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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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韩贸易存在的及原因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15.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

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

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

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

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

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

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

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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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164-02

一、中韩影视文化贸易发展现状

（一）韩国影视文化贸易发展劲头强劲

在1998年韩国政府“文化立国”战略引领下，韩国影视文化作品成为了主打对外输出产品。韩国影视剧出口值屡创新高，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广电节目对外输出额高达2.42亿美元。其出口市场覆盖了亚洲、美洲、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以有相似文化底蕴的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重要战略基地。韩国影视作品由于类型丰富，剧情生动，角色刻画细腻，内容积极向上，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韩剧版权价格也因此不断攀升。

（二）中国影视文化贸易发展状况不尽人意

中国影视文化贸易起步晚，虽每年都以较大幅度增长，但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影视剧的进出口过于聚集，主要从美、日、韩等国引进，向亚太地区输出，其中更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影视剧类型、主题都过于单一，内容缺乏新意和国际化眼光。因此，相较于其他产业，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无论国内外都处在较低位置。

二、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的原因

（一）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

“文化立国”政策提出后，韩国政府逐步出台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化产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影视文化成为重中之重。影视剧的发展拥有了优越的政策环境。韩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影视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帮助。韩国政府还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相关资金扶持额度不断增加，设立了“文化发展基金”，对特定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韩国贸易保险公社为了支持并协助那些新人导演以及拥有独特魅力的影片专门成立了“电影产业支援基金”。为推动影视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韩国政府有专门的影音分轨公司，鼓励把韩文翻译成外语，对创造出新成品所花的费用给予补贴，还创立了“出口奖”，最多可以获得奖赏1 000万韩元。

（二）韩国影视文化将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

1.借鉴西方文化使韩国影视作品向国际化迈进。韩国电视剧早年是以模仿美国起家的。通过韩国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到渐渐增多的西方崇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的意识形态，也能看到具有好莱坞特色的大投资、大场面、多国元素和精美特技效果。韩国已然成为全球观众的“亚洲好莱坞”。

2.保持儒家传统文化使韩国影视作品受国内外人民喜爱。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有着较高的地位，其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已成为韩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韩国影视文化作品中有诸多体现――以积极正面的形象为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屈服，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这样的影视作品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让外国观众产生了价值认同感。

3.兼容并蓄是韩国影视作品迅速成长的主要原因。“和谐”是韩国影视作品中最关键的特点之一。韩国的影视作品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国家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观念相结合，打造出独特的当今韩国影视文化，韩国影视文化也因此得以推开世界文化市场的大门，实现影视文化的大繁荣。如红极一时的《大长今》，就唯美地弘扬了东方文化，赞美了东方女性；而《哈佛爱情故事》和《皇太子的初恋》这两部电视剧则巧妙地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

（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能准确定位目标市场

因国内市场较小，韩国文化产业把世界文化市场当作主要的战略场地，并分进度，有选择性的开拓市场。把在周边并与其大致相同的价值理念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日本等作为突破口，进而打开东南亚和欧美市场的大门，并努力发掘潜在的中东和中南美市场。他们会根据出口市场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出口影片内容，对于欧洲市场，绚烂的视觉效果和惊险的动作场面较受欢迎，所以出口的影片大都是灾难片、动作片及战争片。而对于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日本，则主要出口《大长今》《浪漫满屋》《太阳的后裔》等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和浪漫爱情剧来让观众产生共鸣。

韩国还成立了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境外办事处，以此来提升韩国影视文化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研究与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四）韩国影视文化自身包装魅力

为了获得海外市场的认可，韩国影视公司特别重视塑造影视作品及其中演员的优质形象。韩国影视作品中的俊男美女、唯美的拍摄场景、最新款手机、服饰等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引领了时尚潮流。

近年来，韩国影视文化也逐渐向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发展，以此增强国际市场运作。如《来自星星的你》和《太阳的后裔》，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宣传和在世界各国的各大网站同时热播而被众人追捧，随之而火的不只是男女主角，还有啤酒和炸鸡等。

（五）建立开发影视文化产业链机制

韩国特别重视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使经济效益不仅局限于一个点。各产业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非常坚固的产业链条。比如，韩国影视文化的进步就使得韩国各地的旅游业、饮食业等其他行业得到共同发展，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兴盛。

反观中国的影视文化贸易，无论在认识上或是政策措施、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影视节目制作等方面都与韩国有较大差距。中国影视文化贸易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借鉴韩国成功经验是可行的路径之一。

三、韩国影视文化贸易成功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政府应加大对本国影视文化贸易的支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与认同是影视文化产业贸易发展的首要保证。借鉴韩国经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给影视文化贸易一定的政策支持，逐渐完善影视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机制，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设立资金支持影视文化贸易机制。应加大对影视文化贸易的投入，通过采取出口退税和补贴等政策措施鼓励和促进高品质影视作品的出口，缩小并消除我国影视文化贸易逆差。鼓励个人和企业赞助影视文化事业，建立各种影视文化基金会，实行专款专用，以利于影视文化贸易的繁荣。

政府在体制改革上还应着重解决发行渠道不畅通、打击盗版力度不够大、电影院瞒报票房等一系列问题。要不断推动有关影视方面的各项改革，努力提高影视工作者对工作的积极性并发挥出其创造力，并使文化和市场资源都能得到有效的配置。

（二）文化传承与融合并举，提高影视文化产业竞争力

影视业强调“内容为王”，在“文化折扣”和“文化壁垒”的影响下，我国很多的国产影视剧都不被海外市场所接受。而在这一问题上，韩国影视业就做得很好，他们把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让国内外观众都能接受，这是我国最应学习的地方。中国有着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都是属于中国的宝藏，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具有特色的东西，必须保护与传承。同时，可以结合西方的审美和欣赏习惯，找到中华文化中最能被外国观众认同的部分，并且对不同的国家与市场，调整产品制作与包装的策略，打造出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品，使中国的影视文化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三）努力创建文化品牌，早日打入国际文化市场

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是影视文化产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秘密武器。具备了品牌影响力才有市场号召力，才能吸引一线的演员、制作团队和发行团队进行合作，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与更通畅的发行渠道。美国电影中的变形金刚、迪士尼等就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文化品牌。韩国影视作品也创造出了属于韩国独有的文化品牌，比如生日喝海带汤、汗蒸、扎羊角帽都让人第一时间想到韩国。

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必须增强品牌意识，积极提倡品牌战略，加强影视品牌宣传，并改变运营方式，开发与之相关的衍生产品，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创造出更理想的战略效益和经济利润，提升中国影视文化在海外市场上的地位。

（四）大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人才是发展各项产业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可以学习韩国经验，在各大高校开设专门的影视文化专业或课程，积极推进人才在国际上的交流，定期与国外高校做相关的人才交流项目，定期让影视从业人员出国进行培训，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影视文化产业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我国可以建立并完善影视人才激励机制，用物质奖励等积极留住国内影视人才，努力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影视人才从业环境，进而吸引大量的外国优秀影视文化产业人才进入中国，帮助我国的影视文化贸易不断繁荣。

（五）注重影视产品的原创性，努力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处于中游和下游阶段，即销售产品的状态，与韩国注重原创开发相比，只能获取较低的经济利益；加之市场拓展意识不强，营销工作欠缺，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市场化程度较低，未能形成完整产业链。为此，应学习韩国经验，变模仿为创造，鼓励影视专业人员发挥创意，打造出属于中国独有的影视作品类型；努力建立影视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系，形成一条有效的产业链，推动不同产业间的配套工作，使得影视文化产业能与其他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的发展，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 李丹丹.韩国文化产业贸易成功经验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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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55-02

1背景介绍

中韩自建交以来，经贸规模增长了50余倍，在我国整体外贸中所占比例为66%[1]。2013年，双边贸易额274248亿美元，2013年，韩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韩对华投资方面，截至2013年12月底，韩累计对华投资项目数56224个，实际投资金额5595亿美元[3]。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加强，中韩两国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期望越来越高，2012年5月2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式开始，2014年8月，主席访韩，双方确定了加快自贸区建立的意向，预计2015年，两国将正式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从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看，自贸区建立后，两国之间资本、技术的跨境流动会更加频繁，原材料的往来也更加便利，这对于提升两国整体的竞争力也有益处[4]。江苏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与韩国的交流尤其经贸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1年，韩国已经跃升为江苏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在江苏投资的韩资企业已经达到4500家。在中韩即将签订FTA的背景下，对于江苏来说，机会与挑战并存。

2中韩签订FTA后经济效应

中韩如能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FTA），那么其作用不仅是在生产品的往来自由化，也包括其他领域如服务、技术、资本等；建立自由贸易区能明显促进经济的发展，产生的经济效果分为静态和动态效果，如表1。

4对发展江苏与韩国的经贸交流及互补产业的启示

41江苏可与韩国扩大绿色及能源产业的合作

双方可以构建绿色产业有关战略、技术等合作机制，加大技术和商业创新力度，为中韩经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及江苏的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双方可以开始或扩大绿色产品贸易，加强在第三国的能源市场的合作。[6]通过合作，保障传统产业部门能源资源供应，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也能通过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的合作，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为能源资源领域的新技术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因此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制定积极有效的促进政策；通过示范性项目的实施，将能源合作落到实处。[7]

如果将世界水准视成100分，韩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打分分别如下：风力68～79分、太阳能61～88分、氢燃料电池50分、煤炭燃气化发电56分、智能电力网85分；韩国在电子、半导体产业能在太阳能电池、化学产业在太阳能材料领域；钢铁机械产业在风力发电的单一零件领域；造船重工业在海上风能、发电涡轮机、汽车产业燃料电池等领域有较强的优势。[8]江苏在绿色产业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拥有良好的太阳能及新能源产业，具有大型的石化能源产业，因此在构建绿色产业及能源产业合作方面可以走在全国其他省份的前列。

42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服务贸易业是中韩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在金融、信息服务、医疗保健、旅游、电子商务、文化等产业的发展和促进出口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服务市场容量大、发展快、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江苏是教育大省，文化强省，金融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中小企业发达，电子商务业正在兴起，医疗保健市场有巨大的需求。

43不断扩大投资合作

截至2013年年底，韩国对华投资比建交时扩大了440倍，目前韩国对江苏省的投资的企业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第一位，2012年6月，在江苏投资的韩资企业已经达到4200家，实际投资90亿美元。而中国对韩投资相对却很少，只有10亿美元。因此双方合作的空间很大，尤其中国对韩投资方面。江苏应该抓住双方产业互补的优势，大力引进韩国的投资发展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同时，双方应大力支持工业园区的合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依托，促进科贸结合，加强成果转化。

江苏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赴韩国投资发展，尤其在中韩FTA背景下，江苏的企业完全可以在太阳能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中药生产、医药保健、蔬菜生产、河豚鱼、泥鳅、海产品、水果、园艺产品、绿色植物、济州岛旅游开发、机械产品、消费电子、电池、服装业、纺织业、酒店用品等产业，江苏在以上的产业中都是具有很好的优势，可以通过独资、合资的方式进入韩国市场，做大做强。

44进一步密切双多边协作

多年来，中韩建立了经贸联委会、投资合作委员会、财经界高层对话、民间经济协议会等政府和民间交流机制，签署了电子商务、劳务、产业、质检等谅解备忘录，合作编写了《中韩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报告》，为推动经贸合作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性作用。

5结论

本论文重点探讨了中韩FTA背景下，江苏的可为之处，探讨了江苏应该和韩国重点发展的产业及政府部门应该为此所做的各项工作。在本论文的结尾，本人还想强调的是，韩国既然已经与美国、澳大利亚、南美和欧盟多个国家和机构签订了FTA的协议，因此江苏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中韩合作的形式，充分利用FTA带来的产业优势和贸易优势，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徐长文中韩FTA时代的经贸合作展望[J].区域合作，2012（11）.

[2]王刚，田泓2013年韩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EB/OL].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3/4871370html.

[3]陈青松中韩贸易额20年增长了50余倍[EB/OL].http：//techsouthcncom/t/2014-03/26/content_95981276htm.

[4]中韩FTA拓展合作潜力“敏感领域”需特殊对待[EB/OL].http：//intlcecn/sjjj/qy/201205/04/t20120504_23295039shtml.

[5]邓莹中韩产业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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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考虑到中韩两国的贸易现状，加入人口规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韩FTA等变量，建立模型如下：lnTij=α+κln（Yj）+γln（PiPj）+δln Dij +ρln CPIj+ηEA+λAPEC+μij（1）。其中，Tij表示两国双边贸易总额，Yj 代表伙伴国的GDP总量，其越大，该国潜在的进口需求量越大，从而促进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增长。PiPj代表人口总量，即一国国内的市场规模，以往研究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人口规模呈负相关关系。Dij代表两国间的距离，即两国的运输成本，两国间的距离与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呈负相关关系。CPIj代表消费者物价指数，即一国市场价格的基本动态，与居民的购买力相关。伙伴国的CPI越大，居民的购买力越小，需求降低，从而影响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EA代表中韩两国的一体化组织，理论上认为制度安排会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由于中韩两国的贸易伙伴国主要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APEC），所以APEC必定对中韩两国各自的贸易流量产生积极影响。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中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中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见方程1、2）韩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见方程3、4）

由方程1的结果显示，该方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值为0.64，对于截面数据来说，拟合优度尚好。D-W值为1.988，说明不存在自相关。就各个变量具体来看，回归系数符号均与预期符号相同。除伙伴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两国的人口规模未通过检验之外，其他变量都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影响一国国内居民对商品需求大小的因素有很多，CPI不能完全反映出伙伴国对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鉴于此，本文依次对方程1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剔除。为了分析EA变量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最后在回归中加入EA变量进行测量，得到方程2。从方程2可以看出，伙伴国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将增加0.44%。APEC的促进作用较大，系数达到0.74。同时，EA变量的影响系数超过APEC，达到0.87。而两国的人口规模、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如果中韩两国建立FTA，将对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并可能会大大超过APEC对中韩贸易影响的力度。这进一步说明，中韩两国间区域贸易协定签订的必要性和签订的长远意义。

（二）韩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同样的方法，对韩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国的相关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得到表1中方程3、4。由方程4可知，韩国与其主要出口贸易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伙伴国的GDP总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贸易流量将增加0.41%；两国的人口规模乘积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双边贸易流量将减少0.38%；两国间距离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贸易量将减少0.61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韩两国对距离变化反应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变量EA的引入，使得距离系数的绝对值下降0.1个百分点。同时，回归结果显示，EA变量对韩国对外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系数达到1.78，说明中韩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后，会大大增加韩国的对外贸易量，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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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韩服务贸易的现状

1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中国服务贸易近年快速发展，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91.9亿美元，进口额达100亿美元。中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到2005年增长了35.5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两倍。但中国的服务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虽然近10多年来发展速度增快，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韩国服务贸易现状

韩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世界服业经济升温的影响。在服务贸易方面，韩国发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间，韩国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为超过10％，高于货物贸易8.42％的增长速度。2006年韩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225.1亿美元，其中，进口518.7亿美元，出口706.4亿美元，逆差187.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4.9％，20.2％和37.4％。

二、中韩两国服务贸易比较

1993－1999年，韩国服务贸易总额略高于中国，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额超过韩国，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是韩国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韩两国在服务贸易上均表现为逆差，但可以看出韩国的贸易逆差远小于中国。1993年韩国服务贸易逆差是中国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却是韩国的1.11倍，2005年韩国逆差明显加大，为中国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表现为韩国高于中国。1993年韩国为14.08％，中国为10.33％到了2005年韩国为18.6％，中国为11.7％。

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速度快于韩国，所以中国在服务贸易总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要想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地位，提高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三、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

目前关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较为零散。概括起来，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体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公司策略与服务基础设施等。

1政府管理体制

韩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从韩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韩国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韩国的服务贸易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在于政府制定了积极的服务业政策和规划。

在中国，尽管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困境，仍严重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的问题在于政府监管过多，并且没有独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由于管理机构过多，手续办起来也太麻烦，盖章太多，程序太复杂。这种没有独立统一管理的机制，造成了我国服务领域的管理混乱、不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通过借鉴韩国的经验能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有所启发。

2健全法律法规

韩国服务贸易领域，金融服务，国际租赁业务，个人休闲文化服务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韩国都加大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调整。韩国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基本方针政策。为适应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近些年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等原法进行修订，被废止或修改程度达70％左右；为保护主要IT基础设施，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免于网络攻击，10个政府部门的96项设施被确定为核心战略IT基础设施，范围涵盖了金融、通讯、交通、能源及社会保障等部门。

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动下，出台了《著作权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由于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的时间不长，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还不丰富，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飞速发展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各种侵权盗版活动普遍存在，严重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将会阻碍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

3人才的培养

为了满足服务业专门人才的需求。韩国决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抓紧培养复合型人才。重点抓好电影、卡通等产业的高级人才培养。同时，加强艺术学科的实用性教育，扩大文化产业与纯艺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构建“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双赢”的人才培养机制。超级秘书网

4加大资金投入

篇6

一、引言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不断增加。1992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为6，378，580千美元。2012年两国贸易总额为215，108，900千美元，是1992年两国贸易总额的33.7倍。201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4，031，339千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4.5%。中国对韩国的出口额为80，777，791千美元。①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入世后关税率不断下调，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在二十一世纪双边贸易区不断增加的环境下，两国就中国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多次的合作研讨。对外通商部门也对此进行了谈判。两国在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有的部门互补性较强，有的部门竞争性较强。因此两国对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犹豫不决。与工业领域的中韩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相比，在农业及农产品领域的影响研究较少。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支持着国家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及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韩国政府之所以对中韩FTA的签署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对韩国农业以及农民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并且韩国农民一直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

中韩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及农业机械）拥有量比韩国大，生产要素价格比韩国便宜。虽然韩国农业技术相对发达，但中国农产品成本比韩国要小。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一直比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要多，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76，447千美元、2001年为1，677，921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百万美元（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92年至12年）。因为韩国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农业用地面积小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以致其无法跟中国农产品竞争。中国和韩国在地理位置相近，饮食文化相似。对中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扩大了农产品出口市场，使农产品营销额增加，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对韩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劳动、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导致韩国农产品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生产转向高附价值农产品。笔者主要通过比较优势的方法与研究产业内贸易理论框架来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性质，把握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帮助预测执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

孔祥智、丁玉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以来（1998年至2011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和趋势。中国粮、棉、油、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具有竞争力，而畜产品出口受阻。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因此作者提出提高农产品品牌和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控制并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观点。

宋立杰与王子柱回顾了中韩建交以来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状况，指出中韩农产品贸易在政治方面、产品质量方面和历史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从自由贸易利润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中韩农产品贸易量增加给两国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而韩国具有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及农业机械，且两国农产品行业互补性较强。

米利群与徐兴权通过比较优势（MCA）分析法分析了两国具体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农产品界定为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为HS编码）：在HS的6个子项下的24类商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234种，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在韩国农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为33.9%。韩国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40种，其中韩国农产品加工类比较优势明显。笔者指出了韩国政府严格的农产品保护贸易政策，并提出了中国政府应推行的包括“扩大产业内贸易规模、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实现规模经营、发展加工农业、推行绿色农业战略”等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政策。

陈彦斌指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双层所有制存在的矛盾，主要是指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的矛盾。土地资源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但因为现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不分明，所以阻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基层政府等第三人也常侵占弱势农民的土地佃权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由此笔者提出了完善地改“永佃权”所具有的“物权法定主义”，给于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济政策。

乔雯、易法海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onstant market share model：CMS）分析了中国入世前与入世后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和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农产品总量增加，主要出口商品有园艺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入世前中国出口韩国的农产品以水产品和谷物产品为主，入世后水产品和园艺产品的出口数额增加。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三、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

（一）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776，447千美元，01年农产品贸易额为1，677，921千美元，06年农产品贸易额为3，061，065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4，066，677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约为1992年贸易额的6倍。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65，202千美元，1996年为914，297千美元，2001年为1，562，749千美元，2006年为2，832，427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千美元。2012年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为621，208千美元。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以谷物、蔬菜、水果为主。韩国进口中国农产品数量多，中国进口韩国农产品数量少。因为韩国海关通关手续相当复杂以及韩国政府致力于防止进口畜产品传染病（禽流感、犷牛病等）的传播，所以农产品贸易中畜产品交易量很小。除1995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房贷金融危机时期之外，两国间农产品贸易规模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韩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两国农产品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韩国对中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在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

（二）中韩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出口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时，常用的一个测度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简称为RCA）。这一指数又称‘出口效绩指数’（Relative Export Performance，REP）。此种研究方法最早见于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Balassa）在1965年发表的著作，后此种方法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许多经济学者广泛应用。该指数的含义是：一个国家某种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二者之间的比率”③。

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对比两国国家机会成本的大小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个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机会成本的概念将相对性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通过对比两国国家机会费用的大小来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种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国际贸易理论早期都是用绝对优势理论来解释进出口产生的原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能够了解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预测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此论文把世界出口总额改为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i国出口总额改为i国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出口商品界定为农产品范围为HS92.01～24。RCA计算公式为：

（1）式中，为中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中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2）式中为韩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韩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k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RCA指数大于2.5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RCA指数位于1.25与2.5间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较强，RCA指数小于0.8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08年到12年中韩两国分别从世界农产品出口额与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中整理测算了中国RCA指数与韩国RCA指数。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的RCA指数大于2.5，根据上述的RCA指数的解释，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在贸易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09年至12年的RCA指数增长率”是以09年、10年、11年与12年的RCA指数相加后所获得的平均数。中国09年至12年HS3、HS10、HS12、HS15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1.94%、-17.62%、-10.80%、-10.85%。

韩国HS3、HS5、HS7、HS17、HS19、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1.25，HS3、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2.5因而其竞争力强。韩国09年至12年HS1、HS4、HS5、HS9、HS10、HS13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6.32%、31.62%、42.83%、12.37%、143.39%、-24.71%。因为通过HS编码划分农产品种类，所以只需考察HS编码在农产品贸易中贸易量较大的商品所显示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参考表3”，其中HS3、HS7、HS12、HS15、HS16、HS20类商品占中国整个农产品贸易（08年至12年）的66.66%，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类商品占韩国整个农产品贸易的68.14%。

（三）中韩农业产业内贸易互补性

贸易可以分类为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产业间贸易是指在不同产业上国家间进行的贸易。产业间贸易的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国家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别决定了商品的竞争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利用国内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产业内贸易是指在国家同产业之间进行的贸易，以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框架为基础来分析国家贸易紧密程度。垄断竞争市场包括规模经济、商品差别化与垄断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效果需要市场的扩大从而产生贸易，实际上同产业中生产的商品有区别，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取决于两国间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中期至今出现了跨国公司以及世界贸易量日益增加的现象，产业内贸易更适用于现代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巴拉萨（B.Balassa）提出的测算两国间产业内互补性程度的指数，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分析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程度。国际贸易上的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反过来说，另一国家从某一国家集中进口某种商品，两国在某种商品的贸易上具有互补性。

为了分析中韩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此模型测算产业内贸易的分析范围为中国与韩国的农产品（HS1至HS24）。（3）式中的为中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总额、为中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总额，（4）式中的为韩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的总额、为韩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的总额。（3）式与（4）式分别为中国与韩国农产品IIT指数。IIT指数位于0与0.5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间贸易性质，IIT指数位于0.5与1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内贸易性质，IIT指数等于1时，意味着此类商品具有完全产业内贸易性质。

中国各HS编码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3、HS7、HS12、HS15、HS16、HS20，其中除了HS3的IIT指数以外，其他商品的IIT指数均小于0.5。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这五种商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在一定的商品领域里集中出口或集中进口某种商品。笔者通过分析08年至12年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得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集中出口HS3、HS7、HS16、HS20的结论。韩国各HS编码在韩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上述的8个编码的商品在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中属于集中进口。韩国的进口农产品额约为出口农产品额的3.9倍。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1.4倍。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2.5%。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57.5%。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顺差的不平衡状态。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土资源广阔、农业技术日益提高，这使得中国农产品贸易避免了极端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0.6%，农产品进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9.4%，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3.9倍。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分别为08年16，037，104千美元、09年12，208，580千美元、10年14，612，638千美元、11年19，693，298千美元、12年19，114，583千美元。④

四、结论与意义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韩国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随着中韩农产品贸易总量的逐渐扩大，韩国在中韩贸易中逆差额逐渐增加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

为了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采用中韩农产品和世界农产品整个进出口额为标准来测算两国每个HS编码分别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在利用两个模型获得指数分析时需要参考08年至12年各个HS编码分别占中韩整个农产品贸易的比例。实际上虽不存在纯粹的产业间贸易，但现实中贸易具有产业间贸易的性质。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在产业间贸易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量较多，反之具有比较劣势商品进口量较多。简单得说显示出比较优势指数极度高或极度低的商品的贸易互补性强（IIT指数小于0.5），因为比较优势指数高的商品集中于出口而比较优势指数低的商品集中于进口。

2013年3月26日，在韩国首尔举办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20年期间中韩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两国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对外贸易部门人士都感受到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虽然农产品贸易额占中韩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不高，但因为各国国家食品卫生基准不同，所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了各国贸易中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农产品领域的争端尤为突出。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圆满达成取决于两国是否能解决农产品贸易领域所产生的问题。

注释：

①世界银行数据库92年至12年.

②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整理而得.

③蒋德恩.显性比较优势贸易指数[J].国际商务，2006，（5）：46-50.

④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数据92年至12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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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利群，徐兴权.中韩农产品市场比较优势分析[J].农业经济，2010（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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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庞德良，郑琼洁.中国对日韩农产品贸易的比较分析[J].亚太经济，2010（4）：83～87.

[10]王莉，田国强.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及互补性分析[J].世界农业，2012，395（3）：47～51.

篇7

张保皋[1]在韩国对外关系史上，因其“一人连三国”的海外经营，使现代韩国史学界视之为民族英雄，并成立了“张保皋大使海洋经营史研究会”、“海上王张保皋纪念事业会”等学术机构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在大量阅读中韩文献和学术作品的基础上，对张保皋建立清海镇的根本意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张保皋建立清海镇的原因，《樊川文集》《新唐书》《三国史记》均有记载且内容一致，即张氏为根绝横行于黄海海域的海盗贩卖新罗奴这一现象，归国拜谒新罗王，建议在位于新罗西南海岸的清海（今将岛）建立军镇，扼海路之要，荡除海贼。[2]新罗王采纳其建议，于兴德王三年（828）夏四月，“以卒万人，镇清海”[3]，“自大和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4]。但在海贼销声匿迹之时，取而代之的是航行于唐、罗、日三国之间从事国际贸易的张保皋商团。倘若张保皋仅为荡除海贼而建镇，那么历史上将不会出现地跨东亚三国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活动，况且清海镇并不是荡除海贼的最佳地点。所以，张保皋建立清海镇的根本意图还需进一步斟酌。

有唐一代，唐罗海上交流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自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东半岛东渡黄海到朝鲜半岛进至日本；二是由扬州或明州出发，横渡东海至琉球、日本；三是自山东半岛北端登州北上可以到达朝鲜、日本、琉球。[5]根据《新唐书》对“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着七”[6]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具体路线的记载[7]，可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上述第三条路线，韩国学者将该条路线命名为老铁山水道航路。虽然中韩两国学者在解析这一航路所经同一地名时略有出入[8]，但大致的航行路线一致。

韩国学者许逸⑻坡藜浜降烂名为老铁山水道航路、北部航路、中部航路和南部航路。[9]老铁山水道航路的起讫点是山东登州和新罗唐津浦口（唐城镇一带），一路沿海岸航行，安全系数较高，但所需时间较长。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日臻完善，出现了从登州、莱州等沿海地区出发向东横穿大海直达新罗西海岸的北部航路，[10]即上述第一条路线。该航路虽路程较短，但由于横穿大海，安全系数明显低于前者。日本武王于顺帝N明二年遣使上表时就提到了这一点[11]。中部航路（接近上述第二条路线）尽管在张保皋时代之前偶尔被使用，但因危险系数极高，被人们一致认为该航路并非是去往新罗、日本的最佳选择，当圆仁一行于会昌五年七月三日到达楚州山阳县试图从此处过海归国时，县司建议他们去往“地极之处”登州[12]，这一航路在张保皋去世之后尚不被认可，何况在其生前。南部航路的频繁使用则是在10世纪以后。[13]因此，在张保皋之前使用频率较高的两条航路（老铁山水道航路和北部航路）的起讫点皆是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和新罗西部海岸（很少到达莞岛地区），对追求经济利益的海贼来说，他们理所应当会优先选择这两条航路，致使新罗奴交易主要集中在以上两个地区，《唐会要》卷86奴婢长庆元年3月条[14]也证明了海贼贩卖新罗奴现象多集中在山东登州、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因此，根绝这一现象的首选之地应是汉江河口及唐津浦口一带。倘若张保皋为禁止奴婢贸易设镇，应首选上述地域。事实上，唐城镇是在清海建镇的第二年（829）建立的[15]。所以，张保皋进言在清海设镇应另有目的，结合后来出现的“海上商业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怀疑其设立清海镇的本质意图――掌控唐、罗、日三国间的海上贸易。韩国学者郑炳俊、李相洙分别在其文章《唐朝的减军政策和张保皋的归国造成》和《张保皋和清海镇势力》一文中提及此观点。[16]笔者认为可从清海镇对张保皋的意义和清海镇对海上贸易的地理优势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论证。

首先，张保皋很有可能出生于清海一带。[17]虽然《三国史记》卷44《张保皋・郑年传》记载“张保皋、郑年，皆新罗人，但不知乡邑父祖”[18]，但后代学者认为张氏故乡位于清海一带[19]。《樊川文集》记载张保皋、郑年皆善战斗，尤其二人潜水技术精湛[20]，证明二人应常年生活在海岸地带；当文圣王欲纳张保皋之女为次妃时，群臣以“今弓福海岛人也”[21]为由进言，进一步证实张保皋出生于海岛地区；当郑年去职落寞在唐且得知张保皋在清海镇拥有一定势力，决定投奔于他之时，提及“饥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乡耶”[22]，更进一步指出清海镇是二人故乡。所以，清海一带对张保皋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即张保皋出生于清海一带，自然对该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状况了如指掌，归国后向兴德王进言在清海设镇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清海镇位于海路要冲，对于唐、罗、日三国间海上贸易的开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清海镇身处内海，四周有芦花岛（???）、长渠岛（???）等诸多小岛，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社会相对稳定；背靠海南郡、康津郡、长兴郡等，借助内海可以非常便捷的与新罗本土进行经济往来。

清海镇以东为日本九州岛，穿过朝鲜海峡、对马海峡便可到达日本。罗日交流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且张保皋在天长元年已亲自出使日本开展交易，所以在建立清海镇之后，张保皋自然而然继续推动罗日贸易。《续日本后记》卷10承和八年2月戊辰条描写了张保皋向日本朝廷进献马鞭等物被拒后，任凭其所带物资流入民间市场进行交易的情形。[23]同书卷11承和九年正月乙巳条记述了张保皋死后，李少贞请求日本政府将去年h易使李忠、杨圆所带货物尽数归还，同时，筑前国守文室朝臣宫田麻吕为购买唐朝货物提前预支资金（J），但因张保皋离世致使交易无法完成，故将李忠、杨圆所带货物扣留。[24]日本官吏提前预支资金的行为说明张保皋的对日交易非常频繁，且信用度较高，以致于文室朝臣宫田麻吕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张保皋离世这一特殊情况。

清海镇以西为唐朝山东半岛沿海地带，张保皋商团从清海镇出发，沿新罗西海岸到达唐津浦口后，利用老铁山水道航路或北部航路到达山东登州、莱州、密州等沿海地区进行交易，或者直接从新罗西南海岸出发，利用中部航路，横穿大海，到达海州、扬州、楚州一带开展交易活动。有关张保皋从事的唐、罗间交易在第一章中有所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从根绝奴婢贸易的角度看，最合适的地点是汉江河口、江华岛、大阜岛及唐津浦口一带。但张保皋在向兴德王进言建镇时，却有意避开这一带，选择了深处内海的清海镇――连接唐、罗、日三国的最佳地段。由此可知，根绝奴婢贸易只是张保皋为日后顺利开展海上贸易活动采取的政治手段，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新罗政府的支持，以保障海上贸易活动的合法性，还可以扩大其海外影响力。中国学者陈尚胜在《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中也提及此观点。[25]所以，张保皋建立清海镇的本质意图并非根绝奴婢贸易，而是为其日后独掌东亚三国间海上贸易权打下坚实地基，这既没有自己宣称的“以荡除海贼”的高尚，也没有现代某些韩国学者认为的那么功高盖世。

参考文献

[1]张保皋在不同的文献中又有：张宝皋、张宝高等不同的转写。另外“弓福”、“弓巴”也是张保皋的新罗称呼。

[2]可分别参考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06页。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3页。

[3]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4]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1页。

[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6页。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7页。

[8]参照陈尚胜：《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7―58页。

许逸，崔在淑（??，???）等：《张保皋和黄海海上贸易》（张保皋? ??????），首尔：国学资料院，2013年，第311页。

[9]同上书，第310页。

[10]许逸，崔在淑（??，???）等：《张保皋和黄海海上贸易》（张保皋? ??????），首尔：国学资料院，2013年，第312页。

[11]沈约：《宋书》卷九十七《蛮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95页。

[12]A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13]许逸，崔在淑（??，???）等：《张保皋和黄海海上贸易》，（张保皋? ??????），首尔：国学资料院，2013年，第324页。

[14]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1页。

[15]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16]郑炳俊：《唐朝的建军政策和张保皋的归国造成》（???，“唐朝? 减军政策? 张保皋? 归国造成? 管理”），《庆州史学》（????）2006年第24，25合辑，第486页。

李相洙：《张保皋清海镇势力》（张保皋? 清海镇势力? ???），朝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3页。

[17]许逸，崔在淑等（??，??? ?）：《张保皋和黄海海上贸易》（张保皋? ??????），首尔：国学资料院，2013年，第219页。

郑清注《张保皋的生涯和活动》（张保皋? 生涯? 活动），《丽水大学校论文集》1999年第14辑第1卷，第66页。

[18]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3页。

[19]李相洙：《张保皋清海镇势力》，朝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页。

赵云佳：《新罗人张保皋的东亚海上贸易活动》（?? ???? ???? ??????），釜山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4页。

[20]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21]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22]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102页。

[23][转引]郑清注：《张保皋关系史料的检讨》（张保皋关系史料? 检讨），《丽水水产大学校论文集》1993年第7卷，第81页。

[24][转引]郑清注：《张保皋关系史料的检讨》（张保皋关系史料? 检讨），《丽水水产大学校论文集》1993年第7卷，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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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94-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Korea have been carrying out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ublishing fiel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The cooperation has stridden forward from copyright trade to in-depth capitalization, which has yielded preliminary fruits. The mutual-visits between the people in political and publishing academic areas have provided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book fairs and financial-aid program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the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in-depth rethinking on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world publishing.

[Key words] Sino-Korea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1 中韩出版交流现状

近年来，中韩两国出版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互相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虽然版权贸易仍是双方合作与交流的主要方式，但是目前两国出版业之间的合作开始由版权贸易合作向深度资本合作迈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两国政府、出版学术界的人员互访为两国出版交流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利契机。此外，两国书展平台和出版资助推广项目更是两国出版交流与合作的助推器。

1.1 版权贸易增长迅速

近年来，韩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版权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向韩国输出版权253种，从韩国引进版权799种，较2004年分别增长159%和134%。2004年―2009年中国向韩国输出版权数量的比重为10%―20%，韩国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版权输出国；同时期，中国从韩国引进版权数量的比重为3%―6%，位列美国、英国、日本之后，入围中国版权引进国榜单前五。

1.2 企业合作成效显著

中韩两国出版企业间的合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报纸海外版印点在韩国开通，到与韩国当地出版机构合作出版报纸韩文版，中国出版企业“借船出海”实现出版、发行本土化运作；从两国图书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合资或收购的方式落地韩国，实现中韩出版企业的“同舟共济”，策划出版两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2004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文版）首尔印点开通， 200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韩国周刊》（韩文版）在首尔创刊，《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文版）还将继续在韩国出版发行。2009年7月1日，天津《今晚报》韩国版《新华报》在首尔创刊发行，是该报在1年前创办日本版后在亚洲地区创办的第二个海外版，是韩国发行量最大的主流华文报纸。

2007年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韩国熊津出版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互相引进优秀当代文学作品，韩国已引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所以》和《月亮背面》。2008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和熊津开始正式接触，5月首尔国际书展期间双方高层经协商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9月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签约仪式。2009年6月，双方联手成立海外合资公司――中国出版（首尔）有限公司（木兰出版社），为韩国读者量身打造汉语学习教材和介绍中国的图书，计划每年出版图书20种以上。

2008年5月14日，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与韩国阿里泉株式会社（AREESEM）在首尔国际书展中国展馆举行股权战略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以现金购买股权方式，实现同韩方的股权战略合作，6月13日完成此宗收购。作为双方合作的首批产品，阿里泉株式会社出版的《恰同学少年》《爱城》韩文版同时首发。

1.3 人员交流涉及面广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韩两国出版学研究者在中日韩共同主办的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有所接触、了解之后，经过中韩双方努力，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自1996年起至2010年已经顺利召开了十二届。自1997年起，中日韩三国轮流召开大学出版社研讨会，三国大学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由此启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韩两国出版交流的深入开展，盗版问题也成为困扰两国出版从业者的一大顽疾，在中韩两国版权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自2006年起由两国版权保护相关机构组织召开中韩版权研讨会，至2010年已顺利举办六届。以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市场监管考察团访问韩国为契机，韩方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大韩民国文化观光部关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约（案）》，中韩两国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于2006年正式签订《出版交流合作协议》，为两国间的新闻出版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政策保证。

1.3.1 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

中韩出版学术研讨会（The Sino-korea Publishing Seminar）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韩国出版学会共同发起。1996年首届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除第三届和第五届为隔年举办外，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由中韩双方轮流主办。截至2009年，中韩双方借助研讨会这一平台共近80篇。这些论文代表不同时期中韩出版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为两国出版学术界相互了解研究动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两国出版业提供了宝贵信息和有益借鉴。

1.3.2 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研讨会

1997年8月，经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领导协商，第一届中日韩三国出版社研讨会在日本召开，三国交流合作机制开始启动。此后，按照日中韩的顺序轮流承办，每年召开研讨会。2006年第10届研讨会在日本举办，为进一步加强合作、互通信息、资源共享，振兴大学出版事业，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签署合作协议书。2007年第11届研讨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三国出版社代表就体制改革、经营管理问题以及出版物市场的新变化进行深入研讨。2008年第12届研讨会在韩国召开，与会人员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市场地位和发展战略”和“各国大学出版社间的版权交流”为主题，结合各国、各出版社实际进行互动交流。

1.3.3 中韩版权研讨会

中韩版权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版权局和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主办，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共同承办。2006年9月、11月分别在北京和首尔举办第一届和第二届研讨会。此后，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由中韩双方轮流主办。

2007年9月在第三届研讨会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与韩国著作权委员会签订《促进中韩版权贸易与保护合作机制建立倡议书》，旨在加强两国版权机构及企业间合作与交流，促进图书、音乐、电影、电视剧、卡通、网络游戏等版权产业核心领域的合作，共同探索促进两国版权保护及版权贸易发展合作方案。倡议书号召共同建立中韩版权法律信息、版权贸易相关信息及合作交流、专业版权法律服务“三个窗口”，向两国有关行业、企业、权利人提供优质专业的版权服务。

1.3.4 出版物市场监管考察团

2003年11月，以范卫平为团长的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市场监管考察团对韩国出版业现况进行考察，先后拜访韩国文化观光部、大韩出版文化协会、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韩国电子出版协会、韩国复印传送管理中心、教保书店、坡州出版文化园区。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局局长李普京先生向范卫平先生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大韩民国文化观光部关于出版交流合作的合约（案）》（中、韩、英三种文本）。

2006年5月18日，中国国家版权局与韩国文化观光部签订《出版交流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将交换保护著作权的相关技术及法规信息；不定期举行司局长级会议，协商两国的著作权法及政策，交流防止著作权侵害信息；就著作权交流及合作交换意见，并就著作权领域的政策制定、人才培养及信息交流等进行磋商，不定期举办著作权保护问题论坛；加强两国著作权相关政府官员之间的交流及培训，并促进双方著作权团体之间的交流；在世界贸易组织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机构举办的会议及工作项目中互相协助，谋求两国共同利益。

1.4 书展平台作用明显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首尔国际书展为中韩两国出版人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2008年首尔国际书展上，中国作为第一任主宾国参展，使两国的出版交流与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笔者相信，201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韩国的主宾国活动会为两国出版界带来更多惊喜。

1.4.1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科学技术部、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1986年9月，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成功举办。2005年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 “主宾国”， 2012年韩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展。2005年―2010年韩国参展商数量从19家增至30家，其中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建筑世界株式会社、PK版权公司、胡萝卜图书版权公司、韩国爱力阳公司、熊津出版集团、知耕社、艺林堂、大教出版、教元几乎每年都来参展。

1.4.2 首尔国际书展

首尔国际书展，在韩国文化旅游部和韩国书商联盟协会的支持下，由韩国出版文化协会、韩国文化广播公司和韩国展览中心联合举办。2008年5月书展首次设 “主宾国”，中国作为第一任主宾国参展。中国主宾国展台面积600平方米，共展出中国图书近1.5万册，来自国内89家出版单位的代表和作家代表、文艺团体代表共计260余人组成中国主宾国代表团，共接待韩国参观者5万余人。中国展团达成版权贸易协议、意向共计386项，中国展台现场销售图书2100余册，组委会组织各类活动43场。

1.5 资助推广项目粗具规模

进入新世纪，中韩两国政府非常重视两国图书在国外的推广工作，分别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相关资助推广项目向海外推介各自的优秀作品。

1.5.1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发起并实施，2006年1月正式开始运行，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已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品牌工程。该计划主要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通过作为文化载体和沟通桥梁的图书，为外国读者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关于中国的图书，使其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截至2010年10月底，该计划工作小组已与黄梅、熊津、西格马、宇镛、多乐园、Darunsaenggak、Gimm-yong等近60家韩国出版机构签订124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图书类别主要涉及传统文化、儿童图书、名人传记等。

1.5.2 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推广项目

韩国文学翻译院2001年4月成立，旨在推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积极援助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2008年11月开通中英双语网站koreanbooks，具有韩国图书信息检索功能，提供韩国出版社与商的信息、韩国图书摘要与节选、国际书展参展信息等。该院自2008年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独立展台。据该院事业部本部长金允珍介绍，截至2009年9月底，该院已资助约70种韩国作品在中国出版。

2 中韩出版交流发展设想

在国际出版全球化、数字化这一大背景下，中韩出版交流要跟上国际新闻出版业发展步伐，以传统媒体和新兴数字媒体为载体，以中韩大型出版企业为龙头，以资本运作为纽带，促进中韩两国全方位的出版交流与合作。

2.1 重视新兴业态，扩大文化产品贸易

网络、手机、多媒体阅读器、电子期刊等新型媒体为国际出版交流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方式。中韩两国出版企业应该积极开发利用数字、网络等现代传播技术，通过网络出版、按需出版、数字图书馆和网上书店的建设，采取连锁经营和网上销售等多种方式扩大各类出版产品的实物和版权贸易。

2.2 培育市场主体，推动出版企业合作

鼓励和支持中韩两国有条件的新闻出版企业，通过融资、合资、合作、参股、收购兼并、企业重组等方式到对方国家去，实现两国新闻出版企业交流与合作的“本土化”运作，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外向型出版产品，丰富两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3 培养外向型人才，提升人员交流水平

加强面向中韩出版合作与交流的外向型、复合型、国际性新闻出版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力度，定期对专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队伍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借助中韩高校的力量，建立中韩翻译人才库，将对中韩文化兴趣浓厚、翻译水平高的人士纳入人才库，使翻译类图书更适合双方国民的阅读习惯。

2.4 利用好书展平台，深化出版项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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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81-02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国际产品异质性”、“需求偏好相似”、“规模经济优势”三个原理作为支柱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不断发展。部分学者从理论上与实证上重点关注FDI对产业内贸易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邓宁（1981）认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直接投资在广泛的基础上都是由相同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反映在生产方面就是各厂商为了充分实现企业特有优势而进行的变化产品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国际化，反映在需求方面就是消费偏好的多元化。因此，产业内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Turkcan Kemal在其博士论文《美国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半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中用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和十五年的数据发现，无论是垂直性产业内贸易还是水平性产业内贸易的水平都与FDI成正相关。日本学者Kyoji Fukao，Hikari和Keiko（2003）在《东亚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直接投资》一文中指出，近些年，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学者李盾（2007）通过实证检验了1986—2005年中韩两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指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推动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关键因素。廖翼（2009）文章首先考察了199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然后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正相关。刘向丽（2009）通过对日本对华制造业FDI与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对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

至今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从国家的角度分析某一产业的FDI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鉴于中国的地区间行业水平、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水平的巨大差异，本文主要基于江苏省地区，对其制造业FDI与制成品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二者的关系。

一、GL指数

在基于国家角度的产业内贸易统计上，GL指数中进出口的数据可以取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省份的贸易数据虽然无法取自联合国数据库，然而各省统计年鉴中对于制成品进出口的划分也分为化学成品及有关商品，所以可以进行类似的计算。本文通过计算得出江苏省2000—2012年度制造业各类行业的GL指数值。在此基础上，运用GL=∑iWi×GLi，通过加权计算得出整个制造业的GL指数。

二、模型设计

结合学者研究，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地区）特征、产业特征和企业特征三类。国家（地区）特征因素包括国民收入、人均收入水平、要素禀赋状况、外商直接投资、运输距离等；产业特征因素包括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市场需求等；企业特征因素包括技术状况、企业战略行为等。

为研究制造业FDI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笔者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人均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状况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而对江苏省2000—2012年度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不同市场上其属于市场寻求型或成本寻求型的程度不同，笔者具体以省份制造业的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2.人均收入水平（IC）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和异质产品生产的发展，有可能促进产业内贸易，笔者选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3.居民消费状况（CS）的提高加大消费倾向，有可能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本文用江苏省地区居民消费的绝对数来计算。

4.为了消除不同年份间价格因素的影响，将与金额相关的绝对变量分别除以该省年度工业制成品出厂价格指数P。

5.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三、实证分析

结论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1.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江苏地区，FDI明显地促进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力地推动的江苏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环过程。

2.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和异质产品生产的发展，有可能促进产业内贸易。

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出下面的观点：

1.对于制造业尚不发达的省份，需要开发省份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成本寻求型的FDI，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促进管理模式、技术水平的飞跃，提高制造业总体水平，从而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对于制造业有一定基础，国际贸易参与度较高的省份，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外资政策在总体上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良性循环稳定的基础上，对于有利于提高水平产业内贸易的高技术含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2.要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尤其是水平产业内贸易，创造出差异性产品，关键在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这必须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出于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跨国公司会不断调整其在东道国的战略，提高子公司的技术水平，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地区，尤其是江苏这类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制造业在吸收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经验，又努力强化自身技术创新的能力，研制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便能不断提升中国在跨国公司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更加接近核心技术环节，创造产品竞争优势，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参考文献：

[1] 佟家栋，刘钧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1）.

[2] 刘向丽.日本对华制造业FDI对中日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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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调查

近来对中韩研究的学者有韩金(2008),Im(2007)，庞黄(2007)，Kim Suh(2006)，金(2005)，Nam(2004)等等。Im(2007)和Kim Suh(2006)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和比较优势指数等，分析中韩和韩日钢铁产业竞争力，确定了韩国钢铁产业处于“汉堡”的竞争力状态。除此之外的经济学者们主要针对中韩日钢铁产业竞争力和中韩日FTA对国家钢铁产业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 其次是针对韩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向上及发展战略的研究。其中，有Sohn You(2005), 金(2006), Kim(2000)等等。吴(2001)通过中国钢铁产业的分析，导出对韩国钢铁产业发展的启示。

还有，关于钢铁产业研究的中国学者是赵徐刘(2005), 李(2004), 谢(2003)等等。 他们针对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变化，给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带来的巨大影响，通过中国钢铁产业在世界里地位提升的现况分析，提出钢铁产业的发展战略。或是针对WTO和FTA对中国钢铁产业带来巨大影响的分析。

据以上研究的考察，本研究主要借鉴韩金(2008）研究的分析方法，考察中韩钢铁产业的贸易构造特征，同时利用各种贸易指数，测定中韩钢铁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商品别的比较优势。

三、钢铁产业的贸易构造

为1985年到2008年中韩日和世界粗钢生产趋势。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日本粗钢生产的趋势逐渐减少，中韩粗钢的生产趋于增加，而中国粗钢生产的增加率高于韩国。2008年中韩日粗钢生产占据世界粗钢生产总值的50%以上，这一数据说明中韩日的粗钢生产占世界粗钢生产的比重非常大，三国可以通过钢铁产业实现以规模经济为主体的核心力量来确保钢铁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因此，中韩日三国间维持相互盈利的自由化协力关系比相互竞争的关系更为重要，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确保各国钢铁产业在世界市场的优势，同时也可以确保世界钢铁产业稳定迅速的发展。

是2008年中韩日钢铁区域内进出口现况。在里2008年中国对韩国和日本区域内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对世界进出口总额的27.9%， 同样韩国占51.7%，日本占44.9.。日韩所占据的比重相对于中国比较高，但是韩国最高。由此可以得知，中韩日钢铁产业的贸易构造具有相互依赖性。

四、竞争力分析方法

根据中国钢铁产业的个个商品对世界和韩国竞争力水平不同，将商品分为以下5个商品群。第一商品群为绝对竞争力优势，第二商品群为竞争力优势，第三商品群为竞争力均衡，第四商品群为竞争力劣势，第五商品群为绝对竞争力劣势。五个商品群的分类运用各种贸易指数，经过4个阶段的筛选整理出来的。下面将对各个阶段采取的不同分类方法进行说明。

(一)第1阶段: 中国钢铁商品依据对世界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分类

在第一阶段里的商品群分类采用对世界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Specification Index: TSTicw)。对世界贸易特化指数是指中国钢铁产业里的某种商品对世界的净出口值于该商品进口值和出口值合计的比值。若该比值为正值，表明是净出口国，若该比值越接近1，说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本研究里利用村(1996)分类区间，进行商品分类。村(1996)利用国际分工的分类为出口竞争力型的垂直分工；顺差基调水平分工；均衡、赤字基调水平分工；进口特化型垂直分工。从表3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世界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等于0.34的商品分类为绝对竞争力优势商品群。当它的值大于等于0.03小于0.34的商品分类为竞争力优势商品群。竞争力指数大于-0.03小于0.03的商品为均衡商品群。还有指数大于-0.34小于等于-0.03的商品为竞争力劣势商品群，竞争力指数大于-0.34的商品为绝对竞争力劣势商品群。

(二)第2阶段: 利用中国钢铁商品对世界出口增长率再分类

第二阶段是将第一阶段里分类出来的第五商品群里的个别商品进行再一次的调整。如果第五商品群的某种商品对世界出口的增加率是中国钢铁产业全体的出口增加率的2倍以上，可以判定这个商品向后的增长可能性很大。所以将这些商品提升到第四商品群中。（2000年的出口增加率以1995年作为基准，2005年和2008年以2000年作为基准）

(三)第3阶段: 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商品再分类

第三阶段里主要考虑贸易交易国之间商品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利用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再次调整。由于个个商品对韩国和对世界的竞争力不相同，因此在第一和第三阶段里对相对国和世界的竞争力指数进行同时考虑。这样同时的考虑对竞争力分析能够具有可靠的客观性。

(四)第4阶段: 中国对世界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商品再分类

在第四阶段里利用中国钢铁产业对世界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ic)。这个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于在1965年提出，它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它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产品组）相对出口的表现。通过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如果特定商品的RCA的值大于1的话那个商品在世界市场里可以判断为比较优势，比1小的话可以判断为比较劣势。

Xic 是i 商品中国的出口, Xiw是i商品全世界的出口

Xc是中国总出口, Xw是全世界总出口

第三阶段里的第二、三、四、五商品群中的商品，它们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是钢铁产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平均值的2倍以上，这些商品群的商品向上提升一个商品群。

(五)第5阶段: 中国钢对韩国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市场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商品

同样，为了研究的结果的确实可靠，再次我们也考虑到交易国家之间的商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重要性。

Xick是i商品中国对韩国出口, Xicw是i商品中国对世界的出口

Xck是中国对韩国总出口, Xcw是中国对世界总出口

第四阶段里的第二、三、四、五商品群中的商品，它们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是钢铁产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平均值的2倍以上，这些商品群的商品向上提升一个商品群。

五、产业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钢铁产业的对韩国的竞争趋势

利用上面提到的分析方法，以2000年、2005年、20008年为基准，首先看一下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竞争力的分析结果。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中国对韩国进出口商品有158个，2000年对韩国总出口为8亿5640万美元，2005年增加到42亿1320万美元，到2008持续增加到162亿8760万美元。从2000年到2008年为止8年时间里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1%。

中国对韩国总进口在2000年的19亿2780万美元和2005年的51亿1010万美元，2008年增加到51亿3850万美元。从2000年到2005年平均增长为9.3%，但是从2005年到2008年增长缓慢（年平均增加率只有0.1%）。由此可知，相对于出口总额的增长进口持缓慢态势。

由于以上的进出口结果，我们可以轻易的推断出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的贸易收支的趋势如何。2000年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贸易收支为10亿7140万美元赤字，但是从2005年赤字开始减少到8亿9700万美元，进入2008年中国对韩国赤字开始向111亿4920万美元的顺差转变。所以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钢铁产业由对韩国的劣势转变成优势。

接下来我们从钢铁产业品目群别的角度观察中韩钢铁产业的竞争力，首先，中国钢铁竞争力中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商品群对韩国进出口一共52个商品，对韩国出口6亿793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73.9%。2005年对韩国钢铁产业进出口商品数增加到63个，同时出口额也增加到21亿1660万美元，但是占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比重却减少到50.2%。2008年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进出口总数增加到84个，对韩国钢铁产业出口额也达到了156亿5990万美元，几乎占据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全部份额为96.1%。而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进口在2000年仅有732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进口的3.8%，但是2005年略有增加为5亿632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进口的11%，2008年对韩国进口27亿97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进口的52.7%。

综上所述，第一，中国对韩国钢铁产业竞争力中具有绝对优势第一商品群里的商品数量在不断增加，同时伴随着进出口额也不断增加，由于第一商品群的竞争力具有绝对优势，占据对韩国钢铁产业进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从中国对韩国钢铁产业的贸易收支来看，从2000年的6亿61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5亿5340万美元和2008年129亿5020万美元对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的态势。由此可知，中国相对韩国的钢铁产业具有竞争力绝对优势商品群不仅出口所占的比重是最多的，进口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多的。

第二，中国相对韩国钢铁产业具有优势竞争力的第二商品群2000年进出口商品数仅有6个，对韩国的出口也仅有18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0.2%。2005年商品数虽然增加到了16个，但是出口额不过2亿341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的5.8%。虽然2008年商品数开始减少到了14个，而出口额却增加到了4亿330万美元，但是在对韩国总出口的比重却减少到2005年的一半2.5%。相对韩国钢铁产业的出口额，进口额比较低。同时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很低的。但是贸易收支均为顺差小幅度增加趋势。

第三，具有均衡竞争力的第三商品群在2000年到2008年的商品数已经微乎其微。对韩国的出口也不过3000万美元，占据的比重最大不超过2005年1.4%。而进口相对出口的情况要好一点，所以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的贸易收支处于逐渐减少的逆差态势。

第四，具有劣势竞争力的第四商品群的商品数从2000年的52个，减少到2005年的43个和2008年32个。相反中国对韩国钢铁产业的出口2000年的233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2.7%。2005年增加到17亿9760万美元，同时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比重也增加到42.7%。但是2008年出口减少到1亿7520万美元，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比重的1.1%。但是中国对韩国钢铁产业的进口额一直持续增长态势，而对韩国钢铁产业总进口的比重却是从2000年的28.2%增加到2005年的67.6%后，回落至20008年的30.6%。贸易收支维持在赤字，趋于增长再回落的趋势。这个现象表明具有竞争力优势的第四商品群里的商品大量趋向于其他商品群。

第五，具有绝对劣势竞争力的第五商品群，本群的商品数由2000年的45个减少到2005年的32个和2008年的26个趋于减少趋势。从出口和占对韩国钢铁产业总出口的比重来看，只有2000年1亿4190万美元（16.6%）最大，而2005年和2008年的出口额和比重都非常小。同样进口由2000年的12亿5210万美元（65.5%）减少到2005年6亿1370万美元（12%）和2008年的7亿1210万美元（13.9%）。贸易收支也处于赤字并趋于减少的态势。

从以上叙述内容可以得知，在2000年和2005年里，中国对韩国的钢铁产业进口主要以绝对劣势竞争力和劣势竞争力为主，而出口仅仅以优势竞争力商品为主。从进出口额上看，由于进口的大于出口的规模，所以中韩钢铁产业贸易收支有很大的赤字，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钢铁产业相对于韩国处于竞争力劣势。但是在2008年里这样的现象不再出现，大量具有绝对劣势和劣势的竞争力商品群（第四，第五商品群）里的商品向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商品群移动，经济规模也向出口大于进口的态势转变，贸易收支转为顺差。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贸易由竞争力劣势转变成里竞争力优势。下面我们就从中国对韩国钢铁产业竞争力的商品数现状来分析一下。

(二)中韩钢铁商品群区分的竞争力

从表7的整体来看，2008年的中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比2000年的优势竞争力的商品数（a+b）增加到了98个商品。劣势竞争力的品目数减少到58个商品.。由此可以推断2008年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处于相对比较优势的状态。在竞争力优势（a+b）的商品里竞争力最强商品的商品数分别是：11个一次材料、18个棒形钢类、17个钢管类、30个钢铁制品。板材类的情况确实相反，虽然板材类有15个优势竞争力产品， 但是相对于自身优势产品它还具有30个竞争里劣势产品，因此板材类对对韩国处于竞争力弱势。

表8是中国对韩国钢铁产业贸易收支赤字或是顺差为10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在表8里，竞争力优势（包括绝对优势）的商品中贸易收支顺差为1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一共有19个。其中有一次材料2个，半制品1个，板材类6个，棒形钢类5个，钢管类2个，钢铁制品3个，还有贸易收支5亿美元以上的品目有5个，其中67300商品的贸易收支最大为56亿美元，在竞争力优势商品中这些商品的竞争力特别强。

第二，竞争力均衡商品2个为钢铁制品。

第三，竞争力劣势（包括绝对竞争力劣势）的商品中贸易收支为赤字30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一共13个， 一次制品1个，板材料9个、钢管类2个，钢铁制品1个。还有，贸易收支赤字60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一共10个,其中 28221、67413、67443、67511、67411的贸易收支在赤字1亿美元以上的商品，对韩国的竞争力比较弱。

同上所述中国钢铁的板材类在2000年的比较劣势转变成2008年的比较优势，大部分商品对韩国处于竞争力优势。

(三)2000年至2008年商品竞争力变化趋势

表9是2000年到2008年间商品别竞争力变化趋势图。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优劣势的变化结果看一看到，2008年现在处于优势竞争力的商品比劣势竞争力的商品多。其中有绝对劣势，劣势向绝对优势，优势转变的商品很多。主要以板材类，棒形钢类，钢管类，钢铁制品较多。反面竞争力劣势商品有绝对优势，优势向绝对劣势，劣势转变的几乎很少，大部分是以板材类为主的从绝对劣势，劣势转向和保留在绝对劣势，劣势的商品。2008年现在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的板材类、棒形钢类、钢管类、钢铁制品等的竞争力提高带动整体的竞争力提高。

六、分析结论

本研究利用各种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在2008年现在中国钢铁产业的对韩国的竞争力。分析结果，中国钢铁产业整体在2000年相对于韩国处于竞争力劣势，其中除一次制品、半制品等的一部分商品以外，大部分商品处于竞争力比较劣势。以2005年作为中韩钢铁竞争力的转折点，在2008年中国钢铁产业的板材类、棒形钢类、钢管类，钢铁制品里的很多商品竞争力由比较劣势转变成比较优势，致使中国钢铁产业对韩国的竞争力增强。

根据这样的分析结果，中国钢铁产业要赶超日本，保持对韩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可以考虑采用一下的几种战略：第一，通过M&A等的结构调整提高生产体制的效率。第二，通过工程技术革新，创造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形成差别化。第三，通过M&A等的结构调整，促进国内钢铁流通产业的大型化和售后服务的高度化。第四，可以利用经济一体化，加强区域间中韩日钢铁产业间的合作，从而来确保三国的钢铁产业在世界贸易里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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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赵昌旭 徐长生 刘泽斌,2005,“中国钢铁产业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5-20

篇11

一、 引 言

论文研究的是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竞争性，即分析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比较三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文章在阅读和分析相关领域文献著作的基础上明确该课题的研究现状，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标的计算与比较，判断中日、中韩间的出口是否存在竞争，然后通过转移份额法进行具体分析，最终得出本文的结论。

国外学者对贸易竞争性的研究早于国内学者，Bela Balassa提出的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国家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方法被此后的许多经济学家作为理论基础。国外的很多学者针对实际研究情况，将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相关指数进行改造，或引申出其他研究方法来研究各国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尽管国内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例如，运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斯皮尔曼等级系数指数进行研究，或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与转移份额分析法相结合进行研究，或利用面板数据及相关分析来研究各个国家间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而且很多学者都对提升中国产品竞争力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贸易竞争性研究领域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很普遍。以该理论为基础所发展和引申出的指标，如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区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等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运用，以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对出口商品结构、出口规模、出口增速等方面比较，或用相应的研究工具将比较结果数值化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竞争性或反映出竞争程度如何。一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如技术含量、价格、市场占有率等等，研究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全面，使得研究结果更可靠、更有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 高技术产品的界定关于高技术产品范围的界定，不同国家、组织采用的标准都各不相同，而本文的研究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的定义标准来确定高技术产品范围。

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关于高技术产品的定义是：高技术产品是指R&D年度经费支出占该制造业年度附加值的2.36%以上的产品。并据此制定了基于《国际标准贸易分类（SITC）》第三修订版（Rev.3）5位代码的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该目录将高技术产品分为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电子通信设备、医药品、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化学品和武器9大类。[1]目前欧盟国家和世界工业发展组织均采用该目录来统计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

另外，本文数据主要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中整理得来，特此说明。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Bela Balassa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用来挖掘一国比较优势。[2]Kofi Afriyie和Sumit Kundu（1994）基于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际的六类高科技产品在24年期间的出口，探讨实际汇率的变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可能造成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受实际汇率波动影响显著。[3]Peter C. Y. Chow（1990）基于SITC三位数编码，在当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与日本五个国家的制造业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析，最终得出日本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的结论。[4]

通过上述国外学者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学者研究起点早、多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对一国产业比较优势进行比较，对影响一国比较优势和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广。

国内学者对贸易竞争性分析虽然较国外晚，但在各个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朱迎春，王云飞（2004）采用Bela Balassa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斯皮尔曼等级系数指数对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商品进行计算和结果分析，得到三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总体竞争性状况。[5]周松兰（2007）基于1995年到2005年的数据，从中日韩出口集中度与前100位出口商品重合品目的行业分布、技术层次、加工层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到中日韩出口竞争程度愈趋强烈的结论。[6]

国内学者的贸易竞争性分析遍布各类商品。何敏，田维明，Andrew Cassey（2012）和卓俏青（2014）通过搜集近年数据，测算出口复杂度等相应指标，分别对中日韩三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和中印两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进行了竞争性分析研究。而就高技术产品而言，国内学者的贸易竞争性分析研究也屡见不鲜。[7][8]

杜莉，谢皓（2011）以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研究对象，从规模、速度、出口相似度等方面对中墨在美国市场的高技术产品贸易进行了比较，并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将中墨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研究。[9]孙莹，李苗，何维达（2012）三人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OCED对高技品的标准分类，比较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并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砖国家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挖掘金砖国家的各自竞争优势。上述两篇期刊均提出了关于增强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10]

徐光耀，刘晓宁（2013）基于高技术产品的SITC分类标准，根据中国对韩高技术产品贸易主要技术领域比重分布、2011年中国对韩国各技术领域高技术产品贸易占全部高技术产品贸易比重等方面，分析回顾了2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结构演变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特征。[11]杨晓云（2014）从出口规模、国别市场分布、出口技术结构、出口竞争性和出口扩张路径5个方面就中日两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演变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12]汤碧（2012）采用Hausmann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按HS4位编码测算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并依据该指数分析了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技术特征和发展趋势，同时就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3]

通过上述国内学者文献综述发现，大多数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反映高技术产品竞争力的指标进行分析研究，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实证分析与模型定量研究。

三、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现状

（一） 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现状随着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推行，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才真正有了起色。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重视引进外资并倡导自主创新，其高技术产业在此后得到了迅猛发展。

2004―2013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从2004年1630.3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716.3亿美元，除2009年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余年均呈现增长趋势，出口年增长率由2004年50.0%回落到2013年4.5%，增长逐渐趋于平缓。在此十年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但占比的整体变化趋势是缓慢下降的。在2004―2013年期间，美国市场对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来说，是平均拥有五分之一份额重要出口市场。在此十年间，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4年的394.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2013年的977.0亿美元。

2004―2013年期间，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从2004年1263.4亿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803.0亿美元，整体呈下降趋势并存在波动，期间多次出现负增长，2007年和2009年更是出现高达32.0%和22.1%的负增长率。从2008年开始，日本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1%左右。在2004―2013年期间，日本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从2004年的248.2亿美元逐渐下降到2013年的133.1亿美元，平均每年占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8.1%。

2004―2013年期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状况，2013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839.9亿美元。在此十年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整体呈现缓慢增长变化趋势，同日本一样也有波动期，期间经历过多次负增长阶段；其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占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4年的30.0%逐渐下降，近年来维持在15.0%左右。美国市场也是韩国高技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地，2004―2013年期间经历波动，针对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年平均出口额为121.9亿美元，平均占同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5.9%。

就中国、日本和韩国近十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规模来看，中国的出口规模最大，其次是韩国，日本的出口规模最小；就出口贸易规模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稳步提升，日本震荡下降，韩国则是波动中缓慢增长。而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来说，美国均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这也表明针对美国市场进行中日韩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具有一定意义。

（二） 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现状对比2004年和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可以看出，除出口额有明显提升外，各细分类产品所占比重大致相同。占比最大的两类，其一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两年数据显示其占比均在56%左右；其二是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两年数据显示其占比均在35%上下；占比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别是科学仪器类产品和电子设备类产品。

2004年和2013年日本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两年的数据所呈现出的结构有较大差别。2004年日本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中，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通信设备类、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和科学仪器类，所占比率分别为38.25%、30.57%和16.93%，这三大类总占比达到85.75%；而2013年，占比前四位的分别是科学仪器类产品、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非电子设备类产品和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所占比率分别为33.76%、25.21%、12.46%和11.40%，这四大类总占比达到82.83%，而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则仅仅以占比7.02%位列第五位。

呈现的数据，可以看出 2004年和2013年韩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基本没有差别。两年数据显示，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通信设备类、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和科学仪器类，只是所占比率稍有不同。

对比2004年和2013年两年数据，除出口额有明显提高外，就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具体类别来看，中国和韩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日本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就2013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三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主要高技术产品都包含电子通信设备类，存在一定的竞争；从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类别上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科技含量有所提升。

四、 基于转移份额分析法的中日韩

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性分析

（一） 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

1979年，Finger和Kreinin第一次提出出口相似度指数这个概念，它表示任意两个国家在共同市场上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SI=∑iminXiacXac，XibcXbc×100（1）

在公式（1）中，ESI表示出口相似度指数；Xac，Xbc分别表示任意两国a、b向共同市场c的所有产品出口总值；Xiac，Xibc分别表示任意两国a、b向共同市场c出口i产品的总值。

ESI的数值变动范围介于0到100之间。若ESI=0，表示a、b两国对共同市场c的出口商品结构完全不同；若ESI= 100，则表示完全相同；ESI越大，说明a，b两个国家对共同市场c出口的商品结构越相似，贸易竞争越激烈。贸易竞争越激烈。一般认为，若ESI值大于50，则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高，存在明显的竞争。[9]

尽管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简单列出中日韩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分类别出口状况，但并不能精确地展示出中日韩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结构的相似程度。通过对中日对美、中韩对美出口相似度指数的计算，能够精确地反映中日、中韩间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性。

图1反映了2004年到2013年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变化情况。从数值角度分析，2004年到2013年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均介于40到75之间，整体呈现出中日、中韩间持续竞争的状态。

中国与日本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在2004年时为73.88，呈现出竞争激烈状态。2004年之后，中日对美高技术产品ESI缓慢下降，直至2013年下降至43.20，竞争不再比往年激烈；而另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趋势则较为平稳，在2004年到2013年间，ESI一直保持在50以上，竞争持续激烈。尤其从2012年开始，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ESI回升至60以上，竞争愈趋激烈。

图1 2004―2013年中国与日本、韩国

出口相似度指数趋势图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http：///db/）整理后计算得来。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韩国在美国市场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存在一定的竞争。总体来看，中国与韩国间的竞争程度要高于中国与日本间的竞争程度，需通过其他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市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所在。

（二） 基于转移份额分析法的具体分析转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是由Dunn（1960）等人创立的，主要用于比较国家或区域间在产业结构、就业及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

转移份额分析法就是将所要比较的几个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组，研究各国相对于参照组的出口表现，参照组中的单个国家称为竞争国。此方法将由参照组的出口构成和增长率所决定的各国出口变化当作份额效应（Share Effect，记为SE），由于各国的竞争力水平发生变化，其实际出口额的变化（Actual Change in Export，记为AC）与应有份额效应（SE）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净转移（Net Shift，记为NS），也称转移效应（Shift Effect）或出口差异（Export Differential），它是一个绝对数，表示竞争国在某一产品上所特有的竞争优势，其表达式为：

NS=AC-SE（2）

在公式（2）中，

SE=X0jP0irGir（3）

AC=Xtij-X0ij（4）

公式（3）表示[0 ， t]时期内j国在i产品上的实际出口变动，其中X0ij和Xtij分别为j国在初期和t期i产品的出口额。公式（4）表示j国由参照M的出口构成和增长率所决定的份额效应。其中，X0j为j国在初期的总出口，P0ir为初期参照组i产品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Gir为参照组在[0，t]时期内i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净转移反映各国出口竞争力状况，当净转移为正时，表明该国与参照组内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反之则表明该国处于出口竞争劣势。净转移的形成可归因于三个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Industry Structure Effect，记为ISE）、竞争效应（Competitive Effect，记为CE）和交互效应（Interactive Effect，记为IE）的共同作用，可表示为：

NS=ISE+CE+IE（5）

反映竞争国和参照组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净转移的效应，被称为产业结构效应（ISE）。如果某国发展迅速的工业的出口份额大于参照组，或其发展缓慢的工业的出口份额小于后者，这个效应就是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的表达式为：

ISE=X0jP0ij-P0irGir（6）

公式（6）中，P0ij表示初期j国i产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

反映竞争国与参照组在出口增长率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净转移的效应，被称为竞争效应（CE）。若某国出口增长率高于参照组，这个效应就是正效应，并被视为竞争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竞争效应的表达式为：

CE=X0jP0irGij-Gir （7）

公式（7）中，Gij为j国在时期内i产品的出口增长率。

产业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所产生的共同作用对净转移造成的影响，表现为交互效应（IE）。如果竞争国专门生产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或者很少生产其不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这个效应就呈正值。交互效应的表达式为：

IE=X0jP0ij-P0irGij-Gir（8）

本文选取2004年到2013年（下简称“研究期间”）的出口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美国市场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此外，本文将2004―2013年分为五个时间跨度，每连续两年作为一个的研究时段（即2004―2005年为第一期、2006―2007年为第二期、2008―2009年为第三期、2010―2011年为第四期、2012―2013年为第五期，下文不再赘述。），以达到动态反映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目的。

本文的参照组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构成，即模型中的j=3。本文选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版高技术产品编码，对高技术产品的定义采用OECD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该目录将高技术产品分为九大类，分别是：航空航天设备（下文用代码“01”表示）、计算机与办公设备（下文用代码“02”表示）、电子通信设备（下文用代码“03”表示）、医药品（下文用代码“04”表示）、科学仪器（下文用代码“05”表示）、电子设备（下文用代码“06”表示）、非电子设备（下文用代码“07”表示）、化学品（下文用代码“08”表示）、武器（下文用代码“09”表示），下文不再赘述。

表1至表12是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转移份额分析法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依据表1至表12中的计算结果，对三国间的出口竞争力作以下分析。

（1） 对净转移的结果分析

第一，总体上，中国较日、韩两国更有优势，但中国所具有的总体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

图2直观地反映出中日韩对美高技术产品总体净转移的变化趋势和大小关系。从总体净转移角度来看，在五段时期内中国的总体净转移均为正值，日本的总体净转移则均为负值，而韩国的总体净转移呈现波动。这一数据说明，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总体较日、韩两国的高技术产品更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则一直处于竞争劣势，韩国在各个时期内竞争优、劣势不同。

然而，中国的这一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具体表现为中国的净转移由第一期（2004―2005年）的76.4亿美元下降为第五期（2012―2013年）的9.9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87.1%，第五期与第一期相比，中国的竞争优势大幅减弱；日本在五个时期内的净转移均为负值，变化呈波动趋势，虽然由第二期（2006―2007年）的-53.1亿美元上升至第四期（2012―2013年）的-6.9亿美元，但到第五期日本的净转移值又下降到-26.0亿美元，持续存在竞争劣势；韩国的净转移值在第二期（2006―2007年）、第三期（2008―2009年）和第五期为正值，在其他两个期间内则是负值，在三国间的竞争中没有一直处于优势或劣势。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净转移由第四期的-20.4亿美元转变为第五期的16.1亿美元，不仅由负变正，差值也达到36.5亿美元，由第四期的劣势转变为第五期的优势，并且在第五期，韩国的净转移值是三国中最高的，比第二位中国的9.9亿美元高出了62.6%。

第二，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

表1至表3给出了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九大类高技术产品的净转移计算结果。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日、韩三国在对美的九大类高技术产品中有各自的竞争优势。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在这五个期间内，中国这两类高技术产品的净转移水平几乎都远超日、韩两国；日、韩两国尽管在总体上竞争力不如中国，但在具体类别上较中国更有竞争优势，如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和武器类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前四期内，中国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高技术产品在三国针对美国市场的竞争中占据长期的出口强势地位（净转移值为正），但其净转移在第五期时变为负值，由第四期的19.6亿美元骤降至-4.1亿美元，比较优势不在。

（2） 对净转移子效应的的结果分析

将净转移（NS）分解为三个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ISE）、竞争效应（CE）和交互效应（IE），对中、日、韩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一，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胜于日本和韩国，主要得益于竞争效应上的优势。

根据图3至图5，总体上，中国的CE值在五个期间内均为正，中国的IE值在五个期间内均为负值，而中国ISE值在五个期间呈现波动。由此可见，中国在三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中，竞争效应呈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呈现为负效应。这也说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胜于日本和韩国主要得益于竞争效应上的优势。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5.1%、最高年增长率高达49.4%。同期，日本的平均出口增长率为-3.8%，呈现负增长；韩国则是仅有0.9%平均出口增长率。日、韩在研究期间的最高年增长率均未超过30%。

第二，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对美出口增长率的提升。

表4至表12给出了五段时期中国、日本和韩国九大类高技术产品的三个净转移子效应的计算结果。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国竞争效应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上，这两类产品的CE值在五个期间内几乎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有极少数负值情况，在总体CE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忽略。2004年，中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额分别达到221.9亿美元和145.9亿美元，日、韩两国在同年对美出口这两类产品的出口额均低于中国。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4.9%、最高年增长率高达47.4%，中国对美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平均出口增长率为15.3%、最高年增长率高达55.9%。同期，日本在这两类产品对美平均出口增长率均为负值，最高年增长率均低于15%；韩国虽在这两类产品对美最高年增长率水平上可以与中国媲美（韩国对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最高年增长率高达67.4%、对美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最高年增长率为47.3%），但平均出口增长率却均低于2%。也就是说，日、韩两国在同期相应出口总额和出口增长率是不及中国水平的，处于竞争劣势。

中国在其余的七类高技术产品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正效应，或体现为微弱的正效应，或体现为竞争负效应，亦或体现为在微弱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间波动，并且没有体现出任何的积极变化趋势。这说明，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提升。但中国的这种竞争优势在逐渐弱化。虽然中国在研究期间年内一直具有竞争正效应，但其CE值变化趋势呈现震荡下降状态，由第一期的82.4亿美元下降为第五期的18.1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78.0%，第五期竞争效应但远不及第一期水平。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在第五期的CE值变为-2.4亿美元，由正转负，竞争优势不在。而韩国在同期同类产品的CE值却上升至10.7亿美元，呈现竞争优势。

第三，日本注重发挥本国优势，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日本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竞争负效应，具体类别上竞争负效应也较为明显，但其在研究期间内却一直呈现交互正效应，这表明日本注重发挥本国优势，倾向于生产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或者很少生产其不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而中国在五个期间的总体IE值一直为负，在交互相应水平上不及日本水平。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对日本的交互相应贡献最大的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在五个时期内基本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同期同类产品的交互效应在第五期时由正转负，且中国前四期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日本平均水平。另外，日本该类产品的CE值在五个时期内均为负值，呈现竞争负效应，且同期日本该类产品也不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正效应，这说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产品并不是日本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因此日本并不倾向于扩大该类产品的出口规模。

第四，韩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渐加强，中韩间的竞争日趋剧烈。

韩国虽然在三个子效应上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其在研究期间内的总体ISE值由负转正，由产业结构负效应转变为由产业结构正效应；其总体CE值虽在第四期达到最低的-33.3亿美元，但到第五期跃升至15.6亿美元，逼近中国同期水平（中国第五期总体CE值为18.1亿美元），具体类别的CE值也几乎都由正转负，除去非电子设备类产品外的八类高技术产品的竞争效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011年（第四期末），韩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年增长率为-3.6%，而到了2013年（第五期末）这一比率已蹿升至18.4%。从具体类别来看，韩国对美出口的年增长率在第五期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此可见，中韩间的竞争也在日益剧烈。

综上所述，从三个子效应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在三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中拥有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正效应，但中国的竞争效应正在弱化。日、韩两国虽然在出口规模上不如中国，但日本在有明显的交互正效应，韩国的竞争效应在近五年来有大幅度提升，这些显示出中日、中韩间的竞争有加剧倾向。

另外，中国高技术产业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中国倾向于加强对高技术产品的扶持力度和专利保护力度，并逐步完善高技术产品认证体系，这些都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旋风”席卷中国，与高技术产品相关的创新技术研发将会呈现爆炸式增长。

相比之下，日、韩两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就开始发展其高技术产业。目前，两国高技术产业均已步入成熟期，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趋于稳定。尽管日、韩两国在高新技术的复杂度及研发力度上仍然领先于中国，但这种差距正在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而逐渐缩小。因而，从定性角度直观分析也能得到“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日渐加剧”的结论。

五、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日、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均呈现较高水平，且中国与日本、韩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均对美国市场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中日、中韩竞争关系明显。但中韩出口结构更为相似，中韩间竞争程度较中日间更为激烈。

第二，总体上，中国在三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日本多处于劣势地位，韩国较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从具体的产品类别看，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而日、韩两国在航空航天设备类产品和武器类产品较中国更有竞争优势。

第三，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出口增长率的提升所带来的远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效应水平。但中国的这种竞争优势有逐渐减弱的倾向。

第四，日本虽在三国间的竞争中多处于劣势地位，但其在研究期间内的交互效应水平却远超中国。日本资源有限，注重发挥本国优势，中国可以借鉴其经验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升交互效应水平。

第五，韩国虽较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但其正在逐渐缩小与中国竞争力的差距，中韩见竞争日趋激烈。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研究期间内韩国的产业结构效应水平提升和第五期竞争效应水平的显著提升，在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是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上体现则更为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提高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有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巩固已有优势。中韩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存在竞争且竞争日趋激烈，而中韩间在中国最具有竞争优势的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种背景下，中国应当巩固自身已有的优势，让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尤其是让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维持住这种优势。

第二，注重均衡发展。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和电子通信设备类产品远高于日、韩两国的竞争效应水平。近年来，中国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类产品已拥有巨大的出口规模，在该类产品的出口增速逐渐放缓，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因此逐渐减弱。目前，中国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上继续发展的空间有限。因此，除了巩固自身已有的优势外，中国还应当注重除上述两类产品外的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均衡提升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普遍提升。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中、日、韩三国在高技术产品上有各自的竞争优势，而三国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若能整合三国的资源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在高技术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加强三国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减少中、日、韩三国间不必要的竞争，同时也能促进中、日、韩三国间的技术交流和发展。国家应当鼓励和倡导企业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对引进国外技术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通过与国外先进技术拥有方的合作洽谈，或直接出资购买专利技术等方式，引进优良技术并弥补中国在技术上的差距，能够迅速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对国际合作项目给予政策优惠，鼓励企业主动与国外洽谈合作。

第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家，但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产品技术含量更高，高技术产业发展更加成熟，而且中国与日韩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正在扩大。[13]本文研究所采用的转移份额分析法虽然没有将产品的技术含量作为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从中、日、韩三国各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类别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含量与日、韩两国相比较低。中国应当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和优势，以提高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从根本上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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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petition among China， Japan and ROK on

Hightech Products in the US Market

SUN Ying， HONG Jia-lin， LIU Can

（Don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篇12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