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考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17: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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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篇2
我市劳动竞赛的新实践
从调查情况看，近几年我市开展的劳动竞赛活动，可归纳为：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即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点工程中，组织广大建设者围绕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效益等内容开展的竞赛活动。服务行业创优竞赛，即在传统和现代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服务窗口围绕业务水平、服务质量、群众满意等内容开展的竞赛活动。工业企业职工技术创新竞赛，即生产加工企业开展的职工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等创新活动。与此同时，以一定区域动员开展的阶段性专项竞赛活动也时有进行。竞赛活动注重与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些基本或共性问题相结合，比较成功的做法主要有：
做法一：劳动竞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互结合，互为促进。许多企业认为，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性，而劳动竞赛的良性开展，又能推动营造企业以人为本、崇尚科学技术的文化氛围。慈溪瑞宝渔具公司倡导的“细节文化”；象山天安集团公司的“在工作细节中创新，在创新思维中工作”等理念，在实践中的认同和确立，大多是在劳动竞赛活动中贯穿体现的。一些国有改制企业继承和创新国企的一些劳动竞赛形式也仍然有效。宁海县供电局每年以“技运会”形式，组织6个主岗位工种技术比武和合理化建议等竞赛活动，培育职工竞争意识、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努力营造“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使职工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做法二：在创建企业品牌中发挥劳动竞赛的作用。在日益多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来塑造品牌已成为众多企业的共识。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程，通过轰轰烈烈的立功竞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大桥工程建设，树立宁波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大桥品牌”。目前，我市已有57个重点项目开展立功竞赛活动，有效促进了工程的建设。在服务行业，不少企业也通过各具特色的竞赛活动，着力打造企业品牌，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做法三：劳动竞赛紧密结合员工培训，促进员工素质提高。企业运用竞赛机制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更能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慈一棉运用技术创新竞赛机制，着力倡导和组织一线职工熟练本职岗位操作技术、改进操作工艺。企业每月组织一次一线作业操作工和设备维护工竞赛考核，一年内历次考核都达到优秀的被列入尖子队(现有45人)，尖子职工除每月获得一定奖金，其中26人还被选为企业内部的培训师，承担本企业员工培训任务。这样，一线职工的技能水平通过技能竞赛获得认可和提高，也促进企业职工整体技能素质提高。
做法四：运用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劳动竞赛更显效能。劳动竞赛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宁波奥克斯集团公司工会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应民营企业特点、务实高效的员工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几年来，有1万余人次获得了总额1100万余元的技术创新奖金，为公司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亿余元。一些企业还采用“职工姓名命名先进操作法”和“创新成果收益分成”激励员工创新。有些企业以公司股份作为奖励，实现创新成果收益分成。浙江舜宇集团公司职工胡艳宇由于拓展销售渠道，为公司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为此获得“舜宇人才精英奖”，领到的奖品是5万股公司股份和1万元奖金。与她同时获奖的还有15名员工，所得股份最多为12万股。这种激励理念，使每一位普通职工都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练技术、赛能力，在为企业发展而努力拼搏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价值。
地方、产业工会组织在劳动竞赛中的作用
劳动竞赛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都比较强的活动，要使其形成一定规模，发挥整体作用，并走规范化路子，发挥地方、产业工会的组织引导、服务指导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探索一：宣传动员，为竞赛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宁波市总先后几次召开劳动竞赛再动员大会、全市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动员大会，号召全市职工开展“百万职工大练兵”、“在创节约型社会中献计献策”等活动。各地方、产业工会也因地制宜，积极动员号召，余姚市总利用“塑博会”，开展“争当优秀营业员、优秀服务员、优秀驾驶员、优秀保洁员”竞赛活动；市财贸工会以宁波创建全国首批文明城市为契机，与市贸易局、市旅游局等6家单位联合，在全市商贸旅游金融行业开展专项“创服务品牌，让顾客满意”主题系列活动，等等。扩大了新时期劳动竞赛的影响力，为劳动竞赛活动的蓬勃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探索二：制订规则，保障竞赛活动有序开展。2003年宁波市总出台《关于职工素质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制订了职工素质建设五年目标和任务。2004年又相继制订《宁波市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实施细则》和《宁波市“首席工人”评选试行办法》。目前，正着手制订《宁波市职工技能竞赛实施办法》和《宁波市职工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奖励试行办法》，以促进竞赛活动逐步系统化、规范化。探索三：搭建平台，创设竞赛活动有效载体。主要有：职工技能大赛。2002年以来，宁波市总连续举办三届全市性职工技能大赛，设置竞赛项目48项，参赛职工约15万人次，共有7520名职工获中级以上职称，其中315名获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各县(市、区)总工会、市产业工会也相应组织开展了竞赛活动，有效增强了职工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一体化”工作试点。在部分大中型企业实施职工技能培训、竞赛与鉴定一体化的试点，赋予试点企业自主培训、自主鉴定的职权，使职工技能培训、竞赛和鉴定与企业生产安排相协调，与企业生产实际相配套，与职工工资收入相挂钩。这一平台的创设，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深受欢迎。目前，宁波市总已确定浙江造船有限公司等11家职工技能培训基地，开展8大行业近百个工种的职工技能培训与鉴定。
“首席技工”评选。2004年，宁波市总、市属工业企业工会联合有关部门启动全市性“首席技工”评选制度，通过技能竞赛产生人选，当年全市评选150名“首席技工”，并给予物质奖励，赋予晋升“技师”资格，激发了职工潜能发挥。
探索四：奖励表彰，激励竞赛活动持续发展。近两年来，宁波市县两级总工会、产业工会联合或协调有关职能部门通过评选、表彰和奖励“职工技术能手”、“首席技工”、“劳动模范”，树立榜样，激励进步。通过评选“学习型组织”、“五一文明岗”、“模范集体”等树立企业品牌，充分调动了企业主组织竞赛和广大职工参与竞赛的积极性，推动了劳动竞赛活动的创新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市共产生职工技术创新项目15余万项，攻克技术难题650余个，创经济效益8.2亿元。广大职工整体素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一大批优秀技工脱颖而出。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竞赛不仅仍旧适用，而且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信誉机制、价值理念等相结合，更具活力，更见成效。新时期劳动竞赛逐步呈现了从“速度型”、“运动型”、“体力型”向“效益型”、“岗位型”、“智力型”的转变，并成为工会组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针对企业实际，发动职工“建功建业”，发挥生力军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众多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推进企业先进文化建设，促成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成为广大职工提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创业能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渠道。
但是从发展的要求看，劳动竞赛的开展还存在一些不足。部分同志对在民营企业开展劳动竞赛不理解，认为劳动竞赛的开展与职工维权相悖；有些活动开展只停留在追求经济效益上，不够注重人的素质提高和企业自主创新力的增强；地方、产业工会组织存在工作系统性、规范性缺乏，深度不够等问题；在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方面也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
深入开展劳动竞赛的思考
思考一：要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的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职工谋求个人劳动报酬最大化，是客观的、必要的，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从眼前具体利益分配来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然而从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长远目标来说，企业主与员工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利益的实现都有赖于企业的盈利和发展。而设计和开展科学合理的劳动竞赛活动促进效率和人员素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是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赢”，促成劳资关系和谐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认识，加强宣传教育。
思考二：劳动竞赛活动的开展要围绕中心，紧扣实际，创新形式，注重实效。新时期劳动竞赛，要深入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当地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和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突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职工素质。要进一步探索中小民营企业开展竞赛的有效形式，激活中小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活力；要在节能、增效、安全、环保等方面创新竞赛的形式和内容；要在加快提升服务业方面积极发挥劳动竞赛作用。
篇3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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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通货紧缩（Deflation），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1992）中定义为“与通货膨胀（Inflation）相反的是通货紧缩，它发生在价格总体水平的下降中”；斯蒂格利茨则在其《经济学》（中译本，1997）中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水平的稳定下降”；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简明定义为：通货紧缩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普遍、持续的下降。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出现程度不同的通货紧缩，时至今天，其阴影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徘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近期刊文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通货紧缩，而非二次衰退。
1、三大经济体
继日本之后，美国、德国和英国也相继面临通货紧缩的危机。由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GDP占到全世界GDP的75%，因此三大经济体的经济走向对世界经济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一年，企业的资本设备价格下跌了1.0%，汽车价格下跌了1.6%，服装产品价格下跌了2.2%，电器价格下跌了2.7%，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个人电脑，跌幅高达20.9%.通货紧缩不但笼罩着制造业，而且已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酒店的价格下跌了2.1%，飞机票的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更是下跌了4%.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持续性的通货收缩，对正在挣扎着走出衰退的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2002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5.0%，但进入二季度后急剧回落，二季度经济增长仅1.3%，预示着美国经济调整、复苏和变革步履维艰，通货紧缩仍是主要威胁。
欧元区的通货紧缩压力总体不太大，但是德国和英国则相对严重。德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失去了相当的自主性，目前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对于通胀率只有1%的德国来讲相对较高，估计2003年出现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大。英国近来的通货紧缩压力一直比较大，统计数字表明，当前英国的年主导通货膨胀率只有1.9%，同英国政府设定的2.5%目标有一定差距。目前，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仅仅相当于1987年的水平。过去12个月来，英国耐用消费品价格平均下降了3.8%.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一直处于萧条时期，尤其1998年之后，庞大的财政赤字，沉疴不起的消费低迷，频繁的企业破产，使通货紧缩日益突出。为此，日本政府今年10月30日出台了“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以寻求复苏经济的出路。
2、亚洲
中国台湾由于经济金融十分不景气，以至于通货紧缩愈显严重。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1~10月，台湾消费物价年增长率为-0.26%.
中国香港自1999年呈现通货紧缩，2002年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下跌3.7%，跌势持续47个月，且创下27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亚洲其他国家，如泰国和菲律宾等，近年来消费品价格与以往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
3、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目前该国正处于连续第四年的严重通货紧缩之中。其他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等，也都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
4、中国
近五年，生产能力结构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如果根据国际普遍的看法，通货膨胀率低于1%即属通货紧缩，那么，从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看，中国1997年已出现通货紧缩；从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中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因为，中国五年来价格指数上涨率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所以，“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胡鞍钢，2002年）
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近年来已有大量论述，本文拟着重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并从中得到一些有效遏制通货紧缩的思路。
二、历史上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
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通货紧缩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经济现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期间出现的严重通货紧缩，以及日本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螺旋式的通货紧缩。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其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证券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
在大萧条之前的1922~1929年被称为是美国“繁荣的七年”，股票市场（以下简称“股市”）上，投机之风可谓空前绝后。据统计，在此期间，有价证券的发行额为490亿美元，而股指居然上涨了5倍。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当天的交易量达到1300万股，证券市场一天之内蒙受的损失开创了历史最高纪录。至1932年6月，以S＆P5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代表的股票价格已平均下降了86%.股市的暴跌成为引发美国其后5年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导火线。
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主要表现为：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大幅下降。1929年8月至1933年4月，CPI下降了28%.可见，通货紧缩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首要特征；
（2）国民生产总值（GNP）大幅回落。1929-1933年，美国的GNP下降近24%，平均每年有接近8.3%的负增长；
（3）工厂、银行大量倒闭。大萧条期间，美国倒闭的企业超过14万家，倒闭的银行超过5100家；
（4）失业率大幅上升。1929-1933年，失业率从3%上升至25%；
（5）消费萎缩，投资暴跌。1929-1933年，物价平均下跌了6.7%；美国企业投资额由1929年的560.2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84.4亿美元；
（6）证券市场筹资额锐减。1929年，美国企业债券、股票的筹资额近80亿美元，而1930年锐减至44.83亿美元，及至1933年筹资额只有1.6亿美元。
2、日本的通货紧缩
1985~1989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形成、发展、最后破灭的过程。由于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过剩资金涌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暴涨。1989年底，以日经指数由38915点的历史高位急剧下挫为标志，日本的泡沫经济宣告破灭，从此进入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时期，尤其1998年之后，各种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已处在“通货紧缩螺旋”的边缘。
当前日本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相似的通货紧缩特点，主要表现为：
（1）物价下跌。日本CPI从1999年起连续27个月下降，2001年CPI更是下跌0.8%，跌幅创下历史纪录；
（2）经济增长陷入停顿。1992~1995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不到1%，1998年则下降到-2.8%，是战后经济增长表现最糟糕的一年；
（3）企业生产能力下降。日本生产能力指数曲线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截至2001年2月，破产企业负债额为23.61万亿日元；
（4）就业形势严峻。90年代初以来，日本年均失业人数连续增多，2000年完全失业率达4.9%，2001年再创纪录地达到5.4%.
（5）资产价格下跌。“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地价持续下跌。2001年年初商业用地的地价下跌7.5%，仅为最高值（1990年9月）时的18%，跌至1981年的水平；
（6）股市低迷。“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股市一蹶不振，至2002年11月14日，日经指数以8303.39点报收，创下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美日通货紧缩的启示
综观美国和日本两国通货紧缩的发生、发展过程，结合两国在通货紧缩发生前后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我们不难看出，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关系。
（1）股市超常波动会诱发通货紧缩。美国为了抑制股票投机，美联储在1928-1929年错误地采取了过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收缩公开市场操作并两次提高再贴现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对经纪商贷款的利率，甚至限制会员银行对经纪商贷款，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在诸多利空下变得无序，股价暴跌随之出现，银行和企业连锁破产，市场供求失衡，产品价格下跌，最终引发了通货紧缩。为了应对泡沫经济，从1989年5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一共5次提高贴现率，从不到2.5%上升到6%.由于该政策过急过猛，导致股市大幅下挫，加速了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长期萧条的到来。
（2）股市暴跌加重了通货紧缩。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在通货紧缩阶段股市暴跌都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其通货紧缩的程度：一是股市暴跌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使公众认为大萧条已经来临，产生物价将持续下跌的消极预期，致使消费支出大大减少，导致社会总需求锐减；二是股市暴跌直接减少了人们的账面资产，财富减少的效应进一步降低了公众的消费支出；三是股市暴跌使企业筹资面临较大困难，减少了投资需求，激化了社会总供求失衡的矛盾。通货紧缩是供求严重失衡的直接后果，股市暴跌造成社会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加深了供大于求的矛盾，也就意味着加重了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和治理难度。
（3）通货紧缩反过来导致股市持续低迷。股市稳定的最根本基础是上市公司的素质，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产品销售不畅、利润下滑、再生产资金短缺等因素的作用，上市公司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发生严重的亏损直至倒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恶化了其资产质量，直接导致股市不断下挫，即使政府采取刺激性的措施，只要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也只能收一时之效，难以改变股市长期低迷的颓势。
由此可见，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市的崩溃直接引发了通货紧缩，证券市场的萧条加重了通货紧缩的治理难度；反过来，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瓦解了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造成证券市场长期低迷，最终可能引发证券市场崩溃直至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全面危机。
三、发展证券市场，遏制通货紧缩
证券市场与通货紧缩的相互关系提示我们：发展证券市场，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防止因证券市场的衰退而引发和加重通货紧缩，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就我国而言，进一步规范发展证券市场，充分发挥和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供求关系的功能，无疑是遏制通货紧缩的一条重要路径。
1、保持证券市场稳定，提高公众预期。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运行了11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取得了辉煌成就。截至2002年10月底，我国共有上市公司（A、B股）1215家，深沪两市的总市值达到4.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接近50%，投资者开户数发展到近7000万户。尤其自1991年以来，证券市场在境内外累计筹集资金高达8000多亿元，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自2001年6月上证指数达到2245点之后，股市一直处于下跌调整之中，2002年1月达到最低点1339点，近期则始终在1500点以下徘徊。股市的低迷不振与我国的宏观面的现状发生了严重背离，并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的上升势头。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02年1~10月，证券市场累计筹资727.06亿元，同比下降32.22%；投资者累计交纳印花税97.62亿元，同比减幅达62.95%.
根据现代消费理论，消费不仅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人们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也在消费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股市低迷和股票价格持续大幅度下降，极易使投资者形成消极预期，并可能扩散而导致公众对物价产生持续下跌的预期，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作用下，使消费屡屡搁浅，从而影响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一个反例证明是：2002年“6.24”行情爆发后，我国股市曾一度冲高；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显示，2002年6月份，受股市反弹等因素的作用，消费者信心指数在5月份的基础上回升0.2点，达97.3点。由此可见，保持证券市场在规范中稳定发展，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下滑而加重通货紧缩的趋势，在目前显得尤为迫切。
2、发展证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缓解银企经营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直接融资从无到有。自1991年至2001年底，我国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得到极大地发挥，上市公司共募集了7727.09亿元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上市后，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更新技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管理水平的能力较上市前明显提高。当然，同直接融资市场发达的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相比，目前我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低。过去十年我国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近八千亿元，但银行贷款却增加了八万多亿元。直接融资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全社会资金融通主要依靠银行存贷机制来循环扩散。其结果是，企业过份依赖间接融资，使银行的职责和压力太重，同时由于很多企业在客观上没有偿债能力，或在主观上逃废银行贷款的不良意识浓厚，使中国银行业潜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据统计，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占GDP的25%左右。出于对贷款难以回报的恐惧心理，银行惜贷一直是近年来银行资金运作最大的痼疾；银行资金宁可投放到国债和交纳央行准备金，赚取低利的息差，也不愿意给企业放款。同时，2002年6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存款增长速度快于贷款，存贷差不断增加（2002年6月末银行存贷差增加到3.65万亿元），银行经营雪上加霜。因此，通过法律规范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对于提高社会资金融通的效率和效益，防止出现“债务-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大有帮助的。
3、利用证券市场财富效应，扩大社会需求。
证券市场存在“财富效应”，当投资者的虚拟资产（如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值呈现不断上升时，投资者可支配的财富增加，其消费信心和消费欲望都会增强，即期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增加，将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上升，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最终带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又为证券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此形成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同理，如果虚拟资产价值下跌，证券市场将产生“负财富效应”。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我国股市在2001年下跌前的市场价值总额约为5.4万亿元，而到2002年10月市场价值只剩4.4万亿元，整整“蒸发”了近1万亿元。股市市值的蒸发意味着股民财富的消失，股市中的散户投资者在我国以中上等收入阶层为主，是我国最有活力、也最具潜力的消费阶层。目前股票资产的大幅缩水，必然会压缩这部分人的日常即期消费支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居民因投资亏损已对自己的消费产生影响的占48.11%.同时，股市低迷和股票价格的下降，导致企业投资股票的资金损失，产生财富缩水，造成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最终导致投资增长乏力。居民消费支出下降和企业投资增长乏力，必将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其结果将是因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而导致物价下降，从而造成通货紧缩。
4、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调整和改善社会供求状况。
我国通货紧缩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大量短缺和无效供给同时并存，是政府垄断和体制障碍下供给和需求双向不吻合的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利用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证券市场是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系列机制发生影响而影响社会供求状况，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一方面，通过聚集和利用社会资源，疏通储蓄及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渠道，使之朝着调整和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促进投资，推动消费，改善供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交易数量、价格与收益率，既对微观主体经济运行产生鼓励或抑制作用，又对产业调整、组合及其恰当选择创造条件，从而有利于加强企业竞争，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促进供求相互契合程度。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远未成熟，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但是应当看到，我国证券市场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起步和建设的，必然会出现许多困难和挫折。这些困难和挫折是发展中的困难和挫折，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一个规范、公正、法治，能有效推动资源配置的证券市场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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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二、考生作弊的制度因素分析
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约束通过禁止人们从事某种活动可以预防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包括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下面从制度方面分析考生作弊行为。首先，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罚的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国家或者学校制定一系列规范化、带有强制性的对考试作弊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罚的规则、条例，比如《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紧急通知》（2003年）、《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以及学校、学院对考试作弊行为处罚的相关规定等。这些正式制度明令禁止大学生考试作弊，并对相关作弊行为以及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进行界定，以此预防考生的机会主义行为。现有这些正式制度对考试作弊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也不可否认这些正式制度对学生的作弊行为产生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但即便如此，大学考试依然存在作弊现象，也就是说实践证明，现有的正式制度并不足以完全杜绝考试作弊行为。其次，诚信等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一般被认为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违反或者触犯社会或者某一团体的非正式制度，有可能使违反者本人感到羞愧、自责以及精神痛苦，也有可能会损害其他人或者合作者的利益，进而受到团体内其他人的鄙视与排斥，减少与其的合作。对于考试作弊而言，丧失的是诚信这一大学生行为规范，理应引起作弊者羞愧以及其他学生的抵制。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对于资格性作弊，作弊者本人以及所在团体往往并不认为作弊是一种可耻行为，因为这种作弊只是一种自保行为，并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作弊者看成是理所当然，其他人由于自己利益不受损害对这种作弊的容忍度也较高，而且这种作弊行为往往不被看成违反诚信原则，或者认为是违反诚信但危害极小，并且不会将其与作弊者品质关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事件对当事人利益攸关，当事人采取了利己不损人的即便是违反非正式制度的行为时，被默认为是合法的。这种情况之下，非正式约束对考试作弊的约束力大大降低。但是，对于竞争性作弊，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就会更大一些。因为这种作弊行为往往被认为是损人利己的，作弊者所在团体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一般较低，而且往往会将作弊直接与其本人的品质相关联。所以，竞争性作弊行为一旦被发现，作弊者本人往往更加羞愧，相应的成本往往更高。再次，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再完善，也需要确保其实施、贯彻的机制。比如，法律制度的实施，是由警察、法院等国家暴力机关予以确保的。考试作弊处罚正式制度的实施，往往是由监考教师、巡考员以及学校职能部门（比如教务处）确保实施的。其中，监考教师往往是比较关键的一环。监考教师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考试作弊处罚正式制度贯彻力度。如果监考教师不认真，对作弊行为视而不见，或者监考教师发现作弊但碍于情面不进行举报，那制度就形同虚设，相应的约束力也就不高。如果每个教师都认真监考，凡作弊者皆被抓且被按制度处罚，那制度的约束力自然而言也就高。而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主要是作弊者自身的道德约束以及所在团体共同惩罚的威胁。当作弊不被认为是违反内心行为准则以及不被别人认为是违反行为规范的，诚信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就下降了。
三、考生作弊的成本收益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资格性作弊。假设某学生在考试中失败，挂科了，那他除了承受考试失败的精神压力成本外，还要支付补考甚至重修的物质成本、补考或者重修依然考不过的精神压力以及因此失去评优、评奖、评先进等潜在收益，甚至因此课程始终考不过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的高额成本。因此，该学生一旦作弊成功，就可以节省了上述可能发生的成本，或者说收益一般而言会比较高。但是，作弊有被发现的风险，风险的高低往往与监考教师的认真程度（取决于教师监考的成本收益，下文详述）正相关，与作弊手段的高超程度负相关（此问题在此不做扩展论述）。而作弊一旦被发现是需要支付成本的，除了支付“丢面子”“感到羞愧”的精神成本外，还可能支付高昂的物质成本以及后续精神压力成本。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作弊被发现后所面临的处罚风险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监考教师的行为选择。暂且假设有两种可能：一是监考教师仅仅是制止了作弊行为但不予处罚（一般而言，监考教师碍于师生情面，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此时，作弊被发现遭受处罚的风险成本为0。二是监考教师对作弊行为进行制止并处罚。处罚轻的可能是勒令交卷。处罚较重的可能是上报学院、学校，并按校规、校纪进行处罚。轻处罚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作为经济人，很少有学生一开考就作弊，那样一旦被发现成本极高，除非是考试题都不会，作弊的机会成本接近0。大部分作弊行为往往发生在会做的题都做完之后，也就是确保既得收益之后，此时作弊边际收益较高，但边际成本很低，因为即便被发现交了卷也没啥损失，反正剩下的都不会做，交卷的机会成本为0）。而重处罚的成本则相对较高，按校规、校纪被记过或者通报批评且该科重修，比起单纯的考试挂科，付出的精神成本和物质成本都比较高昂。我们可以将资格性作弊的成本收益总结成表1进行分析（见表1）。假设考生面临的外部环境为监考严格（选择作弊会被发现且遭受重处罚）与监考宽松（作弊不会被发现或者被发现只受轻处罚）。考生行为选择分为作弊与不作弊。不作弊没有收益，但却要付出成本，假设为-2。如果作弊，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收益为-3，低于不作弊时的收益-2，在监考宽松的情况下，收益为0（此处0并不代表没有收益，而是代表潜在成本被消除了），高于不作弊的收益-2。假设理性的考生会根据所面临外部环境相机选择收益最大的行为。那么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考生采取不作弊策略；在监考宽松的情况下，选择作弊策略。但是，在学生看来，作弊被发现并且遭受重处罚只是小概率事件（从历史来看，重处罚相对较少，因为每年因考试作弊被通报的学生并不多见），而小概率事件对经济人而言往往被认为是不会发生的。这种侥幸心理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学生选择作弊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考试作弊屡见不鲜。其次，来看一下竞争性作弊。一般而言，这部分考生期末准备相对比较充分，试卷大部分题目难不住他们，只有少数几个题目可能由于考场紧张短暂失忆等原因不会答。及格是没问题的，但是想多多益善，所以可能诱发作弊行为。对此类型作弊，作弊空间较小，对总成绩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成功的收益相对也较小（肯定大于0），但作弊失败的成本可能相当高。这里的“可能”还是指作弊被发现并且遭受重处罚而言的（除此之外，与上面分析相似，作弊失败成本接近0）。一旦因作弊被处分，所有评优、评奖、评先进的资格都将失去，其他科目所积累的竞争性优势也将荡然无存，“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假设竞争性作弊考生面临的外部环境行为选择与资格性作弊考生相同。不作弊没有收益，但不需要像资格性考生那样要付出成本，假设为0（不考虑潜在利益的损失）。如果作弊，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收益为-5，低于不作弊时的收益0，且要低于资格性考生此情况时的-3，因为竞争性考生考试作弊被发现且被重处罚的成本要更高，在监考宽松的情况下，收益为2，高于不作弊的收益0。同样，面对不同的环境，理性的考生会做出与上面资格性考生相同的策略选择。而且可以推断，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竞争性作弊考生选择作弊的可能性比资格性作弊考生更低。但是，如果这部分学生也认为作弊被发现且遭受重处罚是小概率事件，自信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作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也会增强。
四、监考教师成本收益及行为选择分析
监考教师的行为将直接影响有作弊动机学生的策略选择。作为考生在作弊之前如何确定监考教师是严格还是宽松呢？一般而言，有作弊动机的学生作弊之前会积极搜寻监考教师的相关信息。如果是自己熟悉的教师（以前给自己上过课或者听说过），之前所积累的信息会使在考场的信息搜寻时间成本相对低一些。比如，监考教师是院里的“四大名捕”之一，信息搜寻便很快结束———监考教师会严格监考，作弊风险过高，理性选择是放弃作弊。如果是自己不熟悉的教师，之前没有信息积累，在考场通过观察监考教师言行进行信息搜寻的时间成本相对高一些。比如，监考教师开考后只顾低头忙自己的事情，看手机啊、读报纸啊、批卷子啊等等，这就显示监考相对宽松，作弊风险较低，采取作弊行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反之，如果监考教师表情严厉、目光如炬、持续走动监考，那还是不作弊为妙！监考教师为什么有的严格有的宽松呢？其中的因素有很多，暂不提教师自身性格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析监考教师自身的制度约束和成本收益权衡。首先，从制度约束来看，教师监考受到学校正式制度以及教师职业所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学校对教师监考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比如监考教师不允许带手机进考场、不允许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应该走动监考等等。为了确保制度执行，学院领导以及学校指派的巡考员会到考场对监考教师进行监督，对监考教师形成外部压力，促进其进行认真监考。此外，教师职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也对教师认真监考形成一种内在压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教师理应爱岗敬业，在监考过程中认真负责。这些内在的行为规范与责任感，正是大部分教师认真监考的主要原因。其次，从成本收益来看，按现有制度，期末监考是任课教师应尽的职责，没有课时补贴或者监考费，也就是说，对于监考教师而言，期末监考的额外收益不高于0（有时可能因为监考事故遭受负收益）。但是，监考的成本却较高。一是监考的体力成本。拆装试卷、整理考场、填写考试记录以及走动监考等等都是需要耗费体力的，这都是体力成本（鞋底成本暂且不计）。二是监考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教师把时间用来监考就不能用来批阅卷纸、填录成绩等了。三是制止学生作弊的“麻烦”成本，比如，制止作弊时学生的不合作、事后作弊学生对监考教师的怨恨、填写作弊学生记录等。根据经济人假设，在额外收益既定的条件下，理性选择就是尽量降低监考成本。这就导致了某些教师在监考过程中以利益为导向，监考不够认真，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学生作弊。
五、对策
学生作弊与否，直接取决于作弊的成本收益，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时，选择作弊是一种理性选择，潜在收益小于潜在成本时，选择不作弊则是理性的。因此，要进一步预防学生期末考试作弊，就应该加大作弊的潜在成本，减少作弊的潜在收益，具体建议如下：
1.积极探索期末考试制度改革。
（1）进一步完善学生综合评价体系，不仅要参考考试成绩，也应参考学生思想品德、人际关系、身体素质等方面，避免“唯以成绩论英雄”，避免评奖、评优、评先进与成绩直接挂钩。
（2）加强试题库建设，推行“教考分离”，增加作弊学生考前作弊准备的成本。
（3）将专业课考试尽量安排在前几个学期，以便没考过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有尽可能多的补考机会，避免其孤注一掷选择作弊。
2.完善监考教师的激励约束机制。
（1）建议对监考教师发放监考费或进行课时补贴（比如，监考一场加补2学时教学工作量），提高教师监考收益，促进其认真监考。
（2）尝试建立考场教师、学生互相监督机制，监考教师可以检举学生作弊，学生也可举报教师监考不认真,以此提高监考教师失职被发现的风险性（虽有可能出现师生心照不宣的合谋，但教师并不能保证考生百分之百参与合谋，这就增加了其被举报的风险，所以，为了避免被举报，理性人会选择认真监考）。
（3）加强巡考员的监管力度，尽量避免由于顾及人情而导致巡考员“不好意思”问责失职教师的情况，对巡考员的资格应进行认真审查，确保其认真巡考、如实记录、严格问责。也可以考虑聘用符合条件的校外人士担任巡考员。
3.加强校园诚信等非正式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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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自治县、旗），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多，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县域的社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50％以上，县域GDP约占全国GDP的63％左右。同时，县域经济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社会才能稳定。
二是工业资源的基地。县域资源是国家资源的基本构成部分。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广大农村为国家建设还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三是拉动消费的“超市”。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县域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只有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市场容量才会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才会更强。
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包括城镇经济、乡村经济、农户经济几个层次。按经济成分又可划分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股份制和各种混合经济。各个层次、各种成分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无论哪个层次、哪种成分实现大的跨越，都会对县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动作用。
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有的是共性问题，有的是个性问题，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带有特殊性。
一是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怪圈。
二是县域财政十分困难。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增强，需要财政支出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甚至有的连吃饭都难保，危及政权建设的经济基础。据统计，2003年县域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一点，但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县域占到全国供养总人口的70％。
三是城镇建设进程缓慢。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的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难以成为牵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县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不是一日形成，而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主题不放松，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应着力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的思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抓龙头带农，抓科技兴农，抓基地扶农，抓市场活农，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调整，要加快机制转换和体制创新，要以技术改造、产品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第三产业要以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以及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构筑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购物中心、乡镇级的商业服务中心和自然村的三级服务体系。
二是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组织引导上，特别需要按照“抓大促小带中间”的思路和方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激促动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三是要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特色经济多是“块状”、“集群”型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人们称之“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带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因此，发展县域特色经济一定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规思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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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对工程管理专业同学的调查，绝大多数同学希望能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通过课堂的教学和课后有目的的学习，认识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掌握有效的方法去分析经济问题。因此，房地产经济学精品课程教学小组内的各位教师决定在房地产经济学课堂内试行新的教学和考试配套改革方案。2011－2013年3年间，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我校房地产和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均参与到考试方法改革的实践中，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如下:学生成绩评定的具体措施为:平时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50%)=学期末总成绩(100%)。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平时考勤，平时课堂点名或者点人回答问题不到者，一次扣一分，三次不到，此项考勤成绩为零。
(2)学期论文，课程学习过半后开始专业论文的写作练习，在该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交，并以论文质量为评分标准。
(3)四次大型作业，每次作业最高分为5分，根据完成作业的态度、作业中的信息收集水平、分析问题的水平、文字总结水平进行相应打分。早期布置的作业以独立作业形式为主，2年后进行了调整四次大型作业有独立完成的，也有分小组完成的。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由老师打分，小组作业通常以小组授课或无领导小组讨论形式展开，由老师和其他组的同学进行打分后，取加权平均分计算。
(4)期中口语测试成绩，期中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采用抽题口试的方式，学生随机抽取题库中的习题，现场回答问题，老师给出得分，这些口试习题与课堂回答问题结合在一起，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但从2013年开始我们取消了此种方式，因为整体90后学生表现出来的风格和80后学生有较大区别，他们勇于表达，表达能力也普遍较强，缺点是言之无物，因此更多的应该针对其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整理能力进行锻炼。
三、考试方法改革效果分析与完善思路
将以上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后，发现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并且锻炼了同学们集体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反映，考试方法改革后平时学习时间较过去增加了1/3，学习的积极性更强，对专业课程的理解和相关领域的认识都有提高，逐步掌握了专业课的学习方法。但是近三年的考试方法改革实践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教学形式和作业内容设置应更多元化
考试并不是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作业的安排要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高研究分析能力角度进行设计。需要采取更多元化的方式，一方面在本科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课堂教学和课外科研的结合力度，另一方面建立起有利于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考试方法，多管齐下促进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将本科课堂教学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知识讲授向参与式、讨论式、自学辅助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转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课堂外教学效果能得以延续，提高教学质量。从作业形式设计上，早期我们的作业形式较多以独立完成为主导，每一次作业针对专业能力培养的一个侧面，虽然学生反映较好，但是缺少集体锻炼，因此后期进一步对作业形式进行探索，力求作业形式的多元化，加大集体作业比例，使得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和培养更为全面。
(二)作业内容设计应更为科学合理
随着2012年所在学院大力推进考试方法改革，很多课程都加大了平时的作业量。特别对于大二下和大三的学生，专业课程比较多，还有很多学生修了双学位或者准备出国考试，因此学生的课业负担明显加重，和2012年前相比，学生普遍反映作业太多了，因此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作业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作业内容设计上将会适当精简化。逐步取消口语考试，随着课程进度的展开，由易到难，由独立完成到集体完成，并使作业内容和作业形式相配合。以学生为主体，实行“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的作业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与认知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使其在大学期间能培养起终生受益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方法。
(三)作业评分标准应更科学化
对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专业任课老师掌握评分标准，对于小组作业部分，由专业老师和其他小组成员共同打分。由于学生对讨论问题难以进行有效的专业评价，因此造成了集体作业打分时具有一定随意性，使得这类作业的考核评分难以真实准确的反映小组成员水平，因此需进一步探讨集体作业评分标准的设定模式，使其更为科学化，能有效反映小组成员的专业水平。后期我们采取过研究生作为助教参与本科课堂教学，对集体作业进行打分，但是由于研究生课堂与本科生课堂教学时间上经常出现冲突，因此这类方式难以有效持续进行，目前还在进一步考虑如何制定科学的评分标准。
(四)期末考试内容应与平时作业结合起来
期末考试是该门课程的总结性考试，试题除了考查学生对该门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外，更要侧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课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期末考卷的设计应和平时作业的内容、方法等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平时作业的积极性提高，重视平时作业的资料收集、专业分析和知识整理，另一方面也使得期末考试的灵活性更强，学生无法通过考前抱佛脚的形式去加强训练，再者也使得学生在期末对一学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有更高层面的总结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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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研究生培养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和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教学及管理部门所面临的共同任务。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的体现，是衡量其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重要依据，其质量是衡量一所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经济法律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毕业论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选题。论文选题就是文章将要阐述的主题，是经过挑选确定的研究方向、方法、内容和途径。要做好论文，提高论文质量，首先要有好的选题。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往往是学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因此，重视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对学生的论文选题给予适当的指导是非常必要的。
一、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特征
1.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及时反映，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普遍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学术性、先进性、独创性是学术论文的基本特点，学术性是其根本和生命力所在。因此，要注意保证毕业论文中学术性和现实性相结合，既可以是直接对一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学理探讨，也可以是在宏观的现实背景下对一些纯学术问题的新发现、新探讨和新拓展。考虑到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与学科专业论文的区别，其对现实的关注和联系并不是直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答案，而是通过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探讨推进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或是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从学理上探寻对策和给出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在选择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时，一方面要敏感认知现实经济关系的法律需求，另一方面要考虑论文的理论水平高度。
2.专业基础与法学前沿问题相结合
作为经济法专业硕士的毕业论文相较本科生论文而言，对论文的学术性要求更高。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合检测，但不是对所学知识的简单总结和复述，是以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研究并且探讨学科发展中的学术问题，或是为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一句话，作为学术论文，它旨在考查学生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毕业论文实质上是学位论文，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应当与学生所学专业和所要申请的学位挂钩，要在本专业领域内选择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论题。因此，经济法硕士毕业论文选题不仅要立足于专业基础这一根本，而且要通过了解和把握经济法学术研究动态来确定研究方向和课题，把对法学前沿问题的把握与所具备的专业基础相结合。
二、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的主要困惑
毕业论文的选题过程是一个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在一定意义上，发现和提出问题要比解决问题困难得多。论文选题并不是凭一时的兴趣、凑热闹、赶时髦就能做好的，而是需要认真地思考和论证，以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有无能力、基础如何。
1.不能正确理解创新标准
有些硕士研究生考虑到写作时间有限和自身的理论基础，在短时期内往往很难形成新的理论，为符合毕业论文创新的要求，于是在选题是一味求创新，选择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经济法前沿问题，结果在实际写作中无法把握选题，也很难找到相关资料作为帮助，最后只能放弃选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对论文创新标准的理解不准确。其实，创新从根本上讲就是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能有所拓展、深化，其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推翻现有学说，另创一个新的学说或体系才算新，也不一定非得成一家之言。只要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有推动、有帮助，对人们的认识有启发、有拓展，能对学科发展增添“一砖一瓦”，都称得上创新。因此，创新不仅是推陈出新，提出新学说、新观点，也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发现和补充新材料，开启新视角，做出新论证，引进新方法和新手段，以及做出新概括和新的语言表述。即使能较为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一个未被注意的新问题，一时又未能解决，也算是有新意。
2.不能正确判断选题的价值
在当前这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经济关系纷繁复杂，经济法所涉内容也十分广泛。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在选择论文选题时，有时很难判断所涉问题的重要性。例如：有学生因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写“企业工商登记法律问题研究”。这个选题表明上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是个可行的选题。但仔细推敲，在这个制度中如果是探讨工商登记的内容，则成为具体的经济技术规范的推敲，容易写成工作报告：如果从工商登记的程序探讨，则偏向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法研究内容有所偏离：如果从企业行为角度分析，则偏向于律师实务研究。很难从理论高度进行发挥，提出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只有从企业的市场准入一般规则角度探讨企业工商登记的相关问题，才是比较好的选题。但这样的话，论文选题变成了“市场准入一般规则研究”。因此，经济法研究生在做毕业论文选题时，首先应该注意考虑选题的理论基础，能否有适当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该问题;其次再考虑选题的现实意义，是否值得花时间去深入研究来满足现实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判断选题的价值。
三、对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几点建议
1.选定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选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专题作为自己学习、研究的具体方向。经济法所涉内容比较繁杂，学科之间差异性也较大。例如：市场管制法律制度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的重点和基本思路就有很大差异，而每个人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不可能精通一切。因此，要确定自己的选题，首先要对几年学习所积累的知识作简要的整理，总结一下自己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得、有所思、有所长，对哪些只是一般了解，从而将注意力凝聚到最能体现和发挥自己知识特长的某一点上，以此为基点通过了解和把握经济法学术动态，找到合适的研究课题。
2.结合学界研究主流方向来判断选题
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侧重点等总会不同，相应地在法律研究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对研究集中的热点问题。毕业论文要合理选题，应尽可能全面了解和把 握学术动态，对经济法领域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及其代表性观点、学说均应有基本了解，同时又要结合自己的专业基础和兴趣有所侧重，突出重点。这样能够保证自己的论文有足够的资料来分析论证。经济法学术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存同求异”的过程：“存同”，才能建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统一平台。对经济法硕士研究生来说，先准确理解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学说，才有可能正确运用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而“求异”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不能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这样才能体现自己论文研究的价值，才能推动学术发展。特别是对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必要一味跟风作为选题，因为如果是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从多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对硕士研究生而言，选择这样的题目风险比较大，很难发现新的思考角度或者形成新的观点，容易造成最后写作的困难。
3.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选题
论文选题是对平时所学知识的一个梳理过程，也是对平时所思考的问题的梳理和总结过程以及二者的综合过程。经济法研究领域中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学生可以在对所学课程有了基本了解和兴趣的基础上，从自身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法来进行选题。例如：在财政制度领域，长于理论抽象思维的学生可以考虑研究财政法的本质、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法律制度在经济法中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偏爱实证研究的学生可以分析具体财政制度，如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预算法的完善、财政体制的改革等等问题：擅长比较研究的学生可以通过历史分析中国财政法律制度变迁、结合其他国家财政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无论在经济法的哪个领域选题，都存在一个怎么思考和总结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同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聚合思维和发散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等各种方法，以明确自己的知识储备与能力、兴趣与所长，以及当前学术动态中的定论、争论、未论所在，并从中找到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查阅大量文献，提炼选题，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训练和基本功的培养。
4.查阅相关文献来辅助选题
选题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确定研究方案时，需要考虑论题是不是有相关资料来加以铺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参考很难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在经济法研究中确实有一些领域研究学者很少，这样导致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很少。例如：对我国特殊形态的一些企业的现状以及法律调整，如集体所有制企业、建设兵团等方面研究资料就非常少。由于毕业设计环节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设在毕业前夕，很多同学将绝大部分时间放在找工作上，大部分同学都很难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原始资料现场调查和研究，只能进行二手文献的查阅。因此，在选题时应该考虑现有文献的基础，对文献进行初步的查阅，这样可避免最后写作过程中因资料来源的单一而削弱了毕业论文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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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优先原则。在东莞低碳经济试验园建设、招商、企业生产等一系列工作中，必须要严格遵守环境优先的原则，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社会的最大产出。
2）资源共享原则。有针对性地建设该产业群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达到各企业资源共享的效果。
3）循环经济原则。利用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达到低碳经济的最终目的。
4）清洁生产原则。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的环境策略，减少或者消除它们对人类及环境的可能危害，减少碳排放或实现碳零排放的目标，同时充分满足人类需要，使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最大化。
5）绿色交通原则。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因出行而产生的碳排放。
低碳经济试验园区，是建立在减少碳排放基础上，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区，并且通过各单位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社区［6］。主要从经济、环境、资源、社会4个方面体现其核心发展思路。
1）经济方面。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形成几条主要的低碳产业链，摆脱过去只低碳不经济的尴尬局面，实现低碳与经济共同发展。
2）环境方面。结合东莞生态园的实际情况，保护生态湿地，并且利用生态湿地建立湿地公园，发展旅游业。
3）资源利用方面。建立污水处理中心，将生产、生活废水进行处理和循环利用。制定完善的节水、节能、废物利用的方案、措施，使整个园区的各种资源都能得到有效利用。
4）社会发展方面。在管理模式、政策环境等方面大胆尝试，营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创业创新环境；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不断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根据东莞生态园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完成“一中心二基地四公园”的总体布局（图1）。
一个中心：中心区汇集了园区的低碳经济研究所、碳审计机构、低碳建筑、园区管理中心、现代服务业和综合功能区（图2），周围有2个湿地公园，环境优美，适宜居住。
1）成立低碳经济研究所。在园区建设时，吸纳国内外低碳经济研究专家，建立低碳经济研究所，对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等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整个园区低碳产业以及各项低碳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低碳经济研究所致力于引进一流的人才，重点开展低碳能源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与集成、新能源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研究。
2）建设低碳建筑。在试验园区内，所有建筑在建设时都可以融入低碳经济的理念。充分利用太阳能，采用节能的建筑围护结构，减少采暖和空调的使用。根据自然通风的原理设置风冷系统，使建筑能够有效地利用夏季的主导风向。建筑采用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形式及总体布局［7］。
3）建立碳审计机构。对企业或产品进行碳盘查，也称“碳审计”，是低碳化考量的第一步。碳审计是指在定义的空间和时间边界内进行碳足迹计算的过程，其结果可以是只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源和信息的碳排放清单，也可以是一份完整的碳盘查报告用以公开碳排放数据［8］。碳审计可以使“低碳”行动获得数据支持。目前，国内能提供碳审计的机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依赖国际力量。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审计的需求不断扩大，谁先开展此项业务，获得较多的经验，谁将在未来的低碳社会中享受巨大的利益。对于东莞来说，建立碳审计机构，不但能让企业更加清楚自身的碳排放量，而且也可以让政府对高碳排放量的企业加大管理力度。
4）完善园区管理。园区管理中心负责园区建设各项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工作，制定园区各项具体的政策与管理制度，负责园区建设项目的策划、包装、申报、融资和管理，负责园区内各项工程的建设、管理和运行的监控，为园区各类企业和机构提供服务。此外，园区管理中心必须要实行低碳管理，在园区低碳发展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5）打造低碳现代服务业。2010年东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464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9％，占GDP的48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莞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东莞的主导产业。此外，现代服务业的能源利用强度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少，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是东莞市产业低碳化的重要举措。所以，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要重点培育对低碳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服务业，包括低碳技术服务业、环保服务业、碳交易和碳金融业等。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低碳经济试验园区内设置废物利用中心，对园区内的一切废物进行资源循环利用，使园区在发展低碳产业的同时，也能进行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真正从各方面达到低碳发展的目标。如图3所示，废物利用中心包括污水处理厂、能源利用研究中心以及废物回收处理站。
两个基地：“两个基地”是指太阳能产业基地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它们就像园区的一对翅膀在中心区的两边。发展低碳经济产业是整个园区的灵魂所在，我们要大力引进相关项目，并且在引进、培育产业的时候要坚持高起点，坚持低碳原则，要进行研究和论证，确保产业的低碳化，符合园区的发展方向。同时要突出产业招商，推动大批低碳企业和项目迅速汇聚东莞。
1）太阳能产业基地。东莞已有数家生产太阳能光热和光伏产品的高新科技企业，如五星太阳能公司、南玻集团和信义玻璃集团，已完成了一批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目，例如在广场、学校、宾馆、宿舍等推广使用室外太阳能照明和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9］。以热水器为主的太阳能热利用产品的产能超过100万m2，产品90％内销，10％出口；光伏产品（主要为光伏电池组件）产能达100MW，产品90％出口，10％内销，总产值在5亿元以上。在东莞低碳经济试验园区建立太阳能产业基地，培育完整的太阳能产业链（图4）。同时，发展其上下游产业，使太阳能产业能够在园区内稳定发展，成为东莞低碳产业发展的先导。
2）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2007年上半年监测数据显示：东莞的臭氧超标最为严重，位居16个监控站之首［10］。汽车数量的激增，是东莞臭氧浓度超标的主要原因，发展新能源低碳汽车产业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比亚迪公司已推出了全球第一辆双模电动车，将纯电动、油电混合完美整合，制造出低碳的新能源汽车。在高油价时代，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不但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低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应该引进高产值低碳产业，摆脱只“低碳”不“经济”的尴尬局面。
四个湿地公园：四个湿地公园，即东部湿地公园、北部湿地公园、三角洲湿地公园和月塘湖公园［11］，分布在整个低碳试验园区。湿地公园的建设是推动园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也是湿地保护和保育理论的实践成果。根据低碳经济试验园区的实际区位情况，建设湿地公园，开发一条贯穿整个低碳试验园的旅游路线，让园区的游客在观赏湿地公园特色景观的同时，也了解整个低碳试验园区的情况，提高低碳意识。
为确保落实本设计方案，实现发展目标，针对当前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以下保障措施：
1）按照低碳标准，制定园区准入制度。园区内的项目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评审，符合要求后才能进入园区。特别是进入园区的低碳产业，要始终坚持高标准、高门槛招商，坚持低能耗、低排放、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引入标准，初步建成符合低碳经济模式的现代产业体系。
2）给予优惠政策，引进低碳企业。给予低碳企业优惠政策，比如给刚入园的企业一定的政策扶持，给企业低碳新技术研发资金，吸引低碳企业进入园区。
3）吸纳人才，加强专家队伍建设。坚持把吸纳人才作为低碳试验园发展的根本，建设低碳经济研究专家队伍，使低碳经济试验园的所有技术得到理论支撑。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共享机制。基础设施是园区发展的首要条件，所以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建立共享机制，从而实现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地方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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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6
0.引言
问题情境教学应用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有目的的设计或引出具有生动形象或情绪色彩特点的教学场景。通过激发学生的态度体验，促进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并培养学生生理机能发展的全新教学方法。在这些方式中创设问题情境，都潜藏着教师对学生的暗示作用，是基于心理学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
1.高中数学中创设问题情境教学的意义
1.1提高学生的兴趣性和积极性
在高中数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处于高三阶段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上课很难集中注意力，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又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好奇心强，特别容易关注自身感兴趣的事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抓住学生这一特点，开展问题情境教学。开展问题情境教学能营造出生动形象的教学场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十分容易受到吸引，产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这时候，如果教师能有效的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开设有效的问题情境，就能将学生的兴趣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提高学生的兴趣性和积极性。
1.2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新课程理念中指出，高中数学教学中应以数学问题为教学的重点，给学生营造一个广阔的思维创新及科学探究的空间[1]。教师通过在数学课堂中开设问题情境教学，一方面可以创设出问题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一个科学探究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及好奇心，引导学生进行猜想，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的情急中，经过了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但能提高自身的数学学习能力，还提高了自身的数学思维能力。
2.高中数学中创设问题情境教学的有效策略
在数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少不了各种有趣的数学故事。教师在数学课堂中，通过讲故事的方法，不但可以创设有趣的教学问题情境，还能通过故事吸引学生的注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教师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还能让学生清楚了解某一数学知识的发展历史，真实体会到数学知识的博大精深，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动力[2]。
2.1改善数学教学问题情境，有利于在高中数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学
为了改善数学教学问题情境，为高中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数学课堂学习环境，有利于在高中数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学，所以教师要思考在数学教学课堂上，如何充分地了解高中生对事物的认知程度，高中生对哪些生活问题情境充满好奇，以及如何很好地将这些数学教学内容应用到整个教学问题情境中[3]。
例如：教师在高中数学中的“指数函数”这一章节中，可以先将这个指数函数改换成图形的比较模式，然后教师就可以很好地将指数函数和图形很好地用比较问题的方式来体现，可以通过找几个同学一起来讲述生活中有关的问题情境，等等来对指数函数进行理解，这样可以很形象的让高中生在课堂中明白指数函数的含义，也可以让高中生明白这样的模拟场景也是解决数学题的一种方式。
2.2创新数学提问技能，有利于在高中数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学
为了创新数学提问技能，为高中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数学课堂学习引导，有利于在高中数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学，教师就要在课程开始之前，对高中生制定一套实施可行的提问引导方案：第一，在高中生遇到问题时，要正确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这样他们有自己的思维见解之后，教师再将问题解答，会让他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第二，教师要善于将数学问题联合生活实际进行换位思考，来找到真正让高中生能够接受的提问方式[4]。
2.3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在高中数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学
为了营造良好的氛围，让学生敢于提问，有利于在高中数学中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就需要教师采取一些有效可实施的措施，来好好引导学生在用心发现问题后，勇敢地提出问题。首先，教师要鼓励高中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和相互讨论自己的想法，教师和学生也能可以相互转化各自的角色来想问题。其次，对于勇敢提出问题的高中生，教师要第一时间肯定他们这种敢于提问的勇气，营造一种和谐、平等和民主的学习范围。
例如：教师对学生进行“圆”有关知识教学时，可以直接给出圆的几何关系，然后再引导学生提出相关的几何问题，有：几何问题和代数问题之间如何转化，在讨论中营造和谐的氛围，可以很自然的将下一个问题插入性的提出来，“如何建立直角坐标系，求出圆的面积？”等等。
3.结语
综上所述，问题情境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为高中数学教学增添了生机和活力。问题情境教学在高中数学教学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还能给学生营造科学探究的空间，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为了能更好地将问题情境教学应用到高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创新开展问题情境教学的教学策略，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创设教学问题情境。同时，实践运用问题情境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改进创设问题情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实际情况，用更合理、更科学的问题情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学伟.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的几点思考[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29（22）：2064-2065.
[2]赖荣华.浅谈在高中数学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J].中国校外教育：基教版，2015，13（11）：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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