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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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论文

篇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10-02

一、关于《文论十笺》一书

《文论十笺》是程千帆任教武汉大学与金陵大学中文系时编写的教材，收录了古代与近代的十篇文论，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五篇是概说部分，下辑五篇专论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这本书中，程千帆对每篇文章都详加笺注，文后附有谨按，并结合古代文学与当时的文学观念做延伸探讨，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该书的编撰独具特色：首先，收录的文章与笺注所引用的不仅有古代文论，也有近代文论，还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文学论说。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陆机为公认的文论家外，其他几位都是史学家、朴学家。此外，该书既有考据还原，延续了古代文论“综合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抒发己意”的特点；同时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论述，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有别于古代文论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现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品质。

程千帆先生自陈，采用这种特殊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为了矫正当时有关文论的两种较为突出的弊端：“通论文学之作，坊间所行，厥类郅夥，然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为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①文学作品创作的增加、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以及东西思想更多、更频繁的交流，中国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而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理论，无论持中、西哪一方观点都因缺乏对这些理论之渊源与体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浅层争论，作者才编撰此书为教材，希望矫正时弊。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现象已蔚然成风，而《文论十笺》仍然坚持从古典文论的视角出发，并在民族文学、各种“主义”之争泛滥的时期，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视角谈论文学的问题，显得“别具一格”。更为重要的是，对文类划分也就是文体学的探讨作为一种潜在的线索贯穿了上下辑的十篇文章，而文类划分其实关涉到传统文体意识与现代文体意识，这与传统文学研究向现代过度时期，文的观念、文学理论体系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潜在的线索这也正是《文论十笺》一书最大的特点：从古典文学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其内部进行革新，力图以变革中国文学理论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论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促成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沟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观念的确立

《文论十笺》一书以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篇，程千帆为这篇文章拟的副标题为“论文学之界义”，即对“文”的观念的界定。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开宗明义，将“文”界定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对其做词源学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古代对于“文”有两种解释：“彰”与“文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也就是说，“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无“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观念的混乱。

《文学总略》作为《文论十笺》的开篇文章，其实也是程氏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来界定文学，范围至广，一切学术文化皆属，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则以抒情美文为文学。”③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时将它回溯到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的概念中。

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与“词章”两个部分，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杂文学”，迥异于西式的“纯文学”体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文类概念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新视角审视并重塑自己关于“文”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清除文章学中的诸多“非文学”成分，才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现代“文学”观念。④这种转变有其正面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等得以被纳入文学史视野，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然而，此种转变也遮蔽了文章学原有的深广内涵：一方面，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传统文学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与阐释；另一方面，文章学本身所蕴含的传统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过程中或被忽视遗忘，或被割断了联系。程千帆强调回到文章学，也正是强调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审视“文”的观念的变迁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现象、文化心理积淀。

同时，以现代学术观点来看，文章学所包含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杂文，以及诗、词曲等等极其广阔、复杂的范围，实可视为一个涵盖了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盖更广，也更适合中国。可见，程千帆将“文”的观念回溯到传统文章学，似乎是一个比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更适合中国文化现象的学术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视。

（二）文类体系的重建

在“文”的观念确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文体辨析有三难：“体式孳乳，与日俱新”，指的是小说、戏剧等新文类不断出现；“观念锢蔽”，则是由于小说的题材近鄙俚而不被纳入传统的文类位阶中，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法无法为愈加兴盛的小说作品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体义混淆，自来即尔”，时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体”为标准，而区分“文”为说理、记事、抒情三类，而这种分类法难以满足文章学的驳杂体系。

事实上，通观全书，无论是论文学与时代、地域、道德、性情，还是论文学的制作体式、内容外形、模拟创造，其实都是在探讨文类划分的标准与文类体系的建构。程千帆认为，传统的文类划分标准尽管不再适应时人的文学研究需要，但仍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背后隐含了中国文学史上“体”的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体”的含义十分宽泛、含混，既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也有“形体”之义，兼形而上与形而下、抽象与具象于一体。而“体”之于古代文学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体裁”或“文体类别”的含义以外，还具有文章或文学之本体、文体内部的质的规定性（体要或大体）、风格（体性或体貌）、以及章法结构、修辞手法、具体的语言特征等多种含义。⑤而与之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文体分类始终贯彻着一个逻辑标准，并以此揭示文体之间内在的逻辑层次与本质联系，所以必须有统一的文体分类规则。或许可以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实则是“文章”体系，但文章学本身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现代意义上的“体系”观念。在新的文类不断出现的时期，如何构建一个沟通古今文类的严谨的现代文类体系，是晚清以来诸多学者所致力的工作，这项工作随着三十年代的时局而有所放缓，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认同章太炎，他们都从传统的广义文章学出发建构文类体系，同时，把小说从历史和其他文类中单独列出，正式作为文之一“体”，与学说、历史、典章、公牍和杂文并列，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类分类方法――“经、史、子、集”四分，开始重视小说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三）从文章学到现代文学理论的沟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类划分标准的转变、文类体系重建的意图，都在于促使传统文学理论向现代过度，而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是由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更适合对其进行表现的小说在数量和创作形式上的迅速发展，将小说纳入文学理论体系已是必然趋势；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难题，则是由于在此过程中，如何既使小说获得与诗、词、戏、曲以及学说、历史、杂文等体裁同级的文类位阶，又使新的文类体系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清晰严谨，也就是各种文体的内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学者遗留的难题。对于此难题，程千帆以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划分试图做出调和，而具体到小说批评理论，则诉求传统的史学理论，借鉴史学理论中的文论、史论观点观照小说批评。

然而，诉求传统史论来沟通文史从而将小说纳入文章学体系，这种尝试缺乏深入的讨论，存在着各种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尚简”、“用晦”倾向并不适合作为现代小说的批评范畴，因为传统的历史书写远不足以用以剖析现代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史学理论与小说批评只有通过严谨的比较和成体系化的沟通才能形成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学术理论体系，而这些问题在《文论十笺》一书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沟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论内部进行现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变动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独有的文类和体系，而在这背后则是经久积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有差别，因而古典文论自身进行现代革新看似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却涉及文化沟通这一复杂背景。此外，中国古代的文章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论家们始终没有明确形成一般性的文学理念而只有具体的诗歌概念、小说、戏曲的鉴赏理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缺乏体系性正是其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时，自晚清以来，“现代生活”的开启、“现代人”观念的觉醒，以及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加强，使得文学创作和理论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精神世界，而这些恰是难以被古典文章学理念纳入其中的。

“体系性”是学术现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学又是难以割舍的学术情怀，程千帆在“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议题中所体现的困境与矛盾，又何尝不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呢？

注释：

①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作辑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论十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p3.

篇2

《论语》是什么文体？从表达语体看，确定为“谈话语录体”毫无疑义。单是“子曰”（包括“孔子对曰”）就超过400句（只有《乡党》《微子》《子张》三篇空白），占全书80%的篇幅。加上众弟子与时人的对话，语录在90%以上。《论语》的“语录形式”大体有“个人独论、二人对话、多人对话、客观叙述”四种类型，其雅言和俗语共融，具有平易随和、琅琅上口、生动活泼、简练质朴、概括力强、用意深远等特点，开先秦“诸子语录体”之先风。从思想内容看，《论语》20篇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包含天命鬼神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欲提要钩玄，无非是“为学、为人、为政”三大方面，中心是“为人”。由此将《论语》判定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也毫无疑义。然而《论语》的文体定位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追本溯源，你会发现，漫长的《论语》阅读史竟是一部曲折复杂的文体明辨史。

翻阅《论语》古代阅读史，自先秦到晚清，两千余年的《论语》读者，尤其是高层次的《论语》学者，如（魏）王弼的《论语释疑》、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宋）邢m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元）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易培吉的《论语集解》、（清）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康有为的《论语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不论采用哪种注释方法，他们都把《论语》视为儒家的经典文章。①

再翻查近、现、当代的《论语》阅读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论语》的大多数学者，例如，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赵纪彬的《论语新探》、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学勤的《论语注疏》、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安德义的《论语解读》、黄怀信主撰的《论语汇校集释》、闫合作的《论语说》、于文斌的《论语类解》、程翔的《论语译注》、钱宁的《新论语》、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唐明贵、刘伟的《论语研探》、杨义的《论语还原》……依然坚守着“文章阅读”的光荣传统。

可是，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体系的东输，20世纪百年来的《论语》阅读既受益匪浅，又受害颇深。反映在文体阅读上，至今，不少专家的《论语》解读，高校的《中国文学史》，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论语》教学，社会文化教育界乃至中外“孔子学院”，都将《论语》视为“散文”。而“散文”是个飘忽不定的弹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向来存在多角鉴别：一是与“韵文”对举的，通篇押韵的称为韵文，基本不押韵的称为散文。这个以语言声律有韵无韵为标准的划界还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分类。二是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的一种文学文体。把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稍带文学性的作品全都归入散文范畴，这种“广义散文观”实际还是“无类的集合”，其宽泛性和自由性否定了文体分类的大小层级性和相对稳定性。我们说，文章和文学是文字作品的第一层次分类，散文作为文学的一大家族乃是文本的第二层次分类；即使再把《论语》细分为“说理散文”“议散文”“哲理散文”“学术散文”或“诸子散文”，它们仍属于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因为“说理”“议论”“哲理”“学术”“诸子”等只是定语，均从属于中心词“散文”，依然归入“文学”的范畴。如果归入“文学”的“狭义散文”保持其“沉思翰藻”“独抒性灵”的特性，限制在“美文”的小范围，那样与“实用文章”的界线还较为明晰。而包容学术、政论、史论、传记、志异、公文、骈文、辞赋……的“广义散文”则与“实用文章”混淆不清，结果失去了文体规范的实际操作意义。

一、视《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

所谓“悖体阅读”是违背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阴差阳错的阅读。如《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总体上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视之为一眼温暖的‘问病泉’”。她未能适应文章体裁的阅读方略，坚守“理论思维为主”和“科学阐释为上”的原则，而是习惯于艺术思维和超验想象，以印象描述顶替理性分析，以虚幻故事论述人生哲理，结果把“活着的时候颇吃了苦头”（鲁迅语）的孔子误读成一个只顾“修己”而不重“济世”的“快乐孔子”。②这并非无关大雅的个例，而是污染社会书香的“自由化误读”的典型。可悲的是，这种自由化误读被许多文论家和大众媒体热捧而不自知受其害。

百年来对《论语》的散文艺术研究，不少学者从语言艺术、人物形象、文体品类、修辞手法、诗性文化等方面发掘其文学成就，将《论语》说成“散文诗”“哲理化的诗”“传记文学的祖型”“‘世说体’小说的滥觞”，视孔子为“喜剧角色”，“追求目的与历史发展不协调，做了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时却像演着悲剧那样严肃”。这些赏析对感悟《论语》的审美价值不无裨益，但是其“文体品类”的判断却不切合文本全豹。他们在研究《论语》的语言艺术时，没有把科学的“文章语言”（特点是“质朴无华、辞达而已”）和艺术的“文学语言”区分开来；他们在研究《论语》的人物形象时，也没有把“主用‘以言写人’的文章”和“主用‘以行写人’的文学”区别开来；他们在研究《论语》中的片断对话或叙事单元时，没有把局部的“文学华章”和整体的“文学佳构”区分开来。一句话，他们没有把“文学性”与“文学”严格区分开来。他们所使用的文体术语和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丢弃了文体学的民族特色，没有对准《论语》的文体特性。我们一再强调，文体反映了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特点，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看准该作品的体裁样式。舍此，抓住作品的语言片段、对话单元、人物形象侧面等局部文学性，就去肯定整部《论语》是文学作品，必然陷入“悖体阅读”的泥坑。

二、视《论语》为学术文章，才算“适体阅读”

所谓“适体阅读”是适应文体特性和文体思维法则的返璞归真的原形阅读。简洁地说就是：把文章当作文章来读；把文学当作文学来读。一些学者在研究《论语》的文学价值时，发觉书中的“零章碎节，没有人物性格的演变过程”，作者“不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而是着力于分析具体的个别现象的一般性质，运用逻辑概括来反映世界的，整部《论语》充溢着学术论文的气息”。“《论语》主要记述的是孔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不可否认从中可以窥见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毕竟是粗略的、片断的，与后世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难同日而语”。因而不得不承认《论语》是“杂文学”，而不是“纯文学”。于是意识到单用文学眼光来解读《论语》“是把路子走窄了”，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的确《论语》中有一些当之无愧的文学华章：如《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季氏》篇中的“季氏将伐颛顼”章，《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章、“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子路从而后”章……。然而《论语》的文学性终究是局部的，有限度的，不宜夸张失真。以表达论，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篇章属于说理性质，分别运用直言、假言、选言等判断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论证方法，绝大多数篇章条贯清晰，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以内容论，《论语》以孔子为中心，记述了数量可观的155人，包括孔门弟子29人和其他125人，无论是孔子以前的或与孔子同时的，有名的或无名的，极少是传说的人，基本恪守真人真事，没有虚构；《论语》的主要任务是表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不是塑造孔子的人物形象。“事料的真实”和“意旨的鲜明”这两个基本点恰好体现了文章的本质特性。基于此，我们应敢于说“《论语》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文学性的文章作品！

把《论语》判为“学术文章”是对文本的第三层次分类。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周秦时期“所谓‘文学’，是和学术分不开的，文即是学，学不离文，所以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持广义文学观的学者早就看出周秦“文章”与“学术”的密不可分。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认为《论语》“是最能代表孔子思想，也最能代表儒家学派早期的文章”。③持广义散文观的学者也透视到《论语》不是塑造孔子形象的文学佳作，而是表达孔子思想的文章名篇。程福宁的《中国文章史要略》认为战国至西汉“子史期”的文章有“学术文、应用文、审美文”三大文体，因而把《论语》归入“学术文”。④持狭义文章观的学者程福宁在《文章学基础》一书里明确宣示“文章的本质在于给出思想。”他用“学术文”给《论语》文体定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有必要指出，“学术文章”与“说理散文”两个概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心词的转换意味着“学术文章”是文章学术语，“说理散文”是文艺学术语。

三、锐意把文章《论语》当作文学来读，属于“跨体阅读”

所谓“跨体阅读”是在“适体阅读”基础上“郢书燕说”的超原形阅读。简洁地说就是：锐意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若问“跨体阅读”与“适体阅读”、“悖体阅读”有何区别和联系？在理念上须知：读文首先要“入格”，适体阅读的规定性是针对悖体阅读的严重性提出来的，旨在强化阅读的文体意识；读文还要学会“出格”，跨体阅读的灵活性又是依据适体阅读的相对性提出来的，旨在淡化文体的“楚河汉界”。以《论语》辨体为例，表面看，“悖体阅读”和“跨体阅读”都是把《论语》当文学来读，实质看，悖体的“悖”是误把《论语》文章看成文学作品，只探求《论语》的文学艺术价值，不探求《论语》的文章科学价值。如有些学者专写《论语》的艺术成就，却频频用“文章”的术语，他们眼里的“文章”不是与文学并列的“狭义文章”，而是与“广义散文”混淆不清的“广义文章”；他们不知道狭义文章也有文学性，甚至不知道《论语》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还有“文章价值”。“文章价值”不被文论家所用，反证出他们既没有“文字作品大别为文章和文学”的“双文论”自觉，更没有“文章评论”的基本术语。这些都是文体意识单一、淡薄、模糊的表现，乃至陷入“悖体阅读”而不自知，进入“跨体阅读”而不自觉。跨体的“跨”是明知《论语》属于文章，却又不让“适体阅读”绝对化，而有意训练文体阅读的杂交艺术，实行“阅读克隆”，不但用文章眼光探求《论语》的文章价值，对作品做“科学阐释的批评”和“社会历史的批评”，而且进一步用文学眼光探求《论语》的文学价值，对作品做“审美鉴赏的批评”。跨体阅读的主客观条件是：一方面读者要有“文章眼光”和“文学眼光”的双重视角，充分发挥阅读创造的主体精神；另一方面要准确估量文本内在的文章因素和文学因素及其比重，以便依据其客体容量决定“是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还是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以《论语》文章的“跨体阅读”为例，读者必须依据《论语》中的文学语言、文学华章、文学旨趣和诗性文化等因素去发掘文本的审美价值。

1.品味《论语》中的文学语言。《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言时光像日夜奔腾的流水一样生生不息，感悟生命哲学。“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言在严寒考验中仍保持旧叶未谢、新枝已萌的常青状态，比喻坚守节操。二者都是“立象寓理”的格言。

2.赏析《论语》中的人物性格。《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写出了孔子师徒闲谈时活泼从容的气象，不但“各言其志”，而且“各显其性”：子路率直中有浮夸，曾点活泼中显潇洒，冉求从容中见明智，公西华谦和中懂礼让；而孔子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张扬个性，胸襟开阔。

3.把玩《论语》的文学旨趣。如学者林坚（《〈论语〉的文学趣味性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认为“讲学语”与文学趣味性的融合是该书的一大成功：常常借助于口语化、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和谐趣，使得行文风趣自然、生雍蓄，读来毫无枯燥、晦涩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动人的叙述中，领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奥的哲理。

4.深识《论语》的诗性文化，应视为“跨体阅读”获得“诗学”涵养的又一任务。孔子的“文教”渗透着“诗教”。《阳货》篇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要求发挥诗的感化功能；《季氏》篇的“不学诗，无以言”又要用诗句去交往应对。“以诗为经”就是让情感教育和思想教育融为一炉。

综上可知，《论语》阅读中的文体意识要把握好强化和弱化的辩证法。当有人以偏概全误判《论语》为文学散文陷入“悖体阅读”时，就要强调“适体阅读”，坚守文章眼光的本真阅读；当有人认准《论语》为学术文章懂得“适体阅读”时，又要强调“跨体阅读”，学会用文学眼光去鉴赏其部分文学华章的审美情愫，创造性地去圆识《论语》的科学内涵和人文精神。

《论语》的文体定位及其阅读悖体、适体、跨体之争，不是孤立的个案，它对于阅读《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具有引领和示范的作用。文章学家和文艺学家应走出古代广义文章观和现代广义文学观（广义散文观）的混沌，超越将“文体学”隘化为“文学文体学”的局限，树立“文本二分法”的“双文观”，既承认文章和文学的分野，又推进文章和文学的融合。

参考文献

①唐明贵：《论语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曾祥芹：《曾祥芹文选・汉文阅读学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篇3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人类寄希望于通过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和城市大量建设，给建筑师提供了无穷的设计机会。

室内设计作为一种学科随着与应用科学，艺术一起不断的深入发展，为人类提供更新，更进步的空间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理念，思维空间，从而推动着社会生活的精神文明进步，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为大众真实地服务着。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从古到今，从原始到成熟，在发展形式上，属于时间维的纵向状态，趋向于潜伏期。与设计艺术相区别，艺术设计更多属于现状的研究范畴。属于空间维的横向状态。趋向于爆发期。可以说当设计艺术处于空间维的横向发展机会中关注的越多，受重视的程度就越大，那么潜伏期也就相应的爆发，其实目前我们所处于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正是设计艺术的发展爆发期。WWw.133229.COM

对于一种潮流时尚的追求，是社会人们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而从事表达实现这一追逐的设计师行业的设计人不应只站在商业因素的左右去“巧妙”变化，更应该深入了解室内空间艺术设计的实际内涵，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彰显自己艺术修养和品位人生的态度，去引导时尚，真实地实现大众愿望而服务于大众，不只是简单的“迎合服务”的商业因素左右求全。

民族风格的新发展是一件让各国设计师们共同追求的课题，现代社会单纯的说某种东西是民族风格是会让人发笑的。新风格的出现也是新文化到来的预兆。运用传统的文化思想的香味，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作品自然会产生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她的世界文化既民族综合创新探索追求。现代世界室内空间设计流行的风格就是民族共存，共追求的新风格。对传统的认识价值，包括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等等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历史。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部存在于空间环境之中的大型的、直观的、生动的、全面的史学书。

不断延续风格，潮流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相互贯穿与延续，深入考量，而不是把自己的范畴圈起来，在狭义的范围内玩起“设计”的游戏，这将在未来的工作效果与格局受到很大的拘束，这对刚刚投入到室内设计这个领域的设计人非常不利。所以设计师在将来的思维空间中以地方概念为出发，综合全面的学习多元化知识信息并能主动地融入与国际接轨的观点，检视设计方案，创造自己的风格，多元思维，全面，科技，生态的维系目标，必将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同行服务于大众，树立设计师自己的社会价值。

设计师本人就是一个比例尺。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必须拿出这个比例尺，对所处的空间进行比例、尺度的比较分析，时间长了自然成了一种职业的习惯。设计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对空间、环境、形态、比例观察而产生的一种职业习惯。

设计作品的表现手法异常之难是不难想象的。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设计要求，给人能够对话的引导是设计师在设计中寻求的道路。找到适合现代室内空间环境，探讨室内空间环境设计是每一位设计工作者在现时环境空间设计领域里追求空间表现的一个课题。

要改变、引导全社会对传统观念的新认识。在现实的环境里找出一条中国民族风格的新表现方法。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人的建造物里面肯定有适合今天社会文化的精华，努力去寻找定会找出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它为民族风格的发展发行了一张在空间设计领域中跨进21世纪室内空间设计的门票。

在室内空间设计物身上附加照搬古代文明符号，是设计上最要不得的东西。文明的历史香味飘进了现代建筑空间，同时香味也飘进了室内空间。而这种香味指在某种程度掺进传统的精神。它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消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时代风貌。这就是设计者今天要追求的时尚，它既要强调历史性、文化性，同时还要产生时代性。

认真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分析，是对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水平综合评判的唯一标准。把握整体大方的形态，仔细刻画是势态、形态、姿态加强的重要视点。新一代设计师追求的应该是去掉镜框的作品，有新的构思。

设计师是提高修养、品位的时候了。对比例、尺度、色彩和造型的完美和谐与统一，是这个时代的要求，精品应该诞生在对环境和条件深入的调查与理解。对维护传统风格、夺回传统风格、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设计心态应严加克服。积极探索，试图超越，设计观念的异彩纷呈是检验一个设计师的标准。

切记设计师匆匆忙忙，顾此失彼建筑物在功能、构造方面，现代人比古代人更科学了，可空间、环境、形象、风格在当今社会里确实成了设计师的一大研究主题。

设计行业的更新我国的室内空间设计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初具实力的职业设计人才宝库，无论从人数量和素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同样也面临着设计人才的更替，设计队伍重组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室内空间设计师作为一个热门职业的同时也存在着潜伏的危机。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设计逐步走上了正轨。同时出现了大批的年青设计师。室内设计师队伍面临着一个不可抗拒的人员交替。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室内空间设计师还发挥着作用，但队伍的中坚力量已由出生于5060年代的第二代室内设计师所代替。等到了进入21世纪，接力棒将传到80年代出校门的新一代室内设计师的手中。这一代的设计师们将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将决定中国室内空间设计今后创作及发展方向。

相信，21世纪的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将对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产生巨大震撼。人类的生活需求更趋于个人的“专有”。设计师是一个为各类人服务的综合产业。也许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会把我们今天所坚信不移的生活理念“砸”个粉碎，但我们如果已准备好自己的知识，坚信，室内设计将会给日益发展的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室内设计将更加“以人为本”，给人类更加关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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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采用自然实地实验的方法，通过分析和观察企业预算管理相关人员在“企业预算管理成熟度测评”活动中的行为活动，运用描述性统计、均值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Logistic分析等工具，检验了评价者的过度自信特征(是否直接负责预算工作、是否为管理人员、工作年限)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产权性质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样本公司中52%的评价者高估了本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由此可见，评价者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认识不足，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发现与杨雄胜等(2001)的问卷调查结果一致。评价者高估预算管理成熟度可能与预算管理的理论演进有关。在形成期，预算管理由过去单纯的成本控制扩展为对财务资源的规划、协调与控制;在发展期，发展为全面预算这一综合性的管理系统，并且加强了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在改进期，传统预算管理框架与先进的管理控制理念和信息技术的结合，使传统预算与组织环境更加匹配;在超越期，则强调预算管理与战略要素的结合。预算管理评价人员很可能将全面预算管理等同为传统的财务预算，进而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

第二，评价者过度自信特征中，直接负责预算工作的人员和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更倾向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尽管未能证明工作年限长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显著关系，但研究结果依旧可以说明过度自信特征越明显，越容易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实际水平。这一结论延伸了过度自信理论在企业预算管理的应用，丰富了预算管理的相关研究。

第三，评价者过度自信特征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评价者是否直接负责预算工作、是否为管理人员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说明国有企业管理者更倾向于夸大企业管理的实际水平和成效，建议国有资本监管者关注这一特征。

此外，还进一步发现，高估预算管理成熟度企业在战略预算、预算模型构建、长期预测和滚动预算应用、预算调整与改进、预算沟通、预算对业务活动的指导作用、预算偏差控制等具体预算实践活动方面相对表现不佳。

(二)研究启示

第一，预算管理相关人员在评价本职工作取得的效果时，可能存在高估的情况。过度自信特征越明显的预算管理人员越容易高估本职工作的成绩和效果，容易产生“盲目乐观”和自满情绪。因此，在听取预算管理部门工作汇报或了解企业预算管理情况时，应考虑预算管理人员是否存在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的个人特征，如该人是否直接负责预算工作、是否处于较高职级的管理岗位等。应合理估计企业预算管理实施的实际效果，及时发现不足，虚心加以完善。

第二，鉴于产权对评价者过度自信与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建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健全监督机制，敦促国有企业管理者切实加强企业全面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切实了解国有企业实际管理水平，防止偏听误信，将国有企业考核落到实处。长期以来，国有上市公司改革缓慢，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造成管理层权力过大，没有形成董事会与管理层相互监督的机制，导致个人的认知偏差对公司预算管理系统的评价造成很大影响。国有企业在不断加强对预算管理重视程度的同时，也必须增强对领导班子的监督，保障预算管理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样地，国资委在考核国有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的成熟度时，要注意因评价者过度自信造成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的可能性。

第三，在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等级较低的企业中，对企业预算管理系统认识不足的现象更为严重，评价者过度自信更可能导致其高估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成熟度，从而阻碍了预算管理的发展。因此在预算管理成熟度较低的企业中，应该不断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考核，增强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科学认识和对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实际情况的全面了解，避免评价者高估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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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师伦理状况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伦理本义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教师伦理则是在学校教育职业活动中，教师调节与他人和社会集体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教师伦理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中，反映了教育教学利益关系，是教师能够承担社会职责完成职业使命的依据和保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师专”)的主要任务是为义务教育学校培养师资，教师伦理水平直接影响其从教后的观念和行为以及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水平。

一、存在的问题

(一)爱岗敬业意识淡薄，注重个人功利

爱岗敬业是教师伦理的基本要求。教师只有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甘做人才成长阶梯，才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繁杂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对教育事业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完成“百年树人”的重任。笔者调查发现，部分师专教师爱岗敬业意识淡薄。同时，一些教师功利观念过强，过分看重能给自己带来名利的行为，而对需要奉献的日常工作则不以为然，社会责任感降低。部分师专学生反映“老师上完课就走，不愿意在教室停留”“老师不太爱管事，对一些学生的违纪行为装作看不见”“学生评价老师如果得分比较低，老师就生气”。由此可见，一些教师对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不负责任。

(二)关爱学生力度不够，师生关系疏远

关爱学生是教师伦理的核心内容，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情感基础，也是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基本前提。关爱学生能够密切师生关系，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形成融洽和谐的教育气氛，甚至还可以弥补教师自身才能的一些不足。笔者调查发现，当前师专教师伦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与学生的情感交流缺失，师生关系比较疏远。学生普遍反映，多数教师对学生缺乏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学生缺少与老师沟通的机会。一些学生指出教师存在“记不住学生的名字，上课提问喊学号”“冷漠，躲着学生，不愿意和学生做朋友”等不良表现。一些学生形容自己对老师是“单相思”。部分教师对学生漠不关心，没有给学生积极的引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学生对老师比较生疏，与老师的情感关系和心理距离较远，对教师的要求和行为必然缺乏认同和接纳。

(三)严谨治学精神欠缺，忽视课堂教学

严谨治学是教师伦理的根本要素，是指教师研究学问应保持严肃谨慎和求真务实的态度。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部分师专教师满足现状，认为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知识结构完全能够胜任工作，因而不注重充实和更新知识结构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缺乏积极进取和潜心钻研的精神。还有一些教师没有把教学作为中心工作，课堂知识讲授缺乏独立见解，照本宣科，机械重复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教学过程枯燥乏味，再加上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不严，学生逃课及上课睡觉现象常有发生。

(四)为人师表作用不明显，自律意识亟待提高

为人师表是教师伦理区别于其他职业伦理的重要标志，是指教师的品德和人格应对学生起到榜样示范作用。教师是最直接的最有教益的模范，是学生活生生的榜样。师专教师是“师表之师表”，因而对其品行的要求更高。部分教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违反职业纪律：有的上课接打手机，随意中断课堂教学；有的打乱课程计划安排，随意调课；有的因为其他事务误课，随意缩短教学时间；有的对学生态度强硬，高高在上。这些行为降低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削弱了教师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

二、问题的归因

(一)职业信念不坚定，成就需要缺乏，教师快乐体验不足

爱岗敬业是对教师工作态度的要求。师专一些教师工作态度不端正，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方面社会环境是制约教师伦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分师专教师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滋生和蔓延，忽视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另一方面师专不注重对教师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也不能充分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主观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教师缺乏职业理想和信念。其次是教师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情感得到满足而获得快乐体验是教师努力工作的不竭动力。同其他高校相比，师专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较低，成就感和自尊感较为缺乏，这使得一些教师仅仅把教育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事业执着追求。(二)不了解学生心理需求，师爱意识偏差，教师情感投入不到位

教师伦理重点体现在师生关系中，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在师专中，一些教师对学生冷漠，尤其对学生缺乏了解，同其自身对师爱认识不足密切相关。一方面，师专学生对教师的情感需求强烈而且容易满足。由于大部分学生住校独立生活缺乏亲人的关怀和家庭的温暖，非常渴望教师代替父母的角色，成为自己学习和生活中最亲近的成年人。学生“愿意和老师在一起聊天说话”，但又不敢主动接近老师，老师的一个微笑、一个关注的眼神都能使他们获得不同层次的快乐和满足。部分教师不了解学生的特殊心理需求，没有给学生必要的关心和爱护，致使学生情感缺失得不到弥补，对老师产生畏惧甚至不满心理。另一方面，一些老师对师爱的认识不到位。教师对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教师对待学生应以心换心、以爱生爱、以情移情，不能只注重教师的权力和威严。用严格要求代替关心爱护，用师道尊严强制遵守服从，其结果必然导致师生关系紧张。

(三)教学模式单一，发展目标不明确，教师忽视专业素养的提升

严谨治学是伦理规范对教师业务素质的要求。部分师专教师治学态度欠佳，一是由于社会上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的消极影响；二是学校评价机制在操作过程中存在问题。师专对教师的评价涉及思想态度、教学水平、科研成果和工作成绩等诸多方面，由于教师学识水平和治学态度不易进行量性分析。评价过程中难度较大，因而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学历、资历、科研成果等容易量化的指标上，导致很多教师在工作中只追求显效性的成绩，忽视教学质量和知识积累等内在素质的提高；三是固定化的教学模式使教师产生思维定势。突破原有教学模式的束缚比较困难，教师创新精神和钻研能力越来越弱，教学在低水平徘徊。另外，由于师专没有升学任务，学校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果的监控力度不强，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识水平没有较高的要求，导致教师对自身的专业素养的提升缺乏长远打算，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发展动力不足，钻研精神欠缺。

(四)品格修养欠缺，学生消极厌学，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师表意识是教师伦理的基本特征。部分师专教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自律意识较差主要归因于：一是个人修养存在问题，如傲慢、势利、自以为是等，严重影响教师形象；二是长期T作消耗与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师专由于在社会影响力、专业、学历、就业等方面处于劣势，招收的学生整体素质较低。反映在学习方面，大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缺乏学习热情、学习兴趣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面对学生的消极态度和厌学情绪，加上不善于自我调节，逐渐产生了职业倦怠，表现为：对工作缺乏热情，教学态度懒散，降低对自身的要求，自我约束意识减弱等。

三、解决的策略

(一)突出师范特色的专业信念教育与管理，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师专对教师进行专业伦理教育可以采用“回炉式教育”与“跟进式教育”的方式。“回炉式教育”主要指师专教师工作一段时间后，与学生一道重温职业规范，接受职业理想信念再教育。“回炉式教育”是终身教育思想在教师伦理方面的充分体现，有利于教师伦理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跟进式教育”主要指教师应跟上学生的教育专业实践活动，分期分批参与到中小学教育观摩和教育见习等活动中。“跟进式教育”也是一种体验教育，有利于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促使其感受和思考现实中的各种教育问题，形成教师职业良心。上述两种教育方式中，教师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在主客体转换过程中教师伦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学校应注重实施情感管理，体现人文关怀，如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增强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为教师提供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提高教师的责任感；为教师提供获得成功的机会，满足教师的成就感。这些情感的满足能够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从而激发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岗位。

(二)搭建师生互动平台，增强“师爱”意识，密切师生情感关系

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情感可以说是教师伦理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这既取决于师生双方交往的频率和深度，也取决于教师的师爱意识。师专应积极为师生交往搭建平台，如组建学科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组织、组织教师对学生进行各项教学基本技能训练、举办各种读书学习及娱乐活动等，拓宽师生交往渠道，加深师生交流，密切师生情感关系。教师是塑造人和培养人的工作，没有深厚情感做基础的教育很难取得良好效果。教师应用爱和感情对待学生，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教师对学生应多从生活上关怀和体贴，拉近和学生的心理距离，给学生足够的信任与尊重，尊重学生内心真实的体验和情感以及由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进步和成长充满期待，充分发挥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效应。

(三)树立课程改革意识，合理规划发展阶段，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伦理强调教师研究学问应持严肃谨慎、求真务实的态度。师专对教师钻研精神的培养必须紧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步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中小学教师带来的一场新的革命，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变革。师专作为中小学教师的培养机构，仍然沿袭多年以来固有的教育理念、教材内容和教学模式，严重滞后于中小学课程改革现实，不可能培养和造就新形势下具有时代精神的教师。因此，师专应开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配套的课程改革，动员全体教师积极钻研基础教育课改理论，重新整合课程资源，编写教材和讲义，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师专课程改革有利于推动教师思考和研究问题，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关注课堂教学效果，重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与此同时，师专教师应对自身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包括对自己合理定位，确定发展方向；了解学校，明确发展空间和资源条件；确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长远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引领和激励作用；积极采取行动，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

(四)强化“两代师表”意识，不断寻求工作兴奋点，克服教师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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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发端于中世纪的英国；而有的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古日耳曼法。中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发展，是法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社会条件，18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只承认明示授权的和追认权的。到18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不呆否认原则”得到确立，关于隐名的法律规定也出现了。（3）在近代民法产生以前，作为中世纪商法重要部分的委托制度即已出现。在近代各国民商法中，委托较之法定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前者与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相互关系更为密切。

关于权的概念，到今没有一个很为确定的答案。要研究的权的概念和本质，就不能够脱离关系，否则就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一）、从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权与当事人的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

的内部关系包括委托授以关系和监护关系。前者，首先被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才能授予人权；其次，受委托的人，也应当有相当的行为能力；再次，被人授出权，是充分的利用自己民事行为能力，借助他人的行为，广泛的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以实现一定的权利。

后者属于法定范畴，它更便于人们将权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被子监护人必须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应当与他人具有同样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实现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来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他们在行为能力方面有欠缺，不能亲自履行权利和义务，此种情况下，法律直接设定，由监护人行使权，对其欠缺的行为给予补救；其次，监护人往往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且是被人的近亲属，因此，法律规定此为法定权。

可见，就的内部关系而言，权或是使被人充分的行使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或是法律用于补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观念。

（二）从权的外部关系考虑，权只是一种资格或地位

这种资格或是地位，是指人得以被人的名义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接受第三人的意思表示的资格或地位。（4）权是意味着人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后办直接归被人。这是一种资格。在这种资格下人为实现被子人的权利而行为。具有权，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权利和利益，即使在中获得报酬，也不是依据权，而是依据委托合同而已，肯被人可随时辞去权。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权归为民事权利，因为它不具备发事权利的一般特征。

综上所述，权，是为了便于被子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律直接规定，赋予人以以被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一种资格，基于这种资格，人行为由被人直接承担后果。把权定义为一种资格，全家把它与将权理解为民事权利区别开来。

二权的性质

权为关系的基础；是法律关系的核心。关于权的性质，在法学界众说纷纭，在致辞有以下几种：

其一，非权利、非义务说。权者，人得为行为之资格也。乃人所为法律行为之效力，得直接归属于本人之要件。人虽有权，但对于本人不能取得任何权利，亦不负任何义务，本人与人间基于权所由授予之法律顾问关系而发生之权利义务，系另一问题。故学者通说认权为类似行为能力之一种法律上的地位，即非权利，亦非义务。（5）

其二，权力说。此说为英美法学者所首创，认为权是人被子授予改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权力。而被人承受这种改变了的关系的相应义务。法律权力的界限为权限，因此，权为法律权力或权限。（权力和权限并非同一概念，见下文）（6）根据此学说，虽然权力说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其仍然有不妥之处，我国法律体系属于在陆法系，在大陋法系中，权力属于公权范围，是一个公权概念，而权是一个私法中的概念，将其引入公法，有还定公法和私法之区别的缺陷。因此，此学说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三，权利说。此说认为权是人依法享有的实体权利。但属于什么权利，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人可以对不定范围的第三人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7）有的认为，权属于一种财产管理权；（8）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权利说”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制度是为被人的利益而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若将人的法律地位解释为权利，必然得出制度为人的利益而设的结论，因为权利的最终落脚点为权利人所享有的某种利益。这种解释显然是于理不通的。（9）若依权利说，人在权限内就有充分的自主的行使权利，就有行使与不行使的自由。但人却只能按照被人的授权范围和意志去为被人的权利实现而行为，人在中间只不过扮演一个为被人权利服务的角色，他并没有享受到完成这种权利所实现的利益，因此此说存在缺陷。

其四，否定说。此说为法国学者所倡导。该说认为，不这是监护关系、合伙合同关系、雇拥关系、委任关系的直接效力，并非独立的制度，也无所谓权。（10）《法国民法典》受这种学说影响很大，因此只有委任制度，而无严格意义上的制度。

其五，权限说认为权名为权利，实质言之，权是与人自己的

利益并无必然联系的权限。（11）持反对意见学者主要认为权限说将权等同于执行职务的权限，就意味着将权的发生视为雇佣关系、委任关系的法律后果，混淆了关系与基础关系的界限。

其六，资格说。资格说又称能力说，此说认为人以被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或资格或地位，是人实施行为的行为能力。（12）台湾法学者郑玉波也说过：“权者乃基于法律规定或本人授予，而生之一种资格也。权虽亦名为权，但与其他权利不同，盖其他权利皆依利益为依归而权对于人并无利益而言，故人只是一种资格或地位。”（13）此说内容前面权概念中已论述过，此不在赘述。笔者认为权归于资格说中的行为能力说较为确切。法律上的资格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前者是民事主体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而行为引起的权利义务直接归被人。显然，权不属于权利能力范畴。后者是依自己的行为实施法律行为的资格。行为属于法律行为，人依自己的行为实施这种法律行为，说其先进事迹行为能力，逻辑上应该没有错。

三、权的发生、行使和消灭

（一）权的发生

有的国家或地区将权可分为法定权和意定权，其发生的条件有所区别。我国民法将分为委托、法定和指定。法定权是指定人根据法律直接规定而进行时的权，人和被人间往往有特殊的关系（如血缘、婚姻、隶属关系）。但德国民法将婚姻关系的归为意定，而非法定，称之为容忍权。（14）委托的权指人根据被人的委托而进行时的权利。委托可以是口头委托、书面委托或其他方法委托成立便形成委托权。但法律规定书面的，权的发生应当依书面材料为依据。指定是指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而进行的。这种发生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但前提是没有委托人或法定人。还有的著作中将追认或默认授权列为权发生的一种特殊形式。追认或默认权是指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权终止后以被人的名义进行的行为，经被人追认的，就发生授权的效果，或者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做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从而产生的效果。（二）权的行使

权的行使是指人依据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权的实质是人为实现被人的利益而行为。因此，制度关于权行使的最基本准则就是保证被人利益最大化。

权的行使，是人以被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行为法律事实的发生过程。因此权的行使不仅要遵守制制度的规定，而且还要遵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要正确行使权就需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首先，必须在的权限内行使权。权是实施行为的法律依据。只有有权时，才能进行行为，否则为无权，而有权，这种权限也是有范围的，人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实施行为方可产生的后果，如果超这个限度，就形成了超权。法定人应最大限度的保护被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原则规定的权限。委托人和法定人应在委托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行为，授权不明致使第三者受损，人和被人共同承担责任。

其次，应当维护被人的利益，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被人委托人，其目的就是在于更好维护自己的利益，人就应当认真负责的履行。如未履行职责给被人造成损失，人就承担民事责任，联合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人的利益。人和第三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人当然也有知情权，被人故意陷匿真实情况，人可不负责任或单方终止。

再次，委托人应当亲自履行职责，不得擅自转托他人，委托中，有可能出于信任或有隐私，也可能是人有专业知识，如转托他人，很可能造成泄密，或让被人增添不信任感。但被人同意后可转托，否则要承担民事责任。如因情况紧急，不转托他人。（15）

最后，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贪污行使权，不得进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对于违法行为，被人自己不得进行，更不得委托他人进行。如双方明知而为。双方负连带责任。

权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有自由就必然有其约束，因此行使权就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自己

所谓自己，就是指人被人依自己为相对人实施同一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就在于人以被人的名义同第三人为民事行为，来实现被人的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和第三人为一体的话，就涉及到人的利益，那么人就很难去舍去自己的利益来保证被人的最大化利益，甚至被人无利可图，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制度的初衷。因此，自己在没有被人允许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法律不予承认。

2、双方

所谓双方，是指一个人同时双方当事人为同一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中，利益是焦点，双方的利益总是相矛盾的，只有经过双方商讨后来达到利益的平衡。如果一个人同时双方，去两个不相容的利益，就难免会顾及失彼；另外，双方极会出现人与其中一被人恶意串通来损害另一被人的利益，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除双方被人许可的情况下的双方，法律盖不予承认。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人的利益的，由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三）权的消灭

1、权的消灭

权的消灭，一些国家的民法中规定为两种情形，即基于基础关系和撤回。我国民法中将其分为三种情形，委托权消灭、法定权消灭和指定权消灭，分法虽然各异，但是实质大致相同。我国民法在委托中，“期间届满或者事务完成”、“人死亡”、“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及“作为被人或人的法人终止”与法定和指定权消灭中的“被人取得或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都应该归置于基础关系的消灭；“被供销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人辞去委托”和“指定的取消”应该归置于撤回。

2、权的消灭的后果

权随关系的消灭而消灭，人不得再以人的身份进行活动，否则即为无权。

权消灭后，人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向被人或其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清算人、新人等，就其事务及有关财产事宜何等出报告和移交的义务。委托人应向被人交回证书及其他证明权的凭证。人不得留置，以防止出现无权或表见，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四权的权限与权的超越

（一）权的权限

如果说对权概念的提示，解决的是其质的方面的规定，那么权限则是说明其量的规定性。（16）人应如何及在何种程度内进行活动其依据就是权限。我国民法规定；授权就应当载明权限，超越权限的行为，被人追认后方可发生效力，否则，后果自己承担。权可分为全权和非全权。人在为被人利益着想的情况下，能够独立自主的进行活动，且无须向被人汇报请示，此咱权为全权，如法定就属此类；如果人不能自主解雇问题，对一些事务的处理须向被人汇报请示作出决定，此种为非全权，委托大部分属于此类。全权权的范围和被人的权利无所差别，而非全权的范围就被限定在一定的权限内。

权在英美法系的著作中一般区分为权力和权限。而大陆法系著作中不加以区分，统称为权。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就难为解释，如表见为何在无权的情况下，却产生与授权同样的效力？大陆法系著作一般解释为：表见为无权，但其具有授予权和外观即所谓外表授权，法律使之发生与授权同样的法律后果。此解释中没有指明无权是“权力”还是“权限”，如果用权限和权力的区别来解释以下几个方面：

1、二者性质不同。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权限是一种实际状况。

2、二者的来源不同。权利的存在及其外延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权限是在被人和人的协议中由被人的意思决定的。

3、二者的外延不同。与权限相比，权力是一个外延更加广泛的概念。有权力不一定存在权限，但是权限的存在，必然有权力。就被人明示或默示地同意人代表自己实施的法律行为而言，人被认为具有实施这种法律行为的权限，这种权限就构成了影响被人和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一种权力。

4、二者的伦理价值不同。权限是一个具有感彩的概念，它与占有一样，一般认为是产生某种法律结果的事实，可以衡量某种法律结果的正当性；权力则是中性的，它只是一般的陈述一种结果，而不论这种结果是否正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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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病论》清·雷少逸著，是一部全面总结中医外感病理论证治的重要古籍，对外感病诊治的理、法、方、药以及医德修养均有见解。此书以《素问》八句经旨“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为纲，分四时立论为目，体例简洁独特，逻辑严密；对外感病的辨证提出多层次、多方法的知时论证，按时分病，共列四时之病七十二种，自拟治法六十种；提出以法统方，拟用诸方皆以法名之，杜绝用某方治某病；按四时五运六气治时病，不拘寒温之分，寒温合论，寒温并用，克服了历来寒温对立之局限，构建了全新的中医外感病分类治疗体系［1］。

1病因

以四时之气为主因、主线。其先君尝谓曰：“一岁之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临证未免茫然无据”。丰谨志之，至今耿耿不忘。故冬、春、夏、秋四时之气使人致病得主因，并明确指出知时令是识病的关键，论治的前提，强调“不得乎时令，则不得为医”。雷氏在序言中指出：“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伏之分”，“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雷氏认为无论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时病均分为新感和伏气两类。四季新感时病均为感邪即发疾，又因运气的胜复而有所变化；四季伏气时病为感邪后发之疾，又分为两类：冬受寒气，伏而不发，郁久发热，待来年春分之后，阳气驰张，伏邪自内达表；或六气袭人，伏而不发，随四时六气更换，再感新邪，触动伏气而发。如春季新感包括受风而发的伤风、冒风、中风，及夹邪而起的风寒、风热、风湿，以及感非时之气的寒疫等病；春季伏气包括春温、风温、晚发、温病、温毒等病［2］，其他季节类此。

2病机

由于时病的发生与外在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特别是与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要求“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由于患者感邪微甚不同，发病情况有明显区别，感邪甚者即病，感邪微者邪气伏藏，过时而发。病者属新感，病初多见表证；过时而发者属伏气，病初即见里证［3］。此外，人的体质也有虚实、寒热的差别，妇人尚有经、带、胎、产等特殊情况，因此雷少逸提出“知时论证，辨体立法”的原则，即所谓“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候，而别新邪、伏气之疴，更审其体实体虚，而施散补之法”。

3治法特点

3.1治温——温有五种：春温者，治以辛温解表法；风温者，治以辛凉解表法；温病者，治以清热保津法；温毒者，治以清热解毒法；晚发者，治以清凉透邪法。其治法虽各自不同，但五种温病的本质是相同的，均是由于冬受微寒，邪气内伏，至春因不同的外感而发，即“新感之邪虽殊，伏藏之气则一”。

3.2治泻——飧泄乃因土虚木胜，治以温中兼以舒肝的温中泻木法为主；洞泻为土虚木乘兼有湿邪为乱，故在温中泻木中兼以运湿；寒泻是因肝脾肾的虚寒，故用温肝脾肾的暖土卑监法；火泻及湿热为患，用通利州都加芩、连法；暑泻因暑湿为患，用清热涤暑法；湿泻因湿困中焦，用通利州都法以渗湿。痰泻是痰阻气滞，用化痰顺气法；食泻是宿食为患，故治以健脾消食的查曲平胃法［4］。

3.3治湿——《时病论》分湿为六：伤湿、中湿、湿热、寒湿、冒湿、湿温。据其表里可分为内湿和外湿。其治疗亦分表里。在表之湿用辛散之法，如冒湿用宣散表湿法，伤湿用辛散太阳法；治里湿有渗利法及燥运法，如治伤湿、湿热的通利州都法，治寒湿的辛热燥湿法，治湿温的清宣温燥法。雷氏的表里分治，“治表湿宜辛散太阳法去桂豉，加入苍、朴，俾在表之湿，从微汗而解也，治里湿宜通利州都法，俾其在里之湿，从小便而去也”。

3.4治咳——“秋初伤湿不即发者，湿气内酿为痰，痰袭于肺而作嗽，名曰痰嗽……秋末伤燥不即发者，燥气内侵于肺，肺失清降而咳名曰干咳”［5］。其治疗方法，“总不越两太阴经之治也”。即痰嗽者，治以理脾为主，渗泄为佐。宜以加味二陈汤治之。而干咳即燥咳，治以理肺为主，润燥为佐，而分别治以温润辛金法、清金宁络法。

3.5治寒——《时病论》以冬令受寒，有浅深之别。其深者为中，中寒又有三阴经之别。浅者为冒，即寒邪受于躯壳之外。中寒者因突受寒杀厉之气，卒然腹痛，面青吐泻，四肢逆冷，或昏闭身凉，或微热不渴等证。本病在肝脾肾三经，故有腹痛吐泻，治以辛热祛寒，但因三阴经不同，其表现、治疗亦不尽相同。“盖太阴中寒，则腹中作痛，少阴则脐腹作痛，厥阴则少腹作痛。”“沉缓中太阴，沉细中少阴，沉迟中厥阴。”“寒中太阴则以干姜为君，寒中少阴，则以附子为君，厥阴则以吴萸为君。”冒寒乃寒气伤乎躯壳之外，而未传经入里。是以遍体酸疼，头亦微痛，恶寒发热而乏汗，脉象举之而有余。因其病位在表，故治以辛散太阳、辛温解表之法。

3.6治杂病——《时病论》虽名时病，但其书中治所论并非单纯的时病。雷氏治疗杂病，书中亦有体现。如类中一病“因气虚之体，烦劳过度，清气不升，忽然昏冒为虚中，治宜补气；一因气实之人暴怒气逆，忽然昏倒为气中，治以顺气；一因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卒然昏倒无知为火中也，治宜凉膈；一因过饱感受风寒，或因恼怒气郁食阻，忽然昏厥为食中也，治宜宣消；一因登冢入庙，冷屋栖迟，邪气相侵，卒然妄语，头面青黑，昏不知人为恶中，治宜辟邪。”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治法。

4医德修养

作为一名医生其医术和医德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雷少逸前辈亦强调如此。《内经》中的“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亦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医者依也，人之所依赖也；苏人之困，拯人之危”。并且在治疗上亦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古之成方须损益；治轻证宜细心重病宜大胆；医家不可嫉妒害人；医毋自欺［5］。

综上所述，雷少逸的《时病论》不仅仅是治疗时病参考用书，更为读者提供了脉络清晰，辨证独到的治疗方法，而且其治学严谨，用药考究，足以为后人训。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夏晨.《时病论》创新点探析［J］.浙江中医杂志，2008（06）：31.

［2］宋咏梅，张思超.《时病论》及其主要学术特点［J］.山东中医杂志，2007，（09）：51.

篇8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受历史、政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小学教育在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存在非均衡发展问题。中小学教育绝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最直接的后果是侵害了一部分学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显然违背了我国义务教育法基本指导思想，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教师轮岗制(又称教师交流制或教师轮换制)正是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了遏制“择校热”，促进中小学教育均衡发展所采取的一项新举措。它是指为了促进教师成长和教育均衡，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属行政区域内的教师，在不同学校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交流任教的制度。应该说，教师轮岗制的实施在平衡教师资源、促进教育均衡等方面取得了部分预期效果，但是，其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师轮岗制非国人创举，日本、韩国等国早已实施此制度数十年。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个“舶来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再加上教育非均衡问题的历史性以及我国国情的复杂性，我国教师轮岗制的实施状况的确有些不尽如人意。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

一项教育政策要得到有效执行，需要政策执行者具有较高的素养，能深刻领悟教育政策精神，切实担负起执行该项教育政策的责任。但在实际当中，政策执行者往往是利益关系人，当一项教育政策对其自身利益造成威胁时，这种内在的冲突往往使政策执行者阻碍政策的执行，从而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如：在对某市教师轮岗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优质学校的校长没有将真正的骨干教师交流出去，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将“挑大梁”的班主任或者学科教师留下，而将教学水平一般或者富余的学科教师交流出去。另外，一些被选派的轮岗教师也并非真心想帮助薄弱学校发展，而仅仅借机将这一政策当作捞取金钱的手段；还有一些被选派的轮岗教师根本不达标、也不对口，这也迫使薄弱学校不得不在接收轮岗教师上持一种“谨慎欢迎”的态度。

(二)轮岗教师存在后顾之忧

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元的环境体系。稳定、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有利于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水平，一旦这种教育生态环境恶化，就会对教师的心理、工作等带来影响，最终会影响教师教学水平的发挥。教师轮岗政策实施后，与之相连的轮岗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职称评聘问题、教师归属感问题等却没有配套的法律予以保障或没有得到快速而有效的解决，致使教师的教育生态环境恶化，部分教师由此产生忧虑和抵触心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显然违背了教师轮岗制的初衷。

二、中小学教师轮岗制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小学教师轮岗制未得到有效执行以及轮岗教师存在的后顾之忧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政策目标超出政策能力限度

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是指教育政策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解决教育问题所能达到的程度。教育政策能力存在着限度，能否认识和把握教育政策的能力限度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与选择、教育政策的执行以及政策的结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小学教师轮岗制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教师轮岗政策来解决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我国中小学教育出现的非均衡发展状况是由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扭转“”造成的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在教育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实施“重点学校”“精英型教育”等政策，经过20多年的“马太效应”式发展，最终造成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非均衡现状。可见，我国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是由师资质量造成的。因此，想仅仅依靠教师轮岗这个单一政策来遏制“择校热”、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显然是不够的，这远远超出教师轮岗政策的能力限度。因此，要想最终实现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除了教师轮岗政策之外，还需要佐之以其他政策及保障措施。

(二)政策相关者利益冲突

一项教育政策之所以没能得到有效执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项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维护各自利益所致。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他们的看法和做法是不相同的。教育行政部门站在全局的角度来布局，校长则站在自己学校利益的角度来采取应对措施，教师则会考虑自己各方面福利待遇的得失。各自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进而导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失真现象，最终导致该项教育政策不能被有效执行。另外，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制订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最为重要的根源。政策执行者通常身兼执行者和目标群体双重角色，他们经常处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中。当某项政策给执行者带来利益上的损失，或使其面临更大的困难时，缺乏岗位责任意识或这种意识不强的执行者，为尽可能维护局部的乃至个体的自身利益，就会采取各种对策和行动，而使政策不能被有效执行。

(三)政策实施缺乏人文关怀

针对这样一项涉及众多人更的改革，政策实施者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积极营造氛围，引导广大教师更新观念，自觉自愿地参与轮岗；要注重轮岗的意义和效果，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体现人文关怀。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政策实施者在实际工作中对轮岗教师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如：有些地方采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轮岗教师，抓到的教师必须去，缺乏对教师实际困难的考虑。这就使得轮岗的教师心灰意冷，即使勉强到了新单位，也谈不上什么工作热情，最终影响其教学水平的发挥。这样的轮岗很难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同时也对政策的执行带来不少阻力。转(四)教育行政部门督查、纠偏不足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使该项教育政策偏离原来方向执行。一个科学、完善的教育政策体系必然要有教育政策的监督、检查和纠偏机制。当一项教育政策没有得到正确、有效执行时，相关人员能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对策，进行纠偏，使其按照预定方向执行，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然而，我国一些地方的教师轮岗政策却缺少这样的监查纠偏机制。我们在调查时发现，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在实施教师轮岗制时，对于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没有一套及时、有效的反馈纠偏机制，因而造成部分教师抵触情绪较为强烈，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例如：有些教师反映，自己已经完成了轮岗，可是职称评定时却并没有体现原来说的优先考虑；还有些教师反映，轮岗政策的确是实施了，可是原先承诺的与之相关的交通费补贴、生活费补贴却迟迟不能予以解决；等等。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教师轮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才能保证其取得预期效果，保证目标的实现。

(一)加强专家调研和论证工作，完善政策体系

专家调研和论证是教育政策制订的前提性工作，对教育政策的制订、实施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想提高教师轮岗政策的实效性，就需要组建一支研究教师轮岗政策的专家队伍，深入学校、深入基层，搞清问题形成的来龙去脉，并进行论证分析，最终形成一系列有价值、能够指导教育改革发展的调研成果，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实，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的根本在于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非均衡发展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和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保障。而中小学教育要均衡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在政策上思考定位。因此，推行教师轮岗制的地方政府应从完善政策体系出发，制订一系列与教师轮岗政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如财政投资、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法律保障等政策措施。

(二)构建利益冲突消解机制，照顾各政策相关者利益

政策相关者为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规避不利于自身的政策，因而有必要构建利益冲突消解机制来补偿政策相关者的利益损失。利益冲突消解机制就是使得矛盾化解的各项措施。例如，针对重点学校的教师不愿去薄弱学校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优质学校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给予其物质上的奖励；第二，在职称评定时，可以降低其评选条件；第三，到薄弱学校轮岗的教师在推先评优、培养选拔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第四，按照薄弱学校的交通、医疗等条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然后按其级别提供特殊津贴，当这些轮岗教师重新调回重点学校时，特殊津贴自动取消发放。

(三)畅通沟通渠道，注重以人为本

在教师轮岗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应该切实考虑每位轮岗教师的实际生活困难，畅通沟通渠道。比如，可以建立教师轮岗信箱，使教师的意愿能够及时上达，将问题化解在摇篮里。另外，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中，执行者应该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避免采用非人性化的方式来应付上级领导交给的轮岗任务，避免教师将消极情绪带到课堂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的教师轮岗制除规定哪些教师必须轮岗外，对不应轮岗教师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如任教不满3年的教师、57岁以上未满60岁的教师、妊娠或休产假期间的教师等。

(四)建立健全政策督查与纠偏机制

健全的政策督查、纠偏机制是教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环节，也是防止教育政策失真的重要手段。一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往往会出现政策执行者错误解读现象；如果教育政策执行者与制订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教育政策的执行就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趋势。因此，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加强教育政策的监督、检查，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保证民意上传渠道的畅通，是保证教师轮岗制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

篇9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要消解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思想，促进审美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它的性质就是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取代审美文化。”[9]它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主要表征则在于对人文精神的消解，让消费文化进入正统的审美文化之中。落实到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消解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界移动和扩容。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区分丧失意义。雅的文化为了表示自己“亲民”的姿态，主动纡尊降格；俗的文化也在现时代的怀旧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术的包装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形台。其背后的动力更多的是商业化原则在操纵；雅俗文化不但丧失了彼此曾经有过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丧失了各自的主体性。其次，由于审美主体性的丧失，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感性解放的功劳就要打折验收了。主体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艺术审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而是消费社会的商业化原则在作祟，主体好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得到了感望的满足，而实际上这一切在其深层处处受到经济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商业化原则的左右。文化大众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起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在商业化原则下所强调的物质性与当下性，如今正不断地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蚀。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在摆脱了理性强制之后又遭到物质化的清洗，演变成了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更多地依存在物质享受之上。由此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个症候式表现，即，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或雅文化也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向度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高层文化超越现实向度的体现，即任何高层文化总有理想的向度。确实，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即精英知识分子才能享受它的乐趣，描绘它的理想。现时代，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已经被克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看来高雅文化与俗文化没有任何的界限，这样就消解了高雅文化的精神内涵，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和介入功能。“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移动和扩容则是引起文艺理论研究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在审美泛化的理论语境下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的调整和拓宽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这样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文学经典将会终结，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视作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8]。挑战在于对文学经典的背弃并转而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感性问题，而机遇则是“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的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的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8]很明显“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倡导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扩容已经与经典的文艺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经典的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其主旨在于揭示文学活动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审美规律，文艺学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无论文艺学边界如何移动也不可能抛弃文学活动自身规律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因为文学活动的“审美”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走向作为精神意义的超越之境，其含义是“无利害静观的自由愉悦”，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中的“审美”却是一种欲望的消费，其功能是的自我满足，其实是一种“非审美”，按照康德的观点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并没有普遍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纵下所制造的审美假象[10]。因而通过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来认定当下文学的危机也是不成立的。电信时代的文学处境和审美泛化的事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根基。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着危机和困境，形势一片大好呢？当然也不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的确出现了危机和困境，但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客观社会氛围的变化，而是在于我们的诗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问题，他们关注文学理论自身的建构，直接从某个哲学体系或者抽象命题出发来推演诗学体系，相对忽视了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即使有对作品的阐释也只是作为其体系的例证而存在，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脱节的现象，如果诗学理论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自身而只是在哲理化的形上高度自我欣赏和满足，不出现危机才是怪事。因而在诗学严重理性化的今天，诗学不应该再在逻辑化、体系化的封闭结构中继续兜圈子，我们呼吁一种重返文学文本自身的诗学理论建构。

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的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元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①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篇10

一、人体在时装画中的地位

时装画是目前服装设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它也是整个服装设计的入门课程,是衔接时装设计师与工艺师、消费者的桥梁。时装画是以时装为表现主体,展示人体着装后的效果、气氛,并具有一定艺术性、工艺技术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画种。

时装画表现的是服装的美感和服装在人体上穿着的预期效果,深入掌握人体、人体与服装的关系是时装画成功的基础。人体是表现时装效果的重要载体,服装是以人体为基础进行造型的,通常被人们称为“人的第二层皮肤”,服装设计要依赖人体穿着和展示才能得到完成,同时设计还要受到人体结构的限制,因此,人体是服装设计紧紧围绕的核心,这也决定了在时装画表现中人体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从时装画的特殊性强调以人体为主线

时装画特殊性表现为主体是时装,区别与其他艺术形式。脱离这一点,便难以称之为时装画。而时装画的内容是表现或预视时装穿在人体之上的一种效果、一种精神、一种着装后的气氛。而它的中心点又围绕在人体上。两者缺一不可。

时装画还具有另一个特殊性,即工艺技术性。时装画的工艺技术性,是指作为时装设计专业基础的时装画不能摆脱以人为基础并受时装制作工艺制约的特性,即在表现过程中,需要考虑时装完成后,穿着于人体之上的时装效果和满足工艺制作的基本条件。wWW.133229.Com也就是说从事服装设计行业者必需要熟悉人体,以人体为中心进行设计。

正是由于其特殊性,因此对该课程的教学,需要以人体为主线来研究和探索。

三、人体在时装画表现中的重要性

时装画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服装绘画的基本技巧,培养学生对时装画的认识和兴趣,旨在提高学生的时装绘画能力。按照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可分为时装画概述、时装画人体、时装画法、时装画的艺术表现、时装画与鉴赏五个章节。那么其中服装画人体这一章节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只有将服装人体的基础牢固后才能更好地延伸其相关内容。

服装画人体这一章节主要掌握以下四个方面:一、人体结构;二、人体比例;三、重心平衡;四、从人体到着衣的画法、脸部结构的画法,四肢结构与表现。其中人体结构主要可分为躯干(包括头、颈、胸腔、盆腔、腰)、四肢、手脚、五官及发型等部位。我们将人体大形归纳成我们熟悉的形状便与掌握和记忆:1、头——蛋形2、颈——圆柱体3、肩胛——楔形4、肋骨骨架——梯形盒状体5、肘部——球形关节6、上臂——圆柱体7、骨盆——梯形盒状体8、前臂——圆锥体9、大腿——圆锥体10、手——菱形11、小腿——圆锥体12、脚——锥形。其中躯干和四肢的表现是人体中最主要的部分,因为服装主要依附其上进行表现,但不能因此忽略手脚和五官的描绘。时装画初学者往往受到一些时装画大师作品的影响,例如一些国外大师的作品中对五官和手脚的描绘少或者省略。于是就加以模仿,刻意省略。在这里需指出,时装画大师是具有相当牢固的基础后形成自身的绘画风格,擅长于省略或概括,并不是说手脚和五官的表现不需要或不重要。只有在牢固掌握人体各个部位基本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进行简略,才能表现出纯熟高雅的风格,反之则只会弄巧成拙。

人体中手脚、五官及发型等的表示不仅不能忽视,有时候还应该作为主要设计因素表现。服装设计这一专业不仅包括服装的设计,还有服装配饰设计及整体造型设计等局部细节设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完整表现整体的设计。在表现时装设计效果图时,不仅要表现服装这一主要元素,而且还有脚饰(鞋、袜等)、手饰(戒指、手链、彩绘等)、妆饰(同服饰相协调的妆型)、发饰(头花、帽子、发型等)等辅助元素,将主要元素和辅助元素完美的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时装设计表现。从这点来讲,时装画中人体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认真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