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文史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篇2

《论语》是什么文体？从表达语体看，确定为“谈话语录体”毫无疑义。单是“子曰”（包括“孔子对曰”）就超过400句（只有《乡党》《微子》《子张》三篇空白），占全书80%的篇幅。加上众弟子与时人的对话，语录在90%以上。《论语》的“语录形式”大体有“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多人对话、客观叙述”四种类型，其雅言和俗语共融，具有平易随和、琅琅上口、生动活泼、简练质朴、概括力强、用意深远等特点，开先秦“诸子语录体”之先风。从思想内容看，《论语》20篇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包含天命鬼神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欲提要钩玄，无非是“为学、为人、为政”三大方面，中心是“为人”。由此将《论语》判定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也毫无疑义。然而《论语》的文体定位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追本溯源，你会发现，漫长的《论语》阅读史竟是一部曲折复杂的文体明辨史。

翻阅《论语》古代阅读史，自先秦到晚清，两千余年的《论语》读者，尤其是高层次的《论语》学者，如（魏）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宋）邢m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元）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易培吉的《论语集解》、（清）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康有为的《论语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不论采用哪种注释方法，他们都把《论语》视为儒家的经典文章。①

再翻查近、现、当代的《论语》阅读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论语》的大多数学者，例如，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赵纪彬的《论语新探》、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学勤的《论语注疏》、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安德义的《论语解读》、黄怀信主撰的《论语汇校集释》、闫合作的《论语说》、于文斌的《论语类解》、程翔的《论语译注》、钱宁的《新论语》、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唐明贵、刘伟的《论语研探》、杨义的《论语还原》……依然坚守着“文章阅读”的光荣传统。

可是，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体系的东输，20世纪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既受益匪浅，又受害颇深。反映在文体阅读上，至今，不少专家的《论语》解读，高校的《中国文学史》，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论语》教学，社会文化教育界乃至中外“孔子学院”，都将《论语》视为“散文”。而“散文”是个飘忽不定的弹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向来存在多角鉴别：一是与“韵文”对举的，通篇押韵的称为韵文，基本不押韵的称为散文。这个以语言声律有韵无韵为标准的划界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分类。二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的一种文学文体。把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稍带文学性的作品全都归入散文范畴，这种“广义散文观”实际还是“无类的集合”，其宽泛性和自由性否定了文体分类的大小层级性和相对稳定性。我们说，文章和文学是文字作品的第一层次分类，散文作为文学的一大家族乃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分类；即使再把《论语》细分为“说理散文”“议散文”“哲理散文”“学术散文”或“诸子散文”，它们仍属于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因为“说理”“议论”“哲理”“学术”“诸子”等只是定语，均从属于中心词“散文”，依然归入“文学”的范畴。如果归入“文学”的“狭义散文”保持其“沉思翰藻”“独抒性灵”的特性，限制在“美文”的小范围，那样与“实用文章”的界线还较为明晰。而包容学术、政论、史论、传记、志异、公文、骈文、辞赋……的“广义散文”则与“实用文章”混淆不清，结果失去了文体规范的实际操作意义。

一、视《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

所谓“悖体阅读”是违背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阴差阳错的阅读。如《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体上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病泉’”。她未能适应文章体裁的阅读方略，坚守“理论思维为主”和“科学阐释为上”的原则，而是习惯于艺术思维和超验想象，以印象描述顶替理性分析，以虚幻故事论述人生哲理，结果把“活着的时候颇吃了苦头”（鲁迅语）的孔子误读成一个只顾“修己”而不重“济世”的“快乐孔子”。②这并非无关大雅的个例，而是污染社会书香的“自由化误读”的典型。可悲的是，这种自由化误读被许多文论家和大众媒体热捧而不自知受其害。

百年来对《论语》的散文艺术研究，不少学者从语言艺术、人物形象、文体品类、修辞手法、诗性文化等方面发掘其文学成就，将《论语》说成“散文诗”“哲理化的诗”“传记文学的祖型”“‘世说体’小说的滥觞”，视孔子为“喜剧角色”，“追求目的与历史发展不协调，做了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时却像演着悲剧那样严肃”。这些赏析对感悟《论语》的审美价值不无裨益，但是其“文体品类”的判断却不切合文本全豹。他们在研究《论语》的语言艺术时，没有把科学的“文章语言”（特点是“质朴无华、辞达而已”）和艺术的“文学语言”区分开来；他们在研究《论语》的人物形象时，也没有把“主用‘以言写人’的文章”和“主用‘以行写人’的文学”区别开来；他们在研究《论语》中的片断对话或叙事单元时，没有把局部的“文学华章”和整体的“文学佳构”区分开来。一句话，他们没有把“文学性”与“文学”严格区分开来。他们所使用的文体术语和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丢弃了文体学的民族特色，没有对准《论语》的文体特性。我们一再强调，文体反映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特点，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看准该作品的体裁样式。舍此，抓住作品的语言片段、对话单元、人物形象侧面等局部文学性，就去肯定整部《论语》是文学作品，必然陷入“悖体阅读”的泥坑。

二、视《论语》为学术文章，才算“适体阅读”

所谓“适体阅读”是适应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返璞归真的原形阅读。简洁地说就是：把文章当作文章来读；把文学当作文学来读。一些学者在研究《论语》的文学价值时，发觉书中的“零章碎节，没有人物性格的演变过程”，作者“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论语》主要记述的是孔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不可否认从中可以窥见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毕竟是粗略的、片断的，与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难同日而语”。因而不得不承认《论语》是“杂文学”，而不是“纯文学”。于是意识到单用文学眼光来解读《论语》“是把路子走窄了”，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的确《论语》中有一些当之无愧的文学华章：如《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季氏》篇中的“季氏将伐颛顼”章，《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子路从而后”章……。然而《论语》的文学性终究是局部的，有限度的，不宜夸张失真。以表达论，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篇章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绝大多数篇章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以内容论，《论语》以孔子为中心，记述了数量可观的155人，包括孔门弟子29人和其他125人，无论是孔子以前的或与孔子同时的，有名的或无名的，极少是传说的人，基本恪守真人真事，没有虚构；《论语》的主要任务是表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塑造孔子的人物形象。“事料的真实”和“意旨的鲜明”这两个基本点恰好体现了文章的本质特性。基于此，我们应敢于说“《论语》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文学性的文章作品！

把《论语》判为“学术文章”是对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周秦时期“所谓‘文学’，是和学术分不开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持广义文学观的学者早就看出周秦“文章”与“学术”的密不可分。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认为《论语》“是最能代表孔子思想，也最能代表儒家学派早期的文章”。③持广义散文观的学者也透视到《论语》不是塑造孔子形象的文学佳作，而是表达孔子思想的文章名篇。程福宁的《中国文章史要略》认为战国至西汉“子史期”的文章有“学术文、应用文、审美文”三大文体，因而把《论语》归入“学术文”。④持狭义文章观的学者程福宁在《文章学基础》一书里明确宣示“文章的本质在于给出思想。”他用“学术文”给《论语》文体定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有必要指出，“学术文章”与“说理散文”两个概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心词的转换意味着“学术文章”是文章学术语，“说理散文”是文艺学术语。

三、锐意把文章《论语》当作文学来读，属于“跨体阅读”

所谓“跨体阅读”是在“适体阅读”基础上“郢书燕说”的超原形阅读。简洁地说就是：锐意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若问“跨体阅读”与“适体阅读”、“悖体阅读”有何区别和联系？在理念上须知：读文首先要“入格”，适体阅读的规定性是针对悖体阅读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旨在强化阅读的文体意识；读文还要学会“出格”，跨体阅读的灵活性又是依据适体阅读的相对性提出来的，旨在淡化文体的“楚河汉界”。以《论语》辨体为例，表面看，“悖体阅读”和“跨体阅读”都是把《论语》当文学来读，实质看，悖体的“悖”是误把《论语》文章看成文学作品，只探求《论语》的文学艺术价值，不探求《论语》的文章科学价值。如有些学者专写《论语》的艺术成就，却频频用“文章”的术语，他们眼里的“文章”不是与文学并列的“狭义文章”，而是与“广义散文”混淆不清的“广义文章”；他们不知道狭义文章也有文学性，甚至不知道《论语》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还有“文章价值”。“文章价值”不被文论家所用，反证出他们既没有“文字作品大别为文章和文学”的“双文论”自觉，更没有“文章评论”的基本术语。这些都是文体意识单一、淡薄、模糊的表现，乃至陷入“悖体阅读”而不自知，进入“跨体阅读”而不自觉。跨体的“跨”是明知《论语》属于文章，却又不让“适体阅读”绝对化，而有意训练文体阅读的杂交艺术，实行“阅读克隆”，不但用文章眼光探求《论语》的文章价值，对作品做“科学阐释的批评”和“社会历史的批评”，而且进一步用文学眼光探求《论语》的文学价值，对作品做“审美鉴赏的批评”。跨体阅读的主客观条件是：一方面读者要有“文章眼光”和“文学眼光”的双重视角，充分发挥阅读创造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要准确估量文本内在的文章因素和文学因素及其比重，以便依据其客体容量决定“是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还是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以《论语》文章的“跨体阅读”为例，读者必须依据《论语》中的文学语言、文学华章、文学旨趣和诗性文化等因素去发掘文本的审美价值。

1.品味《论语》中的文学语言。《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言时光像日夜奔腾的流水一样生生不息，感悟生命哲学。“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言在严寒考验中仍保持旧叶未谢、新枝已萌的常青状态，比喻坚守节操。二者都是“立象寓理”的格言。

2.赏析《论语》中的人物性格。《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写出了孔子师徒闲谈时活泼从容的气象，不但“各言其志”，而且“各显其性”：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点活泼中显潇洒，冉求从容中见明智，公西华谦和中懂礼让；而孔子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张扬个性，胸襟开阔。

3.把玩《论语》的文学旨趣。如学者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认为“讲学语”与文学趣味性的融合是该书的一大成功：常常借助于口语化、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和谐趣，使得行文风趣自然、生雍蓄，读来毫无枯燥、晦涩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动人的叙述中，领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奥的哲理。

4.深识《论语》的诗性文化，应视为“跨体阅读”获得“诗学”涵养的又一任务。孔子的“文教”渗透着“诗教”。《阳货》篇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要求发挥诗的感化功能；《季氏》篇的“不学诗，无以言”又要用诗句去交往应对。“以诗为经”就是让情感教育和思想教育融为一炉。

综上可知，《论语》阅读中的文体意识要把握好强化和弱化的辩证法。当有人以偏概全误判《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时，就要强调“适体阅读”，坚守文章眼光的本真阅读；当有人认准《论语》为学术文章懂得“适体阅读”时，又要强调“跨体阅读”，学会用文学眼光去鉴赏其部分文学华章的审美情愫，创造性地去圆识《论语》的科学内涵和人文精神。

《论语》的文体定位及其阅读悖体、适体、跨体之争，不是孤立的个案，它对于阅读《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具有引领和示范的作用。文章学家和文艺学家应走出古代广义文章观和现代广义文学观（广义散文观）的混沌，超越将“文体学”隘化为“文学文体学”的局限，树立“文本二分法”的“双文观”，既承认文章和文学的分野，又推进文章和文学的融合。

参考文献

①唐明贵：《论语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曾祥芹：《曾祥芹文选・汉文阅读学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篇3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人类寄希望于通过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和城市大量建设，给建筑师提供了无穷的设计机会。

室内设计作为一种学科随着与应用科学，艺术一起不断的深入发展，为人类提供更新，更进步的空间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理念，思维空间，从而推动着社会生活的精神文明进步，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为大众真实地服务着。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从古到今，从原始到成熟，在发展形式上，属于时间维的纵向状态，趋向于潜伏期。与设计艺术相区别，艺术设计更多属于现状的研究范畴。属于空间维的横向状态。趋向于爆发期。可以说当设计艺术处于空间维的横向发展机会中关注的越多，受重视的程度就越大，那么潜伏期也就相应的爆发，其实目前我们所处于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正是设计艺术的发展爆发期。WWw.133229.COM

对于一种潮流时尚的追求，是社会人们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而从事表达实现这一追逐的设计师行业的设计人不应只站在商业因素的左右去“巧妙”变化，更应该深入了解室内空间艺术设计的实际内涵，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彰显自己艺术修养和品位人生的态度，去引导时尚，真实地实现大众愿望而服务于大众，不只是简单的“迎合服务”的商业因素左右求全。

民族风格的新发展是一件让各国设计师们共同追求的课题，现代社会单纯的说某种东西是民族风格是会让人发笑的。新风格的出现也是新文化到来的预兆。运用传统的文化思想的香味，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作品自然会产生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她的世界文化既民族综合创新探索追求。现代世界室内空间设计流行的风格就是民族共存，共追求的新风格。对传统的认识价值，包括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等等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历史。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部存在于空间环境之中的大型的、直观的、生动的、全面的史学书。

不断延续风格，潮流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相互贯穿与延续，深入考量，而不是把自己的范畴圈起来，在狭义的范围内玩起“设计”的游戏，这将在未来的工作效果与格局受到很大的拘束，这对刚刚投入到室内设计这个领域的设计人非常不利。所以设计师在将来的思维空间中以地方概念为出发，综合全面的学习多元化知识信息并能主动地融入与国际接轨的观点，检视设计方案，创造自己的风格，多元思维，全面，科技，生态的维系目标，必将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同行服务于大众，树立设计师自己的社会价值。

设计师本人就是一个比例尺。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必须拿出这个比例尺，对所处的空间进行比例、尺度的比较分析，时间长了自然成了一种职业的习惯。设计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对空间、环境、形态、比例观察而产生的一种职业习惯。

设计作品的表现手法异常之难是不难想象的。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设计要求，给人能够对话的引导是设计师在设计中寻求的道路。找到适合现代室内空间环境，探讨室内空间环境设计是每一位设计工作者在现时环境空间设计领域里追求空间表现的一个课题。

要改变、引导全社会对传统观念的新认识。在现实的环境里找出一条中国民族风格的新表现方法。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人的建造物里面肯定有适合今天社会文化的精华，努力去寻找定会找出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它为民族风格的发展发行了一张在空间设计领域中跨进21世纪室内空间设计的门票。

在室内空间设计物身上附加照搬古代文明符号，是设计上最要不得的东西。文明的历史香味飘进了现代建筑空间，同时香味也飘进了室内空间。而这种香味指在某种程度掺进传统的精神。它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消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时代风貌。这就是设计者今天要追求的时尚，它既要强调历史性、文化性，同时还要产生时代性。

认真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分析，是对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水平综合评判的唯一标准。把握整体大方的形态，仔细刻画是势态、形态、姿态加强的重要视点。新一代设计师追求的应该是去掉镜框的作品，有新的构思。

设计师是提高修养、品位的时候了。对比例、尺度、色彩和造型的完美和谐与统一，是这个时代的要求，精品应该诞生在对环境和条件深入的调查与理解。 对维护传统风格、夺回传统风格、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设计心态应严加克服。积极探索，试图超越，设计观念的异彩纷呈是检验一个设计师的标准。

切记设计师匆匆忙忙，顾此失彼 建筑物在功能、构造方面，现代人比古代人更科学了，可空间、环境、形象、风格在当今社会里确实成了设计师的一大研究主题。

设计行业的更新 我国的室内空间设计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初具实力的职业设计人才宝库，无论从人数量和素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同样也面临着设计人才的更替，设计队伍重组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室内空间设计师作为一个热门职业的同时也存在着潜伏的危机。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设计逐步走上了正轨。同时出现了大批的年青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队伍面临着一个不可抗拒的人员交替。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室内空间设计师还发挥着作用，但队伍的中坚力量已由出生于5060年代的第二代室内设计师所代替。等到了进入21世纪，接力棒将传到80年代出校门的新一代室内设计师的手中。这一代的设计师们将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将决定中国室内空间设计今后创作及发展方向。

相信，21世纪的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将对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产生巨大震撼。人类的生活需求更趋于个人的“专有”。设计师是一个为各类人服务的综合产业。也许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会把我们今天所坚信不移的生活理念“砸”个粉碎，但我们如果已准备好自己的知识，坚信，室内设计将会给日益发展的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室内设计将更加“以人为本”，给人类更加关爱。

参考文献：

篇4

(一)研究结论   

采用自然实地实验的方法，通过分析和观察企业预算管理相关人员在“企业预算管理成熟度测评”活动中的行为活动，运用描述性统计、均值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Logistic分析等工具，检验了评价者的过度自信特征(是否直接负责预算工作、是否为管理人员、工作年限)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产权性质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样本公司中52%的评价者高估了本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由此可见，评价者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认识不足，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发现与杨雄胜等(2001)的问卷调查结果一致。评价者高估预算管理成熟度可能与预算管理的理论演进有关。在形成期，预算管理由过去单纯的成本控制扩展为对财务资源的规划、协调与控制;在发展期，发展为全面预算这一综合性的管理系统，并且加强了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在改进期，传统预算管理框架与先进的管理控制理念和信息技术的结合，使传统预算与组织环境更加匹配;在超越期，则强调预算管理与战略要素的结合。预算管理评价人员很可能将全面预算管理等同为传统的财务预算，进而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   

第二，评价者过度自信特征中，直接负责预算工作的人员和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更倾向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尽管未能证明工作年限长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显著关系，但研究结果依旧可以说明过度自信特征越明显，越容易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实际水平。这一结论延伸了过度自信理论在企业预算管理的应用，丰富了预算管理的相关研究。   

第三，评价者过度自信特征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评价者是否直接负责预算工作、是否为管理人员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说明国有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夸大企业管理的实际水平和成效，建议国有资本监管者关注这一特征。   

此外，还进一步发现，高估预算管理成熟度企业在战略预算、预算模型构建、长期预测和滚动预算应用、预算调整与改进、预算沟通、预算对业务活动的指导作用、预算偏差控制等具体预算实践活动方面相对表现不佳。   

(二)研究启示   

第一，预算管理相关人员在评价本职工作取得的效果时，可能存在高估的情况。过度自信特征越明显的预算管理人员越容易高估本职工作的成绩和效果，容易产生“盲目乐观”和自满情绪。因此，在听取预算管理部门工作汇报或了解企业预算管理情况时，应考虑预算管理人员是否存在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的个人特征，如该人是否直接负责预算工作、是否处于较高职级的管理岗位等。应合理估计企业预算管理实施的实际效果，及时发现不足，虚心加以完善。   

第二，鉴于产权对评价者过度自信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建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健全监督机制，敦促国有企业管理者切实加强企业全面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切实了解国有企业实际管理水平，防止偏听误信，将国有企业考核落到实处。长期以来，国有上市公司改革缓慢，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造成管理层权力过大，没有形成董事会与管理层相互监督的机制，导致个人的认知偏差对公司预算管理系统的评价造成很大影响。国有企业在不断加强对预算管理重视程度的同时，也必须增强对领导班子的监督，保障预算管理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样地，国资委在考核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成熟度时，要注意因评价者过度自信造成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的可能性。   

第三，在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等级较低的企业中，对企业预算管理系统认识不足的现象更为严重，评价者过度自信更可能导致其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从而阻碍了预算管理的发展。因此在预算管理成熟度较低的企业中，应该不断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考核，增强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科学认识和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实际情况的全面了解，避免评价者高估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