、发展体育经济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体育已经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并能够有效地促进就业，扩大社会需求的同时，还能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积极发展体育经济并使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到达一个新高度。通过奥运会的举办我国就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经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举办前，韩国的国际形象十分微弱，战争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举办奥运会后，韩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样影响深远，政府在申办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北京的交通、能源基建、城市环境、体育馆优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造，促进了我国就业率的提升，且在向全世界的人民展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法同时，大量游客和参赛队伍的涌入也使得北京的国际知名度，旅游业，酒店业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提升。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体育的发展壮大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使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就要调整利益关系，同时加强对公共体育事业的管理。

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国，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新的时期，要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需要紧紧抓住体育产业这一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政策，经济相关的扶持，发挥体育在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体育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巫文强;改革与战略2010-06-20

2、外资促进了国民收入增长吗?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11-15

国民经济学发展硕士论文范文二：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体育产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我们解决。

关键词：体育产业;国民经济发展

1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1还未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的众多产业都在进行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改革。这些产业实施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为了帮助该产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多元化的平衡状态，使其产业发展、使其盈利模式能够呈多元化趋势。但是，体育产业在我国还属于新兴产业的领域，虽然体育产业的外延很广泛，包括了体育本体产业、体育派生产业、体育相关产业等多个方面，但是我国的体育产业却仍未达到一个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大部分体育产业能够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但是仍有一部分体育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二者之间没能达到一个发展的平衡状态。假如从一个长远的角度综合分析，应该努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力量，扩大体育经济投资规模，并且发展一个多元化的体育产业投资布局。多元化体育产业投资布局的形成，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各层次不同人士的投资热情，从而增加投资力量。

1.2体育产业发展规模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时间较短，当前其发展规模也较小，现如今还未能成为我国的一项支柱产业。但是欧美一些体育产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他们的体育产业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现如今已然成为了支柱产业，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模较小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在针对体育产业方面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做到针对体育产业来制定出长期的发展规模，制定出科学的管理制度。

1.3没有充分挖掘出体育产业潜能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体育本身，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的潜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通过分析发现，体育产业的附加值所创造的资产是十分可观的，其价值还极有可能会超过体育本身。例如，在各类体育赛事举办的时候，其中各种各样的辅助标识类、冠名权等所创造的价值便是附加价值，这些附加价值所创造出来的利润甚至能够超过体育本身。因此，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中，应该充分挖掘体育产业的附加价值，使体育产业的价值能够更好地实现。

1.4国家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

来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时间较短、起步较晚，当前，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的快速较好发展。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部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除此之外，部分体育相关部门也未能将其工作的核心放在体育产业上。现如今，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社会力量，还未能够形成一套完善的体育产业运行机制。许多体育职能部门仍然是将竞技体育视为工作的重点，对社会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我国许多知名的生产体育产品的企业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及竞争力也都较弱。从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来看，我国的体育产业也缺乏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从而使得在企业的规划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设置上不合理的现象。例如，许多体育相关企业，会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盲目改变发展方向而出现投资偏差的现象。

2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2.1体育产业较快较好地发展能够更好地吸引企业投资

2.1.1直接投资所谓直接投资主要指的是企业以直接获利为目的，将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当中去的一种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对体育产业最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其投资进程及投资规律的发展都较快。体育健身健美俱乐部就属于一种体育产业的直接投资方式。尽管我国体育产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只有少部分企业能够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进行科学管理。

2.1.2间接投资对体育产业进行间接投资，主要指的是不直接将资金投入到体育产业当中，而是通过另一种间接的方式从体育产业当中获取利润。例如，企业能够针对某一体育赛事进行投资赞助，进而获得该场比赛的冠名权，以一种广告效应来扩大自身知名度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最终获得更大利润。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尽管不是直接地从体育产业当中获取利润，但是这种投资方式所获得的利润却是难以估量的。体育产业，它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引导企业的投资，也能够有效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国民生产问题，从而也能够拉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2.2体育产业能够起到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多，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当人们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满足之后，就必然会追求一些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开始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进行体育健身锻炼，以获得较好的身体素质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国居民关于体育相关产业以及体育相关活动的消费比例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也必然会进一步刺激体育产业的发展，这也就加速了体育产业的模式化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也能够刺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能够提升我国居民的体育相关消费水平。

2.3体育产业能够促进就业

体育产业，它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它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它能够为人们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通过调查发现，在一些欧美体育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当中，其体育产业在其国家就业岗位当中占有较大比例，如在奥地利，其国家1/10的就业岗位就是体育产业所提供的。因此，针对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这一特点，就应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我国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的问题。

2.4体育产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早在21世纪初期，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努力将体育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使其能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体育事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公益性的，是非盈利性的，大部分都没有包括经济行为。有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体育产业就能够为美国带来3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我国，2010年体育产业总产值仅为300亿人民币，而到2014年却达到了3500亿元人民币，在短短4年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可见我国的体育产业经济发展仍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3结语

体育产业是一种朝阳产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我们解决。但是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篇2

作者简介：朱长根（1979-），男，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曾素文（1963-），女，江西南昌人，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目“课程评价导向下的经管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编号：JXJG-09-34-3；主持人：曾素文）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7－0062-03

一、 课程评价对课程建设的导向作用

课程评价是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研究者对课程概念认识的不同以及评价目的的不同，表现在课程评价对象上人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本文讨论的前提是基于“大课程观”的课程评价，既包括对课程标准、课程方案、教科书等的评价，也包括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师生相互作用的评价。在国外，第一个提出把课程评价纳入课程论研究的，是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拉尔夫·泰勒。泰勒认为，课程评价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确定课程与教学计划实际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继其之后，斯塔弗尔比姆提出了背景、输入、过程、结果评价模式（简称CIPP模式），强调了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善。无论何种定义，课程评价作为衡量课程建设效果的价值判断和方法是毋庸置疑的，其导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课程评价发展和激励的体现。课程评价的内容与标准体现了课程开发和管理的指导思想。从课程目标来说，课程评价可以起到评估的作用,其应根据社会或学生的需要，以此作为课程开发的直接依据。从课程实施过程来说，课程评价对课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有利于改进课程管理与决策。从教学效果来说，也要靠课程评价来衡量与检验。课程评价也是激励教师进行教学方法与手段创新的现实动力。

二、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评价中的不足

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课程特点。由于近几年高等教育领域对课程建设工作的普遍重视，从而形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的课程评价实践活动，但其表现出高度的标准化和同一性，并没有根据课程特点来进行个性化的评价，不利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创新。

（一）评价理念过于重视知识标准而忽视了能力发展

评价理念体现了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行为都是受理念支配的，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评价理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行为。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同一化教学不可避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有没有必要、可不可以实现多样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大量标准化的人才，但是创新性、特异化的人才也是必不可少且更为高端的。然而，本质主义教学观主导下的现代同一化教学在培养具有多样化知识背景与独特竞争优势的人才存在着天然的缺陷。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 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而在中国，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并没能承担起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责任。我国高校课程评价在理念上过分注重评价的奖惩功能，忽视了改进与激励的功能；过分关注评价的结果，忽视了评价过程本身的意义；过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评价。

（二）课程目标较为笼统

一般而言，课程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知识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能力培养和技术训练的总体要求；二是确立课程预备知识和技能的基本要求，本门课程对满足后续课程在知识与技能上的基本需要。课程目标确定之后，课程的内容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选择便有了明确的依据。因此，正确制定课程的目标是课程发挥最佳功能的必要前提。然而，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忽视了对经管类《经济法》课程目标的准确定位，更没有对其进行层次性的细化。比如，理论知识要达到何种深度和广度，实践能力要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欠缺研究。经济法是法学专业和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但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内容。法学领域的经济法，是和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由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市场运行监管法律制度等部分组成。经管类专业的经济法，更多的指代与经济有关的常用法律。其教学体系既包括合同法（传统的属于民商法范畴、公司法、票据法等，也有反垄断、证券监管等经济法范畴的内容。这从相关的执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考试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职称考试。但这种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教学理念、教材到教法都没有做明确的区分，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不能很好地实现非法学专业学习法律课程的意义。如果《经济法》的课程定位目标不清晰、不细化，则会相应地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不协调。是侧重理论讲授还是应用实践能力开发，哪一方面应作为教学的侧重，不同地区、不同专业的学生的特殊偏好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

（三）评价内容不够全面

我国的课程评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局限于对某些方面的评价，缺乏整体性。综观世界范围内课程评价发展的实践，评价的内容早已从单一的对课程方案实施结果的评价发展到对目标、过程和结果的全面评价。

虽然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提出“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处理好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可是理论和实践在经管类《经济法》课程中的体现，是体现在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上的划分，还是教学方法上的，抑或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对结果的评价标准模糊。是相关考试的通过率还是思维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思维方法的改进又该如何检测？是否主要依据专家评教，学生评教在其中占多大分量？对课程评价者的评价对又该如何进行？

（四）评价方法过于突出量化功能，导致评价质量不高

目前的课程评价较多地注重教学材料的齐备性、学生出勤率、多媒体的应用和教学成果的规范性等因素，评价标准偏重对学科知识特别是书本知识掌握，而忽视了在课程学习中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创新精神的培养。并且，这些因素并不能很好的通过量化指标体现出来。虽然许多学者提出应采取“质性评价”的范式，但其不可计量性也确实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例如，经管类《经济法》是非常适合采取案例教学的课程，但是当前的课程评价实践只重视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而未关注这种多样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没有关注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如何结合。

（五）评价的有效性仍在验证阶段

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课程评价可以分为学生评教、教师自评、专家评教以及社会评价。囿于学生个人的认识和短期功利目标的影响，学生评教的情况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课程学习的实际情况。学生对要求严厉的老师可能会评分低，对于内容深奥的课程也往往评分不高。有的教师在学生评教的压力下，较易产生功利的短期行为。部分教师为了赢高的评教分数，只讲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有的教师由于担心学生的打分，只拣简单的、学生能很快接受的知识点授予学生；甚至还有教师为迎合学生而放松要求、大给高分的情况。另一方面，以用人单位和行业团体为主体的社会评价的缺失导致当前的课程评价工作看上去还是在教育系统内循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与社会要求接轨的问题。这些现象的产生，降低了高校课程评价的效度。

三、改进经管类《经济法》课程评价的建议

（一）在科学评价理念下合理定位课程目标

现代教学观念的演化已体现出“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对个体的注意”、“强调学习过程的创造性”的趋向。学生的主体性不再仅仅是进行自主学习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生主体性形成本身也成为教育的目标之一。经管类《经济法》在课程评价的价值取向上，应立足于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评价理念下，可以对课程目标进行具体分解。《经济法》课程的浅层次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熟悉《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规则，更进一个层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与执行业务相适应的实践技能。实践能力又分为正确确定案件性质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以及掌握文件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这样，可以针对分解后的目标根据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模式逐项达标，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二）评价时要重视课程所承载的知识量

现实中的一个误区就是用课程评价替代了“去评价课程”。很多人把“评价”看作是为课程改革配套的东西，课程在前，评价在后，是对既定的课程进行具有“促进功能”的评价。这导致对课程本身的研究不足，突出表现在对课程内容的设计并没有很好的契合社会需求和学生特点。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同一化教学的状况。反映在课程内容的选取上，有的高校甚至要求教学大纲要与所选教材大致相同（不能有过多不讲的章节），教学计划要与教学大纲完全一致。从效率的角度来讲，评价标准统一化有助于考核，但是从学科知识标准来讲，同一化也是一种代价。学术自由中教师教学的自由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笔者认为，要重视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教学内容的设计还应考虑能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即教学内容既有基础学习领域、又有专业学习领域、还应有拓展学习领域的要求。在当前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设计上，哪些内容略讲、哪些内容详讲、哪些内容自学，往往不是根据实践技能来设计的。基于经济法的易变性，教师一方面要不断了解经济法理论与立法的最新动态，不断补充、更新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吸收量；另一方面要避免沦为不断追赶最新发展情况的介绍者，而要从立法理念与背景、思维方式与逻辑上培养学生自学新法律法规的能力，不但要向学生介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还要使学生掌握经济法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具体运用法律原理和具体规范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

（三）课程评价的内容应包含对评价者的评价

课程评价者的知识水平、兴趣及价值观等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因此，课程评价者的评教活动也应成为评价对象，其评教有效性也应归属于评价的内容。教师是对课程加以理解和设计的“专业特权者”，也是课程实践即教学行为的承担者，因此，教师也应成为评价主体。评价标准应强调认识对象的整体性、差异性和丰富性，强调真实情景中的主观感受。目前的评价标准更多地体现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统一化，把教师排除在外。应当根据授课的具体内容和授课对象来考察其教学方法，例如不是所有的内容采取案例教学都能效率最大化，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案例教学不是例子加理论的简单描述和说明，而是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指导其运用相关理论自主解决问题，并不是仅仅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更不是提供唯一的答案。此外，现行的评价模式往往将任课教师排除在课程评价主体之外，这容易使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沦为传递课程的教学机器或工具，使教学变为程序性的劳动，教学的过程成为机械地传授他人材料的过程。当前教育理念的转变中强调了以学生为主体，但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却相对失落。如果规范化下带来的是重复和雷同，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总之，有效的课程评价，一定要立足于需要评价的课程特点。评价标准应该是能表现授课行为的丰富性、灵活性，并具有情景性的。课程既是静态也是动态发展的，课程评价应体现开放性和个性化。

参考文献：

篇3

一、金融消费的法律特征

（一）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消费是个人资产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的社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逐步升级，就传统生活消费（衣、食、住、行）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少，而金融、旅游等新兴领域则逐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金融消费已日渐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领域之一。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其在金融市场的消费方式主要表现为金融投资――放弃现在的消费，旨在获得未来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消费者投资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以后的消费。因此，相比较对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而言，个人的金融需求只有当个人资产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

（二）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消费具有特殊性

1.金融消费客体（金融产品）具有特殊性。第一，客体无形性。金融消费客体即金融产品，其本质内容是金融服务，因此，无形性是金融消费客体的固有属性。金融产品没有可感官的外在形态，金融消费者难以形成直观判断，其交易判断主要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

第二，内容专业性。金融产品的本质决定了其在费用构成、利润结构、税费负担、风险形式、惩罚机制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行业壁垒。金融产品的特殊性使金融消费的全部内容均为信息的组合，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使得这些信息即便写在纸上，较之其他商品交易，普通消费者真正理解金融产品就更为困难。

2.金融消费行为具有特殊性。第一，行为的风险性。金融产品相较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以金钱为标的，以在未来获得收益为最终目的，但这一消费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可能获得收益的同时还伴随一定的风险性。收益率通常被用来作为衡量金融产品的收益性大小。金融产品定价是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中重要的环节，是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工具，然而，现有法律制度对金融创新产品定价缺乏恰当的限制和约束。难以定价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市场中被肆意提高价格，直接导致金融产品价格与其本身的价值背离，虚拟的财富不断被放大，金融不断脱离实体经济，因此，金融产品总是伴随着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而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产品的不透明性和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导致金融消费者更易遭受损失。第二，方式的诱导性。金融产品的销售，一般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诱导、推销。诱导性推销中，基于信息的劣势、反应的被动性以及人性的弱点，金融消费者很容易进行非理易判断。

3.金融消费主体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都具有相对垄断性，金融业相对于其他竞争充分的行业，其行业准入门槛较高，这导致金融消费者对金融行业过分依赖。另一方面，与一般消费者相比，金融消费者交易弱势特征更为突出。金融消费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即交易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对交易信息更加依赖，在金融消费市场中的交易风险更加突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三）相对于一般消费，金融消费过程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

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交易中的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交易信息的稀缺性，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契约中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影响事后双方重新谈判的能力，进而影响了当事人事前的激励，市场交易是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在传统消费过程中也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形，但因传统消费中消费者所购买和接受的服务是基本的生活用品，其对于所购买的商品与服务有完全认知。但在金融消费领域，金融消费者购买的金融产品，主要体现为信息的汇集，其产品质量是否良好取决于汇集为金融产品的信息本身质量是否良好。产品质量良好是消费者进行消费的最基本目的，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础。在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之于金融消费者的重要性与传统消费过程中产品质量之于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等同。金融消费者所获得的产品信息缺乏真实性，其所面临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大。金融消费关系双方交易的本质为信息的传递与运用。金融市场因金融产品以及金融运行的特殊性，其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在金融消费过程中，要弥补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不足，保障处于弱势的金融消费者实现预期收益，首先就必须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利。然而，由于金融产品所具有的无形性和专业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在金融交易过程中，金融消费者面对着金融精英群体――金融服务者，其弱势地位更加凸显。

金融消费相对于传统消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此情势中，将金融消费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确认下来，对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很有必要。在综合金融背景下，各金融机构纷纷推出金融创新产品。当新型金融商品进入金融市场交易领域并进行流通时，新的法律关系――金融消费法律关系产生了。传统金融市场中的主体界定已经不能满足各金融主体利益保护的需求，金融混业经营导致金融市场主体身份越来越难以界定，如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替代不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者，则可以诠释金融法律关系之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价值

（一）微观上，金融消费者关乎个体公平正义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群体可以分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两大类。经营者通过生产、销售活动掌握着各种商品的信息，消费者则被动的通过经营者获取商品与信息，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对称性。由于现代商品和服务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含量逐渐增高，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经营者逐渐控制了商品服务的生产，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这使得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风险也越来越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消费已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体系正常运作的基础条件。金融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订立合同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往往凭借其优势地位和专业人才，通过格式条款、免责条款、转嫁风险，加大了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传统上，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被视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强调的是私法自治和契约的由，排除国家公权力的干预。但在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目标的追求则应着眼于矫正金融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交易地位“不平等”，即通过公权力弱抑强，达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因此，通过适当的外部约束力量，推进金融消费过程及产品特性的透明化，以利于金融消费者综合各种信息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从而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消费者权益。

（二）宏观上，金融消费者关系金融系统稳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本质是通过交易活动实现价值流通，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则是金融行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传统经营者和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关系相一致，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是供求关系，是矛盾对立统一体，没有金融消费者金融业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忽视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传统单一的纯粹的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管制对于金融风险防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金融消费者对于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的潜在风险最为关注，因此，通过法律途径赋予金融消费者相应的权利，充分调动他们参与金融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更多、更深的介入金融消费活动全过程，以提高其自身的参与动力和参与能力，实现金融消费者内部“自治”，有利于避免外部管制的弊端。金融调控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局限于增进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和效益；而应更多的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目标，通过金融消费者“自治”，防止和减少因金融消费欺诈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危及金融安全的行为发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金融机构德目标为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单个机构的理不受到任何约束，则易导致市场调节机 制的失效，甚至引发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金融机构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从长期看，是确保自身乃至整个行业健康、理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只有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才能更好地降低金融业系统风险；只有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才能不断提升金融效率，维护好金融安全，提高我国金融综合竞争力。

综上，在金融领域，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效率是个对立统一体。金融立法应该反映金融实践并通过法律推动金融实践的开展，尤其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金融消费者的特别保护，赋予金融消费者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应有的位置，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实现金融权利、义务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间的均衡配置，从而实现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与金融权益之间的稳定平衡。（如下图）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选择

（一）法律保护原则

1.专门保护原则。金融消费者与传统消费者相比有着明显区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公平正义和金融安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金融体系中具有系统性意义，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从维护消费者个体角度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立法保护，不能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系统宏观性价值目标。因此，将金融消费者从一般消费者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立法保护，应是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应然选择。

2.倾斜保护原则。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要求金融立法给予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定义务、赋予金融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不平等。法律对金融机构向金融消费者履行的告知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应履行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如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金融消费者举证责任等。

3.区别保护原则。政府与社会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源去保护一般的金融消费者，而对于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专业知识经验的“金融消费者”，对其的保护力度可以相对减弱，专业投资者不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进行倾斜保护。因此，将专业投资主体排除在特别保护之外，才能真正保护弱者即个人中小投资者。区别保护可以为一般金融消费者划定投资，避免进入高风险领域而遭受意外损失。

4.适度保护原则。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经济条件还相对薄弱，对消费者保护应当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因此，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不能过度，否则不仅不能促进金融市场运行，反而会抑制金融业发展，影响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高效，最终损害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二）推进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仍需不断调整，必须不断创新和优化金融业务品种、金融服务流程等，以保证我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稳步发展从而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金融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成为我国金融法制立法的第一要务，也是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之一。第一，在相关金融法律基础上增补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关条款，确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管部门，设计具体可行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第二，积极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工作，扩大消费者的外延，明确金融消费的特殊性，获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立法的立法授权。第三，根据我国金融业发展进程，及时推进更高层级金融消费者权益立法，其最终目标是整合现有法律的有关条款，制定一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逐步形成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础，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法规、规章为主体，其他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补充的有机统一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三）构建我国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1.行政机制。目前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监管机构主要为“一行三会”。“一行”即我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是我国重要的宏观管理部门，负有“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促进金融业协调健康发展”的重任，承担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法定职责，在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管理职权和较大的影响力，兼具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综合保障的专业能力和协调能力。“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金融专门监管部门由于受到分业监管和实质混业经营的局限，其金融纠纷的解决能力必然会受到自身职权和专业能力的局限，且如由单一监管部门负责解决相关争议，也容易导致三个监管部门间的推诿。因此，由中央银行作为纠纷行政解决途径的主管牵头部门更为合理，也更有利于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

2.司法机制。司法机制指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形式，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从而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系列规范的总和。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处于现代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体系的核心地位，其最大特点在于纠纷解决程序的规范性和结果的权威性。诉讼的对抗性和公开性是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而诉讼的结果由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了诉讼结果的权威性。此外，诉讼价值还体现在效率上，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因此，我国纠纷司法机制设计应充分体现其公正、效率等价值取向。

3.民间（NGO）机制。民间（NGO）解决机制正是由于其民间第三方的特殊地位，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过程中，可以简化纠纷解决过程，缩短纠纷解决时间，从而节约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民间（NGO）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是迅速的，并且最终裁决结果就当事人来看是合理的，该机制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国家公权力介入纠纷解决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构建纠纷民间（NGO）解决机制，首要的是修改有关民间（NGO）管理规定，扫除民间（NGO）发展的法律障碍；其次，大力培育民间（NGO）发展环境，大力发展金融消费者第三方NGO组织；最后，树立不同类型运行机制民间（NGO）典型，逐步推广民间（NGO）管理运行机制，更好发挥民间（NGO）的独特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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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路货买卖风险转移的概述

（一）路货的概念

路货买卖在实践中包括两种情形：一种为转售，即作为中间商的卖方购买了已装上运输工具的货物，在运输途中如船舶在公海航行时，将货物售予买方，待货物到达指定目的地后由买方直接受领货物；另一种为出售，即货主先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让其运往某一目的地，在运输途中再寻找买家，与其订立买卖合同，从而出卖运输途中的货物。实践中以转售的情形为主。路货买卖本质为单据交易，即买方所购买的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而非货物本身。

（二）风险的含义

一般而言，买卖合同中的风险有两种解释，一种指货物毁损灭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另一种指风险损失，即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由于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损毁灭失所造成的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损失。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中的风险采用第二种解释，即承担风险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自行承担货物损毁灭失的责任。

就此而言，“风险”指的是致使货物损毁灭失的意外事由，由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事由所造成。自货物风险转移给买方时，前述原因导致的货物毁损灭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买方承担。当然，即使在风险转移给买方后，卖方仍须对货物不符承担质量担保责任。

二、CISG路货买卖风险转移的规定

（一）基本原则：合同订立时风险转移

根据第68条的规定，一旦路货买卖合同订立，货物就脱离了出卖人的实际控制，从订立合同时起，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的毁损灭失就转移给买方承担。

（1）合同订立时间的确定。CISG第23条规定：“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立。”即合同于承诺生效时订立，而第18条第2款规定：“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价人时生效”，也即合同于承诺到达要约时订立。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的订立并不意味着合同的生效，由于CISG第4条明确规定公约不管辖合同的效力，因此合同生效与否受当事人国内法的规制。

（2）风险转移的内容。由于风险的发生是不可预见且不可避免的，因而不能转移，真正能转移的是风险发生所引起的风险责任，即风险负担。对于风险负担的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是价金风险，即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损毁灭失时，或者给付部分或全部不能时，其对等给付是否存续的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单纯的价金风险并未将风险的法律意义揭示出来，就风险归属而言，无论是由买受人支付价金还是补偿金，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未涉及价金风险的国际规则比涉及价金风险的规则更为可取。就CISG而言，第68条中的风险理解为价金风险更为妥当。

CISG第66条规定：“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而CISG的前身1964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第96条也规定：“如果风险已转移给买方，他就应支付价金，尽管货物已经损坏或灭失”。可见，CISG所主张的风险就是价金风险。

（3）合同订立时风险转移的局限。合同订立时风险转移的问题在于，路货买卖合同订立时，实践中根本无法确定货物的状况。在难以查明损失发生于何时的情况下，第68条的基本原则将最终损害买方的利益，不论货损何时发生，也不论发生货损时货物所有权归谁或受谁控制，风险损失都将由处于运输终点的买方承担。因此，第68条关于合同订立时风险转移的基本原则多数情况下无法适用。

（二）原则的例外：货交承运人时风险转移

第68条在基本原则后紧接着规定：“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也就是说CISG将交付主义作为风险转移的例外规则，即货交承运人风险转移。

（1）关于“情况”的理解。对于风险转移的判定，当事人应当严格以第68条第2款为依据，采纳对该规定的推定是有前提的，即仅在没有对风险转移的情况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CISG第6条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对风险转移的情况另行规定的，并且这种约定是具有优先的效力。

（2）关于“单据”的理解。若第69条的“单据”仅仅指提单，那CISG何不直接规定为提单，因此根据合同法原理，只要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证明运输合同的存在，无论海运单、空运单、铁路运单或其他运单都应包括在单据的范畴内，也即此处的单据不要求是否能控制货物的处置权，只要能证明运输合同存在即可，也即能证明卖方已经将货物交付承运人。需要注意的是，卖方授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因为国际货物多单证交易，货物与单据是经常相分离的。

（3）关于“承运人”的理解。本条规定的承运人是指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对于国际货物运输中的“承运人”这一概念，由于中途经常需要转运，接收货物的承运人不止一个，为了明确货物风险转移的界限，需要明确不同阶段的承运人。第一个接收货物并负责运输的单位或个人就是第一承运人。CISG明确规定路货买卖需要建立在已有运输单据的基础之上。因此，第一承运人必须是签发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

（三）例外的例外：风险不转移

第68条第3款规定：“尽管如此，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之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根据贸发委秘书处的说明，本款为前款的例外，也即该货物风险不转移仅仅是对风险自交付时转移规则的例外。因为根据第一款，只用风险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不论卖方是否知晓，风险都不会转移，只有当风险提前转移即交付转移的情况下，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知晓或理应知晓而未告知才能导致风险不转移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卖方违反合同的告知义务及诚信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此处的风险不转移包含三个条件：首先，风险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发生；其次，卖方对前述情况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实际发生的影响，而不包括合同订立钱出现并为卖方所知晓的可能致使货损的危险情势；最后，无论有意或疏忽卖方并未将货损事实告知买方，若卖方告知买方则买方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订立合同，如订立合同，则风险就转移。

对于风险不转移的直接后果便是卖方需要自行承担损失，这里的损失不应理解为卖方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损失，而应包括货物在合同订立前所发生的所有损失及与之有因果联系的后续损失。之所以要对卖方在违反诚信义务后承担扩大的风险责任，是引文这样有助于避免分离风险及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三、影响路货买卖风险转移的因素

影响风险转移的因素不仅包括当事人的约定，也包括法律的规定。CISG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风险转移，把当事人的约定放在首位，同时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货物特定化

货物特定化，又称划拨，是指把交易的货物确定在具体合同项下的行为，为此，CISG第67条第2款对特定化的方法做了列举规定：①标记，如在货物上刷上买方的标识；②以装运单据注明，主要是指通过提单，因为提单的三大效力之一便是清楚地注明有关合同的效力；③向买方发出通知，即明确告知买方已向其发运货物，并告知货物的数量、质量、包装、规格及放置的位置等，要其接收；④其他方式。

就非路货买卖而言，货物必须特定化后才能转移风险，因为特定化之前买方与货物之间并没有对应的联系，此时风险提起转移给买方显然不合理。而对于路货，经第68条没有明确规定，但其仍然需经特定化后方能发生风险转移，理由如下：

首先，从系统解释的角度出发，虽然第68条并未规定特定化，但第67条第2款已明确货物特定化是风险转移的前提，该款规定同样适用于路货买卖的情形，未规定仅是避免重复。其次，特定化后的风险转移更能避免纠纷。若双方订立合同后，货物尚未特定化风险即转移给买方，那么在货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发生毁损灭失时，卖方很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原本由自己承担的那部分货物的损失转嫁给买方处，将受到损失的那部分货物划归合同项下，将其作为合同的标的物交付于买方。这样不利于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也容易引发纠纷。最后，国际实践也确立了这一观点。Incoterms 2000以及Incoterms2010贸易术语的B5“买方义务”项下均规定了风险转移以该项货物已正式划归合同项下，即清楚地确定为合同项下之货物为限。也即国际实践中风险转移前，货物均需要特定化。由于公约与国际惯例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可以从贸易术语中推断CISG要求货物特定化的意图。

（二）当事人选择贸易术语

CISG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因此CISG具有任意法的性质，买卖双方在销售合同中选择贸易术语意味着双方对货物风险的范围、风险转移的时间、地点等事项作出了约定，这些约定应优先于CISG第68条适用。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贸易术语又想改变关于风险转移规定的，由于贸易术作为语国际惯例的绝对任意性，当事人可以就风险转移作出特别约定，而此种约定的效力高于贸易术语的有关规定，因此若当事人有特别约定一般应以特别约定为准。

（三）卖方违约

国际货物买卖中，卖方违约的情形主要有三种：①卖方不交货（或单据）；②卖方迟延交货（或单据）；③卖方交货（或单据）不符合合同规定。

前两种情形由于缺乏货物交付，故谈不上货物，风险转移。因此，此处着重讨论第三种情况即路货买卖货物不符的违约。

（1）构成根本违约。若卖方构成根本违约，则依据CISG的规定，买方可采取解除合同、要求交付替代物、要求修理、实际履行、减价以及要求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买方采取不同的救济措施，将会给货物的风险转移带来不同的影响。

买方选择解除合同时，风险正常转移。因为如果风险不发生转移，就不可能损害买方采取各种措施的效力。首先应确定，即使卖方根本违约即所交付的货物严重不符合合同规定时，风险转移给买方。然而，一旦买方根据CISG第49条和第82条宣布合同无效，风险便回溯到原来的状态，因而卖方仍然承担货物的风险。

买方选择交付替代物的情况，CISG没有特别规定，但根据前述解除合同效果的推论，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全部交付替代物时，理论上全部货物的风险都应回转至买方。

买方要求修理时，可以认为其已接受货物，此时的风险应由买方承担。至于买方仅仅要求减价，则不影响风险的转移。

（2）未构成根本违约。货物虽不符合约定却尚未构成根本性违约的情况，并不属于风险的范畴，买方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有向卖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此种情况下的货物不符合，根据CISG第36 条的规定，尽管此种不符是在风险转移给买方后才表现出来的，但仍应由卖方负责。虽然风险正常转移，但实际上买方承担的风险损失与卖方承担的违约责任可能相互抵消。

四、结语

CISG对于路货买卖风险转移的规定直接涉及由买卖双方对货损的责任承担，关系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双方当事人需要准确理解第68条规定的立法意图。风险的时间需要综合考虑进行个案分析。正确认识影响路货风险转移的因素对于处理风险划分问题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CISG具有任意性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对于路货风险的转移问题合同可以作出明确规定，而不仅仅依赖第68条的规定。最后，CISG第68条的三款规定体现了对实践理性和效率的追求，做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巧妙平衡，我国合同法对此虽有借鉴但规定仍有不足，CISG的立法精神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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