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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二)变量选择1.投资变量。多数文献将资本性投资视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部分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其他资本投资的比例过低,甚至为零,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具体地,固定资产投资为固定资产净额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以消除公司规模的影响。其中,固定资产净额为固定资产原价、工程物质及在建工程三项净额之和。2.融资变量。将融资因素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类,并且外源融资可具体分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类。文中采用资产负债表中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流动负债和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来刻画这三个融资因素。融资因素变量也都除以年末总资产来消除公司规模对融资变量的影响。此外,由于公司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由期初的融资情况决定,本文引入这三个融资因素变量的一期滞后为解释变量。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的研究文献,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控制变量是有益的。本文发现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投资机会和年度虚拟变量等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经回归比较分析发现,当期和往期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较为显著,引入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系统进行修正,但不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本文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考虑到时间延续的长短和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数量选取了2006~2011年所有文化传媒上市A股公司的年度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剔除了以下公司:(1)2009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2)经营不稳定的ST、*ST和S*ST上市公司;(3)数据存在缺失值的公司。经过筛选后,最后得到20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深市9家,沪市11家,共107个公司年度观察值。
(二)统计分析通过对2006~2011年的年末总资产平均数进行排序来对样本公司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类,20家样本公司中有6家属于大型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14家属于中小型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表2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变量的分布较对称,且没有较大的异常值;投资规模(I)和投资机会(Q)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右偏,且不同规模的公司偏离程度不一,这说明中国文化传媒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规模差异。表3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结果表明:所选取的融资因素变量与投资规模显著相关,各融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太显著。除股权融资变量之外,其他融资变量与投资规模均正相关,但是各变量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还需要通过模型验证才能得知。进一步考察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发现取值处于1.25和3.14之间,表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本文所取的面板数据存在1~3年覆盖不全的情况,横截面单位数量大于时间序列跨度,且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故采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回归估计,并进行了检验干扰项序列相关性的Arellano-Bond检验和检验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Sargan检验。表4为模型(2)分全样本、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三种规模进行估计的结果,其中系数的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Robust)处理,均为纠正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后的估计量。从表4可以看出,三种情况下模型(2)的Wald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整体非常显著,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Sargan检验的结果均接受了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表明三种情况下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Arellano-Bond检验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和中小型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情况下,模型(2)符合系统GMM估计法差分后的干扰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一假设,而大型上市公司的动态模型由于横截面个数与时间跨度相同不符合系统GMM大横截面数量、小时间跨度的假设,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实证结果显示:(1)三种情况下滞后一期的投资规模变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估计值为正,表明滞后一期的投资行为与当期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从而说明文化传媒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的确具有显著的累计效应。其中,中小型企业动态模型的回归系数0.958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中小型企业受往期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2)滞后一期的内源融资(IF)的估计系数在全样本和中小型企业的情况下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没有随着内源融资比例增加而扩大。虽然内源融资具有低成本、低风险且自主性强等特点,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并没有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3)滞后一期的债务融资(DF)和股权融资(EF)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加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依赖外源融资来满足投资活动的资金的需求。其中,中小型企业的滞后一期的股权融资的回归系数0.994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小型企业具有一定的股权融资偏好。(4)控制变量中除了滞后一期的盈利能力(EBIT)与投资规模显著存在负相关关系外,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但基本上都不显著,说明公司规模(ASSET)和投资机会(Q)对投资规模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5)与全样本相比,中小型企业融资因素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数值相对较大,表明中小型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融资因素的影响更大。这符合中小型企业的处于发展初期的特点,其发展空间更大,对融资带来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二、扼杀危险因子
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有许多实验现象是无法直接感知的,而且不乏一些危险系数较大的实验,教师不能为了加深学生对实验的印象,而冒险用危险实验去直接验证结论。但是使用多媒体技术模拟这些实验,可以将危险因子扼杀在摇篮之内,让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比如演练“加热高锰酸钾制氧气”这个实验,实验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熄灭酒精灯并撤走水槽。在实际教学中,对于这个过程的留心之处在于先撤走水槽,然后再熄灭酒精灯。如果顺序颠倒,有可能导致水倒流,进而导致试管炸裂,伤害人体。对于这样一个错误的操作过程,教师不能用实验直接演示给学生看,而是可以通过Flas来模拟水的倒流与试管炸裂的过程,加强学生的印象,促使他们养成严谨的科学精神。诸如此类的实验还有很多,比如将水倒入浓硫酸中,稀释浓硫酸;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铁时,先加热后通一氧化碳。这类危险性实验都可借助多媒体演练。
三、化抽象为具体
在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的今天,在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高涨的时代,和谐文化已成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人与人的团结和睦,乃至人自身的心理和谐,都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支撑。
影视作品是人学,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播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活动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电影提供若干可能的,其一就是“观看噼”。在有些情况下,看本身就是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态,被看也是一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技术迅猛发展,卫星及相关科技设施将世界连为一体,出现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财政的全球化和传播的全球化等诸多相互联系的现象,其间信息和传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起着神经网络中枢的作用。影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内容,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传播文本,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观赏和获得审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10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愈加紧凑。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信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网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网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至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传播媒体,因为每一种媒体都有着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中国电影之未来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至少是短视的。全球化虽然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未经审查和筛选的网上艺术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艺术品。
可以肯定,在全球化的时代,电影艺术也和它的同伴――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一样,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同时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制作技术含量和贴近自然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 劳拉・穆尔维.《视觉与叙事性电影》.周传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