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17: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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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体育文化产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正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纵观我国全运会的奖牌分布情况,获得的金牌数量与省市经济水平有密切关系。以上海为例,近几年来成功举办特奥会、女足世界杯、第48届世乒赛以及F1、网球大师杯、田径黄金大奖赛、斯诺克大师赛、汇丰高尔夫大奖赛和上海国际马拉松等重大赛事,对上海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体育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都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都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1.2文化基础
都市是古老的历史遗存、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彰显其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人文气质。随着都市咖啡馆、酒吧遍地开花,“品质第一”的文化消费观念,显然已在许多市民心中扎下了根。但在奥运文化的辐射下,体育文化消费成为颇具个性化的时尚消费,“与其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在居民生活中颇为流行,让人流汗的运动健身项目也因此成为一大热点。许多体育场馆的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场馆异常火爆,如不预订,根本没有场地,文化消费逐渐成为都市生活中的“黑马”。都市生活中,体育文化需求不再依赖于“需求原则”,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欲望原则”。体育文化不仅为居民带来了归属感与安全感,也丰富了都市生活,加速了体育文化消费走向大众化的趋势。
1.3精神基础
都市体育文化丰富都市精神的内涵,都市精神为体育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都市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体育设施的完善,更取决于都市精神的支撑,都市体育文化对外展示的是形象,是吸引人才、资金和旅游的重要方面,对内凝聚的是力量。梦想、创造、竞争的纽约精神；时尚、浪漫、文化的巴黎精神；干练、优雅、合作的东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些都是都市精神文化的生动展现,深切的体现了都市的传统文化、精神状态、社会风气和人文价值。体育文化不仅拥有都市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且也有自己的精神偶像。姚明就是一种精神的代表,不仅拥有高超的技能,而且凭借个人的魅力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也成为上海市民的精神偶像。1.6教育基础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教育相伴而生,互为前提,互相激励。都市经济发达,政府对都市的教育投入力度大,体育院校、高等学校以及社团协会等专业素质较高,指导能力较强,同时教育硬件设施配备健全,这些雄厚的教育资源为都市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教育条件。教育是使人“文化化”的活动,体育文化是培养人对真、善、美的认识过程,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思想情感和知识经验的共享,因而获得认同感,提升居民接受教育的能力和综合文化素质,也塑造了都市居民的教育观念,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精神支撑。都市的教育法规、政策措施较健全,能深刻领悟教育部门的教育思想,顺利的执行和实施教育文件建议,为都市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教育法规保障。
2都市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2.1人文关怀与科技教育的统一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对经济活动而言,对于文化建设和发展,也应高度重视科技对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体育文化发展中,科技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文化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创新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鸟巢和水立方、世博园等呈现出都市独特的魅力,为体育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并依靠科技教育的力量,以独特的方式展现文化的表现力,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
2.2行政管理与市场调控的统一
实现都市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培育大众化体育文化消费市场,构建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产品、文化要素的创新和配置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建立政府管理、体育协会自律、社会监督的文化管理体制。政府要转变管理职能,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市场层面上,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打破按部门、按行政级次划分体育文化资源的体制。改革政府包办体育文化的状况,理顺政府与文化单位、体育协会之间的关系,使各部门组织间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将体育文化产品、服务、文化资金、设施、人才等市场系统有序的运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手抓。
2.3财政投入与企业融资的统一
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提高体育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进一步拓展体育文化投入的来源渠道。调整和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支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坚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市民为服务对象,推动完善都市社区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以企业的投融资为主体,逐步改变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投融资格局,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完善文化投融资体系。
2.4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统一
都市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和转化再造的能力。对待外来文化,应以都市的实际需要为前提,进行有机的“化学反应”。都市体育文化拥有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吸引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都市化、本土化。注重把优秀的外来文化与都市的传统体育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体育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
篇2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都市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早期在现代文学作家笔下被讽刺、诟病的都市慢慢地在中国成长壮大起来。然而，这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现在都市发展得很快，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都市化道路。
当今，后物质主义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类精神世界坚定的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资源，鼓励社会快速增长财富的经济自杀行为，重新分配现有生态资源与破坏环境。在全球化推广与蔓延一种狂热的消费主义思潮，使人们按照全球一体化单一生活方式和标准享受幸福的。
超过了个人实际消费能力，追求过度消费为特征，是后物质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全球化的经济理念造就的现代消费时尚观念，就是在营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费场景与氛围，去体验对社会财富浪费式消耗的快乐。而支撑这一理由的消费思想，就是生态资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说是世界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幼稚乌托邦空想。人们不是去关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费或是消费之后果，而是应该及时行乐的快速把握住消费的时尚，在体验性消费热潮中，人们经历着生命无足轻重的快乐冲动与流逝。后物质主义的快乐消费培养起来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记一切后果，忘记自身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
人们在过度消费中放弃了精神纯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质主义之外，人们的心灵好像已经麻木，难以接受来自精神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人们放弃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单纯的追求后物质主义的浪漫情景，构成了现代社会场面中最动人的激情；人们沉沦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中，幸福就是如此浅薄的表现为过度消耗中的快乐。人们满足于虚拟的场面所表达的消费的狂热与快乐，汽车、洋房、美女、权力、荣耀……在一片广告语词的诱惑之下，人们接受了当下世界输入给我们的一切价值选择。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的都市化浪潮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而提到都市，有人认为它是天堂，有人认为它是地狱。我却以为，都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临着各种矛盾、误会、陷阱与背叛。换句话说，都市实乃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为我们提供便捷、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时刻制造着冷漠、虚伪、欺骗与龌龊。因此，表现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也成为当下都市生存中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阻挡都市化进程浩浩荡荡的前行脚步。但是，倘若这种都市化报之以人们的精神缺失和生存质量危机为代价，那它的意义何在？在这里，无法从哲理上对都市发展的利益双方进行居高临下的思想审判，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人一事。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对广大都市平民和正在融合的农民来说，除了在自身有限的资源上动脑筋，除了想方设法压榨自身潜力博取更多利润，还有什么更直接更迅速的捷径，能够解决现实的困扰和生活的窘境呢？如某些文学作品中所写：城里人听着多好多滋润，实际上很多都市平民都在为养家糊口，还完房贷之后争取把生活质量弄得好一点而不断奋斗着；对农民而言，外出打工有打工的难处；留下的还有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精神信仰和婚姻财产问题等等……这就是当下不可避免的现实！
英国都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都市》中对都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都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都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都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都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
寻求都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都市生活，推动中国的都市转型成功。
一、直面现实，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
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因此，必须根据本地实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用其带动城市经济健康稳定前进，切勿贪功冒进，得不偿失。
二、避免城市异化，激发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
对此，一方面以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以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无疑是一方良剂。另一方面，激发城市文化觉悟，依据本地实际进行城市转型，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平民的当代家园，精神上觉醒市民阶层的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为都市化进程的“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让更多文化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发达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以及优秀的文化产品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能利用其商业网络迅速的传播城市文化，传承人文精神，加速文化输出与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因此，城市文化产业建设要重点发展文化产品提供和地区教育产业，加大文化研发力度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 陈劲松.《中国当下都市生存背景中的文学书写》，《文艺评论》，2011年09期.
篇3
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理论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工作[19]，分别从信息经济理论基础角度、社会与经济关系角度2个方面，阐释了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波拉特法[20]和RITE模型[21]分别是这2个不同角度的代表方法。其中，波拉特测算方法比较复杂，同时与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也不相符合，因而国内很多研究人员倾向于采用日本的RITE模型，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信息化程度进行度量。日本学者小松峙清介提出了RITE模型的信息化指数，主要从广播、邮电、电视新闻等行业中选取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进行信息化程度的度量，包含11项具体活动指标，如图1所示。RITE模型是利用统计数据计算出上述4个方面的指数，然后相加得到社会经济信息化总体指数。
1.2基于层次分析法
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用的是等权重赋权的思想。结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和数据统计情况，以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为基础，改进了部分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信息化指数进行非等权重赋权，克服了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取等权重不足，以适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指数的测算。结合农业信息化的实际特点，从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4个方面选取了12个相关指标，提出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该模型除“通信主体水平”指数未变外，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了其他指标。一级指标分别为信息量、通信主体水平、信息装备率、信息系数4个方面。对二级指标进行了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1）“信息量”中删除原模型中“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每万人书籍销售点数”，增加更能反映信息量的“人均年邮政业务总量”、“人均年电信业务总量”，并将“人均年通话次数”界定为“人均年长途电话通话次数”；（2）“信息装备率”中分别界定“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电子计算机数”为“农村每百户彩电数”、“农村每百户电子计算机数”；（3）“信息系数”中增加了“农村家庭第三产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对各一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由专家咨询和定性判断，确定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建立矩阵进行重要程度比较。通过式(1)计算，得出各一级指标A、B、C、D的权重值分别为：WA=0.353，WB=0.353，WC=0.177，WD=0.117。同理建立各二级指标的比较矩阵，其中“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数”各二级指标权重相同。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WA1=0.287，WA2=0.287，WA3=0.142，WA4=0.142，WA5=0.142，WB1=0.333，WB2=0.333，WB3=0.167，WB4=0.167，WC1=0.5，WC2=0.5，WD1=0.5，WD2=0.5。最终农业信息化指标公式为：S=∑(Wi∑WijSij)，其中S表示农业信息化指数；Wi表示一级指标i的权重值；W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S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指数数值。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及各项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
2农业信息化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2.1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数计算
为了分析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北京市200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得到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农业GDP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值（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值）。以2000年为基础年份，计算出2001—2010年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指数和其他数据指数，如表2所示。
2.2结果分析
以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指数代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指数，比较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标指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都成正相关性，表明农业信息化各项指标的增长，对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与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具有高度一致，说明农业信息化发展对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对农业DG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结合北京市周边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度，而其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又是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模式的都市型农业，因此农业信息化对促进第一产业（农业）GDP发展的作用非常有效，而在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特别是推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方面更为有效。
3政策建议
农业信息化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农业信息化对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研究还比较少。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对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性作用，农业信息化与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成正相关性关系，因此在未来都市型农业发展中，需要加大农业信息化投资力度，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如提高农村地区用户的互联网入网数量、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加大农村人口的高等学历教育等，进而推动都市型农业全面快速发展。
篇4
2密云县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背景
密云县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脚下，县域面积2229．45km2，其中平原面积占11．8％，山区面积占79．5％，水域面积占8．7％，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县。舒适宜人的气候温度与优质安全的水源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水热基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与优美秀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林下经济、籽种产业、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与有机农业等提供了生产基础，优良的空气质量与广阔的旅游资源是发展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生态保障，京承高速、101国道等公路干线贯穿全境，京承高速联络交通网与城镇乡村公路的建设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及农产品的对外销售创造了优越通达的交通条件，明确的区域布局与主导产业的蓬勃发展扎实了密云农业的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与品牌效益日益明显，农业标准化、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整体发展势头较好。2008年密云县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成为北方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北京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把密云县列为“北京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按照密云农业“十二五”规划“立足全局、抓住机遇、转变方式、主动融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形成特色、京郊领先”的发展思路，结合密云农业发展实际，以生态保护为建设基础，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任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落实生态涵养区发展方略，融合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链条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京郊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密云县建设成为以绿色生态农业体系为主要特征，以国家高标准、重大项目为支撑，以优化产业升级为促进，以挖掘特色产业为形式，以健全机制体制为保障，宜居、宜业、宜游、宜人的“绿色国际休闲之都”。
3密云县“三化”发展的基础性研究
密云县积极推进“三化”的发展建设，至2014年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增加土地收益与工资性收益，土地确权总面积为28万亩，累计流转土地8．5万亩，流转面积所占比例为30％，推动了规模化的发展。建设规模化设施园区33个，农业观光园149个，年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实现3亿元收入，推进了园区化的建设。创建了蔬菜市级优质标准化生产基地17家，有市级蔬菜标准园3个，标准化养殖场达到101家，标准化生产稳步发展。“三化”建设为改善生态环境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优势主导产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证。
3．1农业规模化发展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主要是指集成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内部规模化使用建设，或某一区域集中发展某种类型或特色农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获得外部规模效应，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收入，是实现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的最终发展趋势。
3．1．1县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密云农业以保证农民利益为根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业建设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的有序健康发展。2013年密云县农业农村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5．1亿元，同比增长9．3％，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9．2亿元，同比增长4．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同比上涨4．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1．6亿元，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4．4亿元，同比增长7．4％，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万元，同比增长11％。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实现至2015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2亿元，年均递增6％，一产总值年均递增3．5％，农民人均纯收入递增9％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县域林木覆盖率达到76％，森林覆盖率达到65％，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价值目标，实现建设密云县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社会发展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2特色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与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密云县拥有丰富多样的农业特色资源，根据区位、构造、资源、产业基础等条件，从实际出发，由资源开采加工型逐步转化为生态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与产品，生态农业发展空间广阔。目前，密云农业形成了以奶牛、柴鸡、肉鸡、蜜蜂为主的生态养殖业，以苹果、板栗、梨为主的绿色林果业，以有机杂粮、无公害蔬菜、花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的“三个三”主导产业格局。“十一五”时期密云建设板栗、苹果、梨为主的果品基地45万亩，芦笋、红薯、糯玉米、食用菌等特色种植产业基地5万亩，奶牛存栏2．2万头，肉鸡年出栏3600万只，柴蛋鸡存栏270万只，年商品鱼总产量达460万kg。有穆家峪红香酥梨、大城子红肖梨、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巨各庄蔡家洼樱桃、西田各庄坟庄核桃、设施草莓、密云板栗、有机蜂蜜、柴鸡蛋、有机小杂粮等特色农产品，培育出了百年栗园、绿润、绿湖等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品牌，密云农业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加速了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3．1．3经营形式推动规模建设
为了推动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产品产出率，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依托巨各庄、北庄、西田各庄、高岭、河南寨等规模设施园区，创新规模建设形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重点建设工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与综合服务体系，发展集规模化、休闲化、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为一体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新增设施农业园区2万亩，其中蔬菜15000亩，果品基地2000亩，花卉1000亩，休闲农业园区10个，总面积3．5万亩。密云乡镇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涌现出较多优秀典型，以新形式带动产业发展。西山村依靠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对接帮扶，发展蘑菇特色产业，建立百余栋温室大棚，投入百余万元配套现代化设备，通过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环境整治等方式为村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现已是全县闻名的蘑菇专业村，截至2014年全村已发展蘑菇种植户65户，预计年出菇100万kg，若每公斤4．4元，年产值500万元，户均增收两万元，“蘑菇花”让村民心里乐开了花，富裕了一方农民。太师庄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进设施农业专业村建设，土地流转，统一管理，分户经营，统一育苗，技术服务，销售对接，创新发展，是密云县以设施农业带动全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典型。
3．1．4经营主体完善产业结构
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密云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负责研究拟定发展规划，推进组织建设与规范化运行。“十二五”时期实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工程，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鼓励发展基础好、带动能力强、发展收益高的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实现企业联合发展，实现2015年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000家，九成入社农户，80家产业化重点合作社，40家市、县级示范社，农业标准化生产率达到90％以上，完善服务平台，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规范化、组织化、联合化发展。引入张裕爱斐堡、汇源果汁、天福号农庄等项目工程，形成了“龙头加工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组织经营形式，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3．1．5重点工程促进规模发展
密云农业立足实际，以实施重点项目工程促进农业规模化的长足发展，提升农业内在品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夯实农业生态基础。依托张裕爱斐堡、吉马、优龙、丘比特葡萄酒等加工企业的集聚优势，引进国内外知名酒庄入驻，实行国际葡萄产业聚集区建设工程，实施种苗繁育、休闲园区及种植专业村建设，发展规模化葡萄种植基地2万亩。实行菜篮子市级重点建设工程，建设规模化奶牛场、养猪场、蛋鸡场、标准菜田、温室基地、养殖水面等，2013年建设市级蔬菜标准园2个，提升县级标准园11个，蔬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畜禽养殖由传统家庭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转变。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与山区冷凉气候，实行冷凉菜基地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冷凉菜基地1万亩。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基地建设，建设有机果品基地、有机杂粮基地、绿色蔬菜基地等，实行环湖“三品”基地建设工程。实行籽种产业发展工程，发展食用菌、双孢菇、优质玉米、花生的特色种植，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与生产供应体系，建设特色产品配套基地。依托密云水库的“北京明珠”优势，实行休闲渔业发展工程，加强育种基地、有机鱼生产基地、设施渔业生产加工基地、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在保护北京生态净水的同时，提升了密云鱼文化的农业品牌。
3．2农业园区化建设
农业的园区化建设主要是指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等形成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区域范围，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为目标，应用现代工业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成果，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市场化、专门化、规模化、企业化、休闲化，进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农业新市场的宣传与拓展，具备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多功能性，以园区化建设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标准化生产的实施载体，主要有产业带动型和休闲文化型两种主要形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2．1扎实基础发展
密云农业园区化农业园区化是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开发农业多种功能的重要形式，是开拓现代农业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密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秀美的自然环境景观相得益彰，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气息，依托四通便捷的交通线路，为发展密云高端观光休闲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京承高速都市型现代农业走廊、云蒙风情大道、101农耕文化休闲产业带、酒乡之路建设规模发展，紫海香堤香草艺术庄园、汤泉香谷香汤生活等创意农业，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等休闲体验项目及鱼王美食一条街等休闲产业项目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良好收益。
3．2．2休闲文化型园区丰富农业形式
休闲文化型园区是以观光、休闲功能为主，依托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等乡村资源，以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活动为基础，融合农村民俗文化、产业文化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农业观光园、果品采摘园和农事体验园等农业产业节点，提供乡村休闲、农事体验、观光采摘、品尝购物、农耕文化、民俗欣赏等农业经营形态，塑造高水平、高标准的农业园区品牌，具备观光、体验、文化、创意等特色功能，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拓展与延伸，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形式，是优化农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形成具有“农游合一”与产业间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代表着都市型现代农业园区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十二五”时期，发挥现有休闲农业优势，提升发展内涵，以“五园一区”推动农业园区建设，已有设施园区150个，连栋温室237093．8m2。1）休闲农业。密云县有机结合农业资源与旅游要素，实施休闲农业改造提升工程，休闲农业与乡村民俗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成功引进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港中旅房车小镇、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高端项目，成为京郊休闲文化新地标，打造绿色、生态、精品、精细的休闲产业，推进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建设，2013年荣获北京市唯一“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市（县）称号。2013年东葫芦峪村挖掘葫芦特色资源，推出“葫芦宴”，引入观赏葫芦、把玩葫芦、食用葫芦等品种，建立葫芦长廊、展室，举办葫芦文化节，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民俗旅游。2014年上庄子村实行民俗户星级评选，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服务水平。目前，密云县共有民俗户3606户，大力发展“一个民俗村就是一个乡村酒店”的管理模式。汤河特色产业沟将旅游景区、民俗旅游、主题观光采摘园、香草观光产业带有机融合，发展“农庄＋民俗户”的产业模式，结合土壤气候条件，利用林地资源，建设以观光采摘园、反季节特色种植采摘、农事体验型为主的休闲设施农业园，形成独特品牌。“酒乡之路”精品葡萄产业带项目在张裕的示范带动作用下，依托葡萄产业基础，延伸“酒庄＋种植基地＋庭院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加强酿酒用葡萄基地及企业建设，建设休闲葡萄园，2013年已发展鲜食和酿酒葡萄基地7000亩，建设葡萄长廊10000m，建设精品葡萄采摘园14个，完成景观节点建设16处。利用休闲渔业资源加强休闲渔业园区建设、改造与升级，建设养殖、垂钓、餐饮、住宿、娱乐等多功能集合的休闲渔乐园。发展休闲果园建设工程，进行低效果园更新改造、观光旅游果园、设施果品采摘园等现代化果品生产示范园建设。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示范点创建工作，石城镇荣获“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称号，蔡家洼荣获“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称号。传统农业结构得以改善，农业经营效益得以提高，带动民俗旅游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景观农业。密云县发展景观农业建设工程，2012年已建设北庄油菜花观光园、新城子雾灵西峰彩葵园、蔡家洼五谷花香园、车道峪人间花海景观园和古北口汤河薰衣草景观园五大景观农业主题公园，建设以药材、香草、油菜、油葵等为主题的景观农业2000亩。2014年围绕清水河、潮河、白河、京承高速、101国道、酒乡之路沟域等地区打造“六河、三路、一沟”生态景观农业带，建设6000亩油菜花、彩葵、荞麦等大地景观农业主题公园示范区，在密西路造林区域种植万寿菊、二月兰，实施造林工程景观，发展林下经济，新建5个2300亩果园，续建18个6700亩特色果树基地。北庄村的五谷丰登园形成了大地景观、观光采摘、农耕体验、科普展示等多种农业景观。景观农业提升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环境美化功能、综合生产功能，普通农田由单一模式转变为园区观光、休闲消费、农民增收的有效实体。3）创意农业。创意农业融合文化与科技要素，呈现出智能化、个性化、艺术化、特色化、品牌化的特点，其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与高科技性。蔡家洼玫瑰情园创新发展思路，打造北京首家融合玫瑰文化与玫瑰产业，集休闲观光、产品展销、农业科普及徒步和骑行基地为一体的多功能主题公园，在玫瑰园设计微缩景观欧洲浪漫城市之旅，不仅可以观赏采摘，还能DIY玫瑰产品与婚礼摄影等，结合餐饮住宿配套设施服务，满足人们对安全食品与养生农业的需求，创意出的豆腐宴声名远扬。推出休闲加工农业园，改造加工厂房、车间具备参观、品尝、观赏、休闲等功能，拓宽体验农业与会展农业的经营领域，是休闲加工产业的创新型发展。新城子小学推出“欢乐农场”教学模式，蔡家洼推出农耕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以实践提升孩子们的农业认知能力。创意农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开发种类多样的“玉米迷宫”休闲旅游产品，收益是玉米生产价值的20～50倍。［2］
3．2．3产业带动型园区拓展农业链条
农业产业园区以政策为指引，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以科技研发为途径，以产业基地为支撑，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生态旅游为依托，利用资源、区位、产业、资金、人才等优势，以工业化的理念聚集与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最终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业模式。北京康顺达农业科技生态园依托政策扶持与良好环境，利用土地与自然资源，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与都市型生态功能，是一家集生态基地、食品研发、加工制造、休闲旅游、观光采摘、生态美食、科普教育、会议接待等“一园多能”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建立产业间互动机制，创造了农工、农商、农旅的新思路，形成一二三产业连接的产业化链条，发展有机农业，建设高标准蔬菜园区，是生产、加工、流通、推广的“标杆”示范基地，被评为北京市“标准园”、“密云县示范合作社”、“北京市京郊农产品示范店”，有独特的产业文化。
3．2．4沟域经济是园区化建设的推手
依托密云山区丰富的资源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政策集成、全程打造的方式发展“一沟一品”沟域经济建设，投入建设休闲农业、景观农业与创意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工程，提升生态环境整治，推进景观节点建设，推出农业特色品牌，重点建设沟域发展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等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打造融合观光、休闲、体验、养生多功能的休闲农业产业区。司马台—雾灵山国际休闲度假村沟域立足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建成司马台长城景区、雾灵山龙潭景区、东极仙谷、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30余家景区，紧密围绕古北水镇龙头项目，形成“龙头景区＋农户＋民俗游＋休闲农业”的高品质、多功能、综合性的沟域文化发展体系。［3］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以发展沟域经济为载体，突破传统的建设思维模式，优化山区种植结构，引进香草特色种植品种，打造形成了一个集养生、度假、休闲、体验、艺术创作、婚纱摄影、影视拍摄为一体的综合性都市型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区。
3．3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是指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标准化及规范化经营管理活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利用标准化手段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发展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及有机产品，完善标准化体系范围，规范指导农业生产，整合农业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园区化建设的标准手段，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意义。
3．3．1“三品”及基地建设是实现形式
“十二五”期间密云农业加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的基地建设，培育绿色、安全、生态、有机、健康的密云农产品品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建设工程，按照集约性、休闲性、综合性、智能性的要求，完善现有规模设施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标准化生产、休闲旅游、规模化设施农业的生产基地。重点建设45万亩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万亩有机果品生产基地，果品销售企业有100家，果品加工企业达5家，10万亩有机杂粮基地，8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5万群有机蜂养殖基地，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225个、有机食品基地7．8万亩、绿色食品基地6．5万亩，新增设施农业2万亩，发展10个休闲设施农业园。以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为目标发展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穆家峪红香酥梨是经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其观光采摘园是北京果品协会果品物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生产基地，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有1000亩有机认证基地，蔡家洼樱桃全部采用有机果树栽培技术标准和节水灌溉技术，密云板栗自2004年实施有机基地建设，有机蜂蜜实施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百年栗园北京油鸡养殖示范基地致力于鸡生态化养殖与有机食品研发，凯诚柴鸡蛋获得“三品”质量认证。加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产品的认证力度与基地规模，鼓励巩固、提高绿色食品，提高“三品”质量水平，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与检疫检测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影响力，共同推动农业标准化有序发展。
3．3．2信息化管理搭建新型服务平台
信息网络平台是开展农业标准化的新型沟通渠道，拓宽业务推广领域，提高标准化水平与更新工作进程，促进标准化进步。2014年密云引进首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搭建网络平台整合、包装、销售特色农副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建立“密云休闲生态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微时代搭建微信平台推送密云旅游信息，展示旅游资源与特色产品，开展主题营销与特色宣传，未来将上线全县景区和旅游乡镇微信平台。菜农上传图片到微信，网络远程问诊蔬菜病例，寻求各地专家会诊，快速解决生产问题，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减少农民收入损失。北京绿润食品公司利用电子交易平台网络销售农产品，北京农副产品交易公司作为创新型的投资平台整合双方电子交易、资金、信息等优势，建立综合易平台，发展海外订单，扩大市场份额，创新服务流通体系的标准化形式。
4推进密云农业“三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4．1提升整体水平实现持续发展
密云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涵养功能尚需提升，区域优势特色有待强化，优化集中单一的产业布局形式，加强符合功能定位的产业支撑力度，合理利用农业空间，挖掘潜在土地资源，保护农业水资源，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比例，加大疾病防范与生态保护力度，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问题，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培养专业化农业人才，提升信息网络化水平，加快有机农产品认证推广，壮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提高休闲产业基础，升级高效规模经济，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不利因素，加快规模化发展、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通过行之有效的农业工程推动密云农业的长久发展，以基础保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4．2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生态建设
农业建设要以保护生态为前提，坚持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和保护作为第一任务，完善长效保护机制，提升生态屏障与服务功能。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农业休闲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合理规划农业资源，统筹规划休闲农业发展布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延伸一二三产业链条，以产业化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长。重视发展循环农业与节水农业，深入推进循环经济，提高农资使用率与利用率，变废为宝，拉伸循环产业链，既保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又能获得实在经济效益。
篇5
截止2007年底,国务院确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补城市,共1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然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势必映射到旅游活动中,它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子,如何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进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体验经济与旅游
1998年,美国学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欢迎进入体验经济(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从而为个体消费者营造一种难忘的经历。两位学者从“顾客的参与程度”和“与环境的关系”两个层面将体验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要素:教育、娱乐、审美和逃避[2]。〖JP+1〗体验经济在服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务经济,其实质是强调“顾客参与”和“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顾客的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将成为“体验”的重要环节,顾客在体验的同时又参与营造了体验的氛围;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吸收(absorption)”还是“沉浸(immersion)”都极大地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与消费环境的互动性。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渐占据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活动的主体。
旅游作为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代表,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从消费结构看,旅游者更多地关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从消费内容看,旅游者从习惯于标准化产品和一般化服务向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转变;第三,从消费价值看,旅游者由消费“结果”转变为消费“过程”。不再是只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关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感觉和体验;第四,从旅游产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互动参与式双向沟通型产品。最后,从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3]。
二、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谐因素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中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表现突出、由来已久又似乎很难调和。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当然相互促进的一面更好协调也更易理解;而在实践当中,旅游开发者则更多地强调其经济特征,强调文物旅游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使旅游开发者能够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因其视角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众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争议,的确令人深思。
(二)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就决定了其自身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城市的旅游资源往往是总量丰富、文物价值高、知识含量高,专业特色浓厚,通俗性较差,参与性较低,或者说静态资源多动态体验少。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追求审美和愉悦,通过旅游的过程去体验差异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对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感悟能力,具备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质。然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又要通过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间商、导游服务、目的地居民等)去弥合。旅游媒介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动态体验环节的不足又与体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相抵触。
(三)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
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的旅游产品形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产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类、陵墓类、名人故居、节事类(庆典事件、仿古模拟)、古代建筑、宗教类(宗教建筑、礼仪庆典)等。这种产品形式强调文化性、历史性和知识性。游客体验的本质为“过程消费”而非“结果消费”,体验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以互动参与式取代单项沟通式。某种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产者”而非单纯“消费者”。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悦,这种不和谐关系如图1所示。
三、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论原理
所谓的系统论是指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成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将系统定义为:由若干个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往往是一个多极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个大系统一般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为多个亚子系统,而亚子系统可以再分。现代系统论的出发点在于运用科学方法寻求系统的最优化,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总和[4]。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及其内涵前面已经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目前国内有关体验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特种旅游开发、景区管理模式创新、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5-7]。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自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提出了实现和谐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8]。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产业之一。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发展强调“人地和谐”,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和谐;“人态和谐”,即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人企和谐”,则指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利益共赢。和谐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和谐的发展目标、和谐的经营理念、和谐的旅游环境以及和谐的消费意识。
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模式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结构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主要构成要素是旅游者,具体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动机、需求、偏好、选择、决策和评价内容;供给子系统则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遗址遗迹、历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场营销、信息流和旅游服务等。旅游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给子系统。旅游环境作为支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人文环境则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优化
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构成,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是旅游者以文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体验主要是游客以“三求”为出发点,通过体验过程的“三性”来达到“三感”的目标。所谓“三求”即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
1.开发理念优化:突出“三求”,有所选择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有些资源实行“保护”和“开发”相对分离。即不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暂且不开发,以保护为主,谋求长远利益。对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进行科学开发,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愉悦需求。其次,在开发理念上强化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内涵,改变以往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变“资源导向型”为“资源依托型”。依托于适宜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的本源旅游体验要求,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
2.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
比较而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知识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蕴含大量的知识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会直接影响旅游体验的质量;并且,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产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历史时期,如遗址遗迹、古代建筑设施、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结了后人对历史的诠释和感悟;关注旅游体验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不断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设计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
旅游服务渗透于游客体验的每个环节,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设施,旅游宣传促销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务等。“以人为本”,为旅游者营造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务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发展优化
(一)西安的旅游资源赋存及旅游业发展现状
西安市辖9区4县,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巍峨陡峻、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构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资源规模体量大、种类较为齐全,拥有3个主类(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标中的天象与气候景观主类)、16个基本类型,共67处资源单体;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资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081个,占到全部旅游资源的969%,涵盖了4大主类、14个亚类和79个基本类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指标上。西安虽然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广,被誉为中国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西安的国际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大劣势,在全国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体验经济的来临,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充分利用优势的文物旅游资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西安旅游发展优化的具体构想
1.优化资源开发理念:有所选择,强化体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所赋存的文物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要树立“有所选择、注重体验”的理念。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存都要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资源都适合旅游开发。进行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尽可能具有相对高的审美愉悦价值,尽可能符合旅游者的体验要求。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旅游资源赋存数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开发利用率”,而是有所选择、走资源开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资源中比重很大的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可以选择性滞后开发或者不开发。
2.旅游产品优化:细分市场、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产品功能结构相对单一是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安旅游产品在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突出重点。针对一般国际旅游者特点,突出观光旅游、体验旅游产品。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国际品牌知名度;其中重点进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强参与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馆内分设体验区(相关知识竞答、仿陶俑烧制、电脑游戏仿真等)。对国内游客,则融观光、文物、体验、商务会展等旅游产品为一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示西安周、秦、汉、唐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对省内游客,重点依托关中平原向秦岭山地过渡地带的自然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影响力。
3.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优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务的对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又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要具有“个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鉴欧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设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场语言的旅游宣传册、地图和旅游专线的票务服务。再加上免费的人工帮助,使旅游者体验到亲切感和满足感。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场营销在客源地的保持和开拓、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经销商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特色。针对国际市场:突出西安作为“秦俑故乡、丝路起点、东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国内市场: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国立体博物馆”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内市场:强化“古城新貌、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媒、大型节事活动、巡回展览、名人效应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4.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优化:和谐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旅游环境系统更多地强调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所应具备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该系统的优化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或者说是利益的博弈。最终达到旅游者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和谐;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和谐;旅游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旅游影响系统则具有双向性:即针对旅游者又对历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强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旅游者的正面影响,同时减小旅游者对西安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探讨。
六、结论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其中开发理念优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选择;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JP+1〗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为适应体验经济的本质要求,西安旅游应在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上有所选择、强化体验;旅游产品上细分市场、活力精品;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领域追求人性化、体现个性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系统平衡博弈、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EB/OL]
[2]B.JosephPineⅡ,JamesH.Gilmore.TheExperienceEconomy[M].NewYork: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Boston,Massachusetts.1999.
[3]陈兴,“体验经济”背景下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我国“旅游体验”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06.
[4]马建华.系统科学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刘敏,石学勇.体验经济与内蒙古特种旅游开发[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8(5):128-131.
篇6
一、论坛时间：20*年11月
二、论坛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术报告厅
三、论坛主题：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四、主要议题：
（一）安全文化——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水平的软手段、软实力，兼谈安全生产监管的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
选题思路：通过对比“执法监察”等硬实力、硬手段与“安全文化”等软实力、软手段，探讨全社会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设，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奠定理论基础。
（二）“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行业文化与安全生产关系研究。
选题思路：通过发掘不同行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法律环境、人员构成、操作惯例、行为习惯，分析安全文化建设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作用。
（三）国际安全生产经验及其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借鉴。
选题思路：通过了解国际安全文化研究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对德国煤矿企业安全生的借鉴、日本全民安全教育体制的借鉴、英国石油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的借鉴，总结国际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我市现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参考意义。
（四）城市安全文化建设——国际视野下的首都如何构建“有序、安详、幸福”的安全环境。
选题思路：通过都市视角，分析安全文化对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影响，以及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当中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五）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从石油、石化行业实践看“健康、安全与环保”体系的建设经验和落实情况。
选题思路：通过石油、石化系统HSE建设的具体例子，分析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以及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企业责任。
（六）危机预警及动员——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
选题思路：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七）根据论坛主题，专家自拟课题
五、论文征集
1、热忱欢迎国内外高校、企业及研究院所的安全生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它科技人员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有意者请填写并以电子邮件返回会议回执；
2、提交的会议论文将编入《第二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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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垒：《都市报：“老了吗？”“变了吗？”——2012全国都市报总编辑年会侧记》，《中国记者》2012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陈芳.一城四报的“去同质化”之路[J].中国记者，2011（8）.
[2]王吉园.从长春都市报纸看长春都市报纸的新闻同质化现象及对策[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篇8
关键词：忠信市场；市场用地；都市更新；都市计划；都市区位轮替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 研究动机
本研究计划旨在从都市计划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必然面与「偶然面来
探讨忠信市场的现在与未来发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1.探讨都市计划中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发展情状况与现有法规机制。
2. 了解不同相关者（包含进驻之艺术家对忠信市场有感之居民与开发建商等）的看法与忠信市场存续及再造方向。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
本计划研究范围为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1）、质化访谈法
（2）、口述史法
（3）、文献分析法
（4）、历史研究法
（5）、归纳法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探讨
为了探讨市场用地必然与偶然的发展，在文献回顾中分别针对这两点列出下列几项相关文献，首先从忠信市场的基本介绍开始，再到历史背景、都市计划发展过程。
第一节、市场的界定与其发展及演变
一、 市场意义的界定
设置固定摊位及店铺，或仅设置固定摊位，集中零售物品的交易场所， 都可称之为广义的市场；也可以指一种具体的空间组织，及一般商贩聚集营业的场所，此为狭义之市场，本文中的忠信市场，是指狭义的市场，有具体的空间。
第二节、忠信市场相关介绍
一、忠信市场基本介绍
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二、忠信市场内外部配置与相关数据
第三章 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第一节、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依据忠信市场的历史大事纪，可将忠信市场的演变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一、市场成立之前（公元 1969 年前）
台中市因为气候良好与水源丰富的缘故，大多为农业发展中心，而忠信市场、美术馆附近的区域原先也是散布着农田，种植着稻作，并有着一些小聚落。
二、市场成立之初 （公元 1969 年～公元 1983 年）
在 1969 年前后，随着工业转型，小型工厂陆续迁移，大卖场陆续在周遭兴建营业，也对忠信市场起了影响， 致使其市场机能渐衰，顾客开始转移出忠信市场。
三、文化中心与国美馆 （原台湾省立美术馆）设立的影响（公元 1983～公元 1994
年）
公元 1980 年政府在英才路 600 号现址成立了文化中心，附近的环境景观及型态开始转变。文化中心于 198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而国立台湾美术馆则于 1988 年 6 月 26 日开馆，这些都再次影响忠信市场。
四、美术园道商店街管理委员会出现的影响（公元 1994 年～公元 2008 年）
1990 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建商将住户之间的道路都捐给了政府以省税收及所有权问题限制，没有随着周遭都市发展而重建的忠信市场，相较之下，逐渐显得没落。
五、文创产业进驻 （公元 2008 年开始至今）
初次发声的中部艺文团体「德旺公所于 2011 年左右进驻， 其间陆续也有私人艺廊、咖啡艺文空间、美术社、裱画店的设立。
六、都市更新阶段 （公元 2012 年开始）
在周围的建筑空间都逐渐改变为更加现代化的状况之下，忠信市场却仍然维持着它最为初始的面貌。2012 年，由鼎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都市更新案在此展开。
第五章 结论
此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以都市计划者的角度来探讨忠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计划希望可以从市府之报告书与目前发展推估其未来可行之发展情况。从市府报告中发现忠信市场并不是政府致力关注的重点，对于忠信市场的篇幅极少，也未有详细的建议与发展方向，使研究增加困难度，因此，计划从报告书中所提及之案例是否能套用或是延用到忠信市场这方向着手，探讨忠信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再从相关法规探讨其发展性，最后，尝试以这些经历，预想忠信市场未来可能之发展方向，以其作为后续参考之用。
参考文献
1. 李厚宗，（1991），《公共设施市场以奖励民间多目标之理想与实际―以台北市 零售市场为例》。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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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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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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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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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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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篇11
成都的博物馆事业起源较早。从 1914 年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 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 成立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发展较为缓慢。到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杜甫草堂、武侯祠、永陵 ( 时称 “王建墓”) 等几家专题性纪念馆的正式挂牌和成都市博物馆的恢复，成都的博物馆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成都兴建了一些企业办的博物馆和私人陈列馆、艺术馆，为成都博物馆文化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成都共有历史考古、地质、名人纪念、民风民俗、酒文化、医学、钟表等专题门类博物馆约 86 家，其中，国有博物馆 5 家，民办博物馆 36 家。这 86 家基本涵盖了目前成都所有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收藏馆、陈列馆、艺术馆。这些博物馆的分布除了成都市区，也有在周边的郫县、新津、彭州、大邑等地。基本上形成了门类丰富、国有馆与民办馆共同发展的博物馆体系。
成都博物馆业藏品丰富、种类齐全、且富有特色，如四川省博物馆和成都市博物馆是市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四川大学博物馆是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博物馆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地学类自然博物馆; 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是西南第一家医药卫生专业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金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的民间博物馆;
川菜博物馆，是世界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主题博物馆等等。
成都博物馆业的发展是喜忧参半，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 总体发展较快。博物馆数量明显增加，博物馆藏品范围不断扩大，藏品量迅速提高，私人收藏家日渐崛起。21 年安仁古镇 “中国博物馆小镇”挂牌，更是为成都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篇12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必然驱动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为了使我国城市能够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被各个国家所欣赏和喜爱，注重城市文化的塑造是非常必要的。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特色，其彰显着城市发展、城市的特色、城市的文明、城市的魅力。对于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塑造应当加以重这对于科学、合理的规划城市有很大作用。因为城市中多种文化的融合，可以增强城市的文化气息、艺术风格，促进城市良好发展的同时加深各个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对此，本文从城市文化多元性的概述展开，就城市文化多元性进行解析，从而探讨城市多元文化在城市规划中的塑造，希望对于促进城市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有所帮助。
一、城市文化多元性的概述
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来解析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理解为城市中居民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统称，具体要体现在城市文化物质载体上的。一个城市魅力的彰显，主要依靠的是城市文化，其是城市凝聚力的具体体现。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城市文化承载着城市发展历史，其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都体现无疑。在城市规划中利用城市文化来进行城市塑造，可以将城市不同时期的文化整体景象体现出来，使城市具有文化色彩、艺术气息、生活内涵。
在现代化的今天，城市文化受经济全球化、多元化的影响，已经逐步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将城市多元化文化融入到城市规划中，将提升城市魅力，使其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发展。从城市规划学研究来看，城市文化多元性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其一，多元并存。多元共存是城市文化多元性的基本特征，是说城市中存在着各种文化形式，并且各种文化都能平等、平衡、稳定的生存和发展，共同推动着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其二，。在这里是指各种文化在城市中应该是和谐共存的。“同”代表着文化和谐发展，“异”代表着文化相辅相成。所以在城市大环境中，具有不同核心意义的各种文化应当在中发展。
二、城市文化多元性在城市规划中的塑造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为了使城市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城市规划中注重城市文化多元性的塑造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提升城市文化特色、增强城市艺术气息、增加城市多元文化魅力，促使城市逐渐达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
（一）城市文化多元性与城市发展相融合
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与城市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支撑。为了可以充分发挥城市文化多元性的作用，来更好的塑造城市，首先就需要注重城市文化多元性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1）利用物质做载体，促进两者融合
利用城市有形的物质做载体来进行城市文化多元性与城市发展的融合，可以更好的突出城市文化多元性，实现城市文化的良好塑造，为推动城市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历史发展中所留存下来的有形物质，都能够说明历史文化，将其合理的运用于城市规划中，不仅可以凸显城市多元文化，还能够推动城市更好的发展。
（2）利用时间和空间做载体，促进两者融合
对于我国大多数城市来说，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快于文化发展的速度。就导致文化为了赶上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 “极化”的现象。也就是说，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呈现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化的复苏，另一种是当下新潮流所产生的时尚文化。将两种不同状态的文化，引入到城市规划中，可以提升城市文化多元化所产生的城市特色，并对于推动城市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城市文化矢量的变化与城市规划
（1）城市文化矢量的时间维变化与城市规划。
在此对城市文化矢量的时间维变化的研究是从城市规划学角度出发，将其按照时代性、地域性、阶级性三个维度分析展开，探究其在城市规划中如何塑造。
首先，按照时代性来说，不同时代中城市文化的形成都具有不同的特征，如所代表的意义不同、所彰显的文化本质不同、所传达古代人民意愿不同。将具有时代性很强的城市文化运用到城市规划中，将提升城市的层次感。
其次，按照地域性来说，不同地域所产生的文化也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这是当地人们生活习俗、思想意识、生活经历等方面所形成的文化，将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运用到城市规划中，城市文化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特色和魅力。
最后，按照阶级性来说，不同阶级制度下所产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象征。将具有阶级性的文化运用到城市规划中，城市文化更具多元性的同时，也满足了城市发展需求。
（2）城市文化矢量的空间维变化与城市规划
在空间维上，城市文化矢量可以指导城市构建特色的文化区。那么，城市文化矢量的空间维在城市规划中如何运用呢？
其一，民族特色区域的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有些城市由于大量的少数民族聚集，这势必会造成城市空间改变。为了可以在城市中体现多民族的文化特定，利用城市文化适量的空间变化来构建民族特色区域，也可以将各个民族的特色文化引入到城市中，使其与城市其他文化，共存共发展。
其二，城市阶层区域分化的规划。因城市居民文化、经济、学历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城市本身就存在不同的阶层。为了使城市可以适应不同阶层的人们生活，在城市规划中也要注意运用城市文化矢量的空间维变化来构建阶级区域文化，使各基层居民可以在城市找到归属感，更好的生活和发展。
其三，城市景观建设体现文化包容性。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建设应当注重增强文化包容性，尤其是在城市景观建设方面上。在城市景观上形成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特质，可以将城市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观特征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气息，还能够使城市适合任何国家的人居住。所以，在城市规划中注重强化城市景观建设体现文化包容性。
结束语
在城市文化受经济全球化、信息多元化等方面影响向多元化发展的当下，在城市规划中应当注重城市文化多元性的塑造，促使不同文化可以融入到城市中，使城市文化气息更浓厚，艺术魅力更强，为推动城市向国际化的大都市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侯红蕊.城市文化多元性的解析及其在规划中的塑造[J].《西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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