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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毗邻港澳台,海上交通便利,国际商业贸易来往密切,进出口商品频繁,自古经济就比较发达。所有这一切都给西方建筑文化的引进创造了条件,不少岭南地区的城市,如广州、厦门等地出现了西方建筑与岭南建筑相融合的产物,即“洋楼”“骑楼”等。这些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商店,往往两排“骑楼”对面而建,形成街道,形成长达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商业长廊,为业主提供经营和居住的优良条件,为顾客和行人营造了舒适的通道和购物环境(见图3,图4)。这样的建筑模式延申到现在,普及到乡镇,扩展到工业。我国现代的工业园区,专业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建筑小区,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建筑群。它是西方建筑文化与我国建筑文化,是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与乡村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2岭南建筑的技术风格
岭南建筑一般都坐北朝南,既有利于夏季的通风采光,又有利于冬季的保暖。平面采用条形,多间房屋并列组合,前面设有敞廊,遮阳板或屋檐,以遮阳挡雨,同时也方便用户行走。为防止潮湿和雨水浸没,多采用石柱础、高柱础及石梁。岭南地区雨水多,地处有山、有水、河流小溪交错复杂的位置,加上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比较紧张,许多建筑都集中建在小山坡、丘林地带,居高而下,分排建设,一个山坡形成一条自然村。村中房屋多为单层,屋顶为金字塔形,以泻雨水。在建材选择方面,一般采用泥砖、青瓦或青砖。有些富裕家庭,为防止偷盗,采用加厚墙,其厚度甚至达到1m以上,用砂、泥、灰捣固,非常坚硬。在山区,为不占良田,房屋多建在山腰。岭南建筑的平面布局除了条形,还有方形和圆形。客家的围龙屋,是典型圆形布局建筑,以广东梅州地区最为常见。这种建筑由多围建筑群组成,每围由许多相连单间屋向内作一半圆形状,像半月牙形,围屋前沿有一禾坪和池塘,建筑物与池塘组成一个圆形的平面布局,这充分体现了客家建筑的围合性和向心性文化(见图5),据2009年4月15日《羊城晚报》报导,仅梅州市现有客家围龙屋总数2万余座。客家的“土围子”和“小城堡”式建筑是典型的方型建筑(见图6),这些建筑墙厚1m以上,屋高10m多,具有十分强的防御功能,墙体采用“三合土”技术,以筑土形式营造,再用砂灰批档墙壁,以防雨淋。这些围合性建筑一直传承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建筑已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在岭南山区的乡村,依然还有许多这样的建筑群,这是客家建筑文化传承至今的结果。岭南地区江河多,海岸线长,许多以捕鱼谋生的渔民,长期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关心和组织下,他们在海岸或江河岸上,修建房屋,移居陆地,这些房屋矮小,形状似船,屋顶为弧形,人们称其为“蛋家”。为防止台风和水浸,这些房屋用木板和金属板建成,一家一间。岭南建筑的内部平面布局是灵活多样的,是根椐家庭成员情况来确定,除条形布局以外,还有中轴对称院落布局,这种布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中间为天井,四周分别居住几个小家庭,这种布局有利于通风和采光,有利于家底成员的沟通和照顾,也有利于防止外人的干涉和偷盗。
3岭南建筑生态景观
岭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对各种植物的种植和生长都十分有利。因此,岭南地区家家户户的周围都有园林、池塘、河流、田野等形成的生态景观。许多人相信风水,认为好的住宅应背山,面水,位于缓坡(背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之地)。因此,屋的前方常建有池塘,池塘边种植树竹,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与房屋不可分割的自然景观。池塘既是风水组合的一部分,又可供农田灌溉,村落消防,气候调节,这都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夏天从南边吹来的凉风经水面,穿竹林后,吹进住宅,使屋内空气清新凉爽。南方的村落很少修建围墙,而是利用竹林,尤其是带刺的竹林,围成的天然屏障作为防御实体,同时还可遮档台风,防止台风对房屋的侵袭(见图7)。村落进出口或公共地方,往往都种有参天古树,有些古树旁边修有土地庙,逢年过节,人们便来供奉。村民住宅的旁边,通常设有大小晒场,这些晒场不但是村民晒谷的场地,还是村民的活动场所。每逢炎夏傍晚,男女老少,一起来到晒场,聊天乘凉,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岭南有些客家村落门前都设有一个数平米的空地,用来立桅杆,每当家中有人获得功名,就在桅杆区立一根长15m左右的桅杆,上掛功名旗,这也构成了客家村落的一独特景观(见图8)。由于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一般很少荒山秃地。到处都是四季常青的绿色环境,每个自然村就象一座园林,有果树,竹子,芭蕉……翠绿的海洋中,点缀着灰白的房屋,十分雅致。即使是烈日炎炎,室内也很清凉,村庄的是稻田,农作物随着季节变化,与村庄相互衬托,呈现出一片迷人的景象,即使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出现,村落间出现了高楼大厦,但是那种传统的生态景观文化还是十分浓厚。
4结语
岭南建筑文化充分体现出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是岭南地区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岭南地区的建筑必须要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吸收全国乃世界建筑文化的优点,实现美好的居住环境,逐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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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建筑属于实用艺术,本身具有注重功能、结构和艺术三位一体的实用精神。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无论何种建筑类型,都注重建筑艺术与功能相统一,善于把握功能空间与观赏空间、功能尺度与观赏尺度、功能序列与观赏序列的一致性,空间和谐,尺度合理,组合巧妙,意境独特,并通过室内外结构、构造、色彩、装修、家具、陈设、工艺品及美术作品等有机结合,达到功能所要表现的艺术效果和空间意境,如帝王宫殿的威严、民居的亲切、园林建筑的恬静等。同时,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在建筑形象上也呈现出清晰的结构逻辑。首先,会针对不同功能的建筑类型采用不同的木构架结构形式,而利用不同的结构形式又会形成庑殿、歇山、攒尖和单檐、重檐等不同的屋顶造型,从而影响单体建筑的外观形象;其次,结构形式及其构件不仅会遵循内在的力学法则,而且其中一些如斗栱之类的结构构件还会产生装饰性的作用;此外,对结构部位各个构件的艺术加工如雕刻、彩绘等,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体系。
1.2人文性:“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这里所说的人文性是指对人性、人伦、人格均全面加以尊重和关怀,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人服务,这也正是现代建筑理论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
1.3哲学性:“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建筑并不以形式体量之美为主要追求,而是以文化的表述作为基本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一”被描绘为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精神、生命意识、自然观念、环境思想、审美心理的集中反映。“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起到了深远的、不可替代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将封建伦理关系放大到天命的高度,从而更好地进行阶级统治;另一方面,它所体现的崇尚自然与返朴归真的审美情趣也广泛体现在建筑之中,追求建筑景观的布置疏密有致、张弛得体,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是形态上的共生,更是心灵与自然之间共鸣,从而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天人和一”既是哲学的尺度,也是美学的尺度,更包括了人的主观能动的构筑和创造。
1.4生态性:“风水学说”
风水学说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具有崇尚自然美的特点,强调人所居住与活动的场所是包含自然生态环境等因素的整体,十分重视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元素的有机联系及交互作用。因此,在建筑选址和规划方面,会以“风水”作为准绳,对地质、地文、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做出或优或劣的评价和选择,以及所需采取的相应的规划设计的措施,从而创造适于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达到趋吉避凶纳福的目的。实际上,风水学说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具体营建过程中的系统体现。它在行动层面上,将形而上的哲学理念具体实施,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人类心灵的自由与释放的审美关系。所以,“风水”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实用思想与文化因素的双重内涵,这实际上正符合设计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出的复杂性——它既是商业现象又是文化现象,既是艺术现象也是技术现象。
2现代建筑设计如何传承传统建筑文化
当下,人们经常会在景区或城市的公共地带看到许多抄袭简化版的仿古的建筑,这并不是对传统建筑文化的发扬与运用,而是误解了所谓的“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建筑资源,但到了现代,设计的理念和手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人的一些审美思想和营造方式都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只是对传统资源不假思索地套用照搬,非但不能从整体上美化城市环境,还会给城市生硬地贴上一些“假古董”式补丁。那么,我们的传统建筑资源通过如何转换,才能恰如其分地存在于现代建筑实体之中呢?要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融入现代建筑设计,既需要寻找传统建筑理念与现代化功能之间的契合点,又要考虑传统建筑形式在现代技术与材料层面上的拓展性,还要探讨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语言中的运用方式,通过综合各个方面的处理,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的共生。
2.1借用其形式
对传统建筑形式的借用牵涉到如何通过对传统形式使用概括,变体,解构,重构等手法来完成形式上的“差异性转变”。如SOM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在外形上就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中塔的造型,既体现了现代设计的理念,又继承了传统建筑的形式,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成功实例。而在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中,建筑师通常会将传统建筑形式概括和提炼成为一种融入了结构形式与审美取向、功能性与艺术性并重的概念化符号。当然,现在这种隐喻的手法已不再独属于某一种建筑风格,许多建筑师都常运用这样的符号来表达自己对建筑文化的理解,以形会意,既可以使现代建筑蕴涵传统建筑的某些特质,又可以保持二者之间的距离,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创造性。
2.2内蕴其精神
现代建筑所追求的不仅是建筑形式与结构功能的合一,更重要的是对空间精神的深度理解。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写意,追求“形不似而神似”。因此,以形写神也是现代建筑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种有效的创造性转化。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中,用现代的形式对江南水乡建筑元素进行了极其精确地概括——造型明快硬朗的白色粉墙、灰黑色轮廓线、八角凉亭、片石假山、直曲小桥,虽不同于传统江南园林的婉约妩媚,但依然充满了苏州园林的神韵气息,塑造了一个“神似”的江南新园林建筑。如果说苏州博物馆设计的成功源于一位华裔设计大师对故乡园林的深刻理解,那么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在空间、结构、材料上都没有采取中国传统建筑模式,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关联的设师计又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于无形中渗透到建筑中去的呢?法国人认为自然界的鸟巢结构极其复杂,并具有最完美的受力结构,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杰作。“鸟巢”为了满足独特的功能需求而采用钢架结构,各组件相互支撑,形成了网络状的外观造型,而外观同时也是建筑的结构,内外达到了完美统一。因此,它是“仿生”的,是“天人合一”的,是一件符合中国传统美学意想的设计作品。同时,钢结构灰的色与体育馆看台的红色,正是结合了北京的平民灰砖建筑和故宫红色宫墙这两种色调,也很好地诠释了与东方美学的关系。
2.3延用其技艺
传统建筑经过几千年积淀,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建筑技术及空间处理手段——比如“就地取材”不但可以尽量运用采集、运输便利的材料来进行建造和装饰,还能充分利用和适应当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做到减少资源浪费可与持续发展。当然,许多传统技艺已不再适应现代建筑的功能要求,但也有不少的技术、艺术处理手法与环境、材料关系非常紧密,因此可以有选择地去粗取精,为整个建筑的最终效果服务。如苏州博物馆新馆就大量运用了江南古典园林中广泛运用的借景手法,以营造出园林的意境。
2.4拓展其手段
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因势利导,因材施艺,适可而止。而现代建筑设计更强调创造性与个性特征,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突出科学精神。物质条件与生活方式改变了,即使那些的传统形式被传承下来,但也由于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而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应该对原有技艺的不足之处做相应的修正,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拓展,采取更先进的材料和技术,使现代化的建筑更好地融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如贝聿铭先生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时,巧妙地将与拙政园共用的一面白墙当成“宣纸”,“以壁为纸,以石为绘”来营造具有米芾山水画意境的片石假山,以获得与周边园林的“神似”之感,这一别出心裁的设计取得了一致好评。而贝聿铭先生之所以会设计片石假山,一方面是要考虑通过营造一种体现有新馆特征的“新”假山,另一方面也有着自然和工艺上的原因而无法营造出传统的假山造型。但无论何种原因,都是在传统园林叠石堆山手法的拓展。
2.5关联其意识
人类的意识形态与接受尺度源自于生存经验的积累,是其生活经历、所受教育,生活习惯等因素的传承叠加,这就注定了一定地域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对自身传统与习性产生亲切感。这实际上是一种血脉中的“趋向传统意识”——即有传统文化印记的设计容易感召受众的生存经验,从而达到接受角度的共鸣。而在当前追求高效,简洁的快节奏生活方式中,为了在有限空间中满足人们潜意识中亲近传统文化的心态,可以选取传统生存经验中对应的元素加入设计之中,使人们在不失时尚感的同时追溯回忆,完成精神的释放与安逸。
2.6建立新旧之共存
要做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前提是传统建筑环境的留存。如果传统消亡,就会使现代建筑无从谈起,因而必须有完善的政策保障,使各处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保留文化资源的原貌,不会被现代的建筑环境所遮蔽和破坏;同时,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建筑文化也不能是对原资源的粉饰和照搬,“假古董”是难以与现代社会需求相容的,对传统建筑文化资源的态度只能保持在“借鉴”上,必须有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才能最终形成作为传统建筑文化内涵与现代建筑形式的合理共存,做到古今对话、新旧拥抱的二元渗透,从而提升了使用价值、社会价值乃至长久的历史价值。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要完成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的建构,不但要注重学习鉴西方设计领域的先进技术和运作模式,更重要的是要发掘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所蕴涵的现代价值,使本质思想与具体技术相契合,从而设计出更多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现代建筑作品。
建筑仿生是一个老课题,也是一种最新的科研趋向,它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人类文化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就是在模仿自然和适应自然界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直到近时期,特别是飞机和潜水艇的发明也都是仿生的科研成果,人们从飞鸟和鱼类的特性中获得启发,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新成就。建筑同样如此,古代从巢居穴居到各类建筑的出现,无不留下了模仿自然的痕迹。但是,随着化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的文明发生了异化,反过来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也使自己的创作囿困于僵化的机器制品,束缚了创造性,这就是为什么在近几十年来人类重新对仿生学开始重视的原因。
仿生原理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于是就促使了仿生学(Bionics)这门新兴交叉科学的出现。1960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召开了第一届仿生学讨论会,在会上共同制定了仿生学的概念,与会人员认为仿生学就是模仿生物系统的原理来建造技术系统,或者使人造系统具有或类似于生物系统特征的一门科学。它的目的是应用模拟的来改善现代技术设备并创造新的工艺技术。
在建筑领域方面,仿生的倾向在近几十年来也在不断发展,它的研究意义既是为了建筑应用类比的方法从自然界中吸取灵感进行创新,同时也是为了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保持生态平衡。自然界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从自然界中获得启发而进行有益的创造。仿生并不是单纯地模仿照抄,它是吸收动物、植物的生长肌理以及一切自然生态的规律,结合建筑的自身特点而适应新环境的一种创作方法,它无疑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1983年德国人勒伯多(J.S.Lebedew)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建筑与仿生学》(ArchitectureandBionic),系统阐明了建筑仿生学的意义,建筑学应用仿生的方法,建筑仿生学与生态学的关系,建筑仿生学与美学的关系等等,正式为建筑仿生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加上在此前后,许多有创见的建筑师进行了有关建筑仿生的实践,使建筑仿生学已逐渐形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其实,人类在建筑技术上所遇到的许多难题,自然界中早已有了类似的解答,因为生物在千万年进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自然界的规律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性能与组织,它需要获得高效低耗、自觉应变、新陈代谢、肌体完整的保障系统,从而生物才能得以生存与繁衍。只有这样,自然界才能成为一个整体,才能保持生物链的平衡与延续。当然,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建筑,而建筑也需要适应自然界的规律,否则不仅会破坏自然环境,而且也会毁灭人类自身。
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说,建筑可谓是人的第3层皮肤(第1层是人的自身皮肤,第2层是衣服),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中介,如何使建筑能适应环境的自然规律,又能适合人类不断发展的需要,这的确是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新课题。正因为如此,有效寻找和利用自然界生物的成长规律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对建筑的需要,这就是建筑仿生学的主要任务。
建筑仿生学的表现与应用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4个方面:城市环境仿生,使用功能仿生,建筑形式仿生,组织结构仿生。当然,往往也会出现综合性的仿生应用,形成为一种城市与建筑的仿生整体。
在城市环境仿生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可以在巴黎的改建规划中明显地看到。早在1853年时,巴黎塞纳区行政长官欧思曼(G.E.Haussmann)为了执行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的巴黎建设计划,曾对巴黎市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它不仅要表示对帝国首都的赞美,而且要在城市结构功能上进行改善,使城市、环境绿化、居住水平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的巴黎改建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模拟了人的生态系统而进行规划设计的。例如当时在巴黎东、西郊规划建设的两座森林公园,东郊维星斯公园和西郊布伦公园的巨大绿化面积,就象征着人的两肺,环形绿化带与赛纳河就象是人的呼吸管道,这样就使新鲜空气可以输入城市的各个区域。市区内环形和放射的各种主干与次要道路网就象是人的血管系统,使血流能够循环畅通。这种城市环境仿生思想,不仅在当时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解决了困扰巴黎的城市交通与环境美化,使巴黎在世界上成为城市改建的成功范例,而且城市环境仿生理论今后仍然值得借鉴和完善。
1954年欧洲“十次小组”(Team10)在荷兰召开预备会时,英国建筑师史密森曾提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称之为“簇群城市”,这也是仿生的成果,它是根据植物生长变化的规律而提出的一种新城市布局思想。他们设想把这种城市主干道设计成三叉形的道路系统,象征着植物“干茎”,使交通流量得以均匀分布。同时把城市“干茎”设计成自由弯曲的分叉系统,并且带有多触角地蔓延扩展的子系统,就象树枝分叉一样,也兼有蛛网状的连接。这样既可避免车流泛滥,也可有利于各区之间的区分与连接。他们预言,这种城市布局一方面能保持现代城市功能的需要,又能重新获得昔日传统城市的自然气息。同时,这种城市是不断生长变化的,也可使城市与建筑物的分布获得有机的组合。许多小区的规划设计与“簇群城市”规划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建筑使用功能方面的仿生,应用也很普遍,不过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善于应用类推的方法,就可以从自然界中吸取无穷的灵感,使建筑的空间布局更具有新意。例如芬兰著名建筑师阿尔托设计的德国不莱梅的高层公寓(1958—1962)的平面就是仿自蝴蝶的原型,他把建筑的服务部分与卧室部分比作蝶身与翅膀,不仅造成内部空间布局新颖,而且也使建筑的造型变得更为丰富。又如勒。柯布西耶在1950—1955年间设计建造的法国朗香教堂的平面就是模拟人的耳朵,象征着上帝可以倾听信徒的祈祷。正是因其平面具有超现实的功能,以致在造型上也相应获得了奇异神秘的效果。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比较著名的如1960—1963年夏朗(HansScharoun)在柏林设计建造的爱乐厅内部空间则是仿自乐器内部空间共鸣的效果而建造了这一复杂奇特的形体。1966年由丹下健三在日本山梨县建成的文化会馆是一座新陈代谢派的著名作品,它的平面组合就是仿照植物新陈代谢的功能,设计了一个个垂直的圆形交通塔,内为电梯、楼梯与各种服务设施,所有办公空间则建立其间,这样可以根据需要不断扩建或减少。
建筑的功能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如何有机组织各种功能成为一种综合的整体在自然界中生物也为我们提供了交织组合的范例,它不仅仅是单一功能元素的相加,而是多功能发展过程的综合,因此产生了一个较高发展阶段的新特性。例如人的嘴,不仅能吃饭,又能说话唱歌,还能品尝甜酸苦辣。这种原理应该使建筑师在建筑功能组织中有所启发。当代集中式的建筑倾向已使巨型高层建筑与多功能建筑随处可见,这就要求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内要高效低耗地组织好各部分的关系,使得这些空间可以适应多种功能。建筑师没有理由在复杂的功能组合中浪费空间和材料,也没有理由不向大自然这位老师。
建筑形式的仿生则最为常见,它不仅可以取得新颖的造型,而且往往也能为发挥新结构体系的作用创造出非凡的效果。最早应用仿生形式的近代建筑师是西班牙人高迪(AntonioGaudi),他在巴塞罗纳设计了许多带有明显动物骨骼形式的公寓建筑,隐喻着这座海滨城市战胜蛟龙的古老传说。例如1904-1906年建的巴特洛公寓和1910年建的米拉公寓均是如此。埃罗。萨里宁(EeroSaarinen)于1958年所作的美国耶鲁大学冰球馆形如海龟,1961年所作的纽约环球航空公司航站楼形如飞鸟,也都是举世瞩目的例子。在1964年丹下健三在东京建造的奥运会游泳馆与球类比赛馆,利用悬索结构仿贝壳体形,使功能、结构与造型达到有机结合,令人耳目一新,成为建筑艺术作品的优秀范例。赖特是一位善于结合自然环境的建筑师,他在1944年设计建造的威斯康星州雅可布斯别墅,就是把住宅仿照地面菌菇类植物进行设计的,给人以自然的形态,达到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境界。此外,又如萨巴(FariburzSahba)在1975—1987年建成的印度德里的母亲庙(MotherTemple)则是仿自一朵荷花的造型,它表达了圣洁与优美的形象,成为周围环境的主要标志。
建筑形式的仿生是创新的一种有效,它是通过生物千姿百态的后而探讨在建筑上的可能性,这不仅要使功能、结构与新形式有机融合,而且还应是超越模仿而升华为创造的一种过程。上述建筑师的作品无疑值得在建筑创作中借鉴的,只要我们善于观察和吸收界中千变万化现象的内在规律,我们就能有取之不尽的源泉。遗憾的是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简单模仿某一形象的作品,如1974年建的京都人脸住宅,还有美国的许多“热狗”快餐店的具象广告式建筑,这些都已背离了建筑仿生的意义,只是一种单纯追求新奇噱头的效果,它既无创新的价值,也不能与周围生态环境取得协调,是一种建筑文化的糟粕,这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在结构仿生方面,先进的工程师们在近几十年来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比建筑师更善于观察自然界的一切生态规律,已应用技术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仿生结构体系。从一滴水珠和一个蛋壳看到了其自由抛物线型曲面的张力与薄壁高强的性能;从一片树叶的叶脉发现了其交叉网状的支撑组织肌理,这些对建筑结构的创新设计都是十分有益的启示。
1947—1949年意大利结构工程师奈尔维和建筑师巴托利(NerviandBartoli)设计的意大利都灵展览馆的巨形拱顶就是仿叶脉肌理而建造起来的,混凝土骨架和玻璃格组成的拱顶宽93.6m,长75m.奈尔维和维特罗西(A.Vitelozzi)于1957年建造的罗马奥运会小宫,半圆形弯顶直径60m,内部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网格的结构系统,就是受葵花的启发,不仅用材,受力合理,而且创造了内部装饰新颖的效果。小体育宫的外部则从人类腿骨的受力中得到启示,创造了一圈丫形支撑体系,使空间结构与建筑形式的虚实结合达到了完美的统一。1960年奈尔维又建成了罗马奥运会的大体育宫,半圆形弯顶直径达到98.4m,可容纳16000观众,内部采用放射形拱肋的构造形式支撑着上部的混凝土弯顶,顶厚只有6cm.同部看去既象一朵花,也象是密密麻麻的叶脉网,成功地使现代技术与使用功能、装饰艺术达到有机的结合。对比公元120—124年建成的罗马万神庙,半圆形弯顶直径为43.2m,混凝土厚度则为1.2m,这充分说明了建筑技术运用仿生原理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奈尔维既是一位闻名遐迩的结构工程师,也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师,他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向自然界。
美国结构工程师富勒(BuckminsterFuller)是另一位有创造性的人物。他从自然界中的结晶体与蜂窝的棱形结构中获得启示,创造了一系列惊人的大空间结构作品。1958年他在美国巴吞鲁日(BatonRouge,LA)建造的联合油罐车公司的巨大弯顶,直径达115.2m,就是应用晶体结构的原理建造的。1967年富勒和塞道(FullerandSadao)一起建造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的美国馆,是一座球体建筑,在当时展览会上极为引人注目。他很可能是模拟一种深海鱼类的网状骨骼和放射虫的组织结构,创造了立体网架的短线弯窿,高度达60m,直径为76.2m,弯窿外部用塑料敷贴,并可启闭,夜间灯光照亮,通体透明,犹如星球落地。
纽约环球航空公司航站楼不仅是外形仿生的著名作品,而且埃罗。萨里宁还和威廉。加德纳(WilliamGardner)在结构上建造四瓣组合式薄壳,中间有缝隙采光,四瓣薄壳则由下部的丫形柱支撑,这与人的头盖骨的拼合极为相似。航站楼应用这种结构肌理不仅解决了自由曲线造型的难点,而且在结构与形式上又能达到有机的融合,这是值得建筑师们注意的。并不需为了建筑的某种造型就一定要牺牲结构的合理性,相反,有机的结构与新颖的形式可以相互共生。
德国结构工程师奥托(FreiOtto)于196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上建造的德国馆,象一群帐篷式的建筑物,这是用网索结构仿蜘蛛网形的支撑体系,上面用塑料面层覆盖,造型非常特殊,它可以有利于作为临时性建筑的装卸。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的体育场馆也运用了这一结构形式。由于他善于使用这种结构类型,因此也有人称他为“蜘蛛人”。这种蛛网形的网索结构后来还为帆布张力结构系统,与帐篷形式更为接近。
其实,建筑师中也不乏在结构上应用仿生的例子,勒。柯布西耶早年大量使用的鸡腿柱和框架悬挑的结构系统无疑是从动物腿骨支撑所得到的启示,1931年他在巴黎附近波依西(Poissy)建造的萨伏伊别墅(VillaSavoye)就是这种结构系统的体现,至今仍被人们所称颂。
2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途径是科学利用
建筑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景观资源,如何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发挥其景观资源特性是实现其景观和艺术价值的关键。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只保护不利用就失去了保护的目的。前面提到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要充分考虑对其进行综合价值评估,利用亦是如此,根据价值评估,确定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对于一些民居院落、古城和古村落,可以采取保护性利用。如广府古城,是战国时期赵国毛遂的封地,同时也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发祥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城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的方形城池格局,护城河环绕四周,古城内外历史文化遗存众多,如杨露禅故居、武禹襄故居、杨露禅墓地、黑龙潭、毛遂墓、弘济桥、隋代运兵洞、甘露寺、广生寺、赵斌太极园、傅仲文纪念祠等。古城内有大量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青砖灰瓦保持了传统民居风貌;街道格局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原貌。除此之外,广府古城周边有着独特的湿地风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永年县通过制定保护与开发规划,以古城修复为基础、以太极文化为龙头、以生态园区建设为方向,对广府的明清古城资源、太极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挥了各种资源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很好地实现了这些建筑文化遗产的景观化利用,体现了其拥有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做好城市的保护与开发规划,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整合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及周边环境,是实现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重要途径。
(一)红砖建筑文化的起源
红砖建筑文化起源并发展于泉州。泉州地区盛产含有三氧化二铁的土壤,经过烧制加工就能得到颜色绚烂的红砖,产量高成本较低,且该红砖耐久性,耐腐蚀性强,非常适合闽南地区潮湿、温差大及台风多的气候条件,因此在闽南地区得到极其广泛的使用[1]。厦门、漳州,台湾地区都有大量的红砖建筑。在泉州古街古巷中还保存着大量具有西洋风格的闽南红砖古建筑,俗称“洋楼”,把闽南民居古建筑的文化元素和西洋建筑的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成为泉州闽南民居古建筑的又一特点。
(二)泉州红砖建筑的传承
泉州的红砖建筑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承与发展。位于泉州清源山风景区内的锦绣庄民间艺术园,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整个民间艺术园完全按照闽南传统红砖建筑文化风格建设。锦绣庄采用闽南独有的官式大厝形制,闽南人称之为“皇宫起”,即按皇宫式样建造的大厝。建筑的屋顶脊饰则采用燕尾脊,建筑正脊两端线脚向外延伸并分叉,按照民间流行的说法,只有举人以上的官宅方可使用,但泉州地区的居民对于燕尾脊的使用十分普遍[2]。锦绣庄的部分外墙装饰则采用闽南的烟炙砖,拼接出各式各样的造型,其中以“万字封壁”最具代表性。这些图样寓意吉祥,内容讲究虚实平衡,形成了独具韵味的墙体艺术[3]。泉州市政府在旧城区的改造中也体现出了对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涂门街、北门街、东街等民居的整体改造就传承了闽南红砖建筑风格,这样的改造既让旧城区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城区街道焕然一新,又不失老泉州的韵味,可谓一举两得。
二、提高土建人才传统建筑文化素养的必要性
(一)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呈逐渐消亡趋势
虽然泉州的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承和保护,但整体上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元素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很多具有闽南传统文化特点的古建筑的现状令人堪忧。由于年久失修,很多红砖古建筑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很多屋主由于常年居住在外,没有对红砖古建筑进行修缮,导致这一部分红砖古建筑被长期废弃。而有的红砖古建筑虽然进行了修缮,但是采用的却是现代化的修缮手段,使得很多红砖古建筑原有的文化内涵、文化特色被现代气息所覆盖,失去了其应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现象在闽南地区还较为普遍。传统建筑文化元素保护意识的缺乏,是导致传统建筑文化呈逐渐消亡趋势的重要原因。
(二)现代建筑缺失地域特色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钢筋混凝土高楼大厦已经成为城市的新面孔,城市正在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失去了地域的建筑文化特色。泉州地区新的建筑已经很难找到闽南文化的特点,取而代之的则是设计风格日趋雷同的钢筋混凝土现代建筑。现今大部分的工程和建筑项目都采用招投标的方式,但最终选择方案时,很少考虑建筑与当地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与协调,更多的是盲目地追求建筑物外观的新潮,最终导致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的消失。主要原因首先是决策者以及设计师们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如今国内的建筑市场,决策者和开发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设计师的设计,对于设计师一些关于传统建筑文化的设计观点并不认同,一味追求建筑的现代化,扼杀了不少包含传统建筑文化元素的方案。其次,土建行业的从业人员,特别是设计师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不少设计师直接借鉴国外的建筑设计方案,而忽视了城市的传统建筑文化元素,设计时很少考虑建筑方案与城市环境的融合,导致了城市传统风格的缺失,泉州也不例外。
三、土建人才传统建筑文化素养提升的对策
(一)政府应为土建人才的传统建筑文化素养的提升创造条件
政府可建立土建从业人员的考察实践基地。可定期组织土建从业人员,特别是设计人员参观具有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特色的古建筑和含有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元素的现代建筑。泉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红砖建筑就是位于南安市官桥镇漳里村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蔡氏古民居于清同治六年(1867)至宣统三年(1911)兴建,现存较为完整的宅第共16座,是第五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氏古民居主体建筑均为硬山燕尾脊五开间大厝,左右为卷棚式厢屋,单体建筑多为三进或二进五开间的布局,被誉为闽南建筑的大观园。因此,蔡氏古民居可以作为一个亲临体验学习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实践基地,让土建从业人员对闽南传统建筑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政府应加大对于土建人才传统建筑文化素养提升的投入。展示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博物馆可作为土建人才的传统建筑文化素养提升的教育平台。泉州最具代表性的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博物馆是闽台缘博物馆。闽台缘博物馆占地154.2亩,主体建筑面积23332平方米,主体建筑采用“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运用闽南传统建筑“出砖入石”的特色工艺,红白相间,浑然天成。博物馆内展示了闽南传统建筑样式、闽南传统文化生活内容、闽南传统工艺品等闽南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博物馆可以作为土建人才培养的教育平台,来提升土建人才传统建筑文化素养。还可以在即将进行改造的旧城区中规划一些展厅、小型博物馆来展示闽南传统建筑文化中的生产施工工艺、建筑设计的独到之处、建筑文化与民俗风情的关系,例如红砖的烧制过程、墙体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泉州红砖古厝“皇宫起”的建筑特色和产生原因等。这些博物馆、展厅不仅可以作为土建人才重要的教育平台,又可以成为新泉州人了解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窗口。当然,教育平台的建设、教育展厅的布展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经费的投入,并作为闽南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土建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土建人才培养中的独特作用。行业协会可为会员单位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咨询与服务,为会员的信息交流、业务交流和业务培训提供机会和搭建平台。因此,土建协会要在每年的培训计划中,有意识地设计闽南传统建筑方面的培训内容,包括泉州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闽南建筑文化与泉州当地民俗的关系;泉州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的文化成就;闽南传统建筑艺术欣赏、建筑技术学习、建筑人文思想介绍、建筑案例点评等等,渐进式持续地对土建人才进行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教育渗透,不断提高土建人才的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素养和建筑技艺。而且行业协会在本行业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一般能够参与制订本行业政策、法规,具有一定的法规制定与管理权限,并成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因此,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土建行业协会要充分重视发挥这一桥梁和纽带作用,把传承和发扬闽南传统建筑文化的历史责任与政府的城市规划的科学理念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使之成为政府城市规划的参考依据。
追求比建筑本身更原创的摄影作品,很容易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忘记了建筑的艺术性、环境美感及其实用功能。虽然建筑不会教人道德或不道德,但建筑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表述了创作者的态度。不同的装饰图样传达着不同种类的信息,材质的应用也给建筑物带来广泛的想象的空间,同时会反映创作者品质。当然,平整的外墙立面不一定比粗糙的好,但在许多场合建筑的精彩处正是在光滑反光的质地。所有这些都需要建筑摄影师去体味与思考,这或许是能从一大批建筑摄影作品中找寻到有感觉的优秀创作者的“秘诀”,作品优劣的分水岭在于摄影师能否具备建筑师的“眼”,能否真正懂得所摄作品的含义。摄影技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自出现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1826年夏天,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画面中显示的是一个农场的房子衬托在辽远的天空下。1877年,法国人L•D•杜国•豪伦成功拍摄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幅彩色照片《安古连城镇风景》。之后,城市中的街巷、高耸的教堂、乡村别墅、特别是现代建筑的出现,许许多多优秀的摄影作品,都将各种不同的建筑作为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予以突出表现。建筑的摄影表达主要是记录建筑特点,用摄影语言来表达建筑。从摄影角度表现建筑,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视角下的瞬间记录,能更好的完成建筑的功能使命、文化使命,丰富建筑的内涵与外延。建筑的摄影表现并不是仅仅展示建筑物的表象特征这么简单,摄影表现手段使建筑师以不断更新的视角观看设计的方方面面,推敲方案的体形、材料和空间感受,专注于以人为本的建筑世界。1992年版美国摄影百科全书对“建筑摄影”的定义是:“建筑摄影主要是记录建筑特点,专为建筑师,设计师或历史学家服务。”这里所提到的为“历史学家服务”,应该就是指建筑摄影的文化表现作用。如果说建筑是人类站立在地球上的最恢弘的风姿,那么文化历史建筑则可称为站立着的人类历史。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过说,建筑这本“石头和木头的史书,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而城市的“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着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建筑师做好设计是本分,同样,建筑摄影重在刻画。建筑作品设计语言的表达、设计思想的体现都离不开建筑师的极致追求。同样,建筑摄影要求建筑摄影师学会极致的思维,你的镜头中必须清晰明白,完美建筑是什么?真实而丰富地表达建筑作品是建筑摄影师的基本功。
二、建筑摄影学术活动向业界展示建筑文化的力量
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并非建筑摄影家,但他的作品及理论涉猎城市空间与人,读他的新作《思想的眼睛》,我们不仅可以产生“决定性瞬间”,也获得一系列本质性思考。他认为:“摄影永远是视觉注意力的自发,它捕捉的是瞬间和永恒。绘画对瞬间的表现,是通过笔触来传达我们的意识,摄影需即刻采取行为,绘画则要深思熟虑”。“以眼睛为起点,空间逐渐向无穷扩展,现场总能或多或少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会立刻将其保存在记忆里并对它进行一些修饰。”十年前,方海教授在《赫尔辛基城市建筑摄影展纪念集》“建筑摄影的力量”一文中指出:“芬兰是二十世纪建筑成就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辉煌的成果固然与建筑师、建筑教育、建筑媒体及专业评论等方面密切相关,但也无法忽视芬兰及世界各地建筑摄影家的个性创作……”。在论及建筑摄影概念时,他强调“建筑摄影并非仅仅记录建筑,更重要的是审视建筑,评判空间,进而改进和提升建筑品质。优秀的建筑摄影家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记录,并往往发现建筑师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建筑范畴和主题。同时,建筑摄影家的成功作品也是对建筑师的一种促动和激励,迫使建筑师及其合作团队用专业的投入和精心的设计创作出精彩而富于人性化的建筑精品。”一位优秀的建筑摄影师如果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朋友,其创作空间必有很大拓展,他本人的建筑摄影作品会经常出现在国内外建筑、设计与艺术类的书刊杂志上。这些摄影作品,不仅带给建筑师启示,也会使更多的建筑师相信并欣赏建筑摄影的力量。马国馨院士说:“建筑设计本身是一大创意产业,而建筑摄影正是与建筑联姻的另一创意产业,其特点可说是在创意之中寻找创意的活动,因此必然成为既活跃又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摄影者的头脑、眼睛和心灵必须同时运作,这是建筑摄影师的生活方式。拥有出色想法和表现的建筑摄影作品在创意经济时代肯定大受欢迎。如果从建筑摄影服务于建筑设计及市场的定位看,建筑摄影还富有更强的传播功能,应该说国内建筑界对此挖掘的还相当不够,因此不能不重新定位。
1.关于建筑记忆。建筑之所以被称作“石头的史书”、“凝固的音乐”,主要说它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仅碾碎了飞逝的岁月,也碾碎了不少“石头的史书”。现在人类所能看到的琼楼玉宇亭台楼阁,仅仅是万千人类文明殿堂的绝小部分。所以,记录逝去建筑的照片,就是最好的手段和工具,是建筑记忆媒介。1999年罗哲文、杨永生主编《失去的建筑》一书的出版,为重温历史、研究建筑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2002年黄延复编《图说老清华》以1909年~1952年的“老清华”为例,用图片全方位描绘了老清华历史的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轮廓,它使这一时期学于清华、长于清华这所一流学府的各界名流得到客观记述,是极为生动和感染人的清华校园文化。再以上海近代公共建筑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代中西文化、南北地域文化不断融合,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开发建设,在公共建筑上留下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像外滩近代建筑群的庞大与精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珍藏老照片会帮助人们挖掘每一幢建筑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传承建筑文脉。如位于现静安区静安寺旁的愚园路218号的百乐门舞厅,其英文名为ParamountBall-room,意译“至高无上的舞厅”。设计师为当时上海著名的建筑师杨锡镠,该项目于1933年12月竣工。迄今70多年过去了,它仍以20世纪30年代的舞厅面貌出现,已成为上海市第二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单位。对于这样的老建筑,应记录的不仅仅是趣闻与故事,更要有原汁原味的历史图景,怎能离得开建筑摄影的记忆与感染力。所以,建筑摄影是建筑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忆建筑,是建筑摄影重要的功能之一。
2.关于建筑评论。在建筑传播中建筑评论或称建筑批评是极为必要的。别林斯基曾说过:“关于伟大作品的评论,其重要性不在伟大作品本身之下。”建筑批评是对建筑、建筑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与环境,对建筑师的创作思想与过程,以及所有涉及支撑建筑师、培养建筑师的制度与体系的鉴定和评价。我们倡导的建筑批评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评,而不是过于抽象的批评。要有内涵、有意味、有设计、有交流、有沟通、有兴趣,所以批评的媒介就丰富多彩。在诸如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表现形式之外,建筑摄影也是绝好的形式,借助建筑摄影作品,建筑评论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目光,洞察并评点出建筑的实用、功能、美观、安全等指标,并使之上升到精神与文化层面。单纯从摄影创作讲,摄影批评起到的是“磨刀石”的作用。事实上,当建筑摄影针对建筑作品进行评价时,总会引起建筑师对自己创作理念与行为的再认识,建筑摄影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促进,从客观上通过图片起到提高公众建筑艺术欣赏水平的作用。与建筑创作一致的,是建筑摄影批评也讲首创性和客观性,它对建筑创作本身的丰富与发展、探讨与反思、审美与警醒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因此要研究如何开展建筑摄影批评,让建筑摄影批评成为建筑评论的有效方式、方法,培养起专门的建筑摄影作者队伍。以建筑摄影、建筑图片评论建筑、批评建筑艺术水平,是建筑文化良性发展的体现。
3.关于建筑摄影。2007年,沈瑾先生曾送中国建筑摄影学会《建筑师的欧洲视角》一书,里面记录了两位著名建筑师对建筑摄影的认知,颇具启发性。其中崔恺大师的序是极有见地的建筑摄影品评,反映了职业建筑艺术家的眼界。崔恺认为:“建筑师的眼睛与摄影家的眼睛有所不同,摄影家多以拍摄对象为素材去表现自己的审美价值,而建筑师多以摄影为手段去记录自己对拍摄对象的感知和认知;摄影家满足于抓拍那光、色、物完美结合的一瞬,建筑师更注意物在光、色及周围环境中的和谐表达,他们在瞄着外观造型的同时,脑子里却想着与平面、剖面,甚至细部是什么关系……”。沈瑾认为“建筑和摄影都可理解为视觉语言的表达,摄影变成了建筑师表达与交流的重要方式。建筑与摄影同样是光的营造,形、色、质视觉信息的三大要素都要靠‘光’来表现。”路易斯•康说过:“设计空间就是设计光亮(Todesignspaceistodesignlight)。建筑抽象的形式美同样通过摄影来表达,甚至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建筑摄影。摄影带人们进入更真实与开阔的视野,建筑师的视角应向四方延伸,城市比建筑更重要,建筑学不仅是致用之学,建筑学更是广义之学。”今天看来,城市比建筑重要,文明的演进比城市发展重要。建筑摄影从记录建筑走向记录城市,必然走向记录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建筑摄影的意义远远超越技术和艺术层面。
三、建筑摄影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意义
建筑摄影从记录、评论和人文角度展示建筑文化的力量,因此建筑摄影对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意义正随着建筑摄影的专业化和建筑摄影师的职业化而不断彰显。
1.让建筑师多一双“建筑眼”
建筑摄影师在国内外建筑大师事务所中是必不可少的。从项目投标拍摄标的地块,到项目在建中的摄影记录,直至项目竣工拍摄唯美的成品,建筑摄影师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在国内,建筑摄影师是没地位的,更有甚者总被视为“照相的”,如此简单的称呼也说明了行业地位的不被重视,说明中国建筑作品为什么难有绝美的展现,说明加大建筑摄影学术影响力的导引的重要意义。《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编金磊在刊物总第3辑中曾谈到:“出版建筑摄影杂志或专刊(栏)是我在2010年4月就要创刊的项目,策划案及样稿已做数次。今借《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第三辑推出该栏目有多重含义”。含义主要在于:第一,优秀建筑摄影师杨超英几年前拍摄了一组完整作品,是捷克卡姆帕现代艺术馆建筑。希望读者通过这组作品感受建筑摄影,欣赏其中的艺术魅力,体味作为一名服务于城市、服务于建筑的建筑摄影师是如何工作的。第二,由此表达了《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愿意成就中外建筑摄影师展示建筑摄影作品、弘扬建筑文化的事业。第三,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建筑记录与记忆,一定要在建筑与艺术,建筑与技术,建筑与材质,建筑与评论,建筑与传播诸方面利用摄影手段,将建筑作品纯粹地表现出来。人们印象中的杨超英是位喜欢安静构思,不模仿别人,不臧否别人且努力自己创意思考后按动快门的人,是独具“建筑眼”的人。杨超英的建筑摄影作品能让读者从平常中感受到不平常,不仅能学到精湛的技法,更领悟敏锐的“建筑眼”力。
2.有利于建筑师倾听建筑批评
自2011年12月至今,《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已经刊出八期“建筑摄影”栏目,读者不仅从中看到精湛的建筑摄影作品,也听到建筑摄影师的心灵表达:无论是人文地理、图像笔记,还是专业化的当代建筑摄影,摄影师串拍定格中华夏大地的建筑时空,影响着建筑师的作品,越来越深入地对建筑师理解,也体现对人文建筑异常丰富的体验!《论摄影》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翻译的一本从文化角度论述摄影的文集,是论述摄影的专业著作,更是广泛意义上论述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在书中,桑塔格深入探讨了摄影的本质,包括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与绘画的互相影响、摄影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等。《论摄影》有“引语选粹”一章,虽绝大多数有新闻、人物摄影的意义,但也能从中发现与建筑和艺术相关的“摄影术语”:美国摄影师埃米特•戈温说“摄影是一个工具,用来处理大家都知道但视而不见的事物。我的照片是要表现你看不见的事物”;美国摄影家杰里•于尔斯曼指出“相机是顺畅地邂逅那另一个现实的手段。”现实的确如此,摄影记录永远是一种潜在的控制手段,它享有其它艺术系统未曾想有过的力量,它在为城市与建筑带来美好时,也关注建筑审美的困境。这不是针对某个项目、某位建筑师、某位建筑摄影师而言,它特指摄影文明要成为一面镜子。今天中外建筑新品都面临多元与多变,碰撞与激荡,并非要“天人合一”和兼容并蓄。如何以摄影学的视角审视对建筑的表达,在建筑理论的浸润中强化思索与启迪,不仅是一种更为有益的超越,还是一种建筑摄影的新表现力。为此,今天在呼吁好的、有深度的建筑评论作品时,更期待建筑摄影家为城市奉上视野广阔的、批评标准严格的建筑摄影作品。
3.为建筑发展昭示未来
建筑摄影行业的发展有赖于建筑摄影师的成绩,有赖于作为建筑摄影学科的确立,更有赖于能自成一体的建筑摄影体系。现状是在全国勘察设计行业百万大军中,摄影的爱好者蕴藏在占绝大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里,他们不在意设备、不苛求主题,愿从本职工作及其对建筑的审美出发记录一切建筑发展过程。因此强化建筑摄影行业自身建设,使之专业化、学科化、高端品质化、服务化将是新一届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的任务和方向。
其次,用符号学理论的语义学分析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能指如何表达所指。如江南园林中的假山,假山的能指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规约下它所代表的物质、实物及其表面所传达的信码,比如坚硬的、体块的、灰色的、堆叠的石头,也就是说假山的能指是这一名词所代表的物体,同时也包含着假山一词所携带的在形态、空间、颜色、嗅觉、触觉等方面的信码。而其所指,指的是文人墨客对假山形态美的喜爱,对自然山水的追求以及想回归田园生活的情怀。这里的所指不同于能指的物质层面,它包含着更高一层的有意义的含义、思想意识,以及对信仰的阐释、对美学的认知等。这里的能指与所指同时具有共识性与历时性的特点。共识性的意思是能指与所指的相互指示关系在造园主造园时或造园后的一段时间内(当时人们的信仰、思想未变时的一段时间)没有变化,所指始终指示着造园者对自然、田园的热爱。历时性说的是经过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变迁,其能指未变,所指指的并非原来的所指,而是有了不同的内容。如上文的假山,若处于现代社会,欣赏它的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积淀与古时不同,则对假山的所指或许有新的理解,比如假山更多的意味着观赏与攀爬,便体会不到更深层次的含义。因此,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会因时而变。在实际的建筑设计中,若要准确表达建筑的某种文化,则要在空间、结构、建筑表皮等方面分析各个符号所代表的能指和所指,并能选取恰当的表达方式使能指指示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所指,同时考虑符号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对符号信码的影响。
任何一个建筑都是服务大众的,为大众所使用,那么就必须用符号学理论的语用学分析建筑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建筑是否能引导使用者按照设计者的意图来使用建筑、理解筑。在这一关系中就存在符号的传达、信息的接收是否对等。人们对符号的理解是以社会约定为中介的,那么设计者需要依托现有的约定俗成,运用恰当的设计手法,表达建筑中承载的文化,使大众不仅能欣赏建筑的物质文化,并且能读懂建筑中的精神文化,以达到建筑设计中文脉传达的目的。
2基于符号学的建筑设计手法
依据近代建筑师对符号学设计手法的提炼和总结,共有以下几种设计手法:实用型设计、型类学设计、类比型设计、规构型设计。实用型设计:这种设计方式多指在建筑材料上,反复实验,最后选取某些能够表达设计者用意的材料来完成建筑的创作,如拱券结构使用石材,中国古建筑使用木材。型类学设计:设计“类似”于某特定文化成分在大众心理中所共有的一种固定形象。如现代办公大楼,多数有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或是有规律的窗墙比。又如西方的教堂,人们心中固有的形象就是高耸、神秘、复杂、华丽的建筑。类比型设计:通过利用视觉的相似性进行设计,例如仿生设计———悉尼歌剧院,整体造型类比贝壳,以传达海的文化。规构型设计:利用几何图形的变形与组合,依据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设计。通过以上四种最基本的建筑设计手法,结合建筑符号学三方面的分析理论,可以为建筑设计中文化的传达提供一个存在的基础。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一)创始文化中隐喻的原型精神。在中国“开天辟地”类的神话中,可以感知先民的创造精神。起源类神话“女祸补天”中同样描述对天地江河等人类生存环境的修复和建设,“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豆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淮南子.览冥训》)推原神话的原型思想,可以窥见“神话还原了人类生活的种种发明、器物乃至技术风俗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着意的追寻”。申话是早期各民族“口耳相传”间以夸张凸显本民族的“英雄”经验而获得其他民族的追随或者信服,神话在口传过程中同样存在错简、讹误和省夺,但神话又裹扎着历史真实成为“存在的连续”,“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在连续’就是中国思想的本体观”。[9]因此神话是中国古代沟通天地人神的文明表征,人类创造自己的环境,将自身从纯粹的原始状态中隔离出来,以表达对自然世界的掌握程度。
(二) 良善原型展现的文化记忆及其社会动力。历史上中国的城市大多有着各种经提炼过的社会性、历史性神话,代表这些城市的文明认知倩况,甚至是对自然生态世界的熟悉。荆楚武汉的“九头鸟”神话、杭州的西湖传说、西安的大雁传说等,这些传说的丰富寓意及内涵是社会民众的精神动力源头,一种以象征万式表示偶像存在的无形力量,剥离它们超越的外衣、提炼历史精神的文化外核,便可能获得城市史的发展过程,而积极探索他们的现代性造物转化,实现在公共建筑物中的新的现实再现,其影响足以永远成就一个城市的自豪。“相对于物质外在的城市化精神的内在的城市化显然艰难得多。”(如图1)所示为武汉高铁站的“钢铁九头鸟”,概括性以建筑传播荆楚神话。九头鸟展现的鳃鹏之像本意就是积极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传统建筑“如鸟斯革,如翠斯飞”的良善样态。
在不同的地万这种结构又融合各自的历史神话而展现为形态上的变化,江南地区养蚕织丝,蚕头显然具有多元内涵,吉祥、神性的蚕头改写了江南的山墙仪态。中国书法中隶书的蚕头燕尾形式,中国人和大雁与燕子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大雁南飞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就有着 “鸿雁传书”的愿望。燕子衔泥筑巢符合中国人的定居家庭、爱倩圆满的追求,对动物的夸张变形描述也就成为神话,对动物的喜好也就表达在各种造物以及造物衍生的精神世界中,建筑、头饰、家具都可以见到这些受人喜爱的动物化身。只不过因为工匠技术及环境而使得形态变幻丰富,江南的风火墙形似马头又叫“马头墙”,王要用途是遮蔽风雨;闽南的形似锅耳又叫“镬耳墙”,王要功能是以金克南万的火(如图2)。传统中国的建筑设计样态中人们总是能够找到上千种“善意”,而这种善意不仅吻合人们通俗化的伦理意识,同样也是一种透过美传播精神的物质载体。无论这些建筑处在什么地理空间,社会性的伦理样态都是共通。
当代中国的现代建筑已经失去社会性的空间层次依托,究其原因除了市场外还有商业资本、设计施工和文化的自信的问题,而工匠传承及其材料制度和建筑样态同等重要。文化原型潜隐在传世的建筑样态中,推倒旧的建筑很容易,但在痛惜失去文化记忆的同时如何重构传统建筑的文化新样态,是个富有挑战而意义重大的课题。
二、课堂讨论模式的涵义
课堂讨论模式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指“在准备事实性、解释性和评价性问题的基础上指导课堂讨论”[3]。事实性问题的回答能够直接从材料或文章中找到原话或推断出符合逻辑的结论,结论是唯一的;解释性问题是一些有歧义的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评价性问题是要学生联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价值标准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评价。在“中西建筑文化”课堂讨论中,一般采用解释性或评价性问题,因为这两类问题没有特定答案,是开放性问题,能在问题的探讨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事实性问题对于高职生而言,相对简单,可以通过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答案,无须深入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以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而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在建筑文化课程中,要实现教学目标(即学生能够比较、分析、鉴赏中外建筑的美,能评价当代社会的建筑文化现象,能预测建筑文化未来发展趋势),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和表达观点的机会,促使学习动机由外部向内部转化。
三、课堂讨论模式的课堂组织形式
(一)准备材料构建一组好的事实材料,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优秀的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内容,而是能从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信息,课堂讨论的材料来源于社会,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各种建筑现象和事件层出不穷,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有必要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有所了解,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可以结合教材内容,设置一组代表性材料:材料一、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美学思想。材料二、影视明星成龙把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科技大学。材料三、当下一些城市不惜以牺牲自己的遗产为代价,克隆西方的地标性建筑,如杭州天都城的埃菲尔铁塔,苏州相城区的伦敦塔桥,天津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等。材料四、中国许多地方成为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随处可见奇形怪状的建筑,如“大裤衩、唐僧帽、大秋裤、桶装方便面”等。
(二)设计问题课堂讨论模式的难点在于问题的设置,讨论的质量直接依赖于所提问题的质量[3]156,问题来源于材料。根据以上材料,提出如下问题:(1)现存古建筑需要加以保护吗?(2)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3)如何看待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克隆建筑和奇怪建筑?(4)结合对以上三个问题思考,谈谈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组问题的难度由浅入深,既具有独立性,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引导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这组问题是真实的疑问,具有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问题的解答会加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三)创设问题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情境的创设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呈现材料时,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借助于网络海量资源,制作集文本、图像、动画、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营造问题情境,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在对上述材料进行处理时,综合运用关于南京古长城、徽派建筑的视频欣赏,克隆建筑的图片呈现,成龙捐赠古建筑的新闻报道,网友论坛发言等,还原历史现场,模拟真实情境教学。
(四)合作探讨凯恩的大脑研究原则“对意义的探求是天生的”[3]5,启示我们教师,每个人都具有求知欲,只要手段得当,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建构意义。讨论的形式采用小组式讨论和全班式讨论,前者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个问题或角度进行探讨,小组成员内部各抒己见,组长记录并整理每位成员的观点,这种讨论形式的优点是学生参与面广,气氛活跃,当然它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全班式讨论是在教师的主持下,同学们对某一问题自由发言,教师可以掌控讨论的进程,引导讨论的方向,也可以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及时评价和反馈。
(五)归纳总结教育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赞美将会促使学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反之,对学生的批评与否定将使学生自暴自弃。在总结阶段,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和提出的观点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学生对某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恰恰就是讨论带来的成效,因为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权威观点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理解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增强处理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如讨论结束后,鼓励学生把探讨中得到的结论整理成小论文,以适当的形式发表,学生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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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