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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立案数量多
中国历年来在全球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中,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涉案金额占大头,但是,印度的立案数位居第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无论是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来,印度每年对我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为“粗暴”的国家——土耳其立案数不过5起,涉案金额5996万美元;东盟10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共4起,涉案金额1.4亿美元。而同年,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对我发起7起反倾销调查。
1.2涉案产品范围和涉案金额都有所增长,且出现了涉案金额超亿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发生贸易摩擦的行业比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医药化工产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来,中国的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也开始逐渐遭遇印度的反倾销调查。2005~2006年,中国丝绸在印度被提起反倾销调查,虽然经过了中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应诉企业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终裁限价平均大幅下调了30%,但这是中国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倾销案,涉案金额近2亿美元。
1.3应诉案件的裁决结果大多令人满意
以往中国出口企业对印度反倾销案的应诉率非常低,即使应诉,胜诉率也不高。在2002年前印度对华70余起反倾销调查中,除了3起方撤回申请,1起印方裁定要求方撤诉,以及1起因中国进口份额较低而结案,其余所有调查都被裁以倾销或损害,最终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反倾销税率最高达1069%。而现阶段随着企业对贸易摩擦认知加强,加之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大力宣传,我企业应对印度案件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应诉企业在政府的交涉、商会的指导和律师的帮助下,在大多数个案中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如绸缎案的裁决对我企业出口的影响较小。
2中印频发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2.1中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相似性
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劳动丰富的国家,两者的比较优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就制造业而言,彼此的优势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所以两国在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①两国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后者同时也是它们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②两国的传统产业都比较雄厚,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品、医药化工原料、轻工产品等是外汇来源的主打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素质较高,生产效率优于印度,因而商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更大的优势,物美价廉,在印度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而印度虽然高等教育比较成功,但基础教育落后,文盲率高,熟练技术工人的数量较少,低效率的生产导致产品的价格缺乏优势,质量也较为低劣,中国产品对印度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市场。
2.2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目前中印两国的若干经济贸易政策已经成了双边经贸发展的阻碍,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据世界银行报告,印度贸易壁垒在南亚目前居第一位。自1995年以来,印度的出口额稳步上升,2002~2003年一度达到了18%,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的22%。同期对GDP贡献也达到了9.4%。而印度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其进口政策却是谨慎、保守甚至是防范的,其一直强调运用WTO的例外条款保护民族工业。印度官方长期将300多种进口产品视为“敏感产品”并进行重点监测,只要不是明显违背WTO规则就对其尽可能进行限制。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印度反倾销调查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印度对授予我出口企业市场经济待遇问题上表现消极,2005年以来,印度对我做出终裁的14起案件中,没有一起授予我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待遇。
2.3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产品”
近年来,虽然印度的GDP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很快,但是同中国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印度政府认为如果不对中国有所遏制,今后的增长空间有可能受到限制。一些西方学者比较中印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运用零和博弈的观点来观察中印的崛起,却很少或不愿考虑两国如何在发展中不断互补共进。在他们看来,中印贸易发展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正是由于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印度方面一直对中国产品存有戒心,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也加以限制,“中国产品”在印度国内甚嚣尘上。
2.4中国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时有发生
中印贸易中,我国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多,内部竞争激烈,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所以相互压价出口现象比较多。有关调查表明,每当中国产品初入印度市场,只要卖的好,短期内中国企业就蜂拥而至,同类产品铺天盖地,价格愈做愈低。这在纺织服装、低端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领域尤为明显。另外,中国企业有个错觉,认为印度穷人多,消费水平低,就不注重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这都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再经媒体渲染后,中国企业形象大为受损。
3减少贸易摩擦的政策选择
3.1挖掘互补性,淡化竞争性
从中印两国贸易的商品种类上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等领域。从双边经济结构、商品的构成等因素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小,但两国拥有的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中印在双边经贸交往中更应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比如在钢铁、煤炭等能源领域建立合作机制,两国经济都将因此受益。在信息产业的软硬件合作方面,中印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及潜力,印度的软件技术举世公认,不但人才雄厚且出口优势很强,但是硬件建设不足。中国市场对软件需求量大,而软件业的规模及水平均落后于印度;然而,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硬件生产已经转向了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并且迅速成为全球信息硬件产品的生产基地,其产值仅次于美国。中印两国在制药业、农业如水稻种植、水果贸易等领域都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而在纺织品如丝绸制品、生丝贸易等领域也具有很大的拓展余地。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的特区经验、基础设施发展经验等,也是值得印度学习的。
3.2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积极扩大经贸合作
中印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截然不同,两国应本着的态度处理双边关系,将寻求共同利益的双赢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准则。两国关系之所以发展迅速,经济利益的互惠互补是最大的动力。中印两国应进一步加大开放程度,努力创造便利的贸易政策及贸易环境。目前,印度正在进行“第二代改革”,将进一步简化外国投资的相关法规,改革金融部门,鼓励外国公司进入保险市场。在扩大对外贸易方面,印度不断推出新的进出口政策。两国政府应坚定树立双赢观念,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这种经贸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双边贸易;二是中印投资环境,提供相应优惠政策。对双边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妥善解决由于人为限制引起的贸易逆差,避开贸易争端。
3.3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做到有序出口
在开拓印度市场的过程中,要避免中国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非价格竞争已取代价格竞争而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理性对待印度市场,尽快转换现有竞争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产业调整的源泉,摒弃以廉取胜的战略,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广告、公关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产品档次、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多发展高科技产品,以出口产品多元化、优质化、美观化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另外,还应注重开拓国际新市场,加快实施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力求分散市场,改变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和降低由此所带来的风险,采取开拓、巩固和扩大外销基地和市场的出口战略。
3.4完善机制,应对摩擦
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要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在实践中,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包括我驻外经商机构、涉案企业、相关商会和律师参与的多渠道的贸易救济措施信息交流网,初步形成了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介组织及企业“四体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应诉反倾销、反补贴大要案的指导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从微观上中小企业也要不断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积极参加商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的应诉协调会,加强与相关部门和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收集贸易摩擦预警信息、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对出口产品预警信息的敏感度,及时向协会、地方商务部门反映本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的国外不公正待遇,提供准确的信息的资料。此外,中小企业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为做好应诉工作,在生产、销售、会计等方面要规范管理,建立一套完善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这将有利于在贸易摩擦中保持主动。
3.5加强文化交流,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
在一个逐渐开放的体系中,文化交流导致信息的均衡化,对于消除误解和猜疑,达成更多的共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印两国之间的沟通对双边关系事关重大,这种沟通基于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经验的交流以及对两国未来长期友好关系的清晰洞察,这体现在印度所提的“包容性增长”和中国所提的“和谐社会”中。两国的教育机构、媒体、旅游行业、政府和商业等部门必须努力缩小双方交流鸿沟。中国和印度同为WTO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很多方面是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都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良性竞争是二者发展的推动力。中印两国政府应树立长远的目标,加强合作,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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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近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谈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
中国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除了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外,中国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连锁性突显。铝制品、轮胎、钢铁、鞋类、玩具、等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频繁出现一个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并且呈现出摩擦国别扩散和救济措施叠加的趋势。
美国在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相当多的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是高技术产品。生活必需品是必须购买的,但高端产品却不一定这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重要的因素。而美国对华实行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美国的****势力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撼动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为他们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提出了中国、遏制中国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中美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上,因此,企业的生产运营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来维持。但这类产品的国际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相当大,国际竞争异常激烈。金融危机就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产业提了一个醒:要想使企业做强做大,不能只做OEM,我们要加快推出自主品牌,加强自有技术的研发。
自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贸易也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特别是
(二) 交通 运输费用高
一、前言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世界服务贸易出于萌芽状态,主要以商品贸易的补充或辅助形式存在。随着世界大市场的行程以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国际服务贸易在极大地促进商品贸易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一战和二战时期,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比较缓慢,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各国政策对自由贸易的推动,服务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95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服务贸易作为一个独立于货物贸易的单独领域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将服务贸易的分为4个部分:(1)跨境交付(Cross-border Supply),即在一个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即在一个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3)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即一个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商业实体提供当地话的服务;(4)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即一个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目前,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凭借服务业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服务部门良好的基础条件、以及在现代技术变革中的优势地位,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主体地位,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凭借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及政策上对服务业的重视,其服务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印度。作为一个和中国一样的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服务贸易的飞速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方面和值得中国借鉴的方面。
二、中印服务贸易现状及分析
(一)中印服务贸易现状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举世瞩目;印度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但是直到90年代,印度迫于外汇危机,开始大范围的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对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一开始就大于中国,在取消了众多的许可证制度之后,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在政府的支持下,印度发展起来不少著名的服务业的信息技术公司,如著名的Wipro公司、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和信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等。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在进入21世纪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基本上一直小于进口额,印度的服务出口额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领先于进口,对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净额基本上为负,印度的服务贸易处于盈余状态。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进口额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
中印服务贸易净额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整理
中国的市场开放以后,主要以招商引资发展,发展加工制造业为主,印度由于受基础设施条件差的制约,加工制造业一直不能如意的快速发展;相反,服务业,如服务业外包,IT却发展迅速,得到了“世界后台办公室”称号。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较中(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4%;印度从2003年开始此值就超过了5%。但是由于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服务业对缓解就业压力的起到的作用仍是很有限的,远远比不上加工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大。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
根据中经网数据和联合国统计司数据整理
(二)中印服务贸易差异的分析
中印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人口大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处亚洲,均是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上的差异主要由以下的原因造成。
1.高等人才要素方面。首先印度较中国具有语言优势。印度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对其接受西方国家的服务外包业有着不同于中国的优势。其次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开始,印度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业的发展,在教育和研发方面投入的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政府兴办大批高等院校,一流的高等教育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技人才资源库,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2005年,印度工程师名列全球第三,数量九倍于中国。印度的人才资源和研发环境发挥出巨大的吸引力,IBM、英特尔、微软、惠普等近200家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印度也因此有“世界科技实验室”的美誉。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出口额在GDP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服务产业也是印度的第一大产业,贡献率大于第一、二产业。
2.政策支持。印度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采取的是“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思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也就是先发展了第三产业,再发展第一、第二产业。而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采取的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印度在第三产业上的大作为是其服务贸易增速大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3.基本要素方面。印度和中国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用比较多的共同点。首先印度与中国同属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神秘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土资源及多民族、多宗教等特征,构成了印度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一资源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同样会成为印度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项目。其次印度具有在总量上与中国相仿的廉价劳动力,目前已有10亿人口,适龄就业人数与中国相当。但是由于印度崇尚“精英教育”,其人力资源呈现出极端的两级分化态势,相伴340万名精英的是近5亿文盲,这无疑制约了印度人力资源潜力的充分释放。这是印度和中国在发展服务业中具有的比较优势,对服务贸易的的出口具有正向作用。两国不同的在于,对服务贸易的需求不同,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口远大于印度的服务进口。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大于印度: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虽同为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多于印度;其次从收入水平来看,中国高于印度;再次从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40%左右,印度仍在50%以上,说明印度的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服务需求滞后。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的现代化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的作用。伯格斯(Burgess)于1990年指出,既是服务部门的服务产品,服务技术的国际扩散也会对收入分配和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由于服务贸易可以通过“干中学”和外溢效应促进国家制度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和一般的对外贸易一样,可以扩大市场规模,且制度创新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发展服务贸易对我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面对目前服务贸易相对商品贸易来说较弱的发展状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政策方面的加强:
1.必须重视教育投入,解决人才瓶颈。印度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科研的高额投入应能够对我们形成启示。印度的“精英教育”和英语优势,为印度的发展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在服务业中,印度人承担了类似纳税申报、会计报表分析、投资分析,甚至医学CAT扫描的影像分析等服务业务,中国在高层次技术和知识型密集服务业上与印度相比很大差距,人力资本是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2.推进消费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基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基础上的现实选择。中国要想使服务贸易有更好的发展,必须优化服务贸易内部结构,跟上世界服务市场的步伐,在发挥自身原本优势外,分阶段、有重点的发展高层次的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在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实现服务贸易的现代化。
3.强化政府的作用。印度政府制定了软件发展的长期战略,在全国建立17个软件技术园区,对进入这些高科技园区的内外公司实行优惠政策,如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放宽中小企业引进计算机技术的限制,允许外商控股75%~100%,BPO公司进口的资本货物免关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除所得税等。中国政府应逐渐减少对部分服务业的干预,对具有战略意义和处于幼稚期的服务业实施适当的保护,为服务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力度,在与外国同行竞争与合作中迅速提升服务水平。
4.促进服务贸易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在重视工业化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培育生产市场,依靠技术进步促进消费业向生产行业转化。通过使企业内部现存的大量内在化服务不断外在化,来增加生产需求,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建忠,刘莉.国际服务贸易教程[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8)
[2]陈贺箐.《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路径和收益分配》[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3)
[3]姚玲玲.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硕士论文.重庆大学
进入21世纪,印度的经济迅猛增长,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而又采用不同发展模式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人对比研究的热点。通过对中印经济发展的比较,可为我国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印度经济发展特征
1.农业
第一,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成分占有优势。
第二,“靠天吃饭”,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并且以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手工劳动为主,现入较少。
第三,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日渐扩大。
第四,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在农业出口方面,具有高度出口竞争力的产品有大米、香料、葱、荔枝等,此外印度的棉花和烟草在世界市场上也具有比较优势。
2.工业
印度工业比较薄弱,主要工业包括纺织、食品加工、化工、制药、钢铁、水泥、采矿、石油、机械等,汽车、电子产品制造、航空等新兴工业近年来发展迅速。2011―2013年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工业主要分布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大城市:如棉纺织业之于孟买,麻纺织业之于加尔各答。另外,工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北部工业不发达,地区工业发展极不均衡。但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较快,预计未来印度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的世界制造业第二,在世界制造业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程中,印度已显示出其后发之势。
2011-2013年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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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3.服务业
第一,软件服务独占鳌头,潜力巨大。
第二,旅游和运输服务出口规模小。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繁重的赋税、昂贵的酒店价格、落后的旅游设施、恶劣的卫生和安全状况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印度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金融和保险服务增长态势稳健,顺差平稳。印度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增长态势已位于全球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出口前10强,持续的顺差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印度在金融领域内的实力。
第四,通讯、建筑、咨询等商业服务具有潜在的国际竞争力。
4.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
伴随经济增速的平稳运行,印度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总体上,印度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印度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50%, 逐渐实现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变化。印度经济从第一产业为主导发展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由此形成知识密集型的、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迅速,第三产业一直保持9%左右的高速度增长态势,特别是旅游、餐饮、金融、软件产业等发展迅速,并且在印度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都比同时期农业的增长率高出2~3个百分点。
其实,印度并非按照传统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次序逐渐升级递进的经济结构演进模式演进的,而是呈现出错位式或跳跃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并且最引人注目的印度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了著名的“世界办公室”。因而印度经济结构模式体现出一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依赖服务业而不是工业、依赖高技术而不是低技能制造业的独特发展路径。
二、21世纪中印经济发展比较
1.经济发展硬件与软件基础比较
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软件”方面,即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市场法规、金融体制、社会诚信等都存在不少问题;中国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运行,强政府模式没能给企业的自主发展留下更多的空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官员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等,这些都是“软件”的欠缺。
而相比中国,印度的问题则主要存在于“硬件”方面,即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如落后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不足,公路、铁路交通不畅,城市建设落后,等等。资金短缺又使印度在短期内难以大量进口石油和建造更多的核电站,这也制约了印度投资的增长。
印度除了硬件方面落后于中国外,制度方面也有缺陷。一是印度的行政办事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劳动法严格。印度是惟一一个解雇员工需要得到政府批准的国家,企业停业或关闭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样企业内部就无法奖勤罚懒,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就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客观上限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三是商业的诚信度差。
2.未来竞争力比较
第一,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明显比印度的公营企业改革成功;但印度的私营企业具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其发展明显较中国民营企业更具活力。
第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拉力和推力都强于印度,中国的制造业较印度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但印度的软件业较中国体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在制药业等一些特定行业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具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外需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力远强于印度;但印度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质量上高于中国,另外印度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的推动力大于中国。
第四,中国的基础设施远强于印度,但印度的金融系统更加健全。
第五,中国政府的效率明显高于印度,而印度的司法体制更为健全。
第六,就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而言,印度与中国存在明显的差距。就国民识字率而言,中国是90%以上,而印度是60%;中国盲率不到5%,而印度则高达32%(200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基本上是全方位发展,印度培养的高素质劳动力则主要集中在软件业和相关的服务行业。
三、印度经济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及借鉴
第一,中国应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应逐步转变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强调依靠国内需求和消费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
第二,需要正确地处理增长与分配、就业的关系。目前应寻求一种高增长、低差距、各社会群体较为均等化地参与经济增长分配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模式。
第三,中国需要更加支持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当前,政府仍将国有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对其大加支持,允许其垄断某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战略性行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低效率和腐败,从而抑制了经济的整体活力。
第四,继续坚持适度开放与均衡增长策略,保证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
第五,要根据国情和国际形势,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也要注意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加强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入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六,鼓励私营企业充当中国对外投资主体。中国应为私营企业提供完善的财政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也要促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多向印度家族企业学习,以尽快提高我国民族企业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能力。
第七,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大力扶持和鼓励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产业。诚然,可能在英美语系的软件上,中国的软件产业短期内很难超过印度。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汉语软件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应该未雨绸缪,预估和抢占这个市场,并最终引领这个市场。
综上所述,在经济的规模、结构、外资外贸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整体素质、政府的权威、政策执行的效率、经济结构分配对经济的拉动等方面,中国领先于印度;而在社会民主程度、经济自由化、私营企业的培育、利用外资的效率、法律制度、金融证券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融合、英语的普及程度、软件服务业的发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国暂时还落后于印度。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各有利弊,在不同方面各自具有竞争力。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甚至印度的GDP增长速度将很快会超过中国。但笔者认为至少在20年内印度难以赶超中国,中国仍然会继续领先于印度。这一点与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印度经济将在十年内赶超中国”的看法大相径庭。究竟两国PK的结果如何,还要动态地分析两国的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改革情况、人口红利的变化、教育状况的改善等因素。但无论如何,笔者还是更加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以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的初步开局(包括惩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进一步促进市场化经济,调节经济结构,改善民生,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外交方面“远交近慑”,逐步展现出中国这个复兴大国的自信和成熟)令笔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放眼21世纪的世界,笔者认为不会出现某些人根据中印边界纠纷而预言的“龙象之争”,而是会呈现“龙象共舞”的和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因为世界足够大,大得足以容纳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后起之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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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勇,王玺,古明明.中印发展潜力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9(5):21-30.
【关键词】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影响因素;农产品出口
一、引言
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为了确保农产品的基本供给,解决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自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业受到外部冲击较大,已经保持持续多年贸易逆差。运用二元边际分析方法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变化进行结构性分解,刻画二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程度,厘清贸易增长的路径,便于准确度量贸易结构是否合理。提出适合国情的有针对性有对策,对新形势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二元边际的研究现状
虽然早在Eaton和Kortum(2002)研究双边贸易、技术及地理因素时,就分析了贸易份额随成本和地理障碍沿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的变化,但对贸易增长微观结构分析的理论基础来自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异质性贸易理论。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一放松了企业生产率同质性的假定,将一国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解释了国际贸易中零贸易现象,突破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困境。自此,学术界对贸易增长边际的研究从不同维度逐步展开。
1.贸易产品层面
Ruhl(2003)使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证明了贸易扩展边际可以解释关于贸易壁垒的长短期弹性的差异。Hummels和Klenow(2005)发现大的经济体贸易出口额增长的2/3源自扩展边际。钱学锋(2008)的研究认为2003-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增长路径须由集约边际尽快转向扩展边际。随后钱学锋、熊平(2010)利用CEPII BACI 1995―2005年HS-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库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盛斌、吕越(2014)分析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集约边际解释了出口波动的大多数比重,依靠集约边际扩张的出口模式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
2.企业贸易层面
Bernadr和Jensen(1995,1999 )、Roberts和Tybout (1997) 以及Cleride 等人(1998) 都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二元边际的重要性。Helpman et al.(2004)提出HMR(Helpman,Melitz,Rubinstein)模型也从贸易企业的角度解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Chane(y2005)基于异质性与流动性约束同时存在的框架下,建立模型指出贸易扩展边际对汇率变动不同的反应。Helpman et al.(2008)建立一个新的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模型,应用于扩展的Anderson 和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可用于解释企业异质性和固定贸易成本,测算贸易流量的扩展边际。当陈勇兵等(2012)利用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时,发现2000-2005 年间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大部分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张实现。
3.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
众多学者主要研究贸易成本、汇率、贸易制度等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Eaton et al.(2004)对法国企业出口的分析表明,当贸易总量变化时,如果是贸易成本的变化引起,扩展边际的变化也最显著。Amurgo-Pacheco & Pierola(2008) ,马涛和刘仕国(2010)明确了贸易成本下降将正向影响集约边际和集约边际。Manova et al.(2011),Feenstra et al.(2011)发现对出口企业金融约束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固定成本和贸易成本,从而减少二元边际。史本叶、张永亮(2014)通过贸易成本分类研究发现,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更多受到外部冲击、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4.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国内外学者研究农产品二元边际主要集中在产品和目的国方面,研究农产品出口产品种类、目的国市场变化等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
国外的研究有:Hummels& Klenow(2005)对农产品出口种类进行细分后研究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Pete Liapis(2009)研究69个经济体的农产品出口发现,依靠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国的方式扩大扩展边际是不可取的。Pete Liapis (2009) 运用Tobit 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研究认为,两国间的距离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比进口国需求因素更大;扩展边际对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作用更小但潜力更大。Steafn Bojnec & Imre Fert (2010) 系统地分析欧洲农产品出口大类与农产品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东欧农产品种类的增加(扩展边际) 对农产品的出口具有促进作用。Pete Liapis(2011) 还研究贸易方式,发现加工农产品贸易增长沿着集约边际发展,25%的总出口增长源于扩展边际。
国内的研究主要有黄钰淇(2012),研究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发现农产品出口贸易主要是沿着扩展边际增长。与东盟相比,中国的扩展边际普遍较低而集约边际普遍较高。谭晶荣等(2013)和郑霞(2013)分别做了对比研究,前者对中国、越南1996―2010年的农产品出口增长进行二元边际测算,估计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后者对中美与中印农产品贸易二元边际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中美农产品进出口的增加主要源自集约贡献,而中印农产品主要来自扩展边际。鲍晓华、严晓杰(2014)将二元边际研究与农产品SPS 贸易措施定量评估结合,发现SPS 措施主要通过集约边际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刘义、阳素文(2014)采用Hummels和Kenow(2005)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宇青等(2014)使用1995-2010年世界农产品微观贸易数据,构建二元边际模型、二元边际影响因素模型、反事实分析BlinderOaxaca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到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其研究的亮点是采用不同分析范式。得出结论: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低于对发达国家,引起差异的因素主要为贸易距离、相对经济自由度、农业规模大小、多边阻力差异。
三、简要述评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对二元边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元边际分解和二元边际影响因素,以后的相关研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拓展二元边际对贸易福利方面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从贸易产品层面对贸易结构进行分解,需要从企业贸易层面进行深层次分析,了解企业在进出口市场的动态。国内尚无二元边际对贸易福利的研究,今后应拓展这个领域。运用理论来解释福利效应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企业平均出口时间较短同出口市场普遍存在的沉没成本之间的矛盾,及其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以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综合福利效应理论等。
2.深化对二元边际的贸易政策研究
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应思考二元边际结构在中国贸易中的失衡问题,如何提高扩展边际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增加扩展边际比重。深化对二元边际的贸易政策研究,以及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便为贸易政策调整提供必要的微观基础。
3.加强对农产品二元边际和出口产品升级结合的研究
国内学者结合农产品对二元边际和出口农产品升级理论展开探讨的较少。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路径,对出口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行测度,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和市场结构,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应结合农产品异质性假设,构建农产品贸易边际与出口产品升级二者之间的理论框架,并运用有效测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因此,如果能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产品升级理论结合二元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化路径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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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elitz, M.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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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避免语言穿插过多,回复过大的现象
摘 要:以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日臻重要的角色,而且日渐超越一、二产业。而日本作为一个资本和技术要素丰富的国家,其在工业上的竞争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服务业贸易方面的竞争力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按照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分类方法本文将日本服务贸易分为11大类,研究2000-2012年日本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日本服务贸易的因素,以期能够对中国服务贸易有所借鉴。
关键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一、导论
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日本的服务贸易却国际竞争力不足,大部分服务贸易行业处于逆差水平。根据H-O理论模型,日本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本应处于贸易顺差,然而从日本服务贸易变动状况看来,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本文试图回答2000-2012年日本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及其变动原因,以期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有所借鉴。
二、衡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开放度。以服务贸易依存度作为服务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方式来判断一国服务贸易开放是否合理。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2.服务贸易出口净额。可以通过服务贸易出口净额变动情况来判断日本服务贸易总体趋势及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出口净额=出口额-进口额。
3.净出口比率。净出口比率(简称NX)用于表示一国贸易的竞争力,指的是一国商品贸易的净出口额与贸易总额之间的比值。
本文将运用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出口净额、NX和RSCA这四个主要指标来研究日本服务贸易现状。本文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使用2000-2012年日本和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价格单位均为名义美元,对指标计算结果没有影响。本文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标准将服务贸易分为11大类进行研究分析。
三、日本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日本服务业开放状况
如图1所示,日本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逐步放开并提高的, 但与此同时,日本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是很谨慎的的,每年变化不超过1%,说明日本政府选择的是温和的服务贸易开放政策。
(二)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状况
如图2所示,日本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000年的692.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428.6亿美元,出口业绩提高了2倍多。而同时日本服务贸易进口额从2000年的1151.1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754.6亿美元,提高了不到2倍,说明日本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快于进口增长率,体现出日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但日本服务贸易逆差这一事实长期存在。
(三)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
图3显示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表明日本服务贸易处于劣势。但是从每年变化来看,日本竞争力指数成上升态势,而且数值趋于零值,表示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
(四)日本服务贸易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依据日本及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和具体11类行业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计算出日本2000-2012年服务贸易各行业的对称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SCA),如表1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运输业显示性比较优势大于零,说明国际竞争力较强,运输业在日本服务贸易中比重较大,其进出口在近几年呈上升态势。旅游业的RSCA指数小于零,表明旅游业竞争力较弱,日本服务贸易长期逆差,受旅游业影响很大,尤其日元升值后,国外游客到日本旅游成本提高,而日本居民出国旅游成本却降低,造成大额逆差和较弱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保险和计算机信息服务业RSCA指数都小于零,表明这几个行业竞争力较弱,虽然日本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国家,但这些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版税和许可证费用对日本服务贸易出口起支撑作用,RSCA指数大于零,表明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运输业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位于日本服务贸易的前两位,后者一直位于日本服务贸易第二位。到2012年,日本其他商业服务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达到370亿美元和464.6亿美元,逆差为94.6亿美元。另外,二者占日本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比重分别达到25.9%和26.5%,仅次于运输服务的地位。
四、影响日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首先,政府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物质动力。一方面日本着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从政策、制度等方面完善服务业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日本注重培养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发展。其次,合理的服务贸易发展策略促进了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日本运用了谨慎的渐进式开放策略。该开放策略使日本企业有时间向别国同行业学习管理经验,而且该策略能避免快速的金融业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保险市场造成冲击。
五、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日本没有发挥出比较优势,服务贸易中旅游、交通运输等服务比例过大,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技术型服务出口比重过小。根据H-O理论,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应该运用技术和资本上的比较优势,调整出口结构,从而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虽然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很大,但日本服务贸易发展质量并不乐观,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较弱。同时,从供需方面对日本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分析可以得出,服务贸易开放度较低是影响服务出口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我国在服务贸易开放进程中应适度放开本国市场,要充分运用国际资源来降低国内服务市场价格水平,使其低于或国际市场价格,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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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国家级期刊同时又入选了核心期刊目录,比如《商业时代》,1992、1996、2000、2004、2008、2011年连续六届入选北大中文核心要目总览,如果能发表在此类入选了核心目录的国家级期刊上,更能体现作者的学术能力,但发表难度比较大,如果论文的创新点不够新颖,论证方法不严密的话,是很难录用的。
二、常见问题
提防假冒的国家级期刊
有的非国家级期刊在征稿启事中声称是国家级期刊,并煞有介事的在期刊封面中印有国家级期刊的字样,对此,作者们一定要注意,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各省的新闻出版局、中国记者网以及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网上查询该刊物的准确资料。
三、个别期刊的主办单位不好区分
举个例子,《文理导航》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外语学习学研究会,乍一看以为是国家级,但仔细一看,其主管单位是内蒙古科学联合会,而内蒙古科学联合会显然不可能主管着中国外语学习学研究会,只有一种可能,中国外语学习学研究会是一个省级机构,所以《文理导航》是省级期刊。
四、国家级期刊目录
教育类国家级期刊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博览群书》、《基础教育课程》、《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建筑类国家级期刊
《中华建设》、《工程建设与设计》、《城市建设理论研究》、《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城市建设》、《建筑遗产》、《铁道建筑技术》。
医学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实用医药》、《健康大视野》、《中国临床研究》、《临床医学工程》、《当代医学》、《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中国医药指南》、《中国医疗前沿》、《中国现代医生》、《中国卫生产业》、《中外医疗》、《中国保健营养》、《中国继续医学教育》、《中华眼科医学杂志》、《亚太传统医药》、《中国医学创新》。
生物技术类国家级期刊
《生物技术世界》
经济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经贸导刊》、《中国经贸》、《现代商业》、《中国集体经济》、《海峡科技与产业》、《财经界》、《商场现代化》、《中国连锁》、《中国外资》、《房地产导刊》、《中国科技投资》、《科技创业家》、《经济视野》、《消费导刊》。
物流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市场》
会计类国家期刊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交通财会》、《国际商务财会》、《商业会计》、《中国总会计师》。
旅游类国家级期刊
《旅游纵览》
质量、监督类国家级期刊
《商品与质量》、《轻工标准与质量》。
管理类国家期刊
《管理观察》、《管理学家》。
计算机类国家级期刊
《信息安全与技术》、《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计算机系统应用》、《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
农业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农资》、《中国果菜》、《中国农业信息》、《中国园艺文摘》、《中国畜牧兽医文摘》、《农业与技术》。
林业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林业》
交通类国家级期刊
《交通世界》、《交通标准化》、《公路交通科技》、《交通建设与管理》。
图书档案类国家级期刊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中国传媒科技》。
电子类国家级期刊
《电子制作》、《电子世界》、《消费电子》、《中国电子商务》。
机械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机械》。
综合类国家级期刊
《科技创新导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与企业》、《今日科苑》、《中国科技纵横》、《中国科技信息》、《科技成果管理与研究》。
社会科学类类国家级期刊
《今日中国论坛》、《祖国》、《神州》。
艺术类国家级期刊
《艺术与设计》、《中国艺术》。
水利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水运》、《水利技术监督》、《水利规划与设计》。
化工类国家级期刊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中国化工贸易》、《化工管理》。
思想教育类国家级期刊
《现代企业文化》、《东方企业文化》、《中国职工教育》、《政工学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体育类国家级期刊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05107
一、引言
作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国(以下简称中俄印三国)地缘相近,无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联系都非常紧密,对世界和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影响巨大。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的一份全球经济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1],中俄印三国位列其中。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地跨亚欧,拥有丰富的矿产与能源资源,据2012年4月IMF的世界经济最新排名,俄罗斯现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印度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已是国际软件业强国,也是金融、研究、技术服务的重要出口国。长期以来,中俄、中印、印俄双边关系密切,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金砖国家机制下中俄印三国经济政治合作进一步加强。同时,中俄印三国也是国际投资和热钱关注的重点地区。国际股票市场价格联动问题是当前金融研究中的热点之一,随着中俄印三国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多,金融联系也日益密切,深入考察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之间的价格冲击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般地,股票市场联动效应(Co-movement effect)可看做不同证券价格之间的连锁反应,即不同市场、同一市场不同板块或不同个股的收益率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形成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或同步运动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股票市场价格联动效应问题受到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例如,Premaratneb和Balaa[2]的研究表明,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证券市场联动特征显著,但相互之间关联程度各有差别,小型经济体对美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证券市场的传导作用不容忽视。Contessi等[3]的研究也发现类似证据,欧元的引入和欧洲各国经济结构的趋同,使得欧洲各国股票市场近年来联动效应显著增强。
目前,对证券市场联动效应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资产价格均等化研究、证券市场联动的经济机理研究以及危机期间证券市场联动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4]。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从资产定价角度探寻证券市场联动,从资产的风险特征入手考察不同市场上资产价格或收益率的差异性与趋同性,侧重于研究联动程度。证券市场联动的经济机理研究拓展了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的研究范畴,将研究视角由金融领域扩展到贸易投资、证券市场特征和地理文化等领域,考察证券市场联动背后的各种因素,是一种机理或动因分析。危机期间证券市场联动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则是在时间上的深化,将研究的时间焦点集中在金融危机期间,考察特定时期下证券市场联动不同于一般时期的传播特征与机制。
现有文献对国际证券市场联动效应的理论解释,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类:基本面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和行为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5]。其中,基本面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fundamentals-based comovement effect)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认为证券之间收益的联动必然来自于基本面因素的联动,也被称作经济基础假说(economic fundamental hypothesis)。具体到股票市场,基本面因素主要是现金流或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预期现金流变动的相关性源于经济政策变化或重大事件发生对部分证券预期收益或盈利能力产生了同质影响,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则源于利率或相关折算方法的变动,或是对某些证券风险预期的同质变动。基本面因素联动理论与经济结构关系密切,可用来解释关系密切的经济体之间、行业之间或同一行业板块内的联动效应。例如,Bekaert和Harvey[6]以及Chinn和Forbes[7]的研究表明,贸易是解释股票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联动性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正如Gerrits和Yuce[8]所指出的,随着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以及各国政府跨区域合作的增加,商品、服务、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少,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越来越强。
行为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behavior-induced comovement effect)认为投资者的特定行为会形成某种交易模式,引发不同证券的需求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证券收益的联动效应,又被称为交易诱导型联动效应或市场传染假说(market contagion hypothesis)。例如,Connolly和Wang[9]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会从股票市场收益率中提取出未观察到的全球信息,从而调整他们的投资决策,最终导致不同股票市场收益率的相关性。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是投资者理性,区别于上述基本面因素联动理论,行为因素联动理论中“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是引起联动效应最典型的行为因素[10]。行为金融学定义了两类具有特定行为的投资者:类别投资者和范围投资者,两类投资者不同投资策略下的投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券价格联动现象。类别投资联动理论[11]认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将资产根据某种特征分为不同类别,然后按不同类别分配其资金,当类别投资者将资金在各种类别的资产之间进行转移投资时可能影响其价格,从而引发联动效应。范围偏好联动理论[12]认为,投资者在投资时可能由于交易成本、空间限制和信息缺乏等因素,只能选择所有可得证券中的小部分进行投资,而当风险厌恶程度或情绪发生变化时,会在其偏好的投资范围内调整资金投向,于是在这些偏好范围内的证券之间导入了一个共同因素,从而导致证券价格联动现象。
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与境外市场的联动关系,已有部分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韩非和肖辉[13]研究表明,中美股票市场2000―2004年间的相关性很弱。陈漓高等[14]证实,美国证券市场相对于亚洲新兴证券市场而言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日本证券市场与亚洲新兴证券市场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中国证券市场仍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胡坚和吕鹏博[15]对上海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的研究发现,两市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彼此之间并未受共同因素影响。但是,西村友作[16]却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对美国股票市场存在单方向波动溢出效应,美国股票市场也已开始影响中国股票市场。张兵等[17]的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股票市场虽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走势相对独立,但美国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呈现不断增强之势。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李晓广和张岩贵[18]的研究表明,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与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尤其是与英国和中国香港等市场的联动性在不断提高。仪垂林和张翠玉[19]对亚洲六个主要股票市场的研究也发现,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受其他经济体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对其他股票市场的影响变大。
总的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存在两个特点:一是现有文献较多地关注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或中国港台地区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对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之间的冲击传导效应关注较少;二是已有研究多是仅检验不同国家或地区股票市场之间是否存在联动性,并未深入考察不同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问题。
三、研究方法
(二)经验分析
1-初步分析
从相关分析来看,上证综合指数与俄罗斯RTS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0947,上证综合指数和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1488,俄罗斯RTS指数和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3651,可见样本期内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周收益率序列之间呈现弱的正相关性。
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的引导关系,能够反映不同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由此确定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收益序列的相互预测效力。表2列出了对样本序列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滞后阶数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结果显示,RU对SH存在Granger单向引导关系,SH和IN之间不存在Granger引导关系,而RU和IN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双向Granger引导关系。
2-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若在第1期给某个序列施加一个单位标准差的脉冲,VAR系统中各变量将在随后各期做出反应,图1分别显示了各变量前12期的累积反应情况。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反应时间上看,当受到单位标准差冲击后,VAR系统中各变量在前5周的累积反应大小不断变化,表明此时存在价格冲击反应增量,累积反应值大约在第6或第7周趋于稳定,在第8周后基本不再发生变化,迅速收敛并趋于稳定,表明新息对价格的影响大约持续5周或6周,其后影响极小,持续到第8周后新息基本上被完全消化。可见,从时间上看,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中某一市场价格冲击对其他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大约持续5―6周。
第二,从反应过程来看,VAR系统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例如,反应方向与大小)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对自身冲击的累积反应最为剧烈,方向都为正,对外部市场冲击的累积反应更为平淡,且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对不同国家价格冲击的反应方向与大小存在差异。
第三,从最终收敛水平来看,VAR系统对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幅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上海股票市场对来自自身、俄罗斯和印度市场的冲击,累积反应分别收敛于0-0415、0-0066和0-0052左右,全部做出正向反应;俄罗斯股票市场对来自自身和上海股票市场的冲击做出正向反应,分别收敛于0-0710和0-0055左右,对来自印度股票市场的冲击累积反应收敛于-0-0054,即做出负向反应;印度股票市场对来自自身和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冲击反应分别收敛于0.0354和0.0075左右,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冲击反应极其平淡,几乎收敛于0。可见,上海股票市场受俄罗斯与印度股票市场冲击的影响比较相近;俄罗斯股票市场受中国与印度股票市场冲击的影响差异较大,反应方向相反;印度股票市场几乎不受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但俄罗斯股票市场对其有一定影响。
第四,从传导机制来看,VAR系统各变量对新冲击的传导模式各不相同,三个序列对不同冲击的单期反应有正有负,但似乎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具体而言:(1)上海股票市场对于来自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4期做出正向反应,第5期反应为负值,第6期和第7期反应仍为正值,第8期及其后的反应已经很小;对于来自印度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期和第3期做出正向反应后,第4期做出负向反应,第5―7期做出正向反应,此后快速收敛。(2)俄罗斯股票市场对于来自上海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3、5期和第6期做出正向反应,在第4期和第7期做出负向反应,此后各期的反应幅度快速下降;对于来自印度股票市场的冲击,先做出两期正向反应,接着在第4―7期全部是负向反应,此后各期反应的绝对值已经很小。(3)印度股票市场对于来自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4期做出正向反应,在第5期和第6期则为负向反应,第7期再次变为正向反应,此后快速收敛;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冲击,单期反应值均很小,前12期中第2、4、7期和第10期反应为负,其余各期做出正向反应。
3.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能给出对VAR系统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可据此评估不同因素在价格冲击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VAR系统中各样本序列的预测误差中由自身所解释的方差份额最大。根据算法要求,第一步预测误差全部来自该方程的新息,即由序列自身解释的方差份额为100%,在后续预测期中,预测误差将受VAR系统所有变量的新息影响,但总的来说,变量自身所解释的方差份额占绝对主导,比重超过97%。这个结果表明,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尽管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但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特征,具有显著的独立性。
第二,一般而言,从第7期和第8期后方差分解结果基本稳定,之后的数值维持在相近水平。这一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非常一致,VAR系统中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中新冲击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一般持续6周左右,第8周后则基本完全被市场消化。
第三,纵观整个预测期内,某一变量方差分解结果中其他变量所占份额在前12期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总的来看,VAR系统非自身变量所占方差份额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第4期以后),并未随预测期的延伸而发生大的变化,即在预测时间上并不敏感。
第四,从相对方差贡献率的最大值分布来看,非自身变量的方差份额最大值均出现在第12期,其中SH序列方差分解结果中RU份额最大值为2.0342%,IN最大值为0.7809%;RU序列方差分解结果中SH的最大值为0.8608%,IN的最大值为0.7878%;IN序列方差分解结果中RU的最大值为1.4603%,SH的最大值为0.1540%。因此,VAR系统中各变量冲击的作用传导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各国股票市场受其他市场价格冲击的影响大小各异,相对重要性也各不相同,俄罗斯股票市场对其他两个市场的影响相对更为显著,而中国股票市场对俄罗斯市场的影响要高于印度股票市场。
4.稳健性检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以2008年1月作为分界点将全样本划分为子样本1和样本2分别进行比较分析,各有494和252个观测值。结果显示,子样本2中外部价格冲击对本国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敏感性上升,反应幅度增大。具体来看,主要有如下结论:
第一,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子样本1结果显示中俄、中印和俄印股票收益序列相关系数分别为0.0598、0.0965和0.2439,子样本2中各自分别为0.1495、0.2196和0.6150,可见在后一阶段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之间相关性明显增大。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中,第一阶段仅IN对RU存在Granger引导关系,第二阶段SH对RU与IN均存在单向Granger引导关系,RU与IN存在双向Granger引导关系。
第三,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1)子样本1中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对新冲击的反应持续5―6周左右,其后快速收敛并趋于稳定,但子样本2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外部冲击对本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呈明显的不稳定性,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2)从对新冲击的反应幅度上看,子样本2要明显大于子样本1。(3)从反应方向上看,上海股票市场在两个阶段子样本中对来自俄罗斯与印度股票市场价格冲击均做出正向反应;俄罗斯股票市场在前一阶段对来自中国与印度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先为正然后逐步转为负并趋于稳定,在后一阶段中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一直为正,而对印度股票市场冲击的反应仍然先为正后转为负;印度股票市场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在子样本1中一直为负,而在子样本2中一直为正,对来自俄罗斯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反应在两个子样本中均为正,但在后一阶段幅度明显增大。
第四,分阶段子样本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类似,各国股票市场自身所解释方差份额占主导,外部股票收益变量所占方差份额最大值也出现在第12期。对于子样本1,SH方差分解中RU所占最大方差份额为2.3299%,IN为0.7335%;RU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1.0526%,IN为1.2389%;IN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0.4846%,RU为2.6953%。对于子样本2,SH方差分解中RU所占最大方差份额为4.7059%,IN为3.4877%;RU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5.1878%,IN为3.0448%;IN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1.1675%,RU为2.8793%。由此可见,后一阶段外部股票收益变量所占方差份额与前一阶段相比明显增大,中国因素在俄罗斯和印度股票收益中所解释的方差份额更是大幅上升,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对各国股价的预测能力增强,特别是中国股票市场对俄罗斯与印度股票市场的影响显著提高,这与李晓广和张岩贵[18]以及仪垂林和张翠玉[19]的研究结论一致。
五、主要结论
国际股票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效应与冲击传导机制已成为金融研究人员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上证综合指数、俄罗斯RTS指数和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周收盘价为样本,考察了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之间的价格冲击传导效应。结果表明,三个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各国股价波动更多地取决于国内因素,具有显著的独立性。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间新冲击的影响一般要持续5―6周,在第8周后则基本完全被市场消化,各国股票市场价格冲击对其他市场产生影响的效应传导机制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俄罗斯股票市场对其他两个市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中国股票市场对俄罗斯市场的影响则高于印度股票市场对其的影响。进一步的分阶段子样本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市场价格冲击对各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敏感性上升,反应幅度也增大,特别是中国股票市场对国外市场的影响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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