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超级秘书网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篇2

2管理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应用价值

(1)学科特色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又都是离不开管理的，管理是追求效能的，管理的主体是人，而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个体、群体、领导、组织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发展。这就表现出这一学科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涵盖性、维度和宽广的应用空间。管理心理学重视组织中个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中群体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领导心理与管理的关系，重视组织心理与管理的关系。可以说，它的发展是所有组织成员的需要，所有管理者的需要。现代化的组织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无时不在与其他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管理心理学注重与外部组织的联系，注重与外部组织人的联系，使组织在社会复杂系统中达到自适应。一个理论如果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就没有发展。管理心理学可以说具备了特色、基础和应用几方面的特征，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点，正是对“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一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个体、群体、组织等亟须解决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呼唤新的研究成果为之服务。需要是理论发展的动力。管理心理学发展和应用空间广阔，特色和魅力彰显。

(2)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德裔美籍思想家，著名的精神分析医生E．弗洛姆(E．Fromm)曾指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在于把称之为‘自然”’的领域和称之为‘精神“的领域相区分，而是从‘物质一精神’的整体上把握人。”‘‘人，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成为历代心理学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巨大的潜能，这种潜能需要开发。对于每个人来说，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是创造积极人生、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创造力是人类巨大潜能的表现。据研究表明，用来进行心理活动的大脑容量有100亿个比特，可以装下全世界图书馆的藏书内容。《美国心理学会年度报告》载，任何一个大脑健康的人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差别是用脑程度和方式的不同，而这个鸿沟不但可以填平，甚至可以超越，因为从理论上讲，人脑的潜能几乎是无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行为管理学》中得出如下的结论：按时计酬的员工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发挥至8O％～9O％。可见，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会有效地发现和开发员工的替能，提升员工的创造力，进而使组织中的人往和合作达到1+1>2的效能。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管理，为开发组织中人的潜能，进而提高组织的管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3)提升管理现代化效应。顺应经济全球化

现代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现代化的管理，科学的管理，它同单凭个人主观臆断的管理、经验主义的管理，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的管理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生产的社会化已超越了国界，分工协作也从组织内部、国内组织之间向跨国之间发展。跨国公司作为与现代化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跨文化交流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是必须面对的。了解民族差异的管理者在与其他国家的人共同工作时，可以适时地调整管理风格，使组织中的人为实现组织目标和自身目标而努力工作。例如，他们知道英国人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所以会避免问英国人个人问题；而希腊人对个人问题却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你对他感兴趣。管理心理学在发展中关注了这些新课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人被抽象为劳动力，并被作为与资本、土地地位等同的生产要素；而在管理心理学中，人性假设理论是基础儿n叭。美国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须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假定。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心理学强调推行“顺乎人性“的管理，强调尊重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增进与组织员工的感情联系；强调各种激励机制，满足职工的各种合理需要去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调根据人的个性差异有效配置人力资源，人尽其才；强调民主管理，提倡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强调管理是种服务。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对于顺应全球经济化，提升各类组织的管理现代化效应，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都是彰显的。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研究新视野

我们正处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从2O世纪9O年代苏联解体，到计算机网络风靡全球，从亚洲经济危机和复苏，到欧洲统一货币，跨国集团、跨国组织的跨国经营，促使全球经济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和配置的加速是经济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主要表现形式为跨国经营模式。一个大的企业公司往往在其他国家、地区开设子公司，如可口可乐要在4O多个国家和地区行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民族文化是有差异的。跨国组织中的跨文化差异对组织中个体、群体及组织自身正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学科研究要为时展服务。管理心理学在这场变革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呈现出新的研究特点。我国学者凌文辁、郑晓明等撰文概括了近2O年管理心理学的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管理心理学的研究从个体理论向整体组织理论扩展；在理论发展上，重视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学科体系上，更强调组织的动力学和人力资源的系统开发；在研究领域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框架，管理培训与发展、工作业绩评估、管理决策、组织文化、跨文化研究已成为热门领域，并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出现新的研究视野：

其一，重视精神和物质激励有机结合的研究。激励问题是管理心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自管理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最多的领域，曾产生了内容学派、过程学派及行为学派等诸多理论。进入2O世纪8O年代以后，虽然很少有新的激励理论提出，但在前人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激励研究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新型的激励是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使员工意识到自己也是组织管理者，进而发挥自己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其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激荡》一书中所说，“人类正从一种饱肚子的经济走向心理经济。”当代管理思想家、英国商学院教授韩迪(C．Handy)特别提出“企业会员(membership)的概念，强调建立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心理契约。他认为，如果员工被视为企业的“工具”，无论再怎么赋予员工活力，充其量只能增进效率，而无法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贡献。只有将员工看成企业的会员，给予他们决定企业未来的权利，他们才会将自己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连在一起。正如美国学者马斯洛等认为的那样，追求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追求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员工进入组织工作，为的就是组织能够提供机会满足需要。人，都是需要被激励的。唯有受到激励，人才有干劲，尽其所能，甚至于不眠不休。员工在组织所受到的激励，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外附激励如公司的政策和公司的管理以及待遇、工作保障等；内滋激励如工作的认可、工作的成就、工作本身是否符合个人的能力与兴趣和发展等J。提供外附激励与内滋激励，也即是物质激励一精神激励相结合。管理心理学的新发展更加重视人在组织中的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需求。

其二，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研究。组织文化是组织的个性，是组织的核心价值。培育充满创新精神的组织文化离不开组织人员能力的培养和发挥。为了有利于创建一个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新聘用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具备更多的能力。传统的企业一般只重视规章制度建设，而新型管理还同时强调组织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企业精神，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全体员工。独特的组织文化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正在全面影响着现代组织各项管理职能的实现和组织效能的发挥。在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组织文化中，全球经济化带来的组织管理中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摩擦等问题，已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使现代组织更加重视对知识和人才的管理，终身学习的理念已蔚然成风。在管理心理学的新视野中，把现代组织看成是学习型组织，要求员工不断获取新知，发挥知识或团队的整合效能。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高度柔性、符合人性发展的组织。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把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看作是学习型组织的技能。传统组织把人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学习型组织则把人既看作是管理的主体，又看作是管理的客体，对人的假设是“学习人”。美国排名前25家的企业中，几乎全部是按照学习型组织的模式改造的。

篇3

Key words：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quality； way

进化教育论是将进化原理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从系统科学和广义进化论出发，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构建的一个完备的教育学理论。从应用教育学的角度看，进化教育论的两大理论基石是环境选择原理和杂交优势原理，它主张教育的本质过程是作为教育的对象具有自主成长的本能，通过先进文化杂交、多元化融合的方式不断改善、优化育人环境，使其自主成长的某些特质得以释放和保留，从而使学习主体的素质得以改变，为教育工作者及受教育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要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自己，通过改造环境、优化环境，实现大学教育的优化，最终促进人的进化。对于受教育者而言，要依托学校营造的各种文化环境，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方式内化为自身的综合素质。

因此，在“进化教育论”指导下进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途径研究，特别是进行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途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进化教育论简介

进化教育论蕴涵一系列先进的教育理念，其核心理论就是教育对象自主成长论、教育环境优化论、多元杂交优势论，根本要求就是把三大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公式表示为：进化教育论=（自主成长+环境选择）×杂交优势。

1.1 教育对象自主成长原理

自主成长包含三层含义：即自主教育、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主教育是最好的教育，自理、自护、自强、自律、自评都是自主教育的表现形式。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它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自主发展就是在个性与特长发展领域放飞自己的梦想。在“自主成长”原理中，自主教育是最有力的实施，自主学习是最有效的推行，自主发展是最有益的倡导。

1.2 教育环境选择原理

教育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外在世界，是教育与环境的结合体。进化教育论提出的环境选择，主要着眼于高等学校的教育环境。在高等学校的教育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是物质环境，另一个是精神环境。物质环境主要是指校园内经过人们组织、改造而形成的校容、校貌和校园学习环境，这种物质环境自然是一种环境文化。良好的校园环境文化会使人的精神愉快，具有催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教育力量。进化教育论认为，好的环境可以造就人才，不好的环境则扼杀人才，甚至造就坏人。因此，环境选择对受教育者来说非常重要，而对实施教育者来说，良好教育环境的提供和保障则显得尤为重要。

1.3 杂交优势原理

杂交优势是杂合体在一种或多种性状上优于两个亲本的现象。进化教育论将杂交优势原理用于教育，是指两个不同性状的同一层次系统的组合，就是要求整合国内外一切优良教育资源，最终实现1+1>2的结果。近年来教育界提倡的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各种特色试点班等模式就是杂交优势原理应用的最好体现。

2 高职学生的特点及对高职教育教学提出的要求

2.1 高职学生的特点

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源于参加普通高考的高中生，生源素质普遍较差。主要体现在：学生长于形象思维，拙于抽象思维；缺乏基本的听课、作业、阅读、自学等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动力不足；缺乏自主规划能力和明确的人生目标，管理难度大；缺乏自我约束力，缺少基本的纪律、卫生、礼仪知识；缺乏正确的职业定位，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就业层次等方面，对自身的知识能力基础和毕业后的基层就业方向缺乏清醒的认识，不具备适应基层岗位工作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等。

2.2 高职学生特点对高职教育教学提出的特殊要求

高职学生的特点对高职教育提出的特殊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才培养目标特殊，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二是培养过程特殊，主要体现为推进学生的职业化，实施面向就业的教育；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特殊，主要通过工学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倡导在“做中学、学中做”；四是教学模式特殊，积极推行订单式培养，以传授过程性知识为主，探索工学交替、任务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等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人才培养与社会（企业）需求紧密结合，体现进化教育论的“杂交优势”。

3 基于“进化教育论”的高职学生文化素质提高途径

3.1 通过推动进化教育论的系统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营造进化教育论的学习氛围，来传播这种先进的办学理念，探寻求取杂交优势最大值的模式和途径

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在于全校师生对学校的办学理念的认可度。这种认可度来自于对学校的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学校要求教育工作者努力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进化教育论，积极打造以进化教育思想为核心的校园特色文化。而学校则应通过编印进化教育论宣传手册、组织研讨会，甚至可以作为一门课程供师生进行深入学习。而且，要积极探寻求取杂交优势最大值的模式和途径。

以校企合作为例：校企联合办学定向培养人才，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很好形式。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方面，学校要挑选优秀企业使之成为合作伙伴，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实训基地；另一方面，学校也要想企业之所想，帮企业之所需，解企业之所难，可以首先把企业文化以各种标语或滚动字幕的形式引入校园、教室、宿舍、食堂或运动场等，让学生一进校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不同优秀企业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有意识的把自己作为一名企业的优秀员工对待，就不会有迟到、早退、旷课、敷衍学习等不良学习风气的存在。这样不但解决了学校教学管理的难题，而且拓宽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又可以使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学校得到自己所需的人才。这样的校企合作，方可使双方长期受益，真正的体现杂交优势。

3.2 以“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采取多种途径与方式：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专业教育始终，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改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等要求为政策指引来开发研究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途径

第一、让学生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如讲座、辩论赛、演讲、知识竞赛、社会实践活动等，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如前所述，高职学生虽然具有很多不足，但他们动手能力强。所以，高职院校应该精心组织多样化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从多方面提高和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例如，学校在对教师和学生制定出相应的鼓励政策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学生充分利用寒暑假完成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与调查报告，让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创新能力，增加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充实自己的文化底蕴。

第二、在专业课程的传授过程中渗透人文教育。

高职院校以专业课教学为主，做好专业课教学中的人文渗透至关重要。因为“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师在讲授专业课时，要自觉地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贯穿于专业教育始终，充分挖掘和发挥专业课对人才文化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第三、从“进化教育论”的环境选择原理出发，开展校园、宿舍、教室、食堂的美化建设活动，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和学习氛围，传播校园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

学校作为文化、文明的集散地和育人环境而言，要在加强校园“硬环境”建设，重视校园的“软环境”建设，努力促进“外环境”优化的同时，重在良好的育人环境中营造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自觉地发扬进化教育论学习意识，做好团队协作和发扬互助精神，亲身体验学校办学理念的先进性和对自己切身带来的收益。

第四，注重政策的引导，与国家的宏观要求保持一致，力求做到与时俱进。

高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近几年提出了“三结合”的工作方式，即：文化素质教育与教师文化素养的提高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其中，文化素质教育与教师文化素养的提高相结合，要求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成为做好先进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指不要将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孤立起来，要与思想素质、科学素质以及职业素质的提高紧密结合起来。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同时，增强其科学素质、实践能力，有利于培养企业真正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3 及时抓好军训及入学教育环节，为今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奠定基础

军训已经成为高校大学生的第一门必修课，在学生训练之余，可以把政治素质与文化素质结合起来，在每晚7点按时开展“看新闻，关注社会热点”的关心时事政治的活动。在操练场上利用休息之余开展“学军歌，唱红歌”的小型比赛活动等，以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操和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传播。

而入学教育则是为他们打开了如何了解和适应大学生活的一扇窗，学校应充分做好入学教育的准备和讲解工作，既为学生做好服务，又为他们今后学习校园文化和传播校园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3.4 加强社团管理，以社团活动为辐射窗口，传播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学生社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是学生自主成长成才的平台，是学校贯彻环境育人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但是，虽然各大高校成立了基于不同兴趣爱好的许多社团，如春晖文学社、剪纸协会、书法协会、华夏汉服社等协会，可以让学生在课余生活中丰富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素质。但由于在管理上不完善，所进行的活动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正确、长期的引导和持续的热情；二是缺乏经费支持和校领导的关注；三是缺少宣传和清晰的目标与规划。相反，如果给每个社团配备相应的有资历和经验的老师给予正确的指导，指导他们做好活动策划、主题宣传及目标规划，做好经费筹集和使用，取得领导的关注和政策的支持，并且让每个社团有合适的活动场地。那么，他们在传播自己社团的活动宗旨和文化方面的效果一定会非常显著。

3.5 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和专业需要，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丰富的精神食粮，理应通过当代大学生一代一代的继承和传播下去。作为一所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个重任，开设“社交礼仪”、“中国书法艺术”、“插花艺术”、“大学生文化修养讲座”等公共选修课程，使学校在人文教育方面形成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课程体系，为大学生接受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奠定基础。同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实际需要选择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完善自己的专业理论学习需求。

篇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篇5

■一、理论渊源

对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理论范畴,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经过历代国际经济学家的发展已是经济学分支下最成熟的学科,但是有关空间区位的区位理论却由于一直不能建立,一般的经济学均衡分析框架而长期以来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界的边缘,正如伯特尔・俄林所说的那样“每个撰写经济学论文的作者……在分析问题时候都或多或少地考虑时间因素,但是对于空间因素,最初只有在考虑租借理论时才提到,而且在其他理论中基本被忽视”。中间尽管也有艾萨德、亨德森等天才经济学家做出过尝试和努力,一度创立了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但是由于空间理论的复杂以及建模方法的局限,始终不能成为成熟的经济理论。

但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本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俄林也强调只有产业区位论和贸易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释产业区位和区际贸易问题,为此他在《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一文中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克鲁格曼更是在普及新经济地理学的小册子《贸易与地理》里直截了当地说道“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并举欧洲1992年的例子作为说明。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市作为产业集聚的一个极端例子,考察城市经济学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许多对外贸易影响国内地理的研究正是从城市经济学中开始的。

Williamson(1965)等就证明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会打破大城市的主导,打破城市的主导也即说明对外贸易会在总体上促进产业从大城市向周边分散。Henderson研究了韩国随着对外经济的开放,其制造业如何从首尔分散到周边地区。Ades、Glaeser(1997)在分析了85个国家后发现: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与该城市的进口份额成反比,与关税水平成正比,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能促进产业区位的分散。Krugman(1991a)考察了欧盟和美国的制造业分布情况,通过构造地区(国家)差异指数得出结论:欧盟的成立虽然能促使欧洲市场的融合,但是和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美国相比,其内部还是存在着明显的贸易壁垒,这使得欧盟的产业集聚度较低,进而专业化程度也较低。

在国内,Hu(2002)通过对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模拟发现:随着经济的开放,制造业的总体集聚程度在增加,并且向沿海地区集聚。葛嬴(2004)通过对1985年到1999年数据的研究,证明在接近国外市场的沿海地区,高度依赖外贸与外资的产业集聚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黄玖立(2005)、赵伟(2007)也认为对外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具有正相关关系。

然而,汉森(Hanson,1993)认为在墨西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大部分工业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当《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签订之后,墨西哥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分散并迁向北部地区。

■三、结论:Krugman-Livas模型

Krugman-Livas模型来自克鲁格曼等受到汉森的墨西哥案例的启发,建立了理论模型:如果一国的制造业服务于一个狭小的国内市场,这个时候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就会发挥强大的作用,最终导致墨西哥城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出现。该模型可以推导出很多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如:国内地区之间存在层级结构;贸易自由化在使人口分散的同时也促进某些产业的集聚;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进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产生集聚。从理论角度看,运用此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基于此模型的演化形成的文献比较丰富,如果Murata(2005) 、黄玖立(2009)等,可见此模型的解释性、适用性及拓展性较强。

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中国国内产业集聚也越来越明显:制造业、服务业越来越向东南沿海集聚,形成了目前的东-中-西横向差异化格局,而这些地区恰恰符合两国三地的对称模型――Krugman-Livas模型的核心假设条件:两地的对外贸易成本(距离)可以近似认为是相等的。

参考文献:

[1]Ades, A.F and E.L Glaeser, 1997, ‘Trade and circuses; explaining urban gi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篇6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Geoffery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edge， 2001.

[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桂莉.简论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05）.

篇7

［作者简介］李玉珠（1981- ），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管理。（北京100875）韩春梅（1975- ），女，山西定襄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北京10003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3YJA88025，项目主持人：和震）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7-0012-03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开展的一系列和人才培养相关的合作。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颇具困难，存在多层面的问题，然而各种跨部门、跨领域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制度建设上着手。目前，我国政府正大力在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但校企合作制度建设工作进展缓慢，缺乏实质性的突破。本文试图从互补性制度理念，分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构建与完善的互补性制度问题，以期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补性制度

（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互补性制度理念

制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由一套表现为规则和准则的对人类行为的约束所构成，是由一套对偏离规则与准则的行为进行探测的程序所构成，是由一套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所构成，这种行为作为一个轮廓约束着规则与准则如何被详细规定以及如何被实施的方式。”①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指出：“一个域的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制度的互补性存在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个制度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被轻易改变或设计。而为了改变一项帕累托低劣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时改变互补性制度。”②西方学者也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地是一种综合体系，其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劳资关系制度、金融制度、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及企业治理制度等）通过种种途径密切地黏合在一起。”西方政治经济学者“霍尔和金杰里奇通过分析不同发达国家的数据，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制度体系之间相互匹配的确是存在的”。③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对于一个领域定制度安排，如果在相邻领域中存在一套与之兼容或匹配的制度安排，那么将会“提高制度的回报”。也就是说，在某一领域内，不同制度之间呈现出一种互补状态，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而与某项制度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的其他制度，称为这项制度的互补性制度。

互补性制度意味着教育制度变迁最终必须实现制度结构的整体变迁，只对个别具体制度而不对其关联的其他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制度环境进行改革，新制度将因缺乏相应的互补性制度的配套改革而处于失衡状态。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诉求，近年来人们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其发展，效果都不理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我们只关注了校企合作制度自身的发展，而忽视了其互补性的制度建设有关。解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多层次问题，需从互补性制度理念出发，制定完善的、与校企合作相互匹配的制度结构。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补性制度框架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种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合作制度，其制度框架的确定是一个复杂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布斯迈尔和特兰普施在对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和荷兰的职业教育体系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技能形成的四个因素：谁投资（Who pays）、谁提供（Who provides）、谁主导（Who controls）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处理（Relationship of training to general education）④。四因素模型因其对技能形成的“合作方”分析得较为全面，在国际中颇具影响力。四个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技能形成制度的互补性制度。

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为技能形成的关键，其制度框架除了自身的制度建设外，也应包括相应的互补性制度，参照布斯迈尔和特兰普施技能形成的四因素模型，即职业教育的投资制度（解决谁来投资的问题）、合作培养制度（解决谁来提供培养的问题）、资格认证制度（解决谁来及如何监管的问题）和技能人才成长制度（解决谁来学习，及如何保障学习者权益的问题）。投资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基础制度，合作培养制度是核心制度，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是重要制度，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四者相互影响，成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互补性制度。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互补性制度的问题

在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互补性制度的建设，有的尚不完善，有的严重滞后，有的甚至处于缺失状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校企合作制度实施的效果。为了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互补性制度问题，笔者对中高职院校的校长、副校长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企业和学校有效问卷均为32份；访谈74位，其中学校领导32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42位，本文所用数据均为此次调查结果。

（一）投入制度不完善，投资主体单一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投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学校、政府等。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投资主要是政府承担，教育投资主体单一。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其经费来源在我国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和学杂费投入为主（占90%），其中，2005～2009 年，国家财政性投资占到其经费来源的一半以上。⑤虽然职业教育具有公益性，国家对其进行投资义不容辞，但是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承担者，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最终使用者和受益者之一，具有相当大的职业教育责任。我国于2007年颁布的《就业促进法》也明文规定，“企业应按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企业未按规定提取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然而，目前这一政策的落实情况较差，我国企业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投资严重不足。调查显示，在企业员工的培训经费中，培训经费在5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有21.4%。有近乎一半（48.4%）的企业没有培训部门或相关机构。企业对现有员工培训的投资尚且如此，更何况投资于与学校合作的人才培养项目了。

（二）培养制度主体缺失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种学校和企业合作的教育，学校和企业共同作为教育的主体，这种模式――“双元制”已经在德国非常普遍。但是在我国，多年来，校企合作一直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状态，企业在合作中的主体作用缺失。调查发现，大部分企业只愿意提供实习岗位（65.5%）或者提供实训基地（53.1%），很少有企业愿意参与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28.1%）或者提供资金（15.6%）。这种校企合作，企业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处在校企合作的表层，并未深入校企合作的内部，承担校企合作的育人主体责任。

企业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主体作用缺失的原因，一方面与企业自身的人才培养意识淡薄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收效甚微所致。从企业的人才培养意识来说，我国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企业未按规定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收取企业应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但是，多年来企业一直从学校直接招聘人才，殊不知企业自身也有培养和培训员工的职责，这种人才培养意识的淡薄，自然导致其履行职业教育义务不容乐观。

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收效上来说，笔者调查显示，企业面临着“挖人风险”，由于我国大环境所致，其参与职业教育有时不但不能收回成本，反而要承担因自己培养的人才被同行挖走而产生的竞争成本。有的企业反映：“我们和学校订单培养的人才，毕业时违约者大有人在，我们根本没办法，反而为别人培养了人才。”调查也显示，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与离职率成反比例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在每个人身上花费的培训费用越高，员工离职比例也就越高，这种状况使得企业没有勇气承担职业教育的职责。

（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改革滞后

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我国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种适用于工人的技能鉴定和认证制度，近年来，有不少职业院校引入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双证书”教育。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对于现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59.4%的学校校长认为证书考核内容和形式滞后，应根据产业和技术发展情况适当调整，主张对一些特殊行业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后上岗；53.1%的校长认为职业资格证书的颁发权统得太死，希望非强制性职业证书考核和颁发工作由有关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学校共同完成。笔者对企业的调查结果与院校调查基本一致：75%的企业认为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内容滞后、重知识、轻技能，不适合企业，还有10%的企业认为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划分不合理。在访谈中，有校长还提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应该与学历证书制度融合，二者的分离，使得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其质量鉴定成为两张皮，拿到了学历证书，还要另花时间和精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改革的滞后，不仅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作为一项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息息相关的制度，也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没能很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成果的鉴定平台作用。

（四）技能人才成长制度缺位

一直以来，在我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下，我国技能人才都没有良好的职前与职后成长环境。在技能人才的职前培养方面，我国承担技能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几乎未曾得到过与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二流教育”，职业教育的学生也被认为是“二流学生”，我国的各项制度，包括高考制度等都没有平等地对待职业教育的学生，中职生升学受到严格的限制，高职生升入大学也阻碍重重，这种处处受限的技能人才成长制度，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

在技能人才的职后发展方面，我国技术工人的职称由低至高，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最高的高级技师与其他行业高级职称的待遇、地位相差很大，而且技术工人的工作环境也较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没有一个红头文件规定技师与高级技师待遇问题，目前国家也没有取消工人身份和干部身份的区别，在很多人看来，技师和高级技师是工人的技术职称，不能与干部的技术职称相提并论。这是导致我国现在“技工荒”的深层次原因，也是阻碍职业教育以及校企合作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三、构建与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互补性制度

（一）构建责任分担的投资制度

责任分担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投资制度是校企合作的基础制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耗时耗力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目前学校和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经费不足、投资主体与渠道单一已成为制约校企合作顺利发展的瓶颈，应建立以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为主，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学生多元投资、责任分担的投资制度。

1.政府应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并设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按比例提高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水平，从专业、规模、资源的需求以及人才培养的数量等方面综合考虑，明确经费的用途，加强导向性，逐步优化校企之间的资源结构。政府可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专项资金，并鼓励多渠道筹集，用于补贴校企合作期间产生的费用，资助“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奖励新产品研发转化等，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和学生生活补助制度。政府还应建立校企合作经费引导机制，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学生提供引导性的专项经费、补贴等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而且并非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所需的全部经费都由国家财政承担，应研究制定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各种切实可行的经济手段，使校企发现和培养其合作的利益共同点，逐步引导行业企业成为承担校企合作经费的主体之一⑥。

2.鼓励企业履行投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责任。企业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最终使用者和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企业具有投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德国，由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有很多种形式，如职业教育基金、培训基金、行业基金等。职业教育基金是所有企业必须向政府交纳的，基金由政府统一分配和发放，只有具有培训资格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职业教育基金，否则不能获得。培训基金是签订了劳资协定的企业要提供的费用，用以培训，费用由劳资双方基金会管理。行业基金是有些行业为了满足特殊需要所设立的，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向该基金交纳一定费用，作为本行业职业培训的共同经费。⑦可见，在德国，企业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资主体之一。我国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投资制度，应鼓励和约束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的投资责任。可以参考德国的经验，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中单列一部分作为职业教育基金，由政府统一分配和发放。对实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事业单位进行资格认证，并进行质量监控，只有获得职业教育资格的企业才可以获得政府补助，否则不能获得政府补助。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中关于“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的规定，形成中央基金。成熟的行业可试行行业基金。

（二）完善技能人才的合作培养制度

技能人才的合作培养制度是校企合作的核心制度。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双主体，任何一个主体的缺失都不能发挥校企合作的实际效果。针对我国校企合作中企业这一责任主体的缺失状况及其原因，应提高并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并建立学校、学生、企业之间的可信承诺关系。

1.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责任。企业转型升级的起点是人才素质的转型升级，因此，企业应明确自身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地位，重视企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主动承担职业教育的育人主体责任，提高经济竞争力。政府和学校也应明确企业的职业教育育人主体地位，不能仅仅将企业视为校企合作的参与者，应让企业承担育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并赋予育人主体应享的权利。

2.建立可信承诺的职业教育合同制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收效甚微，甚至要承担风险，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可信承诺关系缺失导致的。为规避企业间“挖人效应”，提高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收效，应建立可信承诺的职业教育合同制度。制定一个培训合同以保证企业与受训者相互间达成可信承诺关系，保障企业很好地开展培训工作并阻止他们剥削学徒工，也保证学徒工为企业服务足够长的时间以补偿企业的投资成本。

（三）完善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

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制度。多年来，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更新和完善比较慢，针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问题，早就有学者提出了制定职业教育与资格证书衔接制度，以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该学者认为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教育存在互动关系，职业资格证书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加强与就业市场的联系，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而职业教育也能够促进就业准入制度的推行与完善。⑧职业教育与资格认证衔接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然而，应如何衔接？笔者认为应该在更新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课程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制度。

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很多考核内容并不符合企业的需求，技能认证等级也并不科学，应该依据行业企业发展需求与趋势，以职业能力标准为基础，更新现有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当然，职业教育也要做出一些调整，改革中职和高职院校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使其建立在职业所需的能力标准上。这样无论是职业资格证书，还是职业教育的课程均以职业能力标准为基础，在职业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长期、稳固、有效衔接。

（四）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

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可或缺的制度，没有良好的技能人才成长的环境与保障技能人才发展的制度，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就很难摆脱“二流教育”的负面形象，因此，制定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刻不容缓。技能人才的成长制度的制定，一方面要考虑技能人才的职前培养阶段，制定普职融通制度，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技能人才在职的发展阶段，制定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制度。

1.普职融通的教育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将教育分成了9个等级，两种类型，其中0～5级分成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6～9级分成了学术教育和专业教育，分别对应前面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且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以课程为基础，是互通的。我国可以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分类，制定以课程为基础的、普职融通的教育制度，保障职业教育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兴趣和条件在二者之间自由转换、自由发展，使职业教育的学生选择的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教育”，保障学生的发展权益。

2.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制度。尽管近几年由于“技工荒”，高技能人才的工资有所提高，但技术工人的整体发展环境、工资待遇、社会地位等仍然不乐观。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长久发展，需要制定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制度，实现技能人才的职称晋升与其他类型人才的职称晋升基本对等。例如，技能人才的最高职称的社会地位、待遇与教授、工程师、研究员等职称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福利等基本对等，从实质上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保障技能人才合理发展。

［注释］

①（挪威）埃里克・S.赖纳特.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M］.贾根良，王中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1.

②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29.

③ （美）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M］.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2.

④Marius R.Busemeyer，Christine Trampusc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3.

⑤李艳红.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1&recid=&filename=1012446226.nh

&dbname=CMFDLAST2013&dbcode=CMFD&pr=&urlid=&yx=&v=MTg1ODhZK

1J0Rnlua1c3N0xWRjI2SExlOEdOUE9xWkViUElSOGVYMUx1eFlTN0RoMVQzc

VRyV00xRnJDVVJMNmY=，2012-06-01.

⑥和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92.

⑦耿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研究［DB/OL］. /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7&CurRec=1&recid=&filename=1012007606.nh&

dbname=CDFDLAST2012&dbcode=CDFD&pr=&urlid=&yx=&v=MjY0MThSO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