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课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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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属高校培养目标的设定培养目标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人文学科和农业科技结合。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立志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是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学人才。人们对素质教育的重视，促成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的趋势。第二，理论知识与技术应用并重。“上手快，后劲不足”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省属高校本科毕业生的代名词。培养目标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倡导理论与技术并重。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时代，对国际传播视野的具备，对网络传播知识和技能的把握，是未来传播工作者角色转换的最基本的条件。

二、专业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重中之重。通过横向比较各个高校传播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两方面的知识能力是必备的：一是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二是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二者是“相乘”的关系，而不是“相加”的关系。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同时做好两个方面的教学工作，才能使培养的人才既“上手快”，又“有后劲”。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来支撑。相对于理论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共性而言，各个高校传播学的应用课程设置则差异较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决定的，不同级别的学校其学生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则是学校类别和教师学缘结构决定的，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类教师资源，突出特色办学，也是各校传播学专业追求的目标。提高专业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课程的安排顺序”以及“课程的实用程度”是影响专业课程设置程度的主要变量。合理的开课顺序可以让学生更加明晰专业的培养目标，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会更加系统和完善，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热情会得到更好的激发。

（一）优化专业基础课以吉林农业大学为例，在专业基础课中，我们选定了4门学理性课程。其中“传播学概论”课程，作为专业的导论课程放在第一学期开设是没有异议的；安排在二、三个学期开设“广播电视概论”与“新媒体概论”课程，作为两个专业方向相对应的概论性课程，可为学生在第三学期期末选修方向课提供参考；第七学期开设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一方面可以为高年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为想要考研的学生提供支撑。另外，我们还安排了3门专业基础性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学生终身受用的人文基础课，开设在第1学期；“设计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构图、色彩及空间构成的感性认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音乐基础”课程可以使学生具备必要的音乐理论知识，从而加强音乐修养，更好地为后续课程及实习服务。

（二）完善专业必修课及方向选修课“摄影艺术与技术”、“平面设计”两门课程与“设计基础”课程联系紧密，作为其后续课程在第2学期开设；“视听语言”与“摄像艺术与技术”以及“音像编辑”课程相关性很强，可以组成课程群，故同时放在第3学期开设；第4、第5学期的课程分别对应方向选修课和实习设置；第6学期的“媒介策略传播”与海外高校课程设置接轨。在第7学期的“媒介运营管理”则是顺应了传播学的发展需要，由旧版的方向选修课改为专业必修课。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整个课程教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应引起省属高校足够的重视。每学期的实践教学内容都对应各自学期开设的课程群，是多门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两周的教学实习，安排相关课程的4位专业课教师担任指导教师比较合理，这样在指导效果上能够保证有较高的质量。在广播电视方向的学生主要制作影视广告、广播广告等等；网络与新媒体方向的同学主要制作多媒体广告、移动终端广告；两个方向的同学还可以选择制作平面广告。这样，“广告制作”实习最终的作品就会非常丰富，也体现了不同方向课程的特点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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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主张的仁爱、诚信、爱国、奉献和自强等美德，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它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美德的教育，是思政理论课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及效果的必然要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语境。人总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当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基因时，便赋予了个人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和国民性。因此，人们在行动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性格倾向和的隐性文化素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地支配着中国公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的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优秀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为一门培育四有新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功效，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张祥浩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与马列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东莉也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和开发利用，进行重新开掘、认识和评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组成部分。“以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环境的制约，不可能游离社会文化发展的格局来进行封闭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5]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内容，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教学素材。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而中华民族无疑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断地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如，孝道教育历来是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百善孝为先”的说法，它要求我们尊敬师长，孝敬父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然而，当下社会出现了一些极为不好的现象和风气，如不孝顺父母，甚至辱骂父母、伤害父母等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同中华民族传统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自强教育等，都是培养“四有”新人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都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积淀，难免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内容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主义原则是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它崇尚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整体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三纲五常。总而言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影响人们思想建设的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算，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二、思政课程教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

历史和传统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脱离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没有继承就会迷失方向，而没有创新只会重蹈旧辙。“儒家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是因为它拥有一套独特的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试选拔机制、排斥异端邪说的抑制机制、以注经为主线的损益机制、儒道佛互补机制等等。”[8]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播机制建设，就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首先，加强顶层规章制度与原则的建设，规范作为指导思想的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与“思维借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以为指导，使传统文化既能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能彰显时代精神。中央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协调关系，尽快颁布关于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作出明确的规定，积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人心。同时坚持“”与“思维借鉴”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选择，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对于与国家主导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级制度等，应坚决地予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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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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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5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篇6

1.1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太成熟

教学手段单一，在授课过程中枯燥的填鸭式教学，传统的板书配合幻灯片模式讲授，教学观念落后，教授本位，学生被动接受，学生学得苦不堪言，老师在教授过程中体会不了互动的乐趣。很多老师只是一味的翻译原版传播学教材，重点放在传播理论的刻板讲授上，忽略了与实际传媒现象相结合，缺乏案例教学，课上的干巴乏味，把双语专业课上成了专业英语课。课堂上单一的讲授专业词汇，句子和语法，偏离了开设传播学这门课程的初衷。

1.2学生英文水平参差不齐

学生的英语水平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但不同学生的英语素养差别很大，对那些英语听力和词汇量方面比较薄弱的学生而言，想要全部听懂老师传授的内容，跟上教学进度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目前一刀切的授课模式，对于英语能力强的学生信息量方面就显得不足，而英语能力弱的同学则对授课内容理解困难。

1.3任务重课时紧，进度不好掌控

传播学囊括了大量的理论和不同流派的观点，其中不乏需要深入讲解才能领悟的学术问题，但大多数高校开设此门课程只有48个学时，相比于母语授课，双语教学又增添了一重语言关的难度，花费在单词和句子解释上的时间较多，授课只能删繁就简取其精要，无法做到精细化授课。同时，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英语水平不同，授课进步也受其影响，难以精准把握。

2.提高教学质量的改良措施

2.1采用以激发学生兴趣为目的的立体化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因其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课堂教学不能像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一样，而应采用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理念，首先研究如何持久的吸引学生的兴趣点，教学过程中可以运用举例、对比、互动甚至插入小游戏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案例教学法和互动式教学效果极佳，能很好的吸引学生，使得这门理论性强、不易理解的学科延伸出趣味性，由案例引出相关专业理论便于学生理解并且印象深刻，在互动教学中许多老师只关注到了课堂上的互动，忽略了课下时间，上文提过传播学课时紧张，双语教学又耗时多，注定了课堂上很难保证有大段时间来互动，这样就不好掌握学生思维动向和对课程的理解程度，可以安排课下专门的答疑教室和答疑时间，或借由互联网随时随地的进行，网上答疑的好处是网络的匿名性，增加了学生的活跃程度，师生间隔膜减小，沟通顺畅，交流充分。

2.2分阶段推进不同教学模式，尝试语言分流教学

上文提到双语教育中，学生层面上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传统“一刀切”模式明显不适合实际教学情况。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双语教学，并总结出双语教学四种基本形式，它包括：浸入式教学即学校使用第二种语言进行教学；过渡式教学即入学时使用母语教学，但一个阶段过渡后只使用第二种语言教学；保持式教学即入学时使用母语教学，一定阶段后部分课程使用第二种语言授课，其他课程仍然使用母语；翻译式教学即授课过程中以母语为主，但会使用第二种语言的教材，教师选择部分重要内容翻译成母语。这四种模式难度是依次递减的，浸入式教学最难，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最高，而翻译式教学最易，在开设双语教学的时候，可以分阶段进行，由最简单的翻译式教学开始慢慢过渡到浸入式教学，当然如果学生整体水平不高，最终实施过渡式教学也未尝不可，中间各种教学模式的衔接和更迭，由授课老师根据授课情况，灵活把控，自主决定。同时可以尝试实行语言分流教学，对同年级学生进行摸底英语测试，按照英语水平划分出快慢班，也可根据学生意愿自主选择班级，不同班级双语应用比例以及授课进度不同，英语水平大致相同的学生同班授课对授课老师而言轻松不少，能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出适合学生水平的教案和授课内容，教学质量自然容易提高。

2.3教材选择采用原版和自编讲义双轨制

在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选择教材时倾向于英语原版教材，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是好处在于，它们基本都出自传播学大师之手，理论阐述详尽深刻，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英文能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英文原版专业书籍过于晦涩艰深，很多学生望而生畏，而授课老师也容易依赖甚至迷信原版教材，无法自主教学，可以实行双轨制，一方面选用难易程度适中的英文原版教材，另一方面在其基础上按照教学需求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做出全新教义，去掉许多重要性不强的、失去时新性或者不适合英文口语表达的内容，辅助以最新行业动态及学术前沿，达到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课堂上教师以讲义为主线，要求学生及时抄录讲义，原版教材则更多的放在课下，学生以预习及复习的形式阅读，期末考试两者兼顾，这样会更好的体现出授课重点。

篇7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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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就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应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在追求职业需求、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志向的同时，高等教育还应该为国家培养服务型人才、促进学生人性和理性方面的健康发展。担任耶鲁大学二十年校长的里察•拉维因(RichardCharlesLevin)认为，拥有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倡导的教育是追求自由的精神，负责任的公民，具有远大的志向，和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威大校长和耶大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都在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应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当今美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理工科或文科专业均特别重视人文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平衡发展。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大众传播学术界已经开始探索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的问题。曾经开创大学培养职业技能性新闻记者的密苏里大学，也终于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培养具备高人文素质、广博知识，但仍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步入大众化也迫使当今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作为一所应用型的高等学府，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技能，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本论文是以目前美国与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为参考基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提出一个课程规划模式方案，并为大陆培养应用型新闻学专业人才，规划一个为期四年的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案例。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备高综合素质、敬业精神、判断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的“才”。高等教育担负的职责不仅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精英教育，更大的使命应该是为国家培养社会建设与改革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必须具备扎实、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专业实践经验与技能，并且能够充分掌握和运用其专业知识。但同时也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素养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具备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高等教育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职业院校教育人才的培养有基本理念上的差异：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为目标，是培养为社会各行业提供未来的领导阶层的人才；而职业学院教育则为各行业培养基层的技术性专业人才，这种人才发展的潜力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成为未来的“工程师”。那么目前海峡两岸培养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具有何种发展方向上的特征？目前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多往实用性、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现今两岸许多大学校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大量专业性、实践性的课程，传授狭窄的专业理论知识，两岸的高等教育机构已逐渐成为职业培训的场所[1]。在课程规划方面也呈现出缺乏培养人才理念的办学现象。开设课程往往不是以培养现代专业人才的目标为导向，而是以任课教师的个人能力或兴趣开设课程，其结果是规划出的大学四年课程如同一个“大杂盘”，缺乏教育的方向感。那么，新闻传播学课程规划的理念应以什么为建构的依据？我们应该培养具备哪些方面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于现代人的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课程内容？

（二）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规划

教育的核心是课程，而课程的规划与设置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为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要求，课程设置的理念必须同时代的发展步调相一致。当今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而且是具有智慧的专业人才。智慧是人的综合知识和判断事物的集中体现。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知识，但是它无法为我们提供智慧，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养分。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中获取智慧。人文素质的养分主要取自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的肥沃土壤。文、史、哲知识不仅可以培养我们全方位的、广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我们独立判断与批判能力提供条件。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较为宽广的视野，培育广博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知识基础，也为培养学生好学善思的素质提供养份。通过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通过广博的知识文化积累，和高雅的文化环境氛围的熏陶，学生不仅可以拓宽其知识面，还能在思想、道德、文化、审美、身体等多方面得到全面的提升，也为培养人的自主创新的能力提供条件。创新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训练开发出来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依赖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锻炼获得的[2]。要想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生的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融会贯通的能力就强。其次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想象力是指人们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新形象[3]。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基础。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为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素质教育的培育需要整合学习专业化和学习职业化的教育目标。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两者间应该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素质教育是学生技能培养的延伸和提升，它不应局限于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帮助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看待问题。对素质教育与实践性课程的授课比例需要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均衡的发展。在规划课程时需要了解专业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考虑课程与课程间相互渗透的设计。开设每一课程应明确认识该课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每门课程的安排必须能充分体现出应用型的教育理念。在撰写教学计划时需要明确说明开设每一门课程预计达到的目标，并根据这个目标设计每一门课的具体内容和撰写课程大纲。此外，需要具体说明学生学习某一专业课程后应该“掌握”、“具备”何种能力。例如，具备独立进行创作的能力等，并且说明在技能的训练上要达到何种程度。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处理好技能训练与文化素质、人文素质、审美素质间关系的问题。基于上述理念，本论文以莆田学院新闻学专业四年本科修读172总学分，设计以修读83学分的专业课程为案例，提出一份“新闻学专业四年学习课程规划表”（见表—）。此表根据学生对不同传播媒体的兴趣，区分为A、B两个专业轨，供学生选读。不论选择A轨或B轨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均须修读至少47学分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及必须修读至少36学分A、B两专业轨共同选修的专业性课程。此项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的规划可大致归纳为“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和“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三类。

二、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教育是一种系统性、专门化的知识培养。专业核心课程是指在专业范围内要求学生学习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该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的专业发展动态，同时也在培养学生分析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4]为满足传播业界对于人才技能之要求，学生需要系统地学习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和原理等知识，并掌握对该专业应用所需的基本技能。此类课程包含所有专业所需修读的基础理论，或专业技术原理性课程。为满足新闻传播业界对人才技能方面的要求，课程规划方案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一定学分的专业理论与技能性训练课程：专业必修学分：47学分（包括实习学分）专业选修学分：36学分（可选择修读的学分为68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专业拓展（延伸）课程：必修学分：32学分综合素质培育课程：必修学分57学分新闻专业本科四年必须修读总学分：172学分1.专业素质培养课程：此方向着重传授传播学理论性与原理性、传播史、传播法规等课程。此课程也包含专业实践性的基础课程。此类课程均为必修课程。2.专业技能性课程：此类课程以实践为导向，主要是培养学生操作影视媒体器材与相关设备的能力。

三、专业拓展(延伸)课程

新闻媒体报导所呈现出内容的质量与媒体工作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品德、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修读上述83个专业核心课程学分外，我们进一步要求本专业学生需要自行选择修读拓展其志趣的“专业拓展课程”。这是属于专业知识培养性质的课程。它是培养学生能够掌握某一科学、或某一个领域，并且具备该领域一定深度的专业知识，在进行采访时能够提出具有专业性、深入性的采访问题，并能做出具有深度的新闻报导。例如，对未来有意在体育方面发展的新闻专业学生可到体育学院修读相关的课程，以培育学生在此领域的专长。学生亦可在其他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疗、自然科学、环境科学、艺术、地质学、海洋学、生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领域，拓展其专业知识。此课程要求学生在其兴趣拓展的领域至少修读两个专业领域，且每一领域修读不得少于12个学分的课程，修读拓展性课程的总学分不得少于32学分。

四、综合素质培育课程

此课程设置的目的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开拓其视野，使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课程内容也应包括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培养他们分析事物和创新的能力。此类课程包含工具性知识的培养，如外语、基础研究方法等。这一模块要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在四年内必须修读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课程至少57学分，其中修读文学、历史、哲学，每一类不得少于12学分的课程。根据上述理念，本论文更进一步提出由三个模块组成的“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见表二）。

五、结语

以应用型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培养专业人才的理念为基础，本论文提出一个“新闻学专业四年课程规划模式”的案例。形成此模式的概念亦可运用到其他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其他专业领域。此模式的有效执行，除了需要学校各院系彼此共同配合方可达成外，也需整合如中文、历史及目前开设的公共课程等，并须重新规划设置如目前台湾各院校普遍设置的“通识教育中心”。此中心的设置可向全校所有科系学生提供各类综合素质培育课程，供不同专业学生选读。

参考文献:

1.北航高研院通识教育研究课题组.转型中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比较、评估与展望[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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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田建国，周光迅.大学教育综合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叶立群.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8.房剑森，薛天祥.高等教育发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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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11.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的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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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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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对我们似乎熟悉了的传播学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学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论证是怎样的。眼前的这本书《传播学关键词》(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迈出的便是这样一步。

这本书从传播学体系中选出基础性的，常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25个概念，追溯每一个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内涵后来延伸的情况，提供概念运用的实际情境和范例。

为了防止再发生误读，这本书直接面对经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内容翻译自经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语材料外，还兼顾了法语、德语等语种的材料；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本书的编著过程，也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教学与交流过程。

读《传播学关键词》，也就是对传播学基础理论做一次拓展训练，为以后进一步阅读经典论著，提供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直面－手材料

我们阅读传播学的时候，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法就是直接阅读专业著作和经典文本，但有的时候又会感觉阅读起来很困难，因为知识储备不足、缺乏适合的参考书目等。

《传播学关键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对经典、面对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词汇，而没有在外延上扩展――诸如提出，“××传播学”、“传播××学”一类的概念，而只是关注传播学的核心部分，比如“符号”、“文本”等等，从学理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绍。

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没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一手资料的忽视，极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义”，生造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并且繁衍开来，让人贻笑大方。

翻阅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的传播学论文，轻视一手材料的情况相当普遍，引证的多数是教材。以引证教材为主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有学术创新，倒是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写论文是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学、文艺学等领域中，除非极特殊的情况，都是不允许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况下，学术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须是一手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是非转引的、原初的材料。确实找不到一条资料的最初来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内容是第几手的呢?恐怕就难说了，起码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他采用的内容完全可能来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参考资料或许来自《传播学的进路》等译文集，由于懂德语的人不太多，译文可能翻译自英语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译过来。

这样一来，德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翻译成汉语，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还可能继续引用这本教材，一个理论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错，也很难避免隔暖的产生。

《传播学关键词》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内容都直接翻译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尽管已经有了中译本，但还是做了重新翻译。面对一手材料，说起来简单，行动起来却不容易。

找寻一手材料本身，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费一两天却只能找到一两条材料。但一个关键词的所有材料齐全之后，就非常有意义：通过每一个词条之后的文献出处，起码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继续参考和查询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经过选择和翻译的材料，已经不再是“第一手”了，却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义，能够指导读者顺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这或许就是“关键词”这一体例书籍的特殊优势，能够从纵向解释一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在横向上无限扩展，提供若干人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与解释、它的原初位置，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指引。

人们想说的，总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两个非学术的取向：一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用政治话语组织传播学的学术体系；一是业务取向，从传播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来界定传播学。这两个取向之外，对传播学学理层面的关注是有限的。读懂传播学，需要理解传播学各种理论或关键词在学理层面的诞生背景、随后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修正等环节。

在《传播学关键词》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个关键词的意义流变过程，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学理背景的分析。

一个概念的意义不是常量，在社会现象学学者的眼里，人类所进行的所有互动，比如对概念的理解，都带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动行为中，互动者与其背景和情境的关联。人们所要说的，总是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在理解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存在着索引性的问题。各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在不同的学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和特征――概念取决于他们在其中产生的背景。

传播学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紧密的关联，比如“大众”与“受众”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映衬下，有不同的意义。最典型的就是“符号”这个概念，它在结构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等视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传播学关键词》中，特意为每一个关键词提供了十多条定义，以及具体的运用实例(书中的“关键视点”)，以及参考书目(书中的“关键论著”)。

重视关键词的“索引性”，展现它们原初内涵，以及在适合的情境下对其进行解释，正本清源，这是学习传播学必要的阅读步骤。以前少了这一步，现在得补上。

教与学：一种新型传播

上个世纪30-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设立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史源学。顾名思义，就是要追寻史料的源头。他的课程是一门实习课，陈垣让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解决具体问题。通过这种实习的过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实践者。

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对每个概念的来源和本学科名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搜集和陈述，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历经几届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种的翻译，每一条论证看起来只有数百字，可能前后经历了多位参与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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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214-01

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与新闻学、信息科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很密切的联系，其知识面较宽、理论性较强，又因为传播学理论起源于美国，属于舶来品，使得该课程内容更抽象难懂。长江大学广播电视专业及文案策划方向的学生开设传播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能力，如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符号互动等理论都对学生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能让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各类传播实践，是传播学教学追求的终极目的。

一、传播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传播学》课程是长江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的理论基础课，专业内所有学生都必须选修；是文学院中文系文案策划方向的专业选修课。广播电视系与文案策划方向的学生在《传播学》课程设计中，均以大课的形式上课。学生人数众多（长江大学传播学课程上课人数通常在75人―85人之间）。这样的现实导致教师通常采用“满堂灌”的讲授法，不太关注和学生的互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是大量的理论知识，教学评价也以考试为主，注重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这样的授课与评价方式使得理论教学居于主导地位，基本上都是老师在讲台上唱独角戏，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心理学习动机，甚至会有学生觉得学传播学无用。通过对长江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及文案策划方向的160位同学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学生大多希望“增加师生互动、多举新案例、渴望参与实践”。

因此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要鼓励和支持学生亲自参加到各种传播机构或组织的传播活动之中去，以亲身的实践验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同时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思路。

二、提高“抬头率”，需要师生互动

理论课堂上，太多学生成为“低头一族”，看手机看书成为课堂习惯。而传播学课堂教学，应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师生互动。首先可以考虑课前设置思考题，恰当的思考题设置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的思考。同时，要注意问题需设置的小而具体，过大的题目让学生有畏难的情绪，难以调动学生积极动脑思考问题。其次在课堂上可以考虑安排针对理论的讨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理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充分发挥学生的理论创新能力，加深学生对这些抽象难懂的西方理论的理解。讨论式教学可以把教师与学生之间单向的信息交流，转变为双向的信息交流方式，使学生对知识由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的汲取。这种汲取使得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与记忆更深刻，也将更持久。在学生们参与讨论的过程中知识的脉络也变得逐步清晰起来。最后，可以尝试让学生通过案例分析来讲解理论，充分挖掘学生潜力。通过学生亲身搜集案例并讲解分析，继而让其他同学补充分析，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也能增加学生对理论的印象和对理论的深入理解能力。

要想做到师生更加充分的互动，《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方式还应该是开放的，教师除了应想办法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要注重课下与学生进一步地交流。数字化和新媒体层出不穷，使得师生网络传播的内容体现着新媒体所特有的优势。互动与沟通充分是网络媒介强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在互联网上信息受众主动寻求信息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网络等新型媒介的出现，补偿了以往传统媒介的不足，突出表现在其开放性与互动性。受传者和传播者没有了明显的界限。新型媒介使师生信息互通的空间更大，时间性也更广。如教师可针对该课程开设博客空间，做课程的延展与案例展示，邀请学生参与等方式实现师生之间实时与完全的互动。

在《传播学》课程教学中，还可考虑借助其他新兴媒介扩展教学空间。以微博为例，与传统博客不同的是，写微博不需要长篇大论，每次最多只能发送140 个字符来信息。微博主通过手机或电脑上传文字或者图片后，他的受众能及时查看该信息并发表评论。在微博的世界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博主，人人也都是受众。教师可考虑组织学生建立课程学习微博群，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将学习问题及学生们在微博里的讨论上传到网站，进而展开积极讨论。其中腾讯微博是人际传播最为活跃的微博平台，教师可以考虑利用腾讯微博发起微博群。中国大学生人人都有QQ，而且但凡上网，大家必登录腾讯QQ。在微博上，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哪怕平时很难被关注的学生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也可以通过微博关注每一位学生，这一传播过程充分实现师生互动、多向互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使用微博教学，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还能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增强学生团队协作意识。除了微博，目前微信也成为较为活跃的互动沟通平台。这些新兴媒介可让课后师生之间能自由互动，这些新兴媒介也更能吸引学生的目光，增强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三、理论的抽象性需要案例引入

案例教学是增强师生互动的一种教学方法，最初提出于19世纪80年代的哈佛商学院。因传播学研究起源于20 世纪初的美国，很多研究集中于总统选举、军事宣传等目的，与21 世纪的中国学生实在相距甚远。因此引入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来讲解教科书中的传播原理很有必要。

在案例准备上，教师首先要考虑案例本身的针对性、新颖性以及与课堂讲授理论的契合度，其次案例的选择要贴近学生生活、通俗易懂，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重要的就是注意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比如在讲授“使用与满足”理论时，可以让学生分析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是出于怎样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满足了什么需求。可以举当前比较火爆的电视节目为例，如《超级演说家》、《爸爸去哪儿》、《变形计》等。还可考虑用点击率高的微电影作为案例进行讲解，如《老男孩》、益达的《兄弟篇――酸甜苦辣》等微电影广告、腾讯游戏的微电影广告“快乐家族”等。通过对微电影受众需求的分析，使学生更好的理解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可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讲到“议程设置”理论时，教师可引用2012年奥运会媒体之前的造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奥运会公众关注，或者引用长江大学2009年“10.24”英雄群体形象的塑造，让学生明确认识媒体在人们日常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培养理论，大众传媒通过反复重复一个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培养大众的认知，让人们接受这个模式提供的因果判断，实现大众传媒营造的“符号现实”掩盖“客观现实”，从而影响大众的“主观现实”。社会要作为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建构“符号现实”，来帮助人们培养有利于社会和谐统一发展的“共识”。这些鲜活的案例使得枯燥抽象的理论概念变得具象化，学生理解起来更加容易。

事实证明，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能自觉地将传播学原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由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就可看出这一点。最近几届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有“关于SNS 网站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网络暴力的传播学观察”、“微博的话语权分配与议程设置研究”、“一汽奔腾品牌营销传播策略研究”、“微时代社交媒体营销传播策略及效果研究”等，关注的视角都涉及社会的热点问题。

四、理论运用于实践，延伸课堂教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必须参与社会实践与应用。教学的深化要以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传播素质为目标，教学的效果体现在学生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均能得到提升。为了更好的了解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报社进行短期实践，比如让学生跟踪该媒体一天新闻编排的整个过程，指导学生注意分析电视媒体新闻的编排顺序，每条新闻长度的不同要求；报纸每条新闻所在的版面和字数要求等等。同时让学生对受众进行一个问卷调查，分析一下受众看了当天的电视新闻或者阅读了报纸新闻以后，认为什么是最近的 “大事”，从而对照媒体新闻传播的预期效果，验证媒介进行议程设置的功能与效果。

长江大学传播学教学小组的老师们充分考虑让学生动手实践，让学生去亲身体验传播，学会将传播符号真正运用到社会实践与各类作品的创作中。如鼓励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各种传播现象，将传播理论作为工具解决传播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并整理成；鼓励学生参与人际传播实践，学会与社会中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底层百姓沟通并整理成访谈系列集，体现出学生人际传播的技巧与传播知识水平；鼓励学生运用各种传播符号表达自己的广告创意――尽管他们的作品还较为稚嫩，但也已显示出一定的符号运用能力与传播素质。

在教学过程中，只有教师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不断更新教学方法与手段，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参与创作，才能真正发挥理论课程的指导性作用，让学生理解和接受这些理论并能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过程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

基金项目：1.长江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Y2

010017；2.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2Q0

篇12

文理合璧。该书前半部分专讲文科研究生论文写作，后半部分专讲理科研究生论文写作。文理合璧，构成了知识的完整体系。既可分开阅读，又可整书阅读；既可一得互参之妙，又可一睹全书风貌。文理科研究生一概适用。

针对性强。从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与实际入手，没有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泛泛之论，句句切中肯綮，字字直指要害。全书从论文的规范、标准、选题、文献资料收集、国内外检索工具、发表媒体选择、怎样署名、著作权保护注意事项、主要研究方法、论文基本结构、注释与参考文献的新规定等具体方面作了非常精辟透彻的论述。研究生写论文，只要照着书上的方法、规定和步骤去做，就可以收到“一步到位”的实际效果。或者遇到哪方面的问题，只要从书中一查即可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