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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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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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桑耶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措施

（1）整体保护①自然环境要素保护主要包括镇域地形地貌的保护和镇区周边自然山水格局的保护两个层次。从镇域来看，高山连绵不断，北为掉瓦日那山、南为哈布日名山，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而桑耶镇区则位于镇域南部，地处藏南谷地，是雅鲁藏布江中游串珠状宽谷地的其中一处。这些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孕育桑耶镇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温床，要求保护镇域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尤其在四个历史文化核心保护片区周围，严禁大规模的开山采石，不得人为更变已有山体轮廓，保护已形成的自然生态格局和大地景观环境，维护境内普曲河、善多等水系景观，严禁乱砍乱伐，慎重处置各类旅游区的开发开放。同时，保护桑耶镇区内帮寺日山、桑耶寺、哈布日名山、普曲河、措姆湖以及林卡、耕地林地等山水景观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视线通廊，进一步整合城镇、寺庙与山脉、水系及田园之间的关系，优化“谷口型城镇”的环境特色，强化“山—寺—城”相辅相依的传统空间建设思想，形成以山为景、以寺为核、以水为界、以林为底的整体模式。在此景观格局范围之内进行城镇建设，应保证自然环境的历史状态，控制机动车辆的通行，控制建（构）筑物的建设规模和建设高度。②城镇空间格局保护为了保护独具特色的桑耶古城格局，延续其城市发展脉络，对城镇空间、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等城镇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剖析。从空间布局来看，城镇主要分布于两山一河之间，在泽桑公路的交通牵引之下，围绕桑耶寺呈现出不完整的扇状布局形态。从街巷肌理来看，泽桑公路东段、泽桑公路西段和艾玛龙公路形成以桑耶寺为中心的放射状格局。同时，由于地处谷地，城镇内部道路多较为平直。现状民居建筑也多依路而生，并受太阳日照的影响以南北向布局为主。综上所述，桑耶镇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扇形+格网”状的双重空间发展格局。尊重桑耶镇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城镇发展格局，保留城镇生长骨架，保护城镇布局中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减少对老镇区的大拆大建，新建建筑性质、体量、高度、色彩及形式上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对于严重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予以改造。同时，建议与老镇区性质、风格不相符的新镇或新的功能组团在一定的保护距离之外另辟新址，避免破坏原有的城镇格局和空间景观。（2）桑耶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西含桑耶寺，南至康松桑康林，东界哈布日名山，北至泽桑公路。保护文物单位的原真性。严格保护桑耶寺、康松桑康林两个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具体措施为加大技术、资金投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真性，保护其作为“藏源文化窗口”的典型性。保护历史环境的整体性。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保护整体街巷格局、民居建筑肌理，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以及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突出桑耶寺、哈布日名山白塔的标志性地位。对桑耶寺进行保护性修复，并对周边环境进行重点保护和设计，突出桑耶寺以及哈布日名山白塔作为全城标志性景观节点的地位。要求周边建筑环境与桑耶寺协调统一，高度以不超过乌孜大殿高度的1/2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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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今：小镇，昔日繁盛不复存在

1、辖区萎缩

从历史上看，隋唐时期章安开始从繁华走向衰落，最主要原因是隋唐时期台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章安迁至临海。所以章安的辖区因此缩小，包括土地、人口、资源等都遭到削减。同时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在章安地区根深蒂固，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到后来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萌芽逐步出现，章安在整个东南沿海各个区域的经济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没能把握时机，逐步衰落辖区。随着历史的发展，昔日的辉煌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遗迹依稀

虽然从今天看，章安已经不复当日的辉煌景象，但是从整个古镇的格局来看仍然保持了过去最常见的长方形格局，街道基本东西、南北交错分布。随着社会对文物古迹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已经列为区级（椒江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常乐寺、章安桥（或称赤栏桥）、蔡桥；重要的文物保护点有15处（章安遗存、摄静寺、梵音寺、叶家祠堂等）。但是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这些文物的保护问题，从政府到群众很多人并没有从深层次上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所以一些城区改造或是居民群众自身仍旧在对这些古迹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这也是相关部门应当重视的。

3、古迹衰微

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章安有数千年历史，文物古迹众多，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人文气息，但由于多种因素，对这些文物古迹的破坏日益增多，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实在令人惋惜。章安桥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受到过多次修正，基本上很多朝代都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修建和改造，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章安桥是乾隆时期重新修建的，各种装饰、点缀都十分精美，无论从整体还是细节上，无不体现了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极高的审美价值。由于气候因素以及回浦两岸的侵蚀，同时章安街为了经济发展也在不断扩建，极大挤占了本来桥身两端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的章安桥与历史上记载的章安桥已经有很大区别，外人来到甚至不知道这是一座古迹，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而著名的摄静寺，原本香火十分旺盛，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到了清朝末年却开始慢慢落寞，到20世纪70年代最后两名僧人出走后，寺址遭到彻底破坏。现在的旧存基本上只有三处，但也是荒凉不堪，有些本来寺庙的地方已经成为了农田。但是在这些废弃的遗址上，仍然保持了一些雕像、石刻、石碑，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应当受到重视和保护，而不是荒凉立在地上看着历史变迁。同时，历史上著名的林氏贞节坊是雍正年间建造的，从外表上看由四根石柱和石坊构成，也是极具历史价值的，但是现在牌坊的顶部已经遭到破坏，坊身也被当地人作为房屋的一部分纳入房屋内。并且由于历史上章安的优越地理位置，地下古墓众多，但是在历史发展中却屡遭盗墓贼光顾，很多著名的墓葬已经被盗而且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展望：椒北明珠，再现古郡遗风

1、章安文化发展的契机

（1）章安文化产业的自身优势。章安文化项目大多故事性较强，如能修复一些必要遗迹，可读加可看，一定引人入胜。崇梵寺在智才法师的努力下，这些年化缘投入了不菲的力量，初具规模，很有品位。其中寺内中国佛教“第一放生池”，是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所建，距今千余年历史，学术价值非常高。寺内在重新修葺过程中，专门为“第一池”立碑，既有介绍放生池历史的老碑文，又有为其重修解读之白话文介绍，极有文化厚度，也通俗易懂，连“80后”的年轻人都为之喝彩，争相留影。可预见，崇梵寺一定是今后台州城区一大亮丽景点和佛教圣地。这便是典型的章安文化魅力，其优势凸现。这也足给章安其他文化项目带来自信。（2）区域产业的发展现况，力助章安文化产业化发展。区域经济无不打上区域特点之烙印，章安不会例外。章安区域产业化发展的最大区位优势是“傍城市”，而最大的资源优势便是“历史文化”。立足当地文脉，构建历史文化风光带，打造“台州城市后花园”，将文化旅游产业立为当地支柱性产业。当章安其他产业优势不明显时，既可以力助文化产业发展，亦可提高当地知名度和影响力，便利招商引资，这也符合经济规律。（3）当下的经济形态是发展文化产业化的好时机。日本的文化产业化高速发展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日本国民经济停滞期，在长达10余年的经济徘徊中，日本许多大企业集团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纷纷转入文化产业领域，造就了日本文化产业在全球的位置。眼下，全球经济出现下滑，这是历史赋予章安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据悉，仅椒江近期就有三家文化发展公司申请登记注册。（4）从修复历史文化遗迹入手，导入章安文化产业化发展。章安目前可以排得出的文化产业项目有：章安古街、汉制古墓群、章安首航台湾纪念点（包括纪念碑、纪念馆、出航纪念地等）、章安名人馆等等。一定要按照文化产业化的模式，尽快率先动起来，政府要出面撮合“产官学”各方，各司其力，成熟一个启动一个。要把原先的规划深入下去，在进一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做出详细规划，以便相关企业尽快导入，从而包装项目，拓展市场。在2005年8月，台州市为了保护章安古镇，出台了《台州市椒江区章安古镇保护与开发规划方案》，并且召开听证会。终于在2007年章安被列为第三批省级历史街区保护区。历史在不断发展，而章安也终有一天会重新以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展现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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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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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大街及老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旅游开发经验及教训

1.中央大街成功借鉴中央大街作为哈尔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开发还是比较成功的。一是定位准确。首先，中央大街充分挖掘自身特色资源优势，以欧陆建筑文化特色为基调，充分展示哈尔滨洋气、时尚的特色欧陆风情；其次，中央大街的群体定位落在市民身上，形成哈尔滨市民休闲、购物的中心区，为旅游活动开发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氛围。二是改造适度。中央大街两边建筑的改造以及辅街的改造都紧紧把握特色文化发展脉络，最大限度保留原建筑风格和风貌，成为历史文化街区重要的展示载体。同时，整个街区文化演变发展的过程是渐进地，没有出现大的断层和跳跃，这也是中央大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营销策略得当，实现综合发展。哈尔滨中央大街在原有商业业态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型商业策划，依托街区的环境氛围与特色空间，策划新型旅游商业业态，除商业建筑遗产之外，将一批代表欧陆风情文化的西餐厅、代表老哈尔滨饮食特色的百年食品文化挖掘出来，同时为游客提供文化体验、时尚休闲、餐饮住宿、旅游咨询、旅游商品商店等配套服务设施。中央大街街区改造后作为哈尔滨城市特色文化展示区，把它打造成一个传统与现代结合完美的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一句话，中央大街的改造升级是把传统中的原汁原味、时尚里的洋气、大方和现代旅游文化产业的成功结合。2.老道外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滞缓的原因剖析老道外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定位是准确的，原始资源禀赋也是非常高的，完全可以成为哈尔滨多元文化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成为哈尔滨历史文化展示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当前，老道外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缓慢是有多重因素导致的。首先，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升级改造过程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被破坏掉，原汁原味的东西损失殆尽，仿真建筑取而代之。在中华巴洛克一期和二期工程中，文物破坏较为严重，出现文物移植现象。其次，历史文化街区的组成主要是由文化建筑、街坊布局和原住民三部分构成。一、二期工程通过土地置换将原住民完全迁移出去，使得历史文化街区里的民俗、民风彻底消失，整个街区文化丧失灵魂。老道外历史文化街区主导文化品牌就是平民文化，是小型商业模式的胡同经济、小店经济。在没有任何过度的情况下将文化灵魂彻底清除，留下一群仿真的模拟建筑，造成整个街区的发展相对缓慢。第三，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不准确。老道外历史文化街区做了很多招商工作和宣传工作，但是传统和现代的割裂使得老哈尔滨人很难回到那里寻找历史的回忆。街区的市场开发应是传统商业文化模式的再造，宣传促销是这里闯关东文化在哈尔滨的诞生地；不要用现代的东西过分去演绎历史，因为那不是老道外历史文化街区的优势，不要幻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现代商服旅游功能区。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很难满足这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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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文化建筑的创新与发展

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实质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历史文化建筑如今是越来越少，尚存的也由于历史车轮的辗压已是风雨飘摇。如今只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创新和发展思想观念，在保护中利用和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在利用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2.1将历史文化建筑融入到人文、生态旅游协调发展的大环境中

通过游客的参观游览，传扬建筑文化价值，创造经济价值，赢得修缮建筑结构和构件、完善基础设施的资金。北京的故宫、山西的平遥古城、湖南的凤凰古城、云南的丽江古城、安徽的西递、宏村，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游客络绎不绝，旅游收入相当可观，既为古建筑的修缮和改造赢得了资金，又为历史建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作用。在我国民间广泛分布着传统建筑村落。这些古老的建筑各具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情，所处的生态环境相当优美，但它们大多是百姓的居住和生活用房，不能向广大游客完全开放，修缮和修复又需要较高的费用，地方政府财政扶持的力度又相当有限，如何突破管理、传承和发展的瓶颈已相当重要。对此应将历史文化建筑群的保护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合理、科学、有序地推进人文与生态旅游项目建设，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人文与生态协调发展，积极创新，将政府扶持与村民自主筹款相结合，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创新管理模式，完善配套的设备设施建设，更加科学有序地发展历史文化建筑群。

2.2深度挖掘历史建筑的文化精神

利用历史文化建筑所蕴涵的文化精神进行创新和发展，实现历史文化建筑在利用中发展，在发展中进行有效地传承和保护。文化精神是历史文化建筑的核心和灵魂，没有文化精神的历史建筑存在的价值会大打折扣，没有历史文物的文化精神虚无缥缈。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湖湘文化精神是重要的一脉。湖湘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湖湘文化精神是千百年来湖湘人前仆后继，用智慧和生命凝结而成，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那么这种精神通过什么传承到现在？文化的传承一是通过文字记载，二是保存下来的文物。文物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对文字记载的补充、完善和佐证。文字性的文献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供科学研究用，很难普及传统文化。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和发扬好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文物。如果历史文物没有保护和发展好，后人就很难想象到原来的情景，也就不利于文化精神的普及和传扬。如果没有炎帝陵、舜帝陵，没有屈子祠，没有湖湘名人贾谊、周敦颐、张南轩、王船山、魏源、、等的遗存故居及活动场所，那么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正气，王夫之的“经世济用”的思想主张，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超前理念，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献身精神，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与担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们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在后人的记忆里日益淡化，那么，湖湘文化精神也就失去了振奋人心的源动力，失去了赖以传承的载体。传承、创新和发展好这些祠堂、故居及他们曾经生活、活动的历史文化建筑是多么重要。

2.3大力弘扬历史文化建筑所蕴涵的文化精神

历史遗存下来的文化建筑，有的经过多次修复和修缮，有的经过多次迁建，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为何还要保护和传承？这是由于这些传统建筑蕴涵精湛的建筑工艺，巧妙的构思设计，迷人的文化魅力，博大的文化精神。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是省历史文化名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风景秀丽、人文荟萃。唐朝永贞元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因参加朝廷革新，失败后被贬至永州长达十年之久。永州的许多景点都有他的足迹，他曾写下《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著名诗文，柳子文化是永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的永州人民为纪念柳宗元就修建了柳子庙，其蕴涵着柳子思想和文化精神，柳子庙现在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有许多永州人对柳宗元很不了解，也没有去过柳子庙，更谈不上弘扬柳子文化精神，创新和发展历史文化建筑了。这正是当今人文知识和文化精神的缺失，也是政府对历史文化建筑和文化精神的重视、宣传、保护和利用不到位的显著表现，这也是零陵这座历史文化古城的人文旅游产业没有得到利用和发展的原因所在。由上述事实可见，当代教育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倡导和传授是不够的，政府、民间团体、社会媒体等应从从多角度、全方位采取以历史文化建筑、名人故居、名胜古迹为题材举办地方人文知识竞赛或系列文化活动，提高人文内涵，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文化精神。

2．4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建筑的态度和监管力度严重影响到历史文化建筑的发展

历史文化建筑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任重而道远，短期内对地方经济GDP的增长是不显著的，甚至还有可能拖累经济发展，因为对历史文化建筑的修缮和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许多当地政府把历史文化建筑看成一种包袱，而追逐房地产项目开发，甚至不惜对名人故居、历史文化建筑、名胜古迹采取任意损毁和搬迁等粗暴方法。云南巍山县拱辰楼失火、凤凰古城失火、丽江古城失火、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失火，表面上是普通用电起火，实质无一不暴露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管理人员监管的严重缺失。一是地方政府没有必要的资金投入，消防设备设施的缺失或不完善，大环境消防严重不达标；二是管理人员疏忽大意，未能及时检查和更换消防设备，防患于未然，火灾发生时出现无水现象，手脚无措；三是这些传统建筑的经营者和使用者不规范用电，随意拉线，使用劣制用电设备，经营场所消防不达标，消防处理整改不到位。就这样，一座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建筑永远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由此可见，只有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创新和发展的眼光来弘扬历史建筑文化，进行必要的资金投入，加强监管力度，历史文化建筑才会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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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包括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等，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数据采集、建筑测绘等软硬件设施已经大量应用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当中，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大数据能够对这些庞大的数据信息进行快速准确的处理．所谓“大数据”就是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例如，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一种通过激光反射的原理，将被测量对象通过三维激光扫描系统的处理，构建成一整套的点云数据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的三维软件技术对于被测对象进行逆向的数字化构建，从而能够进行后续的数字化的研究与利用．在此过程中，点云数据会大量涌现，尤其是对于展示与利用真实性要求更高的项目而言，所产生的数据将会无限接近于真实的被测对象，数据会呈现出几何数量级增长．数据量大，能够促进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在探索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层面上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对于早期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来说，由于受到认知性和数据分析能力的影响，人们就某一处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的形式、内容以及方法上，仅仅是能够通过数量有限的样本案例和数据资料，利用较为传统的技术手段进行数据的分析、评估和管理．大数据的应用，能够将大量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信息进行有目的性的筛选和处理，为展示利用的方式、方法在名城中的应用，提供了较为全面和具体的对策措施，提高展示利用实施的精确性．

1.2大数据对多样数据类型的处理

历史文化名城在展示利用时涉及到的数据繁多复杂．单就其中的某一处历史建筑来讲，《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建筑本身的历史档案包括了5项内容:1)建筑艺术特征、历史特征、建设年代及稀有程度;2)建筑的有关技术资料;3)建筑的使用现状和权属变化情况;4)建筑的修缮、装饰装修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纸、图片、影像等资料;5)建筑的测绘信息记录和相关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历史沿革、历史事件、地名典故、名人轶事等资料．上述几项内容，基本涵盖了一处历史建筑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这些详细资料，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利用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利用的过程中，数据的类型非常多，有图片资料、文字资料、影像资料、图纸资料、点云数据等．在以往展示利用处理数据信息的时候，利用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事先定义好结构化的数据．结构化数据是将对象数据向便于查询、处理的方向抽象的结果．结构化数据即行数据，存储在数据库里，可以用二维表结构来逻辑表达实现的数据．结合到典型场景中更容易理解，比如企业ERP、财务系统;医疗HIS数据库;教育一卡通;政府行政审批;其他核心数据库等．在结构化数据过程中，通常会忽略一些特定条件之下所不必考虑的细节，筛选出有用信息．随着互联网技术、展示利用技术以及测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演进，非结构化的数据大量的出现，难以用结构化来进行表示，在存储记录数据的同时还要储存数据的结构，增大数据存储和处理的难度．相对于结构化数据而言，不方便用数据库二维逻辑表来表现的数据即称为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视频、音频、图片、图像、文档文本等形式．具体到典型的案例中，如医疗影像系统、教育视频点播、视频监控、国土GIS、设计院、文件服务器PDM/FTP)、媒体管理等具体应用资源，这些行业对于存储需求包括数据存储、数据备份以及数据共享等．目前在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当中，所利用的数据大部分都是非结构化的数据，而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将会逐渐成为主流化的数据．随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与展示利用相关的影响因子指标数量上必定会更加的丰富和细化．为了满足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的目的，在相关数据激增的同时，新的数据类型还会不断出现，很难用一种或是几种规定的模式来描述趋于复杂、多样性的数据形式．而大数据与传统的数据处理方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在非结构化数据和信息的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大量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的相关影响因子指标的细节信息进行数据非结构化，可以减少在数据处理过程当中的数据流失现象，为展示与利用提供更加充分的情报信息与技术支撑．

1.3大数据对数据信息的快速处理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数据越来越庞大，必须有相应的数据处理能力才能够将大量的数据进行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发展到今天，展示利用的相关数据除了具有传统属性以外，还具有时效性，通常某些数据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降低，能否快速准确地处理这些数据，则是充分体现它们的价值所在，而大数据的特点就在于能够快速、持续、实时的处理数据，从而能够满足相关的需求．在经济发展和大规模建设工程中，经常会忽略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脉的科学展示与利用．有时会单纯地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和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及其居民生活割裂对待，这样会恶化居民的生活环境，不利于拉动居民的消费，不利于延续传统的历史文脉，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创造品牌效应，降低城市的知名度，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持续发展，对传统风貌会造成严重破坏．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为了保护这些稀缺的展示利用资源，使得名城保护能够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就需要对名城的相关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及时快速的提出有效、合理的保护措施．

2大数据在历史文化名城展示利用中数据处理的应用

2.1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上的应用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提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从条例以上的内容描述可以看出，与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的相关信息具有非常典型的空间性．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中空间数据的采集，基于移动设备、互联网络、测绘系统、自动记录系统、数据档案系统等，以及通过这些系统综合分析所产生的再生数据．大数据通过整合和深入提取这些空间数据，将这些信息进行重新利用，实现海量展示与利用的数据信息的实时处理，智能判断以及快速决断，为某一项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利用提供决策依据．随着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逐渐成熟，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街区展示利用中，通常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将历史街区现有的建筑特征和风貌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之后通过计算机相关软件的处理，恢复历史街区传统的风貌特征，并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将其进行一定的场景重现．

2.2在历史文化名城数据分析上的应用

由于大数据在信息处理上具有透彻感知、广泛互联互通、深入智能等特点，能够借助互联网络进行传递、协同以及共享操作，在通过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深入分析收集到的展示利用的数据后，进而获取到更加具有创新性的、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数据信息来满足某一项历史文化名城在这方面的信息需求．大数据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应用，从过去单维度的项目计划、项目管理和项目执行，转变为多维度的新兴的项目协作关系．在这种新的组织关系下，每一处历史文化名城个体，在进行展示与利用项目的筹划、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都可以精确地、自由地、即时地共享和获得相关信息，发掘同一类型数据的共性和不同，对彼此各自的特点进行正面、真实、合理的归纳与总结，找到若干种恰当的展示与利用的方式与方法，然后进行比较和选择，以达到最佳的展示利用的效果．大数据的应用，促进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数字化基础构建和物理设备的相互融合，通过数据对于名城的数据采集和汇总，经过网络实现人与物的统一与整合，之后再通过云计算技术，使其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的管理更加动态化、系统化．

3大数据对历史文化名城展示利用的意义

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是由历史文脉和城市形态两大重要要素构成．现在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注重塑造城市形态，传承历史记忆，展现人文气息．在社会经济处于重大历史变革的今天，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传承的思考更加具有意义．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脉和城市形态通常表现为包括城市空间形态、结构形态、聚集形态等一些具有可读性强的、城市意向明显的、静止性的、永久性的客观物体．城市形态作为物质属性，其展示利用通常是展现城市的空间轮廓、城市肌理、街道格局、风貌特征、建筑物和构筑物本体等;而历史文脉作为非物质属性，其展示利用通常是展现与历史文化形态有直接联系的演变规律、历史事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哲学思想、伦理观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以及地域文化等．历史文脉的展示通常是结合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空间和相关史实文献资料的整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的技术手段将抽象的历史文脉以一种相对具体的形式进行展示．大数据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能够把城市形态和历史文脉等这些具有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资料信息进行数据化、数字化的统计、整理和归纳，以一种清晰的思路与方式展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创造的成就，以生动、形象、完整的方式来诠释历史文化的脉络．通过大数据在历史文化名城形态特征的展示与利用，探索古代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有效方式与途径，在保持相关历史记忆的同时，加入新的科学、技术的活力，从而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持续发展．从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利用的角度来说，加强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探索展示利用的有效解决途径和方式，是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提供策划方案、拟定策略、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只有在保持古城的形态和历史文脉传承的前提下，选择大数据的方式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展示与利用，文化遗产本身及其遗产价值才能以更有成效、最佳的方式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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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贵州省2013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开幕时发来的贺信中，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指明了方向

在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⑴的贺信，成为都匀及水族同胞创建旅游安康，生态经济，有机农业等功能格局的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都匀及水族同胞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中国梦”，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口，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则是现阶段贵州乃至都匀及水族同胞的中国梦。

三、2014年10月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见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叶志光一行时说：“当前贵州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指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

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崔之东（贵州都匀市委党校，贵州都匀558000）摘要：归兰山是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景区内分布着许多奇珍异石及少数瀑布景观，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水族同胞居住地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边远贫困的水族同胞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是水族同胞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根本路径。关键词：归兰山景区；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5）06-0106-01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景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改善，贵州旅游发展前景广阔，贵州交通‘天亮’了，贵州旅游发展的春天己经到来。”⑵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新机遇。贵广高铁途经都匀东站，都匀东站正好距归兰山景区及水族村寨较近，如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后，地球村的客人们出站便可乘车50分钟到达，可以更好地去领略那水族历史文化，独享着原生态大山中这无尽的妙趣和大自然那沁入心灵地洗礼。

四、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奉合、阳和、基长）于2014年5月合并并取名为归兰水族乡，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形成归兰山风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合力

归兰山风景及水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在于它的原生态和悠久的水族历史文化，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然美，当与水族的风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便揉合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现在与发展的独特的美丽和憧憬来。而且它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后劲，一但开发成功，不仅给世人奉献了一处旅游胜地，而且将为该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有力地推动，改善水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承传水族人的独特文化，而且因此将召回长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归兰水族乡有12000多人可回乡投入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劳动中来，走上勤劳致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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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又可作为增强民族(或国家与地区)自省自爱、自尊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时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坏较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建设上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但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中往往存在多种误区。

1)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确实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不过更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可以不用古砖这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旧城墙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明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2)“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在旧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区去搞明清一条街。这种做法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有时在历史遗迹、风景区地方挖洞搞个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观，这不仅亵渎了古文明，还使人反胃。

3)“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说法。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效果就要逊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区、民族、历史的特征，以示“文脉”的延续。在一个城市里应有不同历史的建筑及风貌区，但绝没有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就可以毫无顾及地对现代化大胆追求。这样，文脉就得到了自然延续并且通畅。

4)“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征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也参差不齐，城市形态与结构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全盘．显然不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大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传统城市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袭西方的城建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借鉴承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借鉴、套用的过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又具备时代印迹的促动性城市建设理论，是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忽略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忘记或偏颇的两个方面。

1)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胜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损毁但具有重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

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古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五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一时期的建筑代表；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感。

2)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来确定其保存、发展与利用办法。为此，应首先弄清各保护对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级、性质特点、功能内容、容量、交通条件、空间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并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发展它。

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对古旧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继承发扬古文物意境，提取传统的特色和符号。罗伯特·文丘里1972年设计的美国费城弗兰克林纪念庭院，没有把旧建筑修复，而是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坡顶简化成开敞的不锈钢构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红砖地上标志出旧房屋的平面。文氏认为：旧建筑灵魂已显出来，人们步入庭院透过层层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犹存。创造了一种宁静安详的纪念气氛。

还可以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此，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三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印象。

3)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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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庆市区历史文化建筑开展景观式的保护，要在分析认识清现状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和相关配套法规制定保护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具体来讲，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只能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増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的视觉传播新功能；修复要严格按照原来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进行要“修旧如旧”，为了増加历史文化信息的含量，可以在建筑内部安排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展示及其互动体验项目。另一方面，对其存身的周围环境，一是要切实遵守规划、保护法规的要求，严格执法，二是要尽可能地采用艺术化的造型手段，创造新旧之间过渡衔接的视觉面貌和观赏的空间环境。可以选用改变立面造型、色彩呼应、添加形体分割等艺术设计方法，避免采取拆除、降低高度、限制使用性质等措施。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实践

在安庆，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增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视觉传播功能的景观式保护实践已经开展。如，坐落于孝肃路和锡麟街交汇处的安庆天主堂，1871年动工，1893年落成。近年来，因主体建筑老旧化严重，曾经屡次修缮，现在看到的是2009年那次大修的成果。?在修缮中从保持建筑主体立面装饰的牌坊、宫廷式护栏、石鼓等形制、造型不变人手，从细节上保证了主体建筑耶稣圣心堂中西合璧的风格不变。仅仅修整了部分斑驳的墙面，小心地劍除了岁月的痕迹，使老建筑仿佛返回了百多年前的原真面貌。在修缮后的神甫楼二楼设立安庆天主教爱国主义展馆，通过图文集中展示建国以来，安庆天主堂爱国主义活动史料，包括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和典型人物的爱国事迹。修缮后的安庆天主堂在更具观赏性的同时，历史文化信息的传播功能也得以实现。大修后的安庆天主堂成为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愈久弥新的“新景观”。美中不足的是修缮中也对原建筑的历时性和附属建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有两处国保单位：国立安徽大学红楼和敬敷书院。1935年3月落成的红楼，两层砖木结构，建筑质量很好，一直使用至今。建筑外观墙不粉化、屋脊不塌，正门柱廊等西式建筑的造型形制、细节均保存完好。红楼的使用功能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而，内部结构也基本没变。因此，对红楼的景观式保护的具体工作，体现在对红楼周围环境的设计营造上。具体措施是在红楼的周边进行绿化并栽种香樟树。目的是要为红楼营造一个可以遮蔽周围现代景物的独立空间环境。经过多年的不断营造，今天可以看到，在红楼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广植的香樟树，已经形成了老红楼与校园新建筑之间的成片樟林间隔。簇拥影映着红楼的樟树林，为历史文化建筑与新建筑形成的现代环境提供了两者之间的清晰分界和过渡景物，并在多个观赏角度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空间背景。红楼作为景观的效果被衬托突显。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暮春移建于现址的敬敷书院，1933年大修过一次现在看到的模样是2002年重建的。拆除时对进深、檐高、梁架、门窗等等进行了拍照、测量、放样。这些工作保证了重建后整体建筑的原真效果。但门楼由于没有历史资料对照，现在的样式有猜想的成分；外墙的粉饰、卵石的铺地，有些画蛇添足。为了解决书院与北面教学楼的视觉冲突，重建时保留了书院内外的古树，借用古树和书院外高耸的杉树，成功地遮蔽了周围的现代景象，塑造出亦幻亦真的历史场景。新的敬敷书院内部设立了安庆师范学院百年校史馆，展示着学院教书育人百年薪火相传的历史。重生的敬敷书院焕发出崭新的旧貌，增添了传播历史文化的新功能。如今，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里，新旧建筑相映成趣。师生和游人徜徉其间可以享受到移步换景、时空切换的视觉乐趣；可以感受到学校百年育人、薪火不息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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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潜力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是应用模糊关系对被评价事物多个因素的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的一种定量方法，是运用模糊数学和统计的有关知识对许多因素所影响的事物或现象通过推理和演算综合成一个总评定值；是在全面考虑和尽量简化评价基本因素的前提下，对有不同权重的各类、各个评价指标的评分结果是否达到目标或达到目标的程度给予明确的结论，或者对被评对象做出优劣等级区分的过程。由于影响乡村旅游资源的因素复杂多样，对其发展潜力大小的评价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运用一般的定量方法很难评价，运用定性描述方法则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运用模糊数学原理对古村（镇）旅游资源发展潜力进行综合性评价能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1.确定目标和评价因素集根据鄱阳湖流域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旅游资源发展潜力的评价要素体系，评价因素集F={F1，F2，F3}={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区位条件}。其中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区位条件又分别包含下列因素：2.确定评语等级论域及评价集E={E1，E2，E3，E4}={好，较好，一般，差}，即等级集合。每一个等级可对应一个模糊子集。3.建立各评价因素的权重集W运用专家征询法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值。笔者对10个院校及研究所的旅游专业的专家、博士、博士后发出问卷100份，要求他们对鄱阳湖流域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旅游资源发展潜力的评价要素的等级及重要性作出判断，并对自己给出的结论给予解释。通过统计整理问卷数据，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赋予各评价因素不同的权重。一级、二级评价因子W1、W21、W22、W23的权重分别是。4.建立模糊关系矩阵S通过网络及景区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00份。对收回问卷进行统计整理，得出问卷结果。根据问卷结果建立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区位条件3个方面的评价矩阵。以S1为例，评价因素的评价向量为（0.6，0.2，0.1，0.1），表示在调查人员中，有60%的人认为鄱阳湖流域乡村旅游景区知名度高，有20%的人认为为研究区乡村旅游景区知名度较高，有10%的人认为研究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旅游景区知名度为一般，有10%的人认为研究区乡村旅游景区知名度为差。其他以此类推。

三、评价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计算结果，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可知，鄱阳湖流域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旅游资源发展潜力较大的。为了客观反映各历史文化名村（镇）旅游资源现状，使评价结果较接近实际，需要将其转换成百分制。假设模糊评语量化集为N，评语等级{好，较好，一般，差}所对应的分数为{90，80，70，50}，各对象的优先度为P，则研究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镇）旅游资源综合潜力P（综）=VNT=（0.38，0.253，0.253，0.114）[90，80，70，50]T=77.24。按此计算方法，对鄱阳湖流域2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分别进行评价，并将其转换成百分制，从高分至低分排序，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婺源古村群、景德镇瑶里、安义古村群、陇南关西镇关西村、渼陂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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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环境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