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统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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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抽样审计的基本步骤

我们在进行统计抽样的时候，一般分为三个步骤，分别是样本设计阶段、样本选取阶段和样本评价阶段。

（一）样本设计阶段

此阶段我们需要确定审计抽样的目标、确定好抽样总体的范围和构成总体的单元项目、准确地定义构成误差的条件，并根据以上元素确定最佳的审计程序。在控制测试中，统计抽样的目标一般是为了能够获取公司的某项控制运行有效性的证据。我们在确定该测试的抽样总体和个体时，应考虑总体的同质性、适当性和完整性，其个体可能是一份文件资料、一个记录或者数据中的某一行。我们应该依据自身的专业性，预估和选取能够显示被测试控制运行情况的最合适的内部控制特征，并定义误差条件。控制测试的实施通常发生在期中，我们可能有必要针对剩余期间获取足够充分的证据。在细节测试中，测试目标一般为获取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的金额的正确与否的证据。总体范围可能是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中的部分项目或者所有项目，而抽样单元项目可能是实物项目或者货币单元。在实施细节测试时，如果总体的变异性大，通常需要根据总额对总体进行分层，以使审计资源偏向于金额更大的项目中。我们需要提前确定哪些情况会构成错报，以定义误差条件。

（二）样本选取阶段

样本选取阶段主要是要确定选取样本的方法和样本的规模。统计抽样选取样本的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有随机数表法、系统抽样和分层抽样。

（1）随机数表法指的是首先对总体范围的各个项目进行一对一的编号，然后在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表中选择一个比较随机的起点和一个路线，依次查找，选中号码所对应的总体范围项目就是选取的样本项目单元。

（2）系统抽样法指的是先确定选样间距和起点，然后从总体中等距离地按顺序选取样本。

（3）分层抽样法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改善了一步，就是首先针对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若干子总体，然后在子总体中采用前面两种方法进行抽样选取样本。

确定样本规模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可接受的抽样风险。在控制测试中，可以接受的抽样风险指的是可接受的信赖过度风险，而在细节测试中，可以接受的抽样风险指的是可接受的误受风险。可接受的抽样风险与样本规模的大小通常是反向变动的关系。

（2）可容忍误差。在控制测试中，可容忍的误差指的是可容忍偏差率，在细节测试中，可容忍的误差指的是可容忍错报。可容忍误差与样本规模的大小通常也是反向变动的关系。

（3）预计总体误差。在控制测试中，预计总体误差指的是预计的总体偏差率，而在细节测试中，预计总体误差指的是预计的总体错报。预计总体误差与样本规模的大小通常是同向变动的关系。

（4）总体变异性。总体变异性指的是总体的某个特征在各个项目单元之间的差异程度，一般在细节测试中才需要考虑。总体变异性与样本规模大小一般成同向变动的关系（。5）总体规模。样本规模几乎不会受到总体规模的影响，除非总体范围很小的情况下。

（三）样本评价阶段

此阶段主要是根据数理统计理论进行统计推断，根据样本的误差来推断总体的误差，进而形成最终的审计结论。在控制测试中，应该根据抽取样本的误差率来推断总体偏差率，然后将推断的总体偏差率与可容忍偏差率进行比较。如果总体偏差率加上抽样风险的和大于或者等于可容忍偏差率，那么总体不能接受；如果总体偏差率加上抽样风险的和小于可容忍偏差率，那么总体能被接受。在细节测试中，应该根据抽取样本的错报推断总体的错报，扣减被审计单位已经更正的错报后，将调整之后的总体错报加上抽样风险，然后与该类交易或者账户余额的可容忍错报比较。若调整之后的总体的错报与抽样风险的和大于或等于可容忍的错报，那么不能接受；若调整之后的总体错报与抽样风险的和在可容忍的错报值域范围以下，那么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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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条规定似乎是拦在法院面前的一道屏障,阻断了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和赔偿请求。然而,无论在实务界还是法学界,对这一条解释的争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少人认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但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不能排除在受案范围内的。也有人认为既然是行政指导,那么就当然存在不具有强制力的特征,司法解释中的“不具有强制力”是一个描述性修饰词,而非限定性修饰词。行政法中发展出“行政指导”的概念就是为了与那些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只有突出这一点,才能降低行政机关的法律风险,让它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这也赋予了相对人自治性,使得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快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行政指导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行政正在不少领域内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然而,任何一种“善治”的美好设想如果不辅以对“恶”的防范,我们就难以获得一份不偏离正轨的保险。行政指导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的德国人倒是相当清醒,他们将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中分解出强制性事实行为和非强制性事实行为。行政指导在他们的语境中被称作“非正式行政行为”,归入事实行为门下,但无论这种非正式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都与行政法律行为一道统称为权力行为,与民事行为相对,在司法审查时受到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控制。德国人所坚信的理念是,有权力的地方就要防止腐败。谈到这里,似乎我们尚未切入本文的正题——行政指导的赔偿问题,但其实行政指导是否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却是在我们研究赔偿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行政行为侵权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仍然是确认违法(行政法上违法),行政指导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在我国仍存在争执,如果行政指导是法律行为,那么是否意味仍然必须首先满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要求吗?如果行政指导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虽然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力,是否意味着无法建立起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呢?下面,本文将由此出发,逐步分析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所面临的问题。

1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是否以提起行政诉讼确认违法为前提

如上所述,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提起国家赔偿是采取不同路径的,前者必须首先确认违法,而后者则不然。于是,问题指向了识别行政指导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事实行为。这种做法无疑会将问题复杂化,因为准确地区分两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区分有充分的必要吗?或者,在提起赔偿之诉前,对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的确认违法有必要吗?

我们比较了西方国家的赔偿制度,可以看出,例如日德美三国,尽管在制度上有很多差异,但在赔偿方面都有一个特点,即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国家赔偿分开处理,这显然区别于我们国家将行为的违法性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必要前提。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区分了两者的价值取向,因为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是为了保证行为的公益取向,而国家赔偿则强调对公民个体利益的保护,前者立足于公,后者立足于私。这样做法的带来的结果是当某个行政行为在公法上没有或不能被确认违法时,受害的公民仍可能因为其违反私法获得救济。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可以提供充分印证,[1]在日本鸟取县确认指教赔偿一案中,开发商在得到环保部门某负责人的确认指教后,违法侵占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最后受到该县知事不予许可和恢复原状的命令。该县先违法指导后合法处分,虽然可以视为一个行为过程,但要根据当事人请求分步审查,对于违法指导进行公法上的复审确认违法已无意义,因为行为已经转化,但从其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来看,在私法上确认违法还是有意义的,最后,法院认为:一方面,出于公益考虑,不能同意开发公司侵占国家森林公园;另一方面,出于当事人利益保护的考虑,又要让作出违法助成性指导的政府承担开发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可以说是公私并行不悖。与日本相比,德国是做得相当彻底而有前瞻性的,他们直接把国家赔偿放在民法典里,与行政法规范作了分离。

将国家赔偿法定性为私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直接回避是否要确认行政行为在公法上违法的问题,对于像行政指导这样的在公法上尚未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可以在它的实质强制性与损害后果之间建立起侵权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而且,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要件对其生效是必备的,民事行为则不然,行为通常作出或成立就生效。因为行政指导是灵活的行政活动,要想将它纳入行政法律行为那样的模式化研究往往是徒劳的,在没有对应的行政行为法规制的情况下,以我们简易而又实用的私法来避免它对公民产生不当损害有什么不合适呢?这样还可以极大的减少立法和司法的成本。

2不同类型行政指导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

当我们解决了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的前置性问题后,接下来就应当探究它的赔偿要件,行政指导有好几种类型,按照日本的分类,主要包括规制性行政指导、助成性行政指导和调整性行政指导。(1)规制性行政指导,是指以规制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私人企业等的活动为目的而进行的行政指导。有为维持居住环境而进行的行政指导、围绕提高收费

+问题而进行的行政指导等。规制性行政指导,有时在不存在规制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但大多数是作为行使法律的正式规制权限的前阶段来使用的。(2)助成性行政指导,是指对私人提供情报,以助成私人某种活动的行政指导。例如,对欲将农作物从稻谷转换为蔬菜的农户,进行技术性或者农业经营性建议的指导。这首先应该和作为单纯服务的情报提供区别开来。在前者的情况下,该情报的提供是实现政策目的的手段,而后者则是以直接为私人的活动提供便利为目的进行的服务活动。(3)调整性行政指导,是指作为解决私人间纠纷的手段而使用的行政指导。如对建筑业主和附近居民的建筑纠纷进行调整就是其例之一。[2]

目前,对行政指导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国内外学者尚未从以上几种类型进行分析,笔者以为:在构建救济制度中,依照我们上文对于行政指导行为赔偿的定性,既然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就应当从四方面考虑: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前三个要件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而第四个要件因果关系则根据指导行为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分。这里的过错是一种职务上的过错,具体判定要根据法律上对公务人员注意义务的规定,其标准应采取“同等条件下一般公务员”的标准。违法行为中“违法”的认定如前文所述,不应局限于违反行政法,而应当是违反保护相对人人身、财产等各项宪法权利的法律。至于损害结果,则既包括现实利益,也包括期待利益。上述三要件是所有行政行为引发的国家赔偿都必须考虑的,不是行政指导特别予以关注的,而第四个要件——因果关系,是赔偿责任认定的关键点所在。对于规制型指导,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权力背景(如不接受指导就强制),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因果关系的成立,可以设想,如果相对人仍有充分的两可选择的自由的化,我们很难说损失的造成不是相对人的原因而是行政机关的原因。至于助成型指导,虽然它仍有权力背景,(因为获得广泛的信息要依凭公权力),但是,它的强制力弱,不同于规制型指导,在规制型指导中,相对人如本可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案,但行政机关不当的事实强制使得他违心地选择了一个次优方案,造成损失,虽然行政机关指导的内容可能是合法的,但相对人仍可追究损失,这犹如民法上的“胁迫”,构成了手段上的违法。但在助成性指导中,相对人的意思是自由的,行政机关给他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但他接受指导就代表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只要指导的内容不违法,行政机关也尽了客观注意义务,哪怕造成损失,也不能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但是如果助成性指导的内容本身就违法,而相对人善意并接受指导,由此造成损失显然可以向行政机关追究赔偿之责。总之,对规制性指导强调不接受指导就强制的权力背景,而助成性指导强调指导内容的违法性。调整性行政指导则比较复杂,因为行政机关并不当然与双方直接发生关系,行政机关往往居于相对中立的地位,在介入较浅,给双方相对人较多选择的时候,接近助成性指导的救济思路;而介入较深,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则可借鉴规制性指导的救济方法。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积极作为侵权的情况,如果不作为会不会产生责任?日本有一个例子:行政机关没依法给相对人提供有关涯塌方的指导,也没有预防措施的命令,使得相对人未采取措施遭受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政府行政指导的义务而政府未履行,在追究责任方面和行政法律行为没有差别,可见,行政指导对相对人可能是“软”的,但对负有作为义务的政府并不“软”。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是指导是“软硬兼施”的行为,不仅包含有事实强制力的指导,还有对某些个体好处的“诱导”,如果诱导不公平实施,会不会对未被公平对待的一方的竞争利益构成损害?这在日本是可以行政指导不合法而撤销的,但是否可以追究赔偿责任?在WTO规则中,进口国可以针对出口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直接补贴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可以通过调高关税来弥补国内损失,这是否可以借鉴到国内?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诱导”在我国国内是十分普遍的,是地方保护的一个相对缓和的措施,如果出于拓展海外市场而对所有国内的企业补贴尚有国家利益作为理由的话,那么,国内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找到保护地方利益的理由呢?我国的《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已经给竞争利益的妨害提讼开辟了途径,那么作为内容上相像,只是措施上有别的行政指导似乎找不到不纳入行政诉讼的理由,至于国家赔偿,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不是没有提起的可能。这就如同反补贴中征收的高关税。

3“内部行政指导”是否可以追究赔偿责任,如何追究

在行政指导制度最发达的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公共行政之目的,期待行政客体的一定行为(作为、不作为)而实施的,其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对行政客体直接起作用的行政的一种行为形式。”[3]在我国学者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的行为。”[4]德国学者毛雷尔在他所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中指出:“非正式行政活动或非正式活动是德国行政法学讨论的一个新课题,主要是指行政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进行协商或者其他形式的接触的行为。”[5]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有行政指导制度的这三个国家都把行政指导(或非正式行政行为)界定在外部行政行为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说,当我们谈及行政指导的赔偿责任时,就完全排除了所谓“内部上下级间的指导”呢?如果下级因为执行了上级的“指示”或者“批复”而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那么是否仍旧由下级背黑锅呢?尤其是下级受到上级的违法“指导”时。在考察《行政诉讼法》时,我们发现当提起撤销之诉时,是以最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但在《国家赔偿法中》,从最初到最后,只要对当事人损失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都会成为被告。(如复议加重处罚的行为)所以,笔者以为,既然“内部行政指导”通过下级机关的行为对相对人造成损失,那么它就不应该被排除在赔偿责任之外。所以在赔偿法上区分“内部”还是“外部”行政指导承担责任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但是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发出指导的上级行政机关到底承担多少责任?在这方面是有国外经验可供借鉴的。依照德国《民法典》的国家责任条款,如果下级官员因为接受上级的指示而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违法行为,那么虽然撤销之诉针对下级违法行为,但是赔偿之诉向上级提出。[6]这种规定使得内部行政有了外部效果,对于明确责任很有帮助,可以在相当程度遏制上级机关及首长滥用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赔偿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内部程序能够完善地建立起来,并且明确地记录下来。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如果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经过上级的复议而加重,那么加重部分由上级机关承担。上级的复议决定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那么上级在下级行为作出前的批复又是什么性质呢?它如果对下级是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强制力,那么下级在服从了指示后作出违法行为,我们便无法排除上级的批复和相对人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我国的《公务员法》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区分了上下级官员的内部责任,但是上下级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是否也应当区分呢?德国法的规定显然是受到特别权力关系说的影响,这种学说强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体系内部奉行命令服从的原则,所以在赔偿责任要件中也有“组织过错、首长责任”的概念,相当明确地分清了上下级政府及官员的责任,防止下级为上级(包括公务员和政府)的错误买单。所以,参照德国的做法,我们也应当让发出违法“内部指导”的上级行政机关而不是它的下级承担赔偿责任。这在我们这样行政等级观念浓厚的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莫于川.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93

[2][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144

[3][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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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审计的系统管理模式分析

系统管理理论，把管理对象看成是特定的系统，以系统思想为指导，以系统功能最佳为目标，运用系统管理方法，把握住系统的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联系，对各要素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及时调整和控制系统的运行，以实现系统全过程的动态优化管理，最终实现系统目标。根据系统管理理论，设计系统管理模式的一般方法是先进行系统的总体设计，然后进行各子系统或具体问题的研究。内部审计系统主要包括目标、组织、行为和管理等要素，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且各要素本身又是由若干子要素组成的子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内部审计系统。

1.内部审计目标系统。

目标系统是内部审计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的描述系统。由于内部审计是隶属于企业内部的一项职能，企业的每一项职能都要围绕企业的核心目标而用力，国际及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对内部审计目标进行了恰当定位，即为了组织增加价值并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可见，内部审计根植于企业目标而存在，为最终实现企业目标保驾护航。内部审计目标系统包含系统目标、子目标和可执行目标三个层次，其中系统目标即企业目标；子目标即开展的每一项审计项目的总括性目标，向上与系统目标衔接一致；可执行目标用于确定审计项目的详细构成，向上与项目目标衔接一致，应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审计人员具体执行，通过“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双向控制，最终达到实现整个内部审计目标的目的。

2.内部审计组织系统。

内部审计组织系统是由参与完成审计工作、实现内部审计目标的个人和机构组成。内部审计组织系统具有开放性，在进行内部审计组织系统设计时，应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把握突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原则；二是内部审计机构与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的关系，根据第2302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规定，内部审计机构与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存在组织隶属关系，应当接受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的领导并向其报告，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其对审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增强内部审计的权威性及审计工作开展的便利性；三是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相对于同层级管理机构及人员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便于审计工作开展。

3.内部审计行为系统。

内部审计行为系统是由完成内部审计项目或任务、实现内部审计目标所有必需的内部审计活动构成的，包括审计目标、审计制度、审计计划、审计工作方案制定、审计项目实施以及审计建议落实等。这些活动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逻辑联系，构成一个有序的动态系统，设计内部审计的行为系统，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应包括实现内部审计目标系统必需的所有工作，并将它们纳入计划和控制过程中；二是按照内部审计准则及制度实施审计项目，保证审计项目实施程序化、规范化；三是保证内部审计行为系统与企业内其他机构、部门及个人行为之间良好的协调。

4.内部审计管理系统。

内部审计管理系统是指为使内部审计达到应有的效果，对内部审计的目标、组织及行为系统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总和。为最终确保内部审计目标的实现，内部审计管理系统从总体上应完成如下工作：一是对内部审计的目标系统进行策划、论证和控制，使之与企业目标相统一；二是对内部审计的行为系统进行计划和控制，使之符合内部审计准则及制度的规定，保障审计质量；三是对内部审计的组织系统进行设置、协调和指挥，使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利于审计工作开展及审计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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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特点

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特点，首先是审计的系统性，要对数据、硬件、软件等各种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查，才能确定输出结果的正确性，作出可靠的审计结论。第二是审计的复杂性，这是由被审系统数据处理方式、数据贮存方式、系统控制方式、应用系统和电子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第三是审计资料的隐蔽性、敏感性和易逝性，这是由于审计线索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审计线索，如输入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等原始文件、打印出来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另一种是肉眼看不见的，如存储在软盘或硬盘上的会计数据库资料等。第四是审计的运行性，即在不断运行的系统中进行审计和监督。

二、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内容

内部审计可以从硬件和软件的系统控制和实质性审查两个方面来进行审计。

l、内控制度的审计。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审查与评价，既是审计的基础，又是审计的前提。从实施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有些是通过程序来实施的，有些则是通过制度约束来实现的。通过程序的设计和运行来实施控制的“程序化”控制，和通过建立管理工作制度来完成控制的“制度化”控制，必须通过内部审计来确保其实施，才能使计算机会计系统的安全、可靠和稳定得到双重保险。在电算化条件下，虽然仍要审查传统审计的一些内容，但重点主要在于系统软硬件及数据的内部控制。

内部审计人员应在本单位以上各方面制度的制定过程中，积极发挥参谋作用，并在以上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定期审计或突击检查，查找内部控制的弱点，提出改进措施，使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执行，以保证会计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2、实质性审计。在手工条件下，审计主要是对书面资料进行审查。在电算化条件下，会计核算由计算机在程序的控制下完成，除了审查输入和输出数据，还要审查电子计算机程序和贮存在机内的数据文件。因此审计工作重点转移至对会计软件合法性、正确性的审查和对机内数据文件的审计方面。

三、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方法

针对电算化会计系统审计的特点，结合本系统的工作实际，我们已由以前的“绕过计算机”的审计方法，转向在计算机辅助审计的基础上进行“通过计算机”的审计方法：计算机技术和经济管理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水平。其中发展最快、应用效果最显著的，是计算机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

随着会计电器化的广泛应用，传统内部审计面临着新的挑战，从而出现了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内部审计。

一、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特点

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特点，首先是审计的系统性，要对数据、硬件、软件等各种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查，才能确定输出结果的正确性，作出可靠的审计结论。第二是审计的复杂性，这是由被审系统数据处理方式、数据贮存方式、系统控制方式、应用系统和电子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第三是审计资料的隐蔽性、敏感性和易逝性，这是由于审计线索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审计线索，如输入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等原始文件、打印出来的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另一种是肉眼看不见的，如存储在软盘或硬盘上的会计数据库资料等。第四是审计的运行性，即在不断运行的系统中进行审计和监督。

二、计算机会计系统内部审计的内容

内部审计可以从硬件和软件的系统控制和实质性审查两个方面来进行审计。

l、内控制度的审计。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审查与评价，既是审计的基础，又是审计的前提。从实施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有些是通过程序来实施的，有些则是通过制度约束来实现的。通过程序的设计和运行来实施控制的“程序化”控制，和通过建立管理工作制度来完成控制的“制度化”控制，必须通过内部审计来确保其实施，才能使计算机会计系统的安全、可靠和稳定得到双重保险。在电算化条件下，虽然仍要审查传统审计的一些内容，但重点主要在于系统软硬件及数据的内部控制。

内部审计人员应在本单位以上各方面制度的制定过程中，积极发挥参谋作用，并在以上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定期审计或突击检查，查找内部控制的弱点，提出改进措施，使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执行，以保证会计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