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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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nuscript is submitted without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is published with the consent of all authors .On behalf of my co-authors, I would like to state that the work described is original research that has not previously been published and is not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authors listed have agreed to the attached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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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人的问题,应该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从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分析人及其社会生活的本质,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实践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历史活动是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依据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不同,提出了人的存在有三种形态: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形态。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论的比较分析
1.两者的相同点
(1)两者都把人的生理需要作为最基本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那么他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也把人的生理需求放在首位,紧接着就是安全需求,这两种需求就是对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保证。在这两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时,人就会无视或者把其他需求推到后面。
(2)两者都注重人的社会性
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作为一个人,他必须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把每个人的力量都集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完成个人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的活动。社会和国家,就是人们相互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意识性主要表现在人是有目的地活动的,人的活动是满足自己需求的活动。也正是人是有意识的,个体才会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自己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人才能存在。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而且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人的智能的发展和进步也是无止境的。马斯洛指出,在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下,人就开始有了归属与爱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而人的这两种需求的实现要依靠他人的接受和认可,这就要求人必须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包括家庭、单位、民族和国家的各个群体。
(3)两者的最高需求层次——自我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大的相似度
“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者追求的最高和终极目标。在人类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物的依赖性”形态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类开始进入了社会。这时,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恩格斯指出:“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就相同于马斯洛所提出的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在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得到满足后,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显得十分强烈。为此,人们的生产、生活就会围绕这一需求而展开,进一步促进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从而达到自由王国的实现——即社会的实现,那时,人的体力、智力、感受能力、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得到了全面发展,人也就越来越进步和完善,人的全部潜能都可以得到完全的发挥,呈现一种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景象。(4)两者都认为人的需求层次是由低到高发展的
马克思认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里的新的需要是人类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外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社会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而马斯洛所阐述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这就是著名的马斯洛需要梯级结构,或叫金字塔结构。(5)两者都认为各个需求层次是同时并存的,反对将需求层次顺序机械化
马克思和马斯洛都认为,人并不是在低级需求完全得到满足后,较高一级的需求才会出现。而是在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一级的需求在人类的需求层次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低级需求并非消失,而是由原来的主导、统治地位变成从属的地位。
同时,两者都反对将需求层次顺序机械化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历史是具体的,因受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个体需求的发展必然呈现差异,需求顺序发生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的行为除了受需求的影响,还受到信仰、价值和理想的支配。例如无产阶级,他们以牺牲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包括生命)来追求全人类的解放。马斯洛也曾特别指出,要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他说:“迄今为止,我们谈的似乎这一层次是个固定顺序,但实际上它并非我们认为的那么刻板。确实多数人都把这些基本需要视为基本上遵循我们业已指出的那个顺序,然而却有许多例外。”他曾列举了七种例外的情况,并分析层次顺序发生变化的种种原因,包括信念、崇高的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等对人行为的影响。
2.两者的区别
(1)两者研究需求的角度是不同的
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研究人的需求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观的起点必须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生产,二是需要,三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将需求作为社会历史的起点来考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关注和分析,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性变革。
马斯洛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的需求问题的。他的需求理论是作为心理学说史上“第三思潮”而存在的。他从研究人的行为动机开始,研究人的需求,即“似本能”的需求,目的是要构建出人类行为的动力结构,探索出人类需求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较马克思的需求理论而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更细微、更具体、更人性化。
(2)两者研究需求理论的方法也不相同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