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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不过,《周易》之象是卦象,是符号,是以阳爻阴爻配合而成的试图概括世间万事万物的六十四种符号,属于哲学范畴。绘画上借用并引申之,“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但画中之“象”已不是卦象,而是抽象的符号或者具体可感的物象。
在人类艺术发萌之初,东西方艺术表现形式十分相似。中国诸多岩画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早期洞窟壁画都能找到共同点,在手法上都使用了“意象”“象征”,有意识地运用绘画符号记录社会活动场景。由于各自的历史原因,东西方艺术逐渐分道扬镳。西方科学发展导致了绘画艺术以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心理学为主的以写实主义为核心艺术的产生,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步产生出印象派、立体派等艺术画派。而在中国,受着伦理、哲学、宗教诸多的影响,绘画艺术步入了更高层面的意象主义轨道。
一
中国绘画艺术,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社会生活、文化氛围内产生、成长、壮大的独特艺术形式,其创作思路、形式是以意象为重要核心的形神兼备的表现艺术。wWw.133229.cOm不管中国历代的审美和绘画技术差异有多么大,中国绘画始终没有偏离意象的轨道。形象塑造的意象性,可以说是中国绘画最本质的要求。在构图上有散点透视之形,在意境上有气韵生动之说,从而产生“形神”关系之理,它在人物画上表现为身心的关系;在山水画上表现为天人的关系;在花鸟画上表现为物我的关系。以至所有中国画的传世佳作都能达到其他画种难以追求的空灵境界。
佳作诞生之前必有其雄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国的画家从儒释道中吸取大量精髓又从绘画作品中反映出来。孔子在《论语·雍儒》中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把道德观念与自然景物的欣赏联系起来的说法,尤其对后世士大夫画家的审美思想产生极大影响。文人画家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仁智者乐山乐水”,后发展为“乐山水者必为仁智者”,从而为儒家既有山林隐逸思想而又并不排除其“仁智”的品德与情操找到了根据,为意象艺术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老子有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他的所谓“大象”,就是他作为“道”的别名,道就是自然之道,也就是从客观存在里综合得出的真理。一切思想意识与学术文化都渊源于客观存在,绘画艺术也包括在内。但“大象”毕竟涉及到客观存在的可闻之声、可视之象与自然之理。所以,他的所谓“大象”,当指客观世界上可视与不可视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抽象的也是概念的。所以,诗人就可“以意写象”,画家就可以“以形写神”。所以说“大象无形”,正是为中国文人画家作画重“意象”找到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类似的根据还有如“大巧若拙”等。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六法的标准系统地评点绘画。谢赫将“气韵生动”推为六法之首,充分说明谢赫推崇“意象”在绘画中的地位。气韵就是顾恺之所说的神似,谢赫自己也称气韵为神韵。谢赫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肖像画和人物故事画,气韵的本义是因人物的精神气质而生动。后来,气韵生动的范围扩展到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的绘画,并且成为整个绘画艺术性的一种衡量标准,甚至笔墨效果也包括在内。同时,如果没有意象艺术的思潮存在,气韵生动的含义也很难得到发展。
意象艺术的特点是“立意造像”。在具象艺术中由于透视学的限制,光、形就是一切,一切都很符合形的要求。而意象造型中的“象”,不仅是形,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藏有深刻的含意,是象中有意、意中生象,立象尽意。中国绘画的意象表现为“似与似不似之间”,目的是完成“不似之似似之”的一种作品的内在“神似”,这种“神似”仅仅只是绘画作品的一种表现与表象,一种画家的理念上的技法再现而已。要使作品内涵真正达到完美的“神”的境界,还需要画家注入自身内在的丰满的精神,以求“意”的最高境界。
传统上意象艺术的中国画,通常注重的是“身心”“天人”“物我”的关系,而欠缺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所在。现代中国绘画正以宽容的姿态和更开阔的视野注视、吸收世界各国的艺术表现形式,然而中国的绘画必须蕴藏中国的人文哲学思想,必须注重博大空灵,必须注重民族文化精髓,必须努力通过学习和反思,不断体验生活,以画家独有的灵感去捕捉现代文明给予的启示,并坚持中国特色的艺术传统,不断总结,才能使当代中国画艺术在人类文明宝座中闪出灿烂的光芒。以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的风景画为例来说,李铁夫的求实、徐悲鸿的规矩、颜文的严谨、林风眠的随意、吴冠中的抒情等等也都各具特色。许多美术家都喜欢说,艺术中的民族情感和趣味对艺术家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不论艺术家自觉追求与否。
中国画技法的核心是笔墨,不讲究笔墨也就丢掉了中国画基本的艺术语言。南朝谢赫在“六法”中讲到“气韵生动”为笔墨的最高境界。笔墨有一定的独立审美因素,有抽象因素,但不是纯抽象,笔墨与表现形象有机结合,创造意象,正是中国画特色。西方绘画中讲究构成的方法,是从建筑中得到的启示,可以增强画面的整体感和力度,是笔墨所达不到的,也是中国画应吸取的积极因素。因此,将笔墨与制作相结合,就可以大大增强艺术感染力。中国画的笔墨处处都流淌着画家情感的轨迹,是情感的一种张扬。用线写形是中国人物画造型最主要的课题,即使是画人物小品的没骨法也要有以线造型的基础。“遗貌取神”“形神兼备”“传神”是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标准,特别是文人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更重主观表现和情感抒发。在笔墨运用中以“骨法用笔”为核心,强调书画同源、以书法入画,重在一个“写”字,而不是“描”,也不是“涂”。“写”——正是情感的张扬和心灵的轨迹,文人画将这种艺术实践的体会总结到相当高度。西方的许多现代绘画大师也是从东方艺术中悟到了这点。
二
西方油画的风格样式和技法语言多种多样,神采各异。如意大利的古典、德国的凝重、法国的优雅、西班牙的潇洒、英国的朦胧等等。因艺术家个人的艺术修养和性格爱好不同,画风及志趣也各有风貌。笔者以为要扩大绘画的外延可借助抽象艺术的表现形式。1942年在纽约古今汉美术馆举行“抽象艺术大师联展”的目录中有人写到:“抽象艺术的造形包含了艺术家的生活直觉,是不受具体外表约束的自由发挥。”抽象艺术的实质注重的是直觉与造形,是事物在人脑里的印象,通过色彩、线条的构成或即兴生成的艺术,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的随机表现的艺术形式。如具有东方血统的康定斯基画了大量的以“构成”“即兴”为标题的抽象画,作品以丰富色彩唤起人们精神性的感受,以及富于音乐性的协调之感。
尽管抽象艺术最早源于中国,但西方抽象艺术与中国的抽象艺术以及意象艺术在理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的抽象艺术主要表现在中国书法上,最早的汉字甲骨文、金文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举的缓急把象形的图画模式逐渐变为纯粹化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乐音来一样,发展其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轻重、疾涩、虚实、转折、顿挫、节奏、韵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
从表现形式上看,中西艺术中各取所需。西画讲构图,国画讲经营位置;西画讲透视法(焦点透视),国画讲“三远”法(平远、深远、高远);西画对色彩研究至广,国画对墨色研究至精;西画论刀法笔触,国画重骨法用笔,还独有“十八描”和各种皴法。从内容上看,西画风景提倡野外写生(如印象派),中国山水提倡“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如荆浩的“写生数万本”);同是对自然景观的真诚描绘,油画风景重光影色调,中国山水重形体结构;油画风景偏重从自然整体中挑选和割取局部(如取景框的运用),中国山水则偏重将局部腾挪和拼装整体(如“咫尺千里”的提法);油画风景擅绘实景是长处,下者易拘泥和呆板,中国山水擅绘大山大水是长处,下者易无序和空泛。
西方艺术语言和事物关系历史发展的重要观念,被引伸来解释西方现代派艺术,说明西方思想与艺术(文化)发展的一致性。西方现代新派艺术家所思考的是同一类的问题,艺术家们用不同方式——不同流派风格来处理“语言结构”与“意象结构”的关系,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时代之中,都是特定的时代的“思考”。
西方绘画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造形表象”与“语言所指”的分离;一是“表象事实”和“表象联结之认定”的对应。前一个原则比较好懂,后一个原则相当难解。西方艺评家福柯说:“表象物”与用以表现这些“表象物”的手段(点、线、面、色彩等)之间要有一种对应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画”。如他提到的马格利特的《不是烟斗的烟斗》这幅画,是在一个貌似稳定的画架上,这幅在画架上的画,酷似教室里的黑板画,而这个画架的架子是不合比例的,似乎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但半空中却漂浮着一个大的、像幽灵似的烟斗。我们当然不可从这里就去揣测马格利特似乎要“画”出一个“永恒”的“烟斗”的“理念”或“意象”来,但却似乎很容易引起人们想到马格利特对早年“字”“画”游戏式的“分离”“游离”有一种积极的否定态度,当游离的“字”和游离的“画”“破碎”后,“无名”“无字”的“物象”仍然高悬,虽飘忽不定,“惚兮恍兮”,但仍清晰如“画”。其实这是马格利特常用的手法,以真实画面之间的独特的处理,来表现“现实”与“梦境”“实境”与“心境”“物象”与“意象”之间的沟通关系。以独特的手法来处理“画面”正是艺术家的技巧所在。
还有克利的画,力图在“形状”的结构中表现一种“符号”,同时又具有写的成分。这种“画”与“写”的结合,使得物象变形,不易辨认。克利以结构来使形象变化,不惜割裂、扭曲实际形象以显示这种结构。到了康定斯基那里这种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则干脆舍弃了任何具体的、可辨认的形象,成为“意象”的绘画和“非表象的”的绘画。在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只有各种用以连接表象的手段:点、线、面、颜色,但却无“表象”的“事实”,而只有惚兮恍兮的“意象”存在,触动着每个观者的心灵。这样,康定斯基的画,就成了一种新型的“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本是一种“记号”,是“无形”之“形”,并无“实物”与其“对应”,为“无象”之“形”,从通常的绘画史角度来说,康定斯基的画是理智主义、科学主义的产物,它要表现的不是事物的表面形象,而是事物的“本质的结构”及“意象”。
抽象派绘画,如同其他的现代流派(达达派、立体派等等)一样,并不是要人们从绘画中“看”出“什么”,而是要人们从绘画中“读”出“什么”,“感受”到“什么”。超现实主义以梦境幻觉视象来表现“心象”,抽象派以抽象形式来表现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来看,中西艺术之间似乎又是殊途同归,在“意象”的表达上又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进入后现代文化情境以来,艺术无论是在观念、材料还是在技法、形式上均走向了多维的综合与多元的建构,那种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孤立的艺术语言描述已逐步成为昨日黄花。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东西方的联系日益密切,中西艺术(东西方)艺术之间进一步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创作意识及绘画风格会有越来越多的相同之处,而各个门类艺术之间也出现了融会贯通的局面,相互之间的门类划分也日渐模糊难辨,特别是在美术界出现了“大美术”的概念,各门类艺术之间、各国艺术之间的交流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参考文献:
[1]葛鹏仁 著《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0年
[2](美)威廉·弗莱明 著,宋协立译《艺术与观念》,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年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一)文化本土化、道路民族化
1.立足本土文化
古语云“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因为以小观大,世界文明是由各具特色的本土文明组成的;但还应该懂得“只有世界的才是本土的”,因为以大观小,没有跨文明的全球意识,就不能筛选、优化、提升本土文明。所以当今的本土文明应该是“全球背景的新‘再本土’”。[1]艺术本土化要建立在了解世界的跨文化的全球意识之上结合积累在个体身上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创造出来。
笔墨当随时代,中国水彩当从世界的角度来表现中国文化精神。他绝对不是水彩相貌的“中国画”,而是独有中国气派的、开放的、贯通中西当代文化的产物。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中讲变化,在变化中求创造。要把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主导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观和理想有机结合起来。
2.体现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在《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民族性,指作家,艺术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使文化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
中国当代水彩画只有具备了民族性,才能从世界性范围内的水彩行列中获得一席地位。水彩画无论走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要强调民族文化的发扬、发挥语言特色的。水彩的魅力在于它既有象油画一样的色彩表现力又具备中国水墨画的自然韵味。这是任何画种都无法取代的。
(二)语言创新化、风格多样化
风格越是独特,艺术观点也就越是显得明确。水彩画的语言包含了情感的交融、松动的用笔、把主观的意念融入到客观的思想中。各种不同薄厚的水彩纸所产生的变幻的效果有所不同,带有创新性的水彩作品使水彩画语言带来生动美,节奏美文学艺术论文,流动美。画面中诸多因素都要综合起来应用,有造型、气韵、力度和情感等。应去尝试新的材料、符号语汇,充分关注色彩、材质、造型自身的表现性和直观性。梵高就是利用他的艺术天赋,运用轻快的色彩语言,抒发着灵魂最深处的伤痛感情,由此引起共鸣震撼人心。他自己曾经表明“‘画画不是画物体的原状……而是根据画家对事物的感受来画论文提纲格式。’又说:‘是的’,‘不真实’但比死板的事实更加真实。”
(三)观念更新化、题材变革化
重复自己不经意,否定自己不容易。观念更新化的水彩绝不是中国画式的水彩,是构成,是取舍,是绘画的型与型的关系。要画出别人所没有见过和超越大众的普通视觉和手法。观念更新化的水彩是表现基本的显著的特征,比实物所表现的更完全更清楚。[2]中国当代水彩破茧而出需要观念的变化来进行推动。现代艺术是革新美学,当代艺术是革新思想观念。只有各式不同形态的风格能体现不同的思想观念带来的不同社会反映。水彩的题材选择十分广泛,最至关重要的乃是功力和眼力不够。像王肇民老先生说过:“我认为创作有三个起码的标准:(1)在内容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在形式上有时代气息和自己的风格;(3)画得比现实更高、更美、更有社会意义。[3]
(四)理论体系化、思维时代化
1.理论体系化
当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实践从自然地状态逐渐走向自觉的状态时,就到了立论的时候了,这就必须要有相应支持的理论作为支撑,历史上很多文艺高峰期总是有正确先进的理论为之做奠基。
“宗白华看来,作为审美对象的‘美’,其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特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主观动机或目的为转移的;审美活动的主体绝不可能仅只在自己心里去寻找这个‘美’的对象‘事实’,因为‘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着美,人们做梦也不想研究美学,国家也不能提倡美育,设立美术馆。”,[4]艺术家所持有的美的感受和美的取向不单来自于本身主观意识,也来自于理论的支撑和导航,当代水彩画之所以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停滞不前,理论体系不够健全是重要原因。
2.思维时代化
一位具有时代思维的艺术家,除了要有深刻而真实的个性体验以及独特的艺术语言外,也必定能通过某种过人的艺术敏感捕捉到个人与时代,传统与变化,主体语言和个性表达之间的深刻而微妙的关系。杜威认为“思维,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与反映世界的能力,它是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获得的。从艺术形成学角度来看文学艺术论文,劳动既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艺术。”[5]
结论
小境界只能娱人耳目,大境界能够震撼心灵。虽然中国水彩画起步较晚,但是中国独有的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灵感和空间。需要我们去粗取精,西画中用,站在时代语境下,发挥我们长处和创造潜能,创造出符合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多元化的艺术佳作。
[1] 翟墨著,《融创时代·当代艺术手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第1页。
[2]《艺术的历程》贡布里希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7页[3]王肇民著,《画语拾零》,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6页
[4] 葛路、克地《中国艺术神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段文杰先生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194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从杭州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科,师从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学习中国画。由于学习勤奋努力,在绘画基本功和文史知识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1944年,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同时也了解到地处边远荒漠的敦煌石窟艺术遗产需要有识之士去保护和研究,就下决心要担当一名志愿者。他的想法得到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先生和同学们的支持。1945年毕业后,几经曲折,义无反顾,于1946年到达敦煌莫高窟。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并担任美术组组长和考古组代组长。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所长、副研究员。1957年后,遭错误处理。1962年,经上级组织甄别,恢复原有职务和待遇。“”期间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农村劳动。1972年,回所工作。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以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图像艺术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那些以视觉为中心,重点突出视觉感受的艺术文化现象都是广义上的图像艺术。狭义上的图像艺术是特指当下世界范围内正在日趋发展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文化现象,也可以称其为“图像时代艺术”(The art of towards the image)。此种艺术文化现象,多使用仿像、图像、形象等基本方式,辅以现代化的传媒技术,着意营造虚拟性的时空形态,从而表达多元化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图像艺术虽然具有鲜明的当代特征,但却保留历史文化的痕印。就流行范围来说,尽管图像艺术产生兴盛于西方,但在经济文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下世界,它在中国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图像艺术与东西方美学传统及美学资源
说到图像艺术就不得不先提及西方的美学传统。因为图像艺术来自西方,所以就西方传统而言,古希腊人提出以模仿论为基础的形象理论。从柏拉图到达芬•奇的镜子说,滋润和养育了西方的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这是图像时代艺术的一个来源。镜子在美学的意义上有三种作用,其一,镜子可以客观地反映现实;其二,镜子使人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深刻;其三,镜子可以识别人的无意识活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镜子不仅能够辅助鉴明身份和自我再现,而且能够征显出严重的精神问题。由此他提出,人们所认识到的形象是客体的一个变形,是人们想象中的形象,想象的东西与象征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现实。
而中国的图像艺术除了被西方美学传统的影响外,也被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响,图像、形象这类问题,不仅存在于绘画、雕塑、建筑等空间艺术中,同时也存在于其他文化领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图像和形象不仅存在于像建筑、雕塑、绘画这类空间艺术中,他们也同样在其他艺术领域中存在。从文学领域来说,中国的古人曾写道“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在历史学领域也离不开图像,宋代学者郑樵曾说道“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在艺术中,图像的意义也备受推崇。《论语》中记载孔丘说过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句话里“文”指的是图案、花纹和图像。在孔子的话语中,它与“质”相对,意思是表象;“文质彬彬”是质和文的统一,孔子认为有了质和文的统一才是完整的表现。从客观作用上来看,“文质彬彬”这一思想不仅肯定了作为图像的“文”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简要论述东西方美学思想,并不能代替东西方有关图像艺术的全部美学理论的思想资源。但可以认为,这些美学资源,在当今图像时代的艺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像艺术对传统美学和文化的反拨与冲击
图像时代的艺术受到传统美学的影响无疑,但这种影响并不能说明它就是传统美学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继承并发扬了美学传统,但并未发扬传统美学。反而图像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美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在许多具体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就是它对传统美学观的颠覆。传统美学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真”,即真实。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意”和“真”作为两个重要的命题贯穿始终。“意”指的是意向和意境,“真”的意义便是真实与自然。所以“真”不仅要反映自然,而且还要通过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来对“意”进行体现。而图像时代艺术过于强调“意”,而忽视“真”。媒体传播行业的急速发展和大量机械复制的出现是的艺术作品原有的本真性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是对艺术作品价值意义的颠覆。图像艺术的宗旨是消解价值,解构意义。图像艺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晰透明确却不稳定的世界。形式替代价值,符号替代意义,符号与形式虽然加速生长,但他们有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内爆。鲍德里亚所认为的后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现象就是此二者。
第三,是对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观念的颠覆。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和道德是合而为一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是“善道”。但自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心态被前所未有的颠覆,这来自于它们不断遭到讨伐和冲击。这种颠覆即可以促使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把自己融入到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中去。
第四,对传统的语言和文学“正统”的颠覆。儒家强调“诗言志”,语言和文学都是德行的体现,但是在现今中国,由于图像文化和图像艺术的发展以及图像时代的来临,语言和文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这种挑战至少造成三种结果。一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再“唯我独尊”;二是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之间出现语言“乱码”现象;三是艺术上的雅与俗的界限在模糊和淡化。
美术作为一种图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美术是与图像艺术和图像时代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造型艺术。寻根究底的看来,美术特别是绘画艺术以图像为其存在和表现形式。所以,图像学这个学科在造型艺术史上的形成就是专门针对图像本体进行研究的结果。另外,图形艺术发展经历也告诉我们,图像艺术的产生和繁荣,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的内在联系。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始于西方,在改革开放之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1985年,我国一些美学家和美术理论家通过《文艺研究》和《外国美学》等刊物,详细地阐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以及这一思潮同的现代主义(这种主义在当下中国十分兴盛)的关系问题。其实际影响所及,也波及到后来的后现代美术在中国的发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具有比较超前的理论和与之不相称的滞后的实践;在国际上尚未占据主流地位。“后现代主义美术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给了我们一个‘超前的眼光与异样的视角’,使得中国美术界在追赶世界美术潮流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和正在接受着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美学主张”有业内人士如是说。所以尽管在中国美术界存在着较少像“厦门达达”那样标准的后现代作品,但是其美学走向却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吻合颇多,比如从从“宏大叙事”转向“凡人琐事”,从“英雄主义”转向“平凡世界”,从传统至上转向波普艺术,从“文以载道”向纯客观表现,从“守死善道”转向市场化的“商品画”,从笔墨至上转向与新型媒介结合等等。另外一个事实是,一些民族性突出的后现代美术作品出现,这是因为一些青年艺术家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寻找到了与“后现代”相吻合的因素;吕胜中的剪纸作品《彳亍》和的大型版画装置作品《析世鉴》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中国当下美术界,以现代信息媒介为表现手段的后现代作品,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还有一个无争的事实就是图像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和载体和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手段是相同的。所以,图像艺术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纠结关系必须被关注。同时我们又不能回避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中国的文化走向呈现为两种态势和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就是以后现代思潮正在以不可小觑的威力,进一步推进艺术的商品化和大众化(以图像艺术为代表)。第二种就是以极力维护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标准,千方百计地抵抗西方文化压力的后反殖民主义思潮。这述两种文化格局并非冰火不容。笔者根据自己所见以及理论问题在想,可否以民族文化和本土精神为基础,给图像艺术穿上“唐装”,重新来一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变革。针对这个问题欢迎大家一同讨论。
参考文献
[1]洪洁松,. 图像艺术的历史传承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 理论界,2010,(5).
艺术设计的风格,一般是指艺术设计家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个性。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审美观念、素质层次、民族文化的总体需求与反映。对于艺术设计风格,涉及艺术家主观方面,诸如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理想的特殊性。而所有这些,又受到国家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性影响,受政治、哲学、宗教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艺术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由于欣赏主体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文化层次、年龄层次,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造成审美需要的千差万别,反过来刺激和推动着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必然要在艺术作品上留下艺术家个人的印记。艺术家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创作主体,他的性格、气质、禀赋、才能、心理等各方面的种种特点,都很自然地会投射和熔铸到他所创作的艺术品之中,通过创造性劳动使主体对象物化到精神产品之中,艺术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或创作完成后的作品中都物化了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和认知原则。艺术风格是设计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一.时代风格
艺术的时代风格,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时代的科技、文化、审美意识的写照,艺术设计时代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设计上的物化表现。商周前期青铜器装饰性较强,幻想的成分较浓,形象也更为怪异,颇具凝重森严,威猛逼人的气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从总体上讲,都具有造型生动、纹饰精细、铭文清晰、装饰华丽等特点,但如果仔细区分,仍然可以从青铜器的风格中发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商周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艺术也随之达到了极盛的阶段,尤其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般体积庞大厚重,尤其流行一种“饕餮”兽面纹,它既像牛头,又像虎头,既像某种凶猛的野兽,又像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它显出一种神秘的威力,一种狰狞的美,它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象征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权威和秩序,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出现了“鼎”这样整齐、规范、条理、秩序的造型形式。
例如在中国虽然商代和周代同属奴隶制,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还有所不同。商代的文化更突出地表现在祭祀方面,它的生活内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是围绕着祭祀来进行的。因此,殷商的青铜器,其造型的体积感和力度大大加强,以此适应祭祀的需要。而周代的“礼”,尽管也有祭祀,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而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成为一种比较理性的、有着丰富伦理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
又如中国明式家具在设计风格和审美特色上的迥异,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所造成。明式家具产生于明代私家园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氛围里,而许多私家园林的园主,本身就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以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标准,对园林建筑内的家具设计风格进行整体规划,有的还亲自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这就不仅使明式家具散发出浓浓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涵。明式家具是明代江南文人文化的一种物化。明代椅子由于造型所产生的比例尺度,以及素雅朴质的美,使家具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明式家具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使用,例如有的椅子座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正襟危坐”,以表示他们的威严分不开的。 因此,每一个时代设计风格的形成,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设计发展的土壤,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又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的面貌和特征。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又自己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使得宗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链上的一个环节。在宗教文化中,包含着形形的宗教艺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艺术。在中世纪,一本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宝典,文化的传播地是教堂,教堂的设计最能代表当时的西方文化。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都是哥特式的风格,从外观上看,它那高耸的尖塔直刺青天使人敬畏,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结构使人震惊。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形成一种腾空而上的动感,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接近的幻觉,再加上教堂内墙壁或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采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设计,以红、蓝、紫色为主配置成《圣经》题材的玻璃马赛克,营造了浓厚的宗教氛围。
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诞生是16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开始兴盛起来,“巴洛克”艺术抛弃了严谨和谐的古典风范,致力于创造出富丽堂皇、丰满写实、富于强烈的动感和饱和色调的艺术境界。
“巴洛克”一词意为“畸形的珍珠”,它一反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追求高度写实与和谐端庄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追求华丽、夸张、怪诞和壮观的表面效果,以鲜明饱满的色彩和扭曲动荡的曲线,通过光线变化和形体的动感来塑造一种精神气氛,从而把现实生活和激情幻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趣味。
“巴洛克”建筑设计的风格是在形式上刻意追求反常出奇、标新立异的效果,外观自由奔放,线条曲折多变,建筑的构图节奏不稳定,常常不规则的跳跃,波浪形墙面都具有一种变化无穷的动势。爱用双柱,甚至以三个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变化也很大。在装饰上“巴洛克”多取曲线,使用扭曲多变的纹样形式,成为复杂迂回的形状;喜用大量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姿势夸张的雕像,丰富和五彩缤纷的艺术结构,体现了神权中心的思想。
在建筑中,法国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兴起的一种“洛可可”(或“罗可可”)风格,其在建筑外形上显得粗巧、典型,富丽堂皇,注重繁锁的雕刻装饰,这种雕刻上的现象便是“洛可可”建筑以奢侈豪华的反映,“巴洛克”建筑风格中的现象和本质也存在着这一时代风格。“洛可可”艺充满了异国的情调和奇思妙想,追求自由舒展、轻快活泼的自然主义情调。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蕴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这个新的时代,娇柔纤细的“罗可可”艺术已同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人们呼唤能与新时代相吻合的新艺术的出现。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很早就对古希腊艺术进行了大量的认真研究。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有关古希腊艺术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以后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这些著述以及他有关古代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影响十分广泛。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推动下,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沿岸的古城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尤其是18世纪中叶罗马庞贝古城的发掘,人们看到了带有理性严谨特点和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的艺术样式。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艺术史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源流是古代罗马艺术,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和17世纪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这些艺术都体现出一种宁静、典雅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二.民族风格
艺术不仅仅是时代的,更是民族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在设计上的体现。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各地区在设计中体现的差异,它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经济生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原则决定着艺术的发展。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高更,如果不是因为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毅然放弃职业和家庭来到南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上,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带有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创造出富有原始情趣的民族绘画风格来。人类的一切审美设计活动,说到底就是民族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设计要表达一种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隐喻并将时代的文化特色与社会现实融于设计中。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在3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国际声誉。怀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试着从家用产品着手,设计不仅要提供美观实用的生活用品,更要有力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将德国的严谨的功能主义与本土手工艺传统的人文主义相结合,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因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及自然的色彩和质感而产生了新的飞跃,并深受大众欢迎。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设计风格有着强烈的共性,它体现了期堪的纳维亚国家多样化的文化、政治、语言、传统的融合,以及自然材料的欣赏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就是对生活的设计,本着功能实用、美感创新和以人为本的设计风格,其设计已触经进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也是一种现代风格。它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与传统的设计文化相结合,既注意产品的实用功能,又强调设计中的人文因素,避免过于刻板和严酷的几何形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漫长而寒冷的北欧严冬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偏爱自然的色
彩与质感。他们视设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化,一种生活情调,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代设计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走平民化路线,回归人性、关怀人类生存本质的设计成为设计界的新焦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
以中外园林为例,在中国文化环境和土壤中形成的中国园林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协调、相融相合,讲究自然意境、借景畅情,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宛若天开的造园效果,被认为是东方自然型园林的代表。而凡尔赛宫花园,体现出一种人加工自然的状况,被认为是西方规则型园林的代表。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风韵。
三.融合性
融合性是指对设计风格的复合,有古今融合,东西融合,新旧融合等等,由于融合中设计师对文化形态的不同理解,出现设计上的不同选择,有时代背景,人文内涵,生活认知等。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和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米斯·凡德洛。他们的设计实践和设计思想,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的先河,并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运动、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米斯于1929年,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座椅”,以其至简至纯的造型和设计动机,使他的“少就是多”之设计模式和原则得以有效的强化,并获得了经典性的意义。
当代美国华裔建筑师贝垏铭的作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以明快的棱形金字塔式造型,用现代抽象形式和先进技术结合古老文化形态,融入历史悠久的风格,成为卢浮宫新的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一、经营画面让内容如虎添翼
将画面套上“经营”二字,难免给人以投机取巧之感,似乎在玩弄技巧、欺骗观众。恐怕不少业内人士对此也不以为然。诚然,影视作品吸引人之处,首先在于内容。设想在9?11事件中一段用手机拍摄的极其业余、画质粗糙的现场视频,它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影视作品内容思想之重要,和画面经营之关键,并不矛盾。突发事件及重大事件的一手珍贵资料自不必细究其布局、构图、主次,信息稀有决定了它的价值;然而大部分的影视作品属于有计划的创作,内容的谋篇布局和形式的谋篇布局都需要付出同等的心血。经营画面,是为了让内容以更讨好市场、更触动受众的形式亮相,先声夺人;让有意境、有氛围、有思想和内容的作品更容易被观众认可。当下影视作品的市场营销已经是一门成熟的专业化很强的工作,良好的市场营销能让影视作品有事半功倍的市场效果,谁也不会质疑它的必要性。画面经营相当于在前期阶段、在内容制作阶段就提前让产品营销提前介入,主动性会更强。
二、影视画面经营的基本原则
画面经营是一种电视艺术创作,但它不应该只是大师手中的绝艺;只有大多数影视工作者都掌握其基本原则和方法,画面经营才能发扬光大,成为我们创作时的下意识动作、成为习惯;也只有这样,电视作品的整体水准才会提高。画面经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以下几点。1、把画面最好的、最美丽的一面展示给我们的顾客——观众。犹如去水果店买水果,我们看到面上的几个总是最大最好的,这会让你产生心理暗示:所有的水果都很好,在这里买没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这方面是佼佼者,不论是照片还是纪录片,他们的画面总是给人美轮美奂的冲击力,以至于全世界的观众几乎形成了一个心理定势:想看唯美得震撼心灵的画面,就看国家地理。这得益于长期以来他们对画面美感的极致追求,如果稍有瑕疵,那一定不会呈现给观众;2、努力放大画面卖点。哪怕它是臭名远扬的,也要臭到让人侧目;就好比卖臭豆腐的伙计更喜欢挑在风头上摆卖,借助风力将那份“臭”传得更远更广。例如香港电影自吴宇森式的慢镜头暴力美学后,对黑帮、警匪片的塑造似乎已经到头了,但杜琪峰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杜氏风格”成为新的瞩目焦点。尽管有人批评杜琪峰对画面的迷恋导致了电影情节的薄弱,但画面卖点正是他的作品吸引人之处。风格化的画面构图、沉稳的镜头运用、独特的氛围营造、拉伸的镜头、昏暗的音乐,灰暗但不乏亮色、悲哀却不失希望。杜琪峰把画面特点放大,也就完成了作品的成功经营。3、突出重点。坚决摈弃一切不利或影响卖点的东西,哪怕它是优美的、优秀的;会让观众分散注意力的一律从画面中剔除。这样的例子在影视创作中大量存在,前期可能拍摄了几千小时的镜头,但通过最终要剪辑只剩下几分钟。这几分钟里留下的必然都是最能吸引观众、最能表达主题的精华画面,让观众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画面上,以传达创作意图。如果创作者认为要做到以上三点还是存在难度,那还有一条简单易行的画面经营法则:排序。无论是摄影、摄像还是电脑编辑制作,首先把所有画面按照自己认可的重要性给标上序号,如1、2、3、4、5、6、7,或者A、B、C、D、E、F、G等;然后看它们在画面上所处的位置和它们的重要性是否相称:最突出为1、后者为2、再后为3,如有不一致马上调整,包括调整相机或摄像机的位置、焦距、景深,条件允许的话还可调整画面上东西的位置,包括人、物等,或者试着调整画面的光线,增减灯光的只数,直到它们的主次合乎你上面的顺序;最后,再审视画面,做减法,是否有些画面是不必要、可有可没有的,特别是重要性排名靠后的画面,设法将它们减去。排序法实际是上面三个法则的综合运用,较为简单易行,对创作者个人的艺术素养和专业水平要求没有那么高。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专家,但只要他具备一般水准的画面意识,就能运用排序法经营画面,而且效果能保证不低于70%。
一次偶然的翻阅,让我知道了国家艺术教育课程改革开始了,而且新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都较原来的课程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一次新课程的培训,—次新课程讲座的聆听,一次新方法的尝试,让我隐隐感觉到了这场变革将给教师带来严峻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也就是说,新一轮国家艺术教育课程改革将使我所处的角色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让我欣喜,让我深感自己的责任将越来越重大。
作为一名站在教学第一线的美术教师,新的课程环境下重新塑造自己并界定角色智能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因此,在新课程的环境中,我将和我的学生一起成长。新时代、新思潮、新理念、新尝试、新改变……一切都会悄悄的发生变化。
第一、我将由原来的美术知识的传授角色转化为学生学习知识的促进角色。
在此之前,反思、剖析传统教育下的美术课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实际上是—种不中等的关系。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绝对的权威,以前我们教师以成人的要求、专业的标准要求学生,要求学生该怎么画就怎么画,该画什么就画什么,这种完全由老师规定课业内容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脱离了学生的生活经验,把学生沦为学习的奴隶,使学生不赶轻易出手,加重了学生的自卑感,导致学生对美术望而却步,学习兴趣荡然无存。
而且,老课程本身具有许多的弊端,且综合性和多样性不足,又过于强调学科中心,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即偏重于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学习内容单—、高深、繁多,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倾向,完全背离了个性发展的特点。
新课程标准则不然,它确认美术课程是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各种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材料,制作过程……在美术学习过程中,以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完善人格为总目标。教师不能把学生的大脑当容器,更不能以知识权威者的身份横在学生面前,而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潜能和个性灵活处理教学活动中的问题,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教师充当的是课堂的组织者,应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创设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相互合作的关系,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树立学习信心,实实在在地作为教学活动的指导者、促进者、鼓励者,使学生把你当作心目中的“大朋友”,愿意和你接近,愿章和你交流,愿意你分享他们的欢乐……
有了这些新的思索,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也做了些新的尝试,慢慢的觉得这些变化是可行、效果是不错的。
第二、我将改善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围绕教科书做一些新的资源开发和累积。
在一年多的教学实践中,越发的觉得新课程迫切需要的、呼唤的是知识面广且多才多艺的综合型的教师,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一直以来音乐教学和美术教学活动都是分科进行的,各自的角色—旦确定,就只管吸收自己领域内的知识了,往往在自己所教学科的外围砌起下高墙、且悠然自得的满足于现状。如今的改革,使我很敏感的意识到这种单一的知识结构,远远不能适应新的艺术课程改革的需要了。如我年教艺术七年级下册《春日抒情》之《播种希望》一课时,里面所涉及到了乐器知识、语文中的诗词解读知识,还有关于春天气候方面的知识等,我感觉到了自己知识的匮乏。所以,越发的感受到新的艺术课程迫切的要求艺术教师要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具有更开阔的教学视野。除了要掌握应有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当涉猎其它学科领域的知识,而且要力图获得比学生更为丰富、详尽的资料,才能对艺术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准备,解决起来游刃有余。以综合艺术课程为例,每—个单元都是—个主题,比如《艺术与数》、《秋天的节日》、《线的情感》、《黄土地的畅想》等,每一个主题都渗透了舞蹈、戏剧、散文、绘画等多种艺术和其它的学科知识,同学们在学习美术、音乐知识的同时感受各种知识的快乐。作为每一个美术教师要上好这样的课,必须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要不断的攀登知识的颠峰,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学生—个艺术的诠释。
知识无边,资源无限。正是因为如此,我在反复的实践探索中,越发觉得仅仅靠教科书为唯一资源上课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艺术课程资源需要不断的开发并要很好的利用,才能上课的质量保证上课的量和效果。原有的音乐、美术教科书越来越不适应时展的需要,越来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惟一的课程资源了。动—动脑,自己思索一下,学校里学生的艺术作品展览室、图书馆、省级市级艺术馆、各种民间团体、校内外的网络资源及美好的大自然,不都是我们艺术教学的最好的资源吗!
充足的资源找到了,还需要我们的教师去组织、去开发、去利用,要学会主动地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为自己的教学活动服务。教师还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出课堂和学校,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社会的的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如我在上《春之歌》那课时,就带着学生到江边放风第,让学生在广阔的、充满春意的大自然中自由的翱翔。
那么,这些艺术课程资源如何来开发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源远流长的民族艺术文化,正是美术与音乐综合课程大力开发和利用的宝贵资源,如藏族的歌舞、朝鲜族的荡秋千、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以及汉族的民间手工艺等。都是民族艺术文化的体现。对课外、校外艺术资源的开发,包括家庭艺术活动(如休息天的郊游,参观博物馆等),社区艺术活动(如镇上组织的书法、绘画比赛,演唱比赛等),少年宫艺术活动(星期天及节假日的各种美术音乐兴趣班等),区、县艺术比赛等等。还有,对蕴涵着艺术的自然地理资源也可以进行开发,独特的地形地貌,壮丽的山河……”总之,只要用心去想去做,我想这些丰富的艺术课程资源将给我们的艺术老师带来全新的艺术感悟,也将给我们的学生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
第三、将对学生的艺术学习作出合理的、充满人性的评价,不断的激励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
—支红笔,优良中下,“好”与“不好”,“象”与“不象”……一切都那样的自然。除了这样的评价方式,就再没别的让我觉得站在我的立场评价学生的最合理的评价方式了, 且不知这样的评价方片面强化了评价的界限,让我尴尬的扮演着终结性和惟—性的课程裁判者,致使学生始终处在一种被评价和被测试的被动境地,给了他们自卑和压力,就好比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石块,而要求他们轻松的游过河。经过全新的思索和实验,印证了新课程标准评价理念要求美术教师从关注”人”的发展着眼,重视课程评价的教育发展功能,从而促进教师从评价角色转向课程学习和发展的激励角色。经过实践,我发现要这样把握: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我以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没有兴奋的情绪怎么激励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如讲《春日抒情》那课时,我播放春天来临时大地发生变化地影片,同学们在柔和的音乐声中积极的讨论着,尽情感受春天所带给人们的欢乐……让学生充分感受春天冰雪融化,大地一片生机到处都有生命在萌动。我还经常用讲故事、师生共同表演等教学形式,调动学生们的学习情绪,使学生在良好的情境中得到了美的熏陶,在美的环境中自然轻松地增长了知识,培养了他们的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没有兴趣,被动的学习,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那反之学生若有了学习兴趣,也就有了表现的欲望与冲动,教学就轻松多了。又如在上《线的情感》的时候,我让学生用线来描绘一样事物,随便什么的事务都可以,我尊重他们的个性,让他们可以按客观去描绘,也可按主观意识去表现,既可以用写实地手法,也可以夸张、变形,画完了还可以在旁边写—下自己的见解。实践证明,这样有利于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他们都能创造出风格各异的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另外教师要用发展地眼光看特学生,会给他们的学生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在知识的理解与表现中会参差不齐,为了挖掘每一个学生潜在的能力,我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个性及造型特点的不同,分别进行鼓励和引导,使每—个学生都得到个性的张扬。在辅导学生作业的过程中,我降低标准,不用成人的眼光看待学生门的作品,也不用”画得像不像”作为衡量的唯—标准,大大的鼓励了我的学生,使他们对学习美术充满了兴趣。大名鼎鼎的沃尔特·边斯尼小时的经历就值得我们借鉴。他上小学时,曾把花朵画成人脸,叶子画成手,这神奇的幻想非但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得到的是老师的—顿毒打,庆幸的是这并末让小画家夭折。今天,这样的事将不再发生。作为老师,特别是从事充满色彩的艺术教学的教师,千万不要吝备用最美好的语言激励你的学生,如:“你画的真棒!“你的画色彩搭配的真漂亮!”“你比老师画的好”……学生们会因此得到鼓励,更会为每一个学生留下成功的机会和希望,对孩子们的—生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完这些思考,我并未觉得轻松,反而觉得些许的沉重,中学艺术改革中的美术教师们还将面临更多的考验,接受更多的挑战。作为一名新课程理念下的中学美术教师,我会努力努力,再努力,尽自己所能为新课程改革添砖加瓦。
参考资料
1、 《中国美术教育》2003年1、2期中国美术教育出版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