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宏观经济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二)欧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都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统计学法威廉•配第就对国民收入总量进行分析、统计。随后，出现了价格与需求函数关系量化分析，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进而实现统计和分析这两门科学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国家经济核查体系，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充实国家经济核查体系。此后，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与资金流量表。这些都极大了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推广应用和发展。

(三)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统计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与制定工作之一，在企业，乃至国家所有部门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成为了总结与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统计学数据等有关内容并没有获得较为深刻的利用，统计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因此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明确统计学在整个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等，并不断发展此趋势，利用措施弥补数据的不足和数据质量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现代统计学分析法，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发展，以此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篇2

(二)变量选取本文基于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选择变量，选取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货币供应量增速、贸易余额增速、股价、汇率以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量较少，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变化态势，因此采用工业增加值增速(cgdg)作为经济增速的变量。对于物价，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市场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此将其作为指标。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2增速(cm2g)为研究对象。对于贸易余额增速(ceig)，选择出口当期值与进口当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来衡量。以上证收盘综合指数作为股价(csti)的衡量变量。对于汇率，基于目前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将其确定为实际有效汇率(cexr)。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动性，然而IMF统计数据库的M3统计时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相对较低，美国M3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此以美国的M2增速(um2g)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统计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

(三)数据说明及其统计特征在样本选择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启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启至目前的季度数据跨度较短，实证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因此选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进一步对比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经济指标响应的变化，以量化宽松政策开启时点为界限，将样本选择期划分为两个子区间:第一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阶段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对这两个子区间再分别进行研究。各序列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实际有效汇率(cexr)和美国M2增速(um2g)均为I(0)序列，而中国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为I(1)序列。这样，如果要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七个序列中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的估计结果根据AIC统计量可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求取美国M2增速对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实际有效汇率(cexr)六个指标的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M2增速具有正向的冲击;对贸易余额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具有反向的冲击;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基本不受影响。各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表3是中国经济指标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6.58%、4.17%、5.12%、4.93%、1.32%和1.76%，国内因素对各对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估计结果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样本区间进行研究。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变化;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变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国内因素对各相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总体而言，美国M2增速发生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指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之后，其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的结果显示基本不受影响，而之后的结果呈现正向的响应。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之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3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

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

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篇4

(二)单纯C02减排机制难以有效改变中国低碳发展的困境

篇5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世界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化改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说，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通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将其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选择性借鉴的曲折过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评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发展；理论建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通常被分为两个分支學科，分别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其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国民的收入作为核心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为整体化的经济运行，所以，其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就业问题、长期经济稳定与增长相关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等。同时，因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考察与国民的生产总值、总投资和收入、国民收入以及物价水平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变动法则相关的内容，故也将其称作为总量分析，其主要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运行规则、理论构成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确保其可以在中国化改造中得到正确的借鉴，期望能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解决与研究人们自身的无限性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经济学中，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无上限的需求和资源的稀缺。对于人们的无上限需求而言，及时不断地更替和变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轻重缓急，稀缺资源也具有被选择的特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不是资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针对因资源稀缺所引发的对资源选择、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相关问题[1]，换句话说，就是正确选择、配置与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所谓经济学，其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将经济学分为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两个独立的学科，分别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就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观经济学指的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观经济学下的中国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在此过程中，其也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选择借鉴的曲折历程。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看出：首先，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后来者”，其若想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接受，则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实行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西方经济学自身具有双重性质，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宣扬，又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客观性总结。总体来说，其本质就是对私有制的维护。另外，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比较大的相同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进行客观总结，也反映出了经济社会中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的地方。因此，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吸纳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应消化与学习其有用的部分，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合理的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化改造中。

对于政府行为，其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因为政府行为不可能完美无缺，市场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两者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这就需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立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性质进行分析，无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方法和措施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能够保持平衡，从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平衡、持续、健康、快速以及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或者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其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鉴与引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是首要任务。所以，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关经济制度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国家干预力度的一种现代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一些特殊领域内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多干扰；另一方面，政府应正确的调控市场的自由度，避免市场经济发展失控。为了实现这一局面，必须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手段进行融合，体现其优越性，只有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落实，才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调控和直接的资源配置转向为调控市场，从而直接调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主体，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方面，从原先的供给调节，转变成为需求调节；三是在调节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从直接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需求的规模进行调节；四是从原本借助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国家计划、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新机制。

4结论

总而言之，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同时也表明了中西方经济理论互补与交融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精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从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树立我国经济强国的形象。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论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整体结构、行为和表现。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GDP）、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般经济动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GDP短期波动（经济周期）的原因和影响，并长期预测GDP趋势（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观经济问题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低失业率、低通胀、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特性。现代宏观经济投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向投资理论。本文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三个投资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优缺点进行阐述和比较，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论；理论发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投资理论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产出和资本的使用成本为主要变量，揭示了理想资本水平在稳定状态下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Tobin提出的q理论是第二阶段的形成标志，q理论将对未来的预期作为投资依据，并且这一理论将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与金融股市的估价联系了起来，所以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新古典理论，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阶段的形成标志是不可逆投资理论。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工厂的规划设置与设备安装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来改变计划或决定时无法收回的投资，这就是投资不可逆性。这三大理论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详述。

二、新古典投资理论

新古典学派包括剑桥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巴拉学派、帕雷托学派）和奥地利学派（mengel学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它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在面对不同价格时，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价格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优化配置。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主义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把边际原理和数学方法引入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机械平衡和原理，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多少是投资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当市场情况恶化时，还要考虑何时停产。所以，产业均衡、总体均衡、均衡的动态性质、总体波动是经济学对个体优化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传统投资理论中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的问题。要回答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问题，就要对价格和长期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就会开始投资；要回答何时停产退产问题，就要将价格和平均可变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就会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产业。但是，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常常用折现值来估计一个项目的现期价值，企业为这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远远小于对这一项投资所预期的长期收益；还有的企业在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仍继续营运。这些现实的问题使传统的投资理论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资理论将解决这些难题。

三、q理论

新古典理论解释的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投资问题，经济学家创立了q理论。q理论可以描述投资决策的可塑性过程。q理论引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在理论模型上实现了逐步调整固定资本水平的思想，弥补了申报前理论中关于投资调整过程的简单假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

根据数学模型的q理论的一般推导：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或收入函数为资本kt和劳动Lt，表示为yt=F（kt，Lt），F是连续可微分的凹函数。假设Pt为投资商品的实际价格，wt为实际工资水平，C（It，kt）是固定资产的调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对It可微的严格上升的凸函数，也就是说，投资额的上升会导致边际调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大额投资，随着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的调节成本也会剧增，所以分阶段调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企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投资物品的价格加上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最低价格。

q理论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资产净投资，即不含折旧，是资本的基本价格qt的严格递增函数。投资量与qt正相关，而且股票和债券市场将提供评估企业资本价值和未来潜在收益的直接依据，否则很难想出其他客观评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价值的方法，尤其是潜在的未来收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义的qt被称为“平均q”，因为他定义了qt=Vt/（Ptkt），即在t时刻，企业的价值Vt除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是研究实证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显然可以从实际数据（如金融市场数据等）观察和测试中得到。但是，q理论的q是“边际q”，也就是一个边际投资单位在当前时间内能够产生的所有未来边际收益的现值，这个变量连金融市场也难以观察和推算出来。因此，在q理论和其他相关实证研究的测试中，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据需要）替换边际q。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探究平均q和边际q相等的条件。已有研究给出了更一般性的条件：F（kt，Lt）和C（It，kt）都是齐次线性函数，Pt、wt和D（t，s）都是外生变量，企业值Vt和kt呈线性正相关。因此，dVt/dkt=Vt/kt，或一个单位的边际的价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际q等于平均q。

在经验统计调查中，使用平均q来替换或近似边际q是非常普遍的，但测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平均q说明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关于这个状况的理由有很多争论。更普遍的讨论是强调平均q和边际q的区别。也就是说，上文设想的条件实际上有可能得不到满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边际q。更有力的论点是财政会受到健康的财政制约。例如，用内部资金投资要比筹集外部资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平均q与警戒线q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评价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投资。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q理论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关系。第一，新古典主义中不能调整成本。也就是说，C（I，k）=0。第二，如果生产函数为y=F（k，L）=kαL1-α），0<α<1，那对k的偏导数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是在稳定状态下确定理想资本水平的方程式，这也是q理论的一个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论

生产和投资的产业特性决定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产的投资，难以转化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如果不得不进行改变，原有的投资就会失去意义。不可逆投资理论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传统的投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投资理论。

在传统的投资理论中，马歇尔的理论回答了两个问题：是否投资、什么时候投资。但是，由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别，马歇尔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问题。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产品的价格高于其长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总收益的贴现价值大于投资成本，则应立即进行投资。但实际上，企业不会马上进行投资，而是保持观望和等待。我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本为k的投资来构建一个生产系统，假设一旦构建，该系统将永远维持下去。Rt表示单位当期投资收益，假定Rt为一个时间单位内从该项投资中得到的收益，计算未来预期收益时用1/（1+ρ）来表示折现率，那么在t时间内未来预期总收益的折现值为Rt/ρ。根据马歇尔的理论，一旦Rt/ρ>k，或者净利润Rt-ρk>0，就要立即开始投资，我们称ρk为马歇尔投资的触发值。因此，当Rt略高于ρk时，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价值，它将大于预期纯利润的直接投资化为时间t，因此，马歇尔的投资原则Rt-k>0不是投资者的最好选择。

篇6

国民经济核算的指标分为直接指标以及间接指标，如产业结构、国民收入（NI）、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如表1所示。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见表2），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篇7

2我国旅游经济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

2.1把握机遇，提高旅游经济的发展速度首先需要做到根据实际情况，统一旅游经济的发展理念。旅游行业对我国人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也存在少数群众对我国旅游经济产生过质疑的情况，但是这二十多年取得的进展，足以证明统一旅游经济思想，是可以促进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其次，提高旅游经济的前瞻性，我国是全世界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多变的气候以及多样的环境已经组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所以在对其进行管理时一定要把握机遇，提高自身的前瞻性，从而为我国旅游行业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2.2提高中国旅游经济的创新性对我国旅游经济进行宏观管理需要不断创新，因为旅游理念是随着时代在进行不断改变的，旅游行业不仅仅是一项对文化欣赏之后的消费活动，更多的是一种经济活动，为了使旅游经济效力达到最大化，就务必时刻保证旅游的相关理念是处于该时代最前沿的。从目前宏观管理的情况来看，旅游行业已经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产业之一，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才可以优化旅游经济所处的体系。

2.3加快我国旅游经济转变的方式加快我国旅游经济转变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主义的旅游经济发展策略，并且合理处理旅游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坚持多方位发展旅游经济，通过相应政府对其产业链的重视与扶持，来挖掘我国旅游经济更大的潜能。第二，加快我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提升优化旅游经济管理模式，不要只注重旅游景点门片的收入，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开发旅游产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及提高旅游资源的管理意识等等。并不断增加旅游经济中的科技含量，优化管理配置，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3目前我国旅游经济宏观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旅游经济宏观管理存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旅游行业的生产效率低下、管理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对旅游资源成本的管控、质量的检测以及人员的调配方面，而且大多数旅游行业的管理人员自身素质还要不断加强，由于管理经验不丰富，对旅游经济认识也存在较多不足。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使用也是频繁出现的问题，由于管理人员工作存在疏忽以及旅游乘客对环境的不重视，便加深了该现象的负面影响力度。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如下：政府机构的管理措施不具有针对性，目前旅游行业已经涉及到新城村的建设和农业产业链的改变等内容，相关政府机关没有及时协调好各个部门，未达到统一管理的效果。旅游经济管理者盲目加大成本，优化硬件设备，却忽略了对旅游景点管理模式的改善。

篇8

旅游经济管理就是国家为发展旅游经济产业，有序地、引导性地、宏观地进行有计划、有系统、有法规、有调节和有监督的规范适法的管理活动。它具有多层级管理、多构成管理以及多方面管理的内容，始终贯穿于现代旅游经济活动的管理事业中。通过对旅游产业经济的过程管理，发展壮大国家第三产业的旅游经济规模、完善民生民计、提高民众幸福指数、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其中通过确立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目标，建立旅游经济产业管理体系，完善旅游经济事业发展战略，合理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制定旅游事业发展计划以及完备旅游事业发展的预测、决策和监督职能等方式，达到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绿色环保的国家战略发展大计。

国家旅游管理机关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国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并规划现代旅游经济的总体目标,运用宏观旅游经济产业调控、组织发展旅游经济产业规划、协调并监督旅游经济产业运营、服务旅游经济产业社会职能等方式,统一规划、组织引导现代旅游经济发展中旅游消费群体、旅游企业、国家、地方旅游经济管理之间的关系,通过现代旅游经济的调控运营与协调发展,提高现代旅游经济的规模效益、服务社会和谐发展效益和生态环保的绿色效益,促进整个旅游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发展战略

1.现代旅游经济管理的专业化产业战略专业化产业战略是通过政策导向、法律规章、金融运作和组织扶植等方式，引导和培育从事符合自身资源条件的专业产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创造出在旅游经济领域的专业化产业，利用其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其不断地做大做强，蓬勃发展，形成整个现代旅游经济的规模，支持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稳定和提高。专业化产业经营的战略优势就是:整合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传承，集中各种专业资源致力于最优势的业务领域，从而开发和培育出优质的现代旅游经济实体和品牌。例如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倾力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歌舞《长恨歌》，就是利用了华清池这个不可再生的文化历史资源，集中各种专业力量，成功开发的一个集文化与历史于一体的优质品牌项目，通过几年的不断打磨，实景歌舞《长恨歌》不仅是陕西旅游集团的一张耀眼名片，更成为国内乃至走向国际的一个金字招牌，这可以说是我们在不断探索中打造出的将历史与文化有机结合的一个优质旅游项目品牌。

篇9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现阶段，在运用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与当前条件下利息率与投资，储蓄，与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紧密相连。本文不准备讨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专就利息率投资、储蓄、消费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有关宏观经济调节的理论中，假定投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则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整利息率对经济的调节，也往往以这些假定作为制定具体措施的出发点。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却很可能与此相反，即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弹性，而消费（连同储蓄)却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如果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较低，那么银行提高对生产单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紧缩投资，从而使总需求减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调整投资额，就要使利息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与投资调整的幅度是不相称的。如果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那么银行想要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刺激总需求或压缩总需求的话，就可以通过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只有低利息弹性)和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利息弹性的主要原因进行探讨。

投资之所以缺乏利息弹性，无疑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业并未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那么利息率的调整和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变动不可能成为调节企业投资额的重要因素。但我在这里不准备就体制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我想要探讨的是体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说，如果实行体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投资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的利息弹性就会立即变得较大了呢?看来未必如此。这是因为，在一个可供信贷的资金总量有限，而企业又几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资，以改造旧技术、旧设备，购买新技术、新设备的环境中，对企业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取得银行的贷款。至于需要为这些贷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费用是否会成为企业的过重的负担等等，则是次要的问题。假定企业认识到利息率的上升会使企业成本增大，从而会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的话，那么企业很可能主要采取这样的对策，即加速企业资金的周转，降低生产资源伪消耗，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等等；但企业是不愿放弃可以取得信贷的机会，而减少投资的。这种情形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工商业户、农村专业户等自负盈亏的单位对待银行贷款和利息率的态度上，则反映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即使通过体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没有理由认为投资的利息弹性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并不排斥这一现象的存在，即少数全民所有制企业会把利息率的变动当作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较重视企业的利息费用的增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业迫切需要增加投资，而投资资金的供给总量却是有限的，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资金的筹集，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此，投资将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低利息弹性。

第二，如果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潜力，而只要增加投资就能够使这种潜力发挥出来，使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企业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以后的实际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资金的代价，因为前者将大大超过后者。这种情况也会使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

正由于上述情况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而且短期内不会消失，所以即使我们想通过利息率调整来调整社会的投资总量，那么效果也不会如某些同志原来预料的那样显著。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情况可能稍好一些，但仍不宜寄以较大的希望。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必注意发挥利息率调节投资的作用呢?不是这样。对不同类别的工商贷款实行差别利息率政策是必要的，加收逾期贷款利息和对挤占挪用银行贷款实行罚息的做法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而不在于调节社会的投资总量。这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对生产单位的贷款的利息率调整，主要的作用表现于微观经济领域内，然后通过生产经营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面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而不是直接表现于宏观经济领域内对投资总量的调节，并通过对投资总量的调节而影响总需求。我认为，这是我国在利息率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这一特点的认识是有政策意义的。

那么，我国的中央银行主要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以控制投资总量呢?我的看法是：就现阶段而言，在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者只有低利息弹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调节投资总量的主要金融手段。下一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上述有利于发挥利息率调整在影响投资总量变动方面的作用的条件的形成，也就是随着投资的利息弹性的逐渐增大，中央银行可以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和调整利息率二者并重，使它们共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的有效手段。再下一个阶段，投资的利息弹性更大一些了，我们才有可能把利息率调整作为控制投资总量的主要手段。在讨论中央银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及其措施时，应当考虑上述的阶段性。这一点正是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中央银行用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的方式来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是现阶段可供选择的较好方式呢?这是因为，在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投资低利息弹性的情况下，对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直接控制与利息率调整方式相比，不仅在影响投资总量的变动方面有它的优点，而且在影响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投资分配比例方面，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部分的分配比例的直接规定也将会优于差别利息率的政策。再以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比较，尽管前者涉及的是流量分析，后者涉及的是存量分析，后者可能是一个比前者更能广泛地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指标，但前者却明显地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第一，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部分定义比较清晰，计算起来比较简便，而货币供应量及其增长部分在定义上还不是十分明确的，例如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的不同含义（M1，M2，M3……）还需要探讨；相应地，货币供应量的计算也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涉及货币的不同含义问题，不宜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Ml，M2，M3……的解释和计算方法。

第二，由于这里所论述的是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也就是通过对投资总量的调节而对总需求进行调节，所以对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要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更能收到这方面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场合下投资信贷额增长率的控制都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有效。关于这一点，下面在分析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时，将会加以阐释。

二

让我们接着考察我国现阶段利息率与储蓄、消费之间的关系。

消费(连同储蓄)之所以有较大的利息弹性，是与我国现阶段消费和储蓄的特点有关的。我们不妨先对储蓄进行分析。要知道，假定居民的储蓄存款是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未来受教育等方面的，那么这一部分储蓄存款对于利息率变动的反应是不敏感的。因为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由于利息率的上升或下降而立即相应地改变自己储蓄的目的和变更储蓄存款的数量。另一方面，假定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形成，消费结构已经定型，或者居民对生活需要的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持有量已经接近于饱和状态，而把手头的货币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存入银行，并不因利息率的变动而在消费与储蓄之间重新作出选择，那么这一部分储蓄存款也是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的。此外，还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假定储蓄存款的持有人或现金的持有人对经济失去信心或对吸收储蓄存款的银行不再具有信任感，那么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可能使储蓄存款的持有人继续保持其储蓄存款，也不可能使现金持有人将手头的现金存入银行。尽管上述这些只是纯理论的考察，但对我国现阶段利息率与储蓄、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仍是有用的。

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不论是来自劳动的收入，继承性的收入还是其他收入(利息、股息、房租收入等)，其中确有一部分是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未来受教育等方面的。利息率变动对这一部分储蓄存款调整的作用不会很大，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所了解。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部分以外的储蓄存款的预定用途，在于居民的消费现状。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的货币存入银行后可能不受利息率变动的影响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那么，并非作为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只不过是作为消费的暂时替代形式的储蓄存款，对于利息率的变动又将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一部分储蓄存款显然会有较大的利息弹性。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突出。这是因为，随着近几年来经济的增长和居民平均收入的上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变动的过程中，居民的旧的消费习惯正在逐渐让位于新的消费习惯，而居民所爱好的，愿意购买的耐用消费品仍然供应不足，居民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持有量远没有接近饱和。因此，作为储蓄存款的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消费后的真正余额，而只是一种对未能及时满足的消费的暂时的替代。对储蓄存款者来说，这种性质的储蓄存款就是一种暂时被延期的消费支出。即使我们也可以把准备用于养老、生活保障、子女受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储蓄存款看成是一种延期的消费，但它们是正常的延期消费，而上述性质的延期的消费则是暂时的，只要利息率有所变动，这种储蓄存款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动。

暂时延期的消费或者转化为储蓄存款，或者变为现期消费，或者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居民手中。它们究竟以哪一种形式出现，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居民对经济的信心和对吸收储蓄存款的银行的信任程度。这种信心或信任程度将使居民决定是否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或变为商品，是否把储蓄存款变为商品或现金。这里所说的对经济的信心实际上包括了对价格的预期，对市场上商品供给数量的预期，对个人持久性收入的预期等。这里所说的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除了也包括对价格的预期而外，还包括对银行储蓄和利率政策的预期等。如果居民缺乏信心或信任程度不足，那么他们必然减少储蓄存款，甚至减少手头的现金，而增加对商品(包括暂时不需要的或并非称心如意的商品)的购买。

第二，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并且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相称的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包括商品化的住宅)供给数量的增长率。如果这些消费品的供给迅速增长，那么居民将在手头保存较大数额的现金，准备随时购买；反之，如果其增长率较小，居民则倾向于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也就是把现期消费变为暂时延期的消费。但只要居民认为这些消费品供给数量是会持续增长的，而且认为它们的价格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与储蓄存款二者之间的转化将依市场上消费品供给数量的增长情况而定。

第三，储蓄存款的利息率。储蓄存款利息率能否起到调节社会消费支出的作用，与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居民对经济失去信心，对银行缺乏信任，或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品供给数量迅速增长，那么储蓄存款利息率在现金持有与储蓄存款之间的转化，现金持有与消费支出之间的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减弱；反之，居民对经济有信心，对银行有信任，而市场上受消费者欢迎的消费品的供给数量虽然在持续增长，但增长率较小，那么居民仍会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这时，储蓄存款利息率就能在这一转化中起到较明显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储蓄存款和取款需要现金持有者和储蓄者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储蓄存款利息率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才能吸收居民的储蓄存款。如果储蓄存款利息率低于这一水平，它就起不到这方面的作用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调节社会的消费支出方面，储蓄存款利息率的调整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储蓄存款方面实行差别利息率政策，那么这一作用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即使没有利息率的差别，只要在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额较大时提高储蓄存款利息率，仍然可以促使居民把手头的现金转化为储蓄存款，即把现期的消费转化为暂时延期的消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消费(连同储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

三

关于利息率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根据上面所谈到的，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调节现期的社会消费支出。但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就是：通过储蓄存款利息率的调整而对消费支出的调节，不等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增长过快，是宏观经济不协调的显著标志。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利息率的调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要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可以分解为居民的消费支出、居民的储蓄存款和居民手头的现金持有额三大部分。上面所谈的通过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而进行的调节，是指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内部三个组成部分(即消费、储蓄存款，现金持有额)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调节。这种调节虽然是宏观经济调节的一个方面，但它不等于对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而对其总和的调节应当被认为更加重要，因为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基金失控，首先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失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为既定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必要去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所以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利息率能否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如果能起作用的话，那么它将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我的看法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而言，利息率调整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确有一部分来自居民的储蓄存款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使居民的利息收入增减，从而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但利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远有一部分来自居民的经营收入，例如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等的经营收入。其中有一些经营者从银行得到贷款，如果银行调整对他们的放款的利息率，可以影响他们的经营收入，从而也可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量。不过，这方面的影响也有限。至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相当大比重的工资和奖金收入、退休金和其它社会福利性的收入等，则很难认为与利息率的调整有直接的或明显的联系，因此也就难以运用调整利息率的方式来调节。

正如对社会的投资总量的调节既可采取财政手段，也可采取金融手段一样，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调节同样可以采取财政与金融两种手段。就金融手段而言，前面在分析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时已经提到，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应是现阶段的主要手段，利息率的调整是次要的。只有随着投资的利息弹性的逐渐增长，利息率的调整才会变得日益重要。我认为，在调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时，除了运用财政手段以外，就金融手段而言，现阶段的有效手段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虽然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也可以影响投资总量，但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它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影响。

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以国民产品的净增长率为依据。把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国民产品净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并由后者来决定前者，可以使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一个可靠的物质基础。尽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二者的增长并不十分一致，存在着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滞后问题，但只要事前考虑到这种滞后性、并且不一定按照长期不变的固定比率来确定国民产品净增长基础上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是根据国民产品的不同构成情况来确定国民产品净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不同比率，那么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不是随意性的。

为了使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不至于过度，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除了需要运用财政手段而外，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将发挥其作用。这就是说，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必须以国民产品的净增长为先决条件，而且必须被严格限制在国民产品净增长水平以下。如果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了这一预定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超出了货币供应量增长所容许的限界，从而国民经济中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即使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的不足并不直接影响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的生产单位关于增加工资和奖金的决策，但就整个经济来说，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受到了限制，经济趋于紧缩，这就有可能防止消费基金的继续增长及其继续给予市场以压力。反之，如果不实行以国民产品净增长为基础的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那么一旦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了上述国民产品净增长的限界，消费基金的失控将会加剧，由此造成的需求膨胀也必将引起通货膨胀。这正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一调节方式的优点。

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到此为止。由于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控制是以国民产品净增长率为依据的，所以在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的增长超出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之后，货币供应不足将不可避免。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不足不仅会增加产品实现的困难，而且还会影响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促使生产单位对生产、销售和成本进行调整和重新安排，至少可以防止经济中继续发生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超出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只要企业之间的竞争真正给予企业以压力，那么每一个使本单位职工工资和奖金过度增长的企业都会感受到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不足条件下自己的相对不利的处境。而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环境中，企业却不易察觉这一点，或者，即使能察觉，它们也很有可能利用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客观形势来摆脱职工工资和奖金收入过度增长所带来的成本提高等等困难。

按照国民产品增长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在居民叮支配收入总量的其他组成部分不变的前提下，工人工资和奖金收入的过度增长，就会因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种收入过度增长的现象逐渐消失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以国民产品净增长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将使国民经济中货币供应不足的状态不再存在。利息率的变动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

四

可以把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调节中的有效的金融手段归结如下：

第一，鉴于投资缺乏利息弹性或只有较低的利息弹性，应当把直接控制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投资总量调节的主要金融手段。

第二，鉴于消费基金的失控主要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和奖金部分的增长超出了国民产品净增长所容许的限界，在金融方面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参照国民产品净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篇10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篇11

二、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重要性分析

经济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其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部门之间形成良性沟通提供桥梁性的作用。同时,也是经济管理部门行为的重要数据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管理效率提升,拓展人类智力发展。因此,大量的收集和掌握经济信息对提升生产力以及提升实践效率意义重大。经济信息同样还能够具体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程度与利用效率。是工业发达国家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发展。与此同时,经济信息在现代经济环境当中表现出多元化功能的特征,能够开发、增值、预测经济行为相关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信息、物质以及能源作为人类发展的不可或缺重要基础,其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条件下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具体包括计划、决策、监管以及服务等部分。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管理实际效率,需要不断健全宏观建立机构机制。经济信息意义重大,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更加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和完善经济信息管理系统。

(一)构建科学合理经济信息管理网络

在进行经济信息应用措施管理的过程中想要做好信息工作,必然需要具备如何掌握经济信息的能力,而经济信息掌握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收集原则和规范。经济信息的收集工作更加需要科学的设计与规划,不能贪多求全。盲目的经济信息收集会增加信息管理的负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经济信息管理。同时,经济信息收集还要确保信息的及时性,要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时间观念。除此之外,经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更加要有针对性,只有有针对性的信息才具有使用价值。另外,经济信息的收集还应当从实际出发,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信息收集机制。

(二)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体现经济信息总体正常运行的内部联系和特征的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要逐步建立一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此系统应坚持有一定的目的性、系统的完整性,允许一定的独立性、保证一定的可靠性、讲究经济性的原则。体制改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能够实现的保证,所以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不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还要改进我国的金融体制,逐步与国际金融接轨,更要实现财政体制变革,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良好财政体系,要建成现代国家体制,不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性。

(三)加强经济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不断加大宏观经济管理力度,最终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中一直具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只有保证经济信息应用科学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管理效率的提升,若应用不当,则会对宏观经济管理起到制约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必须要加强经济信息的引导作用,以经济信息为重要的发展导向,实现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例如,在某地区内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整合,分析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相关部门采取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顺利,推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同时,通过经济信息的引导,能够避免出现局部经济和整体经济冲突的问题。提升局部经济发展效益推动整体经济进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四)加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经济信息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在经济管理中相关部门要注重经济信息引导下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可以进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有:

①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②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③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篇12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些独立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政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