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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锁记》与“曹七巧”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
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微观接受理论给出了“否定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也被称之为文学接受中的“不确定性”,意指文学本文在内容上对读者原有意识造成的冲击,在形式上对读者阅读“前意向”(pre-jntentions)给予突破与转化,促进阅读兴趣。否定与空白、空缺共同构成所谓的复叠的“否定性”,这是“文学交流中的基本力量”。换言之,优秀的文学文本不仅需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需要对读者的心理定式和欣赏趋势做出否定与突破。当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况,那么读者就会产生文学作品内容欠缺新意的感觉,从而失去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形象就体现出了这种“否定性”,即不仅适应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曹七巧的形象来看,曹七巧谋求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她是物质社会中能够用金钱进行交换的事物。显然,曹七巧与封建社会中用三从四德来严格要求的女性具有很大出入。曹七巧对自身婚姻的不满导致了其产生了过多的积怨,这种积怨不仅体现为对姜家的恨意,同时体现在对年家人的抱怨中,甚至逐渐延伸到对子女的控制、畸爱和虐待方面。太多解不开的心结使曹七巧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并为了金钱而实现了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转变。20世纪初期的文学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重视描写新女性,突出新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意识,虽然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得到解放之后并没有找到出路,但是也确实具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给当时的文学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曹七巧这一欠缺道德感、不贞静、不贤淑且相当泼悍的形象对于当时的文学受众是陌生的,她缺乏时代气息下应当具有的躁动与憧憬,而仅仅具有被封建社会压榨下的绝望与哀伤。她压抑着自身的欲望,为了金钱放弃了爱情与信任,在痛苦与怨恨中度过一生的她,甚至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了不幸。曹七巧虽然能够为儿女提供金钱,但是却剥夺了他们的主见与思想,并对他们进行随意的操纵。在此过程中,曹七巧要女儿长安按照自己的要求将自身所承受的不幸都要女儿继续承担,虽然她相信儿子,但是却表现出了对儿媳妇的极度折磨上,并希望将儿媳妇变得不幸。这种畸形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而这种权威主义最终使他人逐渐疏远了自己。在此过程中,黄金枷锁不仅禁锢了曹七巧,并且在曹七巧的操纵下也禁锢了自己的子女。这种被物欲所支配的情感已经失去了家庭中所应当具有的利益与感情,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与道德的堕落。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刻画中,张爱玲并没有使用残忍与放纵来体现,而是像鲁迅一样展现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同时也对传统家长制中存在的“母性”进行了否定。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曹七巧同样是使用癫狂之人的视角来审慎周围的事物,其中所做出的事情也让读者目瞪口呆。如果说《狂人日记》意在对封建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做出控诉,那么《金锁记》则是通过曹七巧这一具有泯灭人性、扭曲灵魂和变态心理的形象对人性本质所具有的弱点进行了解释。从接受美学来看,《金锁记》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塑造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社会与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也展现了曹七巧从令人同情的被害者向令人憎恶的害人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彰显出更加强烈的悲剧力量。例如,小说的最后,张爱玲对曹七巧做出了这样的描绘“: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几年之后,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这不仅是曹七巧对自身青春年华已逝所做出的感叹与惋惜,同时也是对自身一生所做出的否定,其中所夹杂的苦痛与无奈会让读者产生心酸与震动。由此可见,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打破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让读者能够获得新的感受与刺激,从而使读者从新的角度对人生以及世界作出思考,在此过程中,《金锁记》以及曹七巧的形象对于读者而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这种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也正是《金锁记》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魅力所在。
二结语
综上所述,曹七巧是让读者同情的,同时也是让读者厌恶的,她是悲剧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但是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个被原欲、金钱、封建制度彻底击垮的失败者。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既使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获得了满足,同时也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突破,由此可见,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金锁记》的创作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都是十分成功的。
作者:赖巧琳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讲师
北雁南飞本是一种自然想象,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但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特殊的意义。在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中,作者将北雁南飞作为一种离别的意象使用。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作者更将这种意象所代表的离别之情渲染的恰如其分,将“北雁南飞”的动态意象与“碧云天,黄花地”等静态意象组合在一起,不但将张生与崔莺莺离别时的悲伤渲染地淋漓尽致,更将“北雁南飞”这一意象所代表的离别之情充分表达出来,达到震撼的效果。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张恨水进一步运用北雁南飞这种意象,将自己的一部小说起名为《北雁南飞》,透过表象,将北雁南飞作为一种象征,暗示小说的结局,寓意小说主题是分别。
北雁南飞是一种自然现象。百度百科对大雁南飞这种习性这样解释道:大雁每年春分后飞回北方繁殖,秋分后飞往南方越冬。往往千百成群,夜宿时,有雁在周围专司警戒,如果遇到袭击,就鸣叫报警。群雁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字形,人们称之为“雁字”,因为行阵整齐,称之为“雁阵”。当古人看到“北雁南飞”这一自然现象后,不自觉地用特有的“东方认知文化”[1]对其进行阐释,不断地对“北雁南飞”这一意象进行感悟,最终形成震撼人心的千古名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首先,在唐代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中,作者便写出“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天。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全诗发端即缘物起兴,用萦绕山峦的悠悠白云衬托隐者(诗人自己)起然物外、怡然自得的情怀。接着笔锋一转,由相望引出等高又由心逐飞雁引出绵绵情思,表达诗人‘怡悦“中犹有淡愁对友人热切的盼望和无尽的思念。而且一颗驿动的心也早已追随飞雁到了友人身边。然而无论诗人如何驰目远望都无法看到友人的身影,就连鸿雁亦消失得无影无踪。[2]诗人以“心随雁飞天”写自己由于望不到友人,站在高山处,心似乎也随鸿雁飞去,消逝在遥远的天际。作者登高望远,又感伤友人与自己分离,看到大雁从北向南飞去,从表象上自然感悟到离别的忧伤,自然的将“北雁南飞”作为一种离别的象征提出,以抒发自己的离别悲伤之情。
其次,“北雁南飞”作为一种动态的意象,如果没有“碧云天,黄花地”等静态意象对离别气氛的渲染,很难将其所代表的离别悲伤充分表达出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宋代范仲淹《苏幕遮》中写道:“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其中词人用“碧云天,黄花地”来描绘当时的景色:碧蓝的天空飘着缕缕白云,金黄的树叶铺满大地。恰逢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乡愁的词。碧蓝的天空下,枯黄的树叶落满大地,一片衰败之景,更将词人心中的乡愁牵引而出,使作者的愁绪一发不可收拾。后三句层层递进,“黯乡魂,追旅思”写自己思乡的情怀黯然凄怆,羁旅的愁绪重相续。“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写自己想要消除这种愁绪,安枕入眠,必须夜夜都是好梦。“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写夜间因思旅愁而不能眠,尽管月光皎洁,高楼上夜景很美,也不能去观赏,因为一个人倚栏眺望,更会增添惆怅之情。只能借酒消愁,但酒一入愁肠,都化作了相思之泪,欲遣相思反而更增添相思之苦了。写到这里,郁积的乡思旅愁在外物触发下发展到最,词到此黯然而至。
王实甫在《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中,正是巧妙的运用动静结合的表现手法,将“北雁南飞”意象所代表的离别表现的恰到好处。作者首先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碧云天,黄叶地”为“碧云天,黄花地”,不但将“叶”改为“花”,使之符合元曲韵律,更适合歌唱。同时将“碧云天,黄花地”愁苦凄凉、衰败的景象来渲染张生与崔莺莺离别的环境,最后点睛之笔,将“北雁南飞”这种自然现象来象征张生与崔莺莺像大雁秋天必须飞往南方过冬,必须离别。动态的北雁南飞意象与静态的“碧云天,黄花地”完美的结合,将离别的悲凉之情渲染到极致。“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3]也因此成为千古名句,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题目便为“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讲的便是宝玉在大观园桃花树下偷看西厢记,被黛玉撞见,就将《会真记》即《西厢记》推荐给她,黛玉果然非常喜欢。宝玉顺口用《西厢记》里的句子同黛玉开玩笑,两人小闹了一场。黛玉葬花归来后听到戏班演唱的《牡丹亭》唱词,回想起刚刚读到的《西厢记》许多妙句,不由心生感慨,黯然落泪。“北雁南飞”同“水流花谢”、“断井颓垣”等悲凉意象让黛玉心灵受到了震撼,惊警芳心。这段文字也是描写艺术欣赏达到共鸣境界的绝妙文字。
《名家图说林黛玉》中也有一段描写:行酒令时,她(林黛玉)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至于受到宝钗的蔑视。《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呢?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是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儿失检点,把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4] 由此推出曹雪芹笔下林黛玉也是喜欢《西厢记》中词曲。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张恨水也取这句中“北雁南飞”这一意象作为小说的书名。小说意象所取亦是悲凉意义,其人物之间可望不可及的悲剧命运,构成了小说扣人心弦的力量。
“北雁南飞”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经过文人的不断加工,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同时被广泛的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影响。《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也作为千古名句被人传颂,不断积累、运用最终造就了这个特殊而有着深厚内涵的意象。
(本文指导教师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宫臻祥)
参考文献:
二、《一代宗师》
2013年,筹备十年的电影《一代宗师》终于不再跳票,多年的等待之后试图呈现给观者一个不一样的江湖。人物,不再对政治影响和民族自豪感起到承载般厚重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代宗师》编剧和武术指导的徐皓峰也将自己的价值观输送到了影片当中,虽然影片的最后评价褒贬不一,喜欢的人赞它有民国风骨,弃它的人说情节拖沓。但不置可否,有徐皓峰参与的《一代宗师》也让一些本不是王家卫影迷的观众,体悟出了一个稍显不同的武林世界。“传其宗法者为宗师”是《一代宗师》的主旨,宗法,既是武学传统,而宗师既是佛教尊称传其宗法者为宗师,电影的起始结尾都是以咏春拳宗师叶问加以贯穿的,故事也是用宗师为传承宗法作为主旨及加以结构的。叶问一路将咏春带至香港而后发扬光大。影片中有一幕在金楼上,宫老爷有一句台词是“拳有南北,国有南北吗?”也是叶问说“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金楼一战,传的是名声更是不灭的希望。自然,江湖之中,叶问并非人人称道,在国外他的名气甚至远比不上徒弟李小龙,叶问如是,《一代宗师》如是。这也是徐皓峰在其其他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的所谓“大成若缺”,即得道之人的人生似乎毫无成就、价值、意义可言。而大成若缺”即是认识到完满生命本质,不受世俗标准的羁绊,不以世俗标准为准绳。正是这位并不追随当今市面上的武侠巨制风气,一味迎合观众期待极力塑造视觉奇观的徐皓峰与试图借武学传统映射文化传统的王家卫不谋而合,《一代宗师》整个团队本身就是高手云集,宗师云集,是《一代宗师》或者王家卫选择了徐皓峰,也是徐皓峰选择了《一代宗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029-01
一、从社会层面上分析。艺术形象的塑造呈现出社会性的特点,孔乙己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封建社会的愚昧与腐朽将这样一个之乎者也的追崇者推上了悲剧的至高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孔乙己的才华变成了封建社会摧残的典型。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他脱离了质我而将本我作为生活的主宰,这也使得孔乙己这一艺术形象失去我自我意识,披上了封建的外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也决定了孔乙己悲剧的诞生。当偶然变成了历史的必然,孔乙己的悲剧便在一定的制度文化之下带有了普遍性的意义,以点带面,将个人悲剧上升到了社会悲剧,孔乙己这一形象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可能范进的疯狂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被人所鄙夷,但是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人物,他的身上承载着对于文学作品的某种悲剧使命和悲剧命运。他努力的考取功名,是古代用生命换取功名的典型代表,没有快乐的生活过,困顿的生活让他麻木于那个时代的悲哀。他的思想里只有功名,着了魔一样的追逐,梦想在那一刻显得卑微而必要。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他潜心于考试而不能自拔。当功名摆在面前他忘记了本我应该做的接受,一瞬间没了信念,于是超我占据了本心,疯狂变成了唯一可以表达的方式。
二、其次是社会与人的角度分析,艺术形象呈现出被社会化的特点,典型代表方鸿渐和祥林嫂
作为接受西方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本应“自强”,却呈现出了社会软弱性。为了所谓的物质必需,将文凭问题扩大化,并且走进了自己的围城,别人想进自己想出却终究没能跨越社会藩篱。祥林嫂的悲剧是社会的必然产物,在封建社会祥林嫂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只有不停的抗争不停的妥协,有时候她会为自己的伤心事喋喋不休,但是却在心里没有正确的方向,是社会化之后的思想在思考自己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