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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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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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IP业务的持续快速增长，对网络带宽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同时由于IP业务流量和流向的不确定性，对网络带宽的动态分配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为了适应IP业务的特点，光传输网络开始向支持带宽动态灵活分配的智能光网络方向发展。在这种趋势下，自动交换光网络（ASON）应运而生。ASON网络是由信令控制实现光传输网内链路的连接/拆线、交换、传送等一系列功能的新一代光网络。ASON使得光网络具有了智能性，代表了下一代光网络的发展方向。

ASON的主要优点有：动态地分配网络资源，实现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快速的在光层直接提供用户需求的各种业务；降低了运营维护费用；高效的网络管理和保护技术；便于引入新业务。

一、ASON的总体结构及关键技术

在ASON得分层体系结构中，ASON由传送平面（TP）、控制平面(CP)、管理平面(MP)组成。三个平面分别完成不同的功能。传送平面负责在管理平面和控制平面的作用下传送业务；控制平面根据业务层提出的带宽需求，控制传送平面提供动态自动的路由；管理平面负责对传送平面和控制平面进行管理。

ASON的最大特色是引入了控制平面。控制平面是ASON的核心，主要包括信令协议、路由协议和链路资源管理等。其中信令协议用于分布式连接的建立、维护和拆除等管理；路由协议为连接的建立提供选路服务；链路资源管理用于链路管理，包括控制信道和传送链路的验证和维护。

控制平面的核心功能是连接控制功能。在ASON中，连接不再是全部由管理层控制实现的固定连接了。它有三种类型的连接：交换式连接（SC），永久连接（PC）和软永久性连接（SPC）。控制平面的另一关键技术是网络拓扑和资源的自动发现。主要包括自动邻居发现(NDISC)和自动业务发现(SDISC)。自动邻居发现协议是要解决光网络中对新增节点的自动发现以及处理问题。而自动业务发现是要解决对新发现的节点的业务功能的确认问题，通过业务发现，相邻网元能够了解每个网元提供的业务和确定可选的接口。

信令、路由和资源发现是实现ASON的三大关键技术，而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实现光网络智能化的重点和难点之所在，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光网络智能化的进程将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

二、ASON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ASON技术的标准化工作和实际应用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国际和国内的ASON标准化方面有了显著进展，ASON产品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电信运营商已经开始了ASON网络的试验和建设。

负责ASON标准化工作的主要国际标准组织包括国际电信联盟(ITU-T)、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以及光互联论坛(OIF)。ITU-T是从整体结构的角度研究智能光网络。它提出了ASON的体系结构和总体要求，以及信令、路由、自动发现等系列建议，还对保护恢复、连接允许控制、管理平面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目前，ITU-T的研究方向是继续加强G.8080，逐步解决多层的呼叫和处理问题，解决多层情况下的路由和信令问题；在信令方面，主要针对呼叫和连接分离情况下的信令流程，研究信令流程对控制平面的可靠性、业务优先级、重路由、保护和恢复等方面的支持；在路由方面，主要考虑控制平面对路由互联的策略、路由和保护恢复方面的问题以及多层的路由问题；在自动发现方面，对ECC发现消息格式进行扩展，提供层邻接发现的附加程序。IETF的主要工作是定义用于智能光网络的控制协议。它提出了通用多协议标记交换(GMPLS)的一系列标准草案，包括信令协议(RSVP-TE/CR-LDP)、路由协议(OSPF)、链路管理协议(LMP)等。目前，IETF正在讨论有关链路管理(LMP)、基于GMPLS的网络保护恢复以及域间路由等方面的标准草案。OIF主要关注的是IP客户端，OIF已经规范了智能光网络的用户接口(UNI)，用于各光网络节点互连的网络接口(NNI)尚在进行当中，E-NNI有了一个初步的定义。目前，OIF一方面主要是进一步完善UNI2.0，包括连接和控制的分离问题、多样性路由的双归属问题、无中断的连接调整操作、1：N的信令保护、对以太网业务的支持、对G.709接口的支持以及UNI接口的发现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OIF还将进一步完善NNI1.0，完善E-NNI接口的标准化工作。

我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对ASON技术投入了极大的关注，积极开展了相关技术研究和经济性分析，并着手ASON网络的规划和建设。目前，ASON组网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接口规范不完善，无法实现多厂商设备的混合组网；域间保护恢复技术还不成熟；支持UNI的客户设备较少等。这些问题有赖于标准的不断完善和产品的不断成熟。

三、智能光网络的演进策略

智能光网络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突出的优势，是构建新一代光网络的核心技术之一。根据自身业务和网络发展需要，合理的引入和开展新业务新运营模式，逐步向智能光网络演进；要保证与原有网络设备的良好兼容和业务的平滑过渡。

目前我国已经投入巨资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SDH和WDM网络，它们承担着的骨干网络的信息传送任务，这些网络不具有智能。鉴于此种情况，在发展ASON网络的策略方面，可以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

第一步：在现有网络中引入智能光网络集中控制系统，向外提供标准的UNI接口，实现流量工程和带宽按需自动配置。可以在现有光传输网的层面选择几个核心大节点配置大型交叉连接系统，这种方式可以首先屏蔽现有网络的多厂商环境，构建一个基于网格状网的灵活、强大的智能核心层，或者保持现有传输网不做变动。第二步：待智能光网络技术，特别是NNI信令协议最终实现标准化，例如GMPLS/G.ason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可以在网络中建立信令机制。对于传统网络的带宽配置仍可以继续由集中控制系统来实现。可以说未来两种方式将并存，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全网的端到端配置。如果最终全网实现了GMPLS/G.ason，网管系统将演变成网络资源的管理监控系统和业务的政策服务器，提供诸如网络性能，故障处理和资源监控等功能，将继续在未来智能光网络中发挥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市场的迫切需求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ASON技术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光传输网的体系和功能，为光网络的发展带来一个质的飞跃。然而，ASON从一个概念发展到成熟应用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相关组织加快研究，尽快完善ASON标准，需要设备厂商生产出成熟可靠的产品，需要运营商谨慎、积极地探索网络的应用。随着ASON标准化进展的加快和ASON设备的进一步成熟，ASON即将步入实用化阶段。现有光传输网向ASON网络演进是光网络的发展趋势，随着技术的成熟，ASON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健学，智能光网络及其研究进展.

[2]徐云斌.ASON标准化研究进展.

[3]王丽霞.2005年ASON技术发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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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计算机网络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表现，它具有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崭新方式，榜样激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面对网络环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榜样激励应该如何把握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1榜样的选择要与时代特征相吻合

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富于幻想，但在榜样的选择上还是模糊的，有些男同学佩服网络游戏中的人物，并把他们作为“真正男子汉”的楷模，有些女同学被超级女生所吸引，天天梦想着自己也能像李宇春、周笔畅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身价百万，这些学生不懂得成功是来自对事业执着追求，技艺精湛是由于刻苦训练，学生成长需教师点拨、指导，而点拨、指导，最好的方法是为他们选择新鲜、与时代特征相吻合的榜样。

选择榜样，既要考虑学生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样选择出来的榜样，才能贴近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信息素养包含了信息伦理道德、信息意识情感、信息科学常识和信息技术能力，信息科学常识和信息技术能力是形成信息素养的“物质基础”，一个人在尚未掌握信息科学常识和信息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就去奢谈信息素养，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但信息素养除了需要“物质基础”之外，还必须有“精神要素”，那就是信息意识情感和信息伦理道德，“精神要素”决定着技术能力应用的价值趋向，假如一个人不仅具有高超的技术水平，并且还拥有正确价值趋向，那么他就是一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有用人才，反之，一个没有正确价值趋向的人，不遵守道德准则的人，即使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他也会走向歧途，那些网络黑客和网络高智商罪犯就是佐证，因此，我们在选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榜样时，既要注重榜样所具备的信息科学常识和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注重信息伦理道德和信息意识情感。

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我让学生以“我心目中的榜样”为主题制作幻灯片，让学生亮出自己选择的榜样，在了解了学生的心理状态之后，我又组织了“榜样”大讨论，同时，不失时机地加以引导，让学生在对榜样进行深层次思考分析之后，明确了自己的不足及从榜样身上汲取哪些优秀品质。

2榜样激励要把握好“度”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榜样激励要把握好“度”，“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超出这个界限，量变就会引起质变，就是说，如果刺激过“度”，就会出现“超限效应”，引起学生心理不耐烦或边区现象，“欲速则不达”，“激”而不“励”，相反，“度”不及，不能感奋，“励”而不“激”，我在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首先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榜样，让学生感觉自己通过努力也能同样优秀，在我的信息技术课上，我常常布置具体的任务‘让学生利用网络自己搜索材料，完成作品，然后，师生共同评选出优秀作品，让获得优秀的同学谈自己完成作品的过程，同时，其他同学也谈自己的感受，在这样一种榜样与自我对照的分析中，会激发起学生不服输的精神，另外，我还鼓励学生当小老师，上讲台讲课，在所有的榜样激励的实践中，我都力求把握好榜样激励的“度”，从不过高地拔高榜样，也不使用过激的语言。

3榜样激励要把握好时机

《学记》中有句话，“当其可时谓时”意思是说按照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教育才能叫做“及时”，那么榜样激励的最佳时机，就是指充分利用学生所处的那种积极的情绪状态，促使学生内心的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并使其化为行为，去实现预定的目标，那么，榜样激励的最佳时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经过几年信息技术教学工作的摸索，下列几种情况可称得上是榜样激励的最佳时机。

3.1当学生进入新情境热情高涨时

人们的思想、行为、情感等是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与人们的主观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当学生转入到一个新情境(如转入一个新学校，调入一个新班，进入新学年、新学期)时，往往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加之内心潜藏的自尊心的催化作用，这时总是暗暗警告或提醒自己要干出个新样子来，这种朴素的出自内心的动机，使学生产生一种按新情境的要求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我们应充分利用学生进入新情境时内心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提供榜样给学生参考，给予热情地鼓励，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帮助学生明确新的目标，点燃新的希望。

今年九月接任高一新生的第一节信息技术课，我就组织了一次题为“争做网络时代的弄潮儿”的主题活动，让学生写了自己的计算机水平、如何学好信息技术、对未来的展期等，新学生，新老师，新环境，新的奋斗目标，强大的激励效应把全班学生牢牢抱紧，共赴新的征程。

3.2当学生处于困境自暴自弃时

学生在遇到失败、受到挫折、遭到打击时，稚嫩的心灵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有时就好象是觉得掉进了陷阱一般，处于这种情形的学生希望他人的理解关心，寻找榜样的愿望特别强烈，老师若能及时地表现出一种关切、热情、理解的态度，为其讲解榜样面对困难是如何应对的，即可唤醒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的主动性和热情，产生平时难以获得的良好效果，比如，有一位学生，几乎没接触过计算机，所以，他上信息课显得很慌乱，也不好意思问同学，由于完不成作业，他有些自卑，以致产生了放弃学习计算机的念头，我及时找他谈话，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以前的环境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只有比别人更努力才能迎头赶上，在以后的课上，我比平时更关注他，很快，该同学就树立了学好计算机的信心。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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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竞争网络的建立

国际竞争网络（ICN）于20__年10月25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它建立的基础就是美国国际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ICPIC）最后陈述中提出的建议，ICPIC由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建立，它提出一种更加非正式的国际竞争政策协议，而不是将所有国际竞争规则捆绑在一起。这使得美国对于国际竞争政策的定位发生了轻微变化：美国不再一味坚持双边协作，而是发动国际社会实施ICPAC的建议。虽然欧洲联盟一直是建立WTO最低标准的倡导者，但是它立刻对美国的提议表示赞许，并且加入到其实施过程中。ICN为国家的和跨国的竞争机构提供了一个论坛。ICN的目的在于为竞争方面的国际协作提供便利，促进竞争集团的程式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极大地发展有关共同利益的竞争实践。由于ICN没有任何法律特征，而且不是在任何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建立，所以ICN实质上只是一个组织。所有ICN提出的建议都是非约束性的；所有参加到这项工作的人员和遵守其规定的人员都是出于自愿。因此，ICN既没有自己的组织形态和员工，也没有任何融资责任。ICN由一个指导委员会领导，ICN主席由成员机构中的领导代表组成，每两年换一届。所有相关成本都是由实际的成员机构共同承担。目前将近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竞争主管机构参加了这个组织（王晓晔，20__）。

（二）国际竞争网络的运行机制

ICN的工作计划以项目为导向，其成果往往要获得一致赞同。ICN工作小组（WG），负责的是一般定义上的项目，他们进行实质上的工作。20__年12月，建立了三个工作小组：（1）在多集团背景下的并购控制过程；（2）反托拉斯机构的竞争倡导角色；（3）能力建立以及竞争政策的执行。在20__年的墨西哥会议上，还建立了第四个WG，其任务为在监管部门强制竞争的执行。倡导WG旨在加强竞争机构拥护市场竞争的角色。因此，他们要研究评价成员国中的辩护经验，然后总结发展出出此领域内的最佳经验，让成员机构自愿采纳。倡导WG必须积极地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进行合作。总之，这个WG应当增强竞争委员会在促进竞争改革中的能力和作用，特别是当竞争显然同其他政治和公众目标（如产业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该WG已经制定出一个倡导竞争政策报告，指明了：（1）对竞争机构的政治影响；（2）倡导小组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3）为了促进竞争的不同机构背景之间的相匹配特征。执行WG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竞争文化和机构的建立，提倡竞争委员会的独立性，分析是否应当鼓励区域性制度。

并购WG由美国司法部领导，旨在通过分析评价并购治理实践来促进成员国采纳最佳的经验。为此，必须增强多集团并购的经验总结，才能为实施程式上的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提供便利，才能减少多集团冲突和降低交易成本。三个子小组（SGs）组成了网络治理体系，分别完成以下特殊大的计划工作：（1）负责并购公告和回顾程序的SG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领导。通过与私有部门的紧密合作，它们制定出8个基本的有关并购回顾体制的指导方针：（a）；（b）透明度；（c）非歧视性（以国籍为基础）；（d）程序公平；（e）有效率、即时、有效果的回顾；（f）协作；（g）一致性；（h）保护机密信息。通过运用这些原则，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和由于程序以及公告差异带来的无效现象。在这个子小组中，没有任何实质上的集中性；相反，最在意的是：（a）公告的极限；（b）公告的时间选择和回顾期间；（c）最初公告的要求；（d）交易效应和回顾权限之间的恰当关系；（e）发展出一套持续的并购控制程序回顾体系。在墨西哥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最一般的没有任何争议的实践问题；（2）负责分析性回顾框架的SG由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领导。该小组旨在收集和分析有关禁止反竞争并购所运用的标准的相关信息。小组积极地同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们进行协作，分析各种正面标准和反面标准，如“减少竞争”和“创造和加强主导市场地位”。为了得出标准并购指导方针，这个SG在墨西哥提出了一项中期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成员国现有的并购指导方针，根据以下内容为其共同特征和差异编出了目录：（a）市场定义；（b）单边效应；（c）协作效应；（d）进入壁垒；（e）效率要素；（3）负责研究方法的SG由以色列反托拉斯委员会领导，旨在得出研究并购的最佳经验总结，其方法包括收集相关信息的方法、保护机密业务数据的方法以及系统信息共享的方法。为此，该小组全面地总结归纳了当今的实践和经验。不仅如此，该小组还将分析经济迹象和经济学家参与金兵控制程序所能扮演的角色。

跨国并购的治理（起源与效应）有赖于自愿形成的互动与协作[1]。首先，了解了最佳的经验，就能够通过采纳更有效的并购控制方法，得出一致的程序（也许甚至可以达到长期一致）。这种一致性的增加过程能够降低由于对跨国并购施加过多政治负担所带来的无效率现象。第二，多集团竞争委员会办公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提高感知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通过交换意见和协作性的回顾过程，对特殊并购案例的理解就能够获得和谐结果）。

（三）国际竞争网络：面向国际竞争治理的新方法

尽管ICN提议完全不具有强制性并且完全依靠资源性，但是其支持者深信ICN的实施要通过工作人员的劝诱、成员的同伴压力以及相关的宣传和支持才能得以实现（vonFinckenstein，20__）。可以运用两种系统上不同的传播机制来进行解释：（1）通过永久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感知一致。通过成员机构的主要官员之间意见、数据、事实等的系统和持久交流以及解释，可以导致感知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由于相互之间持久的相互作用，成员机构对跨国反托拉斯案例的观点和评价将会越来越趋于一致。竞争政策的制定者（Schaub，20__）坚持认为，反托拉斯情形中的众多冲突不是根植于

相关国家竞争法的实体性差异，而是由于它们在评估限制竞争协议对不同的事实和情况的反竞争效应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理论不同。如大量的竞争理论学家和政策专家认为，在欧洲限制并购（市场势力）的最低标准和美国的相关政策（实质上放松竞争）之间存在微小差异。如果双方的委员会都转换一下各自的标准，那么主要冲突情形的评估结果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欧洲委员会根据它们对捆绑效应的经济评估，最终禁止了GE/Honeywell这项并购，如果所运用的是SLC检验，最终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反之亦然，美国反托拉斯委员会运用其特殊的经济理论没有制止这项并购，但是就算它运用市场势力检验，结果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可见，矛盾冲突并不是来自于实体性竞争规则的不相容性，而是由于对事实的评估差异所导致：美国反托拉斯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在评估这项并购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时运用了不同的竞争理论，因此才会得出有分歧的甚至不相容的结论。如果卷入这场跨国竞争案例的机构双方在一开始就能够进行合作，那么就能够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它们在调查、交流（更重要的是）讨论和评估实际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加以合作。感知的一致性可以为共同竞争文化（Schaub，20__）以及共同利益（Fox，20__）的建立和实施做出贡献。因此，才能够减小对同一项反托拉斯案例得出矛盾结论的概率；（2）最佳实践和同伴压力。最佳实践的识别、发展以及公布都会给成员机构采纳这些实践带来同伴压力。因此，就会发生程序化一致性的增强过程，随后将是实体性一致性的增强，这种过程可以通过周期性地国家一致性评估结果来得以巩固。如果成员国拒绝采纳得到一致认同的最佳实践，它们的声誉不仅会在网络中受到影响，也会受到（本国的）公共部门的关注。（四）国际竞争网络的内在逻辑

网络方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的、持久的相互作用来促进自愿协作[2]。因此，在这种方法下，可以使不同集团的监管体制以及这些体制之间的重叠部分设计得更加恰当，而不会侵蚀集团的。在协作网络内部，感知的一致性能够促进一个共同的竞争文化的出现，也能促进竞争政策标准的一致通过，从而可以缩小竞争政策中可能发生冲突的范围。这个观点既可以得到制度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支持，也可以得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特别是互惠和信任的博弈理论。一般而言，反复地进行社会交流可以在网络成员之中建立起充分的信任性，从而能够为稳定地自愿协作提供便利条件。如果人们觉得没有公平可言，就会使得背叛性的非协作行为越演越烈，而且复仇心理也会为行为方式设置心理障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背叛可以得到适当阻止，却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这就表明，虽然竞争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以及相互矛盾的决策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却无法完全避免。可以假设，不包括非竞争利益的冲突能够在网络内部得到解决。那些纯粹的反托拉斯争端（根据反托拉斯从业者）就代表了跨国竞争政策中的大部分争端。然而，如果争端是由非竞争利益（如战略贸易或者产业政策、当地就业考虑、国家威信或者地区威信等）以及政治经济因素激化甚至完全由此产生，在这些情况下ICN机制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些情况下，竞争机构作为网络成员，很有可能无法仅仅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而是会受到国际或者地区政治家（他们本身受到特权阶级和“特权利益”的影响）的影响。通过这样的途径，非竞争利益就会进入ICN内部，并且在特殊情况下将以竞争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扭曲。如果竞争机构无法自由地追逐竞争利益，而不得不实施由本国政府强迫实施的歧视性战略时，能否在竞争机构之间达成一致协议呢？这个问题还非常可疑。然而，相反的是，竞争委员会可能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制定过程产生影响，所以非竞争利益的障碍会非常多。因此，只有严重的国家利益才能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情况可能涉及的国家不多，但是却会对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产生剧烈影响，如著名的EU-US争端，它是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Boeing-McDonnellDouglas-merger所引发的。当然，如果假设这项争端在ICN内部也不会得到解决，是非常合理的，如，在GEHoneywell案例中，就是由于反托拉斯协作的双边协议而产生的争端。由此可以引出竞争政策的一般目标：应当保护国家竞争还是国际竞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有一个问题同此紧密相关：竞争政策是应当以国家福利为导向还是以国际福利为导向？传统上，国家竞争机构看重的是国家福利，国家福利在排除任何卡特尔的限制时，或者在并购控制中运用差别性标准（国际竞争防御）时能够达到最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国家福利和国际福利在自由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都能够得到增长，所以它们之间不存在权衡。然而，尽管如此，现代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表明，在特殊条件下，集团国能够通过国际竞争的限制条款中获利，但是却要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政策战略）。因此，为了防止国家竞争政策成为限制国际竞争的工具（Fox，1997），国际竞争政策体系必须将焦点转移到国际福利上来，这种转换可以看成是国际竞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ICN并没有改变成员国的竞争政策，并且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将奋斗方向从国家福利转移到国际福利上来。

ICN的一个优点在于其程序化的一致性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涉及到并购控制事项时更是如此。就算是不存在实体性的一致性，公告要求的一致性、归档条件、时间序列等等，以及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协作的加深等等调查中的事项也可以为提高效率提供重大潜力。如果这些程序能够以协作方式进行，而不是由每个国家独立执行，那么就能够减少调查机构的工作量，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多集团的并购回顾对并购企业施加的负担也能够大大减轻。在现行的体制下，由于跨国并购必须面对所有集团国的并购控制程序，因此此项并购要想达到促进竞争的效应，就必须付出昂贵的成本。虽然不存在实体性一致性的情况下无法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值，但是只要能够将情况得以改善，就会带来不少收益。由于并购控制体制的程序化差异带来的行政负担是一个特别缺陷，它同任何保护竞争的事项都没有关系。不仅如此，对于国际市场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些行政成本（包括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序列的不确定性）比实体性差异带来的成本更加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对不同的集团市场产生效应的企业都不会带来集团内的竞争问题，因此，所面临的仅仅是程序化的无效率。人们在论述中往往低估纯粹的程序化一致性的意义。

从表面看，ICN能够极大地改善程序化的一致性。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关ICN的研究都将焦点放在程序化的协调上，特别是并购控制WG以及大部分已经被采纳的最佳实践也都是直接为程序化的一致性作贡献。现在人们已经广泛承认ICN方法可以达到反托拉斯的目的，因此推动了程序化一致性的过程。ICN中参与机构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也象征着它的政治经济适应性极高。进一步讲，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背叛、抵制或者反对ICN工作的情况。然而，这也许是因为现有的所有提议到今仍旧没有从实际意义上为成员国寻找到解决方案而已。然而，ICN的议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大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很有可能引导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法。为了发展出“交易效应和回顾权限之间的恰当关系”所作的努力（并购控制WG,SGI）从表面上看可能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却带来了深远的有关能力分配的问题。并且，模拟并购指导方针以及不同的实体性标准的比较评价也触及到了的并购控制体制。ICN是否

能够有效处理实体性事项并进一步提高效率呢？时间将会给我们提供答案。国际竞争政策效率的另外一个方面指的是有效竞争规则的国际性传播[3]，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的规则，例如反核心卡特尔的规则。从这个角度讲，ICN为改善国际竞争治理体制提供了强大潜力。能力构建和执行WG能够积极地争取弥补发展中国家的无效竞争秩序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保护漏洞。不仅如此，所有的工作小组都能够改善竞争机构之间的协作，增强反托拉斯政策的效率，因此能够学到更有效的反托拉斯方法。如果网络中网络内部权力的不对称性导致ICN提议符合有权力的集团（如美国或者欧盟）的意愿，但是对其他国家（如发展中国家或者小的国家集团）却实行差别待遇，就会给后一种效率问题带来障碍。如果非竞争利益进入了ICN，美国或者欧盟就可能会竭力在国际反托拉斯中获得霸权地位。虽然ICN的非强制性特征允许小集团国家抵触那些歧视性的提议，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离开网络就意味着完全失去影响力，所以必然会产生一种非正式的依赖性。然而，从现在的角度讲，这个论点只是理论化的，并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进一步讲，网络可能塑造出内部的动态性，不管集团国的重要性如何，它们都无法控制这种效应。

ICN的另一种效率优势在于它的分散化结构，能够避免跨国委员会、机构和行政部门以及它们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效率劣势发生。集中的跨国组织有很多缺点，它可以使国家丧失，会远离人们和企业的偏好，并且统一性能够侵蚀地区性的特质，带来行政无效负担，导致抵触监管环境变化的现象等等。国际组织中的效率挫伤效应导致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全球治理模式的流行度的不断增长（Maher，20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