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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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财产含义的界定

关于营业一词，最初用于大陆法系国家制定的商法典中，我国因为没有制定商法典，就没有明确规定营业制度。在商法理论界，有学者认为，护营业“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为主观意义，指营业活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连续的、有计划的、同种类的活动(行为);一为客观意义，指营业财产，即供进行营业活动之用的有组织的一切财产以及在营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价值的事实关系的总体。这主要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认识营业。营业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是以有组织的营业财产为基础的，而营业组织也由于营业活动而不断达到更高的程度可见主观意义上的营业和客观意义上的营业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在我国没有制定商法典的背景下，营业与营业财产的概念使用难免发生混乱，其实从国内学者对营业含义的界定来看，客观意义上的营业就是指我们所说的营业财产。营业就其概念而言主要是指能够实现营利目的的各项财产以及事实关系的集合体。这样我们应当把营业财产和主观意义上的营业区分开来，让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存在。

二、营业财产的性质与特征

从性质上来说，营业财产具有集合性而成为独立的客体，营业财产由无形要素和有形要素构成，其中每一种要素又包含多种构成要素。作为商法特有的一个概念来说，营业财产具有白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营业财产具有有机整体性。即”为了一定的营业日的而有机组织起来的、具有生产活力的财产的总和在物的财产上加营业活动必不可少的事实关系”，展现出”实际上比构成营业的财产的总和有更大的价值”这也就体现了营业财产不同与传统民法财产的有机整体性。

第二，营业财产具有可变性。营业财产的范围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公司或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可以增加或减少这些营业财产，但这种增加或减少并不影响营业资产的独立性。

第三，营业财产具有权属的可控制性。无论这种资源的表现形式如何，无论是否最后能载入资产负债表，无论是否是有形财产，凡企业可控制的资源，都可纳入营业财产。

第四，营业财产具有权属的可转让性。营业资产在整体卜，属于企业可控制的经济资源，具有财产权利的属性范畴。依照财产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营业财产权利人有权处置该财产口

三、营业财产的构成

由于我国没有明确规定营业财产制度，对于怎样界定营业财产的构成，学术界没有形成定论。谢怀拭先生的观点认为营业财产包括积极财产(资产)与消极财产(负债)，如各种不动产、动产、无形财产、债权等，另外还包括专有技术(1l1loW一How)、信誉、顾客关系、销售渠道、地理位置、创业年代等在内的所谓”事实关系”这种观点成为国内的主流观点。借鉴主流观点，笔者认为营业财产的构成要素包括四个，即积极构成、消极构成、在营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价值的事实关系和人力资本。积极构成是指营业财产必须具备的构成要素，消极构成是指不得具备的构成要素。其中，积极构成要素分为有形构成和无形构成。有形构成是指那些能被人看的见摸得着的要素，主要包括:1.公司、企业的一些机器、设备、器材和原材料等。2‘公司、企业生产制造的待销售的产品。3.公司、企业的建筑物，如土地使用权和作为其经营场所的建筑物的所有权。无形构成包括:1公司、企业的名称。2公司、企业的工业产权3.公司、企业对其营业场所的租赁权。4公司企业的顾客名单权。转贴于中国论文范文营业财产的消极构成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负债。

对于公司、企业的人力资本是否也是属于营业财产在理论界也是有争议的。现在好多学者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经济学、法学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是符合出资适格性条件的，是完全可能成为股东的出资形式的。笔者认为既然人力资本可以作为公司、企业的一种出资形式，那么他当然也是营业财产的构成部分。

四、营业财产的转让

从概念上来说，营业财产转让主要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将用于公司、企业营业的全部财产或部分重要财产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转让的活动。在转让的整体财产中，不仅含有公司、企业的一些机器、设备、器材、原材料和公司、企业生产制造的待销售的产品等动产，公司、企业的建筑物等不动产，还包括公司、企业的名称、工业产权、营业场所的租赁权、顾客名单权等无形财产。当然还包括公司、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负债。对于那些构成营业财产的事实关系如商业信誉、顾客关系、地理位置、销售渠道等内化于企业又无法用货币直接估量的财产因为和营业财产是一个整体也应当是转让的标的.作为具有人身属性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来说是不能单独转让的，但是其可以通过公司、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转让而一并转让。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和其他构成营业财产的要素结合在一体，作为一个整体转让，这也体现了营业财产转让的特殊性。

从性质上讲营业财产转让属于买卖行为，但不同于单个财产的转让。营业财产转让的客体则是一个由多方主体按照一定的资源配置组成的正在运行的整体，他的转让涉及到公司、企业的方方面面，与单个财产转让不同的是营业财产转让受让公司、企业后即可以直接营业。

五、我国营业财产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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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彩票最早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到了15世纪上半叶，这种筹款的有价证券在欧洲大陆流行起来，有的是政府主办，有的由私人发行。目前，彩票业遍布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1996年，全世界彩票销售量达1200亿美元。成为公认的“第六大产业”。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7年7月27日我国开始发行福利彩票，1994年发行体育彩票。迄今为止，通过发行彩票累计筹集社会公益金已达到572.5亿元。2001年中国的福彩、体彩两支彩票销售总额达到了289亿人民币，但这也只是相当于美国加州一年的彩票销售额。到2003年即增长到了400亿元，几十万人的从业人员，彩民人数发展迅速，目前粗略统计接近1亿人。一些业内人士估计，未来10年我国彩票市场规模有可能扩大到1000亿元。中国的彩票市场有着非常惊人的潜力。

彩票是一种建立在机会均等基础上，公平竞争的娱乐性游戏。虽然从本质上来讲彩票业并不能创造价值，但作为一种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手段彩票业已成为政府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彩票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造福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发行彩票，涉及社会福利、公共卫生、教育、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发行规模非常大，以致许多学者称其为“第二财政”。彩票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彩票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同股票、债券、基金一样，发行彩票可以持续、反复地筹措和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素有 “微笑的纳税女神”和“无痛的税收”之称。但它只反映者和彩票发行者之间潜在的可能的奖金分配关系，彩票对购买者的回报是建立在概率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经济效益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彩票是一种“或然价证券”。

彩票在我国现阶段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1998年下半年，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国债政策为主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加大公共投资支出。但从动态趋势来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自1994年以来以30%的速度急速扩张，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及与日俱增的财政信用风险。尽管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尚不算高，但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却明显偏高，且有不断攀升的趋势，中央财政正面临着严峻的债务风险。不仅如此，由行业主管部门、政策性银行发行的由政府担保的建设债券和金融债券，由于政府对其偿还存在一定的责任，因而实际上已属于“准国债”的范畴，这势必加重政府财政的风险。而要从根本上降低国债规模扩张带来的风险，发行彩票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1]

彩票的发售属于筹资性质，一般由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控制使用，支持公益事业发展，没有支付股息、债息等压力，基本上是无偿的。总之，彩票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其间接的经济效益更是瞩目：其一是可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其二是它把个人手中的闲散资金导向社会福利事业，实现了第三次分配，增强了社会稳定功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正因为彩票在财政法上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仅是一种无偿的吸纳闲散资金的渠道，并且对社会公共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政府均将彩票的发行或监管权掌握在自己手中[2]，一方面是要实现彩票制度建立的公益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彩票在私人手中，走向暴利的反面，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因而从彩票的特点来看，无一不与国家及政府作用相关，包括：政府把彩票业作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重要渠道；彩票业由政府主办；国家对彩票发行实行法律保护，并通过法律进行公众监督与检查；国家对彩票发行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彩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公认合法的地位。

虽然从游戏规则上说，人们购买彩票是基于获利目的的自愿行为，但从本质上看，发行公益彩票是政府从老百姓手里无偿地收钱，这是国家进行利益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因此发行彩票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不是由政府临时决定，而必须通过法律规定。而政府要实现有效的引导和监管也必然要采用法律的手段来规制彩票的发行。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彩票的发展除了健全的法律体系外与任何因素无关。对于彩票，很多国家都是先立法后发行。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彩票业以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彩票的经营管理，从而保证彩票业在法制轨道内健康发展。然而我国发行彩票十几年来对彩票的制作、发行、兑奖等程序以及在管理上却一直没有专门的法律，目前所依据的还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证暂行条例》、《公证程序规则》等几部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颁布的行政性规章。而且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都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对具体程序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市场经济规律及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与发展以及我国彩票业自身的发展都对彩票的规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然而在彩票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的法律空白，不能从法理上系统解释整个彩票制度。

首先是彩票的定义至今没有在法律上统一。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紧急通知》（银发[1995]330号）中对彩票的表述是：“彩票是指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填写、选择、购买并按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凭证。” 而财政部颁发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6月5日）从监管角度对彩票作了新的定义：“彩票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事前公布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现在需要一部位阶更高的法律文件给予彩票一个统一的更具权威性的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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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确保财产赔偿能够顺利推行而指定的登记造册制度。为确保赔偿对象能够真正地获得赔偿，秦汉两朝的政府机构在关于赔偿关系的登记中，也是十分严谨的，其不仅仅会登记与赔偿责任人相关的内容，还明确地记载需要赔偿受损失对象的赔偿数额。近些年考古发掘的文献资料显示，登记造册的内容往往与个人赔偿无关，绝大部分都是公共财产性质的损害赔偿。秦律中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损害公物这一事件中，与其相关的赔偿责任人、赔偿财产数目都必须有详细的登记，并且这些登记资料必须及时上缴给主管人员少内，《金布律》中有这样的记载：县、都官员负责对赔偿金额进行登记、并将赔偿者切实的赔偿数额交给负赏(偿)者，啬夫则需要将赔偿的资金数个交给其直接管理长官以及其他的冗吏，以上的行为必须由专人记载，登记工作完成之后交给少内，少内负责对相关资料进行存放、管理。

3.索缴制度。封建社会中，当时的交通运输是十分落后的，他们除了人力，只能使用牛、马等牲畜进行交通运输，一旦涉及财产赔偿的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家庭地址出现变动，距离相对较近的范围或许影响不到赔偿债务，距离较远的情况则十分有可能会导致赔偿债务无法实现。为解决这个问题，秦朝法律专门进行了规定，指出一旦官府与当事人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债务关系，那么如果后来债务人居家地点发生改变，那么为了方便两者之间债务偿还出现各种麻烦，债务关系将随机进行转移，转变为债务人与所迁入地县之间的债务关系，由其最新居住地的政府索要或者赔偿相关经济损失。换句话，就是原住地政府在行为人搬迁之后，两者就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了。

二、秦汉财产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特点

首先，秦汉赔偿法律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存在于，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中，赔偿责任是依附于刑事制裁的。这与秦汉统治时期法律诸法归为一体，将刑看做是统领诸法的社会现实决定的。鉴于此，一旦出现财产权受到意外侵害的情况，绝大部分是会对其进行论罪处罚的，通常来讲都是首先进行科处刑罚，赔偿情况则需要统治阶级进行判定之后才进行确定：情况严重的故意侵害财产犯罪，施以重刑处理，资金赔偿往往不再追究；对于绝大部分的侵害财产行为，一般都是刑事处罚与资金赔偿相结合的方式处理的，且物质上的赔偿损失基本上都是处于刑事制裁的依附位置；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会进行简单的物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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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wantstheabstract:Thegovernmentprocurementraisesthefinancialfundsuseefficiency,reducesthewaste,suppressesthecorrupteffectiveway,butthepresentourcountrydidnothavetheunificationlegaladjustment,causesthegovernmentprocurementtolacktheunificationthelegalbasis.Thisarticlemainlyproposedtwoviewsonthegovernmentprocurementlegalregime''''sconstruction:First,establishmentgovernmentprocurementfundamentallaw;second,perfectgovernmentprocurementnecessarymethod.

keyword:Theconstructionestablishesagovernment;Governmentofficepurchase;Legalregime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近几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进行统一的论证和科学的制度设计,条块分割情况十分严重,政府采购仍处于较混乱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一)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需要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如对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规定,财政部规定:“财政部负责全国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北京市规定:“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市财政局所属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海市规定:“上海市政府采购委员会是本市政府采购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审议政府采购目录、协调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采购委员会设立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工作。”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二)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有效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的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不仅每一级政府都会参与物资和劳务的采购,而且数量可观,金额巨大。但许多官员或一般公众对采购程序却知之甚少,这就给采购人员使用种种方式来操纵结果提供了可能。厂商为了销售常常采取各种利诱手段诱使采购者购买质低价高的商品,导致腐败现象发生。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增强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使政府采购过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在政府采购立法中增加惩罚欺诈行为和行贿受贿的条款,可以对腐败现象进行有效防治,从而促进政府采购过程的廉洁。

(三)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有效利用财政资金的需要

由于缺乏统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据有关专家对政府采购试点地区招标采购的情况分析,节约率普遍在10%-15%以上,部分项目达到30%-50%。对于滚存赤字已达千亿元的我国财政来说,实行政府采购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很难达到上述效果。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世界各国管理公共支出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机关使用纳税人税款和其它公共专项投资签订的买卖合同,在采购中必须对纳税人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因此,要求政府采购依据的法律、政策、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预审和评价投标的标准等都必须对社会公开,以便公众和检察、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监督。公平原则是指所有参加竞争的投标商都能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并受到同等待遇。也就是说,对所有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承包商、服务提供商等,应一视同仁,不得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但为发展本国经济,推进国内就业而歧视外国竞争者的情况除外。因为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竞争的作用,才能保证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公正原则是指评标过程中应客观公正,防止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以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政府支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在支出管理领域的最佳结合。

（二）坚持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也是各国常见的采购原则。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大幅度的节约开支,强化预算约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市场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管理效率原则要求政府经常公布招标信息,减少中间环节,及时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劳务,使财政管理从价值形态延伸到实物形态,规范支出管理,提高支出效能。

(三)坚持竞争性原则

世界各国都将竞争性原则作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政府采购的目标主要是通过促进供应商、承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最大程度的竞争来实现的,通过卖方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促使投标人提供更好的商品、服务和技术等,并且设法降低产品成本和投标报价,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政府采购的买方市场,从而使用户能以较低价格采购到质量较高的商品,实现政府采购高效率的目标。

(四)坚持合理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适度放开并有效保护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目前为止,只有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国,才按照协议的要求开放国内政府采购市场,大多数国家还只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竞争,以保护民族工业。如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国内产品优先原则,日本和其它国家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国内的政府采购市场,适当限制外国产品的数量(尤其是电子、汽车等幼稚产品),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三、政府采购需要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体现和重要依托,对政府采购进行法制化管理是对政府采购进行有效管理的主要方式。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府采购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政府采购协议》、欧盟制定的《关于货物、工程及服务采购的示范法》、世界银行实施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贷款采购指南》等。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地方和部门才开始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但至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府采购实务中,采购部门都是根据不同的采购行为,适用不同行政部门的规章、办法、规定和条例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发展,政府采购活动急需进一步规范,要求健全政府采购的统一法律制度。

首先,政府采购基本法是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政府采购的最主要依据。具体内容应包括:总则、采购方式及程序、监督、履约、纠纷的解决、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总则部分应明确规定本法的宗旨、适用范围、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政府采购的主要管理部门及其职责。采购方式及程序部分应规定采购的主要方式、其它方式及其程序。主要方式应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招标投标是一种有组织的、公开的、规范的竞争。监督部分应规定质疑和投诉,主要内容是作为公众、检察、监督机构有权对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评标标准、采购从业人员资格、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等提出质疑和投诉,以充分体现公开原则,节约财政资金。履约部分主要规定采购人员代表政府和投标人订立合同后,签约双方应如何履行合同,履行的原则、规则等。纠纷的解决主要是规定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纠纷后,是诉讼还是仲裁解决,或是采取一般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或裁或审。法律责任部分既应包括招标投标中的法律责任,又应该包括履约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既应规定招标方的责任,又应规定投标方的责任;既应规定单位的责任,又应规定直接责任人员和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

其次,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即除了政府采购基本法外,还应有与之相配套的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政府采购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等。

招标投标是政府采购中最富有竞争的一种采购方式,能给采购者带来价格低、质量高的工程、货物和服务,有利于节约国有资金,提高采购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已于2000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政府采购方面的专门法律,特别是从事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有了法律依据,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配套法律。

产品质量是政府采购质量的重要标志。被采购产品质量过硬,被采购服务优质上乘,被采购方信誉可靠,才能实现政府采购的经济、高效目标,才能达到节约财政开支,合理利用财政资金的目的。因此,产品质量法也应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合同是政府采购的法律形式,合同法也就成为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政府采购的订立过程与一般合同的订立过程不同,它不像一般合同那样完全是双方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而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过程,受公众及有关部门监督检察的过程,也是一个招标投标的竞争过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应是政府采购基本法的补充,当政府采购基本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管者的商品”,“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它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等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鼓励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而政府采购的目的就是通过政府采购促进正当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它部门法律比如国际贸易法、国际税法、公司法、行政法、刑法等法规中与政府采购有关的规定,都应属于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构成内容。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可根据政府采购基本法的规定,结合本部门、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政府采购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共同构成我国完整的统一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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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让表中，中国的确做出了一些承诺。但这些承诺，是否为美国所说的“电子支付服务”？中国的确对电子支付有一系列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否属于美国所界定的措施？因此，中国是否就“电子支付服务”作出了承诺，以及中国是否采取了美国所说的措施，成为本案的两个先决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就“电子支付服务”作出承诺，那么就不存在违反GATS条款的问题。而如果中国没有采取美国所说的措施，即使中国作出了承诺，也同样不存在违反GATS条款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中美双方发生了很大的争议，专家组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分析。通过使用条件解释的方法，专家组认定，中国就“电子支付服务”作出了承诺，但对于所谓中国所采取的措施，专家组则作出了分别认定，即美国证明了一些措施，但另外一些措施，则美国没有证明。这样，专家组所审查的是否违反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的措施，仅仅是那些美国所证明的措施。

如上所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反了GATS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款。专家组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中国的措施是否违反了市场准入条款

GATS第16条“市场准入”规定如下：1.对于通过第1条确认的服务提供方式实现的市场准入，每一成员对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条款、限制和条件。2.在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除非在其减让表中另有列明，否则一成员不得在其一地区或在其全部领土内维持或采取按如下定义的措施：（a） 无论以数量配额、垄断者、专营服务提供者的形式，还是以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b） 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c） 以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限制服务业务总数或以指定数量单位表示的服务产出总量；（d） 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要求的形式，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可雇用的、提供具体服务所必需且直接有关的自然人总数；（e） 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的措施；以及（f）以限制外国股权最高百分比或限制单个或总体外国投资总额的方式限制外国资本的参与。

服务贸易减让表将服务分为四种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本案中，美国认为中国就模式1和3，即“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作出了承诺。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是指一成员服务提供者在其境内向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这种方式是典型的“跨国界贸易型服务”。它的特点是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分处不同国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服务内容本身而言已跨越了国境。它可以没有人员、物资和资本的流动，而是通过电讯、计算机的联网实现，如一国咨询公司在本国向另一成员客户提供法律、管理、信息等专业，以及国际金融服务、国际电讯服务、视听服务等。也可以有人员或物资或资金的流动，如一国租赁公司向另一国用户提供租赁服务以及金融、运输服务等。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是指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建立商业机构（附属企业或分支机构），为所在国和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以获取报酬。包括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或，提供服务等。如一国电信公司在国外设立电信经营机构，参与所在国电信服务市场的竞争就属于“商业存在”。它的特点是服务提供者（个人、企业或经济实体）到国外开业，如投资设立合资、合作或独资的服务性企业（银行分行、饭店、零售商店、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等）。

专家组决定根据先例所确定的两步骤法，先确定中国是否就模式1和模式3作出了承诺，然后审查其是否违反了第16条。

（一）中国是否就模式1和模式3作出了承诺

1、模式1

中国减让表中的相关内容为：“部门或分部门”栏目描述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d. 所有支付和汇划服务，包括信用卡、赊账卡和贷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包括进出口结算）；“市场准入限制”栏目描述为：（1）除下列内容外，不作承诺（unbound）：-由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和转让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以及有关软件；-就（a）至（k）项所列所有活动进行咨询、中介和其他附属服务，包括资信调查和分析、投资和证券的研究和建议、关于收购的建议和关于公司重组和战略制定的建议。美方认为，就“电子支付服务”，中国作出了模式1的承诺。

专家组认为，从措辞看，中国仅就两个连字符“-”所描述的服务作出了承诺。专家组发现，此处的措辞与（k）和（l）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仅为，此处的服务提供者“suppliers”为英语复数，而（k）为英语单数“supplier”。（k）和（l）的模式1承诺为：“没有限制”（none）。专家组研究了第一个连字符中的“其他”（other）和第二个连字符中的“附属”（auxiliary）两个字的含义，认为这两类服务是指（a）至（f）之外的服务。也就是说，此处的承诺不包括（d），即本案所涉及的“电子支付服务”。专家组进一步指出，（k）和（l）属于条款解释的上下文，其措辞与模式1承诺的措辞相同，印证了模式1承诺所指向的是（k）和（l）的服务。此外，由于（k）和（l）与（d）并列，根据服务部门相互排斥的原则，也不能将这三种服务理解为相同的部门。因此，专家组认定，对于（d），中国没有做出模式1的市场准入承诺。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就“电子支付服务”作出“跨境交付”的承诺。

2、模式3

“市场准入限制”栏目描述为：（3）A.

地域限制：对于外汇业务，自加入时起，无地域限制。对于本币业务，地域限制将按下列时间表逐步取消：自加入时起，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加入后2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加入后3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和厦门；加入后4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加入后5年内，将取消所有地域限制。B.

客户：对于外汇业务：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自加入时起在中国提供服务，无客户限制。对于本币业务，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获得在中国一地区从事本币业务营业许可的外国金融机构可向位于已开放此类业务的任何其他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C.

营业许可：中国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经营的批准标准仅为审慎性的（即不含经济需求测试或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加入后5年内，应取消现在的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包括关于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措施。满足下列条件的外国金融机构允许在中国设立外国独资银行或外国独资财务公司：-

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满足下列条件的外国金融机构允许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的分行：-

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超过200亿美元。满足下列条件的外国金融机构允许在中国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中外合资财务公司：-

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从事本币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的资格如下：-

在中国营业3年，且在申请前连续2年盈利。其他，没有限制。美方认为，从2006年开始，就“电子支付服务”，中国就已经没有模式3的市场准入限制。

专家组注意到，中国在适用于外国金融机构的（d）和模式3方面作出了市场准入承诺，这一点中美双方意见一致。但在这些承诺是否限于外国金融机构，以及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是否属于外国金融机构方面，双方存在分歧。专家组通过研究“外国金融机构”的含义以及减让表的上下文，认定中国承诺中的“外国金融机构”，在银行业务方面，包含提供（a）至（f）金融服务的外国公司。因此，“外国金融机构”包含外国银行、外国金融公司以及其他外国非金融机构，包括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专家组认为，认定了其他成员的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属于“外国金融机构”，就没有必要继续审查中国是否作出了适用于非外国金融机构的外国服务提供者的（d）和模式3的承诺。随后，专家组决定审查中国现有的关于外国金融机构通过模式3提供服务的市场准入承诺。

本案中，美国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为国内人民币支付卡交易提供电子支付服务。因此，对于模式3承诺，其他成员的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的相关业务，是当地货币（人民币）业务。模式3承诺明确提到了本币业务，即在一段时间过渡期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向所有中国企业和自然人提供服务，而没有地域限制和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所服务的企业和自然人包括发卡机构、收单机构、商户、个人或公司持卡人。重要的是，模式3没有通过专营或独家服务提供者的形式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但具体提到了市场准入承诺关于外国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的资质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专家组认定，对于包括其他成员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的外国金融机构所提供的（d）项下的服务，中国作出了模式3承诺。该承诺没有服务提供者数量方面的限制，但有资质限制。因此，中国应当让其他成员的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提供商业存在进入其市场，以便在满足资质要求的条件下在中国从事本币业务。

（二）中国有关措施是否违反了GATS第16条

专家组首先对已经审查得出结论的涉案措施进行了回顾总结。专家组认为，中国的法律文件要求在中国发行的银行卡标注银联标识，并进一步要求发卡机构成为银联网络的成员及其在中国所发银行卡达到统一的商业要求和技术标准。中国要求作为全国银行卡银行间处理网络成员的所有终端（ATM机，商户处理设备和POS机）都能够接受标注银联标识的所有银行卡。中国要求收单机构标注银联标识，成为银联网络的成员，并且能够接受标注银联标识的所有银行卡。此外，中国的某些文件授权银联而不是其他的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处理某些人民币银行卡交易的结算，这些交易涉及在中国发行、在香港或澳门使用的人民币银行卡，或者在香港或澳门发行而在此两地或内地使用的人民币银行卡。但专家组没有认定的是，对于在中国国内发生的所有人民币银行卡交易，存在一项普遍的的规定，要求必须使用银联或者将银联作为电子支付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类似地，专家组没有认定的还有，对于跨地区或跨行的交易禁止使用非银联卡。专家组称，在美国所提出的六种措施中，由于专家组没有认定中国采取了“唯一提供者要求”和“跨地区/银行要求”，因此就不再审查这两种措施是否违反GATS第16条。但由于中国采取了“发卡机构要求”、“终端要求”和“收单机构要求”，并且存在“香港/澳门要求”，以下就审查这四种要求是否违反了第16条。

此外，专家组指出，由于上面已经认定中国没有作出模式1承诺，所以在这个方面，四种要求都没有违反第16条。由于中国作出了模式3承诺，所以专家组将审查四种要求是否违反了第16条。具体而言，美国认为，这四种措施通过第16条第2款（a）项所指的以“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的形式，限制了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因此专家组就根据该项进行审查。

专家组首先解释了“垄断者”（monopoly）、“专营服务提供者”（exclusive service supplier）的含义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解释了“以……形式”的含义。对于“发卡机构要求”、“终端要求”和“收单机构要求”，专家组称，虽然认定了这些措施的存在，但还存在进一步的情况。具体而言，对于“发卡机构要求”，专家组认为，法律文件并未表明作为银联成员的发卡机构不能在中国加入其他的网络，或者满足银联统一商业要求和技术标准的银行卡不得同时满足其他网络的要求。对于“终端要求”，法律文件并未表明这种终端不能同时接受标注其他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标识的银行卡，也就是这一要求并未阻碍接受通过银行间的、非银联的网络处理的银行卡。对于“收单机构要求”，法律文件并未表明收单机构不能接受通过银行间的、非银联的网络处理的银行卡。总之，专家组认为，从性质上看，这些要求并没有对电子支付服务的提供实施数量限制的限制，即没有将银联设定为“垄断者”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此外，法律文件并未表明这些要求对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实施了明确的限制，不管是以“垄断者”还是“专营服务提供者”形式出现的。因此，专家组无法认定这些措施违反了第16条第2款（a）项。

但对于“香港/澳门要求”，专家组却得出了不同结论。专家组经过详细分析后认为，这些要求以银联垄断的形式，限制了服务提供者的数量。甚至对于达到了模式3条件的其他WTO成员的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也有此项限制。因此，专家组认定，此项措施违反了第16条第2款（a）项。

二、中国的措施是否违反了国民待遇条款

GATS第17条“国民待遇”规定如下：1、对于列入减让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2、一成员可通过对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给予与其本国同类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形式上相同或不同的待遇，满足第1款的要求。3、如形式上相同或不同的待遇改变竞争条件，与任何其他成员的同类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相比，有利于该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则此类待遇应被视为较为不利的待遇。

根据先例所确定的三步骤法，专家组认为，要证明违反第17条，美国必须证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相关服务部门和服务提供方式方面，中国作出了国民待遇承诺。二、中国的措施为“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三、这些措施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所给予的待遇，较为不利于给予中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专家组将按照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专家组指出，其审查仅涉及“发卡机构要求”、“终端要求”和“收单机构要求”。对于美国所提出的六种措施中的其他措施，由于专家组没有认定中国采取了“唯一提供者要求”和“跨地区/银行要求”，因此就不再审查这两种措施是否违反GATS第17条。对于“香港/澳门要求”，以上已经认定在模式3方面违反了第16条，因此对于该措施在模式3方面是否违反第17条，专家组决定行使司法节制不予审查。但专家组会审查该措施是否违反了模式1的国民待遇承诺。

中国减让表中的相关内容与“市场准入”部分相同，即：“部门或分部门”栏目描述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d. 所有支付和汇划服务，包括信用卡、赊账卡和贷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包括进出口结算）。“国民待遇限制”栏目描述为：（1）没有限制；（3）除关于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列在市场准入栏中）外，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同外商投资企业、非中国自然人、中国自然人和中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无个案批准的限制或需要。其他，没有限制。美方的主张，就是关于以上承诺的。专家组经过详细分析，对于“三步骤法”中的前两个步骤都作出了肯定回答，即在相关服务部门和服务提供方式方面，中国作出了国民待遇承诺，且中国的措施为“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此外，专家组还顺便在这一分析部分认定，“香港/澳门要求”并未违反了模式1的国民待遇承诺。专家组随后重点分析了在“发卡机构要求”、“终端要求”和“收单机构要求”这三项措施方面，中国是否提供了较为不利的待遇。

篇6

一、法律责任概述

关于法律责任，现代法学家对它的理解主要是强调责任的可归责性和处罚性。凯尔森指出：“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我国法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论文百事通”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里澄清几个相关概念：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制裁。有法律责任不一定承担法律制裁，在主动承担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制裁。法律责任不同于法律义务。比如：在存在义务的条件下，如果义务人正确地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发生责任问题。因此，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律制裁是三个密切相关但又不能等同的概念。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的理论依据及必要性

（一）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解读法律责任的含义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经济法学者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

1、经济法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法责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被打破，并走上合作与融合，“国家之手”也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经济法责任具有鲜明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经济性是指它是国家协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责任；社会性是指这种法律责任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体现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2、社会责任的兴起促进了经济法责任的发展。经济法被视为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责任的发展将有助于社会责任的实现。以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例来探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但是，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传统公司法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不利于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建立起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如：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实现而言，政府可以采取对那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予以肯定、保护和褒奖等方式来予以推进，并设计出强有力的经济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同时，打破传统的诉讼理念，授以非股东以诉权，从而保障社会责任的实现。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产生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

根据经济法的“国家三重身份论”，国家具有三重身份，既是行政管理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还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相应地形成了行政管理权、经济管理权、国有资产所有权。其中的经济管理权是产生经济责任的重要源头。明确规定政府经济管理权的范围、行使程序，承担的相应义务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责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解决政府的低效率及寻租行为。而这种责任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局限性。由于民法和经济法的性质、价值、法治理念、调整对象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民事责任体系无法解决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的责任问题。此外在我国，行政责任的威慑力已大大减弱，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日益猖獗，原因在于行政责任处罚的乏力，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规制政府的经济行为的责任体系，这就是经济法责任。

2、经济法责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的独特性。具体来说：第一，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等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后果。（1）经济制裁的方式。包括：罚款、减少、停止或提前收回贷款、强制转移财产所有权，如征购、征用，强制转移使用权，如强制许可使用等。（2）经济行为制裁。包括：强制整顿、吊销生产许可证等。（3）经济信誉制裁。包括：通报批评、撤销荣誉称号、取消或限制从事某些经济活动资格等。第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法律后果。这主要是经济管理行为责任和制裁。其制裁方式包括：责令减、免被管理主体原来规定需上交的利润和收费；撤销摊派；停止、纠正或撤销错误或不正当干预、管理行为；限制或剥夺经济管理权等，此外，还包括经济制裁方式如赔偿损失等。

三、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一）从责任目的上来看

经济法责任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侵犯，这便使它与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有了实质上的区别。

至于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有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就是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笔者则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的个体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产品安全、公平竞争秩序和善良风俗维护等内容。

（二）从归责原则上来看

经济法律责任侧重于公平归责。公平归责原则是现代立法的产物，在经济法中广为使用，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中更是如此。

（三）从责任形式来看

限制或剥夺经营资格和经济补偿是经济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

（四）从免责条件上看

经济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无责任能力等。

四、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及局限性

法律实施机制构成有四个要素，即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实施机制。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受损害的个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却没有办法提讼，即现行法律不承认公益诉讼。

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法律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存在局限性。屡禁不止的、大量存在的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法律责任的作用是有限的，仅有惩罚是不行的。要充分认识到法律责任并不是保护法律关系不受侵犯的唯一手段和措施。

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和认识到了经济法律责任制度在保护经济法律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并已开始用“奖励”与“惩罚”并举的模式构建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

如杨紫煊教授就主张应实施奖惩制度，保护经济法律关系，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既对惩罚又对奖励做出了规定，并且均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经济法的特征之一。奖惩制度是经济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刘隆亨教授也主张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制度，并认为“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经济法规定的各种奖励措施，也是重要方法。”王全兴教授同样主张经济法责任制度与经济法奖励制度并举。

五、经济法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的完善

（一）完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

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二）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目前，经济法责任引起的诉讼一般称为经济公益诉讼。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客观存在并日益严重，虽然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公益诉讼的理念深已入人心，建立健全公益诉讼机制已是学界共识，建立独立的经济公益诉讼程序是必然之举。这样可以确保违反经济法责任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

经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第一，侵犯国有及集体所有资产的案件；第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第三，妨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案件。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或规律，其理由是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适格的原告和被告，法院也没有能力解决此类纠纷且此类纠纷也不适合法院来解决。

在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时，要借鉴共同诉讼和代表诉讼的理论，其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打破原告适格理论、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制度、奖励胜诉原告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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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校园内发生的未成年人侵权案件越来越多，未成年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何被减刑，未成年人是否真的没有“责任能力”，未成年人应否承担法律责任问题，未成年人在承担法律责任之前有什么困境，未成年人能否履行自己的法律责任以及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些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带着这些疑问，作者从律师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律责任以及未成年人这两大“主控因素”，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责任承担问题

未成年人造成伤害视情形严重情况给予一定的法律则免，这一规定是由法律自身制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法律部给未成年人开启“方便之门”，责任承担就不可能成为问题，未成年人一旦侵犯他人利益，都会被正式认定为侵权行为。但是国际上法律健全的国家都会对未成年人做出相应的保护，这种保护在一定的“适度”原则之内，如在中国古代和日耳曼的古代，就采取未成年人犯错家长替其承担责任的法律条文，到了近代则特别针对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特殊考虑其承担能力，即规定了“责任承担”问题，比如大陆法律体系和盛极一时的古罗马法律体系，而使用海洋法律体系的国家一般也会注意降低未成年人履行法律义务的标准，对其进行特殊保护，提升其受改造的空间，不过分压榨未成年人的精神与身体。正是这样的特殊优待让未成年人侵权责任承担在法律上产生了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的照顾呢？首先各个国家法律体系都认为，未成年人相比成年人心智并不成熟，存在一定的“风险判断失误”的问题，甚至在古罗马时代，认为未成年人就如同小动物一样对其侵权行为甚至不与诉讼，但是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昌明，对未成年人的认识越来越多，了解了未成年人有一定的风险认识能力，并且能够控制风险因素，只是相比于成年人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法律条文逐渐变化，将未成年人看做可以预见一般风险、可以履行一定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但法律毕竟还有人性的一面，针对未成年人确实与成年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在法律制裁上给予了酌情处理。

尤其到了现代，各个国家提出了“责任履行能力”，将保护未成年人当做是法律的标准制度之一，对未成年人做出的伤害行为进行了标准的界定，明确表述未成年人因为没有履行责任的能力，因此对一部分法律过失进行罪行减免或无罪处理，这就对受害者本身造成了困扰，因为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了侵犯，如果是成年人，这一侵权行为完全会受到法律的处理，还受害人一个公道，但未成年人却能够避免一部分的法律制裁，这对受到侵权的合法公民来说本身的不公平的。那么如何在公民受到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另一方面对公民进行合理的补偿呢，是责任承担问题当中的责任履行困难问题。

二、责任履行困难问题

校园是未成年人集中最多的地方，也是近年来发生未成年人侵权行为最多的地方，但有一部分未成年人在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这致使许多人产生了不满，如山西13名初中女学生殴打1名女学生致死，这十三名女学生的法律处理是劳教两年，第一是法不责众，第二是13名女学生属于未成年人，同样殴打人致死的“山东省肯德基组织殴打公民致死案件”主犯与从犯一应受到了相同的法律措施，主要参与人大多被处以极刑，同样在中国，同样是殴打人致死案件，处理的结果却是不同，这正是因为未成年人对自身责任履行困难造成的。

一方面未成年人对风险判断的能力过低，这导致在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后能够得到社会同情，法律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对未成年人网开一面，从而致使未成年人责任履行困难;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来源，无法自身对侵权案件进行赔偿，因此也无法履行经济承担责任，造成了责任承担困难。而从理论上看，未成年人还处于成长期，如果让他以付出青春的方式在监狱中蹉跎岁月，那么有悖于人道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怜悯，法律是不会允许这样事情发生的，因此综合上述种种未成年人履行法律责任存在一定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三、从风险分配看法律判断

未成年人以外的其他责任主体的引入无疑给未成年人致害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但是出现问题也有很多。比如如何判断未成年致害行为中其他主体承担责任？以如何来判定其承担的责任其承担责任？这些问题都是法律必须要解决的。在法律上并不能单一地规定监督人、监护人和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不法加害行为而承担责任，在处理上必须考虑监督人、监护人和父母的利益。

在有多方主体参与的情况下，在处理上让各方的利益都达到平衡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此，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就成了将未成年人不法致害的风险在受害人、未成年人、监督人、监护人、父母等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从而，如何确定风险分配就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就要保护受害人与自己责任原则之间的平衡，做到未成年人致害风险的合理分配、了解自己责任原则在未成年人致害风险分配机制中的地位、衡量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进行平衡判定、了解监督人的过失对未成年人的责任进行重新界定，总而言之要采取再平衡策略。

（一）未成年人至害风险的合理分配

前文中提到，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并且没有正常的判断合理是非问题的能力，但随着教育的升级以及科学的不断验证，未成年人并非对所有的风险问题没有判断能力，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比如我国认定18岁之前都是未成年人，但人15岁左右就有一定的是非鉴别能力，这就使未成年人致害而不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产生了不公平，但是如果拉低标准线也显得对未成年人不公平，因此如何解决未成年人法律犯罪是否受到合理制裁的矛盾，作者认为应当中合理分配至害风险入手，通俗的讲就是“过失责任”，“过失责任”法律成型于19世纪的大陆法律体系，在未成年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根据各自过失问题、社会法律体系、家庭背景情况、父母监护责任、受害人具体年龄等条件判定未成年人应当负责的法律责任，而非现在的一刀切，这就对未成年人以及受害人以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美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制裁就偏向于这一方面，不仅在审判前对未成年人进行行为智力测试，并且调查未成年人生存及家居状况，调查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无家暴等等，再结合陪审员制度给予未成年人和受害人合理的法律判定，但这样会急剧增加法律资金，造成社会负担，因此想要实施这样的法律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做后盾，但作者认为如果能够彻底解决未成年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公平法律裁定现象，这样的资源“浪费”是有必要的。

（二）责任能力问题的具体分析

责任能力问题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以及政府政策的不同，通常有不一样的裁定划分，分为大陆法律体系和海洋法律体系两种，一般来说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精神病人进行的法律特殊照顾，虽然各个地域国家的法律种类繁多，但综合来看能将责任能力问题具体归纳为二点：

第一，具体识别能力的标准，这一标准是针对孩子是否有能力判别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如1998年黑龙江省虎林市校园初中生玩具有大威力的玩具气枪至同学左眼失明的案件，在案件的裁定过程中，法官以及陪审员一致认定，未成年人张某首先没有恶意侵害同学的意图，同时不具备判定玩具气枪是否拥有杀伤力的能力，意外导致同学失明，不构成刑事犯罪，不予起诉，但其父母监管不当导致孩子无意识的伤害了他人，因此父母负监管责任，赔偿受害人全部医疗费用、营养费和后续一系列费用，但此判定原告家属认为不公平，继续上诉，但各级法院认为判定合理，始终坚持原判。

从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对责任能力划分制度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裁定标准，并且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已经形成了具体的判定方式;规定的年龄标准，即法律规定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一个法定年龄标准，在判定过程中在低于规定年龄判定为无责任能力，相反在等于或高于规定年龄的会判定完全责任能力。在许多国家都运用这一模式，比如在智利规定为（7 岁）、阿根廷规定为（10 岁）、哥伦比亚规定为（10 岁）波兰规定为（13 岁）等。在本文中已经指出，采用这一立法模式的主要优势是可简单的解决这次复杂的问题，无益于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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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征信体系经过长期的建设，可以说是比较完善和健全的，仍没能预防住次贷危机的产生，我国的征信建设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避免 同样的风险发生?美国次贷危机 的前车之鉴对建设和完善我国征信体系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加快步伐，构建 法律 体系

美国次贷危机是在有着较为发达的征信体系背景下发生 的，而我国征信事业最为关键的法律框架 至今还未搭建，征信体系还没有形成 。我国征信事业的现状是目标不明，职责不清 ，基础不实，措施乏力，仍停留在宣传阶段。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征信信息的收集仍取决于被收集对象的愿意与否，一些关键性的信息如个人收人，支付项目等，被视为个人隐私而得不到录入，致使我们的征信事业被认作弹性工作，信息来源倍受制约。虽然 企业 和个人征信系统绝非国家信用体系的全部，但它却是国家信用体系建设 的最 为重要的基石 ，所以建立健全征信法律法规势在必行。不但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我国征信事业的目标、承办主体 、涵盖范围、应用程序等等，还要通过立法明确信息被收集对象的责任和义务，辅之以必要的法律制裁措施，才能不断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责任意识，也才能保证系统录入真实、准确、全面、有效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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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责任理论发展史上呈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两个十年直至今天，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的过程，经济法理论也随基本研究素材的丰富而日益成熟。对于我国经济法制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为兴起阶段，1985年到1992年十四大为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为逐渐成熟阶段。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有关经济法的研究是从1992年之后才开始的。

作为经济法基本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责任理论也有一个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经济法制建立的最初阶段，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法学领域，经济法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兴起。在这一阶段关于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活动集中于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等方面。[1]这是由于每一门学科产生之初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本学科的立身之本上，也即从本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原理入手，并关注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与联系，这种特点在经济法领域也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这一阶段“经济法律责任”虽然偶尔会被作为一个独有的概念术语提及[2]但从整体上来看，更多的是将一般法律责任理论运用到经济法律部门中，对违反经济合同的法律责任进行论述；同时对于将刑事罚则规定入经济法规中的现象以及经济制裁有所论及。[3]经济法律责任理论尚不能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985年以后到1992年之间经济法的初步发展时期，作为这一法律部门的理论研究来说，调整对象仍然处于总论研究的核心地位，但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更多的拓展，如关于调整方法和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4]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通过对这一时期有关论文的检索可以看出，所谓的“经济法律责任”在概念上尚不甚明晰，尤其与“经济责任”相混用，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将“经济责任”作为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形式的统称。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经济责任”为核心的经济法律责任理论体系，也有人对之进行了一定总结。[6]总的来说，这个努力并未成功，由于相关其他理论进展缓慢，随后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日渐停滞下来，于是在无论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素材的日渐丰富还是理论研究得到巨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法的责任理论却相反地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有关的表述大部分是以教材中总论的一部分出现的，研究者通常是以自己的理解对这一理论加以或繁或简的诠释，整体上来说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且由于教材式论述的局限，这种阐释也是难以深入的。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无人问津，恰恰相反，也有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述也有其独到之处。[7]在此基础上，到最近四五年来，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过去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畸重与畸轻，提出要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经济法律规范中的责任问题，不是拿原有的理论来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8]同时，也有人在新的视角下对经济法责任进行了重新定位。在这样一个思路的指引下，对从第二阶段中后期开始、特别是90以来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对于认清已有的理论成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二、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认识总体上来说是随着经济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不断丰富而日渐深化的，由最初的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慢慢触及到这一新出现范畴的本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经济法其他有关理论问题如调整对象、价值理论等相比较而言，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内，责任理论并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尚不能提出一个成熟的理论，而有学者称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仍然提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也并非耸人听闻。9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教材一类的著述中，论文极为少见，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论辩，勿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自己的论述中自说自话，而没有思维的交锋，则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过来说，也应当肯定学者们在著述中对经济法责任进行阐述对于明晰这一概念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对这样诸多观点的参照、比较、分析，经济法责任在脑中的印象才渐渐丰富立体起来。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仅对经济法个分支法律规范的相应责任制度分别进行表述，而未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分析抽象，提出作为经济法律部门的一般责任理论。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一大部分的法学、财经类经济法教材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作为基础教学，这一类理论问题被放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法责任理论尚不成熟，无法提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分歧较小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2、在内涵上，关于经济法责任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指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以及法定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使有责主体必须承担的否定性的经济法后果。[9]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正常实现的保障，强调了责任对主体的不利益性；经济法责任除了因主体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产生外，还因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产生，这点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突出特征。

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者提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10]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归结为两个原因：违反经济法义务和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其中，前者存在的情形较为普遍，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机关，只要其行为违反了经济法律规范规定的所应履行的义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后者主要指政府机关行使经济法权力（经济法制全）超出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或行使经济法权利的方式、程序不当，侵犯市场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经济法利益的行为。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将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分开来表述，后面一种情形严格说来也属于未能恰当履行义务的范畴。

也有人直接以行为的违法性来定义经济法责任。如“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有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11]：“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12]这种方式是从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待经济法责任，是一般法律责任理论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具体化。是放弃了细节的斟酌而在整体上看待这样一种新型责任，将其视为一般法律责任的形式之一加以定义的。

有人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责任制”两者相统一起来，认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内容应强调角色责任和相应的、适当的激励机制。“经济责任制”制止在公有制主导的经营管理中，企事业机关单位及其内部机构、成员因角色设置及其实现，而相互承担义务和相应的享有权益的经济法律关系或制度。将经济法责任与之相统一，就是是经济法责任一反其所常被认为的“否定性”、“不利性”的特征，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法律制裁是实现责任的手段，而非法律责任本身。这种方式就将一般含义上的经济法责任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法律制裁明显地区分开来。

3、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学者们所持观点不甚一致。最为典型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13]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有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14]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15]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特征，依学者的不同表述，可以作如下归纳：

1、经济法责任是一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否定性的法律义务。

这一阐述是将经济法责任放在一般法律责任的位置，从一般角度对法律责任在经济法领域的特征加以描述。任何法律责任都是作为法律义务得以履行的保障机制存在的，与国家强制力相对应，在义务人不能自觉完成的时候转而成为法律制裁，因而典型的是对有责方利益的否定。

2、经济法责任具有惩戒和补偿双重性质，而以惩戒性质占主导地位。

由于经济法责任本质上是对被破坏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时又给予破坏者以否定性的评价，因而实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使其在一定程度的以恢复，同时对违反义务者以财产、资格等之上的惩罚，是经济法责任实现所带来的两大效益。但经济法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的突出特征就是，相对于补偿性作用而言，它的惩罚性作用具有更为突出的优势。也即作为经济法责任来说，其对经济法客体的保护重于对经济关系中具体对象的保护。因此最主要的便不在于补偿经济关系主体受的损失，而是对责任方施之惩罚，使其为这种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付出一定代价。

3、经济法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

这与经济法的性质密切相关。经济法的存在首先就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现代经济法不以国家为本位，也不以单纯的个人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主体实施了违反经法律规范的行为，给有关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同时，必然破坏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若不加以制止，必然给整个社会经济利益带来损害。经济法责任的这一特点尤其与单纯的民事责任不甚相同。由于民事法律关系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关系，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补偿向对方的经济损失。因而在对方放弃的条件下，有责方可以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对于经济法责任而言，由于有责方损害的不仅是个别相对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损及了社会共同利益，因而即便有关个别主体对这种损害行为不加以追究，有责主体仍必须承担一定责任。这与上述经济法责任的惩罚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4、另外，也有人将经济法责任的相互分离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即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内容是不相同的，如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机关与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政府机关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两种：经济侵权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

经济侵权责任指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法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经济补偿责任指政府机关在合法限度内行使职权失当，而使市场主体遭受损失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补偿责任指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特定范围内发生损害后果的场合，因此应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严格适用，不能任意类推和扩大。但总体来说，政府机关违反的义务均为程序性的义务。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多因违反实体性义务而引起，其内容包括市场主体违反由法律规定所应强行履行的经济法义务而应承担的强制履行责任、因违反经济法义务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损而应向他人承担的赔偿、补偿责任，以及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的行为情节严重而应承担的被剥夺特定权利能力的后果。

（三）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所谓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据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能够满足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就一般法律责任构成而言，通常涉及五个方面：合格主体，主体主观上有过错，主体行为违法，给对方造成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对于一般的经济法责任来说，这五个构成方面也是适用的。但经济法责任又有其独特之处。对经济法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学者们观点并无太大分歧，普遍认为：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主要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和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也包括经济组织内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及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来说，并不以存在过错为必要，相反，无过错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在经济法领域适用得尤为普遍。也正是经济法责任具备这个特点，在其归责原则上可以说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方式。经济法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不以行为违法性为必要，对于合法行为造成损害也要对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如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占用、征用或损害他人的财产时，应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许多情况下不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必要，行为人即使暂时还没有给特定人造成损害，基于其行为的违法性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这一特性，经济法责任也不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必要，因此在有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的原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时，对如何判断责任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应遵循的准则。正如上文所述，经济法责任在主观构成要件上的特点决定了适用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对违反经济义务应承担的经济法责任的归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即主要适用于政府机关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或市场主体违法造成损害，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条件时。前者以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即使行为人并无过错，也要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由于经济法在任务上的独特性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法责任的归结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

三、经济法责任存在的独立性问题

在以上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有关分歧中，最为核心、最能体现诸位学者各自观点的一个问题，当属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也即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的独立体系要求，并是否能够因此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应责任形式相区别，与之并列、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与对经济法责任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理解相一致的，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法责任理论所必然首先应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界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各有特色，难于统一，在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个问题上，也同样见仁见智。主要观点可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经济法不存在自己独有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不过是现存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16]另一类则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与传统上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有本质上的不同。后一种观点细分起来还分为以下几类：（1）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对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这三种责任的综合化、系统化的提升，是以系统的思想来对待经济法责任体系中的各种方法，认为各种方法都是这个体系中的必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17]（2）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双重性，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即经济法责任既包括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同时违反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从而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是将本法固有责任和援引他法责任包含在内的综合性的责任形式。[18]（3）认为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并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是与之相并列的另一种责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责任形式的一种。[19]从发展趋势上来说，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之外的新型责任形式的观点在经济法理论界逐渐占据优势。在2002年10月份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就经济法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守文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法有自己的法律责任及其形态，探讨经济法责任，应超越传统的部门法理论与责任理论，通过矛盾分析、关联性分析、典型分析等方法，去发现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特殊性与传统责任理论的关联以及经济法的一些特殊责任形态，从而形成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拓补，进而构成对整个法律责任理论的拓补。

诸位学者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上莫衷一是，归根到底是对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及外延认识的不同造成的，而这又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现实中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法律部门，其存在基础的完善必然意味着法学理论的更新。体现在其责任理论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新型法律责任，给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动时期，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甄别辨识，更为完善的、适应现实需要的责任理论才能够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说，公、私法的二分方法给民法与行政法的存在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民法与行政法的主体及其调整对象在主体上因此都非常明确，其责任主体也是清楚的。在为相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性质如何，都不难分辨开来。而与之相反，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单以完善牢固的公法、私法理论难以解释其存在的基础及独特的调整对象；同时，性质上的模糊导致了相关法律关系主体上的模糊，经济法究竟适用于何种主体之间的何种关系，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主体划分方式加以阐明的，这也就带来了如何以传统责任理论定义经济法主体之间责任关系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论的凝固性与滞后性，已经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了。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为我国立法者所重视，因此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立法的繁荣景象。但是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却并未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这与我国一定时期内特殊的经济制度条件是有关系的。随着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社会整体利益受到重视，经济法的存在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经济法被视为现代经济条件下公私法相融合的产物，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价值取向。在这一条件下，我们说真正的经济法律部门研究才得以建立。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经济立法工作呈现一定成果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由于调整对象范围被无限扩大，经济法一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调整与经济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楚导致相关主体理论、责任理论也难以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的独特之处不易分辨，所谓的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在概念上也是混淆不清，更毫无独立性可言；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整体利益目的日益突出，对经济法任务的认识渐次清晰，其涵盖的范围由多及少，经济法在调整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任务上与民法相区别就成为必然。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也就可以与民法上存在的责任方式有了一定的区别。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时间并不长，而法制现实的滞后作用给理论的完善带来一定阻碍，主体理论与责任理论仍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难点。责任理论的不成熟与主体理论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独特地位尚未得以完全确立，才导致对其所应适用的责任方式在是否具有独特性上受到反复讨论与质疑，而前者又受到一系列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制约，典型的就是独立的经济法主体的存在必然要求在程序法律上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程序决不会与民事程序相同，这一点在目前的立法现实中尚难以实现。由于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在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认为，一种范式一旦产生将是相对稳定的，当反例出现时人们并不是否定原有范式，而是根据原有范式对反例的出现做出解释。只有当反例足够多了，原有的范式出现了危机，科学革命才会出现，旧的范式才会被新的范式取代。[20]这也是法学领域一种新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所必经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律规范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三种传统责任形式究竟地位如何，是经济法律规范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上的责任形式，还是只是经济法规与其他法规竞合时，执法部门的援引，还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同时，不能否认由于现代社会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律制度上的应对策略也是相应增加的，这就为那些不同于旧有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可能也就不能被抹杀。但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加以抽象、概括，实现整个责任理论的“拓补”，则不能不受到现实的制约，也许只有随着这一类责任形式大量出现，明显难以为旧有责任形式所涵盖时，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的地位才能牢固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的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外延，性质与特征，以及其构成要件等理论也就可以随之得以确定，经济法的责任理论从而完成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质的飞跃。

[1]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载《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

[2]如《谈谈违反经济法的责任》，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8-9期；《对经济法律责任的管见》，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3]有关论文如：《试论我国经济合同制度的特点、作用及法律责任》，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经济合同中的赔偿责任》，载《法学》1982年第5期；《论违反经济法合同的法律责任》。在《法学季刊》1983年第2期；《试论违法经济合同的经济责任》，载《社会科学参考》1983年第24期；《浅谈经济法规中表述刑罚的方式》，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谈谈经济法规中的刑事罚则问题》，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2期；《论经济法上的制裁》，载《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7期。

[4]肖江平著：《中国经济法学术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08页。

[5]有关论文如：《论经济行政法律责任》，载《东岳丛刊》1985年第3期；《经济责任的概念及特征》，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经济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载《财苑》1986年第1期；《论经济法律责任》，载《当代财经》1988年第3期；《“经济责任”质疑》，载《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6期。

[6]如杜飞进著：《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

[7]有关论文如：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李建华：《论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载《法制与社会发肖江平、曾东红：《调整对象研究的地位演进与总论研究的进路》，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3期。

[8]相关论文如：顾功耘、刘欣哲：《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载《法学》2001年第2期；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莫智源：《迁移经济法责任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

[10]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7页。

[11]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82页。

[12]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87页。

[13]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14]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5]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16]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7]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经济法论丛（第二卷）》（徐杰主编）。

[18]吕忠梅、刘大洪著：《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67页；刘瑞复著：《经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3页。

[19]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20]王全兴著：《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第48页。

参考文献：

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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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1-119-01

选择一个能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制度方案是维护社会安全、国家稳定所必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的刑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最终大家普遍认为刑法可以较为全面的替代劳动教养制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刑法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各种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判定标准与制裁方式；其二，刑法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其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才得以实施；其三，刑法具有较高的法律从属地位，更具有广泛与强盛的法律约束力与影响力。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情况来看，刑法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效果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水平，导致了两种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发生混乱、应用价值出现偏差和刑法自身制度功能的严重下滑。除此之外，用刑法代替劳教制度还需要较高的实施成本与较为良好的实施环境。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们对于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制度方案的质疑，下面我们将通过内部逻辑、应用价值、制度功能等多个方面进行展开分析。

一、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刑法内部逻辑结构混乱

任何一项制度的正常实施都是在其内部逻辑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的，刑法也不例外。我们要想判定刑法能否代替劳动教养制度，首先就要判断其内部逻辑是否被打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刑法内部的逻辑被打乱，其不具备代替劳动教养制度的能力。

（一）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背刑法的事实基础

从处罚对象对象来看，接受劳动教养对的对象大多是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的人，或是情节较轻对的犯罪份子。若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制度的话，两者的处理对象并不存在较大差异，劳动教养并不存在制度上的缺失。另外，劳动教养制度的处罚时间为15天，刑法的拘役时间为一个月。两者虽然在时间上存在15天的差异，但在经过全面的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分析后，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并未造成制裁体系上的缺失与空白。

（二）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背刑法的制度本质

相比于劳动教养制度的管理范围而言，刑法的处理范围主要是触犯法律的行为，并不是所有的危害社会、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都要接受刑法的制裁。从法律制裁等级上来说，刑法是最为严重的惩处形式，在实际的案件处理过程中过多的使用刑法制裁会带来许多的社会不良影响。对于那些情节较轻、责任较小的本应接受劳教的对象直接采用刑法进行惩处不仅会造成管理制裁上的偏差，同时也违背了刑法的制度本质。简而言之，刑法是最后的惩处方式，其处理的犯罪等级远高于劳动教养等级。我们对不应接受刑法制裁的行为进行刑法制裁是明显的滥用刑法，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良影响，违背刑法的制度实施本质。

二、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刑法应用价值降低

刑法实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与基本人权，我们可以将此作为刑法的应用价值。但通过大量的实践数据表明，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刑法的应用价值在很大程度降低。对于惩处对象来说，采用刑法进行制裁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惩处后果，其远远超过了本应负担的责任，这有损于被惩处对象的合法权益与基本人权。另外，我们为了促使刑法较为完好的替代劳动教养制度，我们势必要降低刑法的入罪门槛。届时，会有更多的“犯罪行为”、“犯罪分子”被纳入刑法处理的范围。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会严重挤压刑法的等生存空间，增加被惩处对象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几率，为社会的不安定埋下隐患。

三、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刑法制度功能下滑

近些年来，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刑法在制度涉及过程中也引进了成本--收益模型，借此来预测制度的开展是否有效率。我们通过模型的预测，刑法代替劳动教养制度的实施效率并不理想，需要较大的司法资源投入与其他成本消耗。

（一）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较大的司法资源投入

为了实现良好的替代效果，相关专家曾指出要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其认为：投入的司法资源越多，替代效果也就越好，犯罪行为的发生几率也就会随之降低，社会也就会趋于安定，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社会资源稳定的情况下，司法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会严重影响刑法的替代效果，并不是司法资源的投入越多越好。

（二）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成果难以检测

用刑法代替劳动教养会导致成果难以检测，这主要是由于治理范围的扩大和司法资源投入的加大造成的。我们对于替代后的治理效果缺乏有效的检测机制，我们不能仅通过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来进行判断。这些依据只是表面上的问题，我们在进行效果检测时要考虑到被惩处对象内心、制度实施等方面的问题。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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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制明星广告行为的法律法规缺失

以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一直没有专门规范商品推荐者（尤其是明星）责任的规定，这是造成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泛滥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个人有虚假广告行为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①《广告法（修订送审稿）》将参与广告代言、证明、推荐的“广告其他参与者”也列为广告责任主体。②

2.明星法律意识淡薄

一些明星只是“向钱看”，法律意识淡薄。比如，2006年央视曝出SK-II化妆品中查出违禁物后，有消费者把该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刘嘉玲告上法庭，但刘嘉玲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藏秘排油茶”被查叫违规生产，但代言人郭德纲一句“责任不在我”了事。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其“星途”并未受到影响，其做广告的收益与应承担的风险明显不对称。

3.舆论监督不力

当媒体和公众的舆论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时，明星虚假代言现象就能得到有效遏制。

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人众传播具有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即大众媒体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世，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我国舆论在唤起民众抵制明星虚假代言方面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危害

1.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明星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代言产品广告，可以影响目标群体的购买选择、刺激购买欲望；现代社会多媒体融合，使广告铺天盖地涌向受众。一旦明星在广告中做虚假代言，受害的消费者就会很多。

2.不利于媒体和广告业健康发展

亮丽的明星通过现代媒体展示产品和服务，让受众享受着“广告文艺”，但当发现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时候，社会公众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不利于媒体和广告业健康发展。

国外对明星代言的规制

1.美国

在美国，明星代言的广告称为证言广告。凡是证言性质的广告，内容必须有真人真事为证，即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或服务的证人，无论是明星、名人还是专家、普通人，都必须是产品的真实使用者，否则按虚假广告处理。③美国涉及广告管理的法规很多，最主要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个人、合伙人、公司传播或者导致传播虚假广告，都要受到严厉制裁。

2.英国

英国1907年颁布的《广告法》是世界广告史上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广告法。英国独立广播局的《广告标准和实践法规》要求明星代言广告必须属实，不可因此造成误解。《交易表述法》规定，在产品广告中使用假证言，受害的消费者可向为该产品做过广告但没有表述凭证的广告代言人索赔。

3.法国

法国对广告实行事先审查制度，规定任何广告未经审查不得在媒体，这就从源头上避免了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泛滥。

完善明星代言法律规制的措施

1.在《广告法》中明确明星代言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旧版《广告法》于1994年10月27日通过，1995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旧版《广告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广告代言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旧版《广告法》第三章专门规制广告活动，但规制的主体只限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涉及明星代言广告行为的只有第二十五条，该条规定：“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他人的书面同意；使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这个规定只侧重于保护代言人“他人”（包括明星）的书面同意权，但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即使在第五章“法律责任”中也没有规定。2009年通过的《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明星在食品领域代言虚假广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只限于食品安全领域。只有在专门规制广告行为的《广告法》中明确规定明星代言的广告行为及其法律责任，才有可能从源头-规制明星虚假代言行为。让人高兴的是，新版《广告法》中对此作了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2.细化明星虚假代言责任的构成要件

虚假广告代言的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个方面，如何认定，需要法律细就像邓婕不可能检测出三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一样。很多案例表明，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实则是上了商家的当。这就更需要明确规定相关行政部门的具体职责，更好地做好广告的事前审查。

结语

明星是公众人物，应承担与其知名度相应的社会责任。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行为，通过多种现代媒体进行扩散，严重欺骗和坑害消费者，破坏社会公信，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实践证明，光靠明星自律是不行的，必须有明确规范的法律规制。我们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做法，总结我国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尽快完善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要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强化对各种虚假广告行为尤其是明星虚假代言行为的制裁，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细化、明确明星虚假代言的法律责任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完善问责机制，增加事前审查等行政监管措施，加重媒体审查义务和责任，使明星虚假代言行为既能够从源头上得到遏制，又能够在不当扩散时得到及时制止，在造成危害后果时能够得到及时制裁和救济。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http：//.cn/2009/3/2/11720090

②《工商总局：明星、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可被追究刑责》，新华网，http：//

③张龙德主编：《广告法规案例教程》，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篇12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有数的行政处罚大国。行政处罚几乎涉及行政管理各个领域，包括公安、交通、卫生、经济、文教等；绝大部分行政机关都取得了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达数百种。以北京市为例，1991年北京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处罚达800多万次，警告拘留违法行为人59．9万人次，罚款9000多万元。论文百事通全国每年的罚款数额更为可观，达数十亿元。行政处罚已成为我国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正在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行政处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近几年的事。以前，行政法律法规已有相当数量，但规定行政处罚的却很少。对违法行为的惩戒或处理，多采用行政处分或其它行政处理手段。这是很自然的。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事业单位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内部隶属关系；其次，当时对法律的认识，也与现在有相当差距。那时依靠的是党和政府的威望和号召，毋需以处罚、强制作为后盾。以后，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事业单位日益成为独立的主体，私人也开始拥有相对独立于社会、国家的经济利益，政府就不能不越来越依靠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和社会。行政处罚应运而得以发展。从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法律法规都有了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时至今日，几乎凡是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无一不有着处罚的规定。

既要加强处罚力度，又要制止违法处罚。法律法规的这一变化，反映了实践对法律责任制度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带来经济的活跃与繁荣，也必然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相应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则还来不及建立，旧的许多规则又难以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损害或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影响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违法现象也必然大量增加。执法者的注意力就很自然地转向更多地采用行之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行政处罚。毋庸讳言，行政处罚大国源于行政违法现象的普遍存在。制止违法行为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迅猛发展的巨大动因。新晨

但是，事物发展的另一方面，是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庞大，加上各种利益机制的驱动，在行政处罚领域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执法者的违法现象。因而使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使国家、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违反行政法的行为的普遍性及严重性，要求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执法者违法行为的广泛与严重，则要求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反映出社会的迫切需求：加强对我国国情和行政处罚制度的理论研究，早日制定一部适合中国情况的能同时解决上述两方面问题的行政处罚法。

二、行政处罚的性质与设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