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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的林业需求不满。尽管中国的森林资源在不断的土勤口但其实那曾加的森林面积中很少能达到自然森林的状态。所谓毁林容易造林难。现在的造林手段许多的人都走进了求决求经济效益的思维圈子里很难真正的实行真正生态林的建造。而大肆砍伐的都是全自然环境下自然长成的宝贵树木。而人工的造林的生态陛就很有待考量和统计。中国拥有世界陆地面积的两是世界的第三大大国然而中国的森林面积仅占世界森林面积的门别〕但我国却拥有世界220/0的人口其实这都是以前的数据。但我国的人均森林占地从世界人均的1石变成了1刀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的林业侧犬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但是国家还是要不断的发展经济这无疑会让林业的需求量变得更加的庞大。势必要加快林业经济白勺发展而且就为了环有亏染的考虑建设生态型的林业经济是必然的趋势。13生态林业经济白勺理论缺乏。尽管现在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需要林业经济也相对的发展起来但其实由于国家前期的关注和投入力度不够而且也没有在理论方面做一些突破性的研究造成现在的生态型林业经济白勺理论的缺乏而许多的林业经济的策略川门还必须参考国际上的研究而得以实施。却有着缺乏联系本国的国情本国的人民的文化属性走向本国特殊地理环境本国的特殊经济发展状态的弊端。理论的缺乏也造成这一行业的实际探索与发展都比其他行业更加的慢无法赶上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现在的林业经济具有地区‘}生质几乎都是每个地区按照自己的探索经验实行在体制管理和运营方面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生态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没有进行讨论和研究逃避了这些可能会是“蚁穴,,的问题对以后林业经济白勺长远发展或有很大的隐患存在。
2生态型林业经济发展的途径
2.1政府政策扶持企业。由于生态型的林业经济企业相比其他只注重经济效益的林业经济会有更大的难度不仅是经营上营利周期上可能也会相比其他林业经济个币加的长。这主要体现在生态型的林业经济需要在生态学的指导下为树木提供更自然的生长条件。可能在生长速度等方面就有不可控制的元素出现。但其实由于中国这方面的研究的欠缺真正生态型的林业经济根本没有具体的定义。但就生态型字面的意思就是要种植出更加符合“自然的,’的生态型树木。这些树木可能会比寻常的人工林更加注重土地和树木的搭配以及可以与树木之间有共生关系其他植物的种植。让树木可以更好的和环土竟竟融合而这丰刹各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木材。但这些无疑都需要川门的探索和研究直接从别人那里拿来用的理论不能作为完全指示的标准。还应根据中国不同的地理和气候做出相应的更改的响应。所以我觉得生态型的林业经济白勺初期肯定会有许多的研究‘生质的工作。而在这个初期这就需要国家的支生新口鼓励了。
2.2正勿荷发展公益事业。当然正勿荷也可以自己大力的发展自己的公益森林。设立相关的事业单位进千科目关的管理而且这样更加的有利于生态型造林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没有后顾之陇让生态型造林的研究可以更加的开拓化和多蒯七。毕竟中国的地理是相对其他国家比较复杂多变的。现在的中国正面对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形势在城市里或者周边开展生态型造林是可以有效缓解这些问题的。中华民族不能只为当前的利益就不顾以后子孙后代的将来。而且也可以为其他的林业经济体做出表率和榜样作用。另外这也正符合正勿荷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概念保护生物多样陛共建人类的长远利益。让经济和环境可以长足的共生的发展下去建设和塑造人类可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而且许多的公益陛质的林业也可以发展成旅游资源。
2.3针对农民的林业经济。现在大多数与林业最接近就是农业让农业和林业交互式的发展。这需要让农民们改观对农作物种植的的单一印象。让农民接受森林种植的好处农民的种植经验和灌溉经验都会为造林提供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最近出现的正勿荷租地造林和造林归造林者所有的政策都在各地适时的实施过。这些其实都是农民的林业经济的雏形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进行归纳总结成一个针对农民的林业经济体系。现今中国由于农民收入过低造成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但如果林业经济可吩曾加农民的收入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大大的缓解这种态势。
2计划的作用
有了计划,工作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这样才会增强大家工作的主动性,减少工作的盲目性。
2.1计划能确保组织成员围绕组织目标开展工作
计划工作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计划制定后,工作目标得以明确,这些目标为组织内的各级成员指明了组织的发展方向,使全体成员的行动均能围绕既定目标来开展[2]。首先,从时间维度上来讲,计划把决策时所确立的各项组织目标及行动方式分解为不同时间段内的具体目标及行动安排;其次,从空间维度上来讲,计划把决策所确立的组织目标及行动方式,分解为组织内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成员的分目标及其行动安排。一般来说,组织的管理人员都习惯于专注当前问题,而计划则可以让他们充分考虑未来。除此之外,组织目标也能对其成员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计划明确了组织的奋斗目标,计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对员工进行动员的过程,通过制定各级计划,鼓励成员为实现组织的各项目标而奋斗。
2.2计划能使整个组织的经营更为有效
众所周知,计划在管理中具有预见性,同时,它还对管理的执行和控制具有指导性。计划为下属提供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一个科学而周密的计划,包括做什么、做多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具体步骤计划等等,能有效地避免走弯路;计划包括某一步具体用什么方法,某个问题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有效地避免精力的浪费,同时提高工作的质量和工作的效率[3],使整个组织的经营过程更为有效。
2.3计划便于管理人员对组织进行控制
计划工作是一项将组织的活动系统化的工作,通过制定计划,使整个组织的各项工作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便于发挥整体优势。计划确定了组织的目标和具体的行动方案,使整个组织的活动更加有序、和谐,可有效避免盲动和各种不协调带来的损失。且计划还有助于用最短时间完成工作,减少停滞和等待的时间,有助于更加地合理使用与控制资源。计划所确定的目标及指标体系也为管理人员开展管理活动提供了控制标准,可用于衡量管理和工作效率。
3计划的层级
组织内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而这些计划是分层次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战略计划、战术层计划与作业层计划等三个层次。其中,战略层计划涉及产品研发方向,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新设备、产线的建造等;战术层计划则是立足现有资源,制定所从事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应达到的目标,例如产量、品种以及产值和利润等等;作业层计划是指确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安排。从战略层计划到作业层计划,计划期越来越短,计划的时间单位也越来越细,覆盖的空间范围也越来越小,计划内容也越来越详细,计划中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小[4]。
4计划制定的原则
在计划的制定上必须需遵循SMART原则:
4.1具体原则
计划必须是具体的:大计划要分阶段、分步骤制定,要准确分析执行过程中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等等,制定周密的对策和行动方案。如果计划制定的越周密具体,就越可以减少执行中的沟通成本、各类干扰以及困惑。
4.2可衡量原则
计划必须是可衡量的:计划的各阶段目标要可衡量,确保执行者能正确把握,以便掌控工作进度,并检查、跟踪及考核。
4.3与组织目标一致的原则
计划必须与组织的目标一致的:计划要有针对性,要与组织要达成的目标保持一致。
4.4可实现的原则
计划必须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操作的,是充分考虑了要完成目标的可行性的,是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后统一形成的,如果制定的计划不切实际,不仅浪费组织成员的时间和精力,引起他们的抱怨,还会影响计划执行,还会很大程度上引起员工的抱怨情绪,既达不到目的,还形成恶性循环[5]。
4.5时间限制的原则
计划必须要有时间限制:计划里面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内容,必须规定完成时限,便于节点控制和按照既定进度推进。
5计划的制定
5.1计划管理的阶段
按照计划来管理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叫计划管理。计划管理是一个过程,一般包括计划编制、执行、检查和修正改进等四个阶段。计划管理涵盖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如生产、技术、人力资源、销售、设备、财务、成本、采购等等,计划管理不仅是计划部门的事,所有部门及单位都要配合计划的制定工作,提供相应素材,通过这四个阶段来进行计划管理[6],已完成最终目标。
5.2计划制定的要素
具体可概括为5w2h。what:计划所指的是要完成什么工作,明确工作任务。who:计划要由哪些人去执行,明确工作任务的承担者。when:计划什么时候需执行到什么程度,明确工作任务的进度。where:在什么地方开展工作,明确工作开展地点、区域。why:为什么要执行这样做;明确工作起因、动机;how:怎么开展工作;明确工作方式方法;howmany:完成多少工作;明确工作量。
5.3滚动式计划的编制方法
滚动式计划是一种计划编制的新方法,编制滚动式计划时,首先将整个计划期分成几个时间段,其中,第一个时间段的计划为执行计划,后面几个时间段的计划为预测计划。执行计划编制比较具体,预测计划编制比较粗略。每经过一个时间段,就根据执行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原来的预测计划进行修改完善,原预测计划中的第一个时间段计划顺延变成执行计划。滚动式计划能提高计划的连续性,使计划兼具严肃性和应变性。因为执行计划靠近计划编制时间,执行中变数少,一般能兑现,体现了计划的严肃性。而预测计划允许修改,又体现了计划的应变性。滚动式计划编制,能在第一时间段实施出现偏差时,以后各阶段随时进行调整,确保了计划的可执行性,避免计划成为一纸空文,流于形式。
6消除不确定性及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变化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当前社会,我们的社会政策、经济走势、科学技术和人文观念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各类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以变应变,适应各类不同变量。计划工作承担着预测变化并设法消除这种变化对组织产生不良后果的任务[1]。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求计划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组织目标的关联度,制定出发生这种变化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以便减少变化对组织经营的造成的各类影响,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类混乱,并充分利用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当然,有些变化是无法预测的,计划时间越远,不确定性就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所掌握的有关未来的信息有限,另一方面,偶然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但是,科学的预测工作可以把未来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7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
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是现代生产型企业最重要的两个计划:
7.1生产计划
生产计划主要包括计划期内应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品种和进度等。一个具有前瞻性、动态的生产计划,能强化计划的调控能力,增强对销售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能协调生产及其他部门的生产组织工作,确保生产的稳定运行和产品质量的稳定。能对物料的到货情况和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科学预测,有利于有效控制库存、指导采购工作,使各类物料、产成品、半成品等各类库存降至最低,保障正常生产供应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资金占用。使企业各类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效能,例如合理安排,确保瓶颈设备能发挥出最大产能。能在生产执行之前就能准确的预测出每道工序的成本,有了这种预测,就可以在生产之前就进行一些成本规划,进而进行成本控制,形成成本计划,这样就可以跟成本统计进行比较,做到真正的精细成本管理。
7.2采购计划
合格的采购计划一是能预估各类物料的数量、交付日期,防止断料,确保生产正常运行;二是能降低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空间浪费;三是能配合生产、销售等计划的顺利执行;四是能配合企业资金运作、周转;五是指导采购作业。7.3生产和采购计划的关系采购计划如果没有依据生产计划制定,计划要求的数量多于生产的实际需求,物料来了就会形成库存积压或者呆滞;如果某一个物料少来了,其他的物料即使来的数量是准确的,还是会形成库存的积压。如果计划到货的时间早于生产的开工时间,也会形成库存积压。因此,采购计划与生产计划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必须配套制定。生产计划如果进行了调整,采购计划通常也要进行相应调整;反之,如果采购计划的执行如果出现了偏差,生产计划也应该及时进行调整,否则就会出现脱节。
一、电子信息行业运行概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产品产销衔接良好,对外贸易增势平稳。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增长18.0%;增加值13000亿元,增长18.2%;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增长20.8%。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多数重点产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销衔接良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产品产销率均达98%以上。出口较快的主要是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二者增速分别比全行业高了2.8和10.8个百分点。
2.电子信息产业区域布局日益集中,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日趋深入。信息产业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全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日益成为推动行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企业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全行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业比例已超过6%,海尔、华为等研发投均超过50亿元。九个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实现收入超过3万亿元,成为引领产业增长的重要地区,并发挥重要的带动示范效应。40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分别在通信、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子材料等专业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合计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4以上。
3.产业优势逐渐突出:如能源消耗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竞争优势突出。而从能源产品看,电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据前四位,分别占全行业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长7000万人以上;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9.7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151台/百户,二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电子政务投入占电信建设投入的比重为12%。企业电子商务不断推进,电子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达40%。
另外,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2007年,我国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指数为85.2,降幅较上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比全国CPI低19.6个百分点。其中微型计算机价格指数为85,笔记本价格指数80,液晶电视机价格指数78,CRT电视机价格指数为95,手机价格指数85,数码相机80,激光视盘机价格指数96.5,音响价格指数98.5。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平抑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0.53个百分点。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1.产业化链条不完善,没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中,产业化既是创新的目的,又是整个创新链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链形态,包括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产线以及规模产能配套条件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上述各环节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与合力,导致技术发明人、投资人和政府部门出现产业投资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专利实施少、生产规模小的现象。特别是在专用设备、装备、材料、测试仪器仪表等基础环节薄弱,更是影响产业化持久发展的基础。
2.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外资企业。我国信息产业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非常薄弱。尤其是微电子、光电子、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整机产品所需的关键集成电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赖进口。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对内带动不够,缺乏主动权。
3.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将影响投资的增长。目前,国家在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在土地供应上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业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因此产业投资增速受此影响可能有所减缓。但是,如果能争取国家在投资上对信息产业予以倾斜,并引导地方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调控措施对产业投资的冲击将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产的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将进一步导致外资转移的扩大。目前,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调整,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国内生产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较优势有所弱化。2008年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有扩大的趋向。相比而言,对外投资前景看好。目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外投资调整结构的趋动力日益增强,部分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探索开始走向正轨;国家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措施意见,这些都为电子信息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4.内外资企业呈现不同发展格局。从往年看,三资企业一直是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内资企业各项指标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资企业。从规模看,三资企业仍占较大份额,比重达到78%,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为19%,分别比内资企业(24%、25%)低了5和6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内资企业利润增长42%,税金增长23%,分别比三资企业(15%、8%)高了27和1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内资企业增长35%,比三资企业(25%)高了10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内资企业增长38%,比三资企业(21%)高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仅为7%。从创新看,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6%,比三资企业高了2个百分点以上。
5.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和市场变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术转型对产业和市场结构影响特别明显。一方面,基础行业逐步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机更换效应尤为明显,高低端市场呈现不同的格局。由于结构升级,主要产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产品增长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分工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跨国公司日益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日趋深入。首先是制造环节代工化。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基于成本和规模优势,不断介入整机制造领域,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甚至出现产品制造通吃的苗头,使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调整变化。其次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化。近年来,印度、爱尔兰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正是大力发展面向欧美跨国公司的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所致。第三是业务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国内企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面临产业链的发展变化,亟需加强资源整合,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产业链条入手,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单点突进。信息产业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的终端是市场的回报,加强官、产、学、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产业化的具体实施中,要加强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政府支持、技术研发、专利申请、建立标准、组织生产和工程化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在产业化的链式突破过程中,短期内在整个产业链上实现产业化,是不现实的,应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创新产业化的起点。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创新中积累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快速内化到自主创新的体系中,为今后的技术跨越进行储备。
2.伴随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产品更新加快,部分产品售后服务(如平板电视机等)跟不上技术发展步伐的问题日益突出,基础产品标准不统一也对市场规范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国内法制建设并未健全,导致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其三是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许多无品牌但功能齐全的电子产品,对企业营销思路和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另外,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大型运营商和渠道商不断介入制造业,基于增值服务的产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都使国内品牌企业面临与市场关系割裂的格局。
3.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日益迫切,对我国的挑战极大信息产业兴起一股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热潮。最为典型的代表来自欧盟,近几年先后颁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产品的生态化设计要求),这些指令针对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在内的用能产品,在设计阶段,对其生命周期涉及的节能、环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产业发展面临全新的理念。企业要从设计源头重视产品的生态发展,建立生态参数档案,并将生态评估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临新的壁垒。我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企业将因原材料、设备更换以及内部机构调整和设计生产流程变革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关的检测成本也将提高,这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成本优势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临着产品的升级与产业的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努力保持适当的人才流动性,争取达到人才流动“溢出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稳定的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进步,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竞争力。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毫无疑问,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显著性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实现这个目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度过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地实施信息产业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必须优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正确引导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结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胡玉梅,戚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
根据1997年5月《三峡工程原四川库区不同水位段移民迁建安置进度及分期投资安排规划意见》,重庆库区淹没及损失主要有三个特点:
淹没损失数量大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重庆市的万县区、涪陵区、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武隆、长寿、渝北、巴南、重庆市区、江津共16个区县。
全市库区淹没线下居住人口72.85万人,占全库的85%;其中农村29.29万人,占全库的86%;城镇人口37.09万人,占全库的82%。
全市库区淹没涉及城市两座,县城7座,集镇107个。其中有5座县城和52个集镇需要全迁。到2009年直接淹没人口达到103万人。
淹没房屋总面积2927.53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5%;其中农村872.53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4%;城镇1409.1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3%;工矿企业643.64万平方米,占全库的91%。
淹没耕园地(耕地、园地、河滩地)360954亩,占全库的86%。
受淹公路总长891公里,占全库的82%;高压输电线1223公里,占全库的68%;通信线2957杆公里;占全库的84%;广播线4175杆公里,占全库的88%;港口、码头653处;水电站装机80984千瓦,占全库的86%;抽水站装机18432千瓦,占全库的98%。
淹没损失分布不均衡
首先,就不同水位看,主要实物指标在2003后比重太大。如135米线下,农村淹没人口只占14%,房屋只占13%,耕园地只占25%;城镇主要是巫山、奉节、云阳、丰都,万县、涪陵、忠县只是部份淹没;在1387家企业中,只有522家,占总数的37.6%;而135米水位线以上淹没量就很大,如果按分期蓄水位安排移民任务,则最后几年移民的高强度很难完成。
其次,区县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长江干流临江城镇、农村、企业、专业设施项目往往以纵向淹没涉及为主;开县等地到175米水位(特别是后期)横向淹没涉及突出。部分区县城镇淹没相对集中。
淹没影响不确定因素很多
如滑坡问题,有的区县地质条件成熟,可以对滑坡对象体作进一步研究,但淹没区的滑坡处理方案还不完全清楚,淹没涉及的孤岛、塌岸等问题还没有处理方案。半淹没城镇的功能恢复等问题尚待解决。
重庆库区移民与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
三峡工程的兴建将形成600公里长的水库,因此需要完成百万大移民的艰巨使命,世界上绝无仅有。历史重担落到了重庆市的肩上,压力重大,但也机遇难得。根据本文前面(编者注:参本刊1999第二期)的有关论述和基本观点,为了从根本上完成重庆库区的移民任务,应当采用可持续发展移民方针,选择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
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点是:用生态经济的思想,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依靠科技进步,指导城乡经济发展和移民扶贫,有效地协调好发展、移民、脱贫、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环境。
必须保证上百万的移民“移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移民工作是暂时的,20年内必将完成;移民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长远的,是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整个地区繁荣富强的根本。只着眼移民工程,则完成了搬迁就完成了任务;若着眼于历史使命,则必须立足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发展必将增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一旦超过库区原本脆弱环境的承受力,必将反过来制约和威胁库区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以致造成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安定。所以,库区移民必须兼顾暂时的和长远的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的区位比较特殊,自东至西位于三峡工程库区的库腹和库尾,全都在库区之内。尤其是重庆市区,一个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恰好在库尾的回水末端。水库正常蓄水位成库以后,泥沙淤积和水体污染对市区的威胁极大,因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特高。
在移民过程中求发展,用发展促移民;在移民与发展中重环保,用良好的环保确保移民与发展的成功。移民、发展、环保三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出路只有选择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移民是硬任务,发展是必要条件,环保是约束条件。
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重庆市的具体化,或者说是具有重庆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具体化与特色主要是侧重了重庆市的特殊区位,重庆市的经济现实和重庆市的特殊使命。
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构想
在重庆市实施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是把重庆库区建成生态经济区。
生态经济区是指在特定地域空间的资源,环境和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与转换的系统整体。就重庆库区及其关联区县而言,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是生态环境保护区与经济开发区的整体融合,以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在有计划推进库区移民的同时,加快区内经济发展并分步骤积极保护生态环境。
首先,移民是硬任务,时限性很强,不允许有任何迟延,必须执行开发性移民方针,妥善安置好移民,使移民的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重点解决好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致富有门路三个关键问题。
其次,移民与发展不可分,坚持在移民安置中带动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落实移民安置。只有立足于发展,才能拓宽移民安置的空间,才能确保移民安置后的“稳得住”。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三,发展与保护同步。在移民迁建与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峡库区的393亿立方米水体一旦重度污染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第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特殊重要性。要吸取三门峡实际移民人口总量为最初设计估算人口三倍的教训,从严控制人口数量。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实用人才的培养,强化科技意识,实施科技移民战略;否则,持久的发展与致富是没有保证的。
构建生态经济区必须制定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从三峡库区的实际出发,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指导思想、方针、目标与任务
生态经济区划
生产力布局
农业建设
工业建设
交通建设
城镇建设
旅游业
[作者简介]昌灏,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湖北武汉430068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057-03
科学发展观深刻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决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整体。这两个方面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我们陷入困境,无法前进,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
一、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有着共同的经济价值取向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是侧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它要求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生、协调发展,从纵向看,它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发展之后的一个更高阶段。它在传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凸显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要求按照生态经济系统本身运动的规律性使用各种经济、技术措施,一方面保持和改善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它建立的根据是既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又符合生态平衡自然规律的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在评价自然物种的非经济价值时,要承认物种有其自身天然生存的权利;人类的价值观并不能仅仅以人本身为最终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发展。
与传统经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不同,循环经济是参照自然界物质循环模式,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将上游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变为下游产业的“营养物”或原料,从而形成互相依存的工业生态链,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无害化和再生,达到资源的永续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资源生产率,它既是关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又是具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向,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封闭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发展经济,在自然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处理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以期建立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协调的生态型社会经济系统。
在生态文明视角下窥视生态经济就是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生态经济所强调的就是要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与实施,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使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达到生态经济的最优目标,循环经济则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cducc、再使用Re-use、再循环Rccyck),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讲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就是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可见,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具有共同的经济价值向度。
二、循环经济体现着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向度
生态文明的伦理观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惟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是人类为获取自身利益而任意使用的工具,其结果导致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从而就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造成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为了人类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和道德原则。生态文明的伦理观认为,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要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延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充分认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基础上,增强人对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增强人们对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协调入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三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增长,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迁移、循环等规律,形成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三高一低”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与枯竭,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对经济社会、人体健康的重大损害。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体现了生态文明的伦理观精神实质及价值取向。
三、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互为前提
(一)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功绩!在它看来生态发展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经济活动基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方式来保持自然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或国家控制经济所追求的无条件增长与扩大相对立的。生态可持续性,要求坚持环境容量对人类经济总体规模的限制性;坚持区域经济活动与地方生态系统协调一致的必要性;坚持经
济决策对生态环境考虑的优先性,传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模式以经济效益的增长为唯一目标,它否认自然的价值,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发展中,对环境质量的损害与自然资源的消耗都不计人生产成本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这是一个从资源到废弃物的线形开环系统,是一种严重负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以“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加强资源再生利用,强调保护环境,要求人类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合理地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要想水续发展,就必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并维护和促进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的长久的稳定与繁荣,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追求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环境、资源保护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生产要素产生最科学的集聚效应才能营造出源源不断的发展后劲;否则经济不能保障持久,社会无法达成和谐。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是人类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和有效途径。
(二)生态文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与循环经济有着共同目标,都是为缓解和消除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发展循环经济绝不仅仅是废弃物的资源化问题,实际上循环经济的核心和根本目标是要求在经济流程中“主动”地减少、避免废弃物,以期达到把废弃物排放量限于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之内,而废物再生利用只是减少废物最终处理量的方式之一。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生产活动之初尽可能少地投入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中尽可能少地消耗自然资源,生产活动之末尽可能少地排放生产废弃物。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在循环经济状态下或循环经济活动过程中,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活动方式,其终极目标是在获取物质产品的同时,资源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环境必须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态文明。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现行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和谐社会与循环经济协同共进,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这既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2003年以来,我国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及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因势利导地采取相应对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遇到来自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发展,宏观调控面临很大挑战。
一、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国内有突如其来的雪灾、地震、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可能出现的投资反弹等问题,国外有美国次贷风暴的进一步蔓延、美元持续不断贬值和持续高位的国际油价和粮价等问题。国内外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潜伏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2008年,物价无疑是最热点的话题,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
我国资源的稀缺性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进口资源成本价格的迅猛上涨,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从全球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只有煤炭人均资源占有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6%,其他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资源稀缺性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稀缺资源传导成本价格,成为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2007年以来,受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物价几乎呈现逐月走高的趋势,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4.8%,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造成物价上涨的国内外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价上涨的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物价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般说来,物价控制在4%以内,为可容忍的通货膨胀。2008年,中央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目标确定为4.8%左右,意味着物价形势很严峻,也表明政府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但对今年的物价形势也不必惊慌失措。这一轮物价上涨,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不同,当时是商品全面短缺,现在是供求总体平衡,通过中央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可以把物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我国已成为世界的贸易大国,进出口额名列世界第三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关联度逐步提高。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原油、铁矿石和粮食等产品的消费大国。2007年全球粮食总储备下降到3.7亿吨,比2005年下降16.2%,粮食库存只占当年总产量的17.1%,占当年总消费量的16.5%,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世界粮食安全线。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了阴影。2008年初,国际油价开盘高走。据分析,国际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对国内通货膨胀输入是0.05%;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最近达成铁矿石涨价协议,2008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将上涨65%;2007年以来,我国煤炭进口平均价格由1月份的每吨43.2美元大幅上扬至12月份的每吨54.4美元,预计国际煤炭价格短期走高的态势不会改变;2007年以来,国际市场所有大宗粮食的价格都创10年来新高。2006年,用玉米、糖料、高梁等农产品加工生物燃料的产业快速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兴起导致农产品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推动国际农产品价格走高。从全球看,在世界能源价格坚挺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将是持续性的,很难回落,这必然拉动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现在主要粮食出口国都在减少粮食出口,一是为保证国内供应,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将抬高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粮食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必须站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安全的高度,对农业发展做全面战略考虑。我国近10年来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目前我国粮食产需仍有缺口,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497亿斤、445亿斤、508亿斤,3年累计净进口l450亿斤。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告诫全国人民,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在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08年中央财政预算投入5625亿元,比2007年增加1307亿元),另一方面又得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管制农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涨幅小于农资价格涨幅,反过来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随着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程度的深化,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持国内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稳定的难度随之加大,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初级产品贸易上,我国也是净进口国。国际市场石油、粮食、矿产资源等重要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从外部加剧了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国内的能源、粮食、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迅速放大,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要应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态势,最根本的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寻找替代品或大幅减少消耗。与此同时,还要逐步理顺资源价格,使资源价格在市场机制中发挥杠杆作用,以利于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至于价格如何接轨,时机、节奏和步骤怎样把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事先设定时间或目标。总的原则是不要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过大冲击,在全社会和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寻找适合我国国情、对各方面震荡比较小的办法来进行。以粮价调控为例,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中央政府除价格调控外,确保粮食补贴到位应成为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粮农面临的是种粮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3月,二胺由去年同期的2700元/吨涨价至4400—4600元/吨,尿素由1600元/吨涨价至2000元/吨,复合肥价格更是上涨48%,种子价格也不同程度上涨。2008年2月8日,国家在年初公布提高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再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两次累计提高幅度分别是9%-10%和4%-7%。在目前农民新增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比重接近60%。因此,要调动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重点应放在落实各项粮食直补(包括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
房地产价格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07年,伴随房地产价格的猛涨,房地产投资热度持续升温。全年房地产销售总额为2.9万亿元人民币,而房地产公司购买土地的总额就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经历2007年二、三季度的房价大涨后,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趋缓,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回落,一些房地产企业开始打折销售,市场观望气氛弥漫。这能否说明我国长期供不应求的住房供需状况是否就此将出现逆转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200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供需两旺。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房地产市场预期看好的背景下,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全年完成的商品住宅投资增长32.1%。尽管商品住宅投资大幅度增长,并没有缓解供不应求的矛盾。据40个重点城市2007年全年统计数字,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同比增长约10%,登记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供求指标增幅相差近14个百分点,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一些开发商取得土地后没按期开发有关。二手房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不够活跃,也是造成住房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部分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量明显下降并出现有价无市的状况,一些城市的地价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土地流拍。这一市场信号的变化,使人们对房价普遍上涨的预期也发生相应变化,观望的气氛较为浓厚。这表明部分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有所缓和。房地产市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第二套房房贷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四成的政策出台、从紧的货币政策和央行连续6次加息等,抑制了部分超前消费和投资性购房需求。二是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各地限价房计划供应量增加,分流了部分购房需求,使更多的中等及中等偏低收人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政策性住房这一途径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由于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大大超过购房者的承受能力,部分购房者不得不推迟改善性购房计划。再加上市场波动带来的预期变化,一些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和观望是必然的,或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需求旺盛仍然是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特征,供给总量不足仍是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新增城市人口首次置业的需求。二是城市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带来的旧房换新房、小房换大房的改善性需求。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和持续的旧城改造、城镇房屋拆迁带来的刺激性需求。四是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和负利率造成的投资性、投机性需求,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资投资需求。
在解决住房供求矛盾问题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这不仅因为我国城镇住房已有80%是通过市场交易的,同时还因为市场机制可较好地适应不同家庭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但住房又是高附加值产品,不是绝大多数家庭都能买得起,这就要求把市场调节房和政府保障房有机结合起来。当前面临的困惑是,廉租保障房的比例确定到什么程度,既能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又能与市场化方向相衔接。目前新成立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低收入家庭依靠政府提供廉租房解决住房困难,中低收入家庭依靠经济适用房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只研究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政策,高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市场解决。为缓解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有关部门应适当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严格落实中小户型住房政策,强化金融政策实施效果,提高投资尤其是投机的机会成本,控制外来投资购房规模。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方面,应大力查处开发商囤地、捂盘惜售的现象。同时应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增加有效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有一个重要转变,即特别强调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重点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积极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加大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力度。这标志房地产政策向住房保障倾斜,我国房地产市场将由过去单纯市场化改革转向市场与保障并行的双轨制,伴随着保障性住房所占比例的上升,房地产开发商垄断住房定价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人们期待着一个理性的房地产市场的到来。
近几个月来,股票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2008年第一季度,A股总市值从33.68万亿元下降到21.60万亿元,缩水12.08万亿元,相当于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预期。据央行对全国七大城市的抽样调查,居民支出选择中,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上,更多地投资股票和基金最合适的占比,2007年第三季度达历史峰值44.3%之后,第四季度大幅回落8.5个百分点,下降至35.8%,2008年第一季度继续回落8.2个百分点,达27.6%,两个季度累计回落16.7个百分点。这一轮股票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让人们看到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在A股市场60多倍市盈率的高估值面前,股指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问题在于不应作出过度悲观的估计。几经起伏的中国A股市场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股票市场逆转必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与此同时,把资金逼回银行,还会带来诸多难题。一是加重银行经营负担。目前银行贷款受到严格限制,流动性很大,居民储蓄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绩会被拖垮。二是不利于发展资本市场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由于银行股在股价指数中权重较大,一旦银行股效益受到储蓄回流的影响,会进一步拖累股市,并形成恶性循环:储蓄回流越来越多——银行效益越来越不好——银行股股价下跌并拖累整个股指下滑;股指越是下滑,储蓄越是更多的回流,银行的效益就越差,到头来股市价格越是下跌。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资金大量的从股市撤出,回流到银行,银行一方面存在付息压力,更严重的是,银行资金充裕,诱发大量放款冲动,可能发生严重信贷风险。为此,国务院2008年的工作要点指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二、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问题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好形势。但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存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的风险。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及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引起的外贸顺差过大。其实,这些问题都相互关联,而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即由投资增长过快而形成的“经济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外汇因此储备过多,迫使货币增发过多,信贷增发过快,反过来促使投资增长过快。这个怪圈形成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这就必须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标准,严格执行项目开工条件。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限制发展行业的准入标准和项目资本金比例。与此同时,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服务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扩大即期消费。为此,必须发挥财政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的作用,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继续调整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结构,较大幅度增加“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节能减排和廉租住房建设等方面支出。与此同时,要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要注意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支持。
虽然2008年和2007年一样,强调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有一点不同,即首次提出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的问题。为此,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究,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正面临诸多外部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美国经济放慢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降速。另一方面,来自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以及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给世界各国造成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外贸为例,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出口占重要位置。美国和全球经济放慢将使我国整体出口环境趋紧。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我国进口增速一直高于出口增速。从外贸出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1.4%,比2007年同期降低6.4个百分点;从外贸进口总额看,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28.6%,比2007年第一季度上升9.4个百分点。外贸顺差同比减少50.2亿美元。外贸顺差减少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结果,但这无疑会影响总需求。就国内因素看,2008年以来,物价上涨压力趋大,消费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我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已从2007年10月的96.5下降到2008年2月的94.3。这就存在着如何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起大落的问题。要防止我国国民经济可能出现下滑的风险,在外部需求降低的情况下,就要从扩大国内需求着想。与内部需求相比,外部需求相当于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出口意味着产品退出本国再生产过程。与外需不同,内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过度增长会形成产能过剩。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强劲,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因此,严格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便成为防止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风险的重要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扩大投资。与此同时,要着力扩大消费,因为消费也是最终需求。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占较大比重的住房消费明显收缩,如何引导住房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需要有相应配套措施。应该说,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组合,并不完全是收紧、收缩型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种中性的政策,对应付不确定性风险有较大的弹性。
三、我国宏观调控必须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注意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一旦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放慢,那怕是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大量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学生,将面临失业或变相失业,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率。而以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难免大起大落。我们这一轮宏观调控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重点放在防止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苗头时,就主动进行微调,未雨绸缪,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这样,既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延长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期。
(二)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宏观调控的重点上,再也没有比“三农”问题更重要了。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与农业出了问题有关。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个百分点,其中6.8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纵观童先生的各种文论教材和相关论文,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三处代表性的阐发:其一,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0页。)。此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文学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版11页。)。这里的“审美特质”在客体上表现为:面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和价值系统,文学所撷取和反映的“必须而且只能是客体的审美价值”(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
其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的组合形式”(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已与“人类意识的外在化形态”大相径庭:“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它艺术等。”(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此处也对审美作了正面阐释:“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其三,“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作为文学属概念的意识形态又不是“话语活动”了,而回到了“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上去了:“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生活本来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经过作家的艺术改造,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而审美也变成了人对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动过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论著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释,各种解说之间不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说自身也有诸多不尽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上面三种解释都把文学的属概念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却并不一致。解说一、三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解说二认为它是一种“话语活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认为,所谓“话语活动”不过是说话主体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话语情境中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信息沟通过程。而话语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话语双主体(说话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沟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体有两个存在形式,即所说的话与所写的文字。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一边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一边又认为它排除了社会意识的某些内容,两个意识形态概念在外延上发生了矛盾。在内涵上两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把它视为静态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认为它是“话语活动”,即是包括说话主体、接受者、文本、沟通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其实话语活动本质上就是意识活动,如果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在更大范围上等于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一面说,意识形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一面又认为它是“意识活动”本身,孰对孰错?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充满矛盾,已经提前决定了对“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不可能再有科学合理的说明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对“审美”的解释之中。解说二,把审美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解说三又把它变成了人类对“美物”的“观照、感悟、判断”的精神活动。应该说,单就“审美”一词而言,它确实拥有包括上面两种含义的多重内涵。然而,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判断中,“审美”充当的是被判断事物“文学”的“种差”,即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严格说来,这个种差——“审美”必须是确定而统一的,否则,就会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歧义和模糊。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每种解说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解说一把文学规定为“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分属领域。一般而言,事物的形态是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把握的事物外貌状态。例如,人们能够直接把握H[,2]O的“形态”只能是气态的、液态的、固态的水,亦即我们说H[,2]O只能形态化为汽、水、冰三种形态,而不能说它“形态化”为了黄河、太平洋和喜玛拉雅雪峰。同样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也只能是为人所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语言、文字、文本、话语及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动作行为等,而不能形态化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就像河流、雪山不过是H[,2]O的形态——水、冰的存在领域一样,哲学、文学也只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某种外化形态——哲学性文本和话语、文学性文本和话语的存在领域。
以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特质”,理由并不充分。童先生的说法是:“当我们说文学艺术的独特对象是客观现实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不要把现实的审美价值当成是独立的存在。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熔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溶解于其中。”(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然而世界上任何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一般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不仅事物的审美价值不是独立的,其实用价值、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等也是如此;不仅实用价值、政治价值等可以渗透溶解于审美价值之中,反过来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渗透溶解于实用价值和其它价值之中,那么既然文学可以撷取溶解其他价值因素的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撷取融合审美价值的实用价值或其它价值。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撷取审美价值呢?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要用审美价值去溶解其它价值呢?童先生并没有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关键之点。
解说二在属概念上把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把“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种差——“审美”解释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紧接着又说:“它(审美)可以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从目的看,审美是无功利的;从方式看,审美是形象的;从态度看,审美是情感的。”(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然而,我们知道“方式”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它与“目的”、“态度”等一起构成实践活动的下位概念,我们只能说人类在掌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抱有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表现何种态度,而不能说“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一)的目的如何,方式如何,态度如何。“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它至少在双方之间方可发生,审美关系必然发生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审美关系(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二)的特征也必然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状态的特征。如所周知,在审美发生过程中,就主体的心理状况而言,最终并不报有任何目的,主要采取形象方式,并表现出某种情感态度。这只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特点,而并不是主体与对象间形成的审美关系的特点。
如此的“意识形态”与如此的“审美”,两者“复杂组合”而成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应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解说三与前两种解释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的观点,而问题也恰在于此。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两种含义,狭义的审美活动单指审美欣赏。显然,上述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指的就是狭义上的。让人不解的是,童庆炳先生一向坚持文学活动论,即认为文学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而审美欣赏不过存在于读者——作品的环节之中,说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审美活动,实质上等于说文学仅是一种读者对作品的鉴赏活动了。我们宁愿认为这是童先生的疏忽。问题是我们把这种疏忽的因素考虑进来,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审美活动,即把“审美创造”也看做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可否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呢?我认为,广义的审美活动仍涵盖不了文学活动。首先。“审美创造”不等于“艺术创作”。为了表达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杜桑为微笑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胡子,又把夜壶摆上大雅之堂供人观赏,名之曰《泉》,我们说不清是在创造美还是在破坏美。但由于这些作品确实蕴含着某种艺术意义,我们还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称为艺术创作。其次,审美活动中的审美欣赏也不等于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我们认为,审美欣赏是审美主体在非功利状态下对事物形式进行的非功利情感的知觉过程。但在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中,往往要经历阅读——鉴赏——评价(不只是审美评价)的过程。其中,只有在鉴赏的某个瞬间读者是完全排除功利性考虑的。另外,文学活动中“世界——作家”的加工过程,“读者——作家”的反馈过程,“读者——世界”的体认过程等环节也很少与审美结缘。由此可见,文学活动不等于审美活动。
三、我的几点看法
如所周知,文学现象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为阐释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在多元化的阐释背景下,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角度解说文学,不过是多音合唱中的一种声音。至于是否可以担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要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视角审视文学,就应挖掘出它本来已拥有的深厚的理论内涵,进而明晰地、系统地、合乎逻辑地将其阐发出来。由于篇幅所限,现将几点看法粗列如下,详细论述笔者另有专文。
现代人类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体说来,文明意识可以分为实用意识、审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大类。实用意识遵循的是现实实用性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性和功利性,即满足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需要。实用意识又可分成两小类,用来专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相关技术发明以及指导思维活动和语言交际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工具意识;专门对组织、团体、国家、社会及其活动进行规范、制约和管理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规范意识。审美意识是在实用意识中分化产生的一种超功利性意识类型。首先,只有当人类形成了完全的抽象能力,具有了把事物的形成与属性相区分的能力,人才有条件和可能以非功利的态度和非功利的情感专注于欣赏事物的形式,于是审美欣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其次,如黑格尔所言:“人有一种冲动,要在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而当实践水平发展到人们的精力可以不必全部投放于事物内容和属性,而有能力集中于对承载事物内容和属性的形式的创造上时,我们说审美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在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的审美感觉、欲望、兴趣、情感以及审美观念、理想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而形成了由这些因素统一而成的完整的人类审美意识。与实用意识相比,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在三大方面:非功利性、超越性、自由性。
文学可以成为各种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由于各类意识内部结构不同,承担职能不一样,它们分属领域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实用意识内部,观念、认识等理性化因素与欲望、情感等感性化因素相比处于主导地位。按其特点与职能,工具意识分属于了自然科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领域;规范意识分属于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领域。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在意识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审美意识,主要分属于了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某一意识归属于某一领域,以某一形式表现,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在人类所有意识类型中,情感、想象、理想等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突现成为主导因素。此时,该种意识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主要是审美意识的存在领域和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实用意识诸种类的表现形式,还可以成为实用意识之下的个人潜意识和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泄导渠道和形式。
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按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必然决定着该社会形态中存在于各种具体社会意识形式中社会意识的性质。因此,具体的社会意识无论归属于什么领域和分工形式,其社会性质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支配,从而产生社会意识在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和划分,各自形成特定的样态、面貌。另一方面,不管何种意识形式、何种意识因素只要产生并存在于某种社会形态之中,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显露或隐曲地体现出该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同时,它们会以体现社会同一性质为磁石,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意识样态。我们把这个体现一定社会形态性质的统一的、意识样态叫做“意识形态”。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人们认识事物时用到的2种分析方式。定量分析是相对于定性分析而言的。定量分析是依据掌握的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分析对象的各项指标及其数值,并对指标数值的意义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把定量分析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始于伽利略,他把定量分析全面展开在自己的研究之中,从动力学到天文学,奠定了现代科学方法论。定量分析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优势很明显,它把事物以数和量的方式加以描述和分析,由量而定性,使得实验、研究及成果表述更加科学,更便于人们理解和认识。可以这样认为,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时候,才能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定量思维是指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逻辑推导的属性、能力和过程。定量思维是定性思维的深化与进步。定量思维运用的特点是,不直接对研究对象进行简单的最后定性,而是从多方面进行数量上的科学分析,最终得出客观、可靠的研究或实验结果。定量思维活动主要有计算、推导、统计、归纳、演绎、模拟等思维模式。因为有数和量的分析作为基础,所以定量思维过程相对细密、依据相对直观、分析相对客观、结论相对准确。定量思维是包括科技期刊编辑在内的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2编辑定量思维的相对弱化与现实需求
2.1定量思维的相对弱化笔者认为,中国科技期刊编辑思维体系中相对较弱的当属定量化思维,而这种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缺乏定量化分析。纵观中国古代典籍,除《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少数科技著作外,主流文化典籍几乎全部都是定性描述与表达。重视定性思维,轻视定量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性基因。偶尔有一些涉及数量分析及表达,也是模糊、不确定的,或是夸张的,而且缺少统一尺度和单位,如“数九严寒”“日上三竿”“学富五车”“十有八九”“百感交集”等等。科技期刊编辑作为“科技文化人”可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种传统文化基因。其次,中国编辑学学科知识结构中也缺少定量化思维。虽然中国编辑(包括书刊编辑)实践活动也有近百年历史;但真正形成编辑学学科却较晚,而在包括科技期刊编辑在内的编辑学专著、教材中几乎都缺失定量化思维内容。编辑人员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文字工作者,出版、编辑专业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人文类学科即可足以说明问题。长期以来科技期刊编辑也被社会认定为文化工作者,而不是科技工作者。一些科技期刊编辑长期沿用传统工作程式,习惯于定性思维,而对期刊中数学、数量等定量分析内容,或则回避,或则浅入浅出,造成定量思维的事实缺失。
2.2定量思维的现实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定量化科学语言渐成科技成果的主体和核心成分,定量化是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大科学时代的必然表达形式。科学的事物一定是数量的、数学的、定量化的。即使过去被认为以定性描述为主的地质学,现今也已发展到定量化时代,比如层序地层学、地球动力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储量预测、地质构造模拟等,都以定量化分析研究成果作为学科的主干内容。现代数学方法、模型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复杂巨系统都可以实现定量化分析。今天,定量化思维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也扩展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广泛采用了定量化分析,例如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在倡导开展定量分析与研究,一些宏观经济预测、预警和管理决策方案,均建立在模型模拟和定量化分析的数据基础之上。因此,作为一个现代科技工作者,包括兼容科技与文化的科技期刊编辑,定量化思维,是必须具有的能力和素养。大数据时代,定量化分析更是常态科技语言[7-9]。大数据的基础是数据,而数据是量化的,不能以定量化为基础的学科在大数据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同时,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也是数据化过程,是对期刊内容数据的采集、传输、传播、挖掘、利用的过程,也即是定量化的工作过程。定量化思维是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编辑思维的应有之义,没有定量化思维的科技期刊编辑在大数据时代将难以立足。
科技期刊编辑的工作对象———期刊刊载的内容是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体,编辑进行稿件编校工作,也必须运用定量思维和定性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而定量思维方法主要基于针对数字、数学、数据及图表等问题而展开,并形成相应的基本形态。
3.1数字思维形态这里所说的“数字”是指论文中出现的一般性或辅的数字和数量,侧重在数的表达形式。在论文的定量分析过程中数字或数量是不可或缺的[10]。科技期刊编辑应熟练运用定量思维,对数字内容进行把关。一是要善于发现作者容易犯的习惯性数字错误。比如一些数字(如年月日)中西文不同表达形式、连续数字的表达形式、数字与物理量单位的匹配等等,应养成对习惯性错误的敏感性[11]。二是要注意论文中的一些数字是否符合常识。比如涉及到时间、质量、面积、体积、密度、速度、温度、成分等方面的数字时,编辑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判别相关数字是否符合常识,应善于敏感地发现违背常识的数字错误。三是要注意数字的真实性。科技期刊编辑对本刊学科领域论文的数字来源及其真实性应具备认识和识别能力,为期刊防止学术不端加上一道有力的防线。
3.2数学思维形态数学思维形态包括对数学方法、数学特征、数学模型、数学模拟、数学推断、数学演绎等方面的掌握并驾驭的能力和素质。数学方法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应用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传统的数学方法有线性规划、多元统计、概率分析、数理方程、工程数学等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的各种数学方法层出不穷,比如分形理论、小波理论、混沌理论、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神经网络技术、大数据理论等等。当然,对于如此多种的数学方法,即使数学专业人员,对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方法,也许不一定能做到通晓或深入了解;因此,不能要求科技期刊编辑精通各种数学方法。不过,科技编辑应该对本刊论文中常用的一些数学分析方法有深入了解,并且能对该方法应用的关键过程及效果有初步判断,最好达到能够发现问题或缺陷的水平。
3.3数据思维形态这里所说的“数据”是指论文论证过程出现的大量数据,侧重在数的表达内容,往往是论文的核心部分。数据是期刊论文中必需的定量描述工具。目标事物的基本特征要用数据定量勾勒,各种定量分析必须有数据验证,定量分析的结果往往是数据形式。科技期刊编辑对数据必须具有分析能力。一是要能分析数据的正确性。真理与谬误往往是一步之遥,有时还是孪生兄弟。比如地下水渗透率问题,不同地层渗透率差别很大,如果用错了渗透率参数,其定量分析的结果定是南辕北辙。又如滑坡灾害治理问题,滑坡体与基岩的摩擦因数正确与否对治理措施的制订与实施至关重要。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具备保证这些数据、参数正确无误的思维能力。二要能判断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数学推导、演绎等运算出来的数据,其逻辑关系一目了然,自不必说。即使看起来相互独立的数据之间,往往也存在着逻辑关系。科技期刊编辑应该具备分析判断数据间逻辑关系的思维能力,善于发现违背逻辑关系的数据,并与作者沟通,建议修正。三是要明了数据的意义。论文中的重要数据都有其特定的物理意义或社会意义。一些数据描述的是现象,一些数据又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或规律。这些数据能否准确描述自然或社会现象、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编辑人员不能模糊不清或听之任之,而应努力把握数据与其代表意义的一致性,确保实现论文研究的意义。
3.4图表思维形态论文中的图件是科学研究成果重要的表达形式,它是由各种有关数据运用制图学方法制作而成的;论文中的表格是相关科学研究和实验数据的集中呈现。在科技论著中,图表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过程或各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定量化表达。科技期刊编辑应善于读图编图,熟读图表、编好图表也是定量思维在编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一是要关注图中的点、线、面。点线面是由数据构成的,是直观的数据呈现形式,从一幅图中可看出某一个科学问题研究的某种状态,或平面或断面或剖面,或时间或空间或四维时空,或历史或实时或趋势,等等,图件中蕴藏巨大的信息量。科技期刊编辑应很好地了解和利用图件中的信息量。二是要关注图表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无关的数据当然不宜占据篇幅,浪费期刊资源;关联数据必须相互呼应和印证。图表内部数据之间、图表与图表之间,如果缺失重要关联部分,科技期刊编辑有责任采取措施加以补充和完善。三是要图表文并举。图表是为了直观地论证论文主题,文字应围绕图表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它们之间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依托,共同深化,才能使期刊论文质量得到提升。科技期刊编辑应把握正确运用图表文来表达论文的内容。
4科技编辑定量思维拓展:与定性思维有机结合
科技期刊编辑定量思维是其思维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定量思维,是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缺失且没有受到重视,并不是要轻视其他思维能力与素质。相反,定量思维能力的拓展与增强,还有赖于与其他思维特别是定性思维交叉融合。由于质和量同时存在于任何一个客观事物中,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质是一定量的质,量是一定质的量;所以,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是定量思维进一步拓展、发展的内在要求。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定性思维是定量思维的前提,而定量思维是定性思维的依据。事物的质规定着量的变化范围,量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会引起事物的质变。质和量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定量思维应以定性思维为前提,一定的质要以一定的量表现出来,因此要准确认识事物还必须做定量分析。缺乏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是模糊和不精确的,以模糊和不精确的认识来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只能是一种粗略的主观估计,本身就不具备科学性。定性思维决定认识事物的意义,定量思维决定认识事物的精度和深度。在质和量的对立统一系统中,质是主要方面,只有认识并清晰了事物的质,认识事物的量才有意义:如果定量分析所得的数据不准确,必然导致定性分析的结果不正确;如果定性思维错误,定量思维也必然失去意义。同时,定量思维是否准确,对定性思维是否正确也有影响。由于科研活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等客观事物运动形式的多样性、相关性及复杂性,在运用定性思维和定量思维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在什么时间主要采取何种思维形态,要根据科技期刊编辑活动的需要和思维对象(即要解决的问题)本身的性质来决定。单一的思维形式极不适应办刊及编辑校对活动的发展,必须把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思维的高效率。
家喻户晓的螺女故事,在丁乃通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编为AT400C,命名为田螺姑娘,其故事基本形态早在魏晋时期已成熟定型。这便是《搜神后记》中所载的《白水素女》故事,或又名《谢端》。由魏晋至唐末,历时三四百年后,田螺姑娘故事又化名为《吴堪》出现在唐末皇甫氏的《原化记》中。以上便是田螺姑娘型故事的两个亚型。在中国民间文学界,较早注意到这两个亚型的是刘魁立先生,他认为田螺姑娘型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系统,一个是“谢端系统”,一个是“吴堪系统”。立足《吴堪》这一唐代异文,笔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魏晋异文《谢端》和其他异文,透析出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表现环保意识,凸显阶级斗争以及崇尚女性地位的时代色彩。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田螺姑娘的唐代异文,探究此异文的社会历史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
唐末皇甫氏所载《吴堪》,不但具有较为鲜明的民间叙事风格,而且显示出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这不仅体现在白螺所代表的地理区位上,还表现在它突出了受江南稻作文化影响的江南民众的审美情趣。
1、白螺所彰显的地理区位特色
唐末皇甫氏所载《吴堪》故事,发生在常州义兴,即现在的江苏宜兴县,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因此,故事中的吴堪因爱护门前的溪水而得一白螺。而《谢端》故事以福州为背景,故谢端于海滨钓得一大海螺。同时,在笔者搜集的更多异文中,出现田螺、螺蛳意象的较多。如《田螺妖》、《田螺女》、《田螺仙子》、《田螺娘》、《螺妻》、《田螺精与水兰花》等故事文本中出现的都是田螺意象。白螺与海螺的区别,或者说田螺与海螺的区别,显示出即使是在南方地区内部也有内陆与沿海的地理区位差异。因此,白螺所代表的地理区位是南方地区的内陆。
2、中国南方民众的审美情趣
“民间作者组织一个情节和背景,总是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的。情节出于虚构,决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广泛的生活基础的。”笔者自小生活在南方,深知中国南方民众具有源远流长的食螺、蓄螺的生活传统。在他们看来,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螺肉是难得的人间荤菜美味。螺为江南民众常见又喜爱的事物,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下,人们易在它们身上寄托美好的生活幻想,他们希望螺能幻化成美丽、温柔、勤劳的典型江南女性形象。一方面表现出“农民对美的追求”,因为“它玲珑巧小的体态,流畅优美发热回旋状曲线和女性纤细身姿某种内在美德契合”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贫苦孤独者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企盼。这不仅表现出江南民众对螺的喜爱之情,希望它能满足人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憧憬;还表现出人们对贫苦孤独者的同情之念。更进一层,站在文学的角度上看,它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悲悯传统,即对贫苦孤独者的同情。从审美方面讲,这展现出在江南稻作文化影响下的江南民众的审美情趣,他们有一种对美的追求,对仙妻,更确切地说是对贤妻的渴望。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在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的向往。
二.鲜明的时代色彩
唐代的《吴堪》故事,相比魏晋的《谢端》故事,因时空和背景的变化,又显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变异。在《吴堪》中,不仅将“敬护泉源”的环保意识表现得鲜明突出,故事后半截还采用形象塑造“二元对立”的美学原则,凸显阶级斗争,在表现阶级斗争的同时,还交融着对异类女性智慧的赞美。
1、表现环保意识
在《吴堪》故事中,鳏夫吴堪因“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而偶然于“水滨得一白螺”,白螺化成一年轻美貌的女子。白螺女告诉他,“自己奉天帝之命下凡,不仅是出于‘哀鳏独’,还是因为他‘敬护泉源’。”在天帝看来,吴堪“敬护泉源”才是他令螺女下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谢端》故事中,螺女本为天汉中的白水素女,是因为天帝哀其“少孤”才派螺女下凡为他“守舍炊烹”。不仅如此,在程趾祥的笔记小说《此中人语》所载的《田螺妖》一文中,未有只言片语提及螺女为何而来。同样,在《近五十年见闻录》中《螺妻》一文更指出是螺化为女子,主动要求与男子结成夫妻,并非是像吴堪一样,天帝因为他爱护水源才派螺女下凡。而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的《田螺仙子》中,对于田螺姑娘的到来缘由也无任何文字叙述。由此可见,同样作为田螺姑娘型故事,《吴堪》中所表现出的鲜明环保意识耐人深思,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2、凸显阶级斗争
在众多的田螺姑娘型故事中,《吴堪》故事的后半截显得与众不同。它增加了县宰夺妻,吴堪和螺女巧妙抗争以及螺女以神奇本领和聪明才智取胜,县宰受到惩罚的情节。它不仅采用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美学原则,还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凸显唐末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样不但故事情节由简趋繁,适应了人们审美情趣的发展,也反映了民众愤怒反抗阶级压迫的新现实。”
众所周知,唐末举国动乱,潘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这三大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民生多艰,社会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为了突出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吴堪》特意设置了县宰这一凶恶的人物形象,与吴堪和螺女这两个人物形成“二元对立”的审美效果。在故事后半截,县宰强人所难设计出三道难题欲强夺螺女。首先,提出要蛤蟆毛和鬼臂二物,螺女机智应对过关。其次,县宰又提出要“祸斗”一枚。据《山海经》中记载:“祸斗,似犬而食犬粪,喷火作殃,不祥甚矣。”不料,螺女用神奇本领竟牵来一头能食火,其粪也是火的喷火怪兽,正好埋葬了那位作威作福,欲夺他人之妻的县官。这位挖空心思刁难他人的县宰,最后死于非命的结局,同时也凸显了惩恶扬善的主题。
而出现在魏晋时期的《谢端》故事,“打上了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神仙道教信仰的烙印”。道德教化意义更重,阶级斗争并未言及。与此类似,在《田螺妖》和《螺妻》中,阶级斗争的烙印早已消失褪去,螺女与男子婚后的生活才是故事叙述的侧重点。
3、推崇女性地位
螺女在《吴堪》故事中,不但美貌勤劳,而且兼具勇敢和智慧。丈夫受到县官的无端迫害而一筹莫展,她却有胆有识,和县官斗智斗勇,不仅一下子找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的“蛤蟆毛”和“鬼臂”二物敷衍了事,还敢于反抗,最后竟牵来一头喷火的怪兽,“使作恶者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自食恶果”。在这样精巧设计的故事构思里,既表达出对压迫者憎恨,又体现出对异类女性才能和智慧的赞美。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唐末的皇甫氏胡诌。它是作者联系唐代社会实际,对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一种现实折射。
在中国历史中,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是封建社会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在具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统治下,女性的社会地位较前朝和后代都具有明显的不同。“纵观历史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妇女社会地位经历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抛物线的变迁。通过分析,对比抛物线上的各阶段,不难看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唐代妇女服饰自由、潇洒、飘逸,中国传统的“褒衣博袖”成为唐朝女性服饰的主流款式。在精神风貌方面,唐代妇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唐代诗歌也有很多描写妇女的,如杜甫的《丽人行》等。另外,唐代女性受教育也较为普遍,涌现出一批批富有才华的女诗人,薛涛、鱼玄机等便为其中的代表。并且“唐代女性参政之多、影响之大在我国封建时代也是十分少见的”。由此可见,在《吴堪》中,对螺女的赞美,同时也是对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种推崇,反映出唐代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社会现实。
《吴堪》故事在地域上表现出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在时代上又与唐末尖锐的社会矛盾、激烈的阶级斗争相吻合,同时,还表现出推崇环保意识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新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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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丁乃通编著,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版。
[11]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刘守华:《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3]刘守华:《从到――一个著名故事类型的解析》,《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