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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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省县域发展状况分析

县域发展中，县域经济是重要内容。2002年以来，我国县域经济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成果显著，地位增强，这是县域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结果，也为接下来县域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奠定基础。首先，县域经济发展增速明显。根据《中国县域经济十年发展报告》显示，十年来，平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28.2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21.10亿元，翻了两番；平均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2002年的1.0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6.61亿元，增长了5.61倍。其次，县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根据《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1年，全国县域内人口总数达8.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5.72%；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24.1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1.04%；全国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合计达1.32万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25.07%，超过四分之一。

2.1河北省县域发展的成果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全省下辖136个县（市）（不含市辖区），县域人口占全省人口82.73%，县域生产总值占全省GDP的68.07%，县域发展状况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鉴于县域发展的重要地位和具体省情，河北省各级政府把县域发展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成果显著。一方面，近年来，河北省通过实施“四个一”战略，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和培育大型工业聚集区和企业集团，加快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推动区域全面协调。和2007年相比，2011年河北省各县（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我省各地相继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县、各类产业园等吸引国内外投资、发展当地经济的专门机构和区域。在国家级开发区（县）的建设方面，目前我省拥有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妃甸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开发区，此外，国务院划定我省的滦县、乐亭县、唐海县、昌黎县等11个县（市）为国家级沿海开放县，这些开发区（县）对当地及周边各县的投资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省级开发区的建设方面，河北省政府在各地设立省级开发区，以此优化投资环境，主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现代服务业。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河北省省级以上开发区完成生产总值4803亿元，财政收入556亿元，开发区以不到全省0.8%的土地面积，聚集了全省23.8%的生产总值、25.2%的财政收入、56.5%的外商投资和57.1%的外贸出口。此外，全省大部分县（市）已建立起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各类产业园。

2.2河北省县域发展的不足

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了河北省各县（市）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和周边省份的发达县（市）相比，现阶段河北省县域发展也存在问题和挑战。首先，河北省县域发展中产业结构不合理，成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2011年，全国百强县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比的平均值为7.7∶58.8∶33.5，而河北省县域发展中三次产业比的平均值为16.0∶54.1∶29.9。和全国百强县比较，河北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是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的2倍多；第二产业略低于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且对资源性产业依赖度过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且第三产业税收比重为15.7%，比全国低23.6个百分点。其次，现阶段京津冀的环境治理工程对河北省县域投资环境的优化提出新的挑战。河北省目前正处在节能减排、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时期，各县（市）按照“消化一批产能、转移一批产能、整合一批产能、淘汰一批产能”的思路，压减过剩产能，这对大部分县域经济产生重创。因此，如何推动各县（市）产业转型升级，保持县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优化县域投资环境遇到的新问题。

3河北省县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文章在借鉴我国区域投资环境相关理论和构成要素的基础上，针对河北省县域发展的特殊性，并根据县域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探索河北省县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3.1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县域发展实力的综合体现，和其他非经济环境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是县域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河北省县域投资环境构成中，经济环境是基础，是决定县域投资环境的先决条件。和其他区域经济环境构成不同的是，县域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环境以及其他综合经济环境。

3.1.1第一产业发展环境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林牧渔作为第一产业，其产值和人口比重较大，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因此，只有第一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健全了，农村经济才能全面发展，以此带动农村的商业、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为县域投资环境的改善奠定基础。因此，文章选取人均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生产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河北省各县（市）第一产业发展状况。

3.1.2第二产业发展环境

在河北省县域发展中，虽然第一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县域整体发展并不等于第一产业的发展。县域发展不仅是农业的发展，而且涉及经济领域的各个产业，仅仅依靠农业发展不可能克服河北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及县级财政困难、农民增收迟缓、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等各种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来解决。工业作为第二产业的主要组成，按照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原理，河北省各县（市）应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不仅是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县域投资环境的必然选择。因此，文章选取人均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率和人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来衡量河北省县域第二产业发展状况。

3.1.3第三产业发展环境

第三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能耗低、污染小、效益高等特点，对拉动县域升值、集聚人气、解决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产业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就会，为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减轻就业压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河北省农村人口众多，各县（市）发展第三产业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并且，当前河北省县域发展中，受环境治理、金融危机、竞争压力、资源枯竭等因素影响，以民营加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发展出现停滞现象，因此，加快发展房地产业、金融保险、科技信息、文化服务、现代物流等重点服务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提升县域投资环境、促进县域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人均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率和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河北省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3.1.4综合经济环境

综合经济环境是指经济活动中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各种因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综合，包括了除三大产业之外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如县域发展潜力、县域消费能力、开放化程度、产业化程度等因素。综合经济环境反映的是整个县域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状况的全貌，是县域经济中各产业协调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国内外投资者考察县域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文章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社会消费品人均零售额来衡量河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情况。

3.2基础设施环境

县域投资环境离不开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的支撑。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其作用在于保障社会各项活动正常进行，它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因此，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投资者所关注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环境中包括地理位置、交通运输、通讯水平、医疗水平、生态环境等因素，这些要素影响到企业生产销售和人们的生活，因而影响国内外资本的投资决策。文章选取人均民用汽车拥有量和人均医院床位数来评价河北省各县（市）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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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光伏市场

日本政府历来重视光伏发电技术的推广利用，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光伏领域的发展。日本经济产业省等主要部委都推出并实施相关优惠政策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2012财年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通过“支持引进住宅光伏系统的补贴措施”、“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政策（FIT）”以及“引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作为部分恢复措施的补贴计划”等支撑项目或措施来推动住宅和工业光伏系统的应用与普及。光伏发电项目电能收购方式和收购价格见表1。日本光伏市场认证壁垒较高。在日本，光伏产品有两个重要的认证，分别是日本太阳能发电普及扩大中心的J－PEC（JapanPhotovoltaicExpansionCenter）认证与日本电气安全环境测试实验室颁发的JET（JapanElectricalSafetyandEnvironmentTechnologyLaboratory）认证，两者分别针对不同光伏发电系统市场的产品提出相关检测要求。

一般而言，日本市场看中产品质量与服务甚于价格，因此国内企业在欧美市场上的低价模式，用于日本则收效甚微。同时，由于较高的上网电价补贴，使得电站投资收益非常可观，因此，由于较高的上网电价补贴，使得电站投资收益非常客观。因此，日本市场对于光伏产品的溢价空间具有相当的容忍度。另外，日本市场较高的认证门槛，将价格低廉而无品质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健康有序的供求格局避免了价格战的发生。因此，日本市场成为全球光伏产品平均销售价格（ASP）最高的市场。日本市场政策清晰，是真心实意的想利用光伏发电，这种清晰的政策反而更加的务实，不会一味的规划未来。日本的电价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电价高出两倍，甚至两倍以上。普通电力价格高，相应的光伏发电补贴就会更容易让人接受；此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是中国的近10倍，其在光伏补贴资金的来源方面更为顺畅，不会出现中国极为严重的拖欠情况。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于2013年6月13日通过了旨在实现电力系统改革的《电气事业法》修正案。该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到2015年建成在全国范围调整电力供需的“广域系统运用机构”。日本电力改革旨在打破大型电力公司的“地区垄断体制”，降低准入门槛，通过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电价。最终目标是实现大型电力公司发电和输电部门各自独立的“发电输电分离”，共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此修正案是改革的第一阶段。法案附则部分明确提出要实现发电输电分离和由家庭自由选择电力公司的“电力零售业务全面自由化”。电力改革第二阶段将力争在2016年实现由家庭自由选择电力公司的“电力零售业务全面自由化”。第三阶段是2018至2020年前实现大型电力公司发电和输电业务各自独立发展。电力部分自由化之前，电力供应主要是由区域电力公司（一般电气事业者）提供。在这种情况下，电费等电力供应成本的弹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不利于电力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为了打破这一垄断，日本政府引入了“新电力”这一概念。“新电力”是对“特定规模电气事业者”的统称，其电力销售对象主要包括大、中型工厂、大规模办公区域等。虽然地域电力公司也能对上述电力客户提供电力，但面对“新电力”集团的“用电成本”（包括电价）的可调性优势面前，地域电力公司已不像“电力部分自由化”实施之前那样保有在电力供应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地域电力公司仍保有对一般家庭用电的控制）。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日本的能源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通过“固定价格购买制度”等政策，积极鼓励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从2012年起，包括太阳能发电在内的再生能源行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行业的过热发展，必然伴随过度的竞争，造成资源的浪费，引起行业的混乱。最近，经产省已清理撤销了670个没有进展的太阳能项目的许可。

三、日本土地政策

要在日本建设光伏电站，获取足够的土地来进行施工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取得土地原则上无须审批，规制土地开发行为的主要法律为《都市规划法》，此外还包括《建筑基准法》、《农地法》、《森林法》等其他相关法令。根据《都市规划法》，以建筑物的建设或特定工作物的建设为目的，更改土地的区划性质的行为属于开发行为。开发行为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需要办理大规模土地开发许可。日本各县市分别制定了应对本区域土地开发行为的细则性规定和指导性意见。另外，根据开发土地的性质，除需要办理上述土地开发许可外，还可能涉及林地开发许可、林木采伐备案、环境影响评估等诸多行政手续。并且根据项目具体的地理位置、地质地形、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等，还可能涉及土壤保护、农地保护、绿地保护等多方面的政府指导。另外，根据日本《国土利用法》的规定，为了确保适当并且合理地利用土地，交易超过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需要在当地政府进行备案。除部分有价格暴涨的可能性、被划分为“监视区域”或“注视区域”的土地外，备案原则上采取事后备案制度。属于备案范围的土地交易，除买卖、租赁外，还包括实物出资、代物清偿、让与担保等多种形式。需要备案的土地规模基准，按照土地所在的区域作出了如下区分：（1）属于都市计划区域中的城镇化区域的，超过2000平方米的，即需要备案；（2）属于都市计划区域中除城镇化区域以外的区域的，超过5000平方米的，需要备案；（3）属于都市计划区域以外的区域的，超过10000平方米的，才需要备案。

四、日本税收政策

日本税收体系较为发达和透明，但是整体税负较高。具体而言，日本法人企业需要同时缴纳国税层面的法人税以及地税层面的居民税、事业税以及地方法人特别税。其中，法人税的税率原则上为营业年度收入所得的30％。法人居民税是对前述法人税的税额以17．3％的税率征收，其税率大约为5．19％，但依照日本法律规定，都道府县及市町可以将该税率最多调高至6．21％。事业税是对法人营业年度收入按比例征收，其征收分为资本金1亿日元以下和超过1亿日元两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实行分段计算税率。地方法人特别税是为了调节各个地方自治体之间的税收差异而创设的相当于国税的税种。以上所介绍的国税和地税若单纯相加，考虑到各个地方自治体目前已经根据地方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人居民税的税率，因此对于法人所得合计得出的实际税率大约在40％或者稍微再高些的程度。

五、日本社会文化

日本文化整体而言，偏向保守，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和警觉。尤其是生活在农村或山区的居民，对祖辈流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较为坚持，排斥外来的人、事、物。尽管在日本开发土地，没有明确地规定如果周边居民反对则不能开发，但是周边居民对开发、建设行为的排斥，无疑会对当地政府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在当地政府办理土地开发相关的各种行政手续时，当地政府可能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常常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日本国民的忧患意识，从日本有些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可略知一二，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常常采取消极的态度，甚至过分夸大了事物的负面影响。

六、结语

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日投资企业只有3家，到2012年则猛增至121家。而日本引进外国投资是从20世纪90年生泡沫危机之后才逐渐增加的，随着外国投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福岛核灾难之后，日本政府对引资政策的不断调整，日本的光伏市场投资环境出现了较好的变化。

（一）日本政权整体相对稳定虽然近几年来，日本首相更迭频繁，但政权整体情况稳定，除2009年至2012年以外（由执政），自民党一直是占日本众议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也是日本现在的执政党。但是，安倍政府在参拜靖国神社、归属等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无疑会成为中日关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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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思路及指标选择

区域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测评的基本思路是：（1）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初选。从自然环境、宏观经济、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5方面选择指标，初步建立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Xi｝。（2）修正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对12个城市的数据，反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小二乘法从投资环境优劣的排序分析中查找并剔除可能导致排序结果偏差的指标，确定合理的测评指标体系｛Xi＇｝。（3）采用OLS确定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权重。（4）建立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测评公式。根据逻辑严密且易于操作的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测评公式（式1、式5），结合修正后的测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完成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生态位的测评。

2.1指标初选

遵循多维超体积生态位理论，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原则设计出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环境维（X1-X3）、宏观经济维（X4-X12）、房地产市场维（X13-X23）、基础设施维（X24-X29）、社会文化维（X30-X33），共5个维度33项指标（见表1）。由于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环境等的定量化解释性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假设这些软环境是无差别的，在评估时暂不考虑。

2.2指标检验及修正主成分分析法

可用于众多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优劣排序，但无法实现少数城市间的比选，且运算过程较为复杂，直接作为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方法有一定局限。本文根据这一优点将其用于修正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北12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在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分值计算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投资环境的优劣排序，查找并删除导致排序偏差的指标，直至排序结果合理。

2.2.1检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文收集了湖北12个主要城市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确保数据一致性，本文以更高层次部门的数据为准。为了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使计算具有可比性，采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公式：式中，i=1，2，…，33；j=1，2，…，12；n=12，Xij为第j个城市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值；为所有城市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值的平均值；n为所选城市个数。利用SPSS21.0对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12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得分，具体过程为：（1）计算主成分的特征值与贡献率。对X=(Xij)mn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行因子分析，选择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贡献大于90%的3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指标的主成分。（2）计算主成分荷载。进行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荷载矩阵Aij。（3）计算指标与主成分的系数。计算各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与各主成分之间的系数关系(Rij)p，p=1，2，3。（4）计算城市综合分值。首先，计算各个城市的主成分值。以武汉为例，第一主成分F1值为：（式3）式3中，F1为武汉的第一主成分分值；A1j为各变量在第一主成分上的载荷；Zj为武汉房地产投资环境各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同理，可以求得武汉F2、F3的值。其次，计算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总值，以武汉为例，其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分值为：表1：湖北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初选目标层次因素层次因子层次湖北省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综合生态位自然环境维X1：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X2：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3：工业废水排放量宏观经济维X4：人均GDP；X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X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0：实际利用外资；X11：出口总额；X12：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房地产市场维X13：房屋建筑施工面积；X14：房屋建筑竣工面积；X15：商品房销售面积；X16：商品房销售额；X17：住宅销售面积；X18：住宅竣工面积；X19：住宅销售额；X20：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X21：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X22：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X23：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基础设施维X24：建成区面积；X25：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26：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X27：邮电业务总收入；X28：居民生活用水量；X29：居民生活用电量社会文化维X30：人口密度；X31：普通高校学生在校学生数；X32：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33：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式2）房地产开发（式4）式4中，Rp为武汉第p个主成分的权重系数；Fp为武汉第p个主成分的分值。同理，可以求得各城市的综合分值。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和排名（见表2）。根据目前市场情况，为使表2中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排名更符合其实际发展程度，对初步建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

​对初步建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利用OLS方法进行分析和筛选，剔除相关性强或易相互干扰的指标，同时选择更能解释目标层的指标。OLS估计法不仅能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而且能够说明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力度是不同的，因此用来对房地产投资环境测评指标进行修订是可行的。利用OLS估计法对指标进行检验，剔除变量对应参数P值高于0.3的变量，因为P值高于0.3意味着变量有30%的概率与待评价的变量房地产投资环境没有关系。剔除后的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修正R2为0.868404，说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强，指标能较好解释被解释变量，除X19外，所有参数P值均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可认为其参数显著。AIC值和SC值较低，该模型拟合较优。X5、X12、X14、X15、X19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X16、X23、X32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因此考虑以上8个指标作为最终的评价指标，且房地产投资环境Y可表述为：Y=0.846406X5+11.36405X12+0.143804X14+1.902915X15-8.592176X16-286.6454X23-240.4752X32+4.417250X192.

2.2.2因子分析法检验指标合理性

对以上筛选出的8个指标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OLS估计两种方法得到湖北省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见表4）。从表4可知，新的评价指标下，各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得分和排名基本符合目前市场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建立新的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体系（见表5）。

3湖北主要城市房地产生态位测评与聚类分析

3.1生态位测评结合生态位态势模型，房地产投资生态位“态”的度量以各城市变量2013年的现状值为度量指标，房地产投资生态位“势”的度量以各城市变量2000-2013年的平均增长量为度量指标，时间尺度设为1年，即量纲转换系数为1，应用式1计算各城市各因子的生态位，再结合OLS确定的指标权重运用式5计算城市因素层生态位及城市房地产投层聚类树形图（见图1）。湖北12个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可分为3种类型，第Ⅰ类为武汉；第Ⅱ类为宜昌、孝感和襄阳；第Ⅲ类为十堰、荆州、黄石、荆门、黄冈、鄂州、咸宁以及随州。

3.2聚类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运用SPSS21.0分析湖北12城市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类型。

3.2.1第Ⅰ类为武汉武汉综合生态位为0.272，位居区域第1位，在湖北全省所占比重达27.2%，处于区域的主导地位。武汉综合生态位也就是生态位宽度最大意味着它在区域房地产系统中的竞争力最强，对周围资源及环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最大，在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中发挥的作用也最大。具体而言，武汉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各个因子生态位均为12市之首，说明武汉在各种资源上均占据着十分有利的位置。

3.2.2第Ⅱ类为宜昌、孝感、襄阳宜昌综合生态位为0.132，位居第2，仅次武汉，生态位宽度较大，房地产投资环境较优。宜昌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商品房销售面积等均排在全省前列，但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则排在了第12和第7位，说明宜昌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第二产业比重偏大，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说明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孝感的综合生态位为0.131，位居第3。其作为距离武汉最近的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随着汉孝城际快铁的开工建设，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将成为拉动孝感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重要力量。但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排在了全省较后位置，说明孝感的医疗水平还跟不上经济发展。襄阳的综合生态位为0.096，位居第4。作为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各方面发展势头良好，适合进行投资。但也要看到襄阳在产业结构和医疗条件上与孝感类似，这是襄阳下一步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上三个城市综合排名均在前列，其他指标增长趋势相近，同时产业结构都发展不合理，但综合来看，第Ⅱ类城市是湖北房地产投资环境优良的地区。

3.2.3第Ⅲ类为十堰、荆州、黄石、荆门、黄冈、鄂州、咸宁、随州十堰综合生态位为0.076，位居区域第5，这主要得益于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优良的医疗水平，但随着汽车行业的搬迁，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放缓，导致房地产市场活跃度降低。荆州以综合生态位0.062的水平排在区域第6位。除房地产从业人员这一指标靠前外，其余指标均处于全省的中流水平。黄石综合生态位为0.061，与荆州水平相当。除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靠前外，其余指标得分不高。荆门、黄冈综合生态位排在第8位、第9位，黄冈的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得分排在全省第二，这与黄冈广阔的土地面积是分不开的，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黄冈的房地产市场潜力巨大。鄂州、咸宁、随州排在全省末尾，除个别指标外，各项指标得分均靠后，这在短期内不能明显改观，但这也展现了这类城市房地产投资的特色，对部分特殊定位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综合来说，第Ⅲ类城市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加大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以拓展城市的综合生态位，提高在区域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4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湖北区域房地产发展策略

4.1区域房地产发展空间模式结合以上分析，基于12城市经济水平、房地产发展潜力、地理区位、目标市场与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相互作用，本文以第Ⅰ类城市为区域核心城市，第Ⅱ类城市为区域一级节点城市，第Ⅲ类城市为区域二级节点城市，通过交通线路连接各城市，构建合理的湖北区域房地产投资单核地空间等级圈层格局（见图2）。武汉应充分发挥区域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中心带动功能，以自身优势向周边城市扩散，全面提升周边城市的竞争力，营造优良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形成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体。宜昌、孝感、襄阳3市应充分发挥房地产投资圈节点连带作用，承担起连接核心城市以及引领二级节点城市的作用。十堰等8个二级节点城市要充分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如黄冈、鄂州利用武汉城市圈的政策优势，积极接受与其毗邻的武汉的经济辐射与扩散，通过城市间异质产品分散组合的方法减少同构产品的内部竞争和生态位重叠，同时加强与核心城市、一级节点城市的合作，逐渐构筑多样化的房地产投资环境线路。

4.2区域房地产内部发展策略竞合模式（thecooperation-competingmodel），简称CC模式，是基于竞争前提下的有机合作，其实质是推动和实现区域旅游的一体化。本文借鉴竞合模式优化湖北区域房地产投资环境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良好格局。

4.2.1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分离策略主要是为了避免因生态位资综合生态位（见表6）。城市房地产投资综合生态位；Ni为测定的相似（生态位重叠）而导致过度竞争进而遭致淘汰现象的发生。生态位分离策略包括空间错位、时间错位、营养错位策略。各城市通过采取以上分离策略可以有效优化竞争关系。第一，空间错位是指同样类型的房地产投资环境在空间上要保持一定距离；不同城市在吸引房地产投资主体时对客源市场的定位要分离。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环境特色，积极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步成长为区域房地产投资节点，通过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达到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合作和相互促进，以形成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合理的空间梯度。第二，时间错位是指房地产开发不仅要注重城市房地产开发的主次关系与时间次序，做到分期开发、滚动开发，同时也要对具体的房地产产品进行时间上的梯度开发。如城市住宅项目根据市场需求设置短期、中期、长期开发策略。第三，营养错位是指各城市在进行投资环境优化时要考虑到不同目标客源市场的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如鄂州、黄冈等毗邻武汉城市就要及时改善交通条件，襄阳、鄂州、随州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

4.2.2生态位扩充策略第一，开拓潜在生态位。目前各城市扩充生态位最常用到的优化策略就是开拓潜在生态位。如政府的基建计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主体的进驻，弥补前期没有占据的生态位。第二，引进新生态位。各城市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实行房地产优惠政策等使城市自身的生存空间不断增大。

4.2.3生态位特化与泛化策略生态位竞争理论认为，在资源和空间充分饱和的情况下，竞争将导致种群中某些个体的生态位被压缩，使其在发展中被淘汰，从而释放出所占有资源空间，这些物种个体则形成了“单食性”或“窄食性”（特化），可以通过强化某一特殊功能，提高自身适应性，而一些优势个体因得到这部分资源空间而使其生态位得以扩充，形成了“杂食性”或“广食性”（泛化），以增加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一般说来，行政级别高、经济发达的城市通常采取泛化策略，而行政级别低、经济落后的城市则采取特化策略以求生存。如武汉自2009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覆盖市政基础设施、商业、住宅等方面的投资项目体现了武汉房地产投资生态位的“广食性”。咸宁则充分利用其优美的环境及温泉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温泉旅游方面的房地产投资主体，使得其生态位逐渐特化。

4.2.4生态系统演替优化策略为促进区域房地产投资系统的成长与发展，必须要在综合考量各地利益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区域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互补，科学分工和协作，从而推动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替与优化，达到更高级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应采取以下措施：发挥武汉的中心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周边城市的竞争力，形成一个房地产投资环境综合体，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针对性改善各子环境的发展水平，在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同时，找出影响各市房地产投资环境的障碍因子，有的放矢地对投资环境中的弱项进行改进，从而较快地提高城市房地产投资环境水平；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对接和产业经济的转移和融合，要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如“半小时铁路网”和“一小时经济圈”等的建设，促进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融合，缩短时空距离，以形成强大的区竞争力。每个指标的生态位值；Ri为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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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验与成效

近年来，辽宁省各级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在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参见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我省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成就及存在问题》，2003年7月）。

1.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涉外窗口部门服务的规范化和科学化。首先是实行了办事公开制度，公开和简化了外商投资的办事程序和效率，规范了利用外资的立项审批、合同、工商、土地、劳动、税务、外汇、海关、商品检验等主要涉外部门的公开办事程序，大力推行了“一站式服务、一部门执法、一窗口收费”的作法；其次是推行了社会服务承诺制度，要求公用、城建、供热、商业、邮电、交通、电力、卫生、金融、口岸、旅游等重点社会服务部门公布社会服务承诺的内容、标准、责任和服务时限等，接受社会监督；第三是实施延伸服务，要求海关、商检、卫检、动植物检、港监、边检等部门实行海港口岸国际航行船舶24小时值班制、机场留守待命制、货物申报放行周六加班制、节假日加班预约等一系列方便企业的办法；第四是建立了与外商对话例会制度，省政府每年召开一至二次有外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参加的投资环境座谈会，直接听取外商对投资环境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2.加强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行为。其主要作法：一是出台了《辽宁省外商投资企业条例》，对外资企业的设立、变更、解散、组织机构、权利与义务、权益保护与服务、监督管理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二是出台了辽宁省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若干意见，对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和行为实行办事“三公开”，提高涉外执法人员素质，对企业进行检查、培训、处罚、参观考察等作出了规范。

3.治理了对外投资企业税外收费。一是清理了外商投资企业反映比较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定了辽宁省外商投资企业行政事业收费手册和收费监督卡制度，对不合理收费，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拒绝。对于收费人员到企业收费行为，收费人员必须在收费监督卡上写明收费项目、标准、依据、时间、金额并填写收费单位和收费人员姓名。不填写收费监督卡的单位不得收费。

4.加强了外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工作。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外资企业投诉工作，2002年直接批示的投诉案件占投诉中心受理案件的69%。自上而下地组建了外商投诉协调中心，加大对重大投诉案件及积案的处理。建立外商投诉工作负责制和责任制，实施“领导包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结案率作为省政府考核各市工作的一项指标。建立了政府投诉部门与司法部门的联席协调制度，以解决司法方面的外商投诉问题。

（二）总体评价

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区位、资源禀赋、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硬件”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差距主要体现在“软件”方面。从利用外资的总量上看，在东三省利用外资处于领先水平的辽宁省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也仅约4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大连和沈阳），在东部沿海地区处于落后位置，甚至低于同年苏州一市的利用外资水平（48亿美元）。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环境的建设方面存在差距。

辽宁省企业调查队曾就外商投资环境问题在省范围内进行了抽样调查。在抽查的227户样本企业中，49.34%的样本企业认为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是外商对辽宁省投资环境最具吸引力的首选因素，对辽宁省的交通、通信、航空运输和港口装卸便捷度的满意度较高。同时，样本企业普遍认为，辽宁省在投资“软环境”建设上还有待改进，如投资手续、涉外投资管理、市场秩序、法律环境、社会保障体系、融资服务体系等方面还需要尽快改善（详见表1）。

二、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一系列调研座谈，我们了解到，目前辽宁省的投资环境还亟待改善。下面列举各界反映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以行政性审批为核心的投融资管理体制是影响社会性投资的一大障碍

近年来，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是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背景下，辽宁省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以及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业基础优势正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是省内外一批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具备了在辽宁省投资大项目的资金和技术实力。然而，现行的投融资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据辽宁省有关人士反映，一是按投资额划定的分级审批制过于严格，限制了一批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二是审批环节手续复杂，周期过长，无形中也加大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风险。

（二）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较高的金融风险极大地限制了本地和域外资本的进入

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历史包袱”沉重，表现为“几多”：老企业和大企业多，中央企业多，离退休职工和富余人员多，国企内部嵌套的“大集体”职工多，银行负债多，企业社会职能多，社会保障欠费多。此外，省内商业银行长期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比率影响了战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正常的金融活动。而彻底解决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比率，降低金融风险，单凭一省之力是不够的。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面对不平等的政策环境

辽宁省企业界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希望国家有关政策更加公平和透明。国有企业代表认为，除了历史负担重外，国有企业在行政干预、国有资产处置、经营者激励机制（如年薪制）、税收负担、军品生产等方面，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民营企业代表反映的政策不平等问题则主要集中在国债项目、债转股、下岗分流补贴、企业破产政策、进出口权、

税收政策和税务稽查活动、技术改造项目融资和财政贴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认定等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总处于“被政策遗忘的角落”。关于“内外有别”的政策问题，内资企业普遍呼吁国家应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如省政府要求省内内资企业（含国有和民营企业）按销售额2‰征收河道维护费，而外资企业可以免交，此外，国家应调整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相比之下，由于目前我国对外资优惠政策较多，外资企业代表反映政策不平等问题不多，问题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通关效率、政策的及时性与透明度等方面。

（四）贸易政策与通关环境

在调研过程中，辽宁省企业界代表普遍反映国家有关贸易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如东软集团反映在数字医疗设备和核磁共振设备等高端产品领域，目前进口政策呈现出零部件和产成品“关税倒挂”的现象，不利于国内企业零部件生产的本地化和进口替代。出口退税难也是出口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两家日资企业代表特别谈到了国家关于二手进口设备控制过于严格，不利于日本企业向中国内地的产业转移。

（五）工业用地和人才引进问题

据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反映，与东南沿海其它地区相比，辽宁省的工业用地指标控制偏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辽宁省新增投资和改造项目。目前，辽宁省农田比例居全国首位，达到87%，而全国平均水平为80%。全省采煤沉陷地区的用地指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老企业的搬迁改造用地却很难解决。省内企业还普遍反映，目前企业急需的高技术人才引进还需要政府在一系列配套政策上予以倾斜，如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家属就业、子女就学、搬家安置、购买住房、汽车等大件消费品的消费税政策等需要进行调整。

（六）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老工业基地的投资环境不配套问题

调研组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过程中了解到，该区是目前国内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软硬件建设使得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保持了GDP年均增长20%以上的发展速度（据零点调查、前进策略与《智囊》杂志联合进行的《全国十大开发区投资环境进展》评价中，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综合指标得分位居第6位。前五位分别是：昆山、北京、天津、浦东、深圳开发区。参见“投资者评各地投资环境苏州昆山、北京综合居前”，2002年5月29日《中国经营报》）。但是从投资环境特别是产业环境上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开发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集中体现在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产业配套体系、技术环境、物流体系等方面。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产品与老工业基地很难配套，特别是对于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难以形成“以整机带动配套，以配套促进整机生产”的“产业生态环境”，以至于开发区内生产的零部件产品也主要是为南方企业来配套。

（七）行政效率和规范性、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问题

辽宁省企业代表普遍反映，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除了要放松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外，还应该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特别是对于中央直属企业，受条块分割体制的影响，“婆婆”太多，职能交叉，程序繁杂，办事效率不高。有的企业反映，因曾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出规范和改进税务稽查工作的建议，就受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刁难。此外，政府还应该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如政府在调整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应该为企业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同时，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如通过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及时向有关企业传达和讲解。

三、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建议

（一）尽快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鉴于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舆论形势，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下决心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来推进，使之成为继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的我国又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系统工程，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和援助政策被以往经验证明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整体规划和全方位推进，以发挥政策的整体效能和协同作用；第二，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是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涉及到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城乡居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不从国家战略高度上推进有可能会导致改革目标和政策初衷被既得利益所阻断的困境；第三，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形成“政策感召力”，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本地区吸引和利用各种形式的战略性投资；第四，浦东开发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模式和经验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兴提供了现成的体制模式和政策参考；第五，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政，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说到底是一个如何规范、约束政府行为，使政府决策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在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法律是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最可靠的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屡禁不止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现象”，繁文缛节的行政程序，拖拉低下的行政效率，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规范和透明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环境。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计划体制的长期作用，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明显地带有“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特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和程度都要高于东部发达地区。可以预期，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国家战略，必将给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以更多的事权和财权，如果没有健全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环境，政府行为“错位”、“失位”和“越位”的负面效应将更加突显，的腐败行为将愈演愈烈。因此，建议：（1）国家立法机构应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等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2）尽快出台《国家公务员法》，实施以政务类和业务类分类管理为重点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首长的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3）加大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重点解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违反上位法规定或者自行设定实行地区封锁的内容，违反上位法规定，或者自行设定增加管理相对人义务的内容，或者自行设定降低或者减少管理相对人合法利益的内容，以及超越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规定行政管理的有关事项和内容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行政立法五大问题法规审查当立行”，2003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三）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策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监督，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塑造“亲商、亲民”的“服务型诚信政府”

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

政府形象和制度环境，是商业投资环境的“窗口”。辽宁省被调研企业的代表普遍认为提高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简化行政程序是改善投资环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头等要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简化行政程序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通过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和行政许可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在行政性放权过程中存在的“放小不放大”、“放轻不放重”和“放虚不放实”的问题。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行政相对人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提高政策透明度，并适时召开社会各界参加的沟通座谈会，倾听行政相对人的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和问责。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要改变只重经济业绩不重经济、社会、环境、教育等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考核体系，结合公务人员的行政效率建立完善的综合考核体系。要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政府形象，塑造一个“亲商、亲民和诚信”的“服务型政府”形象，为社会投资者营造宽松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放松市场进入限制，为老工业基地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的基础优势创造宽松的条件

目前我国正着手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为此，我们建议可以将东北地区确定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1）在投资额度审批上，放松中央政府掌握的内外资项目审批的投资额度限制，如投资总额2亿美元以下的外资项目可以由省政府自行审批，但要到中央政府备案，以吸引一批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进入，培育起新的增长点，并以此带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改造和升级。（2）在投资领域方面，不仅要充分放开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准入限制，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等）和公用事业（如供水、供电、供气等）领域，也应逐步向社会性投资放开。但对于具有一定自然垄断特征的投资领域，政府应加强价格和市场行为的监管，以维护正常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3）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强的领域，严格限制财政性投资进入竞争性领域。政府的公共投资要实行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如国际知名的会计、咨询、法律等机构）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公开和充分论证和审查，接受社会监督。（4）完善多渠道的、开放的融资体系，允许民营和外资企业利用股票、债券、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进行项目融资，对于一些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债券进行项目融资。（5）政府审批内容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强的领域。

（五）尽快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沉重“历史包袱”问题，开展“降低金融风险改革试点”工作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离不开原有装备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基础，而这又涉及到存量资本的“历史包袱”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不良债务、富余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缺口、解除“企业办社会”的资金缺口、资源型城市发展持续产业的资金缺口和环境保护的资金缺口等“历史包袱”，特别是高负债率造成的金融风险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建议在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前提下，制定并实施一个整体规划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分阶段实施的解决方案。可以先确定一个试点地区（如大型重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沈阳市铁西区），授予地方政府处置国有资产的必要权力，与财政部、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协调与合作，通过增加核拨“核呆指标”、债转股、破产、拍卖变现、债权交易、出让土地使用权、发行专项债券等多种形式，集中解决多年遗留的不良债务问题。

（六）为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民营经济发展迟缓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培育新增长点还是利用民间资本来改造国有企业，都需要在政策上为民营资本营造宽松的环境，这样的政策环境包括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准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性和商业性融资、国债项目、下岗分流补贴、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并上市交易、兼并破产政策等等领域。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政府应该积极予以政策引导和财政扶持。特别是在先进适用型技术的研发、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技术领域，政府应该在研发投入、人才待遇、土地使用、企业孵化、风险投资、产业化融资和所得税等方面予以扶持，并充分利用园区经济的作用，积极引导中小型科技企业形成集聚式发展格局。允许合格的民营科技型企业被认定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享受相应的扶持政策。放宽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入股和对外投资的限制性条件。

（七）实行倾斜性的区域产业政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营造“政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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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着丰富的劳动力、物资和原材料资源，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物产资源的大省，而且同周边省份和地区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省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为此，必须不断地优化我省投资环境，为引进外资和促进我省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湖南投资环境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总结。

1湖南投资环境的有利因素

从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湖南地区南北结合、承东启西的重要位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西移，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区域投资环境也随之改善，呈现出投资与开发的良好态势。

从自然资源环境和物产来看，湖南省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湖南素有“鱼米之乡”、“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美称；主要农副产品年生产总量和外运量名列全国前茅。同时，湖南还是旅游资源大省。

从社会经济环境来看，湖南省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具有较强水平、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主要农副产品都位居全国前十位，在占全国不到2.2％的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6％以上的粮食，可以说，湖南是全国第一大粮仓。

从全球环境因素来看，全球经济重心正逐步向亚太地区移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为国际资本所瞩目。根据反梯度理论，我省可以利用产业梯度转移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广泛吸纳外资的加入。

从国内环境因素来看，我国生产力布局重心正在由东向西推进，中部地区将成为国家的重点投资地区。从区位上看，湖南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江经济开放带和华南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沿线的大规模投资与珠江三角洲综合实力的加强，将会通过辐射和扩散作用带动湖南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结构来看，湖南与湖北、广东等南北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关系；与贵州和江西等东西省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度差，因此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和重庆市的经济辐射将对湘西贫困山区的开发发挥着较大的促进作用。2湖南投资环境的不利因素

湖南省区域投资环境因素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地区之间经济运行机制有差异；法制观念有待进一步加强；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食品、纺织品等大多以省外产品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为省外、国外产品所垄断；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虽然有明显优势，但却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利用效率不高，忽视资源的加工增值，制约了开发效益的提高；融资和管理水平不高；水旱灾害比较频繁等。

2促进湖南投资环境优化的对策建议

2．1优化空间布局以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应采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特大或较大城市为发展极、以公路和铁路为延伸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带，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周边地区推进。为此，在投资环境优化方面，我们应重点从建设核心城市和交通干线来展开。

(1)努力建设好核心城市和中心城市。投资环境的改造与区域开发应是以省会长沙为核心、以长株潭工业三角区为重点，全面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市结构调整，提高技术构成与开发层次，合理辐射传统产业，强化综合功能，使之形成全省强大的“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的两翼应是京广线沿线；同时，要重点加强岳阳、衡阳和郴州、怀化和吉首等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树立“北大门”、“南大门”、“西大门”的良好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与广东、上海浦东和国际市场的金融接轨、产业接轨和管理接轨，全面提高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把京广沿线地带建成湖南省高效益商贸走廊、高科技工业走廊和外向型经济走廊。

(2)重点建设好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主要是要建设好石长铁路沿线、枝柳铁路沿线、湘黔铁路沿线和永州至冷水滩沿线四条干线。首先是石长铁路沿线地带以湘西北门户城市常德为中心，应加速高速公路、铁路开发和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洪和抗洪设施建设，加强常德、益阳等城市的环境改造，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创建外向型农业的开发创造条件。城市主导产业应以农业为出发点，并逐步改善食品、轻纺、造纸、机械等行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其次是枝柳铁路沿线地带包括怀化、吉首、张家界和慈利等城市，该区域拥有天然的资源优势，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旅游等资源丰富，应重点搞好怀化和吉首等城市“发展极”的环境建设和交通主干线路的改造，着力改善这些城市和地区旅游投资环境，以旅游风景资源开发为契机，促进非金属矿产、水力、森林资源的投资与开发，注重农副产品及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再次是湘黔铁路沿线地带，这一地带城市较密集，煤、铁、锑等资源十分丰富，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与环境改造，尤其是工矿产品的深加工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最后是永州至冷水滩沿线，这是湖南的“西南大门”，应打通湖南至防城和湛江的新“出海口”，加强省际商贸流通环境建设，加强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加强对机械、建材和旅游行业的投资环境的改造。2．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产业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湖南省虽然是一个农业大省，但第一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功能并不强；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主导工业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总体层次偏低，结构老化，缺乏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企业组织结构的专业化和集团化程度相对较低，不利于主要产品档次的提高和更新换代，更不能形成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集聚效应；缺乏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使城市经济职能水平低下，制约了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国际和国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工业发展方向，不断优化和改善产业投资环境。

从我省的发展优势来看，我们要把经济开发的立足点放在农业、矿产和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经济效益较好、容纳劳动力较多、又能体现我省资源特色的部门，如粮食深加工、建材、旅游业等。同时，我们有必要实行倾斜政策以招商引资；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此外，我们还必须下工夫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把农工相关产业尤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将重工业轻型化，对大型项目的选择要同省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产业结构外向化，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整体经济实力。

2．3不断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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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附图

根据上述方法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附图

注：（1）、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附图

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城市投资环境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城市投资环境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城市的排序虽有变化，但大居中游。

表2广东省城市（中观层面）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排序（1998～2000年）

附图

续表2

附图

根据1998～2000年的评价结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方法对各年度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划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环境互动发展型；第二类：硬环境滞后发展型；第三类：软环境滞后发展型；第四类：软硬环境缓慢发展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城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城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城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二、我国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述要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著，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场址选择。精明的投资者往往能够恰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以便减少失误，提高效率，赢得竞争。

进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根据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对自然、经济、技术、环境等条件的个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覆盖率、洪水淹没的机率、地震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三乱现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术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距车站、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节点的距离、土地成本和租税、水电气的供应及成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距离、当地的支持产业和辅工业的配套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准、资源禀赋、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方法有：（1）专家决策法：即根据所选取的场址特征指标值进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匹配法：即根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匹配程度来选择最优场址。（3）层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选择中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环境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密集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成为其布局的重要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捷达；环境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工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丰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律师、会计、专利商标、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底，区内共有各类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能的机构和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销售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位面积产出列全国高新区之首；世界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合作，在担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通过努力营造高品质环境，实现由产业发展向功能开发的转变，以期塑造一个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越的创新环境，使该区的服务质量、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环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便指导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关联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才能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层次分析方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投资环境评价的多层次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环境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微观层次投资环境的系统综合研究仍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3]程连生：《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分析》，《地理学报》，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页。

[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载于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页。

[6]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报编：《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工商出版社，2001年。

[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方法探析》，《规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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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投资决策是环境投资决策的基础

(一)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本质相同

进行投资活动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是源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这种需要是为了满足内外部利益关系人的需要，来自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需要。企业同其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是企业充分利用有限资本、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企业的生存价值在于其创造价值，对于创造价值而言，投资决策是最重要的决策。因此，传统投资决策就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满足利益关系人的更多需要。

在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社会衡量、评价一个企业，不再单看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其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整体效益。企业所履行的受托责任也应涵盖环境效益，这种受托责任不仅是经济责任，还包括了环境责任。可见，环境投资决策的本质是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为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服务，使企业的发展更顺应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求。

以上论述表明，环境投资决策是传统投资决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同源的。传统投资决策建立在受托经济责任的基础上，环境投资决策则以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为基础，而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导致了受托环境责任的产生，所以传统投资决策是环境投资决策的基础，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

(二)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主体和对象相同

财务管理中讨论的投资，其主体是企业，而非个人、政府或专业投资机构。不同主体的投资目的不同，会导致决策的标准和评价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区别。

投资对象可以划分为生产性资产投资(直接投资)和金融性资产投资(间接投资)，投资决策中企业的投资对象大多是生产性资产，这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产。

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环境投资决策也是在传统投资决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环境投资决策的目标应与传统投资决策的目标一致，即仍然是为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服务，因此，环境投资决策的主体也是企业，其对象也应是企业的投资对象——生产性资产。

(三)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评价的基本原理相同

传统投资项目评价的基本原理是：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低于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减少。企业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必须达到这一要求。企业投资取得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就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反之则摧毁了企业的价值。

同理，环境投资决策也是为了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以增加企业的财富，并且在选择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环境效益对企业财务的影响。在环境投资决策中，当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的总收益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时，该投资项目才具有可行性。所以，环境投资决策评价的基本原理仍是比较项目收益率与资本成本的大小。

(四)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投资管理程序相同。

对任何投资的评价都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提出各种投资方案、估计每个方案的相关现金流量、计算投资方案的价值指标(如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价值指标与可接受标准比较、对已选择的方案进行再评价(如图1所示)。

三、环境投资决策应用的新特点

尽管环境投资决策有着与传统投资决策相同的本质，它是在顺应了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由传统投资决策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在应用上必然有着比传统投资决策突出的特点。

(一)环境投资决策注重环境效益

如前所述，传统投资决策的目标是为企业选择经济效益高的投资项目，通过比较各备选项目的经济指标，作出最好的决策。重点是在经济效益上。这是同企业的性质和生存的价值相一致的。环境投资决策的目标则是利用有限的资本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出谋划策，确保企业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企业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当今时期，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社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重视环境的保护。因此，企业不单单只对利益关系人承担受托经济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受托环境责任。企业的发展也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环境保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必须注重环境效益，它要求企业从整体效益出发，更能符合社会的要求。

环境投资决策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动因看，它的最终目标不仅仅与经济发展相关，更注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二)环境投资决策的利益关系人进一步延伸

利益关系人是指获得企业某种形式的利益或承受企业财务、社会活动产生的风险的个人和群体。企业的利益关系人可以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群体，内部利益关系人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员和雇员，外部利益关系人包括政府管理部门、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当地的群众组织和公众等。

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关系人不包括相关的环境保护组织，在这些组织也成为企业外部利益关系人的时候(如图2所示)，企业的经营活动就要受到这些组织所制定的大量的环境法规的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就必须考虑这些组织的影响。在近20多年里随着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境问题也成了消费者和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对毫无利益关系的一些周围的居民产生影响。这时候，这些居民也成了企业的外部利益关系人，企业的决策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反应。

(三)环境投资决策的方法改进

环境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在传统的投资评价的基础上，从成本范围、成本分配评价的时间范围和评价指标方面进行改进。总的来说，是把环境因素作为重要因素考虑。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选用全部成本评价法、多标准评价法、风险评价法和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全部成本评价法(TotalCostAssessment，TCA)是在资本预算分析中综合考虑环境成本的一种方法，把环境成本作为成本中重要的一项，对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所进行的长期的综合的财务分析；多标准评价法(Multi-criteriaAssessment，MCA)充分考虑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元化的指标，帮助公司系统地根据不同的或不可计量的多重标准评价方案，有助于企业在无法将全部环境和社会影响加以货币化时进行投资决策，也可以帮助企业在环境和其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风险评价法主要有敏感性分析和方案评价法；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StakeholderValueAnalysis，SVA)是根据不同利益关系人对方案的看法，有的可以货币化，有的无法货币化，从而建立一套决策模型将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综合在一起，为决策提供支持。

(四)环境投资决策的成本范围扩大

传统的投资决策的基本目标是计算不同投资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的净效益。它需要较准确的成本信息。传统的成本较少包含环境成本。有的也只是笼统地归集到制造费用里。然而环境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因素导致的成本已经不容忽视，甚至在有的项目里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企业的投资决策离不开准确的会计信息，这就要求会计部门将成本的范围扩大，使其包括环境成本在内。

充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决策可以减少投资风险。下面以1项设备购置决策为例说明环境投资决策分析的这一优点。(采用净现值法。)

例如，某企业将要投产的新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残余物，该残余物可以用2种方法清除。

方法1：采用蒸汽去除法。所需设备投资50万元；每年发生的开支有：购买材料6万元，交纳排污费6万元，生产控制支出4万元。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一种有毒废气，企业目前没有处理该废气的能力。但国家近几年将会颁布一部有毒废气排放的控制法规，企业的行为很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经过估算罚款额高达150万元(假定罚款在设备报废时1次性支付)。

方法2：采用碱式去除法。该工艺不释放任何废气，只会产生1种含碱废料，废料可回收制造肥料。其费用包括：设备投资100万元，购材料9万元，交纳排污费3万元，生产控制支出3万元，碱废料回收0.5万元。(假定2套设备使用年限均为10年，采用平均年限法提取折旧，无残值；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折现率为8%。)

2种方法投资及现值见下表。

(①=60000*(P/A，8%，10)，

②=1500000*(P/S，8%，10)，

③=500000+402600+402600+268400-335500+694500)

从表中可以看出，方案1的净现值是1932600元，大于方案2的净现值1301950元，应选择净现值较小的方案2。方案1较方案2而言多出了一项环境损害的罚款支出1500000万元，这是企业通常做投资决策时容易忽视的一项现金流出，也是企业较大的一项现金流出，如果不考虑该项罚款支出，则方案1的净现值就是1238100元(1932600-694500)，小于方案2的净现值1301950元，会选择方案1。这样就会导致企业选择错误的投资决策，将造成不小的损失。

(五)环境投资决策评价的时间范围延长

在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过程中，评价的时间范围必须延长，以便更好地反映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尤其在环保投资项目中，投资的回收期往往长于其他投资，因为有关的损益常常需要在未来的许多年才会自然增长。环保项目带来的效益，如产品的质量提高所增加的收入，公司和产品的形象改进等，只有通过较长时间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图3列出了一个矿山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现金流量分布。对于矿山开采来说，应推行循环经济中“污染物减量、资源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技术原则，在项目终止时对矿山及时进行可垦性测试，填土造地，种植植物，稳定坡面，防止水土流失(第18年)这会产生一项不小的现金流出。企业只有延长决策评价分析的时间，充分考虑这部分成本，并且改进生产技术以减少这部分成本，才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六)环境投资决策考虑环境因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投资项目总是存在着风险。由于项目的未来净现金流量存在不确定性，任何决策都会面临风险。传统的投资决策需要估计项目风险以及处置风险。考虑了环境因素后，由于未来法规变化的不确定性，使项目的现金流量类型更加难以预测，因此不确定性更为显著。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投资项目中的环境因素的风险性更加突出。因此投资决策估计项目风险时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于投资所包含的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总结出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进行评价，除此以外，还可以利用方案评价法和决策树或蒙特卡罗模拟模型进行评价。

四、总结与展望

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是财务管理的一个新兴领域，世界范围内有关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还不够完善，我国对于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才刚刚起步。随着环境管理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应用的重要性已被人们逐渐认识和重视，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考虑环境因素也开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实施环境投资决策，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在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今天，人类应当转变过去那种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自觉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环保问题事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在开始就要加强全民的环保意识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尤其应加强企业环保基础知识教育，在全体职工中定期开展环境学的教育，增强职工实践环境管理的自觉性。

(二)完善会计制度，制定环境经济政策

应将环境因素纳入会计准则、法规，完善会计制度，以便于企业会计人员掌握。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必须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社会各部门应积极配合，相互协调，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这样，实施环境投资决策也有章可循。

(三)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的管理

通过加强会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及时沟通，有助于环境管理人员及时获得相关会计信息，会计人员、决策人员加强环境管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便于更好地收集环境会计信息。此外，决策部门也要安排具备环境投资决策理论知识的人员，这样有助于加强会计部门对环境信息的收集，提高环境信息的质量，精确地核算环境成本，准确地进行投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投资决策纳入环境因素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国际化的发展和动向，结合我国经济现实，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不断完善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以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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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投融资体制建设取得很大成效,各级政府已先后成立城建类投融资平台26个。其中,市级4个(主要包括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城市改造建设有限公司和西安市投资公司),区县级平台14个、“四区两基地一港”8个。在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西安市各区县及“四区两基地一港”共组建成立政府融资平台22个,并已陆续为本区县城建、环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开展融资工作。截止2009年6月,西安市各融资平台与开发银行签订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治理、中小企业贷款、社区小额贷款等领域的贷款合同78项,合同总金额395.91亿元,到位资金187.46亿元。

西安市各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为城市建设、公共交通发展、以及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使西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西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

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是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

2.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

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

3.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

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

4.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二、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建议

当前,西安市的投融资状况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特征是靠银行贷款,靠土地盘活,用这种方式转化资产,变成投入。这是一个“输血”的过程,本身很难实现自我平衡。因此,借鉴建议由以下方面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

1.整合资源,加快专业性集团融资平台建设

从目前全国城市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运作搞城市建设,缺乏持续的资本注入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债务偿还机制,被称为只有输血功能的平台,这是最低层次的平台。二是建立具有引血和输血功能的两个机制和平台,实现项目平衡操作,这是属于第二个层次。三是建立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投体制和机制,介入资产经营、资本运作和上市、并购操作,这个平台不仅输血功能,而且还具有引血和造血功能,是具有血液循环功能的平台,可成为西安投融资平台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为此,以外地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经验,对西安市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政府注资、划拨资产、增值收益返还等增信方式,推动现有的四个市级投融资平台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集团性融资平台。要将现有的投融资平台,打造成为强有力的龙头企业,使之成为按照市场机制经营资产、运作资本、筹集资金的平台,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投资融资和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平台。并且要通过平台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的实力、活力、竞争力。

2.创新机制,实现投融资平台的“造血”功能

首先,要将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区别的“有偿使用”,将城市资产由政府“独家管理”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其次,要将城市建设“筹钱开发”转变为“借力开发”,实现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监管法制化。

再次,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积极推行财政资金的拨改投。坚持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搭建平台、盘活存量、创造环境,积极将原来直接投入项目转向为投融资平台注入资本金,即拨改投。

3.不断探索,切实提高融资工作成效

一方面积极推行融资顾问行、中介顾问制度,引导各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投融资平台包装项目、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把握好贷款时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多元化融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在充分利用好银行信贷资金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和项目通过试借壳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以及商业信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结汇、出口退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实现产权换资产、以市场换资金、以资金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投入的市场机制,加快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循环速度,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邹晓云.“农地”如何入市[J].财经,2010,(1):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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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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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煤炭

根据国家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约束机制。首先，国家重点行业资源利用效率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形成一批具有较高资源生产率、较低污染排放率的清洁生产企业;重点领域建立和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和机制;全国资源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废弃物排放显著削减，初步建立起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同时，国家将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对一些重大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的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

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主要依赖量的增长，企业抗风险能力非常差。由于长年开采，对生态环境破坏非常严重，地质灾害、空气污染、水资源破坏、水质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已经直接影响到矿区的生产生活。煤炭资源枯竭，次级资源、伴生资源大量废弃。煤砰石山自燃破坏了环境，影响了地下水、土壤土质和空气等的质量。以往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枯竭，酿成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后果。

煤炭企业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利用少、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科技含量。煤炭企业是以煤炭资源为重点的企业，发展原煤洗选、型煤加工，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率，加大粉煤灰、煤砰石的综合利用，构建煤一电一建材产业链，引进关联度较高的技术、加大节能技术、节水技术、链接技术、新材技术、生态技术的研究应用，用高科技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韦约利用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同煤集团用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则，积极推进煤炭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同煤集团塔山工业园区的建设模式，具有鲜明的“循环经济”特点，体现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通过拉长产业链，榨干废弃物，形成闭合的产业链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使环境、资源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在规划上充分利用地形高差，使煤流方向自高向低流动，各厂以园区主千道为中轴线，按原材料的来源进行合理布置，并力求工艺合理，系统简单，功能分区明确，减少环境污染。并设计上按照“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综合发展”的思想，形成以矿井为龙头，以煤炭深加工和资源综合利用为目的，实现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的产业链。

塔山工业园区的产业链构成是:以建设塔山矿井为龙头，配套建设相应的选煤厂;选煤厂生产的精煤直接装车外运;选煤厂分选出来的低热值煤(包括煤泥、中煤)和煤砰石输送到4x5万kW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发电，电厂产生的余热用于居民区的冬季取暖，同时建设装机容量为2x60万kw的坑口电厂，利用电厂排出的粉煤灰和煤歼石为原料，建设水泥厂和建筑材料厂;利用采煤过程中采出的伴生物高岭岩为原料建设高岭土锻烧厂。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首尾相联，环环相扣，上一个生产单位的废料正好是下一个生产单位的原料，做到了资源的充分循环利用，并且把废物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将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单向直线式经济发展模式，变为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源的反馈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塔山工业园区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扭转多年来大量消耗、大量废弃、大量污染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为资源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新路。从经济效益上看，塔山工业园区具有较大的盈利能力。根据初步制定的园区循环经济实施方案，园区各个项目全部建成并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60亿元人民币，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2.39%，投资利润率10.57%，投资利税率14.78%,盈亏平衡点64.7%,12年即可收回投资，这些都大于(或好于)建设项目的基准要求。从社会效益上看，塔山工业园区建设将为改变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模式树立样板，做大了煤炭主业，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多元化经营;保证生产接续，促进矿区社会稳定;并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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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91～1995年，中国污水处理能力年增长率为8%，但达标排放量的年增长率仅为1%。由此可见，我国有限的环保投资并未产生应有的效益。这一问题的产生，除了环保设备技术含量较低外，主要在于以下二方面：一是环保资金使用过于分散且缺乏监督。目前我国环保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各个点源的污染治理方面，用于区域性综合防治的投资很少，这种“撒糊椒粉”式的环保投资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大大削弱了环保投资效益。而这种资金使用分散的状况又与资金来源分散有很大关系。作为污染治理资金主要来源的“三同时”环保投资主要来自各企业，又用于各企业，排污费也是以环境保护补助金的形式返还给企业使用。这样的运作过程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疏于综合利用，造成资本和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由于环保资金的使用缺乏预算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督考评制度，许多企业把应该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挤占或挪用，或将治污资金的相当比例用在环保机构工作人员的人头费及其它装备上，而不是用在排污设施方面。二是现行环保投资的行为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严重滞后于社会整体的市场化进程。由于规模经济、技术特征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环保投资带有极强的社会福利色彩，属于国家垄断性行业，既不允许国内社会资金的有效介入，又缺乏一套严格规范的、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以保障投资主体的合理权益。这种机制在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的同时，也使环境公用部门普遍出现低效率现象。

二、促进环保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

从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发展的财政政策来看，其思路应是：国家财政除应直接承担起市场不能或不愿介入的投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财政手段，推动环保投资的市场化改革，这是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提高环保投资效益的治本之道。具体举措如下：

（一）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建立财政环保投资增长机制，确保财政对重大环境问题的调控力度

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些国家的环保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财政环保投入由于在国家预算中不被单列，因而既不利于统计，也不利于监督，更不用说保证其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了。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家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环境保护支出项目，在此之下具体分列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企业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资等项目，并立法规定其支出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国家在环保问题上的宏观调控力度。

财政直接参与环保投资，如下二点至关重要：一是财政应是在划分各投资主体环境事权的基础上，承担起一些公益性很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等方面的投资任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囊括应由企业和个人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原则承担的环保投资。二是财政的投资行为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贯彻“自负盈亏”的原则。

（二）运用各种激励性财政政策，调动企业和个人环保投资积极性

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要想在一定的时间内遏制环境整体恶化的势头，仅仅依靠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撑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引导市场力量自觉防范、治理污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财政可运用以下政策：(1)提供优惠贷款，即对企业环境投资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2)对企业投资于防污设备给予投资抵免、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多种形式的税式支出。许多发达国家常用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政策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财政除对废物利用给予直接税收减免外，还应允许企业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如无公害的生产设备、特定基础材料产业结构改善用设备等实行加速折旧制度，这样不但可以把污染的可能性扼制在萌芽状态，还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开发先进技术，加速设备的更新换代。其次，应加强税收支出对治污领域里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推动作用，将政策优惠的重点从事后鼓励转为事前扶持。(3)在环保融资中给予税收优惠。具体地说，可发行环保债券或建立环保基金，对个人或企业购买环保债券或存入环保基金的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所筹集资金主要贷给企业购买环保设备，实现环境达标。(4)利用财政资金或专项基金对环保产业和有明显污染削减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贴息。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的援助。

（三）改排污收费制度为污染征税制度

为改变目前环保资金使用分散及监督不力所造成的低效率，有学者认为可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排污费纳入预算管理，由政府集中统一使用，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排污收费制度是一项对超标企业的惩罚性消极手段，不能激励企业主动积极降污，也就是说，该项政策带有先天缺陷。而对污染课税不仅能激励企业积极创新，提高治污水平，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而且便于形成由政府统一使用的、有着严格预算约束的专项环保资金来源，因而以对污染课税来代替排污收费制度，不仅能带来效率生产，而且还能有效解决排污费等使用分散和缺乏监督所造成的环保投资规模不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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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完全性、简洁性、非兼容性和客观性等原则，可以将房地产风险划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种类型。其中在系统风险中，又包括经济风险、政策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而非系统性风险则又分为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投资者确定某城市房产进行投资，通常应先判断该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投资环境决定了房地产投资的成败。投资区位选择是投资效果决定的关键，在不同地区投资会有完全不同的投资效益产生，对投资环境的研究进行加强，是投资空间趣味避免决策失误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评价和研究房地产投资环境，为投资者投资地区投资环境的判断、投资地区的发展水平以及房地产市场供需状况的了解提供参考性依据，从而有利于投资者实施正确的投资判断，使投资风险得到有效规避。

2.为政府投资环境的优化产生有利作用

发展房地产业，对居住条件的改善、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加快、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城市环境的提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投资环境的良好能够对国外资金进行吸引，使本地经济结构的改善、贫困问题的消除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得到良性的循环。对评价和研究房地产投资环境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中将对房地产投资造成影响的利弊因素进行发现，为政府投资环境的优化明确指导性方向。调查分析不同区域的房地产投资环境，能够对国内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进行了解，为地区政府对房地产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投资环境的优化、房地产所需投资环境的评价和改善以及城市利用空间结构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3.有利于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由于发展不平衡，出现局部的房屋空置现象，实际上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该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房地产业企业对投资环境的选择认识不足。房地产建设资源有较大消耗，特别是钢筋和混凝土的消耗。在投资之前应有效评价投资环境，尽可能将投资项目进行完善，使房地产售出率得以提升，降低房屋空置率，减少资源浪费问题产生，为我国长期的发展产生有利作用。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生态系统形成机制的特点

1.较多的不确定风险

房地产投资有较大额度且周期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环境的改变，各类风险的出现几率和影响问题也逐渐提升，房地产投资除了有个别风险存在以外，还会有系统风险产生。房地产投资者应对投资低的经济环境、社会需求、财政法规以及市场容量进行深入分析，作为风险得到有效规避的前提因素。

2.较大的区位条件影响

作为房地产资产的重要特征之一，位置固定的作用极为显著，且对房地产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应将任何房地产项目落实在具体的区域内，区位价值使开发商、租客以及置业投资者的吸引力得到充分体现。区位条件的良好能够使开发商通过开发投资获取最大化的高额开发利润，使置业投资者对稳定的经济性收益进行获取，便于租客对其他经营活动实施展开。

3.密切关系到经济环境

我国存在极为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该经济格局在房地产投资上反映出来，主要表现在：东部发达城市存在着超前的房地产投资，而西部房地产投资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其次，个人经济实力也是对房地产投资环境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作为制约房地产商品购买力量的关键因素得到应用。

4.城市规划对其产生的制约

房地产价值关系到周边物业、市政公用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变化等方面，其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受到城市规划的影响，例如：转让和利用城市土地，必须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相符合，并非完全的市场调节。而另一方面，随着开展城市发展战略，政府通过加大周边道路、公园及博物馆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使附近房地产的生态系统价值得到有效提升。

三、房地产投资环境生态系统形成机制的评价分析

1.分析房地产市场参与者的个人素质

在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中，主要包括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建筑承包商、开发商、金融机构、专业顾问以及消费者等。开发商成功的根本主要包括知识、智慧、经验和决策能力。通过一个著名的建筑师进行设计，通过一个著名的建筑承包商对房地产进行建造，往往是将本身价值得以提升的关键。我国政府部门通过资质管理的方式对房地产市场参与者进行评价，房地产投资者会通过这些评价便捷的对合适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对象进行寻找。

2.分析房地产建设的场地条件

（1）对房地产项目拟建地段的自然地理特征进行分析，避免在断裂、岩溶层、流砂层以及黄土湿陷性等显著不利的地基基础上对房地产进行建造，并尽可能使建筑物获取良好的通风和光照条件，使房地产项目建设施工的工作量得到尽可能减少。

（2）研究房地产项目拟建地段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条件，使其在规划要求相满足的同时，使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得到最大限度地提升。

（3）将当前土地使用者对拟建项目的态度实施有效了解。

（4）对房地产项目泥浆地段的地价形态实施充分了解。

3.分析房地产项目实施建设的原材料、燃料供应条件以及辅助材料

（1）对房地产投资项目建设需要的原材料品名、质量及数量要求进行分析，使原材料供应能否满足房地产项目建设的需要得到掌握。

（2）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对原材料的供应进行提供。

（3）合理性分析房地产项目建设所需的原材料价格。

（4）分析原材料供应的采购组织状况。

4.分析房地产投资项目拟建地段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条件

（1）对房地产投资项目拟建地段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状况进行调查，将房地产项目建设和区域城市功能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实施了解，对水、电、交通、煤气、排污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是否合理进行重点分析，教育、文化、科技、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规模能否与区域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需要相满足等。

（2）对房地产投资项目拟建地段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的规划标准进行了解。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费的收费标准进行缴纳，区域有关公共管理机构收费之后，应为房地产项目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配套条件。（3）对新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进度进行认清。通常情况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会有一定的超前性存在，但也要对配套设施的长期不用以及土地闲置等问题进行避免。

四、房地产投资环境生态系统的优化措施

1.对城市建设进行加快，使区域的协调发展得到有效促进。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投资、生产活动会达到活跃状态，随之增加了对住房、各种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业设施的建设。作为区内资源配置的优化、房地产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极为显著。

2.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城市综合功能的完善、基础设施的好坏都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优劣得到直接反映。对于基础设施环境落后的城市而言，应对道路建设投资进行加大，使公共交通得到大力发展，改善公共交通环境，并将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建设的规模实现进一步增强。

3.城市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城市整体形象得到提升。经验丰富的房地产投资人员通常会对良好居住环境的城市进行选择，开展房地产项目开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