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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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隋唐文字锦在我国丝织物及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受到汉晋文字锦的传承，并随着织锦技术的进步及西域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演化出了自己的风格，对宋明清乃至现代的丝织物，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在我国丝织物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使在我国今天的织物图案上，依然存在着唐锦的遗留痕迹，比如“帧薄“寿”、“福”等单字及其与花纹相配合的图案纹样仍频繁的出现和活跃在现代织物上。因此，隋唐文字锦的艺术风格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路仍然存在深远的借鉴意义。

对于隋唐文字锦，已经有很多前人及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1，2，3，4，5]作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刘安定[1]及李斌[2]等人对汉晋至隋唐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大量实例的佐证下，其主要观点认为：首先汉晋文字锦以长语句为主而隋唐文字锦则主要呈现单字或短词。在汉晋之时，文字锦主要表现为祈福、求仙及纪事为主的长语句，如汉锦中的“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锦”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而到了隋唐，取而代之的是简明扼要的段语或单字，如“贵”“吉”“喜”等，例如隋唐之际的“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和“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其次汉晋文字锦与图案搭配较为单调，主要表现为图案中填字的方式，而隋唐文字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经常表现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的方式，并且图案也更为生动。

对于以上两个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的主要差异，刘安定和李斌[1，2]认为，造成该现象主要因素首先是外来织物纹样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传统织锦造成了冲击，丰富了唐锦的艺术造型；其次是隋唐统治阶层对西域外来文化的积极和开放态度，使得唐锦吸收了外来的纹样或风格；最后则是文字崇拜在隋唐时期逐渐衰落，导致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不再流行。

在造成唐锦艺术风格变化的原因上，笔者认为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只是原因的一部分，而造成唐锦艺术风格进步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首先，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的图案表现形式成为可能，对织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及影响，促进了隋唐文字锦的进步；其次，社会生产的进步使得隋唐之际的平民阶层可以接触到甚至拥有织锦，进而影响了文字锦的发展历程；其次，汉语言的发展使得汉语表现更加简洁而内涵更加丰富，单字所承载的意义更加丰富；最后，隋唐时织锦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繁琐难以加工的图案及字句被抛弃，转而求之于丰富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图案及图文搭配形式。

为了方便说明，以汉晋文字锦与隋唐文字锦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可以看出，单从唐锦本身的花纹及文字艺术表现形式来说，相对于图案古香古色、并带有祈福类长文字的汉锦，除了唐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且经常表现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艺术形式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织锦的纹样题材在隋唐之际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纹样从繁琐写实的祥瑞神兽往灵动写意的花鸟缠枝风格过渡。汉锦中的长语句大多以线状的排列方法，而唐锦中由于图案多以缠枝或团花为主，为了与其配合，唐锦中汉字排列多以四方连续构图的形式呈现。并且由于外来纹样的传入，隋唐织锦的纹样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且具有异域气息，风格也更加灵动写意。可以看出，隋唐之际的织锦图文形式在艺术上表现了长足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固然是外来艺术的影响及人们审美风格的进步造成的，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丰富、图文重叠等的织锦艺术形式变为可能。不得不说，汉锦中文字与图案略显单调古板的搭配形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影响所致，然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即使汉代人民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汉代落后的织染技术尚不足以将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表现出来，而到了唐代，织锦、印染以及丝织技术的发展，都为隋唐文字锦的辉煌做出了贡献。

生产及社会的进步也对织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汉晋至隋唐，随着生产的进步及物质的丰富，织锦变得更加普及，织锦艺术的拥有者从汉晋的贵族阶层逐渐向隋唐之时的平民阶层普及，到了隋唐一代，织锦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仅是贵族专享物品，平民阶层中的富有者也有机会接触或者拥有织锦，平民阶层对织锦艺术形式的偏爱必然影响织锦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是，平民阶层的对汉语言的掌控程度必然无法与贵族阶层相媲美，他们不可能对“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这类拗口而又类似于祭祀文字的语言感兴趣。

同时，随着汉语言的发展与演化，对于隋唐文字锦来说，绝不仅仅是从汉隶书演化成了唐楷书这么简单，而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汉语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简洁，而另一方面其所承载的意义却更加丰富，这是一门语言发展所经历的必然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有外来语言以及平民阶层口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非常复杂的一句“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还不如短短的三个字“贵”、“吉”、“喜”所承载的意义更多，而后者却更简洁，更容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平民阶层所接受和喜好，这也是汉晋织锦中长语句衰落而隋唐织锦中短字词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隋唐之际，随着织锦艺术及实物向平民阶层的普及，织锦被广大平民阶层接受以后，由于平民阶层对织锦的需求量大但却囿于其有限的购买力，织锦作坊为了节省织锦制造成本而增加产量，繁琐的长语句、难于加工而又繁琐的瑞兽纹等表现形式必然会被织锦作坊所抛弃，转而被简洁的单字、写意的花鸟缠织纹等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艺术形式所代替，艺术形式变得更加生动写意，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之间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进了叙述与研究，尤其是深入地辨析了隋唐文字锦相对于汉晋文字锦在图案、文字及搭配形式上的不同之外，并对造成该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不得不说，对于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存在的差异，除了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外，更为重要的则是织锦艺术、社会生产及汉语言的发展，导致了唐锦中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出现，也导致了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的衰落。

参考文献：

[1] 刘安定.中国古代织物中的文字及图案研究[D].东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2] 李斌，李强，刘安定.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J].服饰与文化：源流考据，2016（1）：15-20.

[3] 李斌，李强，杨小明.中国古代丝织物中织造文字探析[J].进展与评述，2012（2）：7-12.

篇2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改革的一种教学模式，突出以人的发展为本，它对原有的初中历史教学模式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对进一步发掘初中历史教学的潜在功能，把学生培养成善于学习、乐于探索、思维敏捷、潜质巨大的创造型人才起着重要作用。以“学生为主体”为核心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将整个课堂教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创设历史情景，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历史现象，体验历史人物情感。

历史情景就是教师在教学中以教材为基础，以教学大纲为导向，根据历史学科、知识和学生的年龄、心理认知特点，在教学中运用各种手段，如语言、挂图、图片以及录音、电视、电脑等，创设出历史教学具体、形象、生动、感人的环境和氛围，向学生交代历史背景、展现历史现象、讲述历史过程，营造出适当的教学情景，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积极思维，达到教学目的。其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注意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在情感与意境的最佳组合情境中，使学生受到感染，从而达到情感与审美的体验。因此，创设历史情景可把学生带入所要讲述的历史环境中，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顺利地进行课堂教学。

创设历史情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注意力，为后面两个部分的进行打好基础。创设历史情景的方法有很多，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教材内容灵活运用，既可以在课堂上集中运用，也可以在教学中穿插运用。

例如，我在讲授“九·一八”这部分内容时，在讲授课前，我采用音乐创设情境的方法，在课堂上用录音机播放《松花江上》这首歌，在哀伤的歌曲中，学生们的思绪被带到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受苦受难的历史场景之中，悲愤的绪情充满了每个学生的胸膛……在这样的情绪的感染下，学生很快的进人了对这部分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这段历的掌握与理解。

二、创设历史问题，使学生自主地解决问题，通过讨论交流突出学生主体性。

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灵活的组织方式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模糊时，当阐明一个问题需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时，当遇到教材没有下结论或结论模糊的历史问题时，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共同交流，结合史实进行分析和论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

例如：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为什么?如何评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科举制度的利弊。学生通过激烈讨论，畅所欲言，深人探讨，彼此交流，课堂气氛活跃，学习兴趣浓厚，锻炼了学生雄辩的口才，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要注意为学生营造开放、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即使学生发言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应去夸奖他、鼓励他，这有助于培养其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

在讨论时，教师应及时抓住学生讨论时的闪光点加以鼓励和总结，以讨论参与者的身份对讨论中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引导讨论不断深入，使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有所提高。同时教师要善于启发和诱导，提供多角度思路，使讨论向纵深发展，使学生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三、创设历史思维，让学生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掌握基本的历史规律。

当学生学习了一系列的知识概念后，为避免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孤立、零散、机械的存储状态，教师应引导学生逐步将新旧知识系统化，形成规律性的网状联系，教其学会运用归纳、总结、比较等方法，将知识学习过程由历史概念的学习上升到理论认识水平，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篇3

唐诗历四时三变，跨度大。对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状况，1943年缪钺先生《论李义山诗》一文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李商隐诗与词体的关系――“意脉相通”[1]；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李商隐诗与唐宋词、温庭筠诗与唐宋词、李商隐诗与温庭筠词、温庭筠诗与温庭筠词等四大关系。本文按年代顺序就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综述，或许能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0世纪8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等论文和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论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万云骏文从语言题材、艺术手法、感情倾向等方面论述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风对词体风格形成的影响，吴肃森文也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温庭筠恋情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推动的结果。杨海明文论述了温庭筠把晚唐诗中香艳纤弱的风气纳入到新兴的词体中而创造出比诗较狭却又较细、较深的词境。刘学锴文从比较中说明了“温李”诗歌的词化特征，论述了义山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王希斌文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引进了词的创作机制。村上哲见在“温飞卿词论”一章中认为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描绘感情世界的手法上、“在那根柢里的诗思方面”[2]是相近似的，有很多共同性。

20世纪9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较少，主要有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杨世明《唐诗史》、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等论著和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等论文。

霍然在“梦断魂消的晚唐词”一节中认为温庭筠等人把诗歌创作的着眼点从男子的外在世界转移到女子的内心世界，自此“描绘各色女子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成为曲子词的创作心理定势”[3]。林庚在“词的成长”一节中论述了“温李”的恋情诗，为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杨世明在“为婉约词开道的绮艳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一节中认为李商隐的艳诗“为词的转写恋情发出嚆矢”[4]，温庭筠的“乐府诗善于描写，精丽纤细，对于他写作曲子词，是有帮助的”[5]。刘扬忠在“孕育词体文学的文化土壤”一节中认为李商隐诗在题旨、意境、语言、风格、表现手法及感情倾向等方面都接近了词的艺术规范，“接近了长短句词的内在特质和主体风骨格调”[6]；温庭筠等人把晚唐诗风带进新兴词体之中，铸成了花间词风，促成了词体的独立和繁盛，“温庭筠的典范性创作，使古典诗歌形式完成了从齐言诗向长短句词的演变”[7]。赵山林文以李商隐的诗歌为例，从深情与苦调、艳体与曲笔、细意与静境等方面论述了词体的形成受到晚唐诗的深刻影响。迟宝东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在撷取物象及表现手法上有统一的风格。文艳蓉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在情感基调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与词有相通之处，认为他是由诗向词过渡的转递人。

21世纪前十年，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有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等论著和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陈如静、王冬艳《幽艳晚香沁词林――论晚唐诗歌对唐宋词的影响》，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高慎涛《论温庭筠词》，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词》，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刘霁《温庭筠诗歌艺术研究》，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张丽丽《晚唐诗的兴盛与诗学观的转变》等论文。

倪进、赵立新等在“缘情侧艳与诗词一源”一节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词风是其诗风的自然延伸。董希平在“晚唐五代诗歌的演进与词体的确立”一章中论述了李商隐缠绵悱恻的诗情与晚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的色彩是相一致的，已经具有了温庭筠开创的花间风味；“温李”写情之作在意象、表述方式上是相似的。许总的文章指出温庭筠情爱题材的诗歌创作侧重于感官的描绘，这一特点在温词中得到极端化发展。李中华、韩樱的文章从情感意境、语言技巧、配乐歌唱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风对词风的影响。李然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意境与意象运用上的异同以及他如何以乐府入词。张煜在文章中认为温庭筠的歌诗中出现了词在题材上相对集中的现象。陈如静、王冬艳文从表情深挚婉曲、景物细小静止、意境与凄艳美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对词的影响。慈波的文章论述了温庭筠的绮艳诗是诗词过渡阶段的产物。蔡燕的文章论述了李商隐情诗具有从诗境向词境位移的过渡色彩，境界走向狭窄深隐。高慎涛文论述了“温李”诗歌的词化。蒋晓城文论述了“温李”诗在表现方式、意境、风格、体式上与词十分相近。徐秀燕文从女性形象和绮怨风格等方面论述了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与其词的亲缘关系。林春香文从女性形象、意象、主体风格等方面揭示了温庭筠对诗词两种文体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其恋情诗在婉约词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巍在文章中比较了温诗温词的异同之处，论述了温庭筠以诗法入词。刘霁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由诗入词的诗歌艺术特殊性.余祖坤文论述了“温李”诗歌在意象、意境等方面已极近于词；温庭筠等人将诗歌的移情、烘托、象征等艺术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中，促成了词体美质的形成.张英的文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无题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与婉约词的关系。高骅文论述了“温李”的古体诗、近体诗与词的关系。叶帮义、余恕诚文从题材、境界、意象、情调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渐入诗余的现象。李定广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的一体化。李静、唐颖菲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表现出以词为诗的特点。王伟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借鉴诗情景相交之法而形成委婉含蓄的词风。黄立芹文论述了李商隐诗中的词化现象，论述了温庭筠绮艳诗的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对其词的影响，探讨了温诗温词在女性形象、意象运用、意境表现等方面的内在关联。余恕诚文从表现“迷魂”、“心曲”，心象融铸物象，意象错综跳跃，接受楚辞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温李”绮艳诗风与花间词风的关系。余倩的文章从总体风格、题材、绮怨形象、意境等方面论述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文通过李商隐无题爱情诗与温庭筠爱情词在笔法、意象、意境等方面的比较来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张丽丽文论述了“温李”诗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营造意境、语言声律等方面对词的影响。

由此观之，唐诗流变中关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丰富，尚未出现专著。陈伯海先生曾在《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一文中对唐诗研究趋向提出建言：“唐诗流变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要进行深入的探察和剖解，务使历史的总体风貌能得到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展现，这也是科学总结工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兴起的综合性课题研究很值得提倡，无论是对诗人群体、流派、诗歌体式、类别、历史时段、地区风貌以及诗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乃至各种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均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只有把这方方面面的环节把握住了，一代诗史的精细脉络才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来。”[8]因而笔者认为，对本文所综述的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注释：

[1]缪钺：《论李义山诗》，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5期。

[2][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4][5]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页，第661页。

[6][7]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第56页。

[8]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缪钺.论李义山诗[J].思想与时代，1943，（25）.

[2]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丛刊（唐代文学），1981，（1）.

[3]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J].贵州社会科学，1982，（5）.

[4]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J].文学评论，1986，（4）.

[5][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6]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

[7]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J].学习与探索，1989，（Z1）.

[8]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9]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0]杨世明.唐诗史[M].重庆出版社，1996.

[11]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

[12]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3]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J].天津社会科学，1999，（5）.

[14]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5]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16]倪进，赵立新等.中国诗学史[M].陈伯海，蒋哲伦主编.隋唐五代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7]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2）.

[18]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

[19]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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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22]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3]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5）.

[24]高慎涛.论温庭筠词[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

[25]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词[D].苏州大学文学院，2004.

[26]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

[27]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28]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9]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J].中国韵文学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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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2006.

[32]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33]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6.

[34]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J].东方丛刊，2008，（1）.

[35]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J].文学评论，2008，（2）.

[36]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J].咸宁学院学报，2008，（4）.

[37]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08，（4）.

[38]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39]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J].文学评论，2009，（4）.

[40]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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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语言演化过程方面分析。李志清先生认为，党项之“党”当为“大”之音读通假，“项”字音读如“向”；“项”与“向”同音，和四季“夏”音亦近似；“党项”之名的音义名实，当为之正字“大夏”，其音读之通假可为“党项”。隋唐史家不书正字“大夏”而书作“党项”，可能是回避其正名而与上古禹国“大夏”同号，遂借以通假以音表明。[3]

其三，从部族构成角度分析。金宝祥先生认为，“党项是以鲜卑为主掺杂诸羌的一个集合体”[4]。周伟洲等先生则认为：“党项事实上是自北周以来居于‘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地区内‘羌族各个部落的统称。’”[5]

另外，洲塔、乔高才二位先生认为，“‘党项’二字，实为北方党氏部落的缩写”[6]。

以上见解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党项”的整个发展历程，并依据隋以后相关“党项”史料去探讨，则金宝祥、周伟洲二先生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但论述不是太全面。下面，笔者就循着“党项”的历史行踪，来阐释《隋书·党项传》中“党项”之名的涵义。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开端，党项的历史也不例外。若要搞清楚“党项”名称的涵义，我们认为着眼点不能仅仅放在隋代，确切的说不能仅仅以唐代魏徵等编纂的《隋书·党项传》为起点，而是要将它的起点向上推至匈奴西迁、鲜卑各部占据匈奴故地并向西发展其势力的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代。

东汉中后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大量的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此后，有些鲜卑继续西迁，有的则向中原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民族的大迁徙与大融合。这种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不仅出现在少数民族之间——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字号鲜卑”[7]即为一例——而且还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汉魏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出现这些错综复杂现象，笔者认为，其一，与鲜卑的迁徙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鲜卑族的迁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居于蒙古草原、东北等地的鲜卑一批一批向南迁徙，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至淮河，长江，到处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8]其二，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西北地区，自汉代起，从河套向西南直至青海一带，始终是许多带有游牧性的少数民族部落和部落之间及其与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地方，因此，对此地各民族间、各民族内和各部落间的关系很难一一缕析。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这块土地上部落支派繁杂不清的情况。 [9]其三，从《隋书·党项传》所载“党项”居地范围看，正好包括了“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之地。临洮、西平，为隋代两个郡名。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开拓西北地区，对吐谷浑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这次战争使“故其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吐谷浑主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10]，吐谷浑国几乎灭亡。隋时临洮郡为今甘肃南部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平郡为今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平原地区；叶护一般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地。这表明，隋时党项居地，从今天的地理范围看，东南起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北至新疆境内。可是，自两汉起，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并不都是“党项”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河关为汉代县名，属金城郡。赐支，《后汉书·西羌传》有解释：“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西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晋人司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川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羌也。”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为河关之西，……羌人所居，为之河曲羌。”《魏书·宕昌传》记载羌族活动范围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元人胡三省亦说：“汉人为积石为河首，北音读析如赐，故云，其地为党项所居。”可见，从两汉直至隋代，河关、析支、河首之地，曾经一直是羌人活动范围。显然，这与《隋书》所载党项居地基本相同。据此，历史学家莫不将羌与党项等同起来加以研究。

不过，历代之史家将羌与党项等同起来加以研究之时，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在东南起积石、河曲，西北到今新疆的这一广大范围之内，在党项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约在魏晋之后），其内部的民族成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史籍记载，在这一地区之内，不仅活动着羌民族，还迁入了匈奴族、鲜卑族等。仅就出自鲜卑族的土谷浑来看，其“自永嘉之末，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11]。直至隋代时，土谷浑活动之地，几乎也同党项与羌的活动之地相一致了。实际上，这一时期，在上述地区内所生活的居民，其部落、民族及种族情况已变得十分复杂。据有关记载，主要包括有鲜卑族的慕容氏、段氏、以那蒌氏、素和氏、阿若干氏、乞伏氏等；匈奴族的赫连氏、沮渠氏等；高车族的翟氏、乞袁氏；突厥族、羌族和西域的康居、龟兹、白氏以及汉族等。[12]若从语音系统来看，这些民族有的属于汉藏语系，有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有的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隋书·党项传》中的“党项”涵义，应是在“东起临洮、西平，西拒叶护”这一范围之内所居住的鲜卑、羌、匈奴等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的总称。

为了能使关于“党项”名称涵义的见解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考察一下唐代人的论断是很有必要的。《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载沈亚之（781—约832）《夏平》一文，其中对党项作了这样的叙述：“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意思是说，“党项”是多种族的部落。杜牧（803—852）曾写道：“副以党项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13]以上是沈亚之、杜牧对当时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多种族的少数民族部落名称所作的高度概括。这些概括无疑进一步证实了“党项”为“多种族的部落的集合体”见解的正确性。

另外党项风俗颇多迥异，如崇拜天、崇尚白色、信奉萨满教、重视占卜、崇尚武勇、婚俗落后、盛行火葬、喜血亲复仇等，可以说没有一种是他们共同的风俗。其中有的属于羌藏系统，有的来自阿尔泰民族系统。这也反映出党项是一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

注释：

[1]参见王静如：《西夏国名考》，白滨编《西夏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参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

[3]参见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唐的关系》，《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

[5] [8] [12]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洲塔、乔高才：《甘肃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鲜卑传》，中华书局1959年。

[9] 参见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10]《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

[1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

篇5

时光荏苒，大道漫漫，情系渭水，梦萦毕原。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咸阳师范学院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年。历经了三地创业、两校合并、跨越发展的艰辛岁月，如今的咸阳师范学院已经枝繁叶茂，生机盎然。2008年5月25日，风华正茂的咸阳师范学院将迎来自己的三十华诞。

学校成立于1978年5月，原名“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1978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咸阳师范专科学校”。2001年5月11日，原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与1983年成立的陕西省咸阳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咸阳师范学院。

建校30年来，秉承着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学校坚持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方向，自觉践行“厚德、博学”的校训，先后为国家培养了2万余名中学教师和各类专门人才，形成了自己服务地方基础教育、培育“三实一强”人才的鲜明办学特色，也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质朴的“师院精神”。

今日风貌・振奋人心

如今的咸阳师范学院已经发展成一所以师范教育为主的省属本科院校。目前，占地面积67.53万平方米，教学行政用房面积17.06万平方米。有36个实验室，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6718.69万元。图书馆现有馆藏图书文献135.71万册。校园网经历6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建立了3050个信息点。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1000余人，教职工10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40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297人。设有14个教学系部、18个国际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有本科专业31个，其中师范专业16个，非师范专业15个，涵盖文学、理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工学等7个学科门类。学校有省级名牌专业1个，校级名牌专业2个；有省级精品课程3门，校级精品课程23门，校级重点建设课程86门。总共建立了186个稳定的教育教学和专业实习基地。

现有校级重点学科4个，并在爱国主义教育、秦汉史与隋唐文化、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环境变迁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2004年以来，该校教师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发表学术论文2229篇，其中核心期刊747篇，SCI检索66篇，EI检索37篇；公开出版教材、专著65部；有24项成果分别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学校主办的《咸阳师范学院学报》于1986年创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曾获陕西省“优秀科技期刊奖”和“编辑出版优秀奖”，被评为《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学报设有“秦汉文史研究”、“咸阳人文研究”、“区域经济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特色栏目，刊登了大量相关文章，在弘扬地方人文精神、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底蕴、评介地方革命史实、研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研究特色，其中有多篇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秦汉文史研究”2006年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刊《秦汉研究》由该校编辑出版，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篇6

高校中文师范专业担负着为基础语文教育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任，但今天高校师范专业在教学上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对基础教育的漠视。笔者在近两年指导中学教育实习中发现大学教师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课程结构、教材建设等方面都与中学语文教育的新理念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直接的反映就是毕业生在教育实习阶段进入中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实习单位提出毕业生自身的专业素养、知识结构都有待提高，否则难以适应中学语文课改的进程。这对高校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适应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深化高等中文师范专业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新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语文课的改革都明显地更为强调对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传承，扩大了古代作品在课文中的比例，然而笔者在中学指导实习期间，通过和学生交流、课堂听课等方式对银川几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古代作品的教学情况进行了相关了解，从采集的信息看，古代作品的教学存在较多的困难。部分教师自身古代文化知识储备欠缺、对诗词歌赋的鉴赏停留在一般的、表层的知识讲授上，而对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学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作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等挖掘很少，这就导致学生对古诗文认识不深入、不到位，无法真正领悟其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文情怀，同时由于古代作品时代久远，使得学生在理解上有距离感，觉得难学甚至学不懂，长期下来，学生失去学习古代作品的兴趣和信心。最直观的反映就是测验卷面上涉及古代知识的题型失分较多。这种情况一定程度表明了担负着中学语文教师职前培养使命的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在整体上与中学教育是脱节的，培养的语文师资还远未达到基础教育方兴未艾的课改的新要求。因此，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宁夏语文基础教育的现状很好的结合，都将成为古代文学教研室课程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授的高校教师，笔者认为，大学师范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在改革中必须从教育理念、教学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

针对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实践的需要，高师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在内容上必须从知识层面、素质层面、审美层面及理论层面都做相应的调整。以宁夏大学为例，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分为四段:即先秦两汉段、魏晋隋唐段、宋元段、明清段，在教学中把《中国文学史》与《历代文学作品选》结合起来，但该课程自身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就是在有限的课时里，如何让学生把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学、如何让学生理解众多的经典名作，实是一件捉襟见肘的事情。以至于长久以来教学中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社会背景、作者生平加作品分析的“文学史模式”，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主讲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把重点用于讲清文学发展的脉络、形制特点、作家贡献、文学主张、文学现象上。而对学生的鉴赏评介，审美和领悟作品的能力以及对其阅读范围、知识的整体储备等等的检查较为忽略，这就使得毕业生走入中学岗位后自身的文化底蕴薄弱，在实践教学中困难重重。就此，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教学环境下，合理的分配教学内容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根据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把教学重点做适当调整，例如先秦两汉文学把重点倾向于对学生古汉语基本功底，原典阅读能力的培养上;魏晋隋唐文学继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同时侧重学生对文学自觉地阐释和理解;宋元文学更多的强调学生诵读能力、鉴赏审美能力;明清文学倾向于较广的阅读面，加强学生作品形象分析能力。与此相对应，教师可在古代散文的教学中形成文史结合，严谨扎实，重视史料的教学风格;在诗词歌赋文学中形成审美、吟咏讲解的教学风格;在小说戏剧的教学中形成知人论世、人物分析的教学风格等等，这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学时数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上的不利影响，缓解了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缺失导致其走入中学工作实践后和语文新课改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是构成文学的四要素。传统的大学教学还是中学教学只侧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以及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在涉及读者时，则仅仅注意到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而对读者(学生)是否接受作品或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和理解作品，是不够重视的。接受美学认为，作家写出作品只是完成了文学活动的一个部分，作品本身并不产生意义。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的阅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要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置于文学研究的首要地位，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这一理论已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中学新的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说的“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教学建议”说的“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其主要体现的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而这一教育理念也符合文学活动的本质，所以完全适用于大学及中学的教学。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整体教学改革上提出“四环节”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中贯穿“讲授—讨论—论文—阅读”四个环节，改变以往单一的讲授型教学方式，把教学主体转移到学生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授获得专业的知识，通过课堂讨论锻炼自身的表达、理解能力，通过小论文的形式加强其书面写作水平，通过阅读相关的参考书目拓宽知识层面、提升其对文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最终目的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希望通过这种改革，培养出适应21世纪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这种创新型的人才的培养目标显然也完全符合接受美学理论提出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具有的创造性作用这一文学命题，符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的教育理念。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更应遵循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教学中让各类体裁所承载的有效知识交互使用，相互辅助和映衬，促使学生分析知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知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知识的边缘性和内涵性，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探究、思索、感悟、再造的空间，从而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趋势。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提倡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古代文学的教学面向基础教育，绝不意味着将大学教育等同于基础教育。我们甚至需要警惕中学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对大学教育的干扰，拒绝教学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面向基础教育的同时，始终保持大学课程应该具有的开放、多元、学术、个性等特色。

篇7

一、城市规划与城市特色

城市特色是城市在形成发展中所具有的突出的自然风貌、形态结构、文化格调、景观形象、产业构成和功能特征等，是城市自然、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是一个城市最具魅力、最有生命力的标志。由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人文景观不同，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然而，自l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导致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原有的结构形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导致的城市文化单一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使得城市的特色日益消退。有学者称，现代经济的发展对保护城市特色的冲击力，要远远超出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立足我国城市特色危机的现实，可分为城市化进程初期的无特色意识下的“特色危机”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城市空间市场化下有特色意识的“特色趋同”危机[1]。城市规划与城市特色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对矛盾。城市规划更不是破坏城市特色的天敌。同样，城市特色也不是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特色能为城市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带来宝贵的机遇，而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也为城市特色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将城市特色与城市规划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国际品位和竞争力。所以，在我国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正确处理城市规划与城市特色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重塑城市个性，打破“千城一面”与“身份迷失” 的困境，塑造各具特色的城市个性，提升城市的个性魅力，是目前我国城市规划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其核心问题是城市特色定位研究，即基于城市规划进程来准确定位城市特色。

二、延续历史文脉，彰显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

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构成特点，涉及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城市特色具有空间层级性，城市在不同地域空间层面上其特色是不同的[2]。我们要打造特色城市，使城市成为一个更加宽容的空间，就要尊重各种创意。譬如，郑州如何去建设? 是否可以试着将郑州建设成一座幽默之城? 将一些幽默大师的一些动作，制造成一些蜡像，建一座蜡像馆，或收集全世界幽默创意，建若干座幽默雕塑，放到郑州东风干渠、熊洱河或金水河畔。城市要有各种创意产业发展的机会、有各种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城市人文与自然资源的结合，需要体现出创意的魅力。幽默的创意，以及一些行为艺术的雕塑， 矗立在金水河畔，将大自然赐予郑州的金水河与人为的创意完美的结合，展现这座城市的幽默品位。让城市留给历史的是人文思考后的文化精髓。这里面就凝聚着一种创意，体现着人文元素。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城乡布局形式，尤其是首都城市可以说各具特色，如棋盘式的雅典，辐射式的罗马，枝状伸展的巴黎，中心放射的华盛顿，可谓各领，而这些不同形态的城市空间格局，就构成了这些城市独具魅力的个性特色。正因为大量文化元素应用到城市景观创意之中，才会让漫步于夕阳下，行走在河边，流连于云卷云舒中的人们，有思考的空间。

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气质、底蕴、特色的内在依托，是一个城市独具特色的魅力所在。而城市风貌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反映。城市风貌的形成是城市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城市风貌一般指一个城市特有的景观和面貌、风采和神韵，表现城市气质和性格，同时还显示出城市的经济实力、商业的繁荣、文化和科技事业的发达程度。城市特色的形成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城市整体风貌特征，是价值观和文化在城市规划活动中的历史积淀。如西安古城，从地理上讲，“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西枕龙首”，其四周的龙首塬、青龙塬、少陵塬及曲江洼地形成了它的界限。

那么，如何在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彰显城市特色呢？关键还在于延续城市历史的文脉，加强城市空间的合理规划，加强对特色建筑、历史街区、古遗址、民俗风情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合理的城市规划与历史文物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例如，西安有3100年的建城史，历经13个王朝，建都历时1140年，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都城，也是唯一超过千年的都城。其中，以周秦汉唐的历史地位最为显赫，因此，周秦汉唐四个朝代的都城遗址在中国以及世界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久远，大部分被湮没在地下；汉唐盛世深入人心，但唐长安城自唐代末年废弃至今也已经1000多年，现已被明清以来的建筑所覆盖。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和唐大明宫的雄姿已不复存在，其遗址除部分仍现于地上外，富丽堂皇的宫殿、衙署和寺观早已荡然无存。旧城区是西安古都历史文脉的延续，是古城特色的集中展示地。保护好古城的古都风貌，对全面保护西安历史文化名城有着重要作用。让西安的城市特色鲜活起来，就必须再现千年古都的历史风貌。

为了让西安的城市特色鲜活起来，再现千年古都的历史风貌，西安从第一个城市规划开始，就提出了保护“四大遗址”并将其规划为公园绿地。在八十年代之后的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专门制定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汉唐文化特色作为古城西安的文化定位，集中力量抓好一批汉唐文化保护和展示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以重振汉唐雄风，彰显千年古都的风貌特色。通过数年的努力，不但使古城墙得到了大规模的整修，以城墙为主体，墙、河、林融为一体的立体环城公园已经形成，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棋盘式的路网格局，在平面布局上显示了隋唐长安城的传统风貌。而且，建成了一批以唐文化为代表的重点项目。“新唐风”正成为古都西安中外古今融合的代表，在城市规划理念方面形成了盛唐文化特色，如西大街、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文化新区，老城顺城巷改造、大唐西市、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项目，使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珍贵遗产相结合，古长安城形象与现代城市风貌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知名旅游城市的独特风貌，也使古城西安的汉唐文化特色不断鲜活起来。

三、把握建筑风貌，构建“整齐划一”的城市形象

人们对城市特色最直观的感知便是通过建筑的形象来传递的。一个城市建筑的体量、高度、色彩、形式等建筑风貌都可以反映城市的特色，而建筑的风格和色彩则是城市风貌的灵魂。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它所在地域的历史、自然环境、人们的生活习俗都有密切的关系，通过建筑色彩、屋顶形式、外墙材料、细部处理等表现出来。建筑的色彩构成了城市的主色彩基调，是城市规划中不可忽视的元素，是彰显一座城市艺术品位非常重要的元素。在“宋皇城”复兴规划中，为了使建筑风格体现传统风貌，通过以坡屋顶、挑檐等创新建筑形式，营造宋皇城城市意象。建筑色彩严格按照开封城市的色彩定位，青砖城墙、灰瓦、朱红门廊，体现古都浑厚、宏大、端庄、典雅气度的建筑气质，形成了城市和谐的整体面貌。城市艺术、饮食文化作为城市形象的点睛之笔，也是影响城市特色的重要因素。一些成功的作品，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古都开封的一张名片。

建筑作为城市形象的核心，也面临着不断创新的任务。但创新不等于模仿，继承不等于复古。城市与建筑既有体现科学技术进步的层面，又有体现文化艺术传统的精神内涵，科学技术元素的融入使城市与建筑随科技的进步而更新，文化艺术元素使城市与建筑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传统。因此，当今城市规划，要彰显城市特色，建筑风格既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盲目照搬。只有不断挖掘民族建筑文化的精华，彰显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才能使我们的城市在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丧失自我。

四、坚持以人为本，营造舒适和谐的宜居家园

城市是人的现实居所，更是人的精神家园。城市规划如若置人的需要于不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营造和谐舒适的城市人居家园是城市的出发点，也是城市发展的落脚点。因此，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核心问题是科学规划，特别是要做好城市的总体规划，将城市中的各种物质要素合理地进行空间分布和组合，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依据。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相通的。强调“人、城市、自然”应该是一体的，相互协调。

城市规划在注重特色塑造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将更多的自然元素融入到城市与建筑之中，加大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关注生态文明社区建设，包括绿色空间系统、水资源系统、废弃物处理系统、清洁能源系统、道路交通系统、文化活动系统以及社区服务系统等。如西安作为一个北方城市，在城市规划建设中，非常重视大水大绿环境的规划，先后规划建设了环城公园、城市运动公园、大雁塔广场、曲江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泸灞生态区等，使人与环境更加和谐，也使得西安这座古城越发充满生机与活力。

通过科学规划引导，在城市特色塑造中，促进城市建设向环境生态化、功能休闲化、管理现代化方向发展，不断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使城市的舒适性、宜居性、和谐性成为城市规划的终极目标，也成为城市建设的又一重要特色。

结 语

科学的城市规划与城市特色的协调互动是城市特色定位的最终目标。将科学规划与打造城市特色有机结合起来，无疑将会大大提升城市的品味和竞争力。

首先，城市特色定位需要对城市规划的要求进行反馈，即根据城市规划与发展要求，明确体现城市规划的特色内容。同时，城市规划需要依据城市特色的定位对其规划方案进行科学评估、修正、实施。城市定位一方面有利于城市特色的落实，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推动城市的规划与发展。

其次，加强对城市特色内容分析，包括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城市特色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掘潜在的文化元素，着力打造好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城市特色建设。城市特色建设涉及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主要通过城市规划、建筑规划、景观规划等方面得以实现。因而，准确的城市特色定位，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实现城市发展，彰显城市独特魅力的必经之路。

篇8

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这支有一定规模的商队的主要物资，既是“杂彩丝绢”，说明此时的中西贸易中，西方对东方（华北地区）物资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丝绢等纺织品上。当然，还会有许多其它商品，与丝绢一起源源输向西方。

那么，商胡东来时，又主要携带什么商品呢？从商业原则出发，这些商胡在东来的过程中，必定会一路上从事贸易活动，把一地物资携往另一地贩售，如此积聚利润，并充行资。这种活动可能是一站一站进行的。江左的南朝对吐谷浑物资的兴趣，从史书中有限的记载看，似乎主要集中在马匹上。吐谷浑产善马（所谓蜀马），是南朝良种军马的主要来源，学者论之详矣。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经由吐谷浑之地，丝路贸易中由西域向南朝（甚至包括北朝）输入的另一项大宗商品——昆仑玉[6]。

玉在中国文化中向来重要，可是《禹贡》九州的范围之内，却甚少产玉之地，至于高等级的软玉，自古就必须仰赖西域的于阗（今和田地区）等地[7]。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原与西方的贸易之路上，昆仑玉就是重要商品[8]。汉武帝之后，和田玉的输入数量远远超过先秦，汉代玉器中使用大量的羊脂玉便是证明[9]。当然，各个时期的贸易路线和行使贸易职能的民族是会有变化的[10]。南北朝时期，当吐谷浑承担起丝路东部枢纽责任的时候[11]，经由吐谷浑地区，昆仑玉仍然向东输送；处在战乱分裂中的广大东部地区，尤其是江左的南朝，依然能够获得和田等地的美玉。

有关的史料是如此稀少，以致我们有时只好向一些传统史料学并不信任的文献求助。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这一时期昆仑玉贸易与吐谷浑的关系，非敢逾越规矩、轻涉说部，博雅君子，幸留意焉。

题为晋王嘉撰、梁萧绮录的《拾遗记》，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事迹十不一真”，其卷六所载三国时事迹即有如下一条[12]：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此条记事之必伪，清人王士禛与今人齐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伪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据《晋书·艺术传》和《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附王嘉传，王嘉为十六国前期人，前秦末年为姚苌所杀。可是，此条记事中有“河南献玉人”一语，河南者，河南国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被称河南国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浑两个政权[14]，时间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归与其子乞伏炽盘称河南王的时间极短，而南朝宋、齐、梁各代封吐谷浑君主为河南王的传统持续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种文献中，河南国基本上是指吐谷浑的。在今本《拾遗记》中，前引刘备与甘后事迹一条，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萧绮的所谓“录”中。从上述时间上的矛盾看，此条记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萧绮，也必是南朝时期的其他什么人。

这条不合史实的记事，也并非全无研究的价值。就本文而言，其价值就在于“河南献玉人”的记载。吐谷浑与南朝密切的通使关系，以及经由吐谷浑之地而沟通的西域各国与南朝间的通使关系，频繁地见载于南朝史书，当然也必定给了当时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浑并不产玉，但于阗国的玉只有经过吐谷浑才能运达南朝。至于吐谷浑在于阗玉贸易中，是仅仅充当商胡的保护人，还是兼营中间贸易，我们已无法知晓。从“河南献玉人”一语，可以看出，在南朝时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实上，河南国与运抵南朝的于阗玉，是有直接关系的。

吐谷浑与南朝的交通，经过益州、荆州，沿长江抵达建康。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据《梁书·诸夷·河南国传》：

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同书同传还记载，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伏连筹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请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并获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浑贸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动于益州。《隋书·儒林·何妥传》：

……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何妥一家极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样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动于益州的人还很多。《续高僧传》卷二五释道仙传：

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

另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见于《高僧传》卷七宋释慧叡传：

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

陈寅恪先生曾说：“……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16]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17]。

益州处于如此地理位置，在昆仑玉贸易中，自然应当有特殊性，史籍中相关的资料也偶可一见。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见称。《隋书·何稠传》：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动于萧梁时期，家在益州陴县，身为西域胡商，以治玉见称，可见益州还是一个昆仑玉加工地。江左所得玉器，相当部分可能是在益州、由何通这样的西域胡商加工生产的。

从益州到建康，要经过在南朝政治中有着分陕之重的荆州。昆仑玉贸易在荆州的历史痕迹还是可以找到的。《周书·于谨传》，于谨率领西魏大军围攻江陵，擒杀梁元帝，“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这些珍宝包括：

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

这种大尺寸、高等级的玉石，当然产自于阗。《南齐书·河南传》载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遣使于芮芮（柔然）：

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案丘冠先之使，自益州西至吐谷浑，再绕道达漠北柔然，并不经过于阗。他的大玉，应当是在吐谷浑地区从胡商手中得到的。这暗示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交易市场。

梁元帝宫中的大玉，反映了荆州作为昆仑玉贸易重要中转站的意义。另外，在说部材料中，关于荆州地区的玉器，还可举出唐人张读《宣室志》卷六所载南朝刘宋时事一条[18]：

宋顺帝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踯蹋惊嘶，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妆奁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尝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

这一条还被收进《太平广记》中，文字小异[19]。古代文献关于动物玉雕的记载中，马是比较少的。元人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列举“总管太中滦阳赵伯昂仁举所藏器”，有曰[20]：

玉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极精，作嘶鸣状，如生，玉色温美。

这个玉马，比沈攸之的爱妾冯月华的那个玉马的尺寸要大，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考虑。[21]

吐谷浑与昆仑玉贸易的特殊关系，使南朝人把“河南献玉人”的当前经验，误植入二百年前的三国时代，遂有今本《拾遗记》中刘备与甘后之事。但分析这种误植，却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吐谷浑与南朝玉石、玉器的供应，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吐谷浑所以在昆仑玉贸易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土范围向西扩张，已经紧邻于阗。《梁书·诸夷·河南传》明确说：“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据《魏书·吐谷浑传》，早在445年，北魏高凉王那率军攻击吐谷浑慕利延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万余人”。当然这还只是一次流窜行为。吐谷浑把势力伸展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南缘（鄯善、且末），可能是在伏连筹时期，即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即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22]，也有学者把时间提早到在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23]。控制了鄯善、且末之后，吐谷浑就可以撇开河西走廊，把传统的西域南道与青海道完整地接通起来。

《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宋云、惠生《行记》，记录宋云一行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取道吐谷浑地区，前往南亚，其经行鄯善一节云[24]：

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这段话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吐谷浑控制鄯善的情形。以游牧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吐谷浑，派出重要贵族（伏连筹的第二子），率领“部落三千”，镇守鄯善，可见吐谷浑对鄯善的重视。应当注意的是，上引文中说吐谷浑在鄯善驻重兵，其军事防御目标，乃是“西胡”。鄯善、且末以西，隔着宽阔的大戈壁（即唐代的图伦碛），最近的国家是于阗国。那么，这里的西胡，就是指于阗国吗？

我认为，这里的西胡，并不是指紧邻的于阗国，而是指这一时期已经把统治势力伸展到大半个塔里木的嚈哒（南朝史书中称为滑国）。《梁书·诸夷·滑国传》：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

《魏书·西域传》嚈 哒国条：

嚈 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

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宋云、惠生《行记》记嚈 哒国云[25]：

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

可见这个时期的嚈哒乃是葱岭东西最为强大的势力之一，是丝绸之路这一区段的主要监护势力。这个势力在塔里木地区威风一时，在塔里木北缘的发展，曾在麴氏高昌时期到达焉耆[26]；向塔里木南缘各绿洲的发展，东到于阗之后，便遇到吐谷浑的阻挡，未能跨过图伦碛而至且末、鄯善。这正是前引宋云、惠生《行记》中称吐谷浑驻兵鄯善“以御西胡”的历史背景。

应当重视，吐谷浑对塔里木东南缘的控制，实质上是在与

哒争夺丝路贸易的监护权。吐谷浑阻止了

哒势力的进一步东进，从而建立了从西域南道经青海地区至益州的吐谷浑之路。嚈哒势力在塔里木南缘受阻于吐谷浑，在塔里木北缘受阻于柔然，于是出现了嚈 哒、柔然和吐谷浑三种势力分割环塔里木各绿洲国家的局面，三种势力间是否发生过军事冲突，已无从考证，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均势。《魏书·高车传》载北魏宣武帝给高车主弥俄突的诏书曰：

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形成均势以后，这三种势力间，似乎还结成了一个反对北魏势力向西域挺进的同盟。这样理解吐谷浑与嚈哒的关系，也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前引“以御西胡”一语，我们还知道，即使在和平同盟的关系中，吐谷浑仍然在鄯善地区保持着对于阗方向的军事戒备，这可能是均势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据。

吐谷浑对鄯善和且末的控制，从北魏后期一直到隋。《隋书·西域·吐谷浑传》称吐谷浑国境“地兼鄯善、且末”。虽然且末河谷如今也已成为玉料产地之一，但是古代限于技术条件，这一地区的玉矿并没有被开发出来[27]。吐谷浑的境土之内，不能产玉。经由吐谷浑地区进行的玉石贸易，其产品都来自与吐谷浑紧邻的于阗国。这一时期于阗役属于帕米尔以西的嚈哒帝国，但嚈哒对其势力范围内的附属各国，并没有进行直接统治[28]。于阗在贸易、外交等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独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之路取代河西成为这一时期的丝路干道，与吐谷浑对鄯善、且末的有效控制关系极大。是吐谷浑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决定了丝路经由西域南道自于阗向东行，不是循着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西路，而是折而进入高寒险峻的青藏高原。隋炀帝时期，河西的张掖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其原因在于尽管吐谷浑之路仍然发挥着干道作用，而由于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之路东端的伸展不得不发生变化，只好向北绕至河西。是张掖而不是敦煌成为这一时期丝路贸易的中转集散中心，正可说明吐谷浑之路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与嚈哒在塔里木地区相对和平的关系，保证了丝路的畅通和有序。历来在丝路贸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于阗国，当然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向东输出于阗玉。

自于阗国向吐谷浑，行经昆仑山北麓诸绿洲，至吐谷浑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东南越过阿尔金山，经柴达木盆地，进入吐谷浑的核心地区白兰、都兰（吐谷浑城），再向北即到达青海湖西岸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这条路线直到近代还是西宁与和田间队商的行道[29]。这条路在南北朝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国东部，特别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输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阗玉的直接证据，是有关宫廷用玉的。《南齐书·皇后传》：

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阗玉。

这里的于阗玉，是指以于阗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前面提到的丘冠先从河南所获大玉，以及于谨破江陵以后从梁元帝萧绎宫中所获大玉，都属于未经加工的于阗仔玉。这类玉料运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类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艺，承自汉魏，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出现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艺的成果。经由吐谷浑之路来到南朝的于阗玉，也有已经加工成器的。前举何通的材料，说明益州地区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前面我们引用《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浑）“献”进来的。那么，这个玉人，是在吐谷浑地区加工而成的呢，还是早在于阗便已经琢磨成器？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当然，《拾遗记》这种小说“事迹十不一真”，实不足据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这类材料涉及同一问题。《梁书·诸夷·于阗国传》：

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于阗是玉料产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阗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这里的“外国”，从文意看是指于阗以西的国家。但是，于阗国把本地所产的玉料运到西边很远（极可能是指葱岭以西的国家）的“外国”去加工成玉佛，再进献给萧梁，似乎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有“于阗玉佛”一条[30]：

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即贡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这个玉佛是否由于阗本地雕琢，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它与萧梁时期那个玉佛之间有什么关系，也难以论定。只是这里明确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语，是专门形容于阗玉中的极品羊脂玉的。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31]：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宝玺的佳品。伯颜在于阗发现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元代的于阗已经是伊斯兰的世界，我推测，这个玉佛可能是在伊斯兰势力东进、佛国于阗即将沦陷时被深埋地下的，时间当在公元1000年前后[32]。但它的雕刻时间难以确定，因而它与萧梁时期于阗国所进的“外国刻玉佛”的关系也就无从考证。

关于于阗地区玉雕业的兴起，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唐代开始，唐代以前，于阗只是向外输出原料，加工玉器则必须求助于外国[33]。研究古玉的专家杨伯达先生近来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唐代的“番人进宝”玉带板的研究，认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阗就存在着碾玉治玉的手工行业；其治玉行业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兰化以后[34]。

根据汉魏以来于阗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我认为于阗地区的治玉业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也就是说，当于阗国与东部地区的政权间不存在严格的藩属关系，政治上有机会脱离直接控制以后，贸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发展。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于阗与内地（主要是南朝，当然有时也包括北朝）间发展充分而自由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于阗的治玉业在这个政治和商业背景下得以兴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即东部地区在玉器消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能也是于阗治玉业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因无关本文宏旨，此不复赘。

本文要讨论的是，吐谷浑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浑不仅提供了商业路线，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业需求和商业信息。前面我们提到《宣室志》记载的刘宋时期的玉马，我们未能判断其产地。吐谷浑地区是否也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治玉业呢？以我们前面所说，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市场，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场，《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这类玉器市场上的商品。进一步说，一定规模的治玉业是可能存在的。

当然，吐谷浑地区的玉石贸易，或者玉器贸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业，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浑族操作的。吐谷浑地区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这类贸易的主要操作人。但是，吐谷浑民族，或吐谷浑国家，在这类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吐谷浑以富藏珍宝著称，这些珍宝便是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从丝路贸易中所获。

《周书·史宁传》记载史宁率西魏军队协助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吐谷浑（《周书》称吐浑），特别强调了对吐谷浑的珍宝的掳获：

……逾山履险，遂至树敦。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

吐谷浑从丝路贸易中所获取的巨大财富，到隋代还受到注意。《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长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报，对吐谷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后来力劝隋炀帝举兵征吐谷浑，理由就与吐谷浑的财宝有关：

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

随着益州地区在梁末入北，特别是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地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地位不复如前，丝路干道离开吐谷浑地区、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昆仑玉贸易之路，自然也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浑民族和吐谷浑地区在隋唐两代，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仍然与丝路贸易有着重要关联。

发现于吐鲁番的一件粟特语地名录（T.ii.D.94），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些地名自西而东分别是：扶菻、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 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和薄骨律。[35]其中萨毗、吐蕃、吐浑都在今青海境内，吐浑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浑民族。

考古学证据也显示，唐代的青海境内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和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丝织品、陶器、木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珠饰、皮革制品和木简牍等。根据许新国先生对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风格丝织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说，外来文化特别是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对青海境内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等民族，存在着很深的影响，也直接证明了丝路青海道的持续繁荣。可是，都兰吐蕃墓出土物中没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笼罩下的青海地区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尽管史书记录唐宪宗和唐文宗时吐蕃“朝贡”物品中有“玉腰带”若干[37]，但比起稍后来自河西归义军及甘州回鶻贡品中的“团玉”[38]，数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显然，隋炀帝以后，尽管西北地区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响，但由于中原与江南归于统一，丝路干道的东端直指长安与洛阳，河西走廊的传统地位便恢复了。

[1]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史学杂志》，48编，第11、12期；中译本，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2]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32-141；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四辑，1986，页145-152。

[3]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04-117。

[4]初仕宾：《丝绸之路“羌中道”的开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页19-31。

[5]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页105-110。

[6]这里提到的昆仑玉，包括产于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河上游以及莎车叶尔羌河上游的各种软玉。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软玉产地。

[7]栾秉璈：《中国宝石和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11-121。

[8]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43；殷晴：《和田采玉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4年第3期，页77-84；程越：《古代和田玉向内地输入综略》，《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页36-42。

[9]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页125-145。

[10]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载林著《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页3-10。

[11]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下），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页87-98。

[12]本文引述《拾遗记》，用今人齐治平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1-192。

[13]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70册， 页645；齐治平点校本《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2。

[14]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载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86。

[15]据《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封吐谷浑酋长慕延（即慕利延）为河南王。此后齐、梁维持了这个传统，到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最后一次遣使南朝为至，河南国的称号保持了至少一百年。

[16]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陈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页279。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页80。

[18]张读：《宣室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2703），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51。

[19]《太平广记》卷四百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页3229-3230。

[20]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1553），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1。

[21]我于1999年夏，在青海省博物馆观赏过一个由青海省文物商店收藏的玉马。此前我曾在青海省文物处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编写的《青海文物》上见到过照片图版（图版157，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说明文字见页157）。高12厘米，长18.5厘米，玉质为青白玉，是1987年的征集品。这枚玉马雕琢浑朴，头大腿短，卷尾回首，透着朴拙的苍然古意。虽然是征集品，但从玉马全身的深褐色土沁看，应当出自地下。可惜已无从获取其原始出土资料了，判定时代的依据就只剩了器物本身。博物馆展出时定为唐代器物。但是，在现有的出土唐代玉器中，还没有发现玉雕的马，动物玉雕中除了葬玉类的玉猪和装饰类的玉龙等，艺术品一类只见有玉牛、玉羊，参见曲石：《唐代玉器》（《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页88-99 ）。这枚玉马如果属于唐代，那么就是特例。由于玉马的玉料显然是和田玉，我想了解玉料与玉器间的关系，即玉马是否由邻近的和田或古代青海本地所产；当然玉马由内地雕成再输入青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玉马的时代向前移一点，即南北朝隋唐之际，那么，它与吐谷浑的关系怎样？

[22]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40。

[23]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316-339。

[24]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页252。

[25]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页288。

[26]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页188-191。

[27]栾秉璈：《怎样鉴定古玉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页134。

[28]余太山：《 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页129-135。

[29]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白兰于阗间之交通线”，中华书局（上海）1948年版，页5-7。

[3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346。

[31]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与李心传《旧闻证误》合印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46。

[32]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84。

[33]李吟屏：《佛国于阗》，页150-151。

[34]杨伯达：《番人进宝玉带板》，载古兵选编《珍宝鉴别指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页13-18。

[35]W. 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这些地名中包括高昌、吐浑在内的五个，是由林梅村识别的，见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载林著《西域文明》，页68-79。

篇9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王朝，有着富足的经济、稳定的社会环境、充沛的文化资源和多元开放的文化气度，其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堪称领先。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唐人富有特色的传承观念密不可分，而各类史料文献中对唐代音乐传承背后的观念形态也有颇多记载。笔者在浩如烟海的唐代文献中撷取了《旧唐书》《新唐书》《颁示礼乐诏》《乐府杂记》《羯鼓录》《唐音癸签》《白氏长庆集》《幽闲鼓吹》《独异志》等史料，试从中考察唐代的音乐传承观念的形态及其与传承实践的关系。这其中有皇家官方的正统史料，也有官僚文人的文论以及野史笔记。囿于史观的局限，这些史料文献大多集中于唐人对庙堂音乐文化的传承思考，而缺少对民间音乐传承的充分关注。但是，无论是唐代民间音乐活动与宫廷音乐活动之间密切的联系，还是唐代宫廷音乐在唐代音乐文化水平中的代表性地位，都可使得史料辑录中的这种遗憾稍得消弭。

目前，涉及唐代音乐观念，尤其是传承观念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部分关于唐代音乐的论文涉及了师承和家传两类传承关系，但未有论文从传承观念的角度进行探讨，而“观念”的探究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对观念的考察有两个角度，一是分析观念的阐述，二是分析基于观念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主体观念的印证。但由于古人著述中常有夹叙夹议的习惯，一段史料当中往往既有行为，亦有观念，两者常浑然一体，因此笔者在行文中也不再特意将之区分对待。

一、“礼脉”胜于“俗脉”――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对象范畴

“传承”，其字面义为更替继承。从应用的语境来看，这个动词所指涉的对象通常为非物质形态。“传承”的具体对象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下至微观的一曲一词，上至宏观的文化样态。唐代史料文献中音乐的传承同样包含了诸多层次，既有一首鼓乐、一段歌舞乃至单个音律的具体音乐内容的传承，也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的特定音乐文化样态的传承。项阳在《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乐文化，从其功用上认知其实就是两大类：礼乐和俗乐。”{1}而在唐代正史文献中，礼乐文化乃是最能体现传承观念的音乐文化样态。

礼乐文化始自周代，经由儒家思想的浸润和发酵，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深远影响。所谓治定功成、礼乐乃兴，礼乐作为治世的文化符号被各朝各代的君王所接纳。唐太宗在其所撰之《帝范・崇文篇》中谓：“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2}明确地表达了其对儒家礼乐思想的承袭。尽管现代学者以周公制礼作乐作为礼乐之始，古人却将礼乐起源追溯至更早。《旧唐书》曰：“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诵之教”{3}，认为早在虞舜时期就形成了安邦教民的礼乐传统，然而，后世在礼乐文化的传承中却“但存其数，罕达其情”{4}，甚或礼崩乐坏，典章散佚。因此“崇古”成为礼乐文化的鲜明思想倾向，与之相对应的传承意识也较其它音乐文化样态更为清晰。

据《旧唐书》载，唐代礼乐在内容上“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5}，“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6}，使乐悬“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7}。著史者赞之曰：“《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时莫能知，一朝复古，自此始也。”{8}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与刊正官议定文曲、舞曲之演奏顺序时，主张须“依古义，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9}等等，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俯拾皆是，足见遵循古制乃唐人制雅乐的首要依据。正史以外，唐代野史笔记中也有反映礼乐思想的内容，如李亢《独异志》载曰：

隋承唐乱，乐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之缺。{10}

“乐散亡”描述了朝代更替中雅乐传承的困难，李嗣真“密求之”，又于弩营中尚且留心辨音，种种行为印证了唐代统治阶层对于雅乐传承的重视。

在制乐和修订中，若须对礼乐有所增益，则要“通融作之，即得与旧乐前后不相妨破”{11}。如若礼乐用乐中出现有违先制的主张，能否受到支持呢？据《旧唐书》载，景龙二年，皇后请求对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在其迁葬仪式的用乐中赐以鼓吹。侍御史唐绍认为，“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o；钲鼓之音，岂得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障之色。加至鼓吹，历代未闻……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12}因此，皇后的要求遭到拒绝，可见礼乐制度中先例难违，即便以皇后之尊也不能随意触犯。

与礼乐文化相比，唐代宫墙内外俗乐文化的争奇斗妍更加令后人称道。不同于礼乐文化注重传统的倾向，唐代俗乐的创作倾向于推陈出新。民族大融合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唐朝拥有前无古人的丰沛文化资源，传统的中原俗音乐文化则在此时受到了冲击。《唐音癸签》中对唐代音乐的创新有多处记载，如“近时乐家，多为新声，其音谱传移，类以新奇相胜，故古曲多不存”{13}，反映了当时新乐对旧乐冲击之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风尚下，对俗乐传统的传承观念显然难以与雅乐传承相比肩。

总之，在唐代音乐文化的百花园中，雅与俗两脉音乐文化不同程度承袭了前代的发展成果，其中宫廷礼乐的制作因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而彰显出最为鲜明的传承观念，而俗乐则在传承的基础上，在异族音乐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迎来了创新的高峰。

二、“传承”兼以“创新”――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价值取向

杨荫浏认为：“每一时代的宫廷，都以为自己的雅乐比之前代是更加符合于远古时候的传统……不同时代的雅乐理论家，原则上有着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当前现实的民间，追求渺茫无稽的远古时代。”{14}而在唐代却未尽然，唐代统治阶级一方面显示出对礼乐传统的尊崇与敬畏，另一方面却又在传统的传承中具有辩证灵活的态度。《颁示礼乐诏》是太宗时期颁布礼乐规制的文件，也是唐代礼乐传承思想的集中体现。诏文中一方面申明了官方礼乐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观的一脉相承“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15}，另一方面则引用了《礼记・乐记》的观点“盖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16}，为唐代礼乐述作兼备的观念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首先，在对前代遗存的音乐成果“守成”的过程中，唐代统治者有着坚定而理性的态度。贞观年间孝孙主持修订雅乐，御史大夫杜淹认为：“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

太宗却指出：“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欣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忘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乐者悲乎？各因人之哀乐。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17}这与隋初统治者“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焉”{18}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明的传承观念为前代音乐的保存扫清了障碍，加之“隋末大乱，其乐犹全”{19}的客观条件，方使得隋代音乐在唐代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和丢弃。

第二，对待在传承与创新的矛盾上，唐人也有着精彩的实践和理论阐释。《白氏长庆集》在谈到“古乐”与“今乐”时指出：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予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予曲之今古也。……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成》《灌》《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20}

可见较之对外在形式的拘泥，唐人认为固守传统的精神内核方为关键。以这样的观念作为支撑，“述”与“作”、传承与创新便达成了融合的可能，《秦王破阵乐》的传承即为一例。唐代武乐《秦王破阵乐》的制作、修订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制作者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和精神，使得这部乐舞呈现出多彩的气象。太宗元年，以秦王破阵之曲入雅乐，太宗谓曰：“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21}；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其型制“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22}，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23}。经过修订，此乐令观者“扼腕踊跃，凛然震竦”{24}，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永徽年间，因高宗称破阵乐舞中的战斗场景令人“情不忍观”{25}，因此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再于麟德二年间，舞者“被甲持戟，其执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并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26}，从舞者服装上着以金甲到扩大乐队编制，并增加箫、笛音色优美的乐器，与其前制相比，减少了抑扬蹈厉之态而增添了升平的气象，这统治者与“平定天下，革命创制”{27}之际谕晓后世、纪功旌德的意志是直接相关的。

三、“口传”兼以“谱传”――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实践路径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历史，口传心授是学者所公认的重要传承方法，乃至于主要的传承方法。因为在目前考得的古代乐谱中，尚未发现兼具音高、节奏、力度、演奏方法等要素于一身的记谱法，更遑论音乐中变化万千的气韵与意境的记录与传达。因此，在当代学者看来，乐谱始终无法替代口传心授的作用。然而唐代乐谱的发展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曹柔在古琴文字谱的基础上创制了更为方便的减字谱，至今仍在琴学领域得以广泛的沿用；工尺谱的早期形式已经出现，敦煌的燕乐半字谱，就是属此体系；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还带来了琵琶谱、筚篥谱、筝谱、笛谱等。故可推断，在唐代音乐的传承中，口传与谱传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史料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人们对口传与谱传的两种形式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具体的传承场域。《新唐书》中有“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千，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28}乃是口传心授的典型场景。但是，当具体环境和条件所限，口传心授较难实现的时候，以乐谱为代表的“书传”就在传承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故诗人王建在《温泉宫行》中有“梨园弟子偷曲谱，白头人间教歌曲”{29}，《霓裳辞十首》中有“翻旋新谱声初足，除却梨园未教人”{30}，白居易在《代琵琶弟子谢女师寄新调弄谱》中有“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31}之语。

口传与谱传也常常共同出现在一项传承实践中，如张固《幽闲鼓吹》中记载的康昆仑求曲的逸事：

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32}

和尚段善本怀有惊人的技艺，琵琶弹奏得“声如雷，其妙入神”{33}，可想而知他创作的《西梁州》是多么美妙动人，以至于名家康昆仑想方设法要得到它。那么“昆仑求之”的对象究竟是具体的“乐谱”还是老师的传授呢？结合文章的语境可以判断，应该是乐谱，根据有二。首先，从记载中使用的动词，“求”“与”二字的对象通常是具象的“实物”，因此文中“求之，不与”{34}的对象较可能是乐谱，而不应是抽象的“演奏方法”。及至段师应允教授的时候，则改用了“传”字，可知所传内容就不仅包括曲谱，还包括演奏方法和技巧等在内了。第二，唐代琵琶谱的记载见诸诗文的也不少见，因此段善本将其创作记之以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从这段故事既可以一窥在当时音乐传承中谱传与口传的存在情况，还能看到传者、受者双方对待乐谱的不同观念。从创作者和传者的角度来说，乐谱固然能记载音乐部分的形态要素，却未如口授详尽、妥贴，甚至可能差若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当段善本决意传授后，选择的以道传之而非以谱与之。如果为师者完全无意传授，那么乐谱的流出则可能打破他们知识与技巧的垄断，因此授艺者将乐谱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但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在具备了一定音乐素养的基础上，没有老师面授的情况下演奏者依然能够凭借自身的演奏经验和对乐谱的解析，还原作曲者所创作的音乐，因此他们对待乐谱的态度是重视和珍惜。

总而言之，尽管唐代的乐谱在功能上有一定局限，在音乐的记录和传承中尚不能尽传其妙，但对社会各阶层的音乐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谱传与口传两种方式都是音乐得以传承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不同的传者和受者会根据其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而选择一种适宜的传授、传承方法，又或将几种方法相结合，来达到传承的目的。

四、“家学”不逊“师承”――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关系认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师承关系之于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后汉书・儒林传序》曰：“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35}后世以“师承”来意指学术、技艺上的一脉相承。《宋景文公笔记》曰：“王弼注《易》，直发胸臆，不如郑玄等师承有来也。”{36}在音乐文化的传承中，师承关系也十分受人重视，唐代史料中的师承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前文所述段善本收康昆仑为徒的故事即为一例。据《乐府杂录》载，段善本在收徒授艺前要求“遣昆仑不近乐器十余年，使其忘其本领”，以使其去掉“兼带邪声”{37}的积习，保证师承“血脉”的纯正，充分说明其对师承的重视。

除师承关系外，家学也是唐代音乐传承中重要的传承关系。如名扬大唐的歌女许和子是吉州永新县乐工的女儿；《能改斋漫录》中著名的歌唱家四姐妹，其父亲乃是唐代乐工任智方等等，以家庭为单位的音乐传承事例比比皆是，说明在当时家庭生活中，音乐文化熏陶对乐人音乐素养的养成和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史料中这类记载一般仅粗略地言及乐人的出身，而较少对其家庭传承的具体实践和观念进行描述。

《羯鼓录》中关于汝南王李\学艺的记载是较为罕见的关于家学的记载。李琏是宁王长子，其父李宪为玄宗的长兄，担任过太常卿，属下有许多精于乐器的乐工。李琏生得姿容美丽，聪明敏慧，深得叔叔玄宗喜爱，并得玄宗亲自传授羯鼓奏法，因而习得精湛的技艺，“常戴砑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何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落。”{38}这一事例中的家庭固然颇为特殊，但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传承方式却是非常典型和普遍的。另有一例与上例相应成趣，亦出自《羯鼓录》：

广德中，前双流县丞李琬者……尝夜闻羯鼓声，曲颇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婆娑鸡乎？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张通A入长安，某家事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尾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 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果相谐协，声意皆尽。{39}

在这段文字记载中，一位是欲继承家传音乐的太常乐工，另一位是精通音乐的县丞李琬，羯鼓曲《婆娑鸡》通过两个人的协力而得以完好的传承，乐工“夜夜求之”的态度充分显示出其对家学传承的重视。

与师承相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承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在有着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实现音乐素养的培养和演唱、演奏技巧的传授，由于家庭成员间情感的亲密，沟通较一般师生更为方便和顺畅。因此，家庭传承可谓是传统音乐的各类传承关系中最为强劲有力的一脉。尽管在唐代的史料中对这类传承关系的论述尚未不足，却依然给今人留下深刻的启示。

音乐文化的传承固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认识其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切实的传承观念并以之指导实践，是音乐文化传承得以顺利实现的。唐代音乐文化的辉煌系于唐人自上而下的通达的传承理念，唐人积极的传承实践、多样化的传承方法、有序的传承制度与强韧的传承关系，使得唐代音乐发展充分汲取了前代的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音乐成果。反观当代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固然因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其难度超越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唐人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寻找到几许启示，寻找到锻造、提炼与融合传统的信心。

{1} 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页。

{2} [唐]太宗《帝范》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页。

{3}{4} [五代]刘d《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516页。

{5}{6}{7}{8} 同{3}，第517页。

{9}{11} 同{3}，第521页。

{10} [唐]李亢撰《独异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12} 同{3}，第522页。

{13} [明]胡震亨《唐音癸R》卷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1页。

{14}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5}{16} [清]董诰《全唐文》卷六，清嘉庆雀刻本，第54页。

{17}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97页。

{18} [唐]魏征《隋书》卷十四志第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75页。

{19} [清]沈炳震《唐书合抄》卷三十七志十三，清嘉庆十八年海宁查世刻本，第657页。

{20}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第421页。

{21}{22}{23} 同{3}，第519―520页。

{24} 同{17}，第200页。

{25}{26}{27} 同{3}，第520页。

{28} 同{17}，第204页。

{29} [清]徐倬《全唐诗录》卷五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61页。

{30}{31} [清]曹寅《全唐诗》卷二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3页。

{32}{36}{37}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清守山阁丛书本，第7页。

{33} 同{30}，第316页。

{34}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明刻本，第7页。

{35}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039页。

篇10

华林寺，据《榕城考古略》记载：“在越王山麓，旧名越山吉详禅院。《闽都记》：在乾元寺北，无诸旧城处。晋太康间既迁新城，其地逐虚。隋唐间以越王故，禁樵采。钱氏十八年（964年），其臣鲍修让为郡守，诛秽夷，始创寺。”⑴这里的“钱氏”就是指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最后一位国王钱。吴越统治福州，始于晋开运四年（947年），吴越援军击败南唐并挫败多次策动兵变的李孺和李孺宾兄弟俩，使得福州社会初步得到安定。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十二月三十日（阳历为948年2月12日），将领胡进思趁吴越王钱夜宴将吏之际，发动，废忠逊王钱，迎钱继位。

钱（929-988），原名钱弘，钱塘临安（今杭州市临安）人，字文德，为吴越国开国国君钱之孙。吴越统治福州，正是钱担任国王之时，留给钱是什么样的社会局面？先分析福州当时的社会背景。唐末五代，中原大乱，北方移民再次掀起南迁浪潮，其中移民规模最大的当属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⑵王审知兄弟追随王绪入闽，后建立闽政权。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十月为福州威武军节度使，治闽33年，福建境内呈现出少有的“时和年丰，家给人足”⑶的局面，这与他采取正确策略分不开。思想文化上大力推崇道教、佛教。军事外交上，交好邻道连横抗强。在南方割据政权中，南唐的前身吴的实力最强，闽国实力最弱，而且吴对闽国与吴越威胁最大。王审知高瞻远瞩，利用吴越与吴多次交战是冤家死对头，和吴越结为军事同盟，共同牵制吴，使吴不敢贸然进攻福建。闽国、吴越、南汉结为姻亲。王审知的二女儿嫁给钱第五子睦州刺史钱传响；南汉刘隐的次女刘华嫁给王审知的第三子王延钧，以亲戚关系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在三者关系中，闽国与吴越关系最好，王审知与钱治国的理念相同或相似，崇佛，都不称帝，共同向朝廷进贡。天复元年（901年）九月，钱母亲秦国夫人水丘氏去世，王审知闻讯，马上派出使者携带由著名文学家黄滔写的祭文致祭。“审知幸攀令嗣，获忝亲邻，论文既契与金兰，抹泣乃同于亲属。辄陈薄奠，用表悲诚，敢翼明灵，依稀歆鉴。”⑷祭文的内容既真诚又令人感动；钱传响还亲自来福州迎娶新娘。⑸上述两例足以说明王审知与钱关系非同一般。

唐同光三年（925年）五月，王审知因病去世。王氏后人不但未继承上代人兢兢业业的克己精神，而且丧志，争权夺利，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内部矛盾很快爆发，导致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连连不断的内战使得闽国国力衰落，招致外敌入侵。南唐觊觎闽国已久，只是忌禅闽国与吴越联手以及闽国自身的实力，不敢轻举妄动。内乱及实力削落，侵略闽国是天赐良机。于后晋天福十年（945年）八月，南唐派兵攻占王延政把持的建州，俘获王延政，解送金陵（今南京）。汀州、漳州、泉州的闽军将领闻讯，纷纷投诚南唐，闽国就此灭亡。⑹

吴越国对南唐吞并闽国怀有戒心，生怕南唐得手后从三面包围自己，犹豫再三，吴越王钱弘佐终于下决心出兵。⑺⑾战争的结果是吴越把福州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南唐统一福建的梦想受挫留守建州；泉州的留从效趁机搞独立，建立割据政权，在福建的版图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福州老百姓在闽国晚期的战乱中损失极大，近郊的房屋被焚毁，坟墓被挖掘，到处一片凄凉。尤其是王延政从福州调走一万五千名甲士，在与南唐军队交战中七千士兵战死之外，还将剩下不愿为他卖命的八千全部杀死，并残忍地割下他们的肉，晒成肉脯，做士兵的干粮。⑻一万五千名甲士最终一人都没有回来，这给他们的家属留下多少悲哀！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同时心灵深处的伤害不是一时半活能够抚平。钱继承王位，承继了祖先遗训，为保境安民，始终奉中原各朝为正朔，称臣纳贡，倾国所有以事贡献。“养民力、谨邦赋，因地之利，任土作贡，五壤之共，有勤于上。胜残去杀、累仁恩於百年；保大定功，启明圣於千载”。⑼在统治福州的30年里，吴越将领秉承他的旨意以守境保土为主，从未主动出击，南唐几次攻打福州，都被击退。

吴越国对福州百姓来说是外来政权，也曾派兵介入福建内乱，在百姓心中留下阴影。要让福州百姓心悦诚服接受吴越统治，并非易事。钱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1）利用王审知在福州民间有很高的威信，“遂命以公旧第为忠懿王庙，仍参常祀数”。迨至宋开宝七年（974年），钱大修境内祠庙，忠懿王庙再次得到重修，福州刺史钱昱“乃命衙直将躬授人工，旁搜材植，补遗基而皆备，易旧物以咸新”，并将闽国早期功臣孟威等26人，列入祠庙配享；⑽（2）招揽闽国旧臣中有才华的人，为之服务。命王延钧的女婿黄延枢为光禄卿，他的儿子黄彝简很受钱的宠爱，曾出使宋朝；⑾（3）重视文教。据《福州府志》，吴越在福州扩修学校，培养官员后备人才，对于争取福州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好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钱在思想上如何巩固对福州的统治，同他的祖父钱一样，也毫无例外高举佛教大旗，华林寺就是他的杰作。

（一）虔诚的佛教信徒。钱出生在素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杭州，以佛教的兴盛而享誉当时，遗韵后世。他天性诚厚，夙知敬佛，，奉佛极诚，自谓“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⑿。在位期间（948-978），于所治之地广兴佛法，在首府杭州重修灵隐寺、创建永明禅寺（今净慈寺）等，“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归朝又以爱子为僧”，⒀；极尽崇佛之能事。

他仿效印度阿育王，于955年制作八万四千座小型舍利塔，用青铜铸成，有些甚至镀金，其中部分被求法僧带回日本；除青铜舍利塔之外，少量舍利铁塔，如1956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建于965年）遗址出土；建造六和塔、保塔、雷峰塔；修凿烟霞洞、慈云岭、天龙寺、飞来峰等几处南方地区少见的石窟；数次刊印八万四千《宝箧印陀罗尼经》至于佛塔内，其中一部标明为956年陀罗尼经，现被瑞典国王收藏，⒁足见此经影响之广泛；遣使往高丽、日本寻求佛教诸宗典籍等。钱数十年的用心经营，使得境内佛法兴隆，尤其都城杭州，更是佛刹梵宇林立，高僧大德辈出，真正成就“东南佛国”之美名。他的手书《华严经跋》残碑拓本（2000年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发现，就是最好例证。

（二）仁孝的国王。钱心地仁厚，“性谦和，未尝忤物”⒂，即使牵涉帝位之争，亦想方设法保全废君兄长。

初，为胡进思所立，废其兄，徙越州，资给丰厚。进思屡请除之，恐为后患，泣曰：“若杀吾兄，吾终不忍，汝欲行其志，吾当退避贤路”。进思惭而退。虑进思害，遣亲将薛温为守卫，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废王，苟有非常，汝当以死捍之。”⒃他非但没有听从胡进思的建议，还派薛温保卫钱，将胡进思派去暗杀钱的刺客击杀。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王钱在北宋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献土，宋军和平进入福州等地，接管政权，结束吴越统治。无条件投降，也许后人觉得钱是个懦怯庸弱之人，但对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让百姓免遭生灵涂炭，让战争远离百姓，就是一件莫大的幸事。吴越统治福州30年，也是钱在位30年。他的统治与“文景之治”或“贞观之治”不可同日而语，但和闽国晚期的残酷统治相比，，老百姓尚能过着安定的生活，农业生产尚能维持，和北方某些经常打仗的地方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这是钱对福州最大的贡献。

注释：

⑴清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1986年，第50-51页

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唐纪七十二，第8320页

⑶于竞《琅琊郡王德政碑》

⑷黄滔《黄御史公集》卷六，“祭钱唐秦国太夫人”，第82页；徐晓望《福建通史》隋唐五代第二卷第9页

⑸翁承赞《闽王王审知墓志》

⑹《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第9296-9297页

⑺《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纪六，第9312-9313

⑻《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四，后晋纪五，第9294页

⑼《秦国王墓志》

⑽钱昱《忠懿王庙碑文》，《唐文补遗》第三十三卷

⑾《十国春秋》卷八十七，黄彝简传，第1261页

⑿《黄妃塔碑文》

篇11

一直觉得人和人之间有着神秘的磁场。或许你和某人一见如故，很契合的相识交流；或许和有些人从刚接触就觉得气场不合，那么在彼此眼中，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奇葩”。

读书的时候，我们班长就略“奇葩”，也不说她不好，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正常的女孩，个子高、皮肤白、脾气好，就是不爱洗头。每次看到她满头油光、带着大块皮屑的，还一副无“屑”可击的模样撩拨长发，总觉得……不忍直视：朋友圈中也有“奇葩”的追星族，她对偶像的狂热，除了下载剧集、演唱会、购买周边等之外、还会特意请假接机、送机、去偶像家里开的饭店蹲点。平时聊天很正常，但只要一说到偶像，立马像变了―个人，甚至她3岁的女儿，话还说不全，《tell me want uwannar be》哼的超准，舞蹈动作也分毫不差，让人既无语又佩服。

我的朋友是奇葩

她原本有一份不错的HR工作，突然一天觉得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辞去了工作去了尼泊尔一个月体验生活，然后一个月回来以后说交了一个尼泊尔男朋友，接着说要和他厮守，然后半个月不到说忍受不了分开了……正所谓青春走一回儿，其中的对与错旁人也不便多说了，也许只有她懂辞去工作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到底得到了什么，也许我没有这种勇气去挑战，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莫名其妙失踪去找回自己……

最记忆犹新的“奇葩事件”

如今也已到了而立之年的我努力的回想着这三十多年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最后觉得有这样一件事情堪称我记忆里的经典“奇葩”，案例。

话说那年夏天，下课后，室友们在寝室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唯一跟我们不同专业的X同学晚我们一步进了寝室后，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便爬到了自己的床上。不一会就听见一声惨烈的叫声：“我把502胶水滴到眼睛里了怎么办啊？”接下来就是她的嚎啕大哭，然后寝室里炸开了锅一样……幸运的是后面及时去了医院，和室友们歪打正着的急救方式，使得X同学最终安然无恙。其实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但至今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这位姐怎么能糊涂到把502胶当成眼药水滴到眼睛里的呢？好吧！果然是十分离奇，世间罕至。

关于“奇葩”

好朋友A，她总是在我们兴致勃勃决定了去吃喝玩乐的时候突然说她不想去，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不想去而已。然后，我们就郁郁寡欢地散去了。此情此景大概发生过不下10次，不过我已经习惯她的特别，所以她至今仍然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B，曾经在学校是被许多宅男视为女神的人物。但其中的原因，我大胆揣测，除了姑娘本身长得美貌动人之外，宅男们大多只敢远观，而从不曾与她真正熟知。其实，这位姑娘内心住的是纯爷们，大口喝酒、大声说话、善良、淳朴、豪爽……总之，一般用在男人身上的形容词，套用在她身上准没错！

好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别人看来“奇葩”的事，不过这些都无伤大雅。因为奇葩们的人生信条就是――做自己！

我的同学是奇葩

当初，他坐我后排的右边，人长得高高白白的，但是脸上都是青春痘，还戴了一副眼镜，他平时喜欢带一个以前装雀巢咖啡的水壶，然后里面装的黑乎乎的，应该不是可乐，传说是黄酒，那陈色还挺像的，平时喜欢像老头子一样看看报纸，这些都不算，的是，他有个癖好，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趴在桌子上――舔……是的，没错，他喜欢舔桌子……这是什么样的癖好啊……桌子是有多好吃啊？！回想起那一幕，我就觉得好恶心，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幸亏我坐在他的前方，否则一直看，岂不是天天要吃不下饭了！这位奇葩的同学让我深深记在脑海中，时隔那么多年，我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额，大家觉得他算奇葩么？

“奇葩”朋友很可爱

奇葩，这个词汇渐渐被人们赋予了贬义的意味。然而，我却欣赏着“奇葩”身上的特质，那种让人出其不意的言行举止。其实在我的身边，就很有幸地存在着一位“奇葩”朋友。她，有着超凡的自信，她曾说“春晓人也不高，不也做了模特，所以我也可以”，但事实上，她的身高163cm，春晓的身高175cm。她，有着异于常人的思维模式，寝室的朋友看到她刚从外面回来，问道“今天冷吗？”而她的回答是“天不冷，是我身体冷。”回想这些“奇葩”朋友的经典语录，深深感到，这样的奇葩很可爱，为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乐趣，

传说中的奇葩

奇葩，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小学时每次说完话都轻声复述一遍刚才说话内容的S同学；初中时为了追体育老师吃玻璃的W同学；高中时超级迷恋动漫，说话和动作都超级夸张的Z同学；大学时喜欢在寝室拿着手机假装打电话的G同学……

就是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奇怪的人，才变得更有趣吧。

我碰到过的奇葩

我是真的写不出来。这大概是我在AneCan编辑部碰到过最难写的稿子了。奇葩！我作为奇葩界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竟然要让我写我碰到过的别的奇葩，这是让我在芸芸众生中挑选下一代接班人么？呵呵。那就稍微有点可惜了，因为我至今尚未发现这个人的存在。

但是也有可能我这个人本身接受能力太强或者记性略差，其实早就遇到过不少怪人，可―转身蹦两下，就完全无视此人的存在了。写到这里，我隐约觉得我也遇到过这么―个奇葩，狠狠地让我吐了口血，那是―个在洗头店里发生的故事。但是由于我天性胆小，我怕被人打击报复套麻袋，所以（此处省略140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W凹W的微博，大家懂的。

东二402的奇葩们

太军：说是太军，其实更像《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喜欢研究养生（其实是贪生怕死），喜欢听演歌，唯独不喜欢洗袜子。我们从来不在寝室的衣橱里放任何衣物，因为洗得再干净一样会被染上烟熏味。太军虽然人畜无害，却也是个色迷心窍的主儿。曾经因为军训时朝着对面女生宿舍唱情歌而被罚站。陈彬：一直强迫我们叫他元彬，但是无论身高还是面容，他都更像是老挝逃难过来的。陈彬为人很热情。他喜欢掐对方的大腿，以表达他的友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让他四年来恋爱经历为零。陈彬很讨厌那些色迷心窍的人，所以他和太军经常会为了“接吻是因为需要那张嘴，还是因为需要拿颗心”而打得不可开交。

小丁仔：小丁仔是我20多年人生中遇到过的最倒霉的一个――每次吃饭，他点的肯定最后一个上；每次买东西，他要的肯定断货；每次上课，他出现了肯定不点名，他翘课了肯定点名。每次考试，他没复习过的肯定要考。

毕业多年，太军找了个苏州妹子，天天在家里听评弹，研究红酒。陈彬终于抱得美人，据说是个腿很长的车模。小丁仔留学日本，毕业论文被退回8次，延续他的霉运。虽然每个人都有奇葩的地方，但是我依然希望当年的黄金一代都能够越混越好。

我身边的奇葩事

有一天，我舍友问我“日本是在亚洲吗？”……我从心里狠狠地鄙视了她一下然后回答了。然后她问“亚洲不是只有中国吗？”我……什么都不想说了……“隋唐文化”读“堕唐文化”吗？我直接被石化了。

大学时的室友老说自己的男朋友长得像朱孝天，信以为真的我们各种星星眼跪求照片求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开学总算带了大头贴过来给我们开眼界。一看，只有发型像朱孝天好吗！

奇葩人很多事很多，听到看到快乐就好～～

这个世界太疯狂！

好像每个人都有过那么一个奇葩同学，他们大多呱噪、百搭、是非多，看上去似乎和谁都很熟络，又似乎没有谁觉得和他很熟络，当然还必然附加一些举止异常、思维怪异等极品因素才能炼就为奇葩，不分男女，人神共愤。他们在各类同学聚会中绝不会受邀约，却总是能不幸论为话题焦点。

好像每个人都有过那么一个奇葩邻居，他们似乎是一个装修控，专挑你周末在家的时候各种敲打、天翻地覆，专挑你要睡懒觉的时候打冲击钻、地动山摇。他们家还极有可能有个恐怖小毛头，每当夜深人静便开始啼哭吵闹，更可怕的是他们家还有一只同样暴躁的巨型犬，每次开门关门都爱汪汪汪吼个不停。

再见！地球人

篇12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是其时代特征之一，被誉为“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①，更为海外学者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②。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海洋中国的巨镇，在宋代海外贸易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福建海商在两宋时期已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国内区域间贸易、与海外诸国远洋贩易中具有重要影响，这已为宋人所认可，也为现代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所确证。有关宋代福建海商的研究，专论者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③，而大多论者是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其中有台湾学者李东华的《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④、香港学者苏基朗的《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⑤、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⑥、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⑦、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⑧。尚有众多论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上述论著有关福建海商崛起的探讨，主要侧重点是从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在地理交通因素方面虽然有所涉及，但专题进行具体深入研究尚为不足。本文拟以上述论著为基础，就地理交通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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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②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1972年美国阿支郎大学博士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3页。

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9—48页，文中提到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森克己、和田久德氏等对此均有所研究，可惜未能拜读。

④(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⑤《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43页，文中介绍其论著《刺桐梦华录》的相关论述。

⑥《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1—79页。

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一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山岭叠嶂，溪流纵横，河谷与盆地交错分布，素有“东南山国”之称。正缘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阻碍于北，造成了福建与内地交通的隔阂，天然地形成了面向海之封闭地形。陆上交通，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中原各地都十分不便，突显了海路交通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因此，福建人民走出大陆，交通四海是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山海经》里即载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原人民就有“闽在海中”的说法，这为福建发展海上交通联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但是，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却是与区域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善分不开的。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与中原相距甚远，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出现后，始与中原有所接触。但由于地形之阻隔，福建与赣、浙交通之不便，虽于秦汉有郡县设置，开发却极为缓慢，到三国孙权立国江东以后，才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之际，国家重新完成了统一，福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区域的社会经济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大历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区域就增设了九场三镇，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归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场，永贞、黄连、归化三镇①，以上场镇大多分布于内陆山区。五代时期，王氏治闽，闽中山区更是“草莱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②，许多地区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而设县，唐之永贞、黄连、归化三镇及大同、桃林、武德、归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场相继在这一时期升为罗源、建宁、泰宁、同安、永春、长泰、德化、宁德、安溪、永泰十县③。至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迎来了繁荣时期，由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初期，又增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县④。众所周知，福建广大内陆地区都是位于山区丘陵地带，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较沿海地区普遍落后。而内陆地区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县，既说明了中央对地方具体管辖范围的扩大，也体现了福建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往来的改善。

交通正如经济的动脉一样，修路建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福建区域内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历史上有着“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桥梁至关重要。因此，真正标志着福建区域内交通联系的改善则体现在宋代福建桥梁的建设上。据统计，宋代福建建成桥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着“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盛誉。区域内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在桥梁建设上最具代表性。“泉自宋盐场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独富，余力及于桥道……”⑥，故桥梁建设最盛。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历代建桥共275座，标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总长度达万丈以上(约五六十里)，其中绍兴年间(1131—1162年)达到高峰，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桥梁建设，而桥梁建设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如：洛阳桥“当惠安属邑与莆田、三山(福州)、京国孔道”，往来其上，“肩毂相踵”；安平桥处安海与水头之间，这里“方舟而济者日以千计”，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顺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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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②《王审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③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④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另参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36页。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四部丛刊本。

⑦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参考李意标、黄国汤：《南宋泉州桥梁建筑》，《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第68—72页。

则是“下通两粤，上达江浙”，“维桥之东，海舶所凑”①；石笋桥更是“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騋牝”②，经济流通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的福建，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周边区域，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交通联系也日益发展。唐时，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仍十分不便。据《淳熙三山志》载，“西路旧无车道抵中国，缘江乘舟，戛荡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邮道”，元和年间(806—820年)，“观察使陆庶，为州二年，而江吏籍沦溺者百数，乃铲峰湮谷，停舟续流，跨木引绳，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④，开辟了陆路驿道。此后，黄巢入闽，“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⑤，开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岭路，福建的陆上交通才得以改善，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除仙霞岭路外，还有出闽北杉关、分水关至江西境内两条通道。宋代，随着闽西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条件也日益改善。据乾隆《光泽县志》载，光泽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设县，县西经杉关通江西南城、黎川两县，县北云际关通江西铅山，县西北铁牛关通江西资溪。雍正《崇安县志》载，崇安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北分水关通江西铅山，县西桐木关经江西烟埠亦通铅山。康熙《武平县志》载，武平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西湖界隘(今筠门岭)通江西会昌，县南悬绳隘通广东平远，县南大坝水道通广东蕉岭⑥。以上所举光泽、崇安、武平三县，都是北宋初年增设的县治，即可说明闽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福建与周边路份的交通条件。再辅以宋达的驿传制度，福建陆上交通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海路交通技术的发展

陆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在海路交通方面，宋代航海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我国造船航海历史悠久，福建地区自古即有制造海船的传统。当时，“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⑦。《太平寰宇记》更是将“海舶”列为泉福二州土产之一，素有“海舟以福建船为上”⑧之称。宋人有关海船的描述是：“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⑨(一料即一石，五千料相当于三百吨左右)。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⑩。《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写更为详尽：“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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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

②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9《石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6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驿铺》，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旧唐书》卷197下《僖宗记》。

⑥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2—13页。

⑦《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七。

⑧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⑨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唯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辆，上绾绳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叮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桥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唯入洋则用之。……每舟十舻……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①在1973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②。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④，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④。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⑥，这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⑦。“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⑧。指南针成为全天侯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⑨。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反向之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舶。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蕃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⑩。这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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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②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本。

⑤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7页。

⑥朱或：《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⑧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赵汝适：《诸蕃志校注》卷下《海南》，中华书局，1956年。

⑩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10—111页。

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①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条件，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转贴于 三 区域港口地位的上升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福建与周边区域、与海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而宋代福建区域内港口地位的提升则为福建海商之崛起提供了平台。

福建负山面海，沿海港湾众多。隋唐以来，福建海外贸易兴起，已成为外商来贩的重要地区，故有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五代王氏治闽，“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在黄歧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③，遂使福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泉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则更为重要，公元9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就将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王闽时代，“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未有市舶司之设置，却仍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④。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法条”⑤。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泉州港对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如前所述，“福建专擅交通高丽”，在海外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⑥。因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宁五年(1072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⑦。元祜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诏泉州增置市舶司”⑧。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⑨，“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⑩，素号“乐土”，“珍奇毕集，近联七邑百万家；生聚实蕃，远控重溟数十国”⑾。时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⑿，泉州港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超越两浙，并有凌驾于广州之上之趋势。从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年)赐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数目，即可反应此种趋势。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贸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⒀。

宋室南渡进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终使泉州凌驾于其他海外贸易港之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之枢纽，由此与福建海商之崛起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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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③《王审知德政碑》(天祐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⑥《宋史》卷489《勃泥国》。

⑦《宋史》卷186《食货志》。

⑧《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

⑨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⑩郑侠：《西塘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⑾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9《上元设醮青词》，四部丛刊本。

⑿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十一。

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离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两浙舶司收入时已无多，促成两浙路舶司之永久罢废。“初，高丽入使，明、越州困于供给……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昔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国于吴会，事异东都，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①。《宋会要辑稿》亦载：乾道二年，“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质浩瀚，置官提举，试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故有是命”②。其后，又先后罢杭州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温州、秀州、江阴军之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仅留明州市舶务。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相较于广州更为便捷，故当时宋廷规定由泉至杭与由广至杭的时间颇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③。因此，正是宋室南迁，国家中心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之形势，使得泉州超越两浙、凌驾广州，居于海外交通枢纽的地位。《舆地纪胜》即载：“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元市。”④《梦梁录》则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⑤。南宋泉州港已成为海商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

综上所述，在境内外交通条件改善、经济联系加强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福建海商依托渐居于海外交通枢纽地位的泉州港，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福建海商具备了崛起为与“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条件。因此，宋代以来，所谓的“闽商、闽贾、闽船”的足迹所及，屡见于时人文献，福建海商必然为今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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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87《高丽传》。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

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⑤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Ri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