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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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隋唐文字锦在我国丝织物及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受到汉晋文字锦的传承，并随着织锦技术的进步及西域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演化出了自己的风格，对宋明清乃至现代的丝织物，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在我国丝织物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使在我国今天的织物图案上，依然存在着唐锦的遗留痕迹，比如“帧薄“寿”、“福”等单字及其与花纹相配合的图案纹样仍频繁的出现和活跃在现代织物上。因此，隋唐文字锦的艺术风格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思路仍然存在深远的借鉴意义。

对于隋唐文字锦，已经有很多前人及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1，2，3，4，5]作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刘安定[1]及李斌[2]等人对汉晋至隋唐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大量实例的佐证下，其主要观点认为：首先汉晋文字锦以长语句为主而隋唐文字锦则主要呈现单字或短词。在汉晋之时，文字锦主要表现为祈福、求仙及纪事为主的长语句，如汉锦中的“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锦”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而到了隋唐，取而代之的是简明扼要的段语或单字，如“贵”“吉”“喜”等，例如隋唐之际的“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和“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其次汉晋文字锦与图案搭配较为单调，主要表现为图案中填字的方式，而隋唐文字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经常表现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的方式，并且图案也更为生动。

对于以上两个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的主要差异，刘安定和李斌[1，2]认为，造成该现象主要因素首先是外来织物纹样的传入和流行对中国传统织锦造成了冲击，丰富了唐锦的艺术造型；其次是隋唐统治阶层对西域外来文化的积极和开放态度，使得唐锦吸收了外来的纹样或风格；最后则是文字崇拜在隋唐时期逐渐衰落，导致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不再流行。

在造成唐锦艺术风格变化的原因上，笔者认为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只是原因的一部分，而造成唐锦艺术风格进步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首先，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的图案表现形式成为可能，对织锦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及影响，促进了隋唐文字锦的进步；其次，社会生产的进步使得隋唐之际的平民阶层可以接触到甚至拥有织锦，进而影响了文字锦的发展历程；其次，汉语言的发展使得汉语表现更加简洁而内涵更加丰富，单字所承载的意义更加丰富；最后，隋唐时织锦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繁琐难以加工的图案及字句被抛弃，转而求之于丰富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图案及图文搭配形式。

为了方便说明，以汉晋文字锦与隋唐文字锦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可以看出，单从唐锦本身的花纹及文字艺术表现形式来说，相对于图案古香古色、并带有祈福类长文字的汉锦，除了唐锦中文字与图案搭配更为丰富，且经常表现出文字与图案相互重叠艺术形式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织锦的纹样题材在隋唐之际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纹样从繁琐写实的祥瑞神兽往灵动写意的花鸟缠枝风格过渡。汉锦中的长语句大多以线状的排列方法，而唐锦中由于图案多以缠枝或团花为主，为了与其配合，唐锦中汉字排列多以四方连续构图的形式呈现。并且由于外来纹样的传入，隋唐织锦的纹样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且具有异域气息，风格也更加灵动写意。可以看出，隋唐之际的织锦图文形式在艺术上表现了长足的进步。从表面上看，固然是外来艺术的影响及人们审美风格的进步造成的，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织锦技术的发展使得更为生动、丰富、图文重叠等的织锦艺术形式变为可能。不得不说，汉锦中文字与图案略显单调古板的搭配形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及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影响所致，然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即使汉代人民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汉代落后的织染技术尚不足以将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表现出来，而到了唐代，织锦、印染以及丝织技术的发展，都为隋唐文字锦的辉煌做出了贡献。

生产及社会的进步也对织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汉晋至隋唐，随着生产的进步及物质的丰富，织锦变得更加普及，织锦艺术的拥有者从汉晋的贵族阶层逐渐向隋唐之时的平民阶层普及，到了隋唐一代，织锦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仅是贵族专享物品，平民阶层中的富有者也有机会接触或者拥有织锦，平民阶层对织锦艺术形式的偏爱必然影响织锦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的是，平民阶层的对汉语言的掌控程度必然无法与贵族阶层相媲美，他们不可能对“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这类拗口而又类似于祭祀文字的语言感兴趣。

同时，随着汉语言的发展与演化，对于隋唐文字锦来说，绝不仅仅是从汉隶书演化成了唐楷书这么简单，而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汉语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简洁，而另一方面其所承载的意义却更加丰富，这是一门语言发展所经历的必然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有外来语言以及平民阶层口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非常复杂的一句“恩泽下岁大孰常葆子孙息弟兄茂盛无极”还不如短短的三个字“贵”、“吉”、“喜”所承载的意义更多，而后者却更简洁，更容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平民阶层所接受和喜好，这也是汉晋织锦中长语句衰落而隋唐织锦中短字词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隋唐之际，随着织锦艺术及实物向平民阶层的普及，织锦被广大平民阶层接受以后，由于平民阶层对织锦的需求量大但却囿于其有限的购买力，织锦作坊为了节省织锦制造成本而增加产量，繁琐的长语句、难于加工而又繁琐的瑞兽纹等表现形式必然会被织锦作坊所抛弃，转而被简洁的单字、写意的花鸟缠织纹等生动而又便于加工的艺术形式所代替，艺术形式变得更加生动写意，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然。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之间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进了叙述与研究，尤其是深入地辨析了隋唐文字锦相对于汉晋文字锦在图案、文字及搭配形式上的不同之外，并对造成该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不得不说，对于隋唐文字锦与汉晋文字锦存在的差异，除了刘安定等人的所列举的外来纹样冲击说、隋唐统治者开明说以及文字崇拜衰落说外，更为重要的则是织锦艺术、社会生产及汉语言的发展，导致了唐锦中更为丰富、生动的图案出现，也导致了汉锦中祈福类长语句的衰落。

参考文献：

[1] 刘安定.中国古代织物中的文字及图案研究[D].东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2] 李斌，李强，刘安定.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锦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J].服饰与文化：源流考据，2016（1）：15-20.

[3] 李斌，李强，杨小明.中国古代丝织物中织造文字探析[J].进展与评述，2012（2）：7-12.

篇2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改革的一种教学模式，突出以人的发展为本，它对原有的初中历史教学模式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对进一步发掘初中历史教学的潜在功能，把学生培养成善于学习、乐于探索、思维敏捷、潜质巨大的创造型人才起着重要作用。以“学生为主体”为核心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将整个课堂教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创设历史情景，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历史现象，体验历史人物情感。

历史情景就是教师在教学中以教材为基础，以教学大纲为导向，根据历史学科、知识和学生的年龄、心理认知特点，在教学中运用各种手段，如语言、挂图、图片以及录音、电视、电脑等，创设出历史教学具体、形象、生动、感人的环境和氛围，向学生交代历史背景、展现历史现象、讲述历史过程，营造出适当的教学情景，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积极思维，达到教学目的。其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注意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在情感与意境的最佳组合情境中，使学生受到感染，从而达到情感与审美的体验。因此，创设历史情景可把学生带入所要讲述的历史环境中，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顺利地进行课堂教学。

创设历史情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注意力，为后面两个部分的进行打好基础。创设历史情景的方法有很多，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教材内容灵活运用，既可以在课堂上集中运用，也可以在教学中穿插运用。

例如，我在讲授“九·一八”这部分内容时，在讲授课前，我采用音乐创设情境的方法，在课堂上用录音机播放《松花江上》这首歌，在哀伤的歌曲中，学生们的思绪被带到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受苦受难的历史场景之中，悲愤的绪情充满了每个学生的胸膛……在这样的情绪的感染下，学生很快的进人了对这部分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这段历的掌握与理解。

二、创设历史问题，使学生自主地解决问题，通过讨论交流突出学生主体性。

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灵活的组织方式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模糊时，当阐明一个问题需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时，当遇到教材没有下结论或结论模糊的历史问题时，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共同交流，结合史实进行分析和论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

例如：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为什么?如何评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科举制度的利弊。学生通过激烈讨论，畅所欲言，深人探讨，彼此交流，课堂气氛活跃，学习兴趣浓厚，锻炼了学生雄辩的口才，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要注意为学生营造开放、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即使学生发言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应去夸奖他、鼓励他，这有助于培养其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

在讨论时，教师应及时抓住学生讨论时的闪光点加以鼓励和总结，以讨论参与者的身份对讨论中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引导讨论不断深入，使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有所提高。同时教师要善于启发和诱导，提供多角度思路，使讨论向纵深发展，使学生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三、创设历史思维，让学生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掌握基本的历史规律。

当学生学习了一系列的知识概念后，为避免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孤立、零散、机械的存储状态，教师应引导学生逐步将新旧知识系统化，形成规律性的网状联系，教其学会运用归纳、总结、比较等方法，将知识学习过程由历史概念的学习上升到理论认识水平，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篇3

唐诗历四时三变，跨度大。对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状况，1943年缪钺先生《论李义山诗》一文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李商隐诗与词体的关系――“意脉相通”[1]；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李商隐诗与唐宋词、温庭筠诗与唐宋词、李商隐诗与温庭筠词、温庭筠诗与温庭筠词等四大关系。本文按年代顺序就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综述，或许能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0世纪8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等论文和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论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万云骏文从语言题材、艺术手法、感情倾向等方面论述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风对词体风格形成的影响，吴肃森文也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温庭筠恋情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推动的结果。杨海明文论述了温庭筠把晚唐诗中香艳纤弱的风气纳入到新兴的词体中而创造出比诗较狭却又较细、较深的词境。刘学锴文从比较中说明了“温李”诗歌的词化特征，论述了义山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王希斌文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引进了词的创作机制。村上哲见在“温飞卿词论”一章中认为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描绘感情世界的手法上、“在那根柢里的诗思方面”[2]是相近似的，有很多共同性。

20世纪9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较少，主要有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杨世明《唐诗史》、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等论著和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等论文。

霍然在“梦断魂消的晚唐词”一节中认为温庭筠等人把诗歌创作的着眼点从男子的外在世界转移到女子的内心世界，自此“描绘各色女子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成为曲子词的创作心理定势”[3]。林庚在“词的成长”一节中论述了“温李”的恋情诗，为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杨世明在“为婉约词开道的绮艳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一节中认为李商隐的艳诗“为词的转写恋情发出嚆矢”[4]，温庭筠的“乐府诗善于描写，精丽纤细，对于他写作曲子词，是有帮助的”[5]。刘扬忠在“孕育词体文学的文化土壤”一节中认为李商隐诗在题旨、意境、语言、风格、表现手法及感情倾向等方面都接近了词的艺术规范，“接近了长短句词的内在特质和主体风骨格调”[6]；温庭筠等人把晚唐诗风带进新兴词体之中，铸成了花间词风，促成了词体的独立和繁盛，“温庭筠的典范性创作，使古典诗歌形式完成了从齐言诗向长短句词的演变”[7]。赵山林文以李商隐的诗歌为例，从深情与苦调、艳体与曲笔、细意与静境等方面论述了词体的形成受到晚唐诗的深刻影响。迟宝东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在撷取物象及表现手法上有统一的风格。文艳蓉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在情感基调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与词有相通之处，认为他是由诗向词过渡的转递人。

21世纪前十年，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有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等论著和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陈如静、王冬艳《幽艳晚香沁词林――论晚唐诗歌对唐宋词的影响》，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高慎涛《论温庭筠词》，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词》，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刘霁《温庭筠诗歌艺术研究》，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张丽丽《晚唐诗的兴盛与诗学观的转变》等论文。

倪进、赵立新等在“缘情侧艳与诗词一源”一节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词风是其诗风的自然延伸。董希平在“晚唐五代诗歌的演进与词体的确立”一章中论述了李商隐缠绵悱恻的诗情与晚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的色彩是相一致的，已经具有了温庭筠开创的花间风味；“温李”写情之作在意象、表述方式上是相似的。许总的文章指出温庭筠情爱题材的诗歌创作侧重于感官的描绘，这一特点在温词中得到极端化发展。李中华、韩樱的文章从情感意境、语言技巧、配乐歌唱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风对词风的影响。李然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意境与意象运用上的异同以及他如何以乐府入词。张煜在文章中认为温庭筠的歌诗中出现了词在题材上相对集中的现象。陈如静、王冬艳文从表情深挚婉曲、景物细小静止、意境与凄艳美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对词的影响。慈波的文章论述了温庭筠的绮艳诗是诗词过渡阶段的产物。蔡燕的文章论述了李商隐情诗具有从诗境向词境位移的过渡色彩，境界走向狭窄深隐。高慎涛文论述了“温李”诗歌的词化。蒋晓城文论述了“温李”诗在表现方式、意境、风格、体式上与词十分相近。徐秀燕文从女性形象和绮怨风格等方面论述了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与其词的亲缘关系。林春香文从女性形象、意象、主体风格等方面揭示了温庭筠对诗词两种文体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其恋情诗在婉约词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巍在文章中比较了温诗温词的异同之处，论述了温庭筠以诗法入词。刘霁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由诗入词的诗歌艺术特殊性.余祖坤文论述了“温李”诗歌在意象、意境等方面已极近于词；温庭筠等人将诗歌的移情、烘托、象征等艺术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中，促成了词体美质的形成.张英的文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无题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与婉约词的关系。高骅文论述了“温李”的古体诗、近体诗与词的关系。叶帮义、余恕诚文从题材、境界、意象、情调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渐入诗余的现象。李定广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的一体化。李静、唐颖菲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表现出以词为诗的特点。王伟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借鉴诗情景相交之法而形成委婉含蓄的词风。黄立芹文论述了李商隐诗中的词化现象，论述了温庭筠绮艳诗的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对其词的影响，探讨了温诗温词在女性形象、意象运用、意境表现等方面的内在关联。余恕诚文从表现“迷魂”、“心曲”，心象融铸物象，意象错综跳跃，接受楚辞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温李”绮艳诗风与花间词风的关系。余倩的文章从总体风格、题材、绮怨形象、意境等方面论述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文通过李商隐无题爱情诗与温庭筠爱情词在笔法、意象、意境等方面的比较来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张丽丽文论述了“温李”诗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营造意境、语言声律等方面对词的影响。

由此观之，唐诗流变中关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丰富，尚未出现专著。陈伯海先生曾在《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一文中对唐诗研究趋向提出建言：“唐诗流变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要进行深入的探察和剖解，务使历史的总体风貌能得到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展现，这也是科学总结工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兴起的综合性课题研究很值得提倡，无论是对诗人群体、流派、诗歌体式、类别、历史时段、地区风貌以及诗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乃至各种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均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只有把这方方面面的环节把握住了，一代诗史的精细脉络才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来。”[8]因而笔者认为，对本文所综述的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注释：

[1]缪钺：《论李义山诗》，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5期。

[2][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4][5]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页，第661页。

[6][7]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第56页。

[8]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缪钺.论李义山诗[J].思想与时代，1943，（25）.

[2]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J].西北大学学报丛刊（唐代文学），1981，（1）.

[3]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J].贵州社会科学，1982，（5）.

[4]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J].文学评论，1986，（4）.

[5][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6]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

[7]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J].学习与探索，1989，（Z1）.

[8]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9]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0]杨世明.唐诗史[M].重庆出版社，1996.

[11]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

[12]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3]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J].天津社会科学，1999，（5）.

[14]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5]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16]倪进，赵立新等.中国诗学史[M].陈伯海，蒋哲伦主编.隋唐五代卷[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7]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2）.

[18]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

[19]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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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22]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3]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5）.

[24]高慎涛.论温庭筠词[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

[25]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词[D].苏州大学文学院，2004.

[26]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

[27]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28]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9]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J].中国韵文学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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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2006.

[32]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33]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6.

[34]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J].东方丛刊，2008，（1）.

[35]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J].文学评论，2008，（2）.

[36]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J].咸宁学院学报，2008，（4）.

[37]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08，（4）.

[38]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39]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J].文学评论，2009，（4）.

[40]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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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语言演化过程方面分析。李志清先生认为，党项之“党”当为“大”之音读通假，“项”字音读如“向”；“项”与“向”同音，和四季“夏”音亦近似；“党项”之名的音义名实，当为之正字“大夏”，其音读之通假可为“党项”。隋唐史家不书正字“大夏”而书作“党项”，可能是回避其正名而与上古禹国“大夏”同号，遂借以通假以音表明。[3]

其三，从部族构成角度分析。金宝祥先生认为，“党项是以鲜卑为主掺杂诸羌的一个集合体”[4]。周伟洲等先生则认为：“党项事实上是自北周以来居于‘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地区内‘羌族各个部落的统称。’”[5]

另外，洲塔、乔高才二位先生认为，“‘党项’二字，实为北方党氏部落的缩写”[6]。

以上见解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党项”的整个发展历程，并依据隋以后相关“党项”史料去探讨，则金宝祥、周伟洲二先生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但论述不是太全面。下面，笔者就循着“党项”的历史行踪，来阐释《隋书·党项传》中“党项”之名的涵义。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开端，党项的历史也不例外。若要搞清楚“党项”名称的涵义，我们认为着眼点不能仅仅放在隋代，确切的说不能仅仅以唐代魏徵等编纂的《隋书·党项传》为起点，而是要将它的起点向上推至匈奴西迁、鲜卑各部占据匈奴故地并向西发展其势力的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代。

东汉中后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大量的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此后，有些鲜卑继续西迁，有的则向中原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民族的大迁徙与大融合。这种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不仅出现在少数民族之间——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字号鲜卑”[7]即为一例——而且还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汉魏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出现这些错综复杂现象，笔者认为，其一，与鲜卑的迁徙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鲜卑族的迁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居于蒙古草原、东北等地的鲜卑一批一批向南迁徙，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至淮河，长江，到处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8]其二，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西北地区，自汉代起，从河套向西南直至青海一带，始终是许多带有游牧性的少数民族部落和部落之间及其与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地方，因此，对此地各民族间、各民族内和各部落间的关系很难一一缕析。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这块土地上部落支派繁杂不清的情况。 [9]其三，从《隋书·党项传》所载“党项”居地范围看，正好包括了“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之地。临洮、西平，为隋代两个郡名。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开拓西北地区，对吐谷浑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这次战争使“故其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吐谷浑主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10]，吐谷浑国几乎灭亡。隋时临洮郡为今甘肃南部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平郡为今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平原地区；叶护一般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地。这表明，隋时党项居地，从今天的地理范围看，东南起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北至新疆境内。可是，自两汉起，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并不都是“党项”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河关为汉代县名，属金城郡。赐支，《后汉书·西羌传》有解释：“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西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晋人司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川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羌也。”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为河关之西，……羌人所居，为之河曲羌。”《魏书·宕昌传》记载羌族活动范围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元人胡三省亦说：“汉人为积石为河首，北音读析如赐，故云，其地为党项所居。”可见，从两汉直至隋代，河关、析支、河首之地，曾经一直是羌人活动范围。显然，这与《隋书》所载党项居地基本相同。据此，历史学家莫不将羌与党项等同起来加以研究。

不过，历代之史家将羌与党项等同起来加以研究之时，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在东南起积石、河曲，西北到今新疆的这一广大范围之内，在党项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约在魏晋之后），其内部的民族成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史籍记载，在这一地区之内，不仅活动着羌民族，还迁入了匈奴族、鲜卑族等。仅就出自鲜卑族的土谷浑来看，其“自永嘉之末，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11]。直至隋代时，土谷浑活动之地，几乎也同党项与羌的活动之地相一致了。实际上，这一时期，在上述地区内所生活的居民，其部落、民族及种族情况已变得十分复杂。据有关记载，主要包括有鲜卑族的慕容氏、段氏、以那蒌氏、素和氏、阿若干氏、乞伏氏等；匈奴族的赫连氏、沮渠氏等；高车族的翟氏、乞袁氏；突厥族、羌族和西域的康居、龟兹、白氏以及汉族等。[12]若从语音系统来看，这些民族有的属于汉藏语系，有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有的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隋书·党项传》中的“党项”涵义，应是在“东起临洮、西平，西拒叶护”这一范围之内所居住的鲜卑、羌、匈奴等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的总称。

为了能使关于“党项”名称涵义的见解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考察一下唐代人的论断是很有必要的。《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载沈亚之（781—约832）《夏平》一文，其中对党项作了这样的叙述：“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意思是说，“党项”是多种族的部落。杜牧（803—852）曾写道：“副以党项杂种，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劲俗，禀天地之戾气。”[13]以上是沈亚之、杜牧对当时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多种族的少数民族部落名称所作的高度概括。这些概括无疑进一步证实了“党项”为“多种族的部落的集合体”见解的正确性。

另外党项风俗颇多迥异，如崇拜天、崇尚白色、信奉萨满教、重视占卜、崇尚武勇、婚俗落后、盛行火葬、喜血亲复仇等，可以说没有一种是他们共同的风俗。其中有的属于羌藏系统，有的来自阿尔泰民族系统。这也反映出党项是一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

注释：

[1]参见王静如：《西夏国名考》，白滨编《西夏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参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

[3]参见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唐的关系》，《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

[5] [8] [12]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洲塔、乔高才：《甘肃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鲜卑传》，中华书局1959年。

[9] 参见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10]《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

[1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