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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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特色之《风》《诗经》按照音乐的种类来划分，具体可以分为“风”“雅”“颂”三个大的部分。其中，《风》是国风，一般内容以各地的风俗为主，实际上在《诗经》的《国风》中收录了13个诸侯国的作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所反映的各地风俗来看都是十分丰富的，大部分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民俗和习惯。《风》中的作品就内容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着奴隶社会的矛盾，将奴隶社会中的社会矛盾、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都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其中在表现被奴役的悲惨生活的时候，呈现出了奴隶们遭受奴隶主剥削的状况;但从另一个方面，《风》中也着力描述了劳动人民和奴隶的反抗及对剥削阶级的愤怒与不满。(二)皇宫贵戚之《雅》在《诗经》中，《雅》所表现的大多是皇宫贵戚的生活，有些是专门为特定的目的和皇宫生活而创作的。《雅》又分为大雅部分和小雅部分，一般都是贵族在皇宫或朝廷中演奏的乐曲。从风格来看，《大雅》中较为有代表的是史诗性的歌曲，例如《公刘》《火明》《生民》等，这些都是在为周民族作史。这些特定的作品一般都是为周王朝所贡献的，是勇于祭祀祖先的祭歌，例如《生民》一类的作品实际上带有浓重的童话色彩，对周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经过的重大历史转变都做出了介绍和反映。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产生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和民族史诗级英雄史诗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同时具备情节性和感情上的浓烈性。

(三)歌功颂德之《颂》《颂》包含的主要内容分为了三个大的模块:商颂、周颂和鲁颂，也被后人合称为《诗经》中的“三颂”。《颂》一般是贵族用来祭奠祖先的歌曲，在内容上一方面表现了对功德的歌颂，同时也对贵族的祖先祭祀起到了一定的呈示作用。

二、《诗经》中展现的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一)简单清绮之《风》在《风》中表现十五国风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的作品中，大部分都能够和歌而唱，可以说在音乐的呈现上，呈现出了中国古代音乐中来自于民间风俗的歌谣特征。十五国风的音乐就很明显地呈现出了风俗歌谣的特色。其中大部分歌曲都采用了民间的唱法，体现出明显的生活气息，同时也呈现出生活风格上简朴清绮的特点。例如，在《魏风•十亩之间》里，歌词十分明了，内容明白畅晓，其中只更换了几十字，同时在尾音上都采用了语气词“兮”，使得整首歌具有简单而清新的自然风格，同时对于韵律方面来说，具有固定的特色和可循的规律，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简单而又朗朗上口的表现特色，增强了歌曲的音乐美感和节奏韵律。在《风》中有大量描写美好爱情的歌曲。由于美满的婚姻生活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中，对美满的爱情和婚姻也充满了全社会的歌功颂德的表现，从而体现在了民俗风格的歌唱之中。在比重上，《国风》中的爱情主体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并且在《风》中关于爱情内容的表现上也十分的生动形象。恋歌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表达了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婚姻的渴望。对男女间爱慕之思的表达尤为具有民间气息;在唱法上，《国风》中的演唱形式是较为丰富的，其中有对唱和帮唱等多种形式。对唱的篇目较为有代表性的有《郑风•择兮》，期间男女对唱抒发了真挚的感情。在青年男子唱完相思之苦后又由年轻的女子开始表白，袒露了自己的思念情怀，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郑风•女由鸡鸣》中的歌曲，是一对新婚夫妇之间的对唱，充满了赞美和爱恋的情感，其次在《风》中也涉猎了帮唱的形式，由一方主唱，另一方附和，形成回环往复的音乐美感。

(二)雍容平和之《雅》在诗经的《雅》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音乐艺术着重表现为雍容平和的风格。《雅》中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贵族的生活和宫廷中的雍容富贵典雅，也是对周代的统治阶层真实生活场面的描绘。有趣的是，由于周代一向很注重礼乐方面的文化与制度，由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用来歌唱的《小雅》更直观地突出了一种“乐”的形式特征和意义。统治阶层用音乐的形式告诉人们礼乐的重要性，并突出表达了典雅精致的华贵风格。其中《小雅》部分与演奏突出的是一种较为含蓄的、节制内敛的情绪;而《大雅》部分更多的则突出了一种宏伟的气势和刚劲的表现力。在这点上，《大雅》和《小雅》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中《小雅》所表现的是采用丝竹为主的演奏风格，《大雅》则通过钟鼓来表现更为宽广的气势。如果说《大雅》是“大家闺秀”，那么《小雅》毋庸置疑坐拥“小家碧玉”的美称。

(三)载歌载舞之《颂》《颂》是诗经中宗庙祭祀的礼乐歌曲。在具体的音乐呈现上，《颂》体现出了中国古代音乐所特有的独特风格。在队伍的阵势和构成上，《颂》所体现出来的是庞大的乐队和演奏阵容;在节奏上，宗庙祭祀的礼乐显示出了较为缓慢的节奏特色;在具体的表演和演唱形式中，作为严肃而端庄的《颂》则表现出恢弘的载歌载舞的壮观场面。周文化一向被誉为“礼乐”的文化，十分注重对“礼乐”的尊崇，同时对鬼神和祖先也有着深刻的崇敬之情。周礼的精髓就是长幼有序、尊卑各司其位的理念。这不仅仅意味着周代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人遵守的礼节制度，同时也意味着在周代对祖先的祭祀尤为显得具有礼节性，并体现出明确的等级制度，包括对典礼和仪式的尊重及重视。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礼”要搭配“乐”才能进行，行“礼”必作“乐”，这也是在特定场合下的要求。同时对于周代本身来讲这种形式使礼乐文化得到了最有效的推广和发扬。其在表演形式和阵容上都呈现出了恢弘的气势和庞大的演奏队伍，使得乐曲在演奏的过程中自觉上升到了一种庄严肃穆的级别上，突出了周代礼乐制度的精髓和基本要领，同时也为《诗经》的整体构成和演奏提供了一种更为完整、更具有个性特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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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院的平面空间

众所周知，外国建筑是院在外，即院子包围房子，中国建筑则相反，院在内而房在外，即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或是以主单元（即正殿、正厅）为中心，次单元（即两厢）围绕主单元，一正两厢，并以抄手廊连接，组成一座建筑。如在各地民居中的四合院空间。其特点就在于把“院子”作为建筑平面的组成部分，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以房廊作为过度空间，富有生活气息。院周围建筑互不独立，相互联系。但合院建筑不是群体，而只是“一座”建筑。

从四合院住宅到万里长城虽然空间层次不同，但都属于一样的空间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共同体现或服务于一个系统。国，古为城的广称，即机构、军事实力及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息，都在一城之中。城外是广川，可以村居结庐，造别业，但它不是独立的。从东周起，一城一国或数城一国模式，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仍以城池为“国”，数“国”合为大统一的国家。国中有家，故称国家。但家的空间模式与国相同，只是范围缩小了，可以这样说家是国的单元或细胞，或者说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扩大。长城原为御敌戌疆而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好比“国”这个大空间的围墙。无论是历朝都城，宫廷、园林和寺、庙、祠、观，还是各地的民居及市肆都以这种围院空间布局为特点。

这种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尤以传统园林为最。它不但是形式的，而且更是意境的。园林之中，四周有廊、亭、轩、厅等建筑或粉墙，院在内，以树木、假山、池水、墙垣或建筑分割空间。“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心旷神怡。

二、轴线的空间艺术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再如中国古代寺庙中，强调轴线空间布局的实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将主殿大雄宝殿放在轴线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阁右藏”、“左钟右鼓”等。空间层层递进，庭院森森。典型的如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布局。此寺始建于隋，改建于宋，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三、诚实的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论其结构，不论是皇家的宫苑，还是散见于各地的各类型的建筑，包括民居，其结构特点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

1，抬梁式，就是在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放短柱，其上再放梁，梁的两端并承檩；这样层叠而上，在最上层的梁中央放脊瓜柱以承脊檩。这种结构的建筑，室内少柱或无柱，空间较大，在我国很广，特别是北方用得更多。

2，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在我国南方使用很普遍。由于是以木构架为主，柱承重，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可自由布置，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在皇家建筑和重要的坛、庙建筑中，还以斗拱支撑在柱头、屋檐间，使得建筑出檐深远，保护木结构的屋身。在这里，斗拱一方面是结构构件，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筑上的装饰物，即以结构构件为装饰物，形式反映了功能，结构真实，功能合理，也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但不论是何种建筑，结构上的基、柱、梁、檩、椽、斜撑等部分大都外露，形状上也加工成装饰构件，结构、构件间用榫卯结合，不施钉子。

外观上和其它国家的许多建筑一样，分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但传统建筑的屋顶尤其大，有时几乎和屋身同高，且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

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

崇尚，喜爱自然自古亘有。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山河壮丽，景象万千，祖国各地的美好景色又启发着人们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无限激情。“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对自然美的鉴赏融揉成为传统美学的核心，相应地产生了绚丽的山水文化、山水画、山水园林，出现了风景名胜区。

在这种美学思潮的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态度。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以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历来的山水“画论”和堪舆学说，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的阐述。

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广义的中国传统建筑应包括园林建筑。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

五、“以人为本”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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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这时的“意境”理论还未被概括出来，但在现实的艺术创作中早已出现了“意境”。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对《诗经》进行评价说：“《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①由此看来，清人潘德舆认为《诗经》有意境的存在，并认同意境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思想中所出现的诗味说、言意论、形神论等都对意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盛行的“诗味说”，以“味”论诗。如陆机在《文赋》中说:“阙大羹之遗味。”这是用羹汤遗留在嘴中的滋味来比喻诗文的艺术韵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次以“味”论诗文，他所说的“味”，与艺术的善于描述丰富与真挚的情感、表达言外之意等都有密切联系。钟嵘的《诗品序》中也强调诗歌要能达到“滋味”醇厚的目的，使人产生美感的余味要有“滋味”。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味说”与“意境”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味说”确实为后来“意境”理论的孕育与发展做出了铺垫。“意境”说的正式提出是在唐代，由王昌龄的《诗格》中开启先河。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解境象，故得形似。”“物境”就是指诗人的头脑中所产生的山水之境象。它是由主体对客观景物的观照而产生于实景之中的心物交融的一种境界。“二曰情境。娱乐悉急，皆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情境”是作者内心感情体验和生活感受之境。它是诗人用心灵观照生活、体验生活而产生的。“三曰意境。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意境”是指诗人头脑中的思想意识之境，是诗人内心深层的体验并在体验中发展与升华的界域。但这与后来的文论中提及以情景交融为基本内涵的意境是不同的概念，它侧重于主体的精神状态。皎然的《诗式》中多次提到境和境象等概念，可见他对意境理论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与探讨，如“文外之旨”、“情在言外”、“采齐于象”，由于皎然受佛学影响，他所提出的境和境象与禅学是有一定关联的。权德舆也明确提出了“意与境会”，这并不代表意与境的简单结合，而是含有意境浑融，含蓄蕴藉和发人想象的意思。他初步概括了意境理论的基本特征。权德舆与皎然一样，他的意境和禅宗学说有密切的联系。中唐刘禹锡的诗论开始提到意境，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意境”论的创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禹锡的意境观也受到禅宗境界说的影响，通常把诗和禅相提并论。晚唐司空图在吸取前人“境界”说成果的基础上，在的《二十四诗品》中提出各种境界，即如何创作出“雄浑”、“高古”等境界，比较深入地体会了意境的基本内涵，创造性的提出了“思与境偕”说，指诗人在创作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契合，创造出“意与境浑”境界的作品。对于境界理论的产生，佛学禅宗境界说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虽然没有较可靠依据认定王昌龄的“三境”说是否受了佛学境界理论的影响，但是，中唐诗僧皎然提出的“取境”“造境”“缘境”说则肯定来自佛教境界观的启发。皎然以后，虽然诗论家们对“境”的理解各有侧重，但以“境界”论诗蔚为风气。如唐人权德舆的“意与境会”（《全唐文•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刘禹锡集》之《董氏武陵集纪》）；晚唐司空图的“思与境偕”（《与王驾评诗书》）等这些唐代诗文人的观点中来看，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佛学思想的熏染和影响。宋代对意境理论的采用已经开始广泛，对“意境”理论有所突破的分别是苏轼、释普闻、严羽等。苏轼是继承了司空图关于“思与境偕”的思想，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采菊次之，偶见南山，境与意会。”③释普闻在《诗论》中强调“意出于境，意与境合”，这也是对于境界论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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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社会上树碑立石、崇尚厚葬蔚然成风，各种碑刻门类齐全，数量巨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东汉时期的隶书已经完全成熟，形态工整华丽，笔法有极强的装饰效果，既庄重又美观，无疑成为当时最适宜书碑的书体。从流传至今的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来看，几乎都是用隶书写刻的。当时的碑刻需求，为当时擅长书写的人士提供了用武之地，各种艺术风格的隶书碑刻不断涌现，不仅显示了隶书的实用性，也将隶书的艺术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清人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就将汉隶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种。康有为还将汉碑细分为八种风格。侯镜昶《书学论集》中，将汉碑风格详细划分为十四种流派。

这些众多的艺术风格分类，反映了汉代隶书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说，东汉隶书碑刻的繁荣兴盛，是中国历史上书法艺术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流书体隶书，代表了书法史上隶书艺术的最高峰。无论从书写的实用性，还是从书写的艺术性来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善书者群体的形成

汉代人们的习书热情，促进了善书者群体的形成和不断壮大。这个群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的书法家群体。习书之风不仅在民间兴起，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有很多擅长书写的。如汉元帝本人就“多才艺，善史书”。②史书，即隶书的另一称名。元帝以后，汉代皇帝、皇妃中善书者仍有很多。统治阶级对书写的重视，上行下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善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两汉时期涌现出很多善书的人，如西汉时期的杨雄、陈遵，东汉时期的刘睦、曹喜、杜操、崔瑗、张超、蔡邕等，这些人的书艺水平在当时无疑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的墨书真迹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高超的书写范本。如西汉时期擅长书写的陈遵，《汉书》本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③

从中可见当时人们对其书迹的珍爱。东汉书家中，以蔡邕书名最著。《后汉书•邕本传》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于碑，使公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④这段记载中，可以想象出当时人们欣赏、观摹蔡邕书迹的盛况。东汉善书者众多，对隶书艺术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隶书的艺术表现力，汉碑中各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异彩纷呈，用笔技巧之高之精，代表了当时书家高超的书法艺术水准，是当时隶书艺术兴盛的重要标志。四、书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东汉时期，人们不但重视隶书的书写技巧，而且出现了最早的书法理论，蔡邕所著的《笔赋》、《笔论》、《九势》等，开启了书法理论上的探讨，其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需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也”。⑤蔡邕在这段书论中，不仅强调了书写前的精神状态，也主张把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融入到书写过程中，通过书写将实际应用与艺术境界融为一体，开启了书法理论的先声。蔡邕在《笔论》中，将书写者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一定意义上看，是“书为心画”说的最早阐释，无疑是汉字书写理论的最早开端。在《九势》中，蔡邕对书写的意境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