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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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要地本地金融市场的差异坚定，差异的机构搪塞外资银行的进入速率表现出差异的预期。总体上看，大略可以分别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审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阐发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夸大，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据率太高了，华尔街的阐发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生长中国家的银行。”这会低落银行在市场上的价钱，这不是股东们所乐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特别资银行只会开心做幸亏中国的、其市场定位领域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寻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余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搪塞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划定上就可见一斑。

（2）审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陈诉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陈诉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据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凭据该陈诉的预测，倘使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到达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据率。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要地本地的贷款市场占据率仍低，停止2001年玄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要地本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普遍继承的预测。现在经济界被较为普遍继承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均匀会到达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率。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凭据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率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急呢？现实上，搪塞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孕育发生支付危急，只要活动性连结较好状态，纵然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场所局面，这是为列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纵然外资银行以上述速率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纵然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孕育发生支付危急，而且，在这种限定的条件下，我们所能收到的一定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进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议决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固的增量欠债来支持包罗肯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活动性资产及总资产。凭据现有的现实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餍足和到达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条件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急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战略更是疏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打击和危害。

虽然，在保证不停拓展业务、而且不孕育发生支付危急的临界状态以下，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前进营运效益才气不停补足焦点资本，前进自身的抗危害本事，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阐发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谋划行为，由于在这个历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力上风、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革新、并维持和争取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相比阐发

现实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率，取决于差异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上风。

一样平常来说，外资银行在谋划机制方面的上风现在来看是显着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荣誉、薪报答酬、勉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上风，可能会导致肯定水平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余为导向的谋划目的，外资银行通常会看重高端市场的开拓，看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生长，业能够发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屈从。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禁政府搪塞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束缚，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取住民储备存款的兴趣有限，搪塞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猛烈。

因此，在当前搪塞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影响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现实上故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搪塞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革新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搪塞外资银行的政策措施。纵然不思量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搪塞外资银行竞争力的浮夸现实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自己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上风。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职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能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普遍天下，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谋划危害，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种种上风。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月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睁开业务的时机，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月初与一连串金融革新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谋划既有跨国投资的一样平常危害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域差异的中国特色的危害。首先是品行危害。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满的勉励束缚机制和良好的信誉情况，导致一些企业谋划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长外资银行的危害，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配合面临的。其次是市场危害。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肯定水平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束缚。再次是名誉危害。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水平还较低，企业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送还本事，这是西方银行体系不常见的征象。从资金源头方面，现实上人民币资金源头题目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果然、有用的终极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负担着较高的活动性危害。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能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凌驾跨过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检验，在信息技能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间隔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几多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平分秋色，在人文情况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相助，配合前进金融服务水温和金融资源的配置屈从，配合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款式看中国要地本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向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光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机动收支和高度竞争，现实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满和生长，而且到现在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月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时期。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定，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渐渐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生长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域之一。

现在，香港银行市场重要由三大银行团体主导，即中银团体、汇丰-恒生团体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团体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条理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均匀市场占据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月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使用市场，如今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使用职位地方，重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团体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陪同中国革新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域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富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重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列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壮大。剩下的一股气力即是本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期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目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级和中小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月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受，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猛烈的市场竞争情况下，差异的银行有差异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余空间，配合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生长。现在，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富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均匀盈余水平为亚太区内最高，股本回报率达15%，开?藕途赫愀垡幸荡吹墓灿庖坏愣杂诘鼻爸泄诘匕盐胀庾室锌沤碳捌溆跋煊邢嗟钡慕杓庖濉?/P>

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相助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屈从的前进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差异，所具有的相相比力上风也存在差异，因而只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谋划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普遍的相助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率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急大概金融危急。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急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谋划压力下，不能实时完满公司治理结构，前进谋划屈从，有用控制谋划危害。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长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思量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要地本地银行相助，从而沾恩于要地本地银行现有的网络及市场荣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生动，而且使得中国要地本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猛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屈从的总体前进。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相助，能够配合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现实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生长分不开。在这个不停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由于谋划上风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自然会有差异。比喻，从现在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资本高，只能把注意力会集在大客户上，比喻，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均匀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均匀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比力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使用普遍的网络结构服务于更多的平凡客户。在这个竞争性相助的历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同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住民等金融服务的终极消耗者得到利益，他们将确切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篇2

由于市场并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对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应行使本身的职能，使金融资本可顺利进入农村经济，如通过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资金支持弥补金融工具和融资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过向农村经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以达到对农村经济设施、农产品改良、农业新技术推广等行为进行注资的目的。日本的主要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其汇集了国家会计基金和国债基金等金融资本，日本政府通过其与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紧密融合，实现其政府职能，建立并完善其农业金融体系。日本政府通过农林政策金融公库对农村经济提供贷款，其贷款的特征为长期、低息，时间期限分为15个等级，时间期限最长的为林业经济基础贷款，其时间为55年，最短为1年，平均期限为19年。利息基本情况下维持在固定标准，利率平均值为3．89％，贷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如农林政策金融公库的贷款如存在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时，可向政府提出减免要求，政府可酌情为其减免一定的利息，损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补。

（二）日本农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有着特殊的组织结构，其基本组成为三级组织结构，三级机构分别为农、渔和森协会。农林中央金库作为其最高机构，负责监管其资金，并以信农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农协的贷款和还贷，信渔联作为中枢机构管理单位渔协的贷款和还贷，单位森协只贷不收，因而不设中枢机构。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法》，于1948年颁布了《水产业生产合作法》，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法》，并将小规模基层农协合并为大型农协，加强了其执行能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农业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加强农业金融体系的金融基础，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农协的合并速度。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并不是作为独立运行的系统，其以独特的三级组织机构，并以农协为载体，以信农联为中枢机构，组成其合作金融组织机构。其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农业合作金融体系机构。其以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建立农协系统，并在农协内建立金融融资部门和拓展融资渠道。其独特的三级机构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属关系，但其在金融资金的管理上严格执行独立管理，独立运算，上级只起到指导的作用。日本几乎所有农村地区覆盖在农业合作金融体系之下，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体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农业存款流向农业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金融体系主要为日本农业的发展提供金融资金支持，帮助农业生产人员拓宽融资渠道，加速农业经济发展，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贷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机构，因而其贷款去向应严格控制其资金去向，农业金融体系部门应保证其资金总额的90％用于农业经济建设，且不需要农业生产人员进行金融担保。在1978年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已与其他金融体系的贷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农业合作金融体系已拥有营业网点8　578家，金融资金余额881　963亿日元，农业合作金融体系贷款总量219　824亿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剧膨胀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农企业对金融信息的管理面临更高的要求，很多发达国家的涉农企业都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日本涉农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扩大，有的跨行业经营，有的在全国都有子公司。据调查，日本涉农企业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了盲目性投资14％，提高判断决策正确率16％，提高业务处理准确度25％，文件简化率10％，提高内部信息畅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它既可以作为涉农企业计划与决策的依据，又可以对涉农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一）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内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型学科，由人和计算机网络集成，以人为主导，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以企业战略竞优、提高效益和效率为目的，支持企业的高层决策、中层控制、基层运作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信息的储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维护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个方面组成，功能包括经营管理、资产管理、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统维护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利用过去的金融数据预测未来，为有效管理和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内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结合涉农企业金融信息数据的特点，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相融合，建立涉农企业的农业资源配置数据库，完成涉农企业数据分析和系统开发，为涉农企业生产与决策提供支持的系统。

（二）日本涉农企业管理金融信息系统的特点

首先，日本农业金融信息化建设的背景对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给予了强大支持。其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度比较高，模块之间在设计时通盘考虑，无缝联接，使得数据交换无障碍。再次，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针对性强、涉及面广，针对日本涉农企业业务划分不同的模块，涉及生产管理、资源计划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最后，日本涉农企业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大企业的资源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提供条件。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启示

（一）构建自下而上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虽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却具有完全的独立运行权，在行政级别上不隶属于各级地方职能部门，行政法规上不受任何地方职能部门干涉，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三级金融机构。日本合作性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既可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受干扰可独立执行其职能，又便于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结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中合作性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农业金融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一直通过各级金融职能部门对农业金融体系提供政策性和资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据信贷补贴理论和市场竞争不完全性理论，保障其农业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持续的注入大量资金，并不断出台扶持性政策，为其现代化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以农业、农民为服务对象

农业金融体系的建设务必要以始终为农业及农业生产相关人员服务为宗旨的立场，对非农业和非农业人员进行严格限制。各职能部门要与农协紧密配合，保证所有金融资金均在农业企业或农业职能部门内运转，并保证其资金运转流通顺畅。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监管机构，严格控制金融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农业金融资金受趋利性影响而流入非农业用途或非农业生产部门。

（四）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体系和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双重监管机制是保障农业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保障。日本为防止金融犯罪等问题，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誉制度和灾补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风险。

篇3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它们之间的功能既有重叠，又有空缺。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革新、调整和补充，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一、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金融力度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政策金融体现国家意向。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二是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业务单一。本来政府建立农发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后来成了农副产品收购银行，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而农村很多需要政策性支持的事情，如农业的开发，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作用较少。

2.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农村商业银行，全国数量较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具体的经营中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及所涉业务的自然脆弱性，使其经营发展天生具有局限性，商业金融要赚钱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金融对农民担心较多。发展空间很大，但愿意投入的主体很少，对从事农业的资金投入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3.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日益突显出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历史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合作金融的特性，严重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逐步成为制约扶植“三农”发展的瓶颈。

4.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系，适应于农村传统的固有经济模式，再加之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农村的金融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村民间借贷在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促进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前民间借贷来源主要是地下钱庄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由于缺乏监管所容易引发的问题。首先，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借贷风险大，容易引发债务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民间借贷其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较高。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鉴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以上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为切入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实现农村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1.在政策金融方面，拓宽政策性银行服务功能。针对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难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的局面，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首先，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在作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同时，资金的运用要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资力度。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支持农村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抓住重点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全面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紧紧围绕稳定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其次，加大财政投入规模，使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充足。最后，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管理的各项立法，使各项金融政策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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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的基本趋势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一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五年内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协议。

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不同判断，不同的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预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分析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强调，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这会降低银行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不是股东们所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分外资银行只会努力做好在中国的、其市场定位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追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利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对于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2）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假如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达到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贷款市场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内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目前经济界被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平均会达到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度。

（4）乐观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那么，如果外资银行按照上述较为乐观的预测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呢？实际上，对于银行体系来说，只要不发生支付危机，只要流动性保持较好状态，即使出现较大比例的坏账或数额较大亏损，也能在相当的时期内维持正常的运营局面，这是为各国的银行体系所证明的。因此，即使外资银行以上述速度进入中国银行市场，在某种临界状态下，中国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贷款客户，也未必发生支付危机，而且，在这种限定的前提下，我们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银行类金融服务得以改善的效果。这里所说的临界状态，是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拓展业务带来的相对稳定的增量负债来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及总资产。根据现有的实际数据和经验比例，这是不难测算出来的，而且国有银行也是不难满足和达到这一临界指标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谓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发金融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说法，中国的分步骤市场开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资银行迅速进入可能对国内银行业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当然，在保证不断拓展业务、并且不发生支付危机的临界状态以下，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有提高营运效益才能不断补足核心资本，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外资银行的进入当然会导致部分优良客户的流失，但是我们的分析和预测不能静态地看待中资银行的经营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资银行既有坐以待毙的可能，更有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外资银行压力下加快内部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和争夺业务份额的可能。

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力对比分析

实际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速度，取决于不同银行的市场定位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在经营机制方面的优势目前来看是明显的。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声誉、薪酬待遇、激励制度等方面比中资银行有较大的优势，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国内银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定位和以盈利为导向的经营目标，外资银行通常会注重高端市场的开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业务，这一部分业务在整个市场份额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时，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所促进的优质企业的成长，业能够带动总体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市场定位和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于外资银行设立网点的约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对吸收居民储蓄存款的兴趣有限，对于企业存款的竞争会相对激烈。

因此，在当前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外资银行进入市场后的影响的讨论中，一些金融机构实际上有意无疑地夸大了外资银行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这一夸大可能会形成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对促进金融机构推进改革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误导金融界对于外资银行的政策举措。即使不考虑当前外资银行相当有限的市场份额，对于外资银行竞争力的夸张实际上也低估了中资银行本身具有的竞争力和相对优势。近10年来，中资银行业的管理人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技术装备具有国际水平，分支机构网点更是遍及全国，而且在五年的准备期里，中资银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国市场上拓展业务的外资银行同样面临许多经营风险，相比之下还缺乏国内银行所具有的各种优势。中国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放开外资银行在华展开业务的机会，但真正的市场开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一连串金融改革齐头并进的。外资银行在华经营既有跨国投资的一般风险特点，也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由于中国市场还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良好的信誉环境，导致一些企业经营者滥用和挪用贷款，这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外资银行的风险，这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共同面对的。其次是市场风险。由于中国的非经常项目还没有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也对外资银行深化业务形成了约束。再次是信用风险。由于中国企业的资信程度还较低，企业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连带影响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是西方银行系统不常见的现象。从资金来源方面，实际上人民币资金来源问题始终困扰着外资银行，加上没有一个公开、有效的最终贷款者制度，致使外资银行承担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还要指出的是，外资银行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资银行高出许多。中资商业银行经过20多年的磨练，在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虽然与国际著名银行尚有差距，但距离并不大，而且外资银行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物力，在网点规模上仍无法与中资银行分庭抗礼，在人文环境上，外资银行更无法与中资银行相抗衡。

因此，更为务实的看法，可能是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在竞争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做大，则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从香港市场的银行竞争格局看中国内地银行市场的演变趋势

市场的开放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吗？不仅国内家电等行业的开放不能证明这个结论，以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中国香港为例，外资银行的灵活进出和高度竞争，实际上推动了相当银行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香港银行业的黄金时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外国银行最多的第三大银行中心，全世界资产排名表前50名的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开有分支机构。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来，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蜂拥而至。香港金融业因此发展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目前，香港银行市场主要由三大银行集团主导，即中银集团、汇丰-恒生集团及渣打银行香港分行。三大银行集团占香港整个银行贷款市场50%以上，处于第二层次的东亚银行占4.5%，道亨银行占3.5%，其他中小型银行份额不高，平均市场占有率仅1%-2%。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银行市场开放前可以说是英资独霸市场，现在历经风雨后的的香港银行业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资银行，它在香港银行体系中一度居于垄断地位，主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二则是中银集团系的中资银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的事情。其三则是其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外资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500家大银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各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强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当地银行也称华资银行，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它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至1964年，华资银行规模小、分支数量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独具竞争力。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或被外资大银行及其它机构参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独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间，共同促进香港金融体系的发展。目前，香港的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率高达18.8%，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且香港银行的平均盈利水平为亚太区内最高，股本回报率达15%，开放和竞争给香港银行业带来的共赢，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内地把握外资银行开放进程及其影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四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合作会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资银行与其中资银行的市场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存在差异，因而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中资银行的经营形成相当的压力，但是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同样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由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是渐次推进的，因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容易引发银行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在这个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真正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是中资银行在外资银行的经营压力下，不能及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有效控制经营风险。

可以预计，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重组进程，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开放银行市场将增加银行的收购与合并活动，而且并不限于大陆银行之间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资银行。特别是考虑到部份外资银行有兴趣与内地银行合作，从而受惠于内地银行现有的网络及市场声誉，这种购并活动会趋于活跃，并且使得中国内地的银行业的竞争更为激烈，从而促使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总体提高。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性合作，能够共同把中国金融市场的蛋糕作大。实际上，外资银行能够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在这个不断扩张的市场中，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因为经营优势的差异，选择服务的市场区间自然会有差异。例如，从目前有限的几家外资银行看，由于这些外资银行的运营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户上，例如，花旗银行要求理财的客户每个星期存款帐户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户每月日平均总存款额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则将收服务费人民币50元或美金6元。汇丰银行则要求客户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额为2000美元，活期存款虽然不设起存点，但如果客户每半年的账户平均金额低于2000美元，则要收取每6个月20美元的服务费。与此形成对照的而是，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中资银行则更多地是利用广泛的网络布局服务于更多的普通客户。在这个竞争性合作的过程中，中外银行之间是竞争对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银行市场的竞争将使得企业和居民等金融服务的最终消费者获得益处，他们将切实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空间。

五中国加入世贸也为中国金融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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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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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3月1日第一家村镇银行在四川开业拉开村镇银行试点的序幕发展至今，村镇银行体系已初具规模。我国村镇银行是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伴随农村商业银行，小额农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而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村镇银行是带着政策的光环诞生的，是政策的产物。

1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现状及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含两个层次，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种正规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组织。就正规金融体系而言，这样一个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组织为主体的框架，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的农村地区。

1.1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支农功能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省以下分支机构的缺位使得它的资产运营目标难以得到至上而下的贯彻，不得不将大量业务委托农业银行，一方面农业银行的营利性特征让它有足够的动力来挪用这部分资金甚至直接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过分局限于粮棉收购，对于亟待政策资金扶持的农业开发、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乎漠视。

1.2农业银行的撤离造成农村商业金融安排空位

自1979年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农村金融。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银行业务的交叉使农业银行不再固守农村金融这一传统领域，而逐步将眼光转向农村金融以外的业务领域。在商业化的思路指引下，农业银行更明显的以一个商业银行的姿态参与同其他商业银行的竞争，营利性成为其首要目标，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洗脚上岸”式的战略调整，大量拆并县及其以下的分支机构，业务中心开始向大中城市转移，农业银行的撤离，必然造成农村金融主体的缺失，直接在原有金融体系中打开缺口，造成商业性金融机构部分产生供给空白。

1.3农村信用社存在诸多问题

1.3.1产权归属不清

信用社发展到如今，信用社的产权关系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并没有将信用社当成是农民的，而把他当成是商业银行看待，为农意识淡薄；一些农民也不把信用社当成是自己的，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或是商业的银行。

1.3.2不良贷款比重高，资产质量差

农业生产的低效益性和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农信社的农业贷款面临较大的损失风险。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近些年，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有所提高，但从绝对比重来看，其比率依然很高。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使农信社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而不得不审慎对待农村贷款，限制其农村业务的开展。

2设立村镇银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2.1培育了新的农村金融主体，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空位”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必不可少。所谓“交易成本”是指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本。

交易方式或交易机构的选择取决于实现交易成本的最低。在交易层次比较低的时候，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优势比较明显，而当交易层次提高以后，伴随资金交易的扩大，商业金融的规模效应就会体现出来。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相应的弥补资金风险的信息成本会增加，这些通过大额资金借贷的高利率体现出来。但对于商业性金融机构来说，现有的安全评估成本会因为资金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其单位水平，同时单位签约成本也会因此而降低，如图1所示。

图1

所以为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不同的金融机构应有自己不同的市场定位，民间金融和合作机构应着力于分散性、小额性的资金需求，而对于集中性、大额性和共性化的市场需求，则安排商业性的金融机构能使交易成本最低。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本来包含有商业金融的安排，但是，农业银行的“洗脚上岸”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原有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直接形成商业金融的缺位，导致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交易成本的非最优化。我国村镇银行是按照公司制新组建起来的企业法人，或是其他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从性质上来说，它属于商业银行，按照商业性的原则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它的设立弥补了农行撤离所留下的农村商业金融空位，也缓和了这种空位下的交易成本问题，从而保持了原有体系的完整。

2.2创造竞争环境，推动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不应该只单纯依靠设立几家新的金融机构，对原有金融机构组织的改革同样重要，对于农信社来说，改革的核心在于重塑合作制。

另一个关键在于竞争机制的培养。村镇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入住农村，从业务来看，它和农信社存在很大的交叉领域；从水平上来看，农信社属土生的金融，管理技术和水平远不如下乡的这些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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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我国金融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同步发展这就使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显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使人们认识到全球金融一体化使金融监管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

一、金融全球化的内涵

金融全球化主要是指金融活动超越国界，从局部地区性的传统业务活动发展为全球性的创新性的业务活动。其具体内容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资产和收益，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方面。但对金融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不统一。其定义主要是从核心论、趋势论、过程论、一体化论等几种理论来表述。其实质反映了金融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和过程、是世界各国或地区金融活动趋于一体化。它具有广泛的内涵，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具体来说，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

二、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我国金融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

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的威胁，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2.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

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也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

3.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4.电子商务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交易平台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随着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已在全球范围得到应用，全球金融市场将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同质性。

三、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分析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金融全球化在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的正面效应

(1)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加快工业化进程

中国为实现工业化，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和先进的工业技术。外资的引入为中国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

(2)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先进的金融运作经验引入中国，提高金融效率

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借鉴。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中国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

2.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的负面效应

(1)金融全球化使中国金融业面临挑战

虽然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能给自身带来长远利益。但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较晚，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业赢利能力和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不强。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巨大冲击。

(2)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金融风险创造了环境

国际游资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充分的金融自由度和开放度。金融的全球化，一方面扫除和减少了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障碍，使资本可以迅速而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市场流向另一个市场；另一方面，利率、汇率管制放开为各类金融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开辟了道路。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

(3)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银行的脆弱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对信贷机构管理不严，银行内部控制也相对薄弱，缺乏严谨的收益衡量和风险评估制度，致使信贷资金分配不当，流入高风险的部门，从而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率变动的不确定容易导致银行利息支出的增加高于利息收入的增加，存款利率的上升使银行存贷之间的利差缩小，从而使银行收入下降。

(4)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就给中国的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四、中国金融的对策与措施

1.建立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提高中国金融的竞争能力

提高中国金融的竞争能力，国有银行必须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进行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

首先，我国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两者产权同构，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建立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对国有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不仅有助于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而且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2.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步伐

(1)转变政府金融管理职能，实现金融创新

转变政府金融管理职能，将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和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消除歧视性政策，放宽市场进入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监管原则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展开充分竞争，通过金融创新提高竞争力。

(2)大力开展金融信息化建设，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

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金融机构本身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重要内因。为此，必须加快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创新步伐，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目前，金融机构的创新突破口应主要围绕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和金融电子信息化展开。针对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场的先发优势，适时发展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针对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积极发展票据和国债回购市场，推进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进程。针对金融效率对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赖性，着力进行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使金融运作基于电子化的平台而获得质的飞跃。

3.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1)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体系，加强风险防范

首先要转变金融监管政策的基础和方式。金融监管手段必须以法律为基础采取间接手段进行，通过严密的法规约束当局的金融监管行为，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重合规性、轻风险性的问题。合规性监管偏重于事后化解，这种方式较为被动，纠正成本也很高。风险监管则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以及内部管理的评价，提高监管要求，注重于事前防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营，监管重点要更多地关注银行机构及其资本所将承担的最大风险，要加强对银行的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亏等经营状况的风险性检查，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是确保金融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在中国，实行金融风险预警，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危机处理机制是化解危机、减小损失的最后防线。金融活动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联合监管防范体系是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有力保障。

(2)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随着金融机构之间交叉业务的增多，需要监管主体之间加强合作。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自拥有各自的监管范围。尽管监管机构高层之间有定期会晤制度，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但是，在监管的实施当中仍能存在着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还需三个监管主体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及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监管成本，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此外还要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以及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最终实现协同监管制度化。

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提高中国的金融监管水平

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其内容主要包括：参加金融监管的国际性组织，进行金融监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国银行进行联合监督以及推广应用金融监管国际规范等。要加强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视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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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国就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成长市场，而金融业市场的增长速度更要快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外资银行势必会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与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相比，外资银行更主要的方式则是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或与中资银行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来打入中国市场。2005年，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接近了银监会规定的20%的上限，如汇丰银行持有交通银行19.9%的股份，渣打银行持有渤海银行19.99%的股份，荷兰国际集团持有北京银行19.9%的股份，澳洲联邦银行持有杭州市商业银行19.9%的股份等。从国内银行来看，也有多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比例接近银监会25%的上限，如兴业银行被三家外资金融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8%，西安市商业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2%等。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可以迅速解决分支网络布点太少、客户基础不足的缺陷花旗银行竞购财务状况不佳的广东发展银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广发的全国性金融业务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机构。

二、外资大举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通过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抢夺我国银行业高端市场，同时通过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银行业资产以解决分支网点少等缺陷，并且跨过了银行行政监管部门对外资银行业的特许权牌照监管等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可以获得股价折价发行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还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分红，可谓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但是，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国国会更于200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这里暂且不论美国有何权力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单从动机来看，美国出台这项决议就表明了美国控股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顷刻间将整个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入到危险的边缘，使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神话成为过去，东南亚国家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大幅缩水。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许多国家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印尼、马来西亚均发生骚乱和政府动荡，各国金融体系面临了不同程度的重组和整顿。这是国际炒家们成功地进行的一次对别国的“剪羊毛”行动，使亚洲国家几十年的发展成果顷刻间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机虽然说与其产生危机国家在缺乏有效监管同时过早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等自身经济的种种缺陷有关，但是国际游资的主观恶意炒作却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样的，中国银行业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经营模式成功抵御外部冲击时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势必会引起金融系统的动荡，进而引起整个中国经济的动荡。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银行家们有很大的动机通过政治施压等手段，敲开中国金融门户，进而实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来掠夺中国经济建设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势必会削弱中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调控的力度，进而使中国经济间接处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在金融领域大规模招商引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国的金融业一旦掌控在外资之手，外资会利用金融资本渗透、控制国内产业资本，相互融合，形成垄断一切的金融资本。届时，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而且外资机构还会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嫁到其控股的中国企业之中，从而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逼使我国成为其附庸。所以，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对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没有把握时宁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险，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

三、我国银行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1.减缓金融机构上市步伐，并对现有上市银行机构进行制度监管与控制

中国政府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初衷是为了引入国外银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但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意图却是分享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进而控制中国经济，这从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后的作为可以看出。除个别中资银行之外，很多参股的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向中资银行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与中资银行在业务方面开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资金融机构持有股份比例较高、有外资董事和管理人员的中资银行里面，中资银行的收入结构在近几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其利润来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过引入外国资金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水平，看来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而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却给了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我国经济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国当务之急是减缓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步伐，对现有的上市商业银行进行治理整顿，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减小其中外国金融资本所可能会起到的破坏作用。

2.努力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

当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与外资银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在规模、占比、发展水平等经营指标方面落后，而且在经营管理手段、产品创新机制和优良的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据了解，目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内，平均为7%～8%，而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对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中资银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尽快迎头赶上，切不可忽视或拖延。要真正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是今后中资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认识到中间业务具有表外性、服务性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等特点，要努力改变中间业务品种单一、创新不足的现象；要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研究市场消费心理，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积极研发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在学习和引进外资银行的全新的投资理念、成熟的财富管理工具以及丰富的操作经验的基础上，要把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放在信用卡、个人高端客户理财、住房抵押贷款、网上银行、衍生品、电话银行、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还要加强中资银行与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国际保理、国内保理、国内信用证、保函等高附加值的业务以及财务咨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托管。

另外，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中间业务管理，加强监管的主动性，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与加强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研究，减少无序竞争，鼓励和支持中资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引导中资银行的中间业务良性发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发展中间业务的观念、方法和途径，努力打造出一批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银行业对内开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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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我们应在借鉴国外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银行自身结构和所处的金融环境,以自有的客户资源和历史数据为依托,创建属于自己的信息系统。它应当涵盖商业银行所有的业务过程,实现风险管理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预警,并提出建议方案。只有管理者可以及时获得所有的信息,才能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做出正确的风险管理决策。同时,数据的集中汇总、处理为风险量化等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性,我们在记载每一笔发生的业务时必须坚持真实性,全面性,及时性等原则。

三、树立科学的风险应对策略观

商业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因此银行要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如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分担,风险承受等。在风险发生之前,商业银行可以采取风险规避策略防范风险,如放弃风险大的投资,选择风险小的投资;国际交往中选择可兑换货币作为结算货币以防范外汇风险;准备充足的自有资本和其他准备金来应对风险;投资证券和对外贷款时采用一揽子策略,分散投资方向,降低风险。在损失发生之后,可以采用风险转移的方式降低损失,如用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的方式办理贷款,损失发生时可由第三方承担损失;对于不具有还款能力的企业,银行不予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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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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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立，由生存经济看农村高利贷的表达与实践[J]，财贸经济，2006，(4)：64—69。

篇11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2、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我们可以判断，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十几年中国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它们也将是中国政府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在促进中国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国家的崛起，也必将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那么对投资人来说，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在将来的投资领域会有更多元的投资风格出现。

篇12

为了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1912年熊彼特建立了创新理论，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应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创新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产业经济和实体经济企业，很少涉及金融问题。20世纪七十年代，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服务需求的扩大与金融管理体制产生了冲突，金融创新活动开始快速增长。相应地，一些学者开始将创新理论应用到金融理论的研究中来。到了九十年代，金融创新理论基本上形成了体系，并成为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金融创新重要性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产生了研究兴趣。

（一）关于金融创新的概念和分类。目前关于金融创新还未形成权威且普遍认同的概念。在较有影响的定义中，David Llewellyn认为金融创新是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金融市场的产生以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GreenbaumHeywood认为金融创新是存在金融合同却处于零供给状态的金融产品。广义上金融创新是创造并普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的行为。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金融创新的范畴做过这样的界定：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制度的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这种界定将金融创新的范畴扩展到了金融制度。我国多数学者倾向于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

（二）金融创新带来的影响。金融创新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可以归根于与金融创新浪潮相联系的金融重建过程。例如，Michael Carter就曾著文论述过金融创新何以导致了一个更加脆弱的金融机构。Lason认为对金融体系的标准看法产生了对金融体系重构的迷信理解，即认为金融体系的重构总是有利于金融体系。他们建议考察私有经济领域创新过程的源泉，并指出范伯伦的理论对创新源泉的性质提供了有益的见解。范伯伦的理论认为，金融家的行为受两个有力的欲望支配：最大的金钱收益、金融稳定。前一欲望激发对增加收益的各种途径的追求；后一欲望则引致这样一种倾向：大的金融机构以及它们制定的利率左右着金融市场，并在金融市场中形成勾稽同盟和保守管理。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相互冲突性，增加了金融创新在金融体系中的不稳定性。

Minsky认为经济扩张会产生一个不断增强的反作用，即高水平的投资产生高水平的赢利力，高水平的赢利力又激发更高的利润期望，这样又会抬高资本的市场价格；接下来，这些过程又增强借贷双方的信心，从而刺激更多的投资。总体上说，金融创新对整个金融体系理所当然的具有裨益。不同金融工具所包含的不同种类的风险已经彼此被分开，这会增加金融系统的效率，因为交易要素更加齐备，而且相关的风险也由最有效的金融机构承担。彼此独立的风险个数的增加应该不会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总风险。

另外，如VanHornc，J.C.指出，过度创新增加社会成本以及出现“泡沫现象”；MichaeIPawley等提出创新使广义货币总量（M3）难以确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A.Saunders等提出风险转移但并不消失，可能造成未来的金融危机；PeterTufanoc等结合案例论证了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的福利改善。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于金融体系稳定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各种金融机构及其构成的市场、金融管理机构及其管理规章制度的总和构成一国的金融体系。因此， 如果从金融系统本身的组织结构入手，金融体系的稳定表现为四个方面：（1）金融体系中的金融机构是稳定的，即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持续经营并履行他们的债务，而无需外界的援助；（2）金融市场是稳定的，即交易者能够放心地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价格反映基本经济因素变化，而当这些因素并未有明显变化时，交易价格不应出现剧烈的短期波动；（3）由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组成的体系是稳定的，即个别金融机构或市场的危机波及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以至于发生系统危机的可能性低；（4）金融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有较强的监管和控制能力。

如上分析，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金融发展起到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监管不当，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四个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稳定性的影响。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也不在旧体制的框架之内。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保护本国金融竞争力的动机支配下，八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陆续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和金融交易的限制，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出现趋同。许多金融机构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如或有负债、高杠杆借贷、衍生证券等，在传统的账务处理程序下，这些活动不计入资产或负债方，仅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以注释，其实质就是在不扩大资产负债的同时，开展一些投机、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金融机构和大企业就是高杠杆借贷的牺牲品。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1997年初韩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800韩元；2月23日韩国的外汇储备减少至外债总额的5%。这些不透明的业务对韩国金融市场、韩国经济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由于韩国金融机构由母公司进行了担保，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进入1998年高负债的韩国大企业集团，接二连三爆发了财务危机，表外业务的高风险可见一斑。简言之，当金融机构通过扩张信用以获取高收益时，高风险随之而来，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必然降低。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金融创新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一个投机之风盛行的金融市场，显然是不稳定的。其手法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发难未来，左右现在，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和现货市场所做的交易，将“未来”和“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投机者可能通过操纵“未来”而反过来影响“现在”。而由于衍生交易成本低，用同样的资本在衍生市场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现货市场的广度远不能与衍生市场匹敌。从衍生市场发难，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不断挤压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在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过程中，这些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它们以自有资本作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再以证券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据《经济学家》的报道，量子基金确实早在1997年3月就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因料定交易对手要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合同保值，轻而易举地借他人之手制造泰铢贬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