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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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是否能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合理地应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入侵和挑战，不仅能使在国内市场上垄断经营多年的中资银行在“鲶鱼效应”作用下开始关注更高效、更合理的发展途径，而且理智的应对思路和方案也有利于中资银行在未来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国银行业市场上保持优势，站稳脚跟，也更有利于中资银行实施内部改革，提升内在竞争力，加速规模化，尽快走向世界，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集团。
此外双方和谐相处，还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和中国金融安全的稳定。能否处理好双方关系，将双方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也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双方关系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兵临城下，中资银行大敌当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坚决地固守阵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银行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阻挡，合作已成为必然，不如干脆摆出合作的架势，与外资银行一道重新洗牌，将目前国内的银行业市场重新分割，会使中资银行的实力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升，扩大其市场份额。两种观点，一种是“主战”，另一种是“主和”，但无论哪种观点，其本质都在于如何使中资银行在面对外资银行挑战的情形下，尽快提升自身实力，维护中资银行利益。然而两种观点都对如何处理中外资银行关系考虑得过于片面，没有从外资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特殊形式来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正确把握中资银行在处理对待外资银行的关系上究竟选择是合作还是竞争。
单纯的正面竞争是不明智的选择，那么如果选择全面合作又如何呢？双方的确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自己竞争所必需的优势，但是又有面临丧失各自固有优势的危险。并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在合作上也不会选择全面推进。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呢？
三、问题分析
（一）基于收益成本比较模型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模式分析
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保证风险最小化，因此分析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或合作还是独资市场进入模式，一般从成本和收益方面来考察。美国学者康垂克特（F.J.Contractor）和罗润积（P.Lorange）,1991年提出了收益成本比较模式，全面地考察了决定合资或合作与独资选择的若干因素，其具体形式如下：
当[(R1+R2)+(C1+C2)]-[(R3+R4)+(C3+C4)]>(1-a)Π时，采用合资或合作方式；反之则采用独资方式。其中，R1、R2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增加的直接与间接收益，R3、R4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与间接收益，C1、C2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与间接成本，C3、C4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增加的直接与间接成本。(1-a)Π为合资或合作对方的利润分成。该模型表明，当合资或合作方式相对于独资方式所带来的净收益大于合资或合作对方的利润分成时，合资或合作方式优于独资方式，跨国公司获利，反之，实行独资方式对跨国公司更有利。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东道国企业对本土政策环境比较了解，跨国公司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关于东道国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竞争对手、产品的分销渠道以及原材料供应等信息，加上合资或合作方与当地政府比较熟悉，跨国公司就可以减少与政府间的行政摩擦，相对于独资企业来说，这些都是合资或合作企业所拥有的额外收益，即R1、R2。另一方面，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或合作，看中的就是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管理经验、国际性知名品牌以及其独特的产品，这些无形资产是跨国公司取得高额利润的优势所在，若采取合资或合作形式，东道国企业就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搭便车等形式逐渐掌握这些无形资产，因此可以说这些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也即R3、R4。C1、C2可以看成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降低的风险成本。因为文化差异和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采取合资或合作就可以减少这种风险，而独资的风险成本则很大。C3、C4可以认为是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或合作所提高的合作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合资或合作双方进行谈判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管理上的冲突与摩擦、决策上的不一致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决策、生产、销售。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和东道国本身环境的变化，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越丰富，对东道国的市场越了解，R1、R2就会减少，合资或合作的优势就会削弱；当跨国公司改变其生产结构，生产更具特色、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时，采取独资或控股对其更有利。根据经验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欧美发达国家时，一般直接采用独资方式，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大体相似，且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比较熟悉；而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时，一般采用合资或合作——控股——独资这一逐步过渡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十分了解。模型中的R1、R2、R3、R4、C1、C2、C3、C4，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内发展过程中动态变化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模式数据分析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三种模式——合资、合作、独资方式的比重不断变化。中外合资实际投资比例经历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从1979年的15.57％到1987年的69.73%,再下降到2004年的27.89％。中外合作实际投资比例从1979年的84.2%一直下降到2004年的3.0％。独资实际投资比例从1979年的0.24％上升到69.11％。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模式逐渐倾向于独资。事实说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时间越长其独资化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所拥有的可以使其独资化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也验证了收益成本模型的适用性。
（三）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战略历程及趋势
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历程看，其发展战略一般为四步：
第一步，与中国企业建立贸易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另一方面开始试探性的投资，为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产品与市场基础。
第二步，建立生产基地。在中国通过独资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合作、合资、兼并收购等方式，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中国欲融入世界经济的愿望、良好的投资环境，将其技术、管理、资金等优势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资源相结合，大幅度低成本生产从而适应其全球化战略。
第三步，建立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其在中国的生产基础，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中国作为其全球营销策略的一部分，其合作主要集中在销售渠道上，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增加其在中国市场中的份额。
第四步，主导垄断。不断使用其创新产品及营销手段，将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进而试图垄断或主导其所在行业的市场，形成垄断优势。
按投资方式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1月-11月）
目前多数跨国公司的战略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步，将中国从“世界工厂”的观念转变到“世界市场”，充分认识到了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说明其欲加强对在华投资的控制权和在中国市场占领行业市场主导地位的意图。独资化倾向已证明跨国公司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独立经营。只有当其市场占有量达到了一定的份额时跨国公司才可能有信心独立经营，将各种优势从合资合作企业中收回，并入到独资企业中，这就证明了其处于第三阶段的后期，并将逐步向第四阶段即主导垄断阶段过渡。
（四）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趋势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模式变化验证了收益成本比较模型的适用性与正确性，外资银行是提供以货币为载体的并提供金融服务的跨国金融百货公司，属于服务型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必然会体现在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上。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要经历建立贸易关系——建立生产基地——建立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主导垄断市场的战略历程，但外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这种特殊的服务性跨国公司，其金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不可分离的，因而其进入中国的策略历程不可能从贸易开始，而是跳越一般跨国公司的前两个策略阶段，直接进入扩大市场份额的阶段。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从跨国公司发展的策略历程来看，其必然期望进入主导垄断市场的策略阶段，因而其在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上也必然要体现出跨国公司发展模式的特征，即合作、合资、参股等模式发展到控股、独资的模式上。从模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合资、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外资银行增加R1、R2，减少C1、C2，其合资或合作获得的收益将远小于模型中不等号左边的部分，收益成本模型[(R1+R2)+(C1+C2)]-[(R3+R4)+(C3+C4)]>(1-a)Π成立，所以外资银行选择合资合作是必然的。但与跨国公司发展一样，外资银行的R1、R2、R3、R4、C1、C2、C3、C4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合作一定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使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即R3、R4增加。而当中资银行的实力不断增强，其谈判能力也会显著提高，合资与合作中的摩擦也会逐渐增多，C3、C4会增加。模型中不等号左边的部分会逐步缩小，合资、合作对外资银行来说就不再是必要手段了。
四、中资银行现阶段应采取的具体策略
以上的分析已经能充分说明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策略过程，中资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采取阶段性的措施来应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扩张，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基础上与其竞争。长期来看，中资银行应该选择阶段性而不是从一而终的策略，首先选择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策略，在合作中保持竞争意识和观念，防止最终变成外资银行的傀儡和入侵中国金融市场的工具。随后在成熟的时机选择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策略。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以合作为主才能真正从外资银行那里学到国际化的理念来培养自身竞争力，为后期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与外资银行建立审慎的战略联盟
通过战略联盟,中资银行可以获得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有助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中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合作时,不能因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盲目决定,而要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应该看欲参股的外资银行战略目标是否与自己一致;其次,要注意外资银行的性质,由于境外商业银行、境外投资银行和国际政策性银行的性质和战略目标存在差异,中资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的外资银行;再次,对于合作双方由于国情不同而出现的非原则性问题,应本着的原则,但对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不可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降低标准、放弃原则。中资银行要明确战略合作的目的是最终实现长远的自我提升与飞跃，不是仅仅获得当前合作所得的利益而放弃后期的发展。
（二）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金融业开放的主要障碍在于银行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能否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既关系到中资银行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开放金融服务后国内银行能否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问题。“中资银行应加强内部监管和制约机制、强化贷款评估、审查和监督机制,以保障贷款的安全,减少不良贷款发生的比例。在不良资产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合作要利用其成熟的处理方法，充分改善中资银行的资产结构。”要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人事激励、业务流程、信息科技等方面进行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此同时,组织有条件的银行尽快上市。2001年,中国银行成功地重组了香港中银集团。2003年底,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促其进行股份制改造。2004年9月21日建行股份挂牌,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内地和香港同时“A+H”上市，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中，中资银行要充分借鉴其混业经营和海外分支机构庞大的优势，顺利实现在海外上市与实力扩张。
（三）加强市场营销
中资银行营销战略的现实选择是:以“精致”营销取代“粗放”营销;以“动态”营销取代“静态”营销;以市场开发取代市场占有。首先,从各个角度进行市场细分,根据经济发展、客户需求、自身实力等因素选定和培育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其次,保住重点客户,在我国20%的人群占有约80%的银行储蓄,所以重点客户对银行的利润非常关键。在巩固国内客户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发挥外资银行海外机构众多的优势，将中资银行的营销触角渗透到海外市场，借助外资银行的实力建立在海外市场的经营网络。
（四）推动金融创新,实现银行经营多元化
能否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具有个性化产品的能力,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差距所在。中资银行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积极开发零售业务;适时开展金融创新,推出市场需要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商品。
（五）提高信息技术在银行业中的运用
21世纪的金融业要求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中资银行已经在电子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国际金融行业新技术在不断更新发展,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技术方面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中资银行要在合作中谋求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协助自身提高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加快信息技术的运用,形成以电子技术和信息为支撑的电子化银行系统,从而实现业务处理自动化、综合管理信息化和银行业务网络化。
总之，中外资银行选择合作或者竞争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利益，即无论选择合作或者是竞争，都要获取最大化利益，这也是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考虑的最基本问题。但是中资银行必须明确，合作的目的是学习、吸收外资银行积累的专业技术及银行业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在未来的20年，合作性竞争的局面将从目前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格局，逐渐转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中资银行在抓住机遇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外资银行参与合作只是其次佳选择，最终还是要争夺市场主导地位。作为中资银行应逐步提升自身实力，锻造有价值的核心竞争力，有次序地先后以合作与竞争为重心，合理地选择合作或竞争策略才是最明智的战略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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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主要是商品市场的开放。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水平相比较，中国民族金融业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短，范围较窄，而且外资金融机构是无形的，国际资金的调动、金融资产的转移、日常金融服务的提供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进行。从外资银行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短期资金的融通和国际结算等服务，获得的管理经验并不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外资银行进入台湾，虽然受每年只能开一家分行的限制，但是它们一边建设分支行，一边开展并购扩展市场份额，取得长足发展。以花旗银行为例，到90年代末，成为台湾最赚钱的银行，在2003年以前，是台湾发卡量最大的银行。
1979年，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经批准设立北京代表处。1982年，我国开始引进外资金融营业性机构的试点，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被批准在深圳设立分行。2001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服务对象的限制，允许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4个城市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并正式经营人民币业务。2004年深圳成功引进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成为国内首家外资第一大股东的中资银行。2005年12月1日，银监会宣布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地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至2006年末，2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5个城市设立了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家外资银行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了242家代表处。在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内，外资银行主要经营指标的增速快于中资银行。在我国经济金融发达地区的银行业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中国外汇市场上最积极、最活跃的参与者。
在经历了WTO规则对银行业五年的保护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于2006年12月1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只有外资法人银行，才可以不受限制，在中国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但如果是外资银行分行，则在人民币业务方面对普通居民还设有其吸收的人民币定期存款不少于100万元的门槛。2007年3月20日，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花旗银行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在中国从事全面外汇和人民币业务，29日他们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法人银行营业执照，已于4月2日开业。9月21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外资银行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星展银行、渣打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瑞穗实业银行、华一银行、恒生银行、厦门国际银行9家在华外资银行法人机构成为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成员。这表明外资银行从此可以享受和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目前已有16家外资银行获得银监会批准，将其国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并开展相关业务。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金融业竞争中的优劣分析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竞争优势
1.外资银行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是参与我国市场竞争的根本保证。
2.外资银行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和完善的服务方式。外资银行对各种服务做得较好，十分人性化，而中资银行的服务就相对滞后，软件和硬件都有待提高。
3.外资银行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中资银行是告诉你能做什么，其他都不能做；而外资银行则是告诉你不能做什么，其他的可以自由发挥。
4.外资银行在高端个人客户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明显。外资银行在进入中国的几年间，除了外籍客户群之外，积累了一部分高端客户群，通过开设支行和各种理财中心进军个人高端客户市场，为富裕客户提供量身定制式的投资理财服务。为了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2006年12月11日之后，高端客户很可能向外资银行分流，他们愿意支付相对高昂的费用来换取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5.外资银行产品品种多。国外几乎每个贷款人都能选择到有针对性的个贷产品，而且外资银行在为客户定制贷款品种时，将按揭贷款与理财等服务结合起来，而国内银行这些业务却很少。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遇到的问题
1.中国的利率非市场化。在国外，银行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利率对不同客户区别对待，特别是可以对优质客户提供更大的优惠空间；而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各家银行的利率水平相差无几。如果与中资银行采取相同的利率政策，势必让外资银行失去一大竞争武器，抹杀了外资银行的部分优势。
2.网点布局滞后。零售业务网点是其形成规模的重点，目前外资银行仅在国内大型发达城市设有分行或办事处，网点布局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中资银行的状态。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正加速其在中国的业务网点布局，表现出了强烈的抢占市场意识。而中资银行机构网点、自助设备众多，高效便捷。
3.中资银行原有业务关系深厚。中资银行本土经营历史悠久，地缘优势明显，客户群体广泛，民众基础雄厚。房贷业务特别是按揭业务需要很丰富的业缘关系，在与开发商、二手房中介机构的合作关系上，初来乍到的外资银行无疑有着天然的劣势，虽然有一些高端项目已经请外资银行介入，但从覆盖面上也是远远不够的。
4.中资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中资银行有政府信誉作后盾，可信度高，且长期为国内提供服务，具有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外资银行多是股份制银行，没有国家财政作为坚强后盾。已经习惯于把中资银行与政府挂钩的中国百姓，总觉得还是中资银行可靠。风险性也是中国百姓选择金融产品的重要原因。
5.服务费用高。外资银行原有的客户大多是外籍客户和中国部分高端客户。伴随着高品质服务产品的就是高额的服务费用，相对于中资银行的低费用，外资银行让不少中国消费者望而却步。
6.国内法规的制约。根据《条例》的要求，法人外资银行初次获得人民币业务许可仍需要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外资银行真正全面大规模进入人民币业务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
⒎中资银行综合能力的提高。股改上市后，中资银行积极探索，加强向外资银行学习综合经营的经验，资本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内部治理机制健全完善、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竞争实力壮大。
三、外资银行向中资银行带来的挑战
《条例》正式实施后，法人外资银行可以与中资银行一样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分行也可在许可范围内从事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将凭借其综合竞争优势，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一）金融人才的挑战。外资银行首先引进的是金融人才。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都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型银行，他们为了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一方面会把国外优秀金融人才引入到中国；另一方面会采取掠取中资银行人才的措施，以高薪、出国培训及优越的环境来吸引中资银行高素质人才加盟，使原本就稀缺的中资银行优秀金融人才流失，削弱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外资银行要想真正进入我国市场，其自身必须本土化，除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外，绝大多数员工都应该来自国内，中资银行中的人民币业务人才将成为其“猎取”的重要目标。主要的对象：有业务经验、客户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银行业务骨干；银行外派的归国人员；受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
（二）市场份额的挑战。外资银行不但在外汇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也将在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竞争中极大地挤占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大幅降低向中资银行的贷款以解决人民币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使中资银行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受到极大冲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电子商贸市场、沿海市场是外资银行力争占领的市场。他们无需拥有庞大的员工队伍和广布的网络系统，就可以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
（三）客户的挑战。外资银行利用其综合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的客户资源争夺战，从而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外资银行争取的客户主要有：1.公司客户：重要行业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有规模的民营企业；2.机构客户：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基金等；3.个人客户：我国10％的人占有约66％的储蓄额，所以外资银行开拓业务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发达地区的重点客户。2007年3月28日，中国银行设在京、沪的私人银行专属网点正式对外营业，标志着中资银行首次涉足私人银行业务，是银行业全面开放后，中行竞争高端客户战略的一部分。与外资银行一样，100万美元是客户走进私人银行专区的金融资产“门槛”。
（四）竞争手段的挑战。在与中资银行处于同一起跑线后，外资银行强大的金融创新能力、丰富实用的理财产品、发达的科技网络、高超的风险掌控水平、成熟的服务管理规范等多项具有优势的竞争手段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
（五）经营方式的挑战。中资银行是分业经营，外资银行是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将凭借其多年的业务经验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混业经营，对分业经营的中资银行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篇3
（一）多存少贷。在国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的业务，但同时又借贷，将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转移到境外套汇和套利。
（二）转移在境内营业获取的利润。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又将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移利润，并逃避我国的税收管理。
（三）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按照《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总是想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四）片面追求高额利润，主要从事一些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
（五）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运营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条例》规定，外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5%，但实际上有的外资银行还达不到10%。
（六）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诸如回扣、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甚至接受假凭证等手段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竞争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法律纠纷，主要是外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由于不规范经营而引发的法律纠纷。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将造成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根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秩序的混乱将严重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要使国内金融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引进大量的外资银行，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保障。
二、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存在的缺陷
以上种种问题和情况，源于外资银行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但出现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力。其表现在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措施、手段等方面，但总体来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一套有效的监管法律体系引导和约束外资银行的行为。
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内容包括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体系。尽管监管机构是明确的，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规定不够全面、完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都不强。在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几种形式中，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我国引进外国资本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外国银行分行。其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贷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监督。但是，《条例》对分行以及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却没有严格区分。除对申请者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分行规定要达到200亿美元，其他金融机构是100亿美元这一点有所区别以外，其他条件和要求基本相同。由于监管立法缺乏针对性，导致分行这种最危险的形式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另外，对外资银行的经营业务的规定也过于笼统，没能作出具体的界定和规范。对于有的业务虽然有约束性规定，但是，对违反此规定有何惩罚措施，就没有下文了。
（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申请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如果外资银行的经营受到母国的有效监管，并能够将其和我国的监管有效结合起来，那么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行为将能得到有效遏制。
（三）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不能适应外资银行在华快速发展的需要。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实际上，只有具有合适的监管方法、手段，再加上素质水平较高的监管队伍，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操作现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中央银行有效监管外资银行的立法相对滞后；原有法律、法规的效力不高；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规内容或者欠缺，或者过于笼统和简略，缺乏相应的配套规定和细则；法规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所有这些缺陷都导致中央银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才为外资银行的不规范经营提供了空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将是必然的。外资银行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也将增多。加入世留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将成为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加入世贸后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原关贸总协定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在世贸组织主持下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使全球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它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都必须在这些协议的指导下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国际规则同样将成为我国金融服务立法的标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金融服务所做的原则规范涉及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五个方面的问题。由于金融部门是敏感部门，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附件中还规定：(1)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定义包括除“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2)为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相应措施”，可以通过达成协议或自动认可等方式获得其他成员的确认，但有关谨慎监管的规定不能成为成员逃避其义务的借口；(3)对最惠国待遇和国内法规的义务，成员国可要求进一步豁免。这表明成员国可对金融实行比其他服务业更多的限制措施。这也为我国推行渐进式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依据。
开放金融市场，必须伴随着金融风险，金融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议题。针对这一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颁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统称《巴塞尔协议》），积极推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共同努力对外资银行实行双重监管。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又颁布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将风险管理领域几乎扩展到银行业的各个方面，并制定了全面的指导性原则，以建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风险控制机制。《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监管的有效性。该原则强调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把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合理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是有效监管系统的关键，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受法律制约。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这就为我国以《巴塞尔协议》和《原则》为框架，构建我国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看，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要求采取对等互惠、平等一致，但也可以实行有条件的保护原则。针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引进外资银行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渐进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还不具备“平等一致、对等互惠”的政策原则条件，因此不适于采取这种单一的原则，而应该根据形势做灵活的变更。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宜采取“有限的保护主义”混合政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又能够更好地引进外资银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当国内银行业力量发展壮大，能够与外资银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后，我国可以采用“平等一致”的原则。随着我国银行业融入全球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我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实行“对等互惠”的原则条件就具备了。因此，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应遵循先“有限保护”、再“平等一致”、最终“对等互惠”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监管法律体系和政策。
四、新《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管制度的改进
我国原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1994年颁布的，有很多条款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01年12月12日（入世后的第二天）通过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与原《条例》相比，新条例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进行了如下的修订：
（一）资本充足率标准改为国际公认的8%，以与国际公认的准则和规范保持一致。
（二）由原《条例》的“实收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改为“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三）对申请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人的条件，增加了一条：“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并要求申请人提供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对其申请的意见。这使得东道国监管与母国监管能够真正有效结合起来，切实体现了国际“综合监管原则”。
（四）对“法律责任”一章进行了补充完善，对于外资银行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更加具体，更加可行。
五、完善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立法的建议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应该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和《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通行的协议框架，针对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以上确定的原则和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规范。具体来说，建立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尤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重资产质量和风险。引入《巴塞尔协议》对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规定，注重资产质量和资产风险，按照《巴塞尔协议》确定对外资银行实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文件或条文。在制定相应法律文件或条文时，应该借鉴国际规范，对外资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和资本充足率进行全面分析，规定规范化的覆盖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在内的报表体系，并将定期报送的有关财务和业务报表等内容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外资银行具有较高的安全度。
（二）严格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审批。针对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方式，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有区别地设定不同的审批条件或程序，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更有章可循，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具体来说，第一、要尽可能地简化对代表处的审批；第二、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不大的附属行，但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和比例；第三、对外国银行所设的全资附属行实行许可证审批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全权负责审批和管理；第四、对外国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的审批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外资银行国内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尽可能地控制在初始阶段。
（三）控制市场风险应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重点。市场风险的监控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重心。近二十年来，国际金融业务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短期的贸易信贷逐渐转向中长期信贷，从零星、分散的业务转向专业化金融服务；第二、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国际金融业务份额逐渐缩小，新的市场业务发展较快，如金融期货、期权，再加上交易手段日益现代化，市场风险对银行经营构成的威胁必须引起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巴塞尔协议》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客观存在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清算风险、业务操作风险等要素，比较有效地统一了对银行表内业务与日益扩大的表外业务的综合监管，对当前的跨国银行监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该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将其管理要求、管理方式、操作规程，以及外资银行对金融创新工具的应用规范和要求引入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来。
（四）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直辖市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法规中健全和完善现场检查制度。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两种方式。虽然这一做法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外检查的统筹安排，但是由于既涉及稽核监督部门，又涉及职能监督部门，因此这一做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明确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在检查内容上，应该加大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检查力度，规范对外资银行的测评和监控。在检查方法上，根据国际惯例，应该建立定性分析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现场检查制度。比如引入国际通用的CAMEL和ROCA标准，对所有注册外资银行采取CAMEL评级制度，对外资银行分行则根据ROCA标准评审。在每次检查后根据评级结果给予外资银行一个综合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
（五）进一步明确外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使外资银行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减少金融风险。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我国可在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中规定，任何一家外资银行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母国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而且这种监管是建立在统一和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既能体现《巴塞尔协议》中的“母国监管”原则和“综合监管”原则，又能弥补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尤其是在外资银行设立的程序方面，应规定必须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当局的双方同意。这样就可以发现并阻止那些不稳健经营银行的跨国设立，避免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篇4
一、问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中国银行业进入后WTO时代，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境内不受地域和客户的限制开展人民币业务，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在同一环境和条件下公平竞争。但是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外资银行的强大实力和多年全球化运作经验面前，中资银行短期内不可能获得绝对占据上风的竞争优势。双方虽然在同一环境内，但是并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同时，作为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国政府的协助和支持。其多年在本土经营的网络和理念根深蒂固，是中国民众长期信赖和依靠的银行。显然在此方面，双方也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相当明显，究竟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中资银行又该在这样的对垒中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是否能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对于中资银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合理地应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入侵和挑战，不仅能使在国内市场上垄断经营多年的中资银行在“鲶鱼效应”作用下开始关注更高效、更合理的发展途径，而且理智的应对思路和方案也有利于中资银行在未来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国银行业市场上保持优势，站稳脚跟，也更有利于中资银行实施内部改革，提升内在竞争力，加速规模化，尽快走向世界，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集团。
此外双方和谐相处，还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和中国金融安全的稳定。能否处理好双方关系，将双方的优势发挥出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也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双方关系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兵临城下，中资银行大敌当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有效的竞争策略，坚决地固守阵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银行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阻挡，合作已成为必然，不如干脆摆出合作的架势，与外资银行一道重新洗牌，将目前国内的银行业市场重新分割，会使中资银行的实力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提升，扩大其市场份额。两种观点，一种是“主战”，另一种是“主和”，但无论哪种观点，其本质都在于如何使中资银行在面对外资银行挑战的情形下，尽快提升自身实力，维护中资银行利益。然而两种观点都对如何处理中外资银行关系考虑得过于片面，没有从外资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特殊形式来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正确把握中资银行在处理对待外资银行的关系上究竟选择是合作还是竞争。
单纯的正面竞争是不明智的选择，那么如果选择全面合作又如何呢？双方的确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自己竞争所必需的优势，但是又有面临丧失各自固有优势的危险。并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在合作上也不会选择全面推进。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呢？
三、问题分析
（一）基于收益成本比较模型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模式分析
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保证风险最小化，因此分析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或合作还是独资市场进入模式，一般从成本和收益方面来考察。美国学者康垂克特（F.J.Contractor）和罗润积（P.Lorange）,1991年提出了收益成本比较模式，全面地考察了决定合资或合作与独资选择的若干因素，其具体形式如下：
当[(R1+R2)+(C1+C2)]-[(R3+R4)+(C3+C4)]>(1-a)Π时，采用合资或合作方式；反之则采用独资方式。其中，R1、R2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增加的直接与间接收益，R3、R4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与间接收益，C1、C2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与间接成本，C3、C4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增加的直接与间接成本。(1-a)Π为合资或合作对方的利润分成。该模型表明，当合资或合作方式相对于独资方式所带来的净收益大于合资或合作对方的利润分成时，合资或合作方式优于独资方式，跨国公司获利，反之，实行独资方式对跨国公司更有利。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东道国企业对本土政策环境比较了解，跨国公司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关于东道国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竞争对手、产品的分销渠道以及原材料供应等信息，加上合资或合作方与当地政府比较熟悉，跨国公司就可以减少与政府间的行政摩擦，相对于独资企业来说，这些都是合资或合作企业所拥有的额外收益，即R1、R2。另一方面，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或合作，看中的就是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管理经验、国际性知名品牌以及其独特的产品，这些无形资产是跨国公司取得高额利润的优势所在，若采取合资或合作形式，东道国企业就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搭便车等形式逐渐掌握这些无形资产，因此可以说这些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减少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也即R3、R4。C1、C2可以看成是合资或合作相对于独资所降低的风险成本。因为文化差异和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采取合资或合作就可以减少这种风险，而独资的风险成本则很大。C3、C4可以认为是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或合作所提高的合作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合资或合作双方进行谈判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管理上的冲突与摩擦、决策上的不一致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决策、生产、销售。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和东道国本身环境的变化，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越丰富，对东道国的市场越了解，R1、R2就会减少，合资或合作的优势就会削弱；当跨国公司改变其生产结构，生产更具特色、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时，采取独资或控股对其更有利。根据经验分析，跨国公司进入欧美发达国家时，一般直接采用独资方式，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大体相似，且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比较熟悉；而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时，一般采用合资或合作——控股——独资这一逐步过渡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十分了解。模型中的R1、R2、R3、R4、C1、C2、C3、C4，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内发展过程中动态变化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模式数据分析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三种模式——合资、合作、独资方式的比重不断变化。中外合资实际投资比例经历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从1979年的15.57％到1987年的69.73%,再下降到2004年的27.89％。中外合作实际投资比例从1979年的84.2%一直下降到2004年的3.0％。独资实际投资比例从1979年的0.24％上升到69.11％。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模式逐渐倾向于独资。事实说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时间越长其独资化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所拥有的可以使其独资化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也验证了收益成本模型的适用性。
（三）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战略历程及趋势
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历程看，其发展战略一般为四步：
第一步，与中国企业建立贸易关系。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另一方面开始试探性的投资，为以后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产品与市场基础。
第二步，建立生产基地。在中国通过独资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合作、合资、兼并收购等方式，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中国欲融入世界经济的愿望、良好的投资环境，将其技术、管理、资金等优势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资源相结合，大幅度低成本生产从而适应其全球化战略。
第三步，建立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其在中国的生产基础，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中国作为其全球营销策略的一部分，其合作主要集中在销售渠道上，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增加其在中国市场中的份额。
第四步，主导垄断。不断使用其创新产品及营销手段，将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进而试图垄断或主导其所在行业的市场，形成垄断优势。
按投资方式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1月-11月）
目前多数跨国公司的战略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步，将中国从“世界工厂”的观念转变到“世界市场”，充分认识到了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说明其欲加强对在华投资的控制权和在中国市场占领行业市场主导地位的意图。独资化倾向已证明跨国公司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独立经营。只有当其市场占有量达到了一定的份额时跨国公司才可能有信心独立经营，将各种优势从合资合作企业中收回，并入到独资企业中，这就证明了其处于第三阶段的后期，并将逐步向第四阶段即主导垄断阶段过渡。
（四）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趋势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模式变化验证了收益成本比较模型的适用性与正确性，外资银行是提供以货币为载体的并提供金融服务的跨国金融百货公司，属于服务型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必然会体现在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上。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要经历建立贸易关系——建立生产基地——建立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主导垄断市场的战略历程，但外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这种特殊的服务性跨国公司，其金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不可分离的，因而其进入中国的策略历程不可能从贸易开始，而是跳越一般跨国公司的前两个策略阶段，直接进入扩大市场份额的阶段。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从跨国公司发展的策略历程来看，其必然期望进入主导垄断市场的策略阶段，因而其在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上也必然要体现出跨国公司发展模式的特征，即合作、合资、参股等模式发展到控股、独资的模式上。从模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合资、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外资银行增加R1、R2，减少C1、C2，其合资或合作获得的收益将远小于模型中不等号左边的部分，收益成本模型[(R1+R2)+(C1+C2)]-[(R3+R4)+(C3+C4)]>(1-a)Π成立，所以外资银行选择合资合作是必然的。但与跨国公司发展一样，外资银行的R1、R2、R3、R4、C1、C2、C3、C4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合作一定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使外资银行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即R3、R4增加。而当中资银行的实力不断增强，其谈判能力也会显著提高，合资与合作中的摩擦也会逐渐增多，C3、C4会增加。模型中不等号左边的部分会逐步缩小，合资、合作对外资银行来说就不再是必要手段了。
四、中资银行现阶段应采取的具体策略
以上的分析已经能充分说明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策略过程，中资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采取阶段性的措施来应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扩张，在不断发展自己的基础上与其竞争。长期来看，中资银行应该选择阶段性而不是从一而终的策略，首先选择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策略，在合作中保持竞争意识和观念，防止最终变成外资银行的傀儡和入侵中国金融市场的工具。随后在成熟的时机选择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策略。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以合作为主才能真正从外资银行那里学到国际化的理念来培养自身竞争力，为后期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与外资银行建立审慎的战略联盟
通过战略联盟,中资银行可以获得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有助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中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合作时,不能因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盲目决定,而要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应该看欲参股的外资银行战略目标是否与自己一致;其次,要注意外资银行的性质,由于境外商业银行、境外投资银行和国际政策性银行的性质和战略目标存在差异,中资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的外资银行;再次,对于合作双方由于国情不同而出现的非原则性问题,应本着的原则,但对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要求应予以拒绝,不可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降低标准、放弃原则。中资银行要明确战略合作的目的是最终实现长远的自我提升与飞跃，不是仅仅获得当前合作所得的利益而放弃后期的发展。
（二）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金融业开放的主要障碍在于银行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能否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既关系到中资银行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开放金融服务后国内银行能否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问题。“中资银行应加强内部监管和制约机制、强化贷款评估、审查和监督机制,以保障贷款的安全,减少不良贷款发生的比例。在不良资产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合作要利用其成熟的处理方法，充分改善中资银行的资产结构。”要在风险控制、财务管理、人事激励、业务流程、信息科技等方面进行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此同时,组织有条件的银行尽快上市。2001年,中国银行成功地重组了香港中银集团。2003年底,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促其进行股份制改造。2004年9月21日建行股份挂牌,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内地和香港同时“A+H”上市，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中，中资银行要充分借鉴其混业经营和海外分支机构庞大的优势，顺利实现在海外上市与实力扩张。
（三）加强市场营销
中资银行营销战略的现实选择是:以“精致”营销取代“粗放”营销;以“动态”营销取代“静态”营销;以市场开发取代市场占有。首先,从各个角度进行市场细分,根据经济发展、客户需求、自身实力等因素选定和培育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其次,保住重点客户,在我国20%的人群占有约80%的银行储蓄,所以重点客户对银行的利润非常关键。在巩固国内客户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发挥外资银行海外机构众多的优势，将中资银行的营销触角渗透到海外市场，借助外资银行的实力建立在海外市场的经营网络。
（四）推动金融创新,实现银行经营多元化
能否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具有个性化产品的能力,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差距所在。中资银行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积极开发零售业务;适时开展金融创新,推出市场需要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商品。
（五）提高信息技术在银行业中的运用
21世纪的金融业要求金融业务与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中资银行已经在电子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国际金融行业新技术在不断更新发展,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技术方面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处于相对的劣势地位。中资银行要在合作中谋求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协助自身提高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加快信息技术的运用,形成以电子技术和信息为支撑的电子化银行系统,从而实现业务处理自动化、综合管理信息化和银行业务网络化。
总之，中外资银行选择合作或者竞争的根本出发点是自身利益，即无论选择合作或者是竞争，都要获取最大化利益，这也是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考虑的最基本问题。但是中资银行必须明确，合作的目的是学习、吸收外资银行积累的专业技术及银行业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在未来的20年，合作性竞争的局面将从目前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格局，逐渐转变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状态。中资银行在抓住机遇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外资银行参与合作只是其次佳选择，最终还是要争夺市场主导地位。作为中资银行应逐步提升自身实力，锻造有价值的核心竞争力，有次序地先后以合作与竞争为重心，合理地选择合作或竞争策略才是最明智的战略决策。
参考文献：
[1]蔡兴.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述评[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3).
篇5
市场准入法制的完善应该遵循国民待遇原则
在法制创制的价值取向上，应该坚持遵循世贸组织的法律原则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原则，避免对于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上给予歧视，也不应该给予特别的保护。
具体而言，应该协调中资与外资准入的具体规则。在完善现有《商业银行法》中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则上，首先应该考虑对准入的程序性规则进行详细规定，尤其是在审查与批准的具体程序规则上应该补充，诸如审查与批准的时间、许可的拒绝、许可的公告、许可机构的记录、许可的撤销等都亟待完善；其次，对于一些新型的准入问题等。只有完善了这些制度，才能协调好合理区别对待中资和外资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具体待遇问题。
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应该确保内部体系的协调
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的立法体例上，应该构建合理和协调的体例。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两种体例来选择其一：一是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基本制度进行系统化后，直接纳入《商业银行法》中；二是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系统地规定在有外资银行或者外资金融机构的专门性法律文件中。
及时克服准入制度中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存在的局限
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实体规则，仍然存在诸多缺陷，程序规则则是该领域制度建设中的相对薄弱的环节。
第一，对外资银行开业条件规则进行完善。在申请人的条件上，建议在《条例》或细则中进行如下补充规定：其一，明确何谓“金融机构”。其二，申请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明晰。
第二，规范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问题。从《条例》的规定来看，应该注意补充如下内容：其一，应该明确禁止从事非银行业务。其二，在具体业务范围的列举上应该考虑与国内商业银行法的协调，不应出现合资或外资银行比中资商业银行不仅没有更多的限制，反而有更多的优惠。
第三，健全许可费制度。针对现有的法制没有许可费方面的规则，《条例》或者实施细则应该补充如下内容：其一，许可费的征收机构；其二，许可费征收的数额要求；其三，许可费与注册登记费的区别；其四，缴纳许可费的具体程序。
第四，完善外资银行再投资与通过收购本地银行股份的规范。鉴于我国银行、保险、证券实行分业体制，监管法规尤其应注意限制外资银行机构通过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进入非银行机构中的投资。
第五，补充外资通过并购获得准资格入的规则。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银行并购问题的法律文件，因此应该通过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有关制度的完善来补救。该问题上的规则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允许外国金融机构通过收购中资银行股份的途径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其二，外国金融机构收购股份应该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查与批准。其三，可以收购中资银行股份的外国金融机构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其四，收购中资银行的股份应该不存在以下问题：妨碍或者损害中国金融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应该坚持股权平等和自愿的原则；不得损害债权人或者公众利益等。其五，收购股权的持股比例的具体限制。从各国立法惯例来看，通常应该给与适当的比例限制，因为收购的进入与新设的进入毕竟有实质性区别。在条件成熟时，最好制定专门性的银行并购法。
外资银行准入的有关程序规则存在的局限较多，今后的完善应做好如下工作：
篇6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涉及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主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
据此，我国对外资银行的金融监管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准入监管
（1）注册资本金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设立独资银行或者独资财务公司，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第七条规定“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申请人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并且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
（2）组织形式与地域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外资金融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和营业的下列金融机构：（一）总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以下简称外资银行）；（二）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以下简称外国银行分行）；（三）外国的金融机构同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以下简称合资银行）；（四）总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外资财务公司）；（五）外国的金融机构同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财务公司（以下简称合资财务公司）。”
2、业务经营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外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可以部分或者全部经营下列种类的业务：（一）外汇存款；（二）外汇放款；（三）外汇票据贴现；（四）经批准的外汇投资；（五）外汇汇款；（六）外汇担保；（七）进出口结算；（八）自营和代客户买卖外汇；（九）外币及外汇票据兑换；（十）外币信用卡付款；（十一）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二）资信调查和咨询；（十三）经批准的本币业务和其他外币业务。”
在资本金管理方面，200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条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外国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的存款等。”“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对1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的25％，但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除外。”“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者权益的40％。”“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资本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对前两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外资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外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外汇存款不得超过其境内外汇总资产的70％。对前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3]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在监管法律法规方面，虽然我国于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并同时废止了198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和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并且自1995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规章。2004年我国又对《商业银行法》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外资银行管理法规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如此，仔细研究这些条文，我们会发现这些法律条文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1、各法律条文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并未做出特别的法律规定，使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缺乏必要的基本法依据。纵观整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于2003年12月28日最新出台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法律中都没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作出特别的规定。而事实上，由于外资银行性质的特殊性，我国目前尚不可能对外资银行实行完全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应当做得更细更深入。
其次，在2004年2月1日起实施的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第八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商业银行法》上述规定没有相关的条文衔接，二者的相互关系不够明确。
2、监管的职能划分冲突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按照币种的标准来确定职能部门的。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司主管国内银行的人民币业务，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负责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的业务。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行使职能的情况看，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与银行司的协调监管问题。随着我国外汇管制的逐渐放松，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外资金融机构本币业务也要进行监管，这一监管如何与银行司本币业务监管相协调，对所有银行的本币业务进行全面综合监管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目前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总行和分行两级监管，而总行和分行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权限无明确法律规定，造成二者职责不明，在行使监管权限时弹性过大，不利于提高监管效率，也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监管冲突。
3、监管内容和手段落后
在监管内容和手段上，我国目前仍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谨慎性监管规定不足。对外资银行的检查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缺乏预防性的事前、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对外资银行定期稽查与评价制度尚未有效建立，监管措施体系不完备，事前预防、事中管理措施需要改进，事后救济的存款保险制度及紧急援助制度亟待建立。在监管手段上仍以行政监管为主。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监管方法有一个定量评级的要求，如美国监管机构依据银行的资本适应力、资产状况、管理水平、盈利能力以及流动性确立了CAMEL[4]标准；为了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管，美国还制定了包括风险管理，营业控制、符合法规要求和资产质量四个方面的ROCA[5]标准，体现了国际金融业监管的新趋势。对于这些国际上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的监管办法，我国目前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可能存在的大量违规操作行为。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过分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加之目前我国监管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不够，使外资银行的监管出现了重审批、轻监督管理的现象。某些外资银行出现了通过多存少贷的方式，把在国内的外资资金调往国外套汇套利，利用各种手段转移利润、逃避税收以及利用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等问题。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和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加大了金融风险。
二、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规定与许可制度
市场准入监管是各国对外资银行实施金融监管的第一步，对外资银行采取何种监管政策是各国对外资银行进入本国金融市场及对其进行监管的态度和政策的出发点。由于各外资银行的组织结构与布局、发展数量与质量、资本经营的能力与水平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把好市场准入关可以使东道国将那些资本经营能力较低、可能危害本国金融业稳定的外资银行拒之门外，而将符合东道国引进目的、运行稳健的外资银行引入国内，真正起到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作用。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金融业尚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既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加速了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也给我国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外资银行引进不当或监管乏力，将不可避免的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作为监管的第一道关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市场准入监管的目的就在于：其一，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将那些素质较差，有可能出现问题并损害存款人利益、金融业秩序稳定的外资银行拒之门外；其二，高瞻远瞩，合理规划。使外资银行的布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维持适当的数量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避免出现过度集中，垄断经营或者极度分散、无序竞争的不利局面。[5]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规定之分析
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原则可以总结为“限制与优惠”相结合。一方面，我国禁止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7]，外资银行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加储备金之和的40%；外资银行从我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另一方面，允许外资银行可以不同于国内银行的资金筹集办法，可以自行从国外市场筹集低利率资金在国内市场运作，并且在税收方面，也对外资银行十分优惠。这种原则在我国金融开放初期，曾经起到一些作用。但是随着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这一使得外资银行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也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合理之处。在财政税收上，外资银行所得税率均为33%，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与合资银行适用15%的所得税税率。营业税率均为8%，但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地区设立的外资银行可享受的所得税率为15%。[8]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才开始规定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都适用33%的所得税税率，但是在营业税的征收问题上，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之规定，“对经济特区（包括中国浦东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下同）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凡来源于特区内的营业收入，继续执行之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免税期满后，按8%的税率征收。”外资银行仍然享有8%的优惠税率。同时，该《通知》的第4条也规定，“1996年12月31日之前在外设立的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保险企业在1998年12月31日之前，营业税按5%征收。”这种畸中畸轻的税收政策，使得中资银行在竞争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外币经营业务部分我国对国内银行在利率、费率、外汇、汇款、开户和现金管理上，都有诸多限制条件，但外资银行却受到极少限制。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93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就指出，不赞成使用减免税收这类优惠措施，这对于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当前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直接投资市场已经形成，以“减税让利”作为竞争手段已失去效力。事实证明，作为投资刺激措施对于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外资服务型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成熟的投资所看中的条件并不是税收方面的优惠，而是整体的投资环境。健全、法制化的投资环境对外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例如，美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的税收与本国企业完全一样，但却以其健全、透明、法制化的投资环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在人民币业务经营上，外资银行又受到了许多限制。如较长时间内只在极少数地区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并且在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对客户的限制和经营规模的限制又十分严格，这被国外视为歧视政策，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也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开放。
（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许可制度
1、外资银行设立数量与国别的监管
由于外资银行分行、子行、办事处对东道国的金融秩序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对不同类型的外资银行数量的设置上予以一定的限制。截止至2003年8月，在华的184家外资银行中，以分行形式设立的就有161家，占87.5%，显然我国在引入外资银行的形式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10]如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等国完全禁止外国银行到本国开设分支机构；即使是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问题上，也对分支机构的数量有一定的限制。而在韩国，其规定同一外资银行分行在该国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我国的香港地区也规定在香港设立的外资银行不能开设分行；我国的台湾地区很长时间以来将外资银行设立区域限于高雄和台北，且只限设一家。从1990年底起，外资银行才可在台北、高雄、台中三地设立三家分行。因此我国也应参照其它各国的经验，对来自不同国家银行数量以及设立形式做出严格限制。同时，对于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的数量也应进行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外资银行的分布来看，并没有国别和数量分布限制。这就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境内的外资银行的国别分布趋于集中。二是一家银行在我国设立的分支机构过多。如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在我国设立的分行各有8家之多。外资银行如果过于集中的来自某一国家或地区，一旦这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整个外资银行业甚至是金融业的稳定。因此对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外资银行数量加以限制，可以降低被金融风暴牵连的可能性。截止2003年9月，在上海设立的57家营业性外资银行中，有8家为同城支行。[10]并且从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目的来看，外资银行的过于集中于某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利于我国吸收各国的先进管理经验，进而达到提高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的目的。另外，我国在外资银行的设立上，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分别在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作了规定，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条的条件，我国就将允许设立外资独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以及合资银行。这种在外资银行的设立上，不分经营范围，也不参照注册资金的多少一律发给相同的营业执照的做法，也将使许多银行资产优良度不同，国际信誉度不同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受同一标准的约束，这既不利于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管理，同时也使各实力不同的银行处于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状态。
2、外资银行设立地域的监管
在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处于保护本国金融业平稳发展的考虑，对外资银行在本国设立的地域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例如，东道国规定外资银行只能在首都和一些大城市开设，或指定一定的地域范围供外资银行进入。如泰国规定，外资银行只能在曼谷设立分行；印度只允许外资银行在5个城市设立分行；印度尼西亚则只允许在7个城市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因此，我国在外资银行引进的地域控制上，也应注意外资银行的引进要与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相适应。因此，要本着实事求是，按需引进的原则，对外资银行的引进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过度引进，超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从而扰乱国内金融市场秩序，给国内金融机构造成极为不利的发展环境。
在外资银行的设立布局上要做好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有关经济对外开放的梯度理论中，将我国划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外资银行的引进，在总体上应体现经济对外开放的“梯度理论”的内容，对外资银行的设立布局，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中心城市推进，而截止2001年3月，在华的181家外资银行中，上海56家，深圳25家，北京18家，广州16家，分别占到外资银行总数的31%，14%，10%和9%。东北地区相对较少，亟待发展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更是寥寥无几。在东南沿海中，作为大特区的海南省也仅有3家外资银行，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战略的需要，分布也不尽合理。目前，我国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虽然提到要鼓励外资进入西部地区，但是对于银行业这一特殊的行业却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规定和提供政策上的优惠措施。[11]因此，随着我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深入，我国的金融开放政策也应向中西部倾斜，在引进外资银行的布局上作出相应地调整，使中西部城市的金融业也能得到发展。目前，我国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虽然已经意识到金融对于西部建设的重要性，但是至今仍然缺乏相应的有效政策来扶持西部的外资银行的引入工作。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建立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以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设立在西部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做法使我国境内的外资银行的分布能够更加合理，进而达到发展中西部城市的金融业的目的。
三、完善对外资银行的市场业务监管
（一）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市场业务监管之分析
业务经营监管是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方面。而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业务经营的业绩好坏，直接关系到外资银行的生存与否;对于我国来说，对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的监管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业的稳定与安全。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外资银行事务负责人说，在中国内地有24家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20%，有7家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90%。[12]因此，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做出严格限制，是杜绝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方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外资独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可以经营以下部分或全部业务：（1）外汇存款，包括以外币表示的中国境内、境外同业存款，中国境外非同业存款，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存款，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存款，外商投资企业存款，外资金融机构对非外商投资企业放款的转存款，经批准的其它外汇存款；（2）外汇放款；（3）外汇票据贴现；（4）经批准的外汇投资；（5）外汇汇款，主要指境外汇入汇款和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人、华侨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的汇出汇款；（6）外汇担保；（7）进出口结算，指外资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办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结算和经批准的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结算以及放款项下的进口结算。
以上这些条文虽然对外资银行在华的业务进行了一个界定，但是很明显并没有对各类外资银行的具体经营范围进行划分，也没有对资信度不同银行的业务范围进行分类。前面笔者已经阐述了各外资银行由于其经营水平不同，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对于东道国金融业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外资银行经营效益的不同限定不同的经营范围，建立激励机制的经营模式，对于经营业绩好的外资银行可以允许其扩大经营范围，而对于经营业绩不良的外资银行则要缩小其原有的经营范围。这样做既可以促进各银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促使各银行不断优化自身的经营情况，又可以减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负担，保障我国金融业的安全。
（二）对外资银行实行分级牌照制度
在实行分级牌照制度方面，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见下表）的经验无疑是最值得借鉴的。新加坡在《银行业法令》、《金融管理局法令》、和《公司法令》中将外资银行分为全面性执照银行和限制性执照银行。其中，领有全面性执照的外资银行，既可以为本地居民客户，也可以为外地居民客户提供全面性的银行服务；领有限制性执照的外资银行则只能开展有限的银行服务，不得接受储蓄存款，不得接受非银行客户少于25万新元的定期存款或其它计息存款；领有岸外执照的外资银行在存款上有严格限制，对新加坡非银行客户的放款总额不得超过5000万新元。我国香港地区也把银行分为持牌银行、有限持牌银行和持牌储蓄银行三种。它规定，持牌银行且只有持牌银行可以全面经营业务，包括吸收各种存款的机构；有限制持牌银行通常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与资本市场活动为主，这类机构只可以吸收金额在50万港元以上的大额存款，但存款的期限不限；接受存款公司和有限制持牌银行均不得开立储蓄账户，也不能在香港经营支票付款与托收业务。这种做法杜绝了那些安全性较低、经营风险较大的银行涉足各种银行业务，避免了因经营不善而导致整个金融业的动荡。目前，我国对于外资银行并没有实行分级牌照经营制度，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在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对外资银行的经营年限、风险等不同，发给不同的经营牌照。
例如，对于在我国境内经营年限较长，经营业绩一贯良好的外资银行，可以发给全面性经营执照。持有全面经营执照的外资银行其经营的业务范围与国内的商业银行完全一致。对于那些进入我国经营年限较短，或经营业绩一般的外资银行，则可以发给限制性经营执照。持有这类执照的外资银行经营业务范围将受到限制。例如，不能经营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业务和小额定期存款业务。而对于一些经营风险较大的外资银行，只能发给离岸经营执照，这类银行只能从事国际结算，外汇存兑及离岸市场业务。
在发给不同经营执照的同时，还应当对牌照的申请做出具体规定。在外资银行刚进入我国时，只能领取离岸经营执照。在达到规定的经营年限后，才可以根据其信用评级状况，对符合条件的银行发给限制性经营执照。外资银行只有在持限制性经营执照的前提下，才可以申请全面性经营执照。对于那些经营状况退步，影响经营安全的银行，应当采取降低营业执照级别的方式，对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予以重新界定。实行有升降制度的分级牌照制的好处在于无论处于何种等级的银行，都不会对经营业绩和经营风险有丝毫的懈怠，都会在管理和经营上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外资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促进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进而为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服务，将离岸业务和国内业务分离，还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侵入我国金融业，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香港银行三级分类情况
类别持牌银行有限持牌银行接受存款公司
注册资本1.5亿港元1亿港元2,500万港元
存款最低期限
及数量无限制任何期限，但不得少50万亿港元不少于3个月及10万港元
利率受银行公会限制无限制无限制
实行分级银行制的好处是既可增强外资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又可促进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从而激发国内金融业的活力。当限制级别的银行为争取升格为全面经营执照银行的时候，会自主地在管理和经营上严格要求，并积极为当地经济发展作贡献，以争取升格为全面经营执照的银行；而本身已是全面经营执照的银行为了保持其牌照也会毫不松懈。同时，将离岸业务与国内业务分离，还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入侵和保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实行等级牌照制度后，机构审批的压力会大为减弱，可多批一些离岸牌照和限制牌照的银行，以控制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
（三）建立外资银行风险评级体系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国际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信用风险、国家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利率风险等。评级制度作为衡量外资银行经营业绩的尺度，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综观世界金融业监管的发展趋势，银行管理已从早期的“三性原则”（收益性、风险性、流动性）发展到现行商业银行的CAMEL体系、ROCA标准和最新推出的“BOPEC标准”[13]，提出了对银行控股公司实力和稳健性的总体、综合评价标准，规定其总资本占总资产的比率不能低于3%。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针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同时，在2004年3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新颁布了《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开始向风险监管迈进。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其它发达国家，如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针。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14]，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也需要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针，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虽然目前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也设定了8%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但这主要是针对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时的审查，缺乏平时经常性地对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以监控。此外，对资本充足率的量化指针固然重要，但还需考察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市场风险等诸多因素，以对银行经营状况、资本素质做出总体衡量评价。我国在实践中至今未引进和运用定量衡量的标准，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可能存在的违规操作行为，这也间接地提高了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系数。笔者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对外资银行的评级制度。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不仅对在华的外资银行，同时也对外资银行的母行，外资银行母国对其海外机构的支持度，监管度等做出评级。我国也引入国际通用的CAMEL和ROCA标准，对所有注册外资银行采取CAMEL评级制度，对外资银行分行则根据ROCA标准评审。在每次检查后根据评级结果给予外资银行一个综合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要上台阶，必须大量、有效的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促进了竞争，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外资银行的进入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金融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外资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业务活动，极有可能影响我国金融政策的贯彻与实施。目前许多外资银行在其母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都实行了混业经营，而我国却仍然限定禁止混业经营。在世界各国都开始修改金融法律法规，推行混业经营的时候，我国的分业经营规定显然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首先，对于外资银行而言，一方面我国坚持分业经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影响了我们对外资银行的引进；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混业经营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之前，并不会因为相关法律的束缚而放弃，相反会通过其他方式在金融集团内部实现业务经营范围的全面共享。其次对于我国的中资机构而言，由于法律禁止混业经营这就会使得中资银行因为受相关法律的束缚而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再次，在外资银行增多和业务扩大后，如果管理不善，外资金融机构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将外汇资金和利润转移到境外，这将不利于我国宏观金融调控措施的实施。
既要通过引进外资银行来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又要避免外资银行的引进给我国金融业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对国内银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我国正在努力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系列内容来实现与国际监管方式相一致的目的，但是从我国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以及风险性监管等方面来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本文无论是对市场准入监管、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还是对我国金融监管的互补制度建立的探索，都是为解决外资银行监管中的两难问题做出的尝试性探索。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水平将是我国今后金融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关于外资银行，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资银行（bankofforeigncapital）是相对于一国的国内银行而言的，即站在东道国的立场对在该国境内设立的、由外国资本组建或参与的银行机构的统称。主要包括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子公司以及合资银行等形式。狭义的外资银行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具有的法人资格的外国资本的银行。参见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本文所称的外资银行是指广义的外资银行，不仅包括外资银行分行，也包括外资银行的子行以及中外合资银行等各种形式。
[2]黄蓉：《金融业：最需改革的行业》，载《东方早报》2004年1月29日第3版。
[3]第二十四条：外国银行分行的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的存款等。第二十五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第二十六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对1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的25％，但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除外。第二十七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者权益的40％。第二十八条：独资银行、合资银行、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资本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对前两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第二十九条：外资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第三十条：外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外汇存款不得超过其境内外汇总资产的70％。对前款规定的比例，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逐步调整。
[4]美国监管机构根据银行的资本适应力、资产状况、管理水平、盈利要求及流动性，确立了CAMEL（风险管理C:capitalRequirement;A:Assetquality;M:Management;E:earnings:Liquid）标准。
[5]联储按照著名的ROCA体系对在美经营的外资银行予以评定。R指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O指业务控制（OperationalControls）,C指法规遵守（Compliance）,A指资产质量（AssertQuality）。
[6]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96页。
[7]仅上海与深圳两地外资银行可以从事一定限度内的人民币业务。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三条：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第七条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9]《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达到184家》，载《新闻晨报》2003年8月27日第二版。
[10]卫容之：《上海市银监局紧张筹建中——申城外资银行发展呈现六大战略趋势》，载《国际金融报》，2003年9月3日第2版。
[11]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水利、生态、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矿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以及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将外商投资于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的试点扩大到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对在西部地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后，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王春正，代表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2000·中国西部论坛”举行新闻会上公布的关于西部大开发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的要点。
篇7
1.假定外资参股国内银行、在国内建立分支机构(两种活动同时进行，先参股后新建，或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分别标记为A(参股)、G(建立分支结构)、A+G(参股并建立分支机构)；
2.假定东道国上限对外资银行参股的上限为θ；
3.假定国内n-1家本国银行，单位成本为c；
4.假定外资银行在国内建立成本为c的分支机构的成本为g；
5.外资银行对所参股的企业和所建立的分支机构进行技术转移是有成本的，假定使单位成本降低x的技术转移成本为：C（x）=τx2/2；（1）
6.假定市场为Cournot垄断竞争模式，产品为同质产品。
篇8
个人理财已成为国际活跃银行业务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人理财，分为面向富豪阶层的私人银行服务和面向一般富裕阶层的贵宾理财服务。前者的门槛较高，如摩根大通的私人银行服务开户金额为500万美元，瑞士银行为50万美元。2002年，汇丰亚洲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为300万美元，低于300万美元的客户交给零售银行的“卓越理财服务中心”。
2002年9月，伦敦的Datamonitor公司调查后发现，亚洲富裕人数正以每年6.3%的速度增长。中国内地的富裕人士人数增长最为迅速。相较1997年，富人人数增长了14.9%，而他们所拥有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增加了20.4%。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2001-2006年，富裕家庭净投资资产年增长率有望达到7.9%，其中中国市场的增长率为13.8%。正因如此，各主要外资银行都把个人理财业务作为自己在华业务拓展的重点。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设有“卓越理财服务中心”。加入汇丰的卓越理财，可以享受到三种特别的服务，一是可以享受汇丰专业的理财服务，二是可以获免个人账户存取款的手续费，三是可以享受全球范围所有卓越理财中心及专柜提供的便利。但是享受卓越理财服务要提供至少5万美元或等值外币的存款。汇丰对于非卓越理财的客户，提取外币现钞要支付0.25%的佣金。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设有个人理财中心。深圳本地居民只要拥有1美元或20港币，就可在该中心开设一个外币账户，而不用交纳账户管理费和最低余额费。客户可选择优先理财或综合理财服务，包括本外币储蓄业务及本外币按揭贷款业务。针对深圳及周边地区中小企业多的特点，该中心设立了商业理财中心，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理财服务。该行还设立了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回答客户关于产品、服务、账户余额以及交易记录的任何问题。渣打银行北京、广州分行也设有个人理财中心。
东亚银行也在其多个分行开有“显著理财”服务。个人理财账户的门槛为20万港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也设有贵宾理财中心。
花旗银行未设个人理财中心，而是通过贵宾服务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轰动一时的所谓“花旗银行帮助内地居民违法进行海外投资”就是一项颇具创新意义的理财服务。
二、外汇资金业务
1.外汇资本金结汇业务。FDI(外商直接投资)适用中国的资本项目管理法规，主要如《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暂行办法》、《关于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通知》等。国家外汇管理局(SAEF)有专门的一套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办法。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核定最高限额的FIEs(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内的外汇资金。入账外汇资金必须符合外汇局核定的资本金账户收入范围；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只能用于投资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开支。FIEs的注册投资以及以后增资都要通过这一专门的资本金账户管理。过去，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由外汇局逐笔审批，银行凭外汇局核准件办理结汇。2002年6月，改由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授权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局通过被授权银行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实施间接监管。
2003年1月，东京三菱银行等10家在沪外资银行，获准在上海开办审批投资项下的外汇资本金结汇业务。
2.因私购汇业务。自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允许境内居民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境(用于境外经常项目支付)限额提高为：出境时间半年以内的，每人每次可购汇等值3000美元；出境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含半年)，每人每次可购汇等值5000美元；而且，居民个人出境后超出购汇金额的经常项目消费或支出，在居民个人能够证明其确属经常项目用汇前提下，允许其回国入境后办理补购外汇手续。随着2003年6月达成的CEPA(“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诸多条款的逐步细化，特别是个人可直接申请进入香港，内地到香港的外汇流量必将大幅增长。由此，使得因私购汇业务规模快速扩大。
2002年8月，因私购汇业务全面放开。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并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中、外资银行都可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开办个人售汇业务。自此，原来由中国银行独家办理此业务的局面被打破。2003年，东亚、汇丰、花旗银行等挤入对内地居民开办的境内居民个人购汇业务。
三、外汇存贷业务
1.外汇存款。外币结构性存款是由银行提供的与利率或汇率挂钩的存款，投资者通过承受一定的利率或汇率风险来提高资金收益。即在存款期内，如果特定币种(如人民币、欧元、港币等)的特定汇率(或利率)始终在特定区间内运行，则投资者将得到较高收益；否则，投资者只能得到较低收益或不能得到收益或承担本金损失。
外币结构性存款，即提供不同程度本金保证、与汇率挂钩的结构性存款。如：99%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2.30%；98%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2.85%；97%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3.4%；96%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4.5%。也就是说，投资者选择不同本金保证的存款品种，可以在挂钩汇率达到要求时获得不同的收益。对照中国人民银行小额存款利率表，3个月定期美元存款利率仅为1.1625%，远远低于1.825%的100%本金保证存款，也仅为96%本金保证存款收益的1／4左右。
花旗银行还推出一项外汇定期存款与外汇货币期权的组合产品——优利账户。
2.外汇贷款业务。银团贷款一直是外资银行参与中国大型建设项目的主要贷款形式，且多邀请中资银行参与。2003年7月，汇丰银行及中信资本作为牵头安排银行，并由汇丰银行担任独家账簿管理人，组建了包括汇丰银行、中信嘉华银行、工商银行(亚洲)、新加坡华侨银行、荷兰合作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丰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及永亨银行等11家金融机构参加的对“天津发展”发放一笔1.1亿美元的5年期银团贷款，贷款利率为LIBOR+80BP(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80基本点)。2003年9月，法国巴黎银行作为牵头安排银行，组建了包括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中国银行昆山支行等5家银行参加对台湾长兴集团旗下的珠海长兴化工、昆山长兴电子及广州长兴电子的一笔623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
2003年，外资银行还创造出一种外汇—人民币转换贷款。2001年9月外汇利率实现市场化后，外汇存贷款利差已缩小至0.9%，仅相当于人民币存贷款利差的28%。2003年6月，美元短期贷款利率大约是2.2575%的水平，而人民币短期贷款利率为5.04%，相差2个多百分点。外资银行贷给三资企业外汇贷款，后者将之结汇成人民币，即实现了以低的外汇贷款利率借得人民币贷款。即使加上5%0的结售汇手续费(双边报价)支出，通过上述操作的成本还是要低于直接人民币贷款利率2个百分点左右。但中资银行的外汇贷款不能结汇，则不可如此操作。
四、信用卡业务
按照国外的一般经验，在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5000美元时银行卡业务发展将处于大幅增长的好时机。目前中国的沿海地区和一部分社会群体已进入这一区间。因此，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信用卡业务的主要利润来于年费收入、用卡消费手续费和透支利息收入，其中信用卡透支年息高达18.25%。而银行1年期短期贷款利率则5.31%)。以国内最大的发卡行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02年底，其牡丹卡发卡量达到7946万张，其中核心产品贷记卡66万张，比年初增长了4倍多，准贷记卡432万张；信用卡透支余额14亿元，比年初增长55%；牡丹卡直接消费额685亿元，同比增长22%；外卡收单交易额34亿元，同比增长34%。贷记卡、准贷记卡经营总收入21亿元，比上年增长28%，卡均收入达到398元，信用卡不良透支仅占3.2%。信用卡的互联互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2002年底基本上实现300个以上地市级城市各类银行卡的联网运行和跨地区使用，在100个以上城市实行各类银行卡跨行使用，在40个以上城市普及全国统一的“银联”标识卡。外资银行十分看好中国的银行卡市场。而行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卡管理条例》将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和其他外资发卡机构进入银行卡市场。
受人民币业务逐步开放的限制，外资银行只能先申请向境内公民发行外汇贷记卡和借记卡。根据国家旅游总局的测算，仅2002年，中国出境旅游者的人均花费就达到了1100~1200美元，目前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总支出已达120亿美元。国际卡业务很有潜力。目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已发行国际卡。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正加紧开展内地人民币银行卡到香港使用，香港银行亦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并在内地使用等工作，内地与香港人民币银行卡联网业务即将开通。届时，内地居民持“银联”人民币卡，可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商店的POS机上消费支付，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提取港币现钞，并在内地以人民币还款。同时，香港发行的“银联”人民币银行卡可在内地32万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POS机上刷卡消费，也可在内地5.4万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提取现金。这样，设在香港的银行就可以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并进入内地使用。
2003年，花旗银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作成立信用卡中心，同时拟经营人民币贷记卡和外币贷记卡业务。预计先由浦发银行发行花旗和浦发的联名人民币卡，然后再发行国际卡。在政策允许后，双方将会组建合资的信用卡公司。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已申请推出联名卡。
汇丰银行也在积极准备发行信用卡。东亚银行已把银行卡中心、数据中心、后期服务中心移师广州。沪、港、台的三家“上海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准备在2004年针对内地台商联合推出“上海通卡”。
五、证券及投资银行业务
1.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实施。根据QFII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资产，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商业银行获得央行批准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后，方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获得托管人资格。自2003年1月，花旗、汇丰和渣打三家外资银行获批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后，目前已有15家外资银行(东亚银行等)获得QFII托管行资格。
QFII托管银行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投资者申办QFII资格；代客托管资产组合；提供兑换外汇，人民币资金结算，证券及现金结算；监督合格资格投资者客户的投资运作；向监管机构汇报合格投资者客户的投资活动，收付汇款，兑换外汇，收取本金及指定；人民币户口的活动情况；提供财务报告服务，并遵从公布所规定的一切申报要求。
资金结算和托管的经验成为外资银行竞争潜在QFII客户的利器。汇丰银行称，汇丰是中国境内惟一提供B股结算托管服务的外资银行，汇丰在亚太区有许多机构投资者客户，而大基金一般都会倾向于用一家资金托管和清算银行。汇丰可以由目前的B股结算托管服务，扩展到A股市场。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托管服务，数次被国际权威期刊《全球托管人》(GlobalCustodian)的新兴市场服务评比给予最高评级。花旗银行是主要的跨国资产托管银行、一流的全球清算银行，以及存托凭证、和信托服务方面公认的领导者。目前，花旗银行在世界范围内向2500多个机构客户提供证券服务，托管金额超过5万亿美元。渣打银行则强调了其在亚洲共拥有16个托管中心，在中国内地，其深圳分行是深圳B股的惟一外资清算银行。
汇丰银行已夺得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高盛公司的QFII托管行业务。依照程序，QFII委托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为申请开立一个证券账户以及人民币结算资金账户，用于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资金结算。花旗银行夺得了德意志银行的QFII托管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夺得了汇丰银行的QFII托管行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则夺得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和大和证券SMBC公司的QFII托管行业务。
2.QFII业务。到2003年11月，获批QFII投资额度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将达10家，累计获批QFII额度达到17亿美元。这10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是：瑞士银行有限公司6亿美元，野村证券株式会社5000万美元，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3亿美元，高盛公司5000万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1亿美元，德意志银行2亿美元，荷兰商业银行1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5000万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有限公司5000万美元。
QFII可以在中国投资股票、债券和基金。QFII必须在3个月内将资金汇到在托管银行建立的账户中。根据外汇管理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额度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
3.不良资产管理及抵押贷款证券化。2003年11月，花旗集团旗下的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购得中国银行18亿美元巨额不良贷款组合资产，支付5~6亿美元。该不良贷款是中银香港2002年为上市准备时，转移到中银开曼公司的。中国银行的这笔贷款组合资产中，包括发放给香港和内地约450家公司的贷款。
2.003年1月，德意志银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信达公司将与德意志银行通过在境外发售资产支持债券的方式，合作处置由20个项目组成、涉及债权25.52亿元(本金总额15.88亿元、应收利息3.47亿元、催收利息6.17亿元)的一组不良资产。信达将成立一个信托机构，这个机构将运作这部分资产，以该资产作为支持发行债券，资产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将用于还本付息。信达公司将证券化后的资产处置工作分包给德意志银行，由德意志银行对资产进行处置。引入德意志银行的全球资源，包括资金、管理与技术、战略投资者等，提升资产包的价值，实现资产包后续的现金回收。根据资产回收情况，信达向德意志银行支付相关费用。资产证券化项目正式启动后，由德意志银行主持在境外发债，但价格、项目、投资者由信达和德意志银行共同商定。
4.中资企业海外融资业务。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包括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发债，都是外资银行争夺的业务。
中资企业境外上市，根据上市公司注册地的不同区分为两类：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和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是指在境内注册、境外上市的公司，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是指在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通常又根据上市地点将其称为H股(香港)、N股(纽约)、L股(伦敦)和S股(新加坡)等。在港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通常称为红筹股——意即公司的利润规模上有超常规的增长。两类境外上市公司的共同特点都是上市在境外，营运主体、业务收入主要在内地(中银香港等是例外)。
1993年7月15日，第一家H股青岛啤酒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此后经历了1994年、1997年、2000年、2002年四个国有企业境外上市。截至2003年8月，共有82家境内企业(含非国有企业)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流通市值为3776.2亿元。其中，仅在香港上市的有66家，同时在香港、美国上市的有12家，同时在香港、伦敦上市的有3家，仅在美国与仅在新加坡上市的各1家。以上数据只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对于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一份2000年的统计资料认为有60余家。
六、国际结算清算业务
1.国际结算业务。信用证、托收等基本国际结算业务，外资银行都可以提供。部分外资银行利用离岸结算业务，政策的灰色地带，通过离岸账户办理国际结算，中转费用少、资金在途时间短，很有市场竞争力。
篇9
1、从个人存贷款业务来看，外资银行由于受到经营网点、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很难与中资银行相抗衡，中资银行在三五年内竞争压力不大。中外资银行账户管理费用差别见表2。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外资银行吸引的存贷款客户主要是对价格不太敏感、享受优质服务的高端个人客户。
表2中外资银行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外资银行中资银行
小额帐户管理费平均1万美元以下收50元人民币/月日均存款不满300元收3元人民币/季
本地跨行取款收费目前尚无该服务2元人民币/笔
异地取款收费30元人民币/笔取款金额0.5%，最低1元，最高50元
转帐（本地）80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笔最高5元人民币
转帐（异地）120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笔最高30元人民币
详细帐单查询50元人民币/笔无
资料来源：/special/0025220S/fbank.html，2007
2、企业存贷款业务方面
企业存贷款不仅要看服务水平，更看资金成本、长期银企关系、便捷性、限制性等综合因素。目前外资银行在贷款利息上不具有优势，且网点较少、对客户的要求和限制较中资银行高。所以，外资银行只能抢走一部分外资企业和少部分国际业务较多、看重服务水平的中资大企业。中小企业则因为外资银行门槛较高，会继续其在中资银行存贷款业务。
（二）房贷业务
房贷业务由于风险低，坏帐比例小，成为中外资抢夺的重点。
外资银行在服务质量、房贷产品种类及组合、管理体制以及风险控制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在高档住宅、别墅房贷业务上的竞争力较强。如公寓按揭贷款，中资银行只能做8成20年,外资可做到8成30年；写字楼在中资银行只能办6成10年按揭,而外资却可以放宽到8成30年。
在中低端房贷业务中，外资银行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创新产品（如渣打银行的中小企业人民币“房产抵押贷款”，通过该产品，中小企业可以住宅或商业房产作抵押，获得10年与房产价值70%等值的贷款）和优质服务。但其业务审批的效率不及中资银行。如东亚银行在上海地区对境外人士办理房贷业务需7天时间，花旗、汇丰、渣打也在8天左右。而中资银行则胜在提供的贷款品种多样，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具有品牌优势、消费者信赖优势、网点众多和与经纪公司等战略伙伴关系密切的优势。
（三）个人理财业务
人民币个人理财是向个人客户发行的以投资收益为保障的低风险产品。虽然中国的理财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潜力巨大。
外资银行的长项是理财，因成本缘故，目前锁定中国的高收入群。外资在理财方面有丰富经验和产品品牌，能为不同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产品和服务的更新期短（如花旗、汇丰、恒生等新产品的平均周期为两个月）；而中资银行将理财作为一项增值服务，品牌观念淡薄，投资品种有限，创新品种少，对客户有限制较多，对高端客户关注不够，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不同层次收入群体的理财需求，产品更新一般需要一到两年时间。2007年3月28日，上海银监局公布的在沪银行2006年中间业务收入数据显示，由于产品单一、层次较低、创新能力低，中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在下降，外资银行在上升。
中资银行的优势则在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和低廉的收费方面，既降低了经营成本，又扩大了客源，在当前国人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吸引力；外资目前只在少数大城市有营业网点，内地居民对其不甚了解，加之起点和收费较高，使许多人望而却步。截至2006年6月30日，工商银行的境内分支机及网点(包括总行)达18，038个，光大银行2006年阳光理财C计划，起始金额仅5万元人民币，有些中资银行更可低至1万元甚至几千元；而东亚银行目前内地的网点数目才30个，花旗在上海和北京的理财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5万元。
（四）信用卡业务
根据经验，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5000美元时银行卡业务将大幅增长。中国沿海地区和主要中心城市正好进入了这一区间。
但目前的外资银行还不能开展信用卡业务。一些外资纷纷采用参资入股中资银行等方式，绕开了人民币对象和地域的限制，达到熟悉国内市场的目的，为以后独立发卡作好市场、品牌及宣传等先期准备。目前国内大中城市的银联金卡工程为所有入网银行提供了共享网点和设备资源，外资银行独立发卡后可节省铺设国内网络的时间和成本，信用卡的竞争将更趋激烈。2003年，花旗银行参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作成立信用卡中心。汇丰银行参股上海银行，现已推出联名卡。中资银行也毫不示弱：招行借助北京奥运合作伙伴VISA之势发行奥运VISA信用卡，广发行正与中国人寿谈判冀望分享后者的客户资源以发行信用卡，中国平安则正申请通过平安银行发行信用卡。
二.中外资银行竞争趋势
中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竞争正在呈现新的趋势:
1、竞争区域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从目前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辐射。
2、外资银行因资本有限，所以业务扩展更多地使用快速、廉价、超地域的网络银行和电子银行，扩大在华业务范围。目前中资银行在网上银行服务方面还显不足，开展网络业务的中资银行只有50多家，各类客户只有1000多个。虽然中国银行连续几年被评为“中国最佳网上银行”，但其产品的含金量与外资银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花旗银行就是凭借其网上银行业务优势，从中资银行手里抢走了大客户——南京爱立信。
3、中外资银行的竞争从传统存贷款业向国际结算、清算、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展开。相对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上占很大优势。花旗所代表的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40%以上，中资银行只占20%左右。
4、中外资银行加紧了金融专业人才的争夺。几年前，因薪酬和晋职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曾出现过大量人才向中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移动。外资银行因文化背景及其业务规模的限制，没有过多争抢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骨干。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人才需求的增加和本地化战略的实施，外资银行可能会利用各种优厚的待遇与中资银行争抢人才，中资银行面临着第二次人才流失危机。
三.中资银行提高竞争力的途径探讨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指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其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表现为现实竞争能力和竞争潜力。竞争力强的银行表现为盈利能力强、资产质量好、资本充足率和市场占有率高。
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面对不断涌入的外资银行，要想在竞争中发展和强大，必须作好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宏观调控，创造公平环境
中资银行的收入所得税率是33%，外资银行仅为15%，营业税税率统一为8%，外资还可以减免，税费待遇不平等。过高的税赋无疑加重了中资银行的经营负担，降低了其和外资银行竞争的能力。监管部门在实施宏观调控和加强监管时，改革现行的营业税税制，大幅降低商业银行的营业税及附加税，统一中外资银行的收入所得税税率，将外资银行同样纳入管理范畴，使中外资银行在同样的监管条件和法规束缚中公平地开展竞争。
2、推进金融创新，开拓新市场，
首先，中资银行应立足现有市场，加强与重点行业、重点合作伙伴的紧密联系和深度合作，根据不同客户群的贡献度大小，提供差异化服务价格，提高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稳定客户群，扩大收入。
然后以“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及安全性”为准则，实现多功能高品位的银行卡、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贷款证券化、贷款出售、衍生金融业务等方面的创新。零售业务部门和营业部门应及时收集、汇总和反馈客户的各种需求信息，信息科技部门应及时为客户量身定做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对普遍性的新型金融产品加大宣传、推广运用的力度。
最后，针对跨国公司的需求，设计超前产品，建立对跨国公司客户营销信息的快速收集和反应机制，紧跟客户需要和市场，不断调整计划，以便在最合适的机会介入。
3、加强中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中外资银行可以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己方客户在对方所在地以外的业务发展纳入自己的服务范围；也可通过中外资银行相互参股，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维持态势（如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入股中资银行联名发行信用卡等），既增加自己的资本金，也改善了自身的经营管理，扩大了技术资源，在最短时间内提高了自身的竞争能力。
但要指出的是，中资银行应该选择可以建立长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金融机构。入股者与自己存在业务互补关系，选择对象要有志于在中国长期健康发展。
4、构建企业文化，增强核心凝聚力
近期外资银行大肆招揽人才，恒生2007年底将使内地员工数目增至1000名以上，汇丰计划今明两年招纳1000名左右员工。面对这种举动，各中资银行也加大了对金融人才的争抢。2006年底，招行在全国38所重点院校招收1450名应届毕业生，民生银行的信用卡中心一次性招揽数百人、浦发银行共招管理和专业人员储备103名。除了招聘之外，中资银行还应以适宜的激励约束机制、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从内部形成凝聚力，以保留现有人才和吸引外来人才，从精神层面推动了银行的快速稳健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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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凤阁,余敏明.中外资商业银行比较优势分析[J].学术交流,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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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流动性的监管兼顾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
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对商业银行实施流动性监管时考虑的5个因素中，除了一个因素涉及资产的变现能力外，其余四个因素均与负债流动性管理有关，包括：存款的构成及其稳定性、对利率敏感性资金的依赖程度及借入资金的频率和数量、负债结构、融资能力。
综上所述，各国监管当局都从本国实际出发对银行经营活动进行限制，要求其在维持盈利性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流动性资产或减少一定的流动性负债，同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银行增加长期负债，减少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管理的范式是一个指标体系，但流动性比例毕竟只是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预警指标，对流动性指标的监管并非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的全部，银行自身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措施才是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关键。
我国对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的相关规定
如前所述，各国对流动性的监管分成两种做法，一是法律或监管机构不规定具体的比例要求，由银行自行决定流动性比例，监管机构则对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应对政策、措施进行监管；另一种做法是法律或监管机构规定了具体的监管比例要求。
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流动性监管采取了后一种做法，《商业银行法》第39条第3款规定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第4款规定银行“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与商业银行法相同，但《商业银行法》没有对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债做出界定。2006年出台的《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中对银行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负债做了明确的解释，并要求外资银行参照适用。
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体系，在保留原流动性比例的基础上，增加了核心存款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的规定，要求分本外币同时计算考核，并对指标含义进行了解释。但总的看来，该规定仍有待细化，且只要求外资银行参照适用。
完善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建议
(一)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的缺陷
与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流动性监管国际标准和主要发达国家流动性监管具体制度规定相比，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制度存在以下三点不足：
1．单纯考核时点数，容易助长银行冒险行为。
现行监管规定一是缺乏反映外资银行不同时点的流动性指标，现有监管指标仍按月末或旬末余额考核，而未突出具体某一时点流动性考查，而巴林银行李森正是利用此一监管漏洞逃避监管，在特定考核时点上达标并不等于整个考核期内都达到流动性标准。而且单纯考核时点数必然助长被监管者的侥幸心理，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危害更大。
2．评价外资银行负债流动性管理能力的指标过少。
在法规层面，现有监管指标中流动性相关的仅有流动比率一项，而随着资产负债管理战略的出现，银行的流动性已经不仅仅是资产搭配问题，而且还体现在银行从市场获取额外资金的能力上。作为衡量银行流动性状况的指标，应成为衡量资产保值变现能力和负债充足与否的综合指标。尽管《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通过引入核心存款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建立了同时涵盖资产流动性和负债流动性的更完善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体系，但只是要求外资银行参考适用，此处监管刚性相对不足。
3．监管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够。
单纯以比率方法监管流动性的缺点是过于僵化，不够灵活，具体而言：一是其暗示不同资产负债项目的流动性可以确切决定，而忽略了当市场信心和利率、汇率等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特定资产负债流动性可能大幅波动的事实；二是比率监管本身就是一种静态分析，没有考虑银行业务的动态特性。
因此考查流动性应结合每一银行的特点，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流动性因素做出公正准确的评价。这也正是美、欧等国以定性指标分析为主的原因。
(二)入世过渡期后完善我国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的立法建议
1．督促外资银行建立完善科学的流动性预测系统，运用先进的流动性管理方法。
现阶段，银监会应督促各外资银行建立和完善适合自身特点的流动性监测系统。引导外资银行研究影响自身流动性的各项因素，并加以量化，设定合理的系数，同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科学的预测模型，使流动性预测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外资银行不仅要加强对存款流动性需求的预测，更要注重对资产流动性需求的预测，为流动性的科学管理提供可靠的保障。
此外，运用状态处理法，制定外资银行流动性应急方案。针对银行自身短期危机、银行特有的长期危机和整个银行系统的长期危机三种危机状况，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在危机状态下，要保证管理的协调性，并明确责任分工，使相关人员了解在任何一种危机状态下应采取何种措施。
2．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多种途径增加流动性供给。
为完善我国流动性监管制度，除了设计合理的监管体系外，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为银行流动性监管创造条件，并准许符合审慎监管条件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货币市场。当前我国立法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各项法律相互之间缺乏制度设计协调，使设计良好的一部法律，在现实中无法有效实施，违背了立法者初衷。因此，在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完善相应配套措施，这里主要考虑完善和发展货币市场。
3．进一步完善流动性指标考核体系，构建定性分析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以流动性比例监管为主体、银行期限缺口管理为补充的二元制流动性监管体系。
(1)在我国同母国签订的双边监管合作协议下对外资银行子行、合资银行与分行流动性监管责任明确划分。在母国与东道国签订双边监管合作协议的前提下，应当考虑外资银行子行、合资银行和分行等不同组织形式在法人资格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时的区别。具体而言，对在我国注册的外资银行子行和合资银行，应当适用我国外资银行法的有关审慎监管措施规定；而对于外资银行分行，由于其是外国法人，应由其母国监管当局在并表基础上实施监管。但考虑到母国监管当局在对银行流动性实施并表监管的困难，加之母国监管当局认可我国规则是双方签订监管合作协议的前提，故应由我国监管当局即银监会承担监管外资独资银行、合资银行以及外国银行分行流动性的责任，换言之，法定流动性比率对外资银行的三种组织形式统一适用。
(2)完善现有流动性监管比例指标。具体措施一是增加对流动性负债的考查，明确规定外资银行适用《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有关规定，正式引入核心负债监管指标，即核心负债与负债总额之比，并要求其不低于60％；二是在考核期限上实行期末余额与月平均、旬平均、周平均余额相结合的考核办法，预防和减少外资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三是引入“风险迁徙”概念，既考核外资银行某一时点上的流动性比率，又关注一个时期以来流动性水平的动态变化，坚持流动性风险水平的绝对量和相对变化两手抓，两手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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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债实行登记制度，即从国外及境内外资银行筹措并以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都在登记范围之内。境内非金融机构对外资银行的负债属于直接外债登记范围，且须实行逐笔登记，领取逐笔登记的外债登记证，并开立贷款专用帐户与还本付息帐户。
但随着《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在今年6月26日起的实施，终结了此项制度，以境内外资银行为债权人之外汇贷款合同，债务人不再需要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从今年6月26日起，境内外资银行对境内机构之外汇贷款业务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2002年12月6日的《关于实施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方式改革的通知》和有关文件办理对境内机构之外汇贷款业务。境内外资银行向境内机构发放外汇贷款按国内外汇贷款及方式管理。因此，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又向前迈了一步，其业务开展更加得心应手，这样避免了过去在某些地方的外汇管理部门实行的不透明政策，借款人往往在办理外债登记时跑上无数趟，以至耗时几个月，甚至最后没有了下文。
尽管，外资银行有了更充分依法发放贷款的权利，但是也相应有了较多的义务与要求。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方式更加灵活，监管内容更加原则。《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外汇局对境内外资银行借用外债情况和发放外汇贷款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因此，外资银行发放贷款时就应更加严格地依法办理，改变过去的一些观念。比如：“有关部门早已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举借的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和短期外债余额之和应当控制在审批部门批准的项目总投资和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以内。在差额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举借外债。超出差额的，须经原审批部门重新核定项目总投资”。但是，在执行中，外汇管理部门给出的口头答复却是，只对其中的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控制在审批部门批准的项目总投资和注册资本之间之差额以内，短期外债不适用此条。在当时的实践中，就是以外管部门核发的外债登记证为准，该证就是一个权威的外债管理许可证。现在，有关部门再次重申了该条规定，很显然，不可能再以外管部门的口头答复来作为其执行的依据了。毕竟，当时还有外管局核发的外债登记证为有效依据。将来，外资银行在贯彻执行有关规定时必须以书面文件为依据，否则，可能构成违规。
二、贷款协议中应注意的条款
外资银行的贷款协议除了一般商业银行贷款协议应具备的内容外，还要具备因其外资银行遵循国际惯例而形成的特殊条款。我认为，在设计外资银行贷款协议时应注意如下几条：
第一，为保障外资银行利益，恰当的设计贷款的先决条件。一般而言，协议签订后，借款人享有选择提款的权利，而贷款人却负有协议签订后随时提供协议下承诺贷出款项的义务。因此，设计贷款的先决条件，目的在于实现法律上的平衡，对贷款人给予必要的补救措施。只有在借款人满足先决条件之后，才有提取贷款的权利。先决条件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贷款协议中全部义务的先决条件。如：董事会决议、提供贷款卡、公司成立文件等；第二部分是借款人提取除第一次提款之外的其余贷款金额时所应满足的条件，如：陈述和保证内容依然正确，没有发生违约事件等。另外在贷款协议中一般会约定先决条件的实施一定要取得贷款人的审查、认可。
第二，陈述与保证条款。即借款人对与借贷有关的事实，包括法律、财务和商务等状况所作出的说明，并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作出保证，或对自己承担的其他义务作出保证。该类条款大致分为两部分，其一为有关借款人法律地位以及关于合同有效性的说明与保证，其二是借款人为保证切实履行贷款协议而对其经营和财务状况所作之说明与保证。通常情况下，借款人通过陈述与保证条款向贷款人证实其真实法律地位、签约能力、合同有效性、履约能力、财务状况等，因此陈述与保证条款的内容是贷款协议赖以成立的基础。显然，违反陈述与保证条款将构成典型的违约事件，因为，借款人对有关贷款事实所作的陈述，以及对陈述的真实性所承担的保证，是贷款协议赖以成立、生效和履行的基础。如果借款人的陈述与保证隐瞒事实、不真实、虚假，势必增加贷款人回收本金、获取利息的风险。因此，一般应认为借款人违反陈述与保证构成重要之违约事项。但是，由于陈述与保证的内容往往过于宽泛，很容易导致借款人违反。因此，贷款协议应规定，只有在严重违反陈述与保证时或该违反导致借款人履行贷款协议下之还款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时，借款人才构成违约事件。这样的规定是显然有益的，既维护了借款人的利益，又能保障贷款人正确行使权利。
第三，违约事件条款是贷款协议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一般违约事件条款规定在借款人的行为构成违约时，贷款人有权宣布解除合同并对贷款人业已发放的款项宣布立即到期，因而，无论对于借款人还是贷款人而言，违约事件的具体条款对于双方权益都非常重要。但是贷款人一般在谈判中占有相对优越的谈判地位，其条款通常要求尽可能详尽，篇幅较大，规定也非常细致。这无疑对保障贷款人权益有积极意义。
三、律师在外资银行贷款中之作用
由于外资银行进驻中国对中国法律了解较少，多依赖于国际惯例和境外经验。外资银行在贷款操作中的通常做法：贷款协议所必备的法律文件、资料，由律师楼的专业律师审核、起草贷款协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以保障银行贷款的合法性、有效性。因此，律师在外资银行贷款中可以以其专业知识发挥以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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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银行业务的跨国化增强了经营风险，也增大了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11日起，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按照入世承诺，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银行业将经历一个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调整阶段。但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何改善和加强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监管，控制外资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面前需要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国际外资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拥有比较健全发达的银行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渊源各不相同，各国纷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银行监管体制。通过研究美国、英国、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业风险监管的经验，对我国建立符合新开放时期的现代化银行监管制度是不无裨益的。
1、英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1）比率风险监管体系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所谓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监管措施、价值评估的综合体系，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FSA参照COMELB指标和COM指标对银行进行风险初步测评。COMELB指标包括资本、资产、市场风险、盈利、债务、业务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组织、管理三个方面。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如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成立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信用领域进行检查；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及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等。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2）习惯法
在立法方面，尽管在欧共体各国的中央银行中，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较差，但它却在银行监督方面比之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英国，法律常由“习惯法”替代，金融管理机构与信贷机构间的关系更多地使用“道义劝说”或“君子协定”原则来理顺，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方式。70年代以来，英国已正式结束了银行业的“自我管制”状态，代之以用法律的形式对银行实施管制，外国银行机构也不例外。“1979年银行法”生效后，管理走向正规化，但是对大型银行的管理仍沿用传统方法，很少采取强制性措施。目前英国管制外国银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1987年银行法》、1971年《竞争和信用管制条例》等。
2、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
（1）双重评估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状况和流动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在美国通货监理署（OCC）现行的监管体系中，骆驼评级和风险评级是两个并行的体系，他们一起构成风险监管的整体方法，二者之间有一些区别。camels是对历史形成的存量也就是运行结果进行评价，风险监管（评级）是对经营过程的控制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前者出现的背景主要是针对信用风险，后者主要针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
（2）var（valueatrisk）风险测定方法
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风险监管的实质是重视对过程控制的评价。（3）争取实现统一立法
在立法方面，当前各国银行目睹并经历了不断加剧的银行国际化分支运作，银行界也在呼唤着实施统一的国际化资本法规，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国际银行操作环境。美国的立法机构已经单边制定了两个法规，即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规》（IBA）和1991年的《外国银行的强化监控法规》。《国际银行法规》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其目的在于让大量的外国银行受到类似于美国国内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并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银行机构间的竞争。
二、巴塞尔协议体系给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带来的影响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设定了资本充足率。通过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业监管机关可以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及风险资产的监管，也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有了量的标准。加上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监管等。
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资本协议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此次协议被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包括欧洲银行界在内的国际银行界对新资本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风险的范围在协议中不断扩充：从信用风险到市场风险，进而又涵盖了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名誉风险等其他风险。这是监管当局对日趋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的必要应对，是走向全面而准确监管的步伐。
作为国际银行界的监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风险管理提出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为将来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监管指明了方向。内部评级法比标准法更能敏感地反映信用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商业银行要在资产组合层面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并相应地进行经济资本配置。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将在新协议影响下面临不同的选择路径。这种选择也将对未来若干年内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概括而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为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标准，为银行业风险有效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议及其补充文件倡导的原则和方法对银行业的监管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规范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并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指导蓝本和实践框架。
三、国际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完善我国的外资银行准入制度，选择资本雄厚，经营业绩、资产状况良好，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丰富管理经验、良好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具有先进的IT技术和国际网络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高素质的外资银行大都资金雄厚，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管理先进、控制经营风险的能力强，能够做到稳健经营。且资信较好，能遵守法规，注重公平竞争，重视自身市场形象。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二，充分考虑中外资银行的差别。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金融体系构建进程，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在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各异。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风险监管指标的制定和监管某些选择方面，要根据各个银行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灵活度大的方案，进行分类监管。同时，在逐步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也不再仅限于信用风险，而是要迎接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等来自各方的考验。因此，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应具有预见性，充分考虑到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为未来银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留有足够空间，不至于使监管法规陷入被动的境地。
第三，加强科学的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化研究。外部监管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相结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由对抗型向协作型的转变，是银行监管的趋势。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建立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的必要，也是确保监管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作业调控、遵守法规、资产质量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第四，完善与健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参考国际监管经验可以看到先进的监管体制离不开成熟的法规的配合。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专门性规范。面对开放时期可能的外资银行数量激增，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参考文献】
[1]王卫东：现代银行全面风险管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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