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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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现状

再融资是指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的直接融资。2007年，市场将其捧上”天堂”；而进入2008年，市场却将其打至”地狱”。2007年，股指上涨96.66%，而这一年A股再融资却超过了2001至2006年六年的总额，高达3657亿元，更有一批公司因再融资而股价翻倍。但进入到2008年，市场的再融资传闻却每次都准确地将股市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而不幸被传闻砸中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更是一泻千里。2008年才过去了两个月，但就已有44家公司提出了再融资预案，涉及金额近2600亿元。行业研究员对此表示，再融资是一把双刃剑。在牛市中，增发是利好，成为投资者炒作的一个概念；而在熊市中，由于市场资金面本身就偏紧，如果上市公司频繁再融资，那么无异于杀鸡取卵。

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证券市场正式成立后,改制上市成为国企改革最有效的途径,证券市场也成为国有企业最主要的融资平台。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在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下普遍患上了“资金饥渴症”,再融资冲动心理越来越强,融资数量也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一些公司相互攀比的不正常情况。

二、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存在的问题

再融资对上市公司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我国证券市场的再融资功能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融资金额超过实际需求

大多数上市公司通常按照政策所规定的上限进行再融资，而不是根据投资需求来测定融资额。上市公司把能筹集到尽可能多的资金作为选择再融资方式及制订发行方案的重要目标，其融资金额往往超过实际资金需求，从而造成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及其他一些问题。

2.融资投向具有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普遍不注重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致使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频繁，投资项目的收益低下，拼凑项目圈钱的迹象十分明显。不少企业将资金购买国债，或存于银行，或参与新股配售，有相当多的企业因为要进行再融资，才不得不将前次募集资金“突击”使用完毕。由于不能按计划完成募资投入，为寻求中短期回报，上市公司纷纷展开委托理财业务。如此往复，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不但没有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反而造成了资金使用偏离融资目的和低效使用等问题。

3.股利分配政策制订随意

上市公司没有制定一个既保证企业正常发展又能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的股利政策，管理层推出股利分配方案的随意性较强，股利政策制订没能结合上市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广大公众投资者也没能通过股利分配获得较高的股息回报。

4.融资效率低下

近年来，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后效益下降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最严重的问题。上市公司融资效率低下，业绩滑波，使得投资者的投资意愿逐步减弱。这一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对上市公司本身及证券市场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三、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股权融资的实际资金成本较低

由于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由大股东选出的董事会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成为管理层可以随意调控的砝码，相对于债券融资的利息回报的硬约束，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愿意选择股利分配的软约束。这正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2.企业债券市场尚不成熟

就安全性、流通性、收益性三方面综合而言，投资者并不看好企业债券，使得这种在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在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尚处于襁褓之中。因此，上市公司只能更多地选择增发、配股等股权融资方式。

3.特殊的股权结构

从总体上看，国有股东在上市公司中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管理层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少数大股东的利益。因此拥有决策权的大股东进行股权融资的意愿极强。再者，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在再融资后很快推出大比例现金分红方案，按照其所占股权比例取走的分红的大部分。

4.政策的导向作用

在核准制下，再融资条件更加严格，审核时间加长，上市公司希望一次筹集到尽可能多的现金。随着2001年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颁布，许多上市公司纷纷推出增发方案，掀起增发热潮。下半年由于市场原因，增发的核准难度加大，许多公司又转而采用配股及可转债方式;当年可转债发行办法出台，以及监管部门对券商实行通道限制制度，可转债不占通道且不受融资间隔不低于一个会计年度的限制，使得众多公司在下半年推出可转债融资方式。2001年3月颁布的《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管理办法》中将上市公司分红派息作为再融资时的重点关注事项，提出应当关注公司上市以来最近三年历次分红派息情况，特别是现金分红占可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董事会对于不分配所陈述的理由，因此大多数上市公司从2001年度开始大范围进行现金分红。这些情况说明，政策规定对再融资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对策

1.加强市场监管，严格规则制度

美国股市再融资的条件:美国上市公司挂牌交易后，要等18年后才有资格进行再融资一次，并且，只有投资者持有该公司股票的投资回报大于其投入的资金，才有资格进行再融资。而我国对再融资的规定过于宽松。以中国平安为例，它刚刚在去年3月份才完成A股首次公开募股（即IPO），在上市不到一年，在它尚未给投资者带来实质性回报的情况下，就匆忙推出近乎疯狂的多达1600亿元的再融资计划，相当于它去年在上海证交所IPO融资规模（400亿元）的四倍！再以浦发银行为例。它目前的净资产只有300多亿元，并且其60亿元次级债的再融资刚刚发行完毕，接着就传出再融资400亿元的计划。这种无节制的再融资膨胀，正在给股市发展根基带来毁灭性破坏。必须尽快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疯狂的再融资行为，提高再融资的门槛，叫停那些贪婪地失去理性的再融资计划，挽救市场的信心，挽救投资者的信心。从上市公司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严格限制其再融资对其长远发展也是有益的。如果一个公司不通过给投资者带来足够的回报就可以顺利圈钱，他们哪里来的动力去治理好企业，回报广大投资者？现在市场最需要的不是再融资，而是对劣质上市公司的驱逐。“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一种庄严的承诺。监管层应该将它作为座右铭，严格市场监管，严格规则制度。监管层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推动的股权分置改革成果付之东流。仅就短期而言，对因再融资导致的信心丧失需尽快挽回。对于任何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申请，都应追加上时间限制和对投资者的回报这两大限制性条件。对于胡搅蛮缠似的再融资闹剧，必须明确表态，尽快叫停。上市公司再融资需要把握好市场的”火候”，要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要顾及广大投资者利益，否则再融资就很难得到投资者的响应和市场的认可。

2.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

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申请要进行严格审查，不仅要看项目是否可行，而且要审查以往再融资资金的使用情况。对再融资项目进行全程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持续监管，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制约大股东盲目融资冲动，保护中小股东权利。在规则上要细化，除明确分红是再融资前提外，还应对分红派现率予以明确规定，然后才能再融资，切实强化市场的融资秩序。

参考文献:

[1]汪汀汀刘力:中国股票市场A股增发折价研究[J].中国会计评论，2004，26-28

[2]刘晓春:关于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的探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6（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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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基础，农民是关键。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健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农村体育的整体状态和趋势不容乐观，农村体育是群众体育工作的难点和盲区。

2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廊坊农村70个体育锻炼点的情况进行实际调查与分析。共发放居民问卷700份，体育锻炼点问卷70份，其中居民有效问卷682份，有效率为97.4％，体育锻炼点有效问卷为70份，有效率为100％。

3现状及其分析

3.1廊坊农村农民对有关政策法规的了解程度

通过廊坊农村农民对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认识程度的调查表明，广大农民对体育法规认识水平及了解程度普遍偏低，仅有3.1％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很了解；有28.7%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略知情，而有68.2％的农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毫无所知。以上问题说明，廊坊农村农民对体育法律法规了解缺乏，农村体育管理法制化程度不高，宣传体育法规政策方面力度不够，加强对体育政策法规具体内容的贯彻落实及宣传教育应成为今后工作的重要部分。

3.2廊坊农村农民对体育锻炼的认识

通过调查，廊坊农村农民认为增进健康的主要方式依次是：增加营养，保证睡眠，改掉不良习惯和体育锻炼。

3.3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情况

3.3.1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项目状况

项目秧歌武术气功交谊舞羽毛球篮球混合项目数量201697666百分比28.5％22.9％12.8％10％8.6％8.6％8.6％从表1中可以看出，廊坊农村的体育锻炼点内容选择比较单一，其中民族传统项目占的比重较大，主要是由于传统项目对场地器材的要求比较简单，容易开展。而羽毛球、篮球项目主要的人群是青壮年。廊坊农村的体育锻炼点中气功练习点较多，因为廊坊是我国推广保健气功的试点，所以气功活动点不仅发展规范，而且发展的速度也较快。

3.3.2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场所现状

活动的场所村委会的活动场地村头巷尾麦场空地树林河边其他数量25181764百分比35.7%25.7%24.3%8.6%5.7%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迅速提高，人们对精神的需求增大，对体育需求不断的增长，以农村现有的条件看，正规场地设施很少，农村人的体育活动场主要是有村委会提供的平坦的空地。并有很多农村把活动场所扩展到了村头巷尾、麦场空地等地方。这与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体育资金匮乏、场地设施稀少造成的。

3.3.3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锻炼时间状况

通过调查廊坊农村有70％的体育锻炼点在晚上活动；有58.6％的体育活动点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有75.7%的锻炼点受季节的影响。这非常符合农村的生活习惯。一般在早晨农民都会去田间劳作，而且在春播秋收的季节由于农活劳累，多数锻炼点由于没有人员参与而暂时停止。

3.3.4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经费情况

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村委会支持，占48.3％，有86.7％的锻炼点经费缺乏。由此可以看出，廊坊农村体育管理部门对体育锻炼点的资金投入与扶持少，大部分还处于一种由村委会自由组织与发展的状态。经济条件是影响廊坊农村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

3.4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的社会指导员现状

在调查中发现，廊坊农村体育锻炼点几乎没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在70个体育锻炼点中，共有通过正式培训和考试的社会体育指导员7人，且均为3级。

这与廊坊市城市社区体育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总体水平差距很大，说明廊坊市的体育管理部门没在技术上对农村体育的扶持，必将会影响到廊坊农村体育科学、快速的发展。

4建议

4.1政府部门应发挥其政策导向的作用，尽快完善农村体育组织建设，落实健全农村体育法规、制度建设与宣传，全面提高农村体育组织的组织化、社会化。

4.2适当增加农村群众体育事业经费，积极引导和加强农村体育消费意识培养；逐步引进体育产业化运作方式，摸索建立体育创收自给的渠道。

4.3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注重业务培训，建立常设培训系统，培养合格的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提高农村体育活动质量。并进一步加强与周边不同单位的合作，以实现资源的共享。

参考文献：

［1］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凯珍,任海,王渡等.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体育科学,1997,17(5):6—10.

［3］胡国雄，王牡娣.我国农村体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2

［4］冯健.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的分析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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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视某个时期的艺术发展趋势，须对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创作成果（数量、品质）予以评估。估且选取检验综合实力的大型舞剧创作为剖析面（样本），不仅新作数量递增——“遍地开花”，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在题材拓展、思想深度、艺术呈现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三、关注人才资源——队伍（“舞体”）状况，除应肯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个人、群体）的积极追求与探索，更应看到基层、群众舞蹈创作的空前活跃、提高。

四、尤其不可忽视舞蹈作品进入文化市场及产业化建设方面的进展。在组织、策划、推广、经营等方面，出现了多种形式（体制）的运营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

但就创作而言，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且存在的时间不短，波及面不小，令人忧思难抑。现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一、“‘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

大型主题性诗舞乐综艺晚会，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也是时展之使然。有史可鉴的《大武》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颂扬武王伐纣之功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公认的20世纪艺术精品。此外，亦不可否认有一些大制作型的主题晚会，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任何艺术形式（现象）的生成、发展，都与社会情态、审美需求相关。改革开发以来，逢节日庆典、历史纪念、重大事件以及歌颂英雄等等，群情激昂，社会需要一种具有较大气派的、色彩丰富的艺术形式来歌颂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于是，这种“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便应运而生。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图解政治）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尤其是有了明星加盟和华丽包装，既能配合特定的主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观赏需求。它的电视的传播率，远高过舞台艺术精品，故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审美习性。

仅此，亦无大碍。令人忧虑的是，由此而形成了雷同化的艺术模式，束缚了艺术创造力的开掘并衍生出一些“综合症”。

二、“‘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

1、制作替代创作：此类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少有独特、鲜活的形象塑造和创造的灵性。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被一些急于求成者争相效尤，波及当今之舞风。如此制作出品，犹如批量生产的物件，很难成为具有保留价值的艺术佳作。

2、“艺术激素”替代创作激情：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使创作者、表演者缺少艺术创作不可匮缺——蕴积内心的——真实激情，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那不过是艺术激素——为舞造情，掩盖不了作品的虚空、矫饰、苍白。

3、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此类作品的“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飞行”指导。较少真情投入、精心设计，也难以激发二度创造的热情。通用的堆砌和豪华包装的滥用，看似“花哨”，却没什么真东西。

4、套用、抄袭替代适度借鉴：缺少了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必然导致想象力、创造力的贫乏，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却提供了迅速获取他人灵感的便利。借鉴本是艺术创作难以或缺的滋养，但必须是创造性汲取——经历切身生活体验的酿造和联想力的生发，而非懒汉式的复制。令人悲哀的是，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也不乏明显的套用、抄袭现象（包括舞剧音乐）。

5、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游离于作品基调的媚俗化审美倾向，在现时的舞蹈作品中并不乏见。浓妆艳抹、扭捏作态，外加服饰度的盲目扩大，成为一些舞蹈追求“观赏性”的妙方。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也难免会穿插、掺糅进低级“歌舞厅”的“佐料”。

6、舞蹈本体的萎缩：综艺性大晚会，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这并无妨。但舞蹈却成为其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的呈示也未必添色。

“‘大晚会’综合症”犹如感染力极强的“流行病”，侵润到诸多地区高投入予以打造的“精品工程”舞目中。某些主抓创作的领导，对其缺少识别力，审美品位趋同化；一些“腕”级主创人员，疲于接活，严重艺术透支，也有赖于此种模式走捷径。由此而逐渐形成非良性“创作生态”的蔓延，众人熟视有睹，却不觉其害。

三、与此相关的倾向性的问题

1、“三贴近”的差距：“三贴近”不是一时一事“响应中央号召”的权益之计，而应是长期创作实践中的自觉追求。当前一些重点舞目的策划——创作流程，存在着“三脱离”的组织行为模式：领导出题；高价招徕“勇夫”；云集宾馆纂本子、侃手法；，不惜工本搞包装、炒作------即使安排了“采风”，也旨在“立竿见影”——跑马观花。相比之下，平日对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常规性投入（含：时间、经费、人力）远不够重视。看似“方法”问题，实质是对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艺术的拥有者、创造者”的忘典。长此以往，又何以产生“三贴近”的作品呢？

2、重“大”轻“小”：自古以来，文艺作品难以篇幅之大、小衡量其价值。无论是唐诗宋词之名作，亦或是芭蕾经典《天鹅之死》等等都非“大”作，却长久流传，具有永恒的魅力。建国以来，在《讲话》的指引下，在继承传统、深入生活、向民众学习的基础上，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小型舞目，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五脏俱全的“小”作品，对艺术的精致度、完整性有更苛刻的要求，磨砺、检验着编创者的功力。短小精悍的作品，演出灵活，也更易于贴近群众，乌兰牧骑就是很好的榜样（可惜近年来也存在“贪大”倾向）。现时的“形象工程”，多盲目贪大，不屑于搞生动活泼的小节目。不练手，不积累，无论条件成熟与否，各种“稀释”型大而无当的作品纷纷出台，艺术价值不高，浪费巨大，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3、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民族民间舞蹈”这个称谓，在西方一般理解为在民间自然传衍的各民族（ETHNIC）的民俗舞（FOLKDANCE），难登大雅之堂。在中国，则包含各个民族在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艺术家加工、创造，具有专业水准的舞台艺术品——建国以来成为我国舞蹈创作中的主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之勃兴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建国初期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整理、加工民间舞的经验，也具有积极作用。“”前的民族舞创作，大都在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采风）的基础上，从原生型动作元素中提炼其审美特质，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意蕴、塑造新的舞蹈形象。历史地分析这一时期的民族舞蹈，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开拓意义——破天荒地将“下里巴人”的舞蹈，升华为精美的舞台作品，又回到民众中，为其喜闻乐见。尽管当时在理论上未明确论证，应该承认它们从内容到形式已具备社会主义的文化属性，并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自立于世界舞坛。但不可否认，时代的局限和文艺思想上某些“左”的影响，致使其创作方法的“一体化”现象日趋严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受到无形、有形的束缚。即使没有“”的摧残，不突破“一体化”模式，民族舞蹈创作也会陷入窘境，走入峡谷。

从“”后的复苏期到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发展的今天，民族舞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结构、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新生代编导的创新性探索，强烈地冲击——突破了固有模式，强化了民族舞蹈的视觉、情感冲击力。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但当前必须引起注意的倾向是民族舞属性的淡化和扭曲。

我们并不限制舞蹈编导依自身的个性和审美选择，创作各色品种、样式的舞蹈，也并非狭义地认为“民族性”必须依循特定的地域风格、传统形式，不可变通、借鉴、发展。但千百年来，民族舞蹈因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形态特征而成为了各个民族的“标记物”，这个“标记”随时代的发展而渐进性地变化着，如果艺术家的“加工”——人为“变异度”，远离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也就不成其为“这一个”民族的舞蹈（“标记”）了。

当前比较显见的做法是，打着“民族舞”的旗号把“劣质洋荤”当“创新”。随手拈来几个似是而非的“民族舞动作元素”，生硬地嫁接同样未经认真学习的“外来形式”，造成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扭曲。

4、学术品位的滑落：这不仅有见于导致民族舞属性淡化的“民族文化匮乏症”，在诸多历史题材的舞蹈中，也存在“胆大而‘格’低”的现象。如，以当下“服饰秀”式的形体裸现，阐释“唐代舞风之雍容、华美”；以盛行于阿拉伯地区的东方舞（俗称“肚皮舞”）为效颦，再现“古西域《龟兹舞》之风貌------诸多号称取材于“唐韵”、“宋

风”的舞目，不深入考查历史背景、人文风貌，缺少舞蹈形态之依据的任意发挥，随处可见。我们并不要求艺术创作等同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却提倡艺术家注重文化学养的修行。一旦“想象力”缺失了历史依据和学术后盾，必将导致认知、审美品位的滑落。

四、值得关注的理论与批评问题

毋庸置疑，舞蹈创作的诸多问题，与现时社会文化生态和一定的文艺思潮密切相关。所以，分析舞蹈创作思想，不应就舞论舞，而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层次的问题。

1、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情势下的文化思考：

如何看待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文化领域该如何应对？这是当前文化思潮的焦点之一。其中有两种观点形成对垒：一是认为“文化一体化”趋势不可抗拒。有意无意地趋同于西方“强势文化”，认为这才是“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二是偏狭的民族主义倾向。认为“应对”就是单纯意义的“保护”，抵制外来文化——片面地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大多数而言，是主张并关注中国主体文化发展的，但应对严重的挑战，须对中西文化的精粹有深刻的学习、领悟，才能把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接点，这是长期课题，非一蹴而就。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认识上、理论上，必须面对这个课题；目前不同领域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其中包括舞蹈创作），大都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相关。

联系当前的舞蹈创作实际，窃以为，相比于偏狭的民族保护主义倾向，“文化一体化”似乎更有市场。或许舞界同仁不如某些知识界人士那样有明确的论点、主张，但付诸实践却“出手”较快——急于求“新”、立“异”，盲目择食。

确曾有非舞界的“著名”文人公开指出：中国舞“大都是皮相敷衍”，“与西方现代艺术接通了血脉，才能直逼生命的本质”（参见余秋雨《东方哲学的微笑》1997，11，1.《中国文化报》）。这个论点颇有点代表性并为舞界同仁提供了“理论依据”。比较常见的“学舌”是把“继承”与“封闭”、“陈旧”相等同，把“创新”与“西化”相对应。没有兴趣下功夫深入学习民族文化（充其量是从“祖先”那里“掏”点“小本钱”），两眼瞄着西方寻求“标准”，却不求甚解难取精华。如：盲目推崇西方现代派艺术“面向自我、背向生活”的创作信条；生吞活剥地把西方流行舞的动作元素“塞入”民族舞等等——误以为是在向“现代化”迈进……大体是这种思想倾向的直接、间接反映。

放眼当今世界文化之发展，某种“围城”现象值得注意。即：发展中国家渴望与外面的世界迅速接轨，难免有盲目趋“洋”趋“新”忽视传统的倾向；而发达国家却热衷于寻根，对外推行“强势文化”的同时，注重于自身多源（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其文化政策调整，除政治需要外，也反映出经济、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社会，往往有赖于更接近于人性本真的原生文化予以激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汉族就曾数度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与滋养。这姑妄称之的“围城“现象，似乎蕴涵着文化发展的规律，需进一步研究。

置身于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异域文化之间的冲撞和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确实日益快捷，这当然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借鉴。但却不意味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顺应趋同化的走势，更不应把新形势下不同文化的“交汇”现象，误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大一统”的合理趋势。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渴望保护各自的精神领域——民族文化差异性，它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结果。此外，生活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比任何时期更渴求人性的回归和精神滋养。所以，维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彩性，是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每个国家、民族都应为维系各自的文化特异性承担责任。

舞蹈艺术的呈现方式直接付诸于感官，又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它对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导向——情感、意绪、品味的培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将反转过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所以，中国舞蹈应意识到置身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不是趋同化而是突出特色；不是“接通西方血脉”——失却自己，而是强化自身的“消化力”——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全球文化一体化”论，既不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清醒认识，才能增强舞蹈创作的自觉意识。

2、关于优化社会文化生态——疗救现时“流行性浮躁病”的思考：

日新月异的生活，日渐丰富的物质条件，日趋开放的发展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进取、成就的机会，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但社会变革的剧烈、发展速度迅猛，使人们的心理节奏和处世态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个人的“实惠”直接关连，而竞争机制的公平化——社会价值判断的完善，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凡此种种，促发了“流行性浮躁病”——注重短期行为，渴求速成、暴发。更有甚者，假冒伪劣有见于各行各业，学术、艺术领域也难免俗。

前面列举的舞蹈创作问题，大都与浮躁病相关，它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创作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创作主体对于所处环境因素本应具有其主观能动的自觉。当前，并非无人真正沉下心来作学问、搞创作。各个领域（包括舞蹈）并非没有出现可以传世的，或经过磨砺有希望传世的佳作、精品。只不过在相当程度上被淹没在弥漫着的浮躁风之中，没有形成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就大多数——创作群体或个人——而言，也并非对浮躁病无所醒悟，而是需要理性的支撑——摆脱功利的诱惑，调整心态，开阔视野，积极充电，厚积薄发。

但流行浮躁病的遏制，不能仅有赖于个人行为的完善，而应致力于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众多努力。实践证明，各个时代（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都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我们应进一步分析其内部结构因子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具体作用（方式、程度）——旨在从各个层面促进文化生态的优化。

窃以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之发展——形成“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政令”、“市场”、“权威评判”具有相互制约作用，它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从本质上看，社会——历史——选择作用对于文化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以“受众”——长远的——的审美消费选择为驱动力。任何朝代、任何社会，这种“驱动力”都不可能是纯粹自发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制约下，实施某种政策的后延性结果。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无疑必须重视培育文化消费的导向。

按照上述的分析，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

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的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止“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如果“官员”（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的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止“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3、关于文艺（舞蹈）批评现状的思考：

近年来，舞评人并不寂寞——在热闹的文化活动中地位“见涨”，并保持着以稀为

贵的“优越性”。不过，在更真实的世界里，“批评失语”、“批评滞后”的舆论，令人惶惶然。面对“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时风与“关系网”的羁绊，舞评人似乎显得很无奈。即使有勇气坚持独立品格，花力气写出具有一定见地的文章，往往势单力薄，难成气候。

不是吗？置身于创作第一线的人员有许多非艺术的“实际”问题要考虑，一纸批评——如不纳入“炒作攻势”，不能对作品的命运及主管者的升迁有所“贡献”，很难有“吸引力”。如若真产生了一点“批评效应”，轻则会施以压力，重则变相封杀。权力终究比“权威”更有权威性！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不能形成合理的“生态链”——缺少真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文艺批评（含舞评）何以获得恰当的“生态位”，真正显示其生命力呢？

也有人把“批评不景气”的症结归于稿酬太低——影响批评家的尊严、积极性。目前固然存在着不尽合理的价值评判和政策，但任何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首先是自身的斤两。窃以为，舞评人首先应该反思“内因”，对现时舞评之不正之风进行自我讨伐。

篇4

我国消费信贷起步很晚，直到1998年，为刺激内需，中央决定加速发展消费信贷，人民银行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信贷的政策。

然而，消费信贷的开展并不尽人意，与社会良好的意愿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很多地方，呈现出一种观望咨询多，银行宣传解释多，而实际借款人少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贷款需求方消费意愿不强，负债消费观念尚未形成等原因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个人消费信用制度的缺乏。因此，建立个人消费信用制度对我们来说已经迫在眉睫。

一、个人信用制度释义及其主要内容

个人信用是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人为取得某种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使用权）做出的偿还承诺和偿还行为。它不再仅仅是靠过去所依据的劳动合同来提供劳动力和获取报酬，也不再仅仅通过银行的存、取款来达到消费的目的，而是利用起个人信用来达到消费和经营的目的。

个人消费信用制度作为开展消费信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人身份证明和个人社会档案、个人银行账户和收入来源、个人保险保障情况、个人信用记载、个人其他资产构成以及个人债务情况等六个部分。

1.个人身份证明和个人社会档案。此项内容主要是方便银行对借款人真实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等基本情况的一般把握。

2.个人银行账户和收入来源。银行所发放的任何一笔贷款，都基于对借款人运用第一还款来源的预期，就个人而言，现金收入即为第一还款来源。

3.个人保险保障情况。由于个人消费贷款的期限较长，不可控的因素较多，银行和贷款人都在寻求第三方保障。当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由保险公司偿还贷款，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消费信贷的安全性。

4.个人信用记载。通过借款人历次借款活动的连续纪录，以观察其是否有良好的还款意愿，是否有恶意拖欠或赖帐等恶劣倾向。

5.个人其他资产的构成。银行掌握个人的全部资产，既可在贷款时选择合适的抵押品，又可对借款人的偿还有一个全面的判断。

6.个人债务情况。商业银行在考虑贷款时，还应适当考虑借款人的负债情况。如果借款人负债比例过高，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保证贷款的安全性，那么银行就不应发放贷款。

二、消费信贷中存在的风险分析

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住房信贷、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助学信贷等业务迅速发展。随着消费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

1.消费信贷风险主要来源

消费信贷风险主要来自借款人的收入波动和道德风险。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缺乏征询和调查借款人资信的有效手段，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财产、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在消费信贷过程中，各种恶意欺诈行为时有发生，银行采用当面对证或上门察看等原始征询方式已经不能保证信用信息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2.银行信贷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陷

现在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水平不高，更缺乏消费信贷方面的管理经验，对同一个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资料分散在各个业务部门，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对个人的信用调查基本上依赖于借款人的自报及其就职单位的说明，对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社会活动及表现，有无违法纪录，有无失信情况等缺乏正常程序和渠道进行了解征询，导致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与消费贷款相关的法律不健全

在我国，虽然“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同情弱者”的文化背景下，我国实践中常常发生“欠债有理”的现象，一些法律法规中似乎也有“维护债务人权益”的倾向。由于消费信贷业务的客户比较分散，均是消费者个人，并且贷款金额小、笔数多，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又不健全，特别是在个人贷款的担保方面缺乏法律规范，风险控制难以落实。

4.借款人多头贷款或透支，导致信贷风险上升

随着国内金融业务的广泛交叉，借款人可以多头贷款。但同时一些借款人利用商业银行之间信贷信息交流不畅的缺陷，重复抵押贷款、逃废债现象时有发生，信贷风险增大。

5.利率尚未市场化，消费信贷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

消费贷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客户分散且数量大、客户风险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不同客户群应采取不同的利率定价，以实现贷款风险收益的最大化。但由于目前我国利率尚处于管制阶段，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差别定价的贷款策略，增加对高风险客户贷款的风险贴水，从而不能有效地降低消费贷款的平均损失率。

6.指令性发放消费信贷，形成巨大的风险隐患

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对基层行下达硬性的放贷指标。不少银行擅自降低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对高风险、低信用的客户提供消费贷款，一些地区的基层行甚至为了完成贷款任务，给大量收入无保证的下岗职工发放金额高达数万元的消费贷款，这种现象的蔓延将造成新一轮的风险积聚，不利于消费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

三、开展消费信用保证保险是解决消费信贷问题的重要途径

消费信用保证保险是指个体要想获得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申请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借款人不能按约定还款，由保险公司负责银行的损失，可见信用保证保险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转效率，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信用保证保险。如何加快发展信用保证保险，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成为我们亟待研究的课题。

1.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有利于信用保证保险发展的环境

第一，要倡导信用文化，强化社会信用意识。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以及正反面典型的示范，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理念，使讲信用成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

第二，加快信用法治建设。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出台并完善有关信用管理和信用保证保险的法律法规，对权利人的利益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对违约失信者或其高层管理人员要追究责任。同时，更要严格执法，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严厉打击违约失信行为，大大提高违约失信行为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