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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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人称的非常规用法反映了使用者根据不同社交场合对语言的灵活运用，接收者需要正确理解使用者传达的社交意图。学术论文中“是否选用人称代词能揭示出作者如何看待自己在某一研究中的作用及表明作者与读者、同行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该语言现象，选择“社交指示语”来统一称谓。

 

一、语料收集和分析结果

 

本文从语言学、数学和机械领域共30种期刊上选取180篇学术论文。汉语语料搜索“我”。英语语料搜索“I”，“me”，“my”，“mine”，“we”，“us”，“our”，“ours”。结果显示汉语语料中仅语言学论文有3处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英语三个学科均有使用。汉语语言学领域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达到77%，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依次靠后。英语论文检索结果表明三个领域对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基本持平。

 

二、第一人称社交指示

 

本节结合语料讨论第一人称社交指示用法。

 

(一)第一人称单数

 

汉语仅在语言学论文出现三处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英语论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1.So far as Ican tell，neither way of thinking is uniquely targeted by a significant problem.

 

2.我个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文体学的发展，因为我们所谓的文体学……

 

使用I强调作者本人的贡献，也体现作者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尤其是作者认为自己的陈述可能存在不足。目前提倡用“主动的”第一人称来进行论文写作使表达更加清晰自然，而国内学者依然避免第一人称以保持客观和谦虚。

 

(二)第一人称复数指作者

 

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第一人称复数作单数的情况，使用“我们”来指代自己。

 

1.另外我们猜测项链图的嵌入分布为强单峰的，并且其单峰点的位置为其不可定向平均亏格的上取整或下取整……

 

2.We present the solution of crack problem by introduction of a set of potential functions.

 

这些论文均由单个作者撰写完成，该种编者“We”的用法体现作者的谦虚与礼貌。田海龙指出“我们”表示“自谦的人际功能在汉语文化中有着牢固的根基”。同时亦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造成了移情的语用效果。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最普遍，但英语不同领域的论文使用次数基本持平，汉语论文语言学使用最多。这是因为国内理工科领域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

 

(三)第一人称复数包含读者

 

语料中也发现第一人称可以用来指称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

 

1.由于R一p互T一Q，我们有……

 

2.Furthermore，we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such a multina-tional exposure database……

 

上边的例子都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创建了“共同处境”，将读者带入自己的思路，对学术语境下交际的成功产生积极作用。中英文论文作者对第一人称共称现象的使用差异不大。

 

(四)第一人称复数泛指

 

论文中也存在第一人称复数用来泛指的例子：

 

1.架构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反映我们的价值取向。

 

2.It is true that when we signal our inferences in discourse we do not have always the goal of presenting an argumentation to someone else.

 

上例所有的第一人称复数均可换成“people”，该用法让读者感到更加亲近。英汉论文中该用法均较少，英汉语言学领域的使用均多于其他两个领域，汉语另外两个领域未有该用法。这可能是三个领域研究内容所致，语言学领域须更多讨论泛指的话题。

 

(五)第一人称复数指读者

 

英汉论文中均发现了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二人称即读者的例子：

 

1.In the first case(8a)，which is the most frequently found kind of enthymeme and—as we shall see—the most interesting as regards cultural variability…

 

2.我们知道，文学文体学主要系统研究文学语言和文学体裁。

 

(1)中意图是为了表达“你们将看到的”含义。(2)其本意是为了提醒读者作者很熟悉的理论，但作者避免使用产生距离感的第二人称，产生了拉拢读者的“移情”效果。该用法在英汉论文中使用频率均较少，汉语论文仅语言学领域出现，英语论文基本持平，体现英汉论文写作理念差异。

 

第一人称单数用法体现了作者负责的态度，在国外学术论文中逐渐提倡。第一人称复数四种用法避免了主观的单数“我”从而增加了论文的客观性与权威性，产生的移情效果让论文更具说服力。学术论文第一人称的灵活运用达到一些共同的社交功能，即论文的客观，谦虚和说服力。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差异巨大，汉语论文受东方文化影响几乎不存在该用法。

 

英汉论文三个领域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使用上差异较大。英语三个领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基本相同，汉语论文中语言学领域使用最多，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次之，这是由于国内数学领域和机械领域坚持传统所致。英汉论文对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因素和写作风格导致，不同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不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因。英汉论文在第一人称使用上的差异是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因素制约着英汉学术文本写作风格。

 

篇2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一般简单地分为民族专有词汇、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和习语[1]。一般来说，包括替代式翻译、音译、解释性翻译、和意译。

1．替换

替换指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指代意义不同但比喻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入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2]。例如：开夜车（burnthe midnight oil）；钻牛角尖（split hairs）；低声下气（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战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墙一战）；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边风 water offa duck S back；当电灯泡（play gooseberry）；过河拆桥（kick down the ladder）；昙花一现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

2．音译

汉英文化差异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中的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或者类似的表达，这时可以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音译过去。音译的词经过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会逐渐融入英语文化中，丰富英语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阴（ying）阳（yang）已经普遍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的翻译。“福娃”最初翻译成“friendlies”，自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首先，friendly作为形容词意为：“和蔼可亲的，友好的，对环境无害的”。但是作名词是“友谊赛”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复数形式文学艺术论文，必是名词无疑，意义上就说不过去了[3]。其次，friendlies听起来像是friendless（没有朋友）。每届奥运会的吉祥物都能体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的角度说，无法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该词的争议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音译，直接翻译成Fuwa。既简单易记，又能体现了民族特色。

3．解释性翻译

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虽然能让读者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但译文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意义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种空壳。对于这种情况，在音译之后如果辅以一定的解释，则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有效统一。如：“三个代表”译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项基本原则”译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容易给人拖沓的感觉，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折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意译。

4．意译

中文读者因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预设，所以能够通过词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而英语读者通常不熟悉中国文化，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产生的联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误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国话里的“馋猫”比喻人贪嘴，常含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按中国人的心理， “山羊”是个褒义词，如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的人”。

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译文必须改变形式，以表达或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比如鲁迅小说《祝福》的标题翻译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当了。“祝福”是指旧历年底文学艺术论文，有钱人家备办酒肉等，恭请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为题，写的却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穷人的“苦”相对照，揭示社会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译成wish，英语读者就会费解，因为英语wish仅仅是一种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灵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把“祝福”译成sacrifice（专指供奉，献祭之意），并加上时问限定词the New Year，更能体现其所有的隐含意义。

5．结论

不同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则是冲突的焦点。为了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同时译文具有可读性，译者不仅要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识，用不同的策略处理翻译文化负载词。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译林出版社，2002.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篇3

Abstract：Business English major belongs to English for Especial Purpose，which leads to new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English discipline.At present，the academic study of BE has been a focus for ESP.As a result，more and more BE research papers have emerged.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introduction of BE research paper based on Genre Analysis，which may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BE academic writing..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Genre analysis；academic paper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3

1.引言

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对于学术论文写作和交流能力的要求也相应地提高。学术科研论文写作作为各种科研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已经成为学术交流的必备应用能力。学术论文具有高度的“规约性”，其属于赋有特定目的的交际事件类型，因此一般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而引言是学术论文的第一部分，具有可辨认的语步模式。根据Swales的观点，他采取“语步”（move）和“步骤”（step）来研究学术论文的引言，进而创建了CARS模式。CARS即 Create A Research Space，意为建立学术研究空间，这一模式表明学术论文引言作为一类体裁，体现了“建立学术研究空间”的交际目的。

基于体裁分析法的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研究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因为学术论文的引言部分对于整篇文章的构建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通过引言的介绍，整个语篇的宏观结构及典型的交际目的便非常清晰，因此，就学术论文体裁的特征结合商务语言的特定交际目标，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的体裁分析对这类文章的语用策略指导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基于体裁分析方法讨论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的建构，以期能够挖掘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语境的确定，模式的建立和语步分析的结构潜势。

2.相关研究综述

体裁分析理论最早是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之后由人种学家引入语言学领域（Swales，1990，p34）。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而今，语言学家们就体裁概念的界定而言，有两个主要学派即：以斯维尔斯和巴蒂亚为代表的ESP学派（Swalesian ESP School）和以马丁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学派（Australian School）。 John M.Swales的观点是“体裁是指包括具有共同交际目的的一组交际事件”（Swales，1990，p58）；而深受韩礼德影响的澳大利亚学派则认为“体裁是一种有步骤，有目的的活动类型，其数量和社会行为的数量一致”。上世纪末，秦秀白教授对巴蒂亚的定义作过比较详尽的总结，包括以下4个方面：（1）体裁是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2）体裁是不一般的交际事件；（3）在建构语篇时，我们必须遵循某种特定体裁所要求的惯例；（4）尽管体裁有其惯例和制约性，内行人仍可在体裁的框架内传达个人的意图或交际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学派在定义上存在差异，但本质是一致的：

（1） 体裁是对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

（2） 交际事件的分类标准由语篇的内部结构特征和约定俗称的交际目的两个方面决定；

（3） 体裁具有常规性和制约性，语篇内容和形式需要遵循体裁要求；

（4） 同一体裁下的不同语篇存在差异。

ESP学派的代表人物斯维尔斯和巴蒂亚是把语步（move）和（step）作为语篇分析的出发点，以学术和职业语篇为分析对象，总结归纳出特定体裁的基本语步和步骤。例如：斯维尔斯（1990）总结了学术论文中引言，研究方法，结论各部分的话步和步骤，这就为高级写作和学术英语的教学等实际应用环境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法也都把体裁视为一种社会活动，认为体裁可能随着交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而本文所讨论的商务英语学术语篇也正是基于这一学派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与演绎，并借助语料库的思路预期这类型文章引言写作实践的谋篇布局。

3.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集中讨论商务英语学术语篇是否具有可辨认且固定的语步？这对同类型文章的引言写作有何意义？

3.2 研究方法及设计

众所周知，有关商务英语的学术期刊并不很多，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所分析的100篇文章主要从来源上分为2个部分：其中60篇选自于《中国ESP研究》，《商务外语研究》和《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论文集》3类与商务英语专业密切相关的期刊及会议。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商务英语研究领域独占鳌头，由其主办的期刊可以被看作是国内这一学科发展最新，最全面且最专业的水平。而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则是在商务英语学科不断发展前进的见证者，因此，选自于以上期刊及会议的60篇文章可以被视作发表于专业类期刊及会议的商务英语学术语篇，其余40篇选自于中国知网最新的以商务英语为题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选取旨在能够多渠道的采样文本，具备广泛性。本研究依据斯维尔斯的学术语篇引言分析的理论框架对所选取的篇章进行了语步分析及频率统计，并根据数据讨论给出了研究结果分析与说明。

4.结果与讨论

4.1语步分析

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体裁结构特征：

斯维尔斯的体裁理论为体裁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并强调交际目的的关键作用。他首先着重研究了学术研究论文的引言部分，提出了“创建研究空间”分析模式，并对引言部分进行了语步分析：首先，建立研究范围；其次，建立研究地位；再次，占据研究地位。论文引言的语步模式、专业类期刊商英论文引言特征及专业类各语步统计频率分别如表1、表2、表3所示；表4、表5分别给出了非专业类期刊文章语步模式和非专业类各语步统计频率。

表1非常详细的列出了斯维尔斯关于学术论文引言语步的模式建构，共3个Move，每个语步下面细化为具体的步骤层次，但当这个语步分析应用到实际刊发的商务英语学术论文时就发现，这类文章的作者并不是严格按照语步顺序撰写文章，即使出现循环的步骤，只要满足写作需求都可以实行。这一点在下面语步统计的具体数据中得到了证实。表3专业类各语步统计频率中，例如摘自《中国ESP研究》中的文章，论文引言中虽然也出现了3个Move（语步），并且第一个Move中的3个Step与斯维尔斯的完全重合，但是当引言分析进行到第二个Move时，发现传统的学术论文引言中所包涵的4个步骤缩减为2个，第三个Move中的4个Step也只出现了其中2个。由此可见，学术论文的严谨逻辑是3个语步大框架所承载的，丰富的步骤推进会让文章的交际功能获得衔接链条的集约化，但是省略其中的一些具体步骤也并没有影响到语篇所应完成的交际目的，因而，对于专业类期刊中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的分析可知，这部分写作的基本架构是3个宏观语步分别是Move 1：确定研究范围；Move 2：提出研究具体问题；Move 3：介绍自己在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研究成果），当这3步确立之后，引言部分的语篇功能已经建立，具体步骤的参与例如表2，表3中的各个步骤实施顺序使得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的这类交际事件类型完整而严密。这也说明，学术论文引言这类语言体裁，是有一定的，相对固定的典型的整体建构形式，体裁组织着功能语体，并且这些体裁不仅有语体的共性，还具有各自不同的语言使用特点和语言组织特点。从以上的表4和表5统计的频率可知，这些发表在中国知网非商务英语专业类期刊的学术论文的引言部分的Move1和Move3也基本符合斯维尔斯的提出的“创建研究空间”语步模式，但Move3中的step4在只有很少一部分文章直接在引言部分指出了文章的结构，这主要是由于各类期刊或文章篇幅的要求不一致，因为非专业类期刊所发表的商务英语学术语篇对文章引言的逻辑安排并不作要求，毕竟这些期刊所刊发的是各学科各门类文章，因而更加注重论文内容的创新及结论的时效性。另外，CARS模式的Move2中的：step1：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Counter-claiming）；step2：指处其不足之处（Indicating a gap）基本都没有出现在引言中，可见我国论文作者对Move2即提出研究的具体问题（Establishing a niche）这一步骤的写作习惯倾向于注重step3和step4的提出问题与继续研究这两个语步。总之在非商务英语专业类型的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中，语步统计频率表基本呈现出了学术论文的引言步骤，但商务英语语篇的学术结合商务专业的特征并不明显，而且并未涉及CARS模式的全部步骤。但是Move1与Move3：确定研究范围（Establishing a territory）和 Move3 的概括研究目的（Occupying the Niche）的各个步骤基本在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得到了谋篇布局时的重点陈述。这证明了斯维尔斯的学术论文语步模式是广泛，通用及规约性的，它对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的建构是有指导意义的，当然由于文章内容和交际目的的异同，当作者在应对不同的征稿意见及个人特定的写作习惯时，引言中的各个语步有所变动。就这点而言，无论是商务英语专业类抑或是非商务英语专业类期刊中的文章在引言写作中都没有差别。

5.结语

中国的贸易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商务英语的学科建设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但只局限于模仿通用英语的教学与

研究方式是无法与现实的需求接轨的，因此，商务英语必须建立本学科实践特有的并且可循环的认知模式，而这就一定要在理论上得到基础层面的支持。商务英语学术科研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着此类人才的培养，商英学术论文正是承担这类科研的载体，本文所讨论的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引言就是试图以体裁分析的方法探索这类新兴学科的学术论文的结构潜势，体裁的双重性即商务交际性及学术交际性使得这类特定的语篇在引言部分充分体现出了学术体裁的语步建构，全文的分析以期能够通过体裁的分析方式提高商英学术论文引言的框架指导，进而推动商务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的更多的探究与研讨。

参考文献：

[1]Bhatia V K.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A Genre-based View[M].London & New York..

[2]Bhatia V K.Analysing Genre：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M].London & NY：London & NY：Longman，1993.

[3]Swales J M & Feak C B.English in Todays Research World：A Writing Guide[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120 -156.

[4]Swales，J.Genr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5]陈平.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新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J].外国语，1999（3）：28-30.

[6]韩金龙，秦秀白.体裁分析与体裁教学[J].外语界，2000，（1）：11-18.

[7]鞠玉梅.体裁分析与英汉学术论文摘要语篇[J].外语教学，2004（2）：32-36.

[8]葛冬梅，杨瑞英.学术论文摘要的体裁分析[J].现代外语，2005（2）：138-146.

[9]李战子.学术话语中认知型情态的多重人际意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353-358.

篇4

1.学术研究多元化

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术研究硕果累累。随着语言学的新成果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在辞书研究和编纂中的应用，我国双语词典研究呈多视角、多层次、跨学科的态势展开，研究范围涉及词典学的各个领域，如词典史、词典理论、词典比较、词典编纂方法和词典制作工艺等，而且这些研究能切实抓住双语词典的特点，深入到辞书其他领域不大探讨或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双语词典学的研究十分重视吸收国外词典学及语言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词典学科研不断创新。早期的双语词典学家十分重视吸收国外词典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引进了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积极型词典和消极型词典、闭环性和循环释义等新概念，当代双语词典学者开始注意到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在词典研究和词典释义中应用了诸如认知图式、概念隐喻、框架语义学、心理空间及整合理论、原型理论、文本一意义理论、认知语法、构式语法、依存语法、配价语法、二语习得和中介语理论，以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汲取这些领域的理论精华，构建当代词典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词典编纂原则和新的释义方法，譬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语篇词典学、计算词典学、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理论、构式释义法等。

学会成立的初期，双语词典学者就利用外语的优势，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际词典学的新理论，进入21世纪后，双语词典学迎来了理论创新和当代词典学理论的构建时期，有关双语词典的专著达几十种之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词典学研究》（黄建华2000）、《双语词典学导论》（黄建华，陈楚祥2001）、《双语词典编纂》（李明，周敬华2001）、《语义学与词典释义》（章宜华2002）、《交际词典学》（雍和明2003）、《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章宜华2004）、《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王馥芳2004）、《双语词典译义研究》（魏向清2005）、《辞书学与双语词典学探索》（吴建平2005）、《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章宜华，夏立新译2005）、《英汉/汉英语文辞书研究》（曾东京2006）、《英语词典学概论》（文军2006）、《当代词典学》（章宜华，雍和明2007）、《双语词典学及其教学研究》（卜爱萍，曾东京2008）、《语义·认知·释义》（章宜华2009）、《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研究》（章宜华2011）。此外，近年来毕业的词典学博士们还推出一大批基于博士论文的双语词典学专著，这表明我国双语词典学的可持续发展有了很好的人才保障。

随着词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双语词典学研究的层次不断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双语词典学的课题很少能在省部级社科规划中立项，而近年在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国家“211工程”和国家社科基金中立项的也不鲜见，而且还有一些关于词典编纂的项目，譬如：张柏然主持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章宜华主持的“新一代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研编”（09BYY034）、陈国华主持的“新时代英汉学习词典”（2010后期资助）和何家宁主持的“商务英语学习词典研编”（11BYY055）等；章宜华参与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主持的、全国名词委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名词审定》，对词典学的术语进行了厘定，这些对于规范词典学的教学和研究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2.学术交流国际化

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辞书学会成立之前，双语词典界的学术交流很少，更无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概念。自从学会成立和《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学术活动条例》制订以来，双语词典的学术活动都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已经组织了九次年会暨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紧跟国际学术动态，紧扣国内外的热点问题。无论是会议议题还是参会人员，都注重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每届会议都有国际词典学家参加，议题从词典编纂的经验介绍到词典学理论的构建，从词典学本体研究到语言学、认知学和二语习得等相关理论的应用研究，从编者视角到用户视角的研究，从简单的词典评论到词典批评学术体系的构建，从语料库到计算机词典辅助编纂系统，从传统纸质词典到电子和网络词典，从平面出版到数字和多媒体辞书出版等广泛涉猎，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和升华，每个议题都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每次会后都会把优秀论文结集出版，比较有影响的有：《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6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章宜华主编）、《双语词典学论集》（张柏然、魏向清主编）、《双语词典论专集》（黄建华、章宜华主编）、《双语词典研究》（曾东京主编）和《双语词典学专集》（黄建华、陈楚祥主编）等。这些论文集对各学校词典学研究生培养和辞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在国际学术领域，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还凭借外语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词典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原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黄建华教授参与了亚洲辞书学会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亚洲辞书学会第一任会长，章宜华教授先后担任四届亚洲辞书学会执行理事，并多次作为特邀主讲人在亚欧词典学国际会议上做主题发言。其他双语词典学者也积极参与国际会议，譬如陶源珂研究员、徐海教授和薛荷仙副教授等多次参加了亚洲和欧美国际词典学会议。1999年1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作为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秘书处所在地和亚洲辞书学会的联络站组织召开了亚洲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暨国际词典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名词典学家和辞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学习词典的研究、编纂与使用，辞书的继承与创新，语料库建设与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构成了这次学术会议的三大主旋律，主要内容都辑录入《亚洲辞书论集》（黄建华，章宜华2001）。会议的圆满成功，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澳大利亚著名辞书专家DavidBlair说：“这种专业性较强的词典学国际学术会议能聚集亚洲、欧洲和澳洲的这么多专家学者，足以说明这次会议对词典界的学术贡献是明显的、影响是巨大的。”

为了促进国内外词典学家、辞书出版社和二语教学人员的国际交流，让国内辞书界和二语教学界的学者了解国外学习词典研究和编纂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让国外词典学者和出版机构了解中国学习者对外语词典的需求，也让国外汉语教育和出版机构了解我国汉语和对外汉语词典的研究和出版情况，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决定发起每两年一次的“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并得到中国辞书学会的大力支持。第一、二届会议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在广州和重庆召开，来自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的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也出版了《词典学与二语教学研究》（章宜华2008）文集，以扩大会议的影响。

3.产学研互动学术化

双语词典的学术互动主要是产学研之间的互动，体现在学、研、产三个方面。首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于1994年率先招收双语词典学博士生，不久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相继开始招收词典学硕士研究生；在进入21世纪后，招收双语词典学硕士研究生的学校越来越多，如重庆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宁波大学、西南大学、广东商学院、温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其中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也先后招收双语词典学博士研究生。研究生的教学极大推动了双语词典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每年都有几十篇双语词典学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诞生，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里，研究生也都积极参与学校的词典学学科建设，包括一些科研项目的研究、语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以及双语词典的编纂等，这些科研成果的产出直接支持了辞书的出版和词典学的教学活动。

学术互动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术合作和学术咨询上，即双语词典学学者在学会的框架下参与出版社和传媒机构的辞书设计和编纂的咨询工作：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学习词典》的审稿工作，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的论证和样稿的编纂等，体现了汉语与双语词典“体例的互动”；为一些电子词典出版机构和传媒机构提供咨询，譬如，卡西欧、诺亚舟、步步高和山东星火传媒集团等；特别是为星火集团职工的辞书知识培训、辞书项目的规划、编纂平台的规划和用户需求调查等提供了系统的咨询。章宜华、高永伟等还连续多年参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辞书编辑资格培训班的授课。

学术互动还体现在国内学者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和学术理论的交流上。在大学平台上，章宜华、陈国华、吴建平和吴光华等教授先后多次应邀到有关大学讲学，传播词典学知识。陈国华教授在自己的学校开设了系列词典学知识讲座，提高大学生对词典的认识和使用效果。此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还先后邀请了欧洲词典学名家R.R.K.Hartmann教授、“COBUILD学习词典”和“新牛津词典”的主编Patrick Hanks来校做词典学系列讲座，商务印书馆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多家辞书出版社都派员来听课。在今年10月还将邀请英国词典学家Hilary Nesi来做为时一周的学术交流。这对我国双语词典学的学者和学生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学术素养，对我国原创英汉学习词典与国际接轨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双语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动态

双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词典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品种增多，质量提升。在过去20年间，双语词典出版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涉及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只要社会上有新的专业门类出现，就有（或者即将有）与之相应的双语词典出现。因此，双语辞书出版的数量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从历届国家辞书奖参评数量和质量评价上可以反映出来。

2.学术开路，体例创新。由于双语词典重视学术研究和语言学新理论的应用，很多词典在选题、设计和内容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体例上敢于创新。如《俄汉详解大词典》（赵洵等）在释义上采用了多层次释义法，区别了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使俄语语义体系既系统又明了。《俄汉文学翻译词典》（龚人放）与以前出版的外汉翻译词典不同，它对那些语义明晰（transparent）的译例一律不收，只收录汉语译文已突破源语语言图式的限制，意义上有所引申或升华，反映源语之深层涵义的译例。《英汉科技表达词典》将“科技词汇”和“科技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解释科技英语或术语的同时解释相关的语法和用法，并设置科技领域常用功能意念英语表达法栏目，这在英汉科技词典中极具个性。

《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邱述德）借鉴语言学中的交际理论，通过描述语言交际的环境、内容和模式来解释特定语词的意义和使用。《新时代高阶英汉学习词典的研编》（陈国华）的主要设计特征体现在对条目和释义词的控制，系统、全面的语法搭配信息和实词搭配信息，围绕搭配来组织词典信息。这种以搭配为主要新特征的英语学习词典将为我国EFL提供全新的语言参考途径。《新世纪英汉双解学习词典》（暂定名）（章宜华）汲取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采用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理念来设计词典的体例结构；从中国英语（EFL）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实际需求出发，把被释义词放在特定的构式中，通过描述语言的交际环境、交际角色及交际内容来解释语词特定的意义和使用。它摆脱了传统词典释义方法，把意义赋予特定的语言模式或特定模式中的语词，使被释义词的形态、概念、句法、语用和文化等层面的知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团队合作，打造精品。辞书编纂的特点就是周期长，工作量大，涉及人员广。为了保证质量，近几年出版的双语词典——特别是大中型词典项目——常常组成强大的编纂班子，历时数年，甚至十几年，在全体参编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完成。如《俄汉详解大词典》有一支由全国7个省市的50多位资深学者组成的编纂队伍，历经12个寒暑，最终圆满完成。《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始编于1989年，历经两任主编（吴景荣和程镇球），由30多位学者历时十年时间，经商务印书馆10余位编辑近一年打磨而成。吴光华教授有一个几十人的班子，先后编成《英汉科技大辞典》、《汉英大词典》（两卷本）和《汉英综合大辞典》（3卷本），2010年又推出《英汉大词典》单卷修订本，质量也不断提高。刘纯豹的团队也是常年笔耕不辍，打造出《综合英汉文科大辞典》和《英汉全功能词典》。近年来，出版社与大学合作也成为原创词典发展的一种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西安外语学院合作推出了《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了《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合作修订了《英汉大词典》和《新英汉词典》。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双语辞书正在编写之中，譬如上述《新时代英汉学习词典》是由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团队合作编纂的，《新世纪英汉双解词典》是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团队合作编纂的。这些词典都是团队合作、多方支持、广大参编者共同努力的产物。以前那种单枪匹马“编”词典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4.技术换代，词典革新。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运用体现在词典编纂、编辑和出版的全过程。可以说，它给词典学带来了一场革命，无论是承载词典信息的介质，还是词典知识内容的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双语词典界一直紧跟国际步伐，从辞书学会成立伊始就进行了语料库和计算机词典辅助编纂系统的开发。譬如，南京大学的CO-NULEXID系统，即商务一南大语料库暨双语词典编纂系统，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发了“基于微观数据结构的双语词典生成系统”，是一个基于广域网环境运行的计算辅助词典编纂及生成平台，适用于多语种外汉词典的编纂和自动生成。最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外语学院合作，建设大型“英汉双语平行句对语料库”，拟收录60余万英汉句对，总字数达5000余万。现在，语料对齐、入库的工作已经完成，将进行必要的词类、句法和语义属性方面的标注。该英汉句对库的建设目的是为词典编纂、语言学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等提供可靠的语言资源和统计数据。这些语言资源和平台的建设为新世纪原创双语词典的开发和质量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近几年，各大双语辞书出版机构在“十二五”期间都有宏大的出版计划。如商务印书馆在抓好原创词典的同时，拟推出“牛津”和“朗文”新版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十分重视原创辞书、引进版大型工具书和词典学等相关学术著作的出版，并与多家大学合作进行双语词典语料库、数据库和编纂平台的建设。上海译文出版社拟出版的重要工具书有汉德、汉法、汉日词典（各1600万字）和汉英大词典（3600万字），拟引进出版的重要工具书有英汉、英德、英法、英俄、英韩、英日和英西双向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比较重视学习型辞书的引进和出版，为了提高辞书编纂和出版效率，方便与电子媒体结合，引进了词典编纂平台，并已普遍运用到多个项目之中。

三、双语辞书的评论与评奖

辞书评论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介绍和褒扬优质辞书、批评劣质辞书和辞书评论（含评奖）。这三方面内容的核心目的就是提高辞书质量，指导词典使用。

批评劣质辞书是辞书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20年间，双语词典学界一直旗帜鲜明地褒扬具有原创性的优秀作品，鞭挞抄袭、拼凑的劣质之作，为营造健康的辞书学术和出版氛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譬如：从《法汉科技词汇大全》谈劣质大词典（黄建华1994）、双语词典质量标准与质量保障对策（张后尘1995）、王同亿事件的教训（陈楚祥1997）、日汉科技专科词典的编纂问题——评王同亿主编的《日汉科技词汇大全》（杨诎人1999）、从词典学词汇的释义谈《英汉辞海》的质量问题（章宜华，黄建华2004）等，对劣质词典从收词、立目、释义、翻译和例证等方面，以及掠夺他人成果等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更多的辞书评论以学术争鸣的态度，对许多词典进行了探讨，如丁志聪在《（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的特色与讹误——兼与李润清教授商榷》一文中就表述了与李润清教授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出该词典在翻译和自撰例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类似的文章还有：《谈（英汉大词典补编）译名来源及定名原则——兼与诚先生商榷》（于海江2001）、《就（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评论与赫迎红先生商榷》（赵刚2012）、《综合性英汉词典英谚收译的三大问题》（曾东京2003）等。

在辞书评论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许多论述。如陈楚祥《词典评价标准十题》（1994）从词典编纂的宗旨、选词立目、义项划分、释义和注释、例证与参见，以及术语标准化和检索性等方面论述了辞书评论的写作方法。魏向清《关于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的思考》一文通过对双语词典批评的双重理据进行分析来构建科学的词典批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双语词典评价的六大方面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曾东京出版了专著《双语语文词典批评研究》，从双语语文词典批评的性质特点、目的、作用、意义和原则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此外，在全国各种刊物上还发表了一大批介绍和推荐优秀辞书的辞书评论。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双语词典评论的理论体系。

辞书评奖是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中国辞书学会的领导下，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参与了中国辞书奖（后改称“国家辞书奖”）的评奖工作。第一届共收到申报词典30部，评出一等奖2部——《大俄汉词典》和《最新高级英汉词典》，二等奖4部，三等奖5部；第二届共收到申报词典26部，评出一等奖2部——《汉英词典》和《汉俄翻译词典》，二等奖和三等奖各4部；第三届共有36部词典参评，评出一等奖3部——《俄汉详解大词典》、《汉语波斯语词典》和《新捷汉词典》，二等奖6部。第四届共有43部词典参评，评出一等奖2部——《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世纪英语新词语双解词典》，二等奖5部。第五届共收到申报词典33部，评出一等奖4部——《新时代汉英词典》、《英汉医学词典》和《简明汉西词典》等，二等奖5部。之后，辞书评奖转由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组织，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都参与了评奖工作。在最近的一次评奖中，《汉俄大词典》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新时代西汉大词典》和《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四、双语词典编纂与出版存在的问题

20年来，双语界在词典学的学术研究和词典编纂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小觑。能否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对我国双语词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问题：经过学界多年努力，编词典的不做词典学的理论研究，做研究的不编词典的现象有所改善，但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研究和出版结构中，导致学术研究和词典编纂两张皮，已有的学术成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双语词典质量的提升。

（2）出版社思想观念转换问题：长期以来，国内语言界和辞书界有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外语词典理所应当是外国人编得好，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引进国外版权词典，把国内外语学习词典的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出版商。但实践和调查证明，西方学者编写的词典并没有考虑国内学习者的国别需求，难以满足其学习的需要，而国内学者更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投入可观的资金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汉学习词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3）类型学观念模糊或淡薄：国内词典的设计、编纂和出版缺乏类型学的观念，试图以覆盖最大数量的用户群作为最高宗旨，积极型词典也兼顾消极型、内向型词典也兼顾外向型、能产型词典也兼顾查考型、电子词典移植纸质词典，结果造成所有词典编出来都缺乏个性，相互雷同，以致词典市场停滞不前或萎缩。有人把这种不景气归咎于电子词典，其实不然，因为电子词典也同样销售乏力；其根本原因是词典缺乏类型差异，同质化严重，消解了用户购买词典的欲望。

（4）电子和网络词典发展滞后：盗版问题似绳索捆住了各大辞书出版社的手脚，使它们一直不敢涉足电子或网络词典。然而，专科或专门词典电子化，大型词典网络化是辞书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有极大的用户群体和市场；谁回避了这个问题，谁将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电子词典与纸质词典应该是互补或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关系；因此，它们有不同的用户群体或查阅用途，应该有不同的分工和技术发展路线。

（5）辞书规划与长期投入的问题：我国的辞书出版机构不太重视辞书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基础建设（如词典语料库和数据库等），很少进行长线投入；品牌意识淡薄，少有辞书品牌的培育，大多是短平快的项目，出一个版本就从市场消失了。这导致平庸雷同之作不少，精品不多；重复出版的不少，学术创新的不多。这种现象在英汉双语词典中尤为显著，极大制约了双语辞书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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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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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43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学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许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2.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性。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论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3.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的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因此强烈地影响着译作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是导致译本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阐释学和目的论，探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不同译者的不同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别，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导致译本多样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导及影响作用，是目前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主要途径。

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

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可以用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释、阐释，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形式和揭示隐含意义的过程。翻译时，因翻译的前提是译者积极地、准确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进行语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汉代汉语的转换）然后才能进行语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英语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阐释者或第一读者去解读原文，经过译者的再创造，把原文中的意义和信息传达给读者，并让读者接受。理论上，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文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译者在对原文阐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信仰、人生经验、文化特征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译文也会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特点。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选择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译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特征。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考察其在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察反映不同译者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等。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着重观察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并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

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典籍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可以选择《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其既是中国典籍作品的巅峰水平的代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典籍英译作品中的经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产生了近百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论语》贯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了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品之一。第二，在众多的《论语》英译本中，笔者选择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两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导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对欧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他的译著《论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力。因此，关于二者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不仅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时能极大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达到中西合璧。

为了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发现译者主体性，可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包括（1）在微观层面，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词、句、篇章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的特征并考察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本中体现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2） 在宏观层面，研究促使产生两英译本差异性的译者所处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3）《论语》两英译本，在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影响下，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结合对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阐述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在阐释学和目的论框架下进行译者主体性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译和输出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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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lark， Kelly James. 2006. Three kinds of Confucian scholarship [J] .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327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