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基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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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实现保险资金集中运用,专业管理。通过设立保险投资基金,同时设立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把各家保险公司的资金相对集中运用,减少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实现规模效益,同时,也有利于保险公司一心一意办理保险业务。

(三)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我国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是未来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其金融业的发展必然也将融入国际化的发展潮流之中。成立保险投资基金是我国市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

(四)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为国内保险公司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保险资金管理队伍,为民族保险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国外保险公司的经验表明,成功的保险公司都应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投资专业人才,通过科学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回报。同时,保险公司良好的资金管理经验和业绩也有利于保险销售业务的发展。

(五)建立保险投资基金,有利于保险险种创新。保障与投资相结合的保险应成为保险险种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一些长期性寿险险种,其主要特点是寿险与投资相结合,使被保险人既可享受寿险保障又可取得投资收益,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如香港北美人寿保险公司的“金牌计划”既是一个终身寿险保单,又是一个简单稳健的投资计划。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有三种基金,分别为高风险高收益,中等风险中等收益和低风险固定最低收益。

成立保险投资基金,使国内寿险公司开发出适合保户需求的现代非保证型产品成为可能。该产品的特点是:保户利益不事先确定,而是以寿险公司的投资业绩为基础进行调整。现代非保证型产品主要有分红保单和万能保险。分红保单采用较低的预定利率,将利率变动的风险转嫁给保单持有人,当公司收益上升时可以给予保单持有人一定的红利。万能保险是在保证寿险公司规避利率风险的同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二、建立我国保险投资基金的构想

(一)保险投资基金的设立。

保险投资基金是为满足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其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

1、基金的发起人与募集方向。国内主要保险公司应作为发起人,发起人中也可包括专门设立的保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待条件成熟时,也可由一家保险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发行保险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从基金中得到稳定的回报,而且可以通过管理基金得到丰厚的管理收入,从销售、赎回基金等业务中获得可观的中介费用。

还可考虑由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的投资机构同时作为发起人,这可以使我们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并加以借鉴。在选择国外的投资机构时应选择那些历史悠久,有丰富的保险投资基金管理经验,业绩较佳的投资机构。

2、基金的类型。应采用开放式契约型基金。国外的开放式基金是专为保险资金的投资而设立的。发行在外的基金单位可以随时根据实际需要和经营策略而增加或减少。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决定增加基金单位或决定退回基金单位。

从基金开元、金泰到目前为止,我国证券市场已有17只基金,规模已达400多亿元。特别是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市,必然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育和成长产生积极影响,这为开放式基金的设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基金的投资范围及组合。保险投资基金也属证券投资基金,其投资范围主要是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考虑到我国目前保险资金的大部分资金是存银行和买国债,因此在保险投资基金中的国债比例可适当降低,适当增加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比例。保险投资基金的资产主要应是国内股票,同时,应逐步创造条件,允许保险投资基金在海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样可以减少投资风险,获得最佳投资组合。

(二)保险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

保险公司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三方面:(1)资本金;(2)非寿险保费收入;(3)寿险保费收入。

由于资金来源不同,不同的保险投资基金对于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承受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运用时,既要寻求尽可能高的收益,又要采取适当措施准备应付未来的结构性支付。保险公司为了追求降低非系统风险和收益最大化目标,必然要求投资的广泛性,追求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使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是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使收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因此,根据经营目标和投资目标的不同,收入型基金、收入成长混合型基金、成长价值型基金及平衡型基金较适合于保险投资基金。

(1)收入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优先股或经常以现金形式分红派息的普通股,以获得最大的当期收入,并使资金本金的风险降至最低。这将使股市上经营业绩稳定、派现较多的上市公司成为首选。

(2)收入成长混合型基金:主要投资于可带来收入的证券及有成长潜力的股票,以达到控制风险基础上的既有收入又能成长的目的。这类基金一方面投资于能够分配股利的股票,同时又投资于股价波动较小的成长潜力股。

(3)平衡型基金:较成长型基金保守,较以上两种基金又表现激进,能够做到弱市抗跌、强市获利,既保证了当期收益,又兼顾成长。其投资对策较分散,既有成长股,又有业绩稳定的价值类股票。

(4)成长价值复合型基金:类似于平衡型基金,与之不同的是更注重于价值型投资。其投资对象较偏重于价值型股票,兼顾成长类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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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信托制。信托制PE是一种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制度，投资者、受托人和管理人三方基于信托关系而设立的集合投资基金。

一、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比较分析

就共性而言，三种组织模式包括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基金的组成与运作都建立在经营和保管分开的基础上，都是通过专家运作管理和组合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这三种形态的基金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不同的组织模式下所享有的控制权和承担的责任也有所不同。

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只出资，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普通合伙人负责企业的经营决策，因此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尽管对合伙人做了区分，但是有限合伙制还是未能脱离合伙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比如组织的“人和”性、管理上人治为主、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责模糊的问题、合伙企业无独立的法人资格等。与有限合伙制相比，公司制企业是一种资合性组织，具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独立法人；二是公司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三是法人治理机制。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经理执行企业事务，即给予人发挥空间，同时又建立了对人的约束机制。信托制基金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在设立、运作以及解散方面比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更加灵活，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组织结构松散，不利于控制和监督基金管理人。

股权投资基金是一种货币资本融通活动，其组织是一种资合性很强的组织，从这个角度讲，PE组织以公司制模式出现，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PE产业最成熟的美国来看，主流的PE组织模式却经历了从公司制向有限合伙制的转变，研究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PE组织模式。

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

美国PE产业主流主旨模式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公司制、子公司制和以及目前流行的有限合伙制。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公司制。由于该时期的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早期运作阶段，面临着资金回收周期长、营销和管理缺乏经验、产品适应性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给投资方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外，风险资本提供者(即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当第三方由于合同违约等原因遭到损失时，股东不负赔偿责任。随着缺陷的暴露，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子公司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出现。这类基金组织通常是大的金融机构或实体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部门，主要目的在于为其母公司提供多元化发展或创新提供帮助。由于这类基金组织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母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投资公司的利益，因此会导致基金管理者和企业家、基金公司和同公司其他基金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子公司制基金组织很难制定基金管理者的薪酬。正是这些弊端导致80年代后子公司制逐渐被有限合伙制所取代。

从公司制到子公司制，再到有限合伙制，美国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的变迁似乎说明了这些组织模式的优劣性。但是对美国PE组织模式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有限合伙制能取代公司制和子公司制，更多的得益于美国法律制度的变迁。

一是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实体地位。根据1914年美国的《统一合伙法》，合伙仅仅是各合伙成员的集合，并没有形成有别于合伙成员的新的法律实体，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仍然属于合伙成员，1976年美国对《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合伙是一个与合伙人相区别的实体”，确定了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二是引入有限责任制。在1916年、1976年1985年以及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的修订中，逐步扩大了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事务的范围。三是引入公司的法治机制。比如设立顾问委员会或是常设委员会来监督普通合伙人。四是逐步降低投资者的税负。五是有限合伙监管强化。《2001年统一有些合伙法》要求有限合伙应向有权部门申报和公布年报。六是有限合伙法独立化。七是有限合伙权益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我国仅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开发行上市。

从美国PE组织主导模式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任何有限合伙制之所以能成为主导模式，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还依赖于外部法律所赋予的优势。因此，对我国PE组织模式的选择分析应该放到具体的法律框架中讨论。

三、我国法律框架下PE组织模式的分析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股权投资基金法》，相关规范见于《合伙企业法》、《信托法》、《公司法》、《企业所得税法》等多部法律。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下，三种组织模式表现出来的优劣势也存在一些差异。

一是投资主体的限制。在发达的资本市场，比如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地区，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捐赠基金等大型机构，但是在我国，大型机构进入有限合伙制PE还存在一定得障碍。《有限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我国法律对信托制的投资主体没有规定，但是人民银行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投资’字样，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信托法》的规定，资金信托的份额不得超过200份。从上述规定来看，信托制和合伙制募集资金比之公司制要受到更多的法律限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

二是出资方式。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注资模式一般采取承诺制，即分阶段融资。由于《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的出资可以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因此有限合伙制基金在成立时不需要对承诺资本额进行验资，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比较灵活。《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这样公司制基金在成立时会有较大的现金头寸。在信托制模式中，信托资金通常一步到位，在缺乏投资项目的情况下，资金一次性到位会导致资金闲置，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当然，信托制模式中可以采用承诺制出资制度，在总额确定后，投资者依据受托人的要求分期出资到位。从募集资金的方便性和使用效率来看，承诺制下这三种组织模式不存在什么差异，但是在信托资金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很明显要优于信托制。

三是税负。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背景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都不是纳税主体，因此在税负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2007年《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给予创业投资公司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所得税额。给符合条件的公司制PE提供了减轻了税负。此外，有限合伙制下，投资者在产生资本增值或红利收益时就需要缴纳所得税，与其类似，公司制下纳税主体在产生收益时缴纳企业所得税，包括留存收益，因此，这两种组织模式下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没有递延税负的好处；相比之下，信托制下的委托人则在基金发放红利或出售基金份额时才需要缴纳所得税，利用留存收益再投资时具有递延税负的优势。

四是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来看，三种组织模式下投资者行使权利的内容和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公司制模式下，投资者不参与基金管理，但是可以通过股东会或是董事会任命并监督基金管理人。在有限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在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监督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一般设立顾问委员会。相比之下，信托制下投资者的权利比较简单。在实际操作中，信托制基金一般都由受托人发起，如果受托人没有重大过失或违法行为，委托人无法通过投票解雇受托人，投资者无法有效地监督受托人的投资决策行为，这也是信托制的一个缺陷。

五是证券账户问题。即上市账户开立问题。国外学者研究表明。IPO是收益最高的一种退出渠道(Cumming和Macintosh，2002)。但是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企业开设证券账户还没有合法化。我国《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必须持有证明中国公民身份或者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借壳”绕过该条法律限制，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条件的有限合伙制PE还是一个实质性的障碍。不仅如此，对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在银行间市场开立账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目前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出现了多种多层复合组织模式的态势，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层级的复合组织模式，即本文指出的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信托制外加其他制式的元素。以天津为例，2006年成立了信托制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加入了公司制管理机制、公司制的天津创司引入了中外合作制的投资基金和合伙制的激励机制。另一类是衍生模式，即将多个单层级结构融为一体，本文称之为“多层级结构”模式。比如船舶产业投资基金采用子母基金模式，其管理人是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特殊普通合伙)。引入特殊普通合伙人及子母基金，其主要功能在于划分政府、投资人、管理团队以及个人GP之间的权责，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典型的多层级模式的PE组织还有安徽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本身是公司制，但是基金又分离成两部分，一部分直接投入子基金，另一部分投入地区引导基金，再投入子基金，这是一种三层次的基金结构。这种多层级的结构模式融合了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优势，一方面，试图解决单纯的公司制的效率低下、运作流程复杂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耦合了有限合伙制激励机制等元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单层级还是多层级的结构，其主要功能还是在于解决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我国股权投资基金产业发展的态势来看，未来的组织模式会更倾向于集合多种组织模式的综合体。

四、结论

综合三种组织模式的比较和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本文认为选择PE组织模式时应重点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PE的类型。对PE而言，由于不同类型的PE有着不同的风险收益需求，宜采用不同的资金募集方式、选择不同的基金组织形态。从我国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目的来看，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市场化的PE，即追求投资最大化利益的PE组织；二是政府型PE，这类PE主要的功能是引导资金流向和地区产业，发挥引导和产业整合功能，体现政府意图。由于PE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和管理智慧的行业，其组织形式的选择必须能够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人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是法律因素。法律对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影响比较显著，这一点已经为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学者所证实。LaPorta等人(LaPortaetal，1999b)指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为合理，资本配置更有效；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公司绩效较低，实证分析表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越高，则托宾Q指数越大。Kaplan等人(2003)以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的契约为研究对象，发现现金流控制权(therightsovercashflows)以及其他控制权、流动性和董事会席位都会随着法律体系的改变而改变。美国PE组织模式的变迁就证明了法律规定的不同也会导致治理结构优劣势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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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投资基金是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出现的。它的出现的自发性、相关制度及监管的缺失或不完善使得投资基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从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角度看，投资基金的引入，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基金已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运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在2000年底共同基金的总资产达到69668亿美元，约占美国股票总市值的45.64%）；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投资基金的功能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而在金融领域进行的制度创新的尝试。在西方，投资基金业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之后逐渐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制度和监管体系。我国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来缩短这个探索的过程。

一、投资基金运作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

长期以来，因非资本所有者的管理者控制企业而产生的动力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由此形成了早期的“经理型厂商理论”和“行为型厂商理论”，这些理论摒弃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的古典企业模式，而倾向于把重点放在研究经理的动力问题的理论上。对同一问题的近期研究则形成了“委托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会出现内部的利益冲突，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或称股东）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人（经理）追求的是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如收入、权威、在职消费等。由于经理人员不是或不完全是企业的所有者，在努力工作的前提下，努力成本完全由自己承担，而因努力工作提高的产出却被股东分享，故经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努力工作。同时，假如经理人员追求在职消费的话，所耗费的成本由企业承担，自己却可以得到全部好处，故经理人员就有足够的动力追求在职消费等不利于股东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实际价值就减少了，所减少的部分被称为“成本”。这种成本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委托关系及其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总之，只要所得和所付出不相称，就意味着某个当事人的行为会带有外部性，因而产生了激励问题。不过，无论是哪种问题，其根源都可归结到一方没有足够的能力监督另一方的行动。委托理论把这种监督能力的缺乏视为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即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是人，他利用委托人对自己的不了解来采取谋私利的行为。如果要解决这种问题，委托人必须设计恰当的契约或制度促使人说实话。

交易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交易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偿还风险的资金使用者，常常就是那些寻找资金最积极，而且是最可能得到资金的人。道德风险是指资金使用者可能从事从投资者的观点来看不希望看到的那些活动的风险，因为这些活动使得这些投资血本无归。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可能最终放弃投资的打算。信息不对称理论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分析工具。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基金有不同的称谓。无论称谓如何，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投资基金既是一种组合资产和投资工具，也是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制度。投资基金是指按照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运用现代信托关系的机制，以基金方式将各个投资者彼此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交由投资专家运作和管理，主要投资于证券等金融产品或其他产业部门，以实现预定的投资目的的投资组织、投资机构和投资制度。可以看出，在投资基金的运作体系中，投资人和基金的运作和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因此也必然产生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由于巨大的风险，投资人会选择不投资于基金，投资基金就得不到发展。如果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得到解决或最大限度的缓解，投资者能选择优秀的基金运作和管理者，基金运作和管理者能够基于投资人的利益谨慎行事，投资人的投资利益将得到保证。实际上，投资基金的治理制度和监管体系都是围绕着解决投资基金运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当然，在现阶段，我国这个问题解决得还不太好，因此才出现了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基金黑幕”等种种问题。

二、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

投资基金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其刚出现时的完全无序状态相比，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已初步建立了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框架，但离相对成熟的治理和监管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投资基金也未得到投资者的完全信任。

1.投资者分类及监管的特殊性

建立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并不是要构建一个让投资人“只能如此”的僵化体制，更不是代替投资者做选择。在金融服务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同样是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课题。既要防止过大的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要避免抑制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监管者必须找到均衡点。在投资基金的监管上，如果从监管措施上着手效果恐怕不会太理想；但如果按投资者信息收集能力、对风险的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进行分类监管，监管者的上述困境似可迎刃而解，同时也可使监管者有效地分配监管资源。这一认识的理论基础同样是上述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既然投资人委托投资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那当投资者获取人信息的能力很高时，监管自然就可放松。西方国家在投资者分类和分别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分析这类问题时的有效性。

在美国，监管规定把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高深投资者，并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分类，对基金业务给予了一定的豁免，具体包括两种情形：

（1）投资顾问根据客户账户资本收益或资本升值收费的豁免。

美国的《投资顾问法》只允许投资顾问对所管理的资产（包括投资基金）按资产的规模收取固定比例的费用，而不能按业绩收取费用，目的是避免投资顾问追求短期利益，滥用权利，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国会给予证券交易委员会豁免的权利。具体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下列情形的客户实行豁免：①如果客户有750000美元以上的资产接受该投资顾问的管理，或客户有不少于1500000美元的净资产。②客户是符合资格的购买者，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个人或配偶拥有至少500万美元的投资；具有至少500万美元投资的家庭公司；至少具有2500万美元随意投资支配权的公司（机构投资者）；一些信托机构（如果不以控制该证券为目的，并且得到信托人的批准，则该信托机构符合条件）。③客户是投资顾问中有专业知识的雇员。

（2）私募投资公司的豁免。

在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有一类特殊的投资公司即私募投资公司得到了豁免。如果投资公司不公开募集股份；并且股东不超过100个，或者股东全是符合资格的购买者。私募投资公司（民间习惯上被称为对冲基金）不需要根据《投资公司法》注册为投资公司，也不需要按《证券法》注册其股份，因为其不公开发行股份。私募投资公司几乎摆脱了所有有关投资基金的联邦法律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的约束，其投资目标、投资方法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没有固定的模式，很大程度上由基金发起人和投资者协商而定。私募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补偿费用主要或完全取决于投资业绩。当然，对私募投资公司投资顾问的监管不能豁免，《投资顾问法》包括许多反舞弊的条款，投资顾问必须全面地向客户披露业务、费用以及利益冲突的事项。在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之后，有关对私募投资公司监管过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美国对此进行了评估和反思，认为应该加强私募投资公司的信息披露，但仍然不应对私募投资公司采取实质的监管。除美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如欧盟国家也有类似的安排。

我国目前在监管文件中尚未对投资者进行明确分类，在监管上还没有把金融产品与投资者分类对应起来。中国法律对证券类经营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对于保护普通投资者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却牺牲了高深投资者特殊的投资需求和金融创新。另一方面，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我国实际上已存在大量的处于地下的、隐蔽状态的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机构，据估计其总规模已达2000～5000亿元人民币。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这些“私募基金”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但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且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

2.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及其独立性

根据委托投资的关系，各国设计了两种投资基金形式及相应的组织架构。契约型基金也称信托型基金，它是根据一定的信托契约原理，由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契约而组建的基金。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负责基金的经营和管理；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有关指令，办理有关基金的各种资金往来；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单位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公司型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而设立，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组成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制投资公司。基金持有人既是基金投资者又是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公司型基金成立后，一般委托特定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资产，委托托管机构保管资产。两种组织结构的组建和运作都遵循“管理和保管分开”的原则，在投资者、管理人和保管人之间形成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相应的制衡约束机制，可以较好地防止信息的垄断和内部人控制，从而抑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公司型基金由于本身即是法人实体需建立自己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再加上与基金管理人、保管人之间的制衡机制，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且在美国，《投资公司法》通过规定基金董事会的结构来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即董事会必须拥有40%的独立董事），从而进一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和其他董事享有同样的权利，共同参与、监督和表决有关投资基金的重大决策。通过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相当的表决比例来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此外，法律还赋予独立董事独特的权利，以此突出与投资者利益有重大冲突方面独立董事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3.信息的私人生产和投资基金的风险评级

解决基金投资中逆向选择的办法，是向投资者提供各基金或其管理者、托管者的详细情况，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投资者获得这些材料的途径之一，就是设立私人公司，由他们负责收集基金或其管理者、托管者的信息，然后卖给投资者。风险评级实际上就是这种方法的体现。基金的风险评级是指在对基金当前状况和过去业绩的客观因素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投资组合和市场资产对市场条件和一般经济条件变化的敏感性。一般的基金信息披露注重合规性和客观性，而且主要是历史信息的披露，即使这样的披露相当完善，投资者仍然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他们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对披露给他们的专业信息进行从新加工，评估基金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综合。而风险评级结果是一种前瞻性的信息，与历史信息相比，对投资者的未来投资决策更有参考作用。投资者从风险评级的信息中可以得到更为独立的、可靠的和专业性的信息，据此可以更好地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为监管机构减轻监管的压力。如果能把这种风险评级和政府要求的信息披露结合起来，将非常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和利益保护。

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为前瞻性地度量基金的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由于基金投资的高流动性和透明性，最有可能运用现代的风险管理技术向投资者及时提供基金的风险评级信息。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大的基金管理集团已经使用量化的风险管理技术进行内部投资组合的风险管理，现在是让投资者分享这种信息的时候了。美国正在进行证券基金的风险评级试点，并制定了一系列很有参考价值的规定。

4.政府监管和基金的信息披露制度

私人生产信息固然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其独立性仍然值得怀疑；况且其操作的相对复杂性和有偿性使得这种评估不能是经常性的，评级结果出来后，据此决策依据的仍然是过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基金的风险评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未来的事情，短期内中国还无法操作。

无论如何，私人市场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当然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比如，让政府生产信息，帮助公众识别基金管理者、保管者的好坏及避免其道德风险。直接由政府公司的负面信息在政治上是困难的，更好的办法是鼓励或迫使基金管理者、保管者披露真实信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事实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基金的运作、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来说，基金信息披露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年报和中期报告）、公开说明书、净资产价值报告、临时报告等内容。在美国以风险为基础的信息披露中，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以图表化、定量化和标准化的方式，披露特定基金的总体风险，并讨论有可能负面影响基金净资产价值、总收益的情形。我国由于基金产生的时间短，信息披露显示出明显的试行特征，信息披露的要求是粗线条的，主要集中在合规性的披露，缺少技术性的披露，对风险披露的要求很一般化，只是在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准则》里要求提供“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和其他风险”，至于其包含的内容、披露的方式与程度均未做具体的规定。

5.政府监管和基金业的检查

信息披露制度极大地弱化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它同样不是万能的。基金管理者披露的信息仍然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对信息进行包装。这样，对基金业的检查就必不可少。具体来讲，对基金业的检查包括3个部分：（1）管理：向行业被监管企业、投资者等解释监管法律和有关监管规定，审查被监管机构如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申报材料；审查有关被监管机构的执法事项；修订和制定规则来使监管体系适应新的要求。（2）检查：促进被监管企业遵守法律和其他规定，发现违法行为并使监管机构保持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3）执法：调查可能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或协助司法机构处理案件。在我国，基金业的检查职能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基金部、机构部、期货部同时具有批设和检查的功能；稽查局主要是调查与执法功能。我们不难看出弊端所在：检查功能不明确不突出，批设和检查不分导致在出问题时容易因推卸责任而妥协等。

6.人的自我约束和投资基金业的自律监管

基于委托人与人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设计一套制度来避免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另一方面，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也并不总是矛盾的，例如，没有基金业的发展，投资者和基金从业者的利益都难以实现。作为一个整体，基金从业者和机构有足够的积极性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避免某些害群之马损害他们的整体声誉，况且，一部分从业者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通常都会在竞争中置另一部分从业者于不利地位，利益受损者有积极性来反对不当甚至违法行为或把信息提供给监管部门。总之，基金业自律监管实际上是通过基金参与人员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基金业自律监管的有效性一方面源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主要由基金从业者组成的自律监管组织具备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加熟悉市场的运行规则和竞争中存在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对于市场一线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可以灵活地根据事件的大小作出反应：例如可以自己处置，亦可提交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在投资基金业正处于探索、发展过程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对基金业的发展规律正处于认识之中，治理监管体系还不完善，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会更加严重，依靠基金业内部的相互制衡来减少不当甚至违法行为会更有效。建立基金业自律监管组织在我国显得非常迫切。

一个完善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对于投资基金的运作是极其重要的。从西方的经验看，投资基金的大规模发展始于投资基金制度和监管体系的相对完善之后（例如，美国是以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颁布为标志）。对我国来说，探索一个适合中国的投资基金治理和监管体系同样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现在要做的并不是满怀希望地去迎接“投资基金时代”的到来，而是脚踏实地地在投资基金的稳步发展中逐渐把握基金运作的规律，建立比较完善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忽略这个过程，“投资基金时代”就永远不会到来。

主要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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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运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李仲翔等。以风险为基础的基金监管现代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GeorgeG.Kaufman.TheU.S.FinancialSystem-Money，MarketsandInstitutions，PrenticeHall，1997.

篇4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金融产业，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仅次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业结构比重，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应占金融业资产规模的1％—3％。按中国现有金融资产规模约40万亿元匡算，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应在4000亿元到8000亿元，最终达到占金融资产3％的目标。在影响上，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将改善我国企业的融资格局，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环境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段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的时期，投资主体既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一方面，是国内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显著增长，而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和职能转变，需要减少债务，并将投资风险转移到私营部门；同时相对较高的估值推动更多的资产转手，进而促进了较快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在需求作用下，资金被吸引到国内高新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行业，基础设施资产已成为具有长期投资等级，富有吸引力的固定收益产品；而且在宏观经济向好的情况下，股本投资将产生较高的股息收益，能充分利用杠杆实现增长，并与通货膨胀挂钩。这些都为中国私募股本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也为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法律环境来看，经国务院批准，199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是至今中资机构在境外设立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依据。对在境内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1月起草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虽然至今没有出台，但是有关内容已经在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共识。而国内已成功设立的中瑞、中比等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均由国家发改委以特批的方式报国务院批准成立。

从市场环境来看，当前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社会资金较为充裕，但投资渠道不畅，包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在内的大资金集团，正积极寻找有稳定现金流回报而又能与其负债结构相匹配的项目投资。只要产业投资基金的回报和结构设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可以完成基金的募集。

三、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融资特点

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运输行业(如收费道路、机场、港口和部分铁路)、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如供电和天然气网络、供水和废水处理网络)、政府服务业(如学校和医院、卫星等部分国防项目)和其他(如输油管、液化石油气接收站和运输船、合同发电)等。该行业资产均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稳定、可预测和低风险的现金流，且独立于商业圈之外，通常与本地通货膨胀相关，有能力支撑高负债。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值得中国企业探索的、比较适合大型建设项目的股本融资方式。对于项目主体而言，其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融资，主要有五大特点：一是投资期限较长，一般为1015年；二是投资者一般不要求占控制地位，只要求参股；三是投资者到期后退出，发起人可拥有优先回购权；四是以财务投资者为主，很少参加经营管理(但会要求改善和强化公司治理)；五是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不高。当然，由于股本投资者比债务融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在收益获得次序上排在贷款之后，因此，产业投资基金的融资成本要高于银行贷款。

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产业投资基金融资特点如下：

四、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案要点

目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立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已设立的中瑞合作基金、中比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创业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基金，均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对不同的设立模式进行了探索。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进行研究、设计，不仅直接关系基金本身能否成功募集和运作，而且对于中国整个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结合国内外实践，在中国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需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基金组织形式：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公司型基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治理规范，管理直接，透明度高等优点；但需承受双重税赋，不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金单位，无法实现利润100％分红。契约型基金设立简单，便于运作，经批准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金单位，基金收入可以全部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本身无须缴纳所得税；但治理相对困难，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如公司型基金。

2.基金注册地：境内还是境外。在境内注册基金，目前尚无有关的专项法规，无税收优惠政策，审批程序相对简单，投资者以境内保险公司和社保机构为主，期望回报率比债务融资略高；在境外注册基金，法律环境较完善成熟，可选择具有税收优惠的境外地点注册，但审批程序较复杂，投资者群体广，期望的回报率较高(一般在12％一16％)。3.基金投资方向。首先需确定基金定位是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还是要求高回报的创业投资基金，并考查拟投资行业的监管要求；然后分析投资者对基金收益率及其分布特点的要求，选择投资成熟项目，还是在建项目；最后检查不同项目的现金流配合情况，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或项目。

4.基金规模与存续期。基金规模主要受拟投资项目预计的资金需求，监管机构对基金规模的要求和审批的难易程度，潜在投资者的资金供给规模影响。基金存续期主要受拟投资项目预计的资金需求期间，潜在投资者的资金供给要求，满足投资者一定的预期收益率影响。

5、基金到期后处理方式。基金到期后的主要处理方式包括续期，基金将所持有投资项目股权在市场上出售等。项目出售可由约定的投资者拥有优先购买权，出售价格可按项目账面净值、基金成立时的收购价格，或市场价格进行。

6.发起人认购比例。发起人需确定对基金希望保持的控制力，将基金预期收益率与其现有投资项目回报率进行比较，以及衡量自身的资金来源是否充分。在契约型基金中，由于发起人可通过控股基金管理公司来实现对基金运作的实际控制，因此其对基金的认购比例可以尽可能的低。

五、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

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包括以下几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