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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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饲草料资源分布不均衡，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率过低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模式，每一块绿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受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业结构、种植规模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饲草资源整体表现为北疆地区好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小麦、青贮玉米、玉米、黄豆等秸秆资源相对丰富，而南疆地区农作物秸秆主要为木质化程度较高、营养价值较低的棉杆。正常年份，小麦秸秆价格南疆地区比北疆地区高出近1倍左右;而受灾年份，南疆地区小麦的秸秆价格都超过了小麦的价格。新疆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草原禁牧，禁牧面积为1．515亿亩，其中，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禁牧1．181亿亩，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为15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草原生态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牧区禁牧将使畜牧业的重心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舍饲畜牧业转移，“草畜”矛盾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年产量6亿吨左右，而目前利用率仅占1/3。2012年，新疆粮食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1273万吨，若统一按谷秸比1∶1计算，则拥有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如果按1个羊单位每天采食1公斤干草计算，仅粮食作物秸秆一项就可养活3487万个羊单位。然而，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农区重粮棉生产、轻秸秆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养殖户大多仍采用传统落后的饲喂方式，对秸秆采用科学加工技术的积极性还不高，秸秆利用方式还比较单一，科学搭配、配方饲喂、综合利用水平低;饲草加工转化的基础薄弱，秸秆加工、储藏、配送体系不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薄弱，乡站技术人员少，服务和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在秸秆饲料利用技术上，主要采用青贮、微贮、粉碎等常规技术，而且农户养殖分散，秸秆转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规模养殖受饲草短缺的制约难以突破。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秸秆利用的机械化装备条件还很薄弱，秸秆利用推广工作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造成秸秆饲料的浪费。例如，北疆地区特别是昌吉州和伊犁州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秸秆利用率还不足50%。

(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在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环境下，新疆由草原退减下的牲畜需要农区承接，但目前农区养殖业还存在饲草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母牛羊成本过高、人工成本上涨等制约因素，使得农区养殖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当前北疆地区麦秸价格较2010年上涨100%，达到0．6元/千克，而南疆部分地区的麦秸价格已达到2元/千克以上。疆内实行全舍饲的肉羊养殖场基本上是肉羊育肥场和种羊场，养殖户普遍反映，按照目前的肉羊出栏市场价格，农区全舍饲养殖一般肉羊品种基本处于亏损状况。此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一次性建设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相比其他产业较长。由于前期成本投入和养殖成本过高、收益期长且收益较低等影响了部分社会资本进入畜牧业，使得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

二、制约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难点

饲草料不足是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主攻方向。2012年新疆启动了《新疆新增1000万只出栏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规划(2012—2015)》，如按羔羊6个月出栏，则需新增干草约117～235万吨;若再加上牧区禁牧而转入农区的牲畜，60．9千公顷的饲草料地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对饲草料的需求。

(一)现有饲草生产体系无法支撑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1．饲草地总量减少和饲草种植水平下降现象共存。一方面，自国家对内蒙古、东北、中原、新疆等牛羊肉主产区实施草原禁牧政策以来，一部分草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总量上用于放牧的草地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新疆出台了三年新增1000万只肉羊生产的规划，增加了饲草料地，但在国家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一些牧区只将苜蓿种于田间地头和林间，部分草场大都被种植小麦和其他经济作物。“粮”抢“草”、“林”抢“草”的现象仍是造成牲畜饲草料不足的重要原因。2．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出台行政政策鼓励农民种草，但由于广大农民在种植粮食、棉花等主导产品中得到的实惠多，如国家对种粮的补贴为220元/亩，而对种植牧草的补贴只有10元/亩，因而农民对饲草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每年所产生的风干番茄渣、葡萄渣、菌糠等农副产品约30万吨，而这些饲料资源仅有10%～20%应用于畜禽饲料生产;新疆约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的有效利用率也仅1/3。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的农民已习惯于用麦草养羊，不习惯配合使用其他粗饲料;而另一方面，新疆还有庞大的棉花副产品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农民对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多元化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普及，以提高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效率。

(三)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不配套发展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饲草资源的存储量和饲草料地的配套。一些地区适合发展猪、鸡这种以精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一些地区适合发展肉牛、肉羊这种以粗饲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例如，内蒙古畜牧业依据草原畜牧业、农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国营农牧林场畜牧业和城郊(工矿)畜牧业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使之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走全方位发展的路子，其草原畜牧业利用天然草场13．2亿亩，其中，分布在牧区的天然草场达9亿亩，牧区牲畜总头数占全区的42%，形成了重要的草食牲畜种源基地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内蒙古畜牧业的主要增长点，其充分利用辖区内3亿多亩天然草场和每年至少还有30多亿公斤粮食、140多亿公斤农作物秸秆及其它副产品的转化，饲草料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利用其国营农牧林场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加销、牧工商一体化产业，在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方面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内蒙古的城郊、工矿区畜牧业是全区城镇居民肉、禽、蛋、奶等副食品供应的直接依托，已形成了以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与市场紧密连接的“速效”型草食畜牧业。与内蒙古相比，新疆在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相配套方面还存在差距，内蒙古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尚未形成首先是良料使用不尽人意。通过近年来的品种改良，牲畜的良种率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仍随意性饲喂牲畜，形成了一流品种、二流管理、三流饲养、四流收入的局面，影响了养殖效果、效率和效益。其次是缺少大量优质高产的饲料专用作物种植。新疆以反刍畜为主，而反刍畜以粗饲料为主，由于没有专门为反刍畜生产的优质日粮原料，只好以种植业的副产品———秸秆，甚至棉花杆来填饥果腹。可见，新疆畜牧业还未形成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

(五)养殖场缺乏配套的饲草料地饲草料地是人工栽培青绿饲草、青干草、青贮牧草、全株青贮饲料作物等优质饲草的基础，而优质饲草的充足供应又是草食动物畜牧业现代化(尤其是奶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物秸秆通常被认为是低(劣)质饲草，优质饲草能供给草食动物丰富的营养，不加或少量添加精料就能达到良好的生产性能。在配套的饲草料地种植饲草料可以有效降低饲料的成本投入。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草原广阔的国家还对奶牛、肉牛和绵羊等采取人工草场放牧的方式饲养，主要是因为草场放牧可降低饲养成本。而目前我国许多养殖场都缺乏配套的人工草料地，而且受国家对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使得从事饲草料生产的地越来越少，故无法保证充裕的饲草料，这也是造成饲草成本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三、加快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提高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实施饲草种植财政补贴政策1．重新认识饲草料种植的地位。饲草料种植调整需要战略眼光，即将短期适应性调整与长远战略性调整、对当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从整个产业链上认识饲草种植的收益，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地认识“卖草”这一个环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层次、生产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达50%。美国把苜蓿、甜高粱等饲料作物都列入主要的农作物范畴而不是传统“草”的概念。所以，美国以苜蓿为主的人工草地十分发达，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发展。2．完善饲草产业基础设施及补贴政策。新疆应制定扶持饲草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支持饲草科技攻关、饲草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饲草仓储设施、饲草机械配置等方面的建设。建议新疆参照国家对养猪和小麦生产的扶持政策，尽快出台扶持牛羊养殖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包括饲草料种植的补贴政策，并积极争取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因地制宜调整畜禽结构，走产业化经营之路;本地域畜禽养殖数量、结构的确定应与当地的饲草资源相一致，避免不利因素，走特色养殖之路;应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之间互相补给、互相促进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饲草料生产体系1．坚持草业先行。在草原建设上，要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大求多的倾向，围绕“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利用，适当收缩规模，着力提高建设标准，讲求建设效益;综合推广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场改良、围栏封育等技术措施，加大对沙化退化草场的治理，不断提高饲草料生产水平。为了切实加强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要在依法打击破坏草原和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大力推行草牧场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建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机制，引导农牧民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走建设养畜的路子。2．因地制宜，推广“粮饲兼用型”和“经饲兼用型”饲草种植。合理开发利用饲草料资源，引导农民种植大力士高粱、玉米等“粮饲兼用型”和甘草等“经饲兼用型”饲草，既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储备饲草料，又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3．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草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制定高新节水的人工饲草料地建设方案，鼓励扶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入饲草料地建设，大力推广大力士高粱、玉米、苏丹草、紫花苜蓿、棉籽饼粕等饲料资源，增强优质饲草供应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户实施林下种草、粮草间作、果间种草，增加饲草料的供应量。

(三)加强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高秸秆饲料利用效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与草料加工企业联合，开展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继续推广饲用青贮玉米、秸秆青贮氨化、秸秆揉丝破碎、秸秆制粒和秸秆TMR技术，降低秸秆饲料的浪费;对采用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的饲草料加工企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进行奖励性补贴;重点推动秸秆养畜示范和秸秆饲料利用推广项目，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效率。

篇2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篇3

当前，我国很多地区用于专门的防疫经费仍然缺乏，导致疫苗费、消毒费等问题一直不能很好解决，严重阻碍了防疫工作的开展。

（二）动物防疫力量不足。

目前，我国畜牧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缺乏普遍缺少必要的专业培训，不能按照正确的免疫操作规程进行免疫，或注射部位不准确，或注射剂量不足，导致免疫效果差，动物防疫力量不足。

（三）动物疫病防控能力薄弱。

动物疫病防治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春秋普免与月月补免相结合的防疫办法，由于防疫工作量大、工作面广，特别是基层防疫环境条件恶劣，防疫人员易出现厌战情绪，致使免疫密度不能常年保证达100％，动物疫病防控能力薄弱。

（四）科学饲养管理能力差。

长期以来，我国对畜牧养殖业的动物疫情管理采取的是一种封闭的内部管理方式，遇重大疫情才以密级文件形势内部通报，不公开、不透明的管理方式存在诸多弊端，造成科学饲养动物的管理能力较差，难以有效开展动物防疫工作。

二、今后养殖业发展对策与探讨

畜牧养殖业中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针对目前的现状，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谈一谈抓好动物防疫工作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增强风险意识，认真做好疫病防治工作

一方面大力开展《动物防疫法》宣传，宣传疾病的重要性和危害性，提高广大养殖户对防疫工作的认识和正确理解，消除他们的依赖和对抗情绪。另一方面增强风险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动物疫病控制的长期性，增强风险意识，同时要更充分认识到，动物疫病是可以防预控制的，因此，政府要多宣传，多引导，多监督，根据综合防控的战略，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科学防疫，高效防疫，构建重大动物疫病控制的长效机制。

（二）县乡两级财政部门逐步增加动物防疫工作的经费

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减免税收、优惠贷款，对疫病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给予适当的补偿，对畜禽养殖企业征收排污费，用于环境治理和环境建设，各级政府应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改善乡镇畜牧兽医站生产生活条件，并在保障必要防疫经费的同时，重点将动物疾病防疫疫苗补助经费列入财政经常性支出中，确保经费到位。

（三）加强疫病防控，增强保障能力

一方面应健全组织机构。建立健全领导防疫责任制，实行行政业务两条线责任制，以防为主，防重于治，使防疫工作做到高密度，不留死角。另一方面应规范动免疫工作。每年应按各种动物疫病的流行特点，做好大面积的强制免疫工作，例如春秋防疫只针对少数疫情，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发动各级动物防疫人员做好动物疫情普查和预防注射工作。再次，加强人员素质培训。从疫苗保存、使用剂量、注射方法等方面加强培训，提升防疫人员的整体素质，逐步使防疫工作程序化、规范化，确保免疫安全，提高免疫效果。

（四）加强养殖创新，改进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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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关键的2点就是规模化发展和标准化生产[1]。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依托畜牧合作组织统一培训、统一供料、统一技术、统一免疫、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等，畜牧业生产实现了标准化。达到一定标准的合作组织可进行行业的产品标准认证和生产标准认证，以自己的商标走向市场并形成特色品牌，使畜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散养户无法实行标准化生产，并非由于其没有引进优良品种、饲料的愿望或是对免疫、技术等不感兴趣。而在于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法满足这些诉求，并且小规模的家庭养殖收益无法弥补标准化的技术成本。因此，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不只是表面上的标准化统一，而在于把分散的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从生产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使标准化成本得以由规模经济所弥补。

首先，畜牧合作组织根据成员需求与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了外部经济的内部化，改变了单个养殖户在大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了产销各环节的议价能力，经济收益明显。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社会收益明显。长期以来，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直被倡导和鼓励，但家庭经营的小规模生产无法激发可持续生产的动力。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污染严重。调研中看到，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充分利用鸡粪，兼业发展鱼虾养殖和经济林木种植，田丰合作组织将猪粪进行有机处理，发展沼气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

吉林省畜牧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较晚，20多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服务规范的合作组织。但受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农民合作意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调研发现，在成员构成多元化的同时，非农民身份的成员在畜牧合作组织中占比较大，且在股权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的主要成员，身份虽然为农民，但早已脱离真正的农业领域，即真正农民成员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农民内生力量的薄弱造成外来资本大量侵入畜牧合作组织，产权结构与真正意义的农民合作组织要求还存在偏差，外来工商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与“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宗旨存有矛盾，不利于畜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大部分畜牧合作组织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且规模较小，业务多停留在生产资料与初级畜产品的生产流通上，角色是联结农资供应企业、养殖户与畜牧产品加工企业的中介。不具备运作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市场竞争力较弱，合作水平较低，对成员带动能力不强，无法满足成员的综合需求。对吉林省榆树市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158户农户进行访谈，60.1%的受访者表示，未加入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既要解决成员的畜产品销售，又要将畜产品销售给加工企业或消费者。目前，多数组织以协议约定同成员之间的畜产品定向转移关系。而实践中，畜产品转移数量有时无法确切约定，有时又无法约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一方面成员在市场环境较好时，常会受利益的诱惑而减少与合作组织的畜产品转移量。另一方面，合作组织成员往往存有不信任的心理。这就产生了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冲突[2]。与成员定向转移产品关系的稳定性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依靠协议不能根本解决内部冲突问题。多数畜牧合作组织缺乏科学的利益机制，无法通过紧密的利益关系吸引成员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很多畜牧合作组织业务定位不准，组织机构和管理运营的随意性较大，各种外部力量交叉混乱，违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有些由政府牵头或参与发起，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政企不分；有些由农村“能人”或农资公司发起，又由于能人或公司的力量而演变为私人或合伙企业。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以兴办畜牧合作组织为旗号，侵占市场，空享国家的政策、资助和补贴。不规范的、假冒合作组织的存在，形成不正当的利益竞争，侵占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公共支付，扰乱了正常的发展秩序。目前，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整体的综合素质较低，真正能够带领组织发展的人才不多，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资金方面，农民手中的资金非常有限，须向金融机构融资来解决。然而，农村金融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支持额度有限且贷款成本高于城市一般工商企业贷款。

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准确定位，将力量集中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政策的引导和落实。在实践领域要充分调动发挥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通过畜牧合作组织加强政府与养殖户、生产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降低管理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等软需求，关键要看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否真正实现。政府应通过公共管理和服务，运用市场手段，输出合理有效的政策产品，加快畜牧合作组织的成长，使之成为推动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