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管理思想史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篇2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篇3

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受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朦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裂伤。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整天在家监听邻居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法律系学生，名叫奥古斯特。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把喧嚣、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像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在老法官的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人世间有纯粹的爱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悦？“纯粹的情爱想像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像。”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望的想像而已。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像，其含义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缘分是在灾难中出现的。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卡洛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他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声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个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置疑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情（性）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朱丽叶才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像是可以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她，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像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为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的如此悲戚？

朱丽叶答应去看她。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脱衣的回答是：“我喜欢。”朱丽叶看到，脱衣其实同她一样，嵌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和矛盾之中。脱衣的“我喜欢”必得面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的丈夫曾有情人，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像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朱丽叶不再逃避，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为名叫Vanden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篇4

听课情况表

时间学校授课教师课题

9月26日附属中学胡桂银认识论知识的复习

王立新纸币的产生和发展

谭蕾整体和部分的辨证关系

李玉环实践知识的复习

9月27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刘凤云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王琪联系

范海红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阎红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9月28日二中石晓军按客观规律办事

一、主要优点

1．教师年轻化，有较高的工作热情

政治教师共有35名，其中45岁以上的只有2人，工作3-5年的有10人，非常年轻，大部分教师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在工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虚心好学，认真钻研教材和课程标准，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主动搜集教学中所需资料，丰富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更有说服力。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去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有意识地探究调动学生主体性的方式和方法。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师们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坚持每周去西城、海淀听课，和城里学校的教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探讨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丰富自身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我县内资源，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开展了手拉手的活动，教师之间互相听课，取长补短，力求使自己进步更快。

2．课堂教学注重双基的落实，找准发力点。

在所听的9节课中，其中有4节是高三的复习课，2节是要参加会考的高二复习课，这几节课中教师都努力在学生已学过的基础上，强化知识的落实，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附属中学的胡桂银和李玉环老师以知识结构图的形式把各个表面无关而实质相关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形成知识框架，建立知识网络；实验中学的刘凤云、王琪老师则让学生自己以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为中心建立知识网络，使学生对各知识点由点-线-面-体的联系一清二楚，有效地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聚合性。在高一和高二的教学中教师将教材中的知识体系通过层层设问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对知识之间的联系一清二楚，便于对知识的理解。

3．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意识和实践积极性明显提高。

随着我县现代化教学设备的不断完善，教学硬件设施越来越好，教师们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意识和实践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所听的九节课教师们都使用了计算机，在教学中使用自制的课件，特别突出的是实验中学的刘凤云和二中的石晓军老师，所制作的课件图文并茂，直观形象。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密度和容量，提高了教学效率，都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4．教师的教改意识有所改观。

几年来，在教材还是老教材的情况下，教研活动一直宣讲按照新课标、新理念来进行教学，教师们的教改意识有所改观。在教学中教师关注学生生活、思维实际，以生活为主线；有意识去关注学生的思维，从细节中去找有研究的问题；关注一些改革的措施。比如附属中学和实验中在课前都为学生准备了自学导纲，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进行预习，教师通过这个环节努力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对知识有深刻的认识。

二、问题与建议

1．加强课堂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

在所听的8节课中，绝大部分教师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把课本知识讲清、讲透，而忽视了学生的有效学习，教学方法单一；在一节课中要培养学生的哪方面的能力，往往被老师忽视，对学生思维的深度、思维的广度以及情感上的真实体验认识不足。新课程要求以学生生活为主线，以学科知识为支撑，强调从问题中获得知识，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课堂教学要以能力为核心，到底要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一定要设计。能力是在平时训练中培养起来的，而不是在某一阶段一促而就的。教学中应把抽象的知识还原到具体的生活中去。更多地要考虑课堂上学生学习情绪是否高涨，学习态度是否积极，是否动手、动口、动脑，在反馈中知识是否掌握牢固，学生的思维是否是深层次的，学生的学习信心和学习能力有没有得到增强。应进一步学习新的课标，树立新的理念，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指导教学。教师教学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部分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仍需强化，对如何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实际应用到课堂教学、如何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及学校的特定条件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等方面较欠缺，需加强学习、思考，并不断的实践探索。

2．多媒体辅助教学亟需向深层次挖掘

篇5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档案信息技术现代化管理

目前,在房地产管理部门中,由于房屋产权产籍档案的管理方式相对滞后,因而积压了大量历史信息需要录入。要将这些信息在第一时间内全部录入管理系统并且不能产生误差,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完成。如何利用现代化手段,加强房地产档案数字化建设,实现房地产档案管理的新突破,已成为当前房地产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课题。利用计算机对房地产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具有检索迅速、查找方便、可靠性高、储存量大、保密性好、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这些优点能够极大地提高房地产档案管理的效率,也是房地产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确定适用标准

信息技术标准化是实现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的根本保证。在数字化建设中,必须建立好相应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最终建立起一个标准化的数字化利用平台,实现档案数字化管理。

二、建设高质量的档案信息数据库

房地产档案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档案原件及档案数据的管理。档案原件作为房地产档案的原始资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档案数据的来源。房地产档案管理要实行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模式,房地产档案网站作为一种纽带和桥梁,是实现这一多元化服务的有效手段。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点,为利用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一方面我们可将房产档案中的建筑面积、房屋坐落以及平面图等无条件公布在网上,对于有条件利用资料的各级用户可根据自身的用户级别查询相关的房产档案。另一方面,利用者可将自身的相关问题留在网页上,房地产档案管理人员可以及时了解适用者的需求,解答问题,搞好服务,方便群众。

三、重视人员素质的提高

档案人员是连接档案与利用者的桥梁和纽带,档案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档案的利用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要突出服务理念

就现代管理科学而言,房地产市场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服务,是一种由我们管理部门提供给社会层面的服务。当前,社会层面越来越需要更为全面、便捷、自主的房地产市场信息服务,也越来越渴望通过房地产市场管理信息系统来获取房地产咨询服务和房地产政策指导,因此,我们只有及时、主动、积极地向新型管理服务职能转变,才能够顺应社会的呼唤、满足公众的需求。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同样需要

五、要着力强化系统的协作效能

在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化建设中,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市场信息。一是要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包括业务分类、数据分项、数据定义等技术规范与格式,为各相关业务部门、各相关业务系统今后进一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奠定技术基础;二是要在系统中尽量延伸和拓宽市场数据的采集面,并规划和设计出必要的数字化实现途径;尽可能多地实现各关联机构、协作部门业务数据的采集、转换,促使更多的业务内容转换成房地产市场所需要和必备的业务信息流;三是要实现系统间的数据交互,新的系统必须支持系统间、部门间数据资源交互和传递,实现同类业务信息的一致和共享。

六、当前房地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几点建议

1.提高数字化管理的认识,建立完整规范的档案资料,房地产档案数字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供利用,满足社会需求。

2.制定房地产档案馆数字化建设发展规划,并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各地房地产档案管理部门历史上形成的数量庞大的库存档案,以及每年数量激增的综合反映,建立一支既懂档案管理,又懂房地产管理和计算机知识的专业队伍,是实现房地产产权档案信息现代化管理工作的关键。

篇6

一般而言，石油企业行业特殊，经营范围广，合作单位多，合同种类多，履行周期长。唯有做好合同的精细化管理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绩效。合同订立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投标和合同谈判。在这一阶段，精细化管理的核心是准确衡量和确定投标合同合理的价格。因此，在投标报价前，石油企业就应采用精细化管理思想，组织管理人员、专门人员技术人员成立专项合同工作机构。按照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表格和标准化的分析方法，负责对合同内容涉及的市场价格、竞争对手、成本投入、预期利润等进行调研分析。同时，要做好合同文件的编制、递交以及合同保函获取等工作。并重点对材料价格调整方法和原则以及计价规则、计量支付条件、合同预付款和保留金的支付与扣回的条件及比例、变更与索赔处理办法和程序以及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进行仔细审核、校对，寻找可能出现的纰漏。发现问题，及时呈报决策部门，邀约合同单位进行洽谈，修订。避免因问题遗漏造成合同履约风险。

（二）合同的履行阶段精细化管理

所谓精细化管理是指秉承“持续改进，不断创新，追求完美”的思想，在合同管理过程中立足专业、科学量化，强调细节、务求精确。石油企业合同履行阶段是合同管理的核心。在履行阶段实施精细化管理尤为必要。具体实施中，要特别重视以下工作。

1、建立量化的考核制度

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精细化的岗位职责体系和标准化的考评体系是合同履行阶段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也是避免权力寻租、杜绝黑箱操作，降低履约风险的必有途径。因此，石油企业在合同履行阶段，首先就应制定明确公示管理目标和岗位管理制度并形成和职位晋升、工资、奖金调整挂钩的量化考评体系使企业涉及合同业务的班子成员人人明白企业管理目标，各个知晓自身岗位职责。从而积极、自觉、高效履行自身职责。

2、组建业务水平高的项目经理部

合同履行的结果取决于合同项目组织的科学程度。因此，配备具有较强履职业务能力水平的项目经理部是合同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有效途径。石油企业履行合同初始阶段，就应根据合同业务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选用合适的项目经理和配备专业团队，分配其相应的职权范围和绩效考核和激励措施。强化合同履行各环节的管理水平，激发相关人员对合同履行的积极性，以提高项目绩效。

3、实行考核责任书制度，权责落实到具体人

明确责任是合同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要求企业和项目经理部必须关注内部承包考核责任书的内容，将相应权、责和奖惩措施分配到具体的责任人。使其履职既受制度约束，也受激励措施鼓励。努力为企业自身多元化、全方位的目标服务，认真执行包括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利润、管理费、人力资源开发职责，精心维护企业形象和公共关系。因此，石油企业对合同相关人员实施内部考核责任书制度，不能仅限于企业经营中的成本、收益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企业合同涉及的价格、进度、安全和质量目标、技术经济、政策风险和社会效益等等内容。以相应的权责分配和激励措施，使企业和内部考核责任书签订人都能积极主动地为圆满履行合同而努力，全面提高石油企业经营效益。

4、进行项目资金管理

保持项目收支平衡与合理推进的统一是石油企业合同管理精细化管理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实践中，首先要特别重视加强资金管理的预见性，要根据企业合同执行计划和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及时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对计划期内的收支平衡情况进行预测和把握，以便于资金调度，确保满足资金需求。其次要建立支付台账，详细记录与写作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及合同预支付总金额、当期支付额、到上期末累计支付额和到本期末累计支付额。对存疑问题要及时与财务管理部门对账，定期查缺补遗。同时，要充分考虑项目实际的需求、承受能力和财务成本，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做好资金筹集、调配工作，有效保障资金供给。

篇7

一、《礼仪问答写卷》的相关研究学界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写卷》伦理道德的分类、吐蕃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联系等。首先伦理道德内容的分类研究方面，丹珠昂奔以《写卷》内容为例，从善恶、义务、良心、勇敢、家庭、婚姻等方面分析了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藏族伦理思想，认为《写卷》可能是唯一一卷没有受到宗教熏染的集合了吐蕃时期藏族先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的伦理学著作，是藏族伦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2]。马琨、王东生将《写卷》伦理思想分为“立身修德、为政为主、择妻尊妻、孝亲和家、养子教子、交友处事、知足致富”等七个方面，[3]并分析了立身修德是贯穿《写卷》全文伦理思想的基础，其他几方面在此基础上展开阐述， 如“为政为主”是立身修德之道在社会生活中为官和家庭生活中主仆关系处理上的具体应用。陆洋从善恶观、日常生活伦理、家庭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因果报应观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研究。[4] 学界对《写卷》道德伦理观内容分类研究使我们对吐蕃时期伦理道德观有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吐蕃时期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陈炳应《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一文通过对《写卷》和莫高窟吐蕃时期的壁画，分析了中原儒学对吐蕃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影响，反映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早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蒙元时期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5]陆洋以《写卷》和《论语》为蓝本，从家庭伦理、日常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等多方面对藏汉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个文本中谈及的很多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都是一致或相近的，但二者的不同点也非常明显，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写卷》中虽然出现了许多道德与伦理的概念、命题，甚至是范畴，但它不是一个具备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伦理文本。而《论语》则具有完备的范畴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建构。[6]周云水从人性观、人伦观、忠孝观和人生观几个政治角度分析，吐蕃伦理文化对中原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同时又带上了藏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7]由此可见，这类研究主要从人性观、人伦观、忠孝观、诚信观等方面与儒家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共性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吐蕃伦理道德的影响。其他方面还包括《写卷》中仁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周云水比较《写卷》和《论语》中仁学思想，认为《写卷》的写作源头是《论语》中“仁”的思想，在长期的吸收和渗透过程中，藏族先民又将仁爱观和佛教的“积德”思想有机结合，表现出普遍的友善、好客、济难、安于现实的乐观以及好打抱不平的良好品质。[8] 综上所述，学界对《写卷》做了奠基性的研究。学术界较少关注《写卷》内容反映的思想观与实践观。班班多吉、 史达对《写卷》作者的伦理观从如何对待朋友、奴仆、父母、子女、妻子、财富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对《写卷》内容试图如何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去塑造敦煌地区民众的人格以及伦理观念的实践等方面的思想观、行为观仍未涉及。[9]本文将对前人未涉及到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吐蕃文明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因素。

二、儒家文化入藏的时代背景松赞干布在兼并其他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后，先后借鉴、引进唐的一些制度、文化、技术来变革、管理吐蕃社会。那么，吐蕃为何要引入儒家文化，在引入前吐蕃的社会形态以及伦理道德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只有在较好地弄清上述问题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吐蕃文明中蕴含的大量中原儒家文化因素。 吐蕃王朝位于海拨三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松赞干布在兼并其他部落建立吐蕃王朝以后，奠定了吐蕃的社会形态，即以悉补野氏族为吐蕃统治中心的上层氏族社会和无氏族门望、毫无社会地位的下层平民社会[10]。这两个阶层不可互通，吐蕃的上层社会是封闭的贵族集团，下层社会无管道进入上层社会。如《册府元龟》的记载证实了这点，“吐蕃其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非其种类，辄不相伏。”[11]同时，在吐蕃的上层社会中，吐蕃王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间关系比较紧张。另外，如《吐蕃大事纪年》多次记载大臣被贬或被杀之记录[1]（P.149-152）。 通过上述多位大臣被害的事例来看，在松赞干布统一各部落初期，吐蕃王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间关系非常紧张。在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不健全的情况下，吐蕃君臣之间只有通过盟誓来维系。如松赞干布与韦氏一族盟誓的誓词为“……无论何年何岁，决不对义策之子无罪而责谴，决不听信奸人离间……义策之子孙任何人对赞普有意外不忠之事者，即对不忠者本人以外，决不株连，其他未参与盟誓之人，决不加罪……”[1]（P.164-165）因此，从吐蕃王朝初期的道德伦理来看，还相当缺乏，正如《 新唐书》载，那时的吐蕃社会“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其俗，重鬼右巫，事~羝为大神” [12]。在公元641年成功迎娶唐文成公主后，吐蕃王室热衷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并将之有机地融入吐蕃文化中。因此，儒家文化是当时吐蕃社会道德伦理观相当匮乏又急需要建构一套伦理观来处理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移植的。其立场是站在上层社会的角度，想利用道德伦理来训世、说教，调和、处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说服臣民接受其统治。同时，中原儒学自春秋晚期孔子创立以来，由最初的一种学说发展到儒术独尊的官方哲学，形成了中华道德国家、礼仪之邦的传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汉唐盛世的建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代为唐朝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13]此一“光荣之时期”应是李唐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对周边国家、异民族的影响，吐蕃也不例外。 当吐蕃占领敦煌地区后，于公元786-848年在吐蕃赞普的管辖之下。吐蕃本土常常处于佛苯之争中，其政权已经日益衰落。同时，赤松德赞执政期间， 多次对外扩张，导致了吐蕃民众的大量死亡， 在沉重的军费压力之下，很多破产贫民沦为奴隶， 逐渐形成一股反抗力量[14]。而远离拉萨治理敦煌的吐蕃官吏并未卷入此一事件中，试图将吐蕃传统的伦理道德结合儒家伦理文化作为对敦煌地区民众进行道德驯化。 《写卷》正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历史条件之中出现的。

篇8

虽然近些年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攀升，但相比校园日常生活事件，仍为少数，高校对突发事件的管理，除了没有相对应的应急方案外，对处理应急事件之后的绩效评估也是相当的不足，存在很严重的缺失，并没有对发生在校园的每一类突发事件进行有关的经验总结，这对未来学校应对突发事件是十分不利的，不利于学校在应急管理方面的发展。缺乏之前相关经验的收集与汇总，使得在应对类似的突发事件时，总是无法迅速、有效的解决，而时间拖延所带来的后果，有时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高校校园中应对突发事件时，对当前事件的妥善处理并不是整个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终点，而应在此基础上，完善对每一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经验汇总与收集，进行全方位的绩效评估。

项目管理与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关联

项目管理是现代管理实践的一种先进的、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项目管理是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一个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协调与优化。科学的项目管理理论已被国防等领域广泛采用，并表现出了突出的优势。项目管理的特性与高校校园应急管理存在很多的相通之处，高校管理者可以借鉴项目管理的方法，将其与校园应急管理相融合，从项目管理的理论中汲取与应急管理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应对校园突发事件的管理方法。

1项目管理与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

项目管理的系统方法，是通过一个临时的、专门的柔性组织对项目进行科学管理，这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很相似。突发事件作为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发生迅速，形式多变，在学校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应当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有相关的人员对发生在学校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但由于突发事件的形式较为复杂，这个组织机构中的人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其中的有专业知识的核心人员，应长期在该组织中任职，但其他一部分人员，则可以根据校园突发事件的不同，任用不同的人员，但这部分人员应当在该组织中备案，以便事件发生时，及时参与。同时，高校校园的开放性，可以允许从校外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专业的指导，以最大化保证在校师生的利益不受损害。

2项目管理与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项目管理，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安排，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并通过对项目的计划与事前预测，高效地对项目进行组织、实施、控制，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全方位的协调和最高的收益。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应对校园突发事件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明确目标，应用项目管理WBS的方法，将任务目标分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迅速的处理。由于突发事件发生后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这就使得项目管理成为一种被管理者迫切需要采用的理论方法，所以，这就需要突发事件的管理者，在充分理解项目管理内涵的基础上，找出项目管理与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目标的关联性，从而准确的运用项目管理的先进技术与方法，积极的应对校园突发事件，以使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消极性后果降到最低，以保障在校师生的利益，整体提升学校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3项目管理与高校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项目生命周期

项目的生命周期是描述项目从开始到结束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一般包括“定义，计划，执行，交付”四个阶段，实际工作中根据不同领域或不同方法再进行具体的划分。项目管理的科学方法贯穿整个项目周期，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组织、个人和资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项目生命周期的设定也决定了我们可以利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来将项目和执行组织的连续性操作链接起来。高校校园突发事件作为一个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项目，可以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来安排相关事宜。通常，高校校园中的突发事件是独立的，但同类性质的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是相通的，从事前的预防，到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有效措施，再到事后对应对突发事件的效果的考核与绩效评价，都是与项目管理的科学方法相互关联的，正确的理解项目生命周期的真正含义将会使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系统方法逐步完善。

项目管理在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应用

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是:项目的管理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即从项目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评价，以实现项目的目标。高校校园突发事件的管理者，可以借鉴项目管理的方法，高效的进行团队整合、计划制定、方案实施、绩效评价等，使学校形成一套系统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措施。针对目前高校校园内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项目管理与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关联性，有效地完善当前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使校园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执行方案成为可以有效保障在校师生安全及社会最大利益的法宝。

1基于项目管理的理念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柔性组织

项目管理方法的运用始于项目的定义、计划阶段。同样的，高校校园若要形成一套有效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案，就要从构建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机构和制定应急预案开始，这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与迅速处理突发事件的前提。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构的建立，应当首先选取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组建强有力的组织，该组织中的人员应当在具备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知识的同时，对所在高校的具体情况，诸如学校设施、在校师生人数有十分详细、全面的了解，否则，将无法胜任校园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工作。该组织中的人员应分为两大类，分为常在组织中任职的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常在组织中的人员在校园日常工作中，以制定预案、关注校园动态为主;而临时人员，应当在该组织备案，主要任务为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对校园突发事件的处理，平时主要为其他部门服务。这样的机构设置，具有灵活性，既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员浪费，也避免了不熟悉相关处理程序的人员无法胜任职务、导致办事效率不高的后果，有效的利用人力资源。接下来，在制定校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时，应当对不同的突发事件进行分类，如可分为自然灾害、校园安全事故等，不同的突发事件，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分别有针对性的对待不同的突发事件，将更有利于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准确的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会导致手忙脚乱的局面。同时，与制定预案同等重要的是，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必须提高所有高校在校人员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与理念。应对突发事件是所有在校人员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只局限在管理层。高校在校人员，应当了解学校有关的制度与实施方案，以及应对突发事件时自救的常识，以便全体人员较快的开展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类措施。

2基于项目管理的方法实施应对突发事件的科学方案

项目管理的科学方法，是指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对目标进行分解，合理部署人员，以使项目可以高效、迅速的完成。高校校园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过程，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发生较快，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所以，利用项目管理的科学方法已成为当下各高校应对校园突发事件的必然选择。在校园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组织机构要合理的安排人员，结合先前制定的预案与所发生的问题，明确目标，采用标准化的方法，利用项目管理WBS方法，将任务层层分解，明确责任，以使各应对措施全方位的展开，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不应有的时间拖延。在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案。如在应对自然灾害时，高校管理者应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事先做好当地多发灾害应急措施，提前预警;灾害发生后，应将在校人员及时进行疏散，并进行安抚与心理健康的调查;面对灾害所带来的财产的损毁，应当及时清理并进行抢救，尤其是学校的重要资料的保护，同时，设施重建也是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项目管理理论将有利于灾后应急管理中灾害严重程度的评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所需资金的估测，以便管理者迅速的做出决策，合理的进行灾后重建。

篇9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4-0130-02

一、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定位中贯彻人文关怀理念

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人文关怀通常指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学生的个体需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传统上，我们对思政课的定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思政课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倡导主旋律与主流意识，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这一定位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把思政课教学作为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然而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这一点，在教学中就很容易陷入说教中，使学生感到厌烦，而不是把学生吸引过来。

因此，我们对思政课的定位还应该有第二个层次：方法课。

教师要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思政课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思想政治理论，而是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去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对大学生而言，一门课程如果不能对他自身的成长、发展起到任何作用，他是不会感兴趣的。这种行为虽然有些功利，但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必须让学生意识到，思政课对他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对他们的人生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就是能用课堂上学到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他们在现实以及未来人生中的一些问题。

最后，我们对思政课的定位还应该有第三个层次：人文素质课。

通常我们认为大学生素质的具体内涵包含了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和身心素质等许多方面。大家都承认思政课着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但往往忽视一点，那就是，思政课其实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今天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大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知识，对政治理论难以理解，课堂上一讲理论就心生厌倦，昏昏欲睡，甚至做一些与课堂学习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不跟随教师思考，就越来越缺乏思辨能力，人文素质的提升存在问题，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今天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尴尬处境。要改变思政课教学的现状，必须从思想上改变以往的认识，注意发掘思政课的人文资源潜力， 明确思政课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彻人文关怀理念

（一）教学内容的人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集合了多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综合素质教育，其目标应该是全面提高学生的个体素质，如果教师单纯按照规定的教材内容来教学，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可以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甚至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作为指导，结合学生自身的认识水平，自行设计教学内容，探讨当前国家、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甚至是开展辩论，也就是说教师应尽量将教学内容设计成一个个的问题，吸引学生来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既贯彻了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体现了思政课作为方法课，人文素质课的定位。

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与时代相结合，弘扬主旋律，释放正能量。当下的中国，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社会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出现怀疑历史、戏弄经典、颠覆传统、社会冷漠、信仰缺失 、道德失范、思想混乱等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把握时代主题，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把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是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是时代的主题，也是青年学生关注的焦点，思想政治教育应抓住这些热点，引导学生思考，形成正确的认识，同时也锻炼了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与学生自身实际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了解学生的思想与追求，鼓励他们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同时也要将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不太恰当的思想、行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设计到教学内容中，在教学中注意对学生的引导，尽量解决学生思想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

（二）教学方法的人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人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以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与个性发展为目标，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小组学习、学生登讲台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形式， 增强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的人文色彩， 使以往严肃、枯燥的政治理论课变成充满人文精神、追求自身理想的一种实践形式，这种形式能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也不再仅仅是灌输枯燥的政治理论的过程，而是培养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过程。

在教学方法的采用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注重师生的双向交流，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当然的“ 教育者” 和“ 被教育者” ，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双方是平等的。那些表面上、形式上的“ 教育者” 只不过是暂时的。所谓“ 教育者” 事实上也必须是“ 受教育者” 。因此，在教学方法的采用上不能是“单向”的，更多的要侧重于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

二是注重精神陶冶，切忌僵硬说教。正如前文所说，思政课教学的目标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目标是不同的，思政课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信念以及品德，最终将这些思想、信念等转化为符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行为。而人的思想、观念、信念、品德形成与科学知识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认知过程，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过程，这一过程注重的是生命个体的体验和感悟，强调个体内心情感的激发。因此，教师只有在教学中将自身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通过情感传达给学生，才能感染学生，引起情感的共鸣，达到真正的共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是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青年学生对互联网，对各种新媒体如微信，微博尤为热衷。在教学中，我们也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参与。

四是与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终目的是将正确的认知转化为恰当的行为，因此，要特别注重开展全方位的、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参观考察、围绕某一社会热点组织辩论赛、带领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等等，通过引导学生置身于真实甚至有时可以是模拟的社会生活情景中，从中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通过自身的思考，形成正确的认识，最终推动其认知向行为转化。

（三）教学效果考核的人文化

传统的思政课的考核方式就是期末的一张试卷，主要是看学生是否掌握了教材上的内容。这种考核方式其实是不能真正反映学生头脑中的思想，教师也无法真正了解课程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学生只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应付考试，得到分数。

思政课作为一门综合素质课，考核方式必须与其定位相适应。因此，在考核方式的设计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并重，考核要反映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各项能力尤其是思辨能力的提升，单靠一张试卷或一本作业是无法完全反映的，教师应更加注重学生在课堂的发言、讨论甚至是私下与教师的交流，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以及实践后的心得体会。

二是考核要注重学生的差异化，思政课作为人文素质课，更要体现以人为本，不同个性的学生可以根据他们擅长的方式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

综上所述，在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关怀的社会发展理念指导下，对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定位重新审视，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人文关怀价值，整合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加科学地确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 参 考 文 献 ]

[1] 葛茂林.简论“两课”教学原则和目标的发展与完善——兼谈大学生完美主体人格的塑造[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2）.

篇10

论文关键词：黄炎培；就业；软实力；职业道德

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大规模扩招以来，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在此之前，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不足100万，但到2010年，毕业生数量达到了630万，加上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以及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达2400万人左右，而社会只能安排1200万人就业。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目前，无论政府还是高职院校都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要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除了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还应重视学生的软实力建设以培养用人单位日益看重的人文素质。2010年刚通过的《江苏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以“毕业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度”作为职业教育教学成效的终结标准，而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先生（1878-1965）则早在他倡导职业教育之初，就给予了学生软实力培养以重要地位。

黄炎培先生在1917年的《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指出：“人或疑主张职业教育，即不主张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不知二者与职业教育，并非立于反对地位，岂得因入此而便疑出彼？况主张职业教育者，同时必注重职业道德，而公民教育实合公民道德与公民职业两者而成，彼此均有不可须臾离之势。”从中可看出，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除了包括技能训练，还必须包括道德熏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而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单位招聘时，“但只是功课好，够了吗？不够，还要身体强健。身体强健，够吗？不够，还要技能纯熟。……这样，够了吗？不够，还要脾气好。……以上四项都要全凭自己去做。兄弟在中华职业学校时，常有两句话，就是‘利居众后’‘责在人先’。”

事实上，对学生就业软实力问题，黄炎培不仅观念上高度重视，理论上系统阐述，还依托中华职业学校亲自加以实践，其中很多思想不仅意义深远，在当时为中华职业学校培养大批优秀毕业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使对21世纪高职教育，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我们去研究并借鉴。现从三个方面介绍如下。

一、就业软实力之内容

“就业软实力”一词在名称上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从政治学角度借“软实力”一词以描述综合国力中的无形要素和非物质要素。自此，对软实力的研究逐渐从政治学领域延伸到教育、经济等其他领域。而我国自1993年引入该词后，也从2006年开始提出了“大学生就业软实力”一词并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实质上，我国职业教育界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重视学生就业软实力的培养。其中，堪称先驱的是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黄炎培先生从公民素养和职业道德两个层面对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出了要求。

1.公民素养

在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过程中，黄炎培对培养学生良好的公民素养一直非常重视，认为职业教育“使命在造就实用人才，同时亦须重视人格训练，以免由实用而流于功利化。”③对学生进行人格训练是开展职业教育、培养就业软实力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人格必须完整”的培养目标，及“铁的纪律，金的人格”的具体要求。在黄炎培看来，铁的纪律是完善人格必需的手段，同时也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而所谓“金的人格”，黄炎培将其解释为：“一、须有高尚纯洁之人格；二、须有博爱互助之精神；三、须有侠义勇敢之气概；四、须有刻苦耐劳之习惯。”这既是学生为人必须具备的四条根本修养，同时也是做人的根本。

为实现这一目标，黄炎培提出，“而欲全人格，行动必须非常严谨，操守必须非常竣洁”，他除了要求学生“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外，还特别提出“自己尊重人格，同时还须尊重他人人格；互相尊重，实为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境界。”

2.职业道德

黄炎培在推行职业教育之初，始终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职业道德教育目标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所有职业都应遵循的一般职业道德修养；二是一般职业所应遵循的具体职业道德规范；三是某个职业所应遵循的特殊职业道德要求。

（1）一般职业道德修养。1918年，黄炎培为中华职业学校规定了“敬业乐群”的校训。这一校训既是他职业道德教育的方针，也是当时职业界对员工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是纲。

“敬业”是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即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首先要有职业感情及责任心。热爱自己职业并有责任心是做好一切工作之前提。就职业感情而言，黄炎培认为如果学生头脑中存在“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的思想，看不起自己的职业，正是“职业教育之礁”。他要求学生明白“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乐群”是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即学生在工作中要有服务社会及合作互助的精神。首先，得有服务意识。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训练，第一要义即‘为群服务’。一个人不能太重视自己之利益而牺牲大众。职业并不只为己谋生，同时对于‘为群服务’之群字，应特别注意。”因此，“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其次，得有合作精神。黄炎培将职业定义为“是人类在共同生活下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职业教育，即是给人们以互助行为的素养，完成他共同生活的天职。”因此他把“大合作精神”作为德育方针，指出在职业活动中，人们应该怀抱合作精神。

（2）具体职业道德规范。为了让“敬业乐群”更具有操作性，黄炎培还纲目并举，以此为核心，制定和完善了中华学校《职业道德教育标准》。在此标准中，“敬业乐群”被细分为操作性极强的13条在校学生修养标准，即：对职业之性质应有准确之观念；对所欲之社会应有相当的了解；对将从事之职业应具有相当之兴趣，养成负责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的精神；养成勤朴的习惯；养成合理的服从习惯，养成有礼貌的习惯，养成守法的习惯，养成公而忘私的德性等。1924年，黄炎培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尊重职业、职业平等、信实、服务、耐劳、守法、进取、节俭等具体规范。1930年，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南翔南园专家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上精神训练的标准和方法”，将职业教育精神训练确定为六个要点：责任心，工作效能，互助，廉洁，乐业兴趣，创造精神。

（3）特殊职业道德要求。中华职业学校创办初期，只进行一般的职业道德教育。但到了1928年，黄炎培在《设施职业教育标准》中提出：“职业教育机关之训育，除普通的道德训练外，须切合于是项职业社会所需要。”也就是说，既要进行一般的职业道德教育，还需进行某职业特殊的道德教育，两者不可偏废。如对商科，既需要进行“服务社会”、“养成勤劳习惯”、“合作精神”等一般职业道德教育，同时，由于商业与工农业不同，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因此还必须进行敏捷、信实、礼貌、注意社会状况等特殊的职业道德教育，“只有具备上述数种条件，方可称为一个完善的商人。”

在黄炎培倡议下，中华职业学校于1931年确定了公共的德育标准及农、工、商、家事等各科的德育标准，将学生就业软实力培养从一般与特殊角度进行了有机结合。

二、就业软实力之重要

就业软实力体现出来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学生顺利就业起着决定作用。鉴于此，黄炎培从职前与职后两个角度论述了就业软实力对学生职业竞争力的影响。 转贴于

1.从求职角度分析就业软实力是关系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关键

黄炎培指出，对职业教育来说一个不得了的问题，就是毕业后的职业问题。但当时中国教育的困境是“脱离社会、脱离生活，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为此，黄炎培认为，学生要想顺利就业，很好地为谋生作准备并全面担当服务社会之责任，不能仅以职业技能训练为目标，还必须切合单位需要，注重软实力的养成。他要求学生“养成守规则、有礼貌、耐劳苦的习惯”，并指出，“如果真能做到吾敢说没有一处不欢迎的。”

2.从在职角度分析就业软实力是关系大学生职业生涯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中华职校在制定的教育方针中规定“既得应用之知识，纯熟之技能矣，而无善良之品行，仍不足以立身社会。”若“人格一经毁损，其人见弃于群众，那有功名事业可言”。黄炎培认为待人必须厚道，这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凡事成功的必要条件，在得人的同情与助力，而人之待我，一视我之待人如何，绝无假借与侥幸之余地。”即，优良的品行是关系学生事业能否成功、在职业上能否可持续发展并立身社会的保障。

三、就业软实力之培养

学生就业软实力的培养是个系统工程，对此，黄炎培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观念入手，倡导“劳工神圣”

针对当时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有读书之惯习，无服务之惯习”，黄炎培从改变学生观念入手，力倡职业平等。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和服务观，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黄炎培认为，劳工无论是劳心还是劳力都是神圣的，主张“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中华职业学校以“双手万能”图案做校徽，学生在入学时一律要写下“一尊重劳动，二遵守纪律，服务社会”的誓约书。学校规定，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内一切洒扫清洁工作，全部由学生负担。“校舍不够，学校扩充建筑校舍，教师和学生合力自砌壁，自铺瓦；运动场不够，扩建、收买场地，教师和学生自平治，全校不用一校役。”

高职学生毕业后几乎都是从简单劳动做起，面对岗位的重复与单调，一些学生在工作之初就会产生失落感及厌烦情绪。为此，培养学生脚踏实地及职业平等的优良品行对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就很重要。黄炎培先生创办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沿袭先生所提倡的“劳工神圣”传统，为一、二年级的学生在每学期安排了“劳动周”，在这周内，学生参与学校各部门的洒扫清洁工作，目的在于通过日常劳动以培养学生职业无贵贱之观念。

2.自律为重，倡导学生自治

自治是指学生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以养成自律、自动、合作互助等优良习惯。黄炎培认为，学生软实力的养成，除了需要他律，更重要地是还需要自律。为此，中华职业学校“特重学生自治，提倡公共作业，养成其共同心、责任心，乃勤勉诚实克己公正诸美德，俾将来成为善良之公民。”高职院校作为走向社会的校园生活最后一站，健全现有的学生会及社团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功能，让学生在自我管理中培养自治能力就很重要。

篇11

【中图分类号】G64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教学方式。高校在推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实践教学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应对措施，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

一、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不重视实践教学

很多高校不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只是开展理论教学课堂，没有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

2、缺乏规范的实践教学大纲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活动内容没有统一规范的教学大纲，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即兴组织实践活动，没有实践教学大纲的指导，具有很强的随意性[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差。

3、实践教学活动组织难度大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主要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在校内和校外进行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在组织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难度，存在着场地的选择、活动经费、实践内容、教学目标等[3]多方面的问题。

4、实践活动缺乏有效性

很多高校要求学生在假期完成实践活动，但是对于学生如何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活动，如何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指导，导致很多学生在社会上随便找个单位盖上章就向学校交差了。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应对措施

1、重视实践教学

首先高校的领导和教师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给学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学生运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来指导现实生活实践活动，能够用有效的理论知识，丰富自己的思想，更好地去发展和生活。高校不能仅仅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要保证在校内有足够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课时，将实践教学真正落实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在实际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中，还可以向课外进行延伸。

2、教育部门规范实践教学大纲

教育部门要规范各个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纲，仔细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计划等多个细节。实践教学的教学目标是巩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教学知识，使学生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指导现实生活实践活动，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有针对性，关注社会中的一些热点重点话题，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另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参与的学生比较多，组织和管理起来都存在一定的难度，教育部门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纲，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活动的切实可行性，保证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3、组织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

（1）校内实践教学

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纲，在学校各院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例如，校园思想文明活动、思想政治辩论大赛、班级思想政治主题活动等，在活动中，教师积极地进行思想政治指导和教育，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

（2）校外实践教学

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大纲，动员学生在假期积极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活动。大学生最终都会走向社会，寒暑假是他们接触社会最好的机会，教师可以加强和学生的互动交流，制定多个有意思的实践主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择实践主题，保证他们可以完成实践活动。另外，学校还可以集体组织思想政治实践教学活动，在假期思想政治教师和学生一起去实践，例如，学校的三下乡活动、志愿者支教活动、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教师在实践活动中加强指导，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质量。

4、加强监管实践教学的过程

学校要加强监管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活动，要详细了解学生的实践活动内容和实践活动过程，教师对于学生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进行指导和帮助，将学生的完成情况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成绩的一部分，最后都要记入总成绩中，提高学生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意识，激发他们的实践主动性和积极性。

5、学校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投入

学校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投入，主要包括学校要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保障经费，为多种实践教学活动提供资金保障，积极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活动场地，和校外的一些企业建立校企联盟，可以让学生真实的去感受职业氛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另外，提高思想政治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的模范作用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通过在职培训和岗前教育等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师的培训活动，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和指导水平。

结束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的重要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针对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顾晓静，黄方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规范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31）.

篇12

中图分类号：TU7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8-0107-01

1 前言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原西德和日本传入我国，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继实行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制度之后，又推行了工程监理制度，并逐步开展了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等执业资格考试，实施了建设行业注册准入制度，大大提升了建设行业工程项目管理的总体水平。工程项目管理对于不同的参建主体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对于建筑施工单位而言，工程项目管理主要就是施工管理，其核心是“三管三控一协调”。具体来说，三管就是合同管理、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信息管理；三控就是工程进度控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控制；一协调就是指全面地组织协调、沟通各方关系，协调的范围可以分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

2 以人为本，做好三项管理

春秋中期，管仲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强调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管仲《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项目经理由于缺少对组织中人的行政处分权，要想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必须贯彻人本管理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本管理思想，也有等级服从之约。人本管理就是要发扬民主，在参建各方主体之间树立只有分工不同，没等级之别的观念。

合同管理贯穿于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等活动的全过程。工程项目的参建主体是由合同维系在一起的，项目组织是通过合同建立起来的组织，项目组织的运作是建立在授权的基础上的，高效管理也是要求充分授权的，项目组织是由不同部门、单位、组织的人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对项目目标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合同既体现了人的意愿，又服务于人的需要，人处于合同的最核心位置。所以，项目合同管理要想成功，必须贯彻人本管理的理念。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是围绕着建设目标而动态控制展开的，而安全则是固定资产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控制的基础。中国传统人本思想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在人与自然、与作为自然现象的天的关系上，体现为强调人与天地同尊，而人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人本管理是指以人的全面的自我的发展为核心，控制好环境风险，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切实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与人身安全，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以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工程项目的共同目标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现代化的管理活动，要依靠大量的信息以及对大量信息的管理，并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以人为本意味着项目组织内部各参加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项目组织内部，项目参加各方的地位不是由其行政级别、规模、社会地位来决定的，而是由其在项目中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项目参加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由于项目的运作过程是平等透明的，在项目组织内部由于信息流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对于参加各方来说，很少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大大降低了由于拥有特殊信息而形成的权威，使得参加各方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对话和沟通，项目参加各方地位的平等也能促进各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确保项目组织良好的运转。

图1

图2

图3

3 易变不息，抓好三大控制

工程项目管理的三大控制包括：工程进度控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投资（成本）控制，这三大控制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计划制定，过程控制，对诸因素进行检测、核验，对差异提出调整、纠正措施的监督管理过程。这就是我们一直要求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推广应用的动态控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施工过程中运用定量的施工进度控制、施工成本控制、施工质量控制的报告，系统地指导施工管理工作，这对于项目建设目标的实现，促进工程项目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古老的《易经》早就指出“道无常居，易变不息”，说的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没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情况、没有一思想是不变的，不可能不变，一定要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钟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随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易变不息，从工程项目管理的角度来看，事物在不断发生变化，控制目标也就随时会出现偏差，我们的调控工作当然也要随之跟进，我们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持续改进，以使项目实施达到预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与工程项目管理所强调的动态控制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4 和而不同，搞好各方协调

沟通协调也是项目经理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参建各方既有共同的目标，又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追求。儒家赞同“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对人和的重视。人和作为企业伦理规范，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企业内外部运行环境，在工程项目管理上也一样，在项目内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造就项目内部的和谐团队精神。在项目外部关注和气生财，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与政府，与项目所在社区公众建立和谐关系，在生态环境方面关注环保，关注项目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儒家文化讲究人和的管理思想在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以我公司承建的广州市东漖城中村改造首期复建房（东和花园）B区工程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达8.6万m2，属于大型项目，该工程基坑实际开挖深度为7.8m，采用桩锚综合支护技术，专家原论证确定的施工方案里是每个支撑角设置两层支撑梁，二层撑梁距离坑底的净空仅3.5m，这样一来，梁下机械作业空间严重不足，以致土方开挖以及工程桩钢筋笼安装都将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根据第一层土方开挖后探明的现场土质情况，提出了把第二层支撑梁改为预应力锚索的施工方案，这样的修改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合符常规的，所以协调难度是很大，但由于我们在项目一开始就建立了良的好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与参建各方的沟通和协调是十分顺畅的，经过努力，我们很快争取到了各方力量的有力支持，重新组织了专家论证，修改通过了这个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从而保障了该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