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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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尚贵

一是理解权力的真谛。一分权力，十分责任，财政干部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分配权、监管权，这些权力都来自于人民的嘱托、组织的信任，意味着财政干部必须尽职尽责，勇于担当，认真负责，管好每一笔资金。二是明白权力不等于权威。权力只是一种应尽的责任和履职的手段，而权威更多的是靠人格魅力以及智商和情商。强大的权威有时甚至会放大和扩展一个人的实际权力，权威的树立要靠权力，但不等于权力。作为财政干部，要在社会生活中树立权威，更多的要靠严谨的工作作风、娴熟的业务能力，正派的道德品质。因此，每位财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时时谦虚谨慎，克服“财老大”的思想。三是知道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不是个人的荣誉、炫耀的资本，更不是谋利的工具。预防腐败，干净干事既是对个人、单位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每一名财政干部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做事讲党性、讲规矩、顾大局，严于律己，洁身自爱。在资金存缴、划拨、分配上，要坚持原则，严格按政策法规办事，形成干净干事的良好风气。第三，正确看待社会现象。当今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价值多元化，必然呈正反两个方面影响财政干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果盲目跟风、随波逐流，财政干部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就会陷入浮躁化和庸俗化。一方面，应辩证理性地观察社会事物。用辩证唯物法看问题，避免绝对化；用比较的观点看问题，避免极端化；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避免静止化；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避免孤立化；用反复的观点看问题，避免简单化。只有这样，才能分清社会主流和支流，不受负面环境所影响。另一方面，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在负面社会支流面前，不悲观、不消极、不失望、不随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工作生活状态；用道德和法律铸造自己的良知标尺，优化个人的认知系统，提高个人思想境界，增强自身“免疫力”。

财政工作的本质是服务，为基层群众服务、为党委政府服务。行为文化亦体现服务的本质要求，因此，要以提高服务效能为重点，不断提升行为文化。第一，摆正位置，增强服务的自觉性。正确认识“东家”与“管家”的关系。在为党委政府服务上，要做到增强自觉性、注重敏锐性、预测准确性三者统一，抓住事关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分析，超前谋划，当好参谋助手，通过专题调研等形式，提出有份量、有价值的建议。第二，换位思考，增强服务的主动性。在为各部门、各单位服务上，与其它部门没有高低之分，为部门提供优质服务是财政干部的基本职责。要通过“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难处，有针对性地处理好事务。在为基层和群众服务上，要坚持群众观念，充分考虑基层实际，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基层和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第三，改进方式，增强服务的科学性。在服务的细节上，要完善服务规范，既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又要有利于服务对象，便于公众监督。第四，强化责任意识。把工作当事业，把岗位当舞台，把加班当上班，精心谋事、用心干事、专心成事，切实做到“我的工作我负责、我的岗位请放心”。不能仅仅满足于工作的完成，要把工作目标“定高”，把工作做成“精品”，争创一流，精益求精。进一步细化岗位责任，明确每个岗位的基本职责、任职要求、责任指标以及失职失责的责任代价，形成相互监督机制，让责任落实没有“终点”、没有“特区”。打造科学规范的制度文化。财政部门的同志要善于从经济发展全局、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出发，不断创新财政管理体制机制，用先进的文化理念引领财政工作。第一，在服务经济发展、培植和壮大财源上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大账和小账的关系。财政部门为党委、政府当家理财，要按照“大钱小气，小钱大气”的要求，既要算好小账，管好每一笔支出，同时要从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算好财政大账，站得高看得远，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当好排头兵。二是舍与得的关系。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财政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挤出资金搞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民生建设等。三是资商与情商的关系。培植财源，既要注重资金量的投入，又要重视管理和服务的情商投入。

情商投入就是文化投入，具体到地方而言，财政干部要学会在服务企业发展上做实事，做到为企业长远发展想金点子，为企业培训会计人才，为企业建立内控制度，为企业推销产品，为企业提供税收策划。第二，在促进社会发展，支持和改善民生上要树立三个理念。一是民生无小事。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财政投入民生支出也在大量增加，但是与人民群众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少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农村空巢老人无人关照，留守儿童教育滞后，而这些群体都是社会最需要关爱的群体。财政干部一定要有群众观念，做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小事，让他们生活生存得到基本保障。二是投入讲方法。民生方面需求很大，所有民生投入都由财政大包大揽是行不通的，要结合实际制定财税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投入公益性项目，让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抱成团”，发挥聚合效益。三是实事求是。不能把民生支出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该保障的要保住，不该保障的要压缩。现在不少地方还是吃饭财政，财政支出盘子还很小，如果事事都向财政伸手，财政还是难以为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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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知识准备

1．在进行高一化学教学之前，先对初三化学进行复习。使学生对原子、分子、原子结构示意图；化合价的实质；化合价与电子得失的关系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2．在进行氯气化学性质教学时，根据原子结构，分析反应中得失电子、化合价的升降等，使学生既掌握了氯气的性质，又能判断化合价变化、电子转移数目。

第二阶段：氧化还原反应基础知识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学

1．基础教学：起点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学生理解和明确以下两点：（1）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氧化剂、还原剂在反应中的作用；（2）在反应过程中，电子转移或偏移的总数目应相等。

2．练习教学：（1）训练氧化还原反应的两种表示方法：双线桥法和单线桥法；（2）根据化合价的变化确定电子得失及数目。

3．过渡教学：（1）进行确定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电子得失总数目的练习教学；（2）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的数目必须相等，而每摩还原剂或氧化剂所提供或接受的电子的物质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电子的数目相等，就必须使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个比例关系便是化合价升降数目的公倍数。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实质上就明确了配平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学：以练习为主，使学生熟练掌握用双线桥表示法分析配平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第三阶段：巩固、强化练习教学

1．强化训练：（1）在后面各章节的教学中，凡是遇到氧化还原反应，都引导学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练习量。

2．跟踪检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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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要求公共财政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场在某些领域诸如公共物品提供领域的“失灵”状态决定了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加快完善起来。即市场逐渐退出某些竞争性领域，只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政府财政在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财政体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满足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们对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二)新型城镇化需要公共财政发挥其杠杆调节作用

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更加注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财政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能在这方面发挥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强调突出城镇特色，公共财政政策需要引导企业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同时强调突出城市的主导功能，公共财政政策同样需要引导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为支撑，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和公共财政的公共目标

新型城镇化追求一种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以期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样是公共财政体制所追求的目标。公共财政应利用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不断调节城乡公共服务规模，以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这对于新型城镇化又是尤为重要的。具体而言，我国目前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提升农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水平，而这些能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或进城农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绿色城镇化”理念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撑

新型城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而这一领域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公共财政正好能发挥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的“城镇化”不是“新型城镇化”。公共财政体制应利用税收、补贴等手段来纠正(鼓励)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负(正)外部性行为，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建议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公共财政体制必须得到完善，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越位与缺位。必须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资金需求的稳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市场可以解决的事，政府就应该退出，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而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应该主动解决。具体来说，事权的划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围为考量对象，即如果受益范围超过了本级政府辖区，则应由上一级政府或受益范围内多个政府共同承担;而财权则必须保证本级政府具有与事权相应的财力以满足其履行职能。要拓宽县(市)、乡财政的收入渠道，鼓励县(市)招商引资，并可以将招商引资项目的税收收入留给县(市)，同时可以考虑将乡镇财政部门组织的各项收入留给乡镇，取消乡镇基数上解等。

(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还要包括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所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比如资金分配不规范，有些资金甚至流向了东部发达地区;又如财政转移支付仅停留在保障阶段，缺乏引导功能，这样地方政府对新型城镇化强调的环境保护等方面就缺乏发展的动力。在公共财政体系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增强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要打破传统的观念、方法，充分照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增加对这些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压缩省一级财政支出，使财力向市县倾斜。再次，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产业引导功能。对于地方发展符合新型城镇化思路的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等产业给予财政专项资金补助，增强地方政府建设“绿色”城镇化的动力。

(三)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促成新农村建设与

新型城镇化的“联动效应”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加快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体系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保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还应促进功能区的建设，即促进产粮区、林业区、草原生态区等的建设，这一方面会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经济得到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与财政发展的双赢。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财政完善农业专项工程转移支付、开创新型农业税收体系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等作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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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地区相当多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从普遍情况看，我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技术手段落后；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仍是结构性矛盾，“十五”计划也指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重点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全面优化的结构调整。这构成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需要对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有较清晰的认识。

1.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具备诸多的有利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制约因素的缓解。曾经制约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已从不适应转变为基本适应，并在逐步完善；二是生产要素聚集作用增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完全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三是主导产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目前，区域性支柱产业地位开始显现，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优势产业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吸收外商和民营资本，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也面临着以下制约因素。一是产业制约。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与该地区的产业聚集规模、产业链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各区域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诸如纺织服装、制鞋产业集群，但多数企业尚未形成分工与协作链，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运行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二是人才和技术制约。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力不强，高、尖、新技术企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偏少，这已成为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三是市场制约。发达国家工业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而我国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面临着经济腹地狭小、拓展国内市场难度大以及技术层次低、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大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的存在，也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拓展。

因此，面对地方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财政政策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有所作为。

二、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立足地方实际情况，理清思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大力实施“四大战略”。

1.工业强省战略。工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就缺少拉动作用，就没有后劲，地方经济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对工业经济的认识，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一是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工业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大省必须立足实际，选准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起步，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催生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催生一批涉农工业，壮大工业群体，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逐步实现工业化。二是以深化企业改革推进工业化。深化企业改革是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老企业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措施。必须以明晰产权、转换机制为重点，立足企业实际，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加快国有工商企业改制步伐，改出活力，改出效益。三是以重点企业推进工业化。大的骨干企业在地方工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是工业税收的主要来源，又是地方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必须给予支持和保护。

2.生态立省战略。我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是农业大省，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全力推进生态立省战略。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大省应对入世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出路，是现阶段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质量不高、增收缓慢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抓住境内污染源较少、自然生态良好的有利条件，做生态文章，求民富省强。

3.科教兴省战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发展观，其基本思想内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经济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是科技教育水平的客观反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围绕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因此，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农业大省实施科教兴省要突出抓好“一个优先”，即优先发展教育，做好“两个重点”，即科教兴农和科教兴企，完善“三个机制”，即科技推广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

4.项目带动战略。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作保证，项目建设是增加投入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把项目建设作为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以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一是扩大开放引项目。实施对外开放是扩大项目投资的战略重点，也是加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必须走好以开放引项目、以项目引资金、以项目换技术、以项目招人才、以项目打市场、以项目促发展之路，扩充项目总量，凝聚发展后劲。二是利用政策争项目。目前，国家产业正由东向西梯次推进，投资继续向农村、向结构调整、向生态农业等方面倾斜，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为项目争取提供了政策机遇。因此，地方政府必须立足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实际，研究国家投资政策，把握投资方向，拓宽项目渠道，对本地优势资源和项目进行论证立项，加强项目的编制、储备、申报和工作，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和国家投资项目资金，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项目。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多元化的投资作保证。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引导民间资本投入项目建设，是扩充项目总量、增加项目投资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今后，民营经济将是最具活力的增长点。有关研究表明，民营经济所占份额越大的地方，GDP增长越快。因此，在抓好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自身优势，向内挖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投资。

三、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若干财政政策选择

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针对地方工业化发展中的现实状况，合理选择相应的财政政策。

1.精心筛选和确定重点扶持的产品和重点财源建设项目，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对有市场、利税含量高、管理基础好的重点扶持的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继续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启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可考虑从挖潜改造支出总额中单列部分资金或在财源建设项目奖励资金中集中一部分资金来设立工业技改引导贴息基金，支持重点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改造，连续操作几年后，有望使工业产品的水平上一个台阶。

2.介入风险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投入的力度。风险投资被人们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要实现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提升、更新换代，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也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财政支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财政适当投入，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造局部优化环境，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二是集中财政科技资金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高新技术项目；三是通过适度的财政资金引导，提高民间风险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采取财政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的方式为风险创业企业寻找银行贷款提供支持。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拓宽地方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一直是资金结余者，而且结余额越来越高。其原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储蓄以备未来生活保障预期的影响；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此，财政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一是切实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从而消除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后顾之忧。二是在财政预算中专项列支注入地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提高担保公司的信誉度，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或对企业发债利息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产品适销对路、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的公司债券适量发行。三是对有希望通过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更多更大的优惠政策支持，为其创造条件争取早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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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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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国松、张鹏：《货币替论及中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篇6

一、财务管理精细化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我市市直民政系统积极探索财务管理精细化的新路子，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实行科学理财，强化内部控制，使财务管理的保障和服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不断提高。

（一）树立财务工作新理念。在新形势下，民政财务人员不断解放思想，树立新观念、强化新意识，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财务管理作风从机关型向服务型转变，财务职能从记账核算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财务管理领域从事后的静态核算向全过程、全方位的动态控制转变。在实际工作，做到既深谋远虑，又精打细算；既长于服务，又精于协调；既稳中求进，又精益求精，切实改变原来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促进了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导入iso9000新标准。自前两年以来，我局成功导入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将现代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融入机关财务管理工作中，使财务管理工作更加科学、高效。一是以财务工作提供的服务为产品，利用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审核结果、数据分析、纠正措施、预防措施、管理评审以持续改进服务质量。二是引入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做到管理有制度、办事有依据、工作有程序、过程有记录、责任可溯源、结果有测评、考核有标准，实现了工作标准化、服务品牌化，提升了财务部门服务民政事业发展的能力水平。

(三)创新财务管理新机制。近年来，我局从遵循民政工作的内在规律出发，不断完善财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财务部门的职能作用。一是细化岗位职责。重新制定了规划财务科的9项工作职责以及局长、财务分管局长、规财科长、会计、出纳等相关人员的岗位职责，使财务管理工作职能清晰、责任明确，确保财务相关人员各在其岗、各尽其责、恪尽职守。二是优化工作流程。依照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和民政相关政策的规定，综合多年来机关财务管理活动的实际情况，我局编制了一系列财务工作流程，涉及机关财务管理、固定资产构建及处置、各项民政专项资金的审批及分配拨付等10余个方面，使工作程序更加规范、明晰，操作过程更加便捷、高效。三是强化内外监督。坚持每年组织一次对局直属事业单位财务工作的内部审计，促使系统内各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积极配合审计、财政等部门的审计和检查工作，并以此作为检验管理成效的契机与提高会计质量的动力，通过对存在的少量问题认真分析、整改，使财务管理工作更趋规范。

（四）探索监督制约新办法。实施“三项管理”：预算管理、财务分析和内控制度。一是深化预算管理。加强民政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过科学编制预算，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使我市民政部门预算资金稳步增长。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预算执行及评价，预算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二是强化财务分析。局规财科每半年都要向局领导提交一份财务分析报告，以会计报表为依据，根据单位的财务运行情况做好财务分析，对资金的统筹安排和管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供领导参考，切实当好参谋。三是建立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局机关实行了财务公开制度，每个季度对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公布，强化信息控制；通过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发挥岗位控制功能；实行了预算管理制度，明确预算项目，建立预算标准，施行预算控制。通过上述举措，较好地规避了财务风险。

（五）形成保障力新的增长点。做好“三篇文章”：招财、理财和节支增效。一是招财有道。抓住契机争资金，以省委、省政府7号文件为依据，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对民政工作的投入，民政部门预算逐年大幅增长；勤做工作要资金，积极争取市政府和财政部门支持，追加专项经费和工作经费；狠抓财源聚资金，福利彩票销售屡创新高，筹集了大量福彩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建设。二是理财有方。严格经费支出审批，对所有经费支出都要进行严格把关，逐级审批；对大额支出实行集体研究审批，大额支出在支出前必须按规定编制支出预算，按照一事一报的原则，报经局党组集体研究同意后方可支出；建立了问责制度，对未经批准、擅自开支以及其他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的行为，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三是节支增效有力。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提出了建设高效节约型机关口号，增强干部节约意识，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物；对于行政公用支出采取预算单列、限额控制、奖惩结合等办法，加强

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行政办公费和公务用车费用的管控。在近年来物价上涨、保障任务加重的情况下，我局的行政公用支出仍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二、进一步推进财务管理精细化的思考

推进财务管理精细化，是民政事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民政部门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的内在需求，是应势之举、创新之举、发展之举。同时，精细化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把握财务工作新内涵，树立持续改进新理念，采取科学管理新方法，促进民政机关事业单位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一）科学编制预算，实现预算管理精细化

预算是保证单位目标和计划实现的重要手段，对合理配置资源具有主导作用。预算管理精细化贯穿于预算的编制、执行、分析和调整等过程。一是合理编制部门预算。在部门预算编制中，要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从当年实际需要出发，预测民政各项业务工作开展所需经费，列齐经费项目，找准政策及文件依据，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将各项民政事业经费尤其是专项工作经费按需列入预算。要通过实行零基预算和细化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度和预算的到位率。二是严格执行部门预算。在部门预算执行环节，应进一步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一方面在支付环节强化预算执行，坚持按项目、时间和进度安排支出，不准随意变更预算项目、超预算安排支出；另一方面在预算执行中要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节约民政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和监督。财务人员要做好预算执行的总结分析工作，将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数进行对比分析，找出问题形成的原因，尤其是财政政策落实以及管理运行中的问题作深入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进一步服务于预算的编制与执行，服务于全局性的单位管理工作。

（二）深化成本意识，实现支出管理精细化

精细化财务管理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降低成本，民政行政事业单位要按照建设“节约型机关”的要求，加强成本核算，推进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避免铺张浪费。一是树立成本管理的理念。借鉴企业成本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对单位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在单位内部形成民主和自主的管理意识，“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更多产出”，以最节约的资金向民政对象和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高效益、高效率的服务。二是多措并举降低行政成本。控制人员支出比例，合理定岗定员，建立严格的临时用工制度，减少临时用工开支，降低管理人员费用开支；加强流动资产的管理，积极向财政部门争取工作经费，定期清理单位借款和往来资金，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经营成本；实行政府采购，阳光操作，杜绝采购中的不正之风，减少中间环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加强对单位车辆的管理，严格控制接待标准，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更加注重勤俭节约，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三）健全财务监督，实现内部控制精细化

切实加强民政系统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在建立完善的内部牵制机制的同时，强化财务监督工作，使内部控制成为源头治腐、标本兼治中治本的一项制度安排，充分发挥“防火墙”的风险防范作用。一是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成立由局机关监察室和规划财务科骨干人员参加的内部审计工作专班，对市直民政系统各单位定期进行各项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力求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合规。保持同市内部审计协会的密切联系与交流，注重内部审计人员的政治素质、审计业务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加强跟踪落实内审决定、内审意见，真正做到通过内部审计加强内部会计控制，提高各单位财务管理水平。二是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与财政、审计部门签署共建协议，创建民政资金管理与财政、审计工作的互助合作机制。自觉主动地联系市财政局、审计局定期对民政部门财务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计，对民政资金和重大民政工程项目加强监管，提高民政部门依法行政、廉洁从政能力。同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聘请中介机构对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有效实施进行设计和评价，推进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完善。

（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财务制度精细化

推行财务精细化管理，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全面、精细、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抓好贯彻执行。一要健全管理制度。要顺应民政财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按照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对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各项财务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对管理过程进行持续改进，主要包括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财务收支审批制度、民政项目管理制度、内部牵制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实现规范化管理。二要严格执行制度。领导率先垂范，带头执行各项财务制度，确保制度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将用财、理财和监督职权分离到不同部门和岗位，加强风险防控，减少舞弊现象的发生；坚持重大项目实行集体决策制度，严格按制度和程序报销经费开支；强化固定资产的采购和使用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行财务问责制度，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究，提高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五）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人才管理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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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主要问题

按照财政法定主义的精神，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规范性文件是1995年财政部颁发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问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办法”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事权是指各级政府基于其自身的地位和职能所享有的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财权是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权力。目前，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很多事项也是难以区分清楚，许多本应由地方财政负担的支出，却由中央政府承担，而许多本应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却推给地方财政。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和财政支出范围的划分随意性很大，同样的事项，在一处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处则由下级政府承担，在一时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时则下放地方政府承担，它们之间区分的标准很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标准可循。这种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由此导致了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主要是划分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但对事权界定不够明晰，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同时，对省、市、县分别有哪些财权，应对哪些事情负责，还规定不够明确，各级之间扯皮很多。

2.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不规范，缺乏合理的标准。中国地区间财政资金的横向转移是通过中央政府集中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横向转移的过程是与中央政府直接增加可用财力相向而行的，因而对中央增加的财力是用于中央本身开支，还是用于补助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在认识上难免不一致。另外，在财力转移上，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而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办法，资金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要么根据基数法，要么就是根据主观判断，而不是依法根据一套规范的计算程序和公式来分配。

3.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各地不平衡状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留了原有体制资金双向转移模式，即仍然存在资金由下级财政向上级流动现象，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财政部门的工作量，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而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使得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基本未能解决，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还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此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虽然政府支出中属于补质的转移支付种类很多，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但各项财政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

4.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层次低，缺乏法律权威性。纵观各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最大的共性就是制定具有较高层次效力的法律。而中国现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办法》，该办法属于行政规章的层次，立法层次显然太低。立法层次太低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法律规定缺乏权威性、制度的稳定性较差、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难以保证等，这些不良后果已经严重制约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由此可见，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不仅形式上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如财政权力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的要求难以满足，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实体价值，如正义、公正、民主、自由，也由于中国目前民主和建设的滞后同样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完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要求，规范政府公共资金支付管理，以抑制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平衡地区财政收支差异，实现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均等化，很有必要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针对中国目前的实现情况，按照财政法定主义的要求，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条例》，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实践，总结经验，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我们认为：在立法时，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与财政改革进程相适应。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既定目标，转变立法观念，正确解决立法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做到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服务于财政改革。财政转移支付立法要把财政改革成果，保障财政改革的顺利进行、引导财政改革的深入作为中心任务。在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时，要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避免不适当地强调局部利益。

2.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现实可行性与适度超前性相兼顾，并提高立法质量。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又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法律规定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正确把握社会经济和财政的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避免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在制定颁布后很快就落后于形势发展的不良现象。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立法质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法内容，二是立法技术，三是立法程序。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技术包括结构技术、语言技术和延续技术等方面，立法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立法的质量。结构技术，就是运用科学方法，使财政转移支付法的结构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立法的内容；语言技术，就是法律中的每个概念、每个条文都必须法律化，使之能正确表达立法者的愿意，较好地体现准确、简洁、易懂等特点；延续技术，就是充分把握法律条件的变化规律，为立法的修订、解释做准备。财政转移支付立法要严格遵守立法程序，立法程序是提高支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证，避免不按立法程序的突击立法或应急立法。

3.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国际发展的趋势，而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已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普遍作法和基本准则，在国外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凡是国外立法中实践证明比较好且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都应当大胆吸收。有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并在实践中充实、完善。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应当避免，他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修改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4.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宗旨，依法设置专门性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机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实施就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确保中央有能力实现其宏观调控目的。一般来讲，效率问题多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而公平问题则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来承担。当效率与公平相冲突时，要全面权衡二者之间的利弊关系，在需要效率优先时，公平就让道，在需要公平优先时，效率就让道。具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宗旨应包括：（1）弥补财政缺口，解决各级政府间财政的纵向不平衡；（2）保证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标准，解决地方政府间的横向不均衡；（3）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解决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外溢性问题，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保证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4）实施中央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反周期补助，刺激需求，扩大就业，吸引地方财力建设符合全国利益的项目。

各国经验告诉我们，执行各级政府间复杂的财力转移支付政策，特别是确定和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方案，组织保证是必不可分的，故需要依法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具体负责，并以立法形式规定该机构任务、职权和职责。这一机构设置，国外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由财政部兼管其职能；二是由中央政府组建的专门机构行使其职能。为了使这一机构在中国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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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预算编审制度

一是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政府支出按功能分类和按经济性质分类核算，更加清晰地反映钱从哪来、到哪去、用在何处。二是改进预算编审办法。继续完善分类核算的预算支出管理，不断改进和完善部门预算编制办法，促进财政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三是夯实预算管理基础。开展结余资金清理和非税收入调查，推进预算管理基础性工作。四是进一步完善定额标准体系，科学编制部门预算指标。坚持推行预算公告制度，通过社会舆论媒体的监督，增强部门预算的透明度。五是建立科学、规范、量化的绩效预算评价指标体系，强化“成本一效益”评估分析，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益。

三、深化预算执行制度改革

一是继续加快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稳步拓展政府采购规模；进一步明确县乡管理体制，构建“条块结合”的全县政府采购格局；加快建设全县一体化的信息管理平台，使政府采购更加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管理效率得到提升。二是继续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将改革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县域所有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同时推进县乡改革；在人员经费、政府采购项目、部分专项资金已经实施的基础上，建立财政性资金国库直拨体系，为全面实施国库直拨改革打下基础。三是推进区域公务卡制度改革。选择部分财务管理基础较好，具有代表性的部门进行试点，切实增强公务消费的透明度，从源头上加强廉政建设。

四、探索预算绩效评价

一是推进绩效考评试点。协同纪检、检察等相关主管部门，选择社会关注的项目开展项目绩效考评试点，并逐步扩大考评范围和领域。二是增强社会参与程度。引入中介机构和社会专家对绩效考评试点项目进行评价，预算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自我考评，建立社会考评和自我考评相结合的绩效考评方式。三是加强考评结果运用。探索绩效考评结果公开的方式和范围，对绩效差劣或未按要求完成绩效跟踪的项目要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根据考评结果，安排、调整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建立绩效对预算编制的正向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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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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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文化的内涵

信息文化是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人们借助于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从事信息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样式。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最早出现在通信领域，但随着信息概念向各门具体科学渗透，被纳入了哲学的视野。在研究信息的过程中日益倾向于探究信息的本质，逐渐赋予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同时也赋予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信息是在信号的刺激下产生的，就其形成的过程而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不能据此否定信息的主观性，无论是生成的信息，还是生产的信息，最终都以主观的形式而存在，而且随着人们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没有大脑的出现，就根本不可能生成和生产信息，这个世界也永远是充满各种信号的呆板的世界。

信息的本质是主观虚拟存在，而事物的本质则是客观实际存在。首先，信息决定于事物，离开了事物，信息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其次．信息不同于事物，信息是虚拟的、主观的，而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的。第三，信息具有一定的超越事物之外的独立性。因为信息是虚拟的、主观的，所以信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自由地进行信息运算，并据此改造事物。第四，信息对事物的反映有时是扭曲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相符合，有时超越事物之间的联系，并生产出新的信息。

智能信息是“情报学”与“信息学”发展融合的产物。在知识环境下，智能信息学注重对知识传播、获取、管理和情报交流的研究，以及“探索信息激活的规律”。目前，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已从最初的单一需求转向了适用于各领域的决策信息需求，因此，智能信息已超越以往文献情报学及科技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科技情报理论、文献情报理论正在与现代的竞争情报理论、工商情报理论、技术情报理论、安全情报理论等现代情报理论相结合，从而形成智能信息理论。

信息技术的使用也给信息社会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包括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扩散；信息的质量控制，可靠性、自由流动和安全性；普遍存取的扩大；内容的共享与交换；创建新数字空间的技术支持；公众意识；对多样性、拥有权和隐私权的尊重；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伦理性使用；以及新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集成等。

二、信息文化对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影响

1、信息文化改变了税收管理体制、组织形态和结构，未来税收工作的主体将围绕网络建构。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信息和反馈作为运行与控制的依据，各种制度的运行也都建立在相应的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税务征管也将围绕网络建立起新的虚拟社会结构及虚拟组织而展开税收管理工作。面对社会组织分散化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信息文化将建立起社会运转的新规范，将引导税收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决定税收管理的新机制。

2、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日益依赖各种信息中介．并由此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教育方式。同时，人们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信息心理和信息生产、传播、选择和应用等方式也受到信息文化的影响。一是信息时空观的形成。信息社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递时间不断缩短，空间距离相对缩小使人类社会的空间特征有更加时间化的趋向，即空间可以被时间置换。二是信息世界观的确立。传统的物质意识二分世界观将被信息世界观所取代，信息与物质、能量被视作是共同构成世界的要素，对于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信息更具有了无可取代的地他，其地位超过了信息和能量。三是信息价值观的确立。信息的特征决定着信息价值在增值中的作用。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各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信息拥有者在竞争中占据着有利地位，权力“从资本占有者手里转移到职业官吏和技术治国论者，及信息提供者手里”，信息的价值观得以确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都足信息价值的体现。

3、信息垃圾与信息污染挤占了信息空间，造成信息选择困难。大量的信息由于未经筛选而产生，其可靠性难免良莠不齐，甚至大量的虚假信息、失效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了信息环境。挤占了信息空间，而且无序的信息也使人难辨真伪。信息量的巨大不仅未能消除人们认识中的不定性。反而使人们无所适从，妨碍了信息的有效利用。

4、信息超载与信息贫困的日趋对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在着信息垄断的可能性，信息不对称性同时体现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的不均衡方面。一方面，我们面对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交换和使用的大量信息流。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却义难以获得实施征管工作必须的社会和纳税人的有效信息，出现有效信息贫困现象。信息超载和信息贫困同样给我们处理和有效利用信息带来危害。

5、信息依赖与信息焦虑日益加剧。信息时代，人们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信息的改造，日渐丧失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产生信息依赖。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高科技特征，使得信息专家和信息部门逐渐成为各方面的权威。整个社会笼罩在一派“信息至上”的氛围中，过量的信息使人精神紧张、敏感，指纹考勤、排队机、管理卡、门禁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在口常_L作中的过分崇尚，信息化手段成为管理的亡具，税务_F部对信息化的恐惧感和厌恶感与日俱增。“信息能力”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信息意味着权力。掌握信息的人就具有了对他人的支配能力，不掌握信息的人则受到歧视，会产生信息焦虑。

6、信息生产和利用中的“马太效用”加剧。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具有自组织性，会产生自动的聚集效应，即在信息生产和利用过程，一口一优势出现，就会不断地加剧，自行强化运作、滚动。信息活动的“马太效应”主要体现在社会信息的牛产、布局和利用过程中。同样。机械、片面、僵硬化的信息格局一旦肜成，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从而抑制信息化对税收工作的积极作用。

三、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五大机制

1、从信息共享到知识共享，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乍产机制。信息文化环境下，以数据等形式记录的信息可以共享，而存在于人头脑中的知识、经验、智慧等(意会的知识)难以共享。但是，意会的知识通过知识的信息化，知识共享问题就可以被还原为信息共享问题。实施知识共享的可行性方案：第一，建立国家信息资源建没基金，对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的成员给予费用上的补偿，用于共享信息的采集、合作编目、管理、提供服务等；第二，建立信息共同体，选择最易实施的合作编目作为信息共享的突破口，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存储、利用体系；第三，应当区别不同规模和地位的机构在共享中的责任，按照博弈论的原理，共享的发动者应当是那些规模大、受益大的机构；第四，信息共享要考虑信息提供者在信息共建与共享中所付出的代价。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第五，实现信息的交流与整合。各部门要建立好自己的数据基础，积极开展数据收集和应用工作，形成互通互联的数据基础。同时，在互通互联的过程中，上级单位对各部门完善信息化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达到信息沟通和整合的目的。

2、提高信息素养与信息意识，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素养”一词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索科夫斯基于1974年提出。概括来讲，信息素养指影响社会成员信息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作为信息行为激励因素的信息意识。由生存、工作、学习等目的产生的信息需要，以及实现信息需求所必备的信息能力。社会成员由信息意识这一内驱力驱使，产生信息需求，并在一定的信息能力的支持下，满足其信息需求。信息意识，则是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信息关系和作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开发和利用信息的观念和自觉能力。信息意识，一是指对信息具有特殊的、敏锐的感受力，是人对信息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倾向。

能够从大量的、司空见惯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物和社会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能迅速地捕捉住。二是对信息具有持久的注意力，能把人的心理活动指向长久地集中于自身发现、了解、搜集、组织、运用的信息上，对信息的态度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倾向。三是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价值，并进行筛选。信息意识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获取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

3、从工程思维到人本思维，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利用机制。税收信息化系统和设备是按照物理空间进行运算和工作的，而人类活动是在社会空间进行的。人需将物理空间的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用人文的思想去影响和利用信息化手段。反省目前的管理模式及其消极后果，应强调在借鉴和引进外国经验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自主性，保持足够的反思能力和反省态度，从工程思维到人本思维，惟其如此，才能使得借鉴和引进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相反。这对于克服并摆脱管理上的弊端从而真正走出其中的误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4、在活跃、严谨的状态下，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选择机制与评价机制。选择机制，即税收信息化建设需要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科学的一面包括软件开发规范、准则、实践、过程、方法；而艺术的一面则囊括丁人员的激励、协调，组织的设计等因素。因此，我的规则、方法设计应当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创造性。首先。过程控制。好的过程对于成功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采用数控指标考核，对税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必要的，但同时却限制了实际税收征管工作，造成了人为调节比例，造成虚假指标的现象，我们应重点关注检查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应认识到过程不能够解决一切。其次，规划为重。水无常形。利用信息化手段也是一样，确保它随着时势而变。由于信息化发展很快，有时候对一些旧系统的整合、改造其难度比重新建设一套新的系统还要困难。因此，在启动大型、长期的电子政务项目的时候，必须提前做好规划工作，在一个完善的设计前提下统一运作。评价机制，即选择利用信息时必须对其进行评价以决定取舍。科学的方法是对信息的评价制定客观的评价标准。重点考虑信息的内容质量、信息的范围、易用性、信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信息的选择除了人工选择之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过滤机制进行自动选择。信息过滤包括智能过滤、合作过滤、深度过滤、分级过滤与推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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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结构失衡制约了有效益的发展

一、业务老化，产品结构不科学。目前，在各财产险公司开办的业务中，仍然是几种老产品，有的险种条款已沿用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根本不适应用户需求，陈旧的产品与活跃的市场极不相称。在业务结构上，车险比例过高，财产险、货运险、责任险、意外险及其它业务比例过低的问题十分严重。据统计，2008年中国人保财险公司车险业务占总体业务的68%，而市场化程度高的企财险及其它各分散性业务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他后起的保险公司，车辆险业务的比例则更高。由于业务种类相对集中，对单项业务的依赖性过高，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整体业务的发展。一些公司出现了车险增业务上、车险减业务降的危机状态，这种整体业务系车险业务于一身的格局，有碍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业务发展比例欠科学。车险、企财险附加机损险所占业务比重较大，不仅造成了展业的依赖性，而且给调整业务结构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风险相对集中，影响了经营质量。据统计，2008年，人保财险系统车辆险的赔付率达61.2%，机损险的赔付率则更高。较高的赔付率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产品创新的缓慢性。由于受思想观念、管理水平、政策条件、专业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保险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还没有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产品开发滞后于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新经济时代到来、科技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情况下，产品更新难以走在市场的前面，人们还习惯于用现成的条款去找现成的业务，不能及时创造出适应市场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需要，且获利空间较大的保险新产品。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加速保险产品的创新，将难以应对国际强手的挑战。

2科学有效地调整优化业务结构

一、抓住国家经济调控的机遇，大力发展非车险业务。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增投大量资金发展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这无疑为发展非车险业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财产保险公司带来了商机，拓宽了业务发展渠道。因此，应抓住机遇，既在国家经济调控中有所作为，又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积极发展各类工程险，扩大责任险、意外险，及时转办企财险，进而促进财产险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建立新产品开发创新机制，丰富保险产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的产业和建设项目大量增加，新的技术设备也大量投入使用，给保险险种的创新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有重点地开发新产品，更新替代滞销产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保险产品只有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不断除旧布新，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财产险产品的创新，应集中高素质的业务人员和技术力量，有计划地开发全国性产品，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形成全国性与地方性产品并存，老产品改造、附加险、特别约定和新产品开发并举，集中性业务与分散性业务并行的市场格局，以加速业务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保险公司应与金融保险院校及科研部门密切合作，开发科技含量高的保险产品，促进业务结构的升级。研究开发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科技含量高、经营效益好、适应发展趋势的保险新产品，以保险产品超前意识的更新换代带动业务结构的调整优化。

三、搞好现有保险产品的筛选，存优去劣，优化业务结构。现有的财产保险产品，有的过于“传统”和老化，质量不高；有的费率与风险、责任严重不对称，市盈率很低，甚至严重亏损。对现有产品进行评估、筛选，是调整业务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前提和基础。筛选的原则是：发展骨干产品，保留有改造价值的产品，淘汰效益差、无市场空间的产品。实现保险资源的合理配置。筛选的标准：一是产品的经济效益。按照商业化经营的原则，分析产品近年来的经营成果、利润水平、结构地位等。例如对经营效益突出的企财险、货运险、部分责任险等，要作为骨干业务大力发展；二是产品市场效应。对于那些虽然效益不很高，但占市场份额较大的车辆险、大工程项目建安险等，要在强化管理措施的同时积极发展；三是产品发展潜力，对一些已开发但暂不能形成较大规模的产品，要分析其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力。例如对购房贷款保证保险、住院医疗责任险等，随着国家宏观改革方针政策的实施，必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扶持其发展。

四、因地制宜，加快区域性业务结构调整。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素质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对保险的需求、业务结构组合、发展方向和调整的重点不尽相同。为做到科学合理地高速业务结构，看准市场，突出重点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要适应保险市场国际化竞争的要求，大力开发保险新产品，开辟业务新领域，通过提高业务品质实现结构升级。工矿区要着眼于业务创新，抓机遇，在开办大工程大项目保险的同时积极发展非车险业务，努力转变业务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国家的“三农”政策，积极发展以繁育母猪保险、奶牛保险为重点的农业保险。通过分类指导，使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更具实效性和科学性。

3确保科学调整优化业务结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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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的财政监督

(一)会计信息化服务企业的监督

1.用户企业监督。用户企业在保障自身企业会计信息安全的同时还要对会计信息服务市场进行监督。第一，用户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的业务需求和技术能力，选择适合企业的会计信息服务模式，主要包括购买、研发、购买欲研发相结合三种方式；第二，用户企业在使用会计信息化服务软件的过程中，要保障自身会计信息的安全，在购买或研发软件的过程中，与服务企业签订有效合同，避免出现信息安全事故时服务企业逃避责任的现象；第三，我国一向尊崇外国软件本土化，本土软件国际化的原则，当出现会计信息软件的数据服务器部署在境外的状况时，一定要在境内对会计信息进行备份，保证企业工作的正常运行[2]。2.服务企业监督。服务企业在提供会计信息化服务的过程中，要保证服务系统的功能性，保障用户企业使用的安全性，在提供服务的时间段内要保证服务的连续性，保证为用户企业提供人才、技术支持的有形，为用户企业提供安全有效的会计信息化服务。

(二)会计信息化服务政府政策的监督

会计信息化服务项目是新兴的信息化项目，国家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法规，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会计信息化已经使传统的会计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是传统会计理念的突破性发展。财政监督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的有序发展，在新的政策环境下，财政监督的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财政监督的手段也要不断向信息化形式发展。政府可以组织同行业间进行互相评议，采集用户企业对会计信息化服务的意见与建议，鼓励对不合法规的会计信息化服务企业进行举报，加强对会计信息化服务企业的审计工作，保证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环境的良好。

(三)会计信息化服务财政部门的监督

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的监管主体就是财政部门，财政部门的监督行为在加强市场管理的同时，要严格遵守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的规范与要求，实施切实可行的监督惩罚措施，保证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在监督过程中，财政部门也可以积极与审计部门、工商部门、税务部门进行合作，对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督，保证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3]。财政部门在监管的同时，还可以在市场中实行同行评议政策，对会计信息化服务企业的服务状况实施规范性检查。

(四)会计信息化服务人才的培养，保证监管工作有效进行

大部分的会计信息化服务企业都反映了会计信息化服务人才缺少的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了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化服务建设过程中的瓶颈，使得会计信息化服务工作不能有效的展开。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财政部门要求会计从业人员要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能，企业在培养会计信息化服务人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知识的更新，保证会计人员在时代的发展中能够与时俱进。只有培养出大量的高素质的会计信息化服务人才，才能保证企业在会计信息化服务建设过程中符合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保证会计信息化服务的合法性，有利于政府和财政部门对会计信息化服务市场监管工作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