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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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构成：一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第一：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国内厂商提供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的让步，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此扩大。这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导致福利恶化。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他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该论点为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兴贸问题，因此这里重点论述一下该论点。该论点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特权，受保护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会增加，企业由此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失去规模经济，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企业除了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之外，还会由于累积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积累职工的生产经验，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

“外部经济”理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相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和厂商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二、战略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出口现状及面临问题

1998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1996年机电及运输设备业的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的出口总额，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加工装配业务的出口，并未脱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联系较少。换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为出口以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为载体的装配劳动。这种贸易结构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工资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使我国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如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贸易结构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能否长期化？

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新说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O理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里昂惕夫对美国的200种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分析后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对此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则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也要投入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同较多的资本结合进行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劳动生产率。面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贸易障碍增多：虽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发达国家进口会进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仍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从1995年开始，加工贸易开始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从1998年统计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额1730.4亿美元，出口额1044.7亿美元，分别占该年进出口总额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是1991年的3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为2.4倍，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增速快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发展速度。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五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合计占到8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据1995年与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广东上升了42.1％，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的压力，如何使外贸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显端倪，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飞速发展，据OECD统计，其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到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迅速，到2002年OECD国家此类服务出口将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南》的资料，1996年的一些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相当高水平，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台湾省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科技与产业巨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因此，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外贸跨世纪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启示与对策：走科技兴贸之路

我国要想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兴贸是必由之路。科技兴贸是产业科技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最终才能体现于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此要想实现科技兴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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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的实施势必对中泰蔬菜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泰两国在蔬菜方面的竞争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在相同的市场领域，以及相同的产品领域，竞争程度有多大呢？我国的蔬菜能与泰国在产品及共同的市场上抗衡吗？

二中泰蔬菜贸易的竞争关系分析

中国和泰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本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高，故两国在农产品，特别是蔬菜出口方面的竞争在所难免。

1．产品层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一为中泰两国自1990年到2001年蔬菜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产品相似性指数普遍较高。这说明，在蔬菜贸易方面，我国与泰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比较激烈；另一方面，从时间序列上看，除了1993年以外，我国与泰国的蔬菜产品在1998年以前的出口相似性较弱，低于50%，但从1998年开始，出口的相似程度不断增强，均高出50%的水平，而且这种趋势很稳定。

明中泰两国在蔬菜方面的出口产品相似程度，我们选取了中泰两国蔬菜出口最大的共同市场——日本和美国。

(A)表二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都到日本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在日本市场，两国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均高于50%，平均达到70.34%，而且这种出口相似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稳定。这说明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在日本市场上是处于相互竞争的地位，而且竞争的程度越来越激烈。[1]

(B)表三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相似性指数。在美国市场，两国的蔬菜出口相似性指数也普遍较高，但与前两市场不同的是相似程度不稳定，时起时伏。这体现出两国蔬菜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两国各自都难以把握市场对本国蔬菜的需求，不确定性较大。

2．市场层面的出口相似程度

(1)表四为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金额排名前八位的市场。可见，中国蔬菜出口市场比较固定，而且出口量大的市场一直以来变化不大，基本上是日本、香港、德国、美国、韩国等占据统治地位。而泰国的情况与中国极为类似，蔬菜出口市场也比较稳定，其中，荷兰、日本、美国、西班牙等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均排在前五位的市场只有日本和美国，我们选取这两个市场作为分析产品相似性指标的参照市场也依据于此。）

（2）表五为1990年至2001年中泰两国蔬菜出口的市场相似性指数。可见，豆类蔬菜的市场相似性指数成稳步上升的趋势；新鲜蔬菜的出口市场相似性指数回升很高，这表明两国新鲜蔬菜出口的竞争逐渐激烈；马铃薯和番茄的市场相似性指数则呈现正太分布，这说明两国在这两种蔬菜产品方面的出口已经比较成熟，双方都看到了竞争的激烈将导致两败俱伤，性指数最好的选择是进行专业化生产，逐步降低市场的不明智争夺；腌制蔬菜和冷藏蔬菜的相似性指数极高（冷冻蔬菜平均达到83.44），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双方仍未摆脱这种局面；块茎类蔬菜的竞争相对于腌制和冷藏蔬菜来说，则要平缓得多，平均为10.6的水平。

综上分析，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明显呈现出激烈竞争态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这也体现出中泰两国蔬菜贸易的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三．竞争原因分析

从产品层面看，由于两国都很重视蔬菜出口。泰国的农产品出口在其出口创汇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其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的蔬菜而言，其重视程度无庸置疑。我国农产品出口虽不占统治地位，但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余，发展蔬菜这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完全符合我国的需要。因此，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我国重视蔬菜国际贸易也在情理之中。基于对蔬菜出口贸易的重视，两国都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发展特色蔬菜来占领海外市场，这就导致了出口产品相似性指数居高不下的局面。

从市场层面看，蔬菜进口的大国都集中于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美国等。双方竞争虽然趋于增长，但幅度较小，有的蔬菜品种（马铃薯和番茄）还出现了正态分布的态势，这是中泰两国对海外蔬菜市场所作的明智选择。

四．扩大我国蔬菜出口的对策建议

中泰两国的蔬菜出口竞争十分激烈，面对这种形势，要扩大我国蔬菜的出口，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与竞争相对应的互补，加强蔬菜的专业化分工变竞争为互补，使我国的蔬菜出口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增强也取决于两个方面：

（1）产品层面的建议

第一，提高蔬菜质量。

l选育品质优良，附加值高的蔬菜品种。

l生产过程中严禁使用剧毒，高残留的农药，控制使用化学肥料，在加工过程中严禁滥用食品添加剂。

l要强化蔬菜质量检验，推广产品的绿色包装。

l规范蔬菜质量标准体系，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第二，重视蔬菜行业的科技开发与创新。

l调整科技投入、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政策，为科技转化和渗透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l逐步建立科技产业化运行机制，改变我国目前蔬菜生产、科研推广及农业教育相互割裂的状况，提高蔬菜也科技成果转化率。

l推广蔬菜规范化的生产栽培技术、贮运技术以及加工包装技术体系，提高蔬菜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档次。

第三，争创蔬菜品牌。

l提高蔬菜产品差异性，加快树立蔬菜品牌。

l充分发挥和利用媒体、广告、营业推广等多种促销手段，提高蔬菜品牌形象，促进蔬菜产品的销售，提高市场份额。

（2）市场层面的建议

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蔬菜国际贸易关系，全球化、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而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展全球化、多元化蔬菜市场。

首先，我们应该面向进口大国和地区，积极跟踪并开发进口量在20万吨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市场，逐步扩大我国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但在某个国家市场投放的总量和品种不宜过多。其次，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巩固发展对日本、韩国的蔬菜出口，最大限度地抢占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以俄罗斯为重点的独联体国家的市场。第三，应该创办跨国公司，营造国际性运销网络，实现蔬菜国际化经营，打破区域性和集团性国际贸易的壁垒。此外，还应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逐步提高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程度。

五．结论：

从分析的结果看，无论是产品领域还是市场领域，中泰两国在蔬菜出口方面的竞争都是激烈的。面对这样的局势，我国用该从产品和市场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不断加强蔬菜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扩大蔬菜出口。

参考资料：

《世界蔬菜贸易特征的动态分析》，《世界农业》2002年3期

《农产品贸易争端及发展趋势分析——关于中日蔬菜贸易争端的个案分析》，《中国农恳经济》2002年12期

《浅析中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3期

《后过渡期我国农业履行入世承诺和提高竞争力的对策研究》，《中国经贸导刊》2004年7期

《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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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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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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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中图分类号F744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环境与贸易之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各国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国政府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往往因为威胁、损害了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而受到多种质疑，引发各种贸易争端。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在处理成员方递交的此类争端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本文结合GATT/WTO争端解决历史上的相关案例，总结、归纳WTO在审查成员方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单边贸易措施/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合法性方面的立场、规则和纪律。

关键词：单边环境贸易措施；例外条款；域外管辖；透明度；国际环境法规范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争论也愈演愈烈，“过去十年中，人们对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之间联系的兴趣重新涌现”。环境的恶化触及和动摇了自由贸易的物质基础，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和组织保障的WTO，如何使WTO有关环保贸易条款在实施中找到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是摆在WTO面前的现实难题。

这些问题包括：1、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竞争力问题）；2、与环境相关的标准对贸易的影响；3、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合法性；4、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效应。其中第三个问题主要包括多边环境协定中的贸易措施和一些国家单边采取的贸易措施，如限制或禁止进口、许可证制度、征收环境附加税等。本文将重点论述国家采取的单边环境贸易措施在GATT/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

二、GATT/WTO体制下的相关规定

（一）、GATT/WTO共有的规定

重审历史，我们发现有关环保与贸易的关系并非是GATT/WTO全新的课题，只不过GATT的起草者们并未料到今日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毕竟促进自由贸易的增长是GATT当时头等重要的任务。以下是GATT时期有关环保和贸易的条款，这些条款也为WTO所继承，被认为是解决成员间有关环保和贸易争端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3条第2款及第3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在不违反国民待遇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环境计划自行决定对进口产品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税费。但同时限定条件，包括：（1）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在计算上必须合理；（2）所征收的环境税费必须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进口产品和出口产品搞差别待遇。（3）不能将对进口产品征收环境税费的方法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2、第11条关于进出口产品数量限制的规定，一般而言，WTO禁止实行数量限制，但不适用于下列措施；（1）是出口缔约方出于粮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止或限制；（2）是为实施某些商品归类、分级和销售法规而必须实施的进出口限制；（3）是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下的对进口农产品和鱼制品的进口限制。可以看出，这些例外均直接的或间接地可归于一国出于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WTO义务的豁免。

3、关贸总协定第20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具体内容为：“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规定缔约方可以为保护环境采取下列措施：“(B)为保障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G)为保护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鉴于该条（B）和（G）款被普遍认为与环境保护有关，也是成员方引用最多、分歧最大之处，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亦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的适用规则，在接下来的具体案件分析中，将以此为主要法律依据展开论述。

（二）、WTO对环境贸易条款的发展

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环保组织的压力，一方面也是出于环境与贸易之间的能动关系，WTO对环境与贸易关系的课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序言：“……而且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世界资源获得最佳利用，力求兼顾保持与维护环境，并以符合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需要和关注，加强达此目的的措施……”，明确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而且这也是“环境”字眼首次出现在多边贸易协议中。

2、其他各项一揽子协议中所包含的环境条款。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定》、《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农业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的相应规定，主要为成员方采取的与环境有关的措施设定了纪律和行为准则。

3、WTO成立后有关部长会议的宣言、决议。如2001年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中的《贸易与环境》工作计划。

小结：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与其他投资、知识产权等议题不同，世贸组织并未形成关于环境保护的单项协议，而是主要通过成员方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的合意以“环保例外+限制条件”的条款形式加以表现，其规则具有分散性、原则性、高度抽象等特点，从而导致相关环保条款只有在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后，才得以逐步澄清、确定和发展。因而，对WTO案例的研究在环保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下面结合GATT/WTO史上的经典案例就以下几个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分歧较多的问题加以分析和澄清，从中总结、归纳WTO在处理该方面形成的规则，推敲WTO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基本原则，以期对成员方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指引和调整作用。

三、案例分析

（一）对条文用语的扩大/松动解释

适用WTO条款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解释条文的含义。解释的原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WTO在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进行协调的能力。争端解决机构在对有关协议的适用和解释方面，一改GATT争端解决机构的保守作风，积极致力于对环境贸易关系的协调，在对条文用语的解释上，明显地放松了标准，更加注重了环境保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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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壁垒的新发展

（一）非产品相关的PPM

PPM的全称是processesandproductionmethods，指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应符合特定的技术要求或标准。OECD根据产品对于环境的影响把PPM分为两类：如果一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会影响到产品的最终属性，并且使得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则被称为产品相关的PPM；如果一种生产方法本身对环境造成了损害，但是并未影响产品的最终性能，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仍然是环保的，则被称为非产品相关的PPM。

在1993年的美墨“金枪鱼”一案中，WTO对于非产品相关的PPM持明确的排斥态度。但是仅仅5年之后，在与其相似的“虾与海龟”一案中，美国对来自泰国等国的虾及虾制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其理由是：用细密的拖网来捕捞虾的过程可能会误伤美国所保护的海龟。从而影响到了海龟这一国际濒危物种的生存。而上诉机构对该理由并未提出异议，反而认为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符合GATT所规定的例外情况。

（二）动物福利法案

动物福利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动物，或者以维护动物福利为由，制定一系列动物保护或者维护动物福利措施，以限制甚至拒绝外国货物进口，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

近年来，动物福利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普遍认可，欧美等国家都相继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将动物福利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以此作为进口农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准。2003年2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中，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动物福利在贸易中的地位，为一些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出某些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动物福利规则创造条件。

（三）企业责任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SA8000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认证要求企业不使用童工、不强迫劳动、不干涉员工信仰和风俗习惯、至多每周工作48小时等。

2004年，欧美国家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国际贸易挂钩，在5月强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推行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

新形式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言，上述三种新形式的贸易壁垒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现在并不仅仅是以产品在本国的消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理由予以实施贸易限制，也开始努力地试图对于出口国如何组织和实施生产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一）对于WTO可能产生的影响

WTO的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非歧视原则主要由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条款具体地体现出来。最惠国待遇意味着各成员在贸易上拥有平等的地位，规定给予其他成员产品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任意成员方相似产品的待遇。国民待遇则要求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相似产品给予相同待遇。

非歧视原则是以“相同产品”作为适用对象的。两种产品只要是被认定为“相同产品”，那么就可以使用以上这些原则，一国就无权对其中任意一种产品施以数量限制、禁止进口等歧视性的待遇。如果非产品相关的PPM、动物福利问题、社会责任问题逐渐被应用到贸易限制中来，WTO的“相同产品”概念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贸易限制措施的泛滥将不可避免。

（二）对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

如今，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已经扩展到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势、区位优势、政府政策导向优势等领域。诸如污染的消纳能力，天气气候的不同等环境差异、劳动力成本以及动物福利等都与比较优势密切相关。

一国应该有权利决定如何安排生产，只要这种生产方法上的差异没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在非产品相关的PPM、动物福利、社会责任这三个问题中，最易产生负外部性的无疑是第一个。环境污染往往会产生很强的负外部性，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如此。

例如，农业生产方法在水资源充足的国家和干旱的国家可能大不相同，工业生产过程的污染控制级别则取决于该国工业聚集地的人口密集程度，资源获取的具体方法取决于该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情况，产品循环利用的水平取决于主要资源和可回收的次要资源的供给数量。因此，一国采取何种PPM，环境管制的严厉程度应取决于一国的环境资源禀赋，进口国无权要求出口国的产品遵守进口方境内的所有PPM标准。

同样，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对动物的保护，能够为员工提供多少福利，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在经济水平较为低下，对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证的前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将过多的资源放在关注动物福利上是不现实，也是无效率的。

（三）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从基于“产品”的贸易限制到基于“过程”的限制，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无疑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我国与外国在生产工艺等各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生产过程”中，差异更大、所涉及的环节更多，更加防不胜防。我国的中药单就产品的品质而言，其优势和竞争力是无与伦比的，但现在许多中药的制药方法却遭到批评和抵制，中药的疗效世人皆知，但中药的出口却屡屡碰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动物的福利没有得到保障。另外，企业责任对于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是个新名词，如果不及时调整，这足以让这些企业举步维艰。珠江三角洲的很多企业已经因为SA8000认证不合格而导致其出口产品遭到外商拒绝。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对策

（一）必须以WTO为依托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出口国权衡眼前的经济利益同未来的长期利益后根据具体国情作出选择。动物福利等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但是贫穷就是合意的吗？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灵活的时间表。

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去过多地关注这些问题，虐待童工、污染环境等做法在这些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可谓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通过这些手段获得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大大增强之后，他们逐渐开始产生了对于环境等社会问题的新的诉求。在此时，以更为严格的要求去约束经济上处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理应为此担负更大的责任。

（二）必须调整战略布局

出现这些问题，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原来这些差距不会在贸易过程中得以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细节，我国必须努力地向国际标准看齐。

从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而言，仍然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依托，技术含量过低。低价竞争依然是我们的核心思路，这意味着当出现各种限制，无法从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生产成本上发掘更多的比较优势时，我们开始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因此，积极的战略调整，产品的高附加值才是应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从当前来看，要引导企业有效地规避近期出现的这些风险，还需政府部门发挥更大的职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指导，以便企业能够顺利地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好地应对新的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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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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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刘佳.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4).

[2]李丽.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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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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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一、贸易保护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高关税政策进行贸易保护的主张。他的保护贸易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保护贸易学说。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保护幼稚工业的政策主张。 李斯特1841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进一步发展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学说，建立了一套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后进国家服务的保护贸易理论。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探讨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运用保护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保护贸易理论。

应当分清正当的保护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两者不应混为一谈。二者都认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虽然二者的政策主张相悖，其目的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民族经济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也许不能说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专指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采取的损人利己贸易政策，称之为超贸易保护政策或侵略性的保护贸易政策，以区别于以保护幼稚产业为主要目的的保护政策。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工业国家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有关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都认识到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十分必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20世纪相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涉及的范围愈加广泛。这有其深层原因：首先，全球经济趋于疲软，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其次，传统工业产品一向是国家保护的重点。再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销售价格偏低，而出口数量猛增，必然促使进口国家对之加以设限。最后，WTO在反倾销与反补贴方面的措施不力。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加强了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活动;非关税措施中的技术和环境壁垒不断增高。

(三)新旧贸易保护主义的焦点 在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中，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其关注的焦点已扩展到社会问题，转向了人本身。其中，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力，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由于新贸易保护关注焦点的变化，从而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四)新贸易保护实施的手段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在新贸易保护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保护关注的焦点变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受到了局限，新贸易保护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1、以保护公平贸易为由，滥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款，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或者激励企业实行反倾销的方式，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2000年10月美国通过的《伯德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财政部将海关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抵消款”的形式发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的国内生产商。

2、以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为由，通过建立新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环境技术标准等削弱对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日本规定，2003年后，日本进口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禁止销售。

3、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为由，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全球200多家跨国公司制定并推行了公司社会责任守则，要求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劳工标准。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工人的年龄、加班时间、宿舍条件等人权问题，技术标准涉及一国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水平等问题，从而贸易保护的手段也由关税等贸易政策转向了劳工标准和 技术标准等社会经济技术政策。

(五)新贸易保护的影响 在传统的贸易保护中，贸易保护的对象或者是国内幼稚产业、衰退产业，或者是国内战略性产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与此不同，新贸易保护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等实施贸易限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能进口。而要使产品符合上述标准出口，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等，因此新贸易保护还会渗透到国内社会经济制度。 重视环境保护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劳工标准也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是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及劳动条件方面的较大差距，将其与贸易挂钩，纳入WTO框架，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势，而且必将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拓。

(六)理论评价 新保护贸易主义可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但它大大的扭曲了对外贸易公平、公正、平等原则。新保护贸易理论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更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受挫。而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由于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繁重的债务负担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萎缩，进而发达国家的出口遭到冲击。如此下去将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贸易各方都无法获得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利益。

三、中国与贸易保护政策

(一)“中国” 日前，商务部公布了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报告》称：中国是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中国央行针对国内外汇市场进行了货币掉期操作。美国的交易员们将此举看作是中国政府将允许人民币在未来一年小幅升值的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问题一前一后的两个“示好”举动，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默契。而在这种默契背后，重要的还是中美之间共同的经贸利益。为了保护这利益，贸易保护主义者必受到遏制。一直以来，美国财政部官员最大的担心在于，若正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将会激起国会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情绪。世界银行在今年8月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崛起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反而对促进国际贸易的活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据外电报道，自1978年以来，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增加了40多倍，2002年达到了1100亿欧元的规模。欧洲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壁垒和人民币汇率。当前，改头换面的“中国”又以新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产品和人民币汇率做文章，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兴师问罪。

(二)贸易保护给我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从规律上看，只有强大的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只有贸易，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壁垒。我们不仅要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和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十分必要，只有把企业放在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整体民族利益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

四、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

经济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对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实施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中国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是中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参与全球化。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出口增加很多，量很大，但是真正遭受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的也不过在2003年只占了中国整个贸易量的0.5%。具体措施来讲，对外交涉要硬，我们应该明确的告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再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 家，我们的出口要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纺织品出口，在配额取消以后要实施一些自我限制，增加一些进口关税，进行出口数量的限制的原因了。 最后，在对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要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

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我们一是要认真对待，第二是重在防范，这是最好的策略。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贸易保护的措施。从实践效果来看，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各有利弊，应根据具体地区、时间、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但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本质上都是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维护自己的利益，从长远来讲都不利于增进效率和发展经济。保护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术手段，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制度。而且，任何保护措施都是强制消费者和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因而实际上都具有收入转移效应。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从全社会来看，这样的收入转移往往得不偿失。因此，在保护措施的运用上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只顾眼前的一点利益。

另外，不少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历久不衰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多于经济因素，保护措施往往是政治强势群体操纵国家决策机制的产物。在多数情况下，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社会造成的成本往往大于其带来的效益。而保护成本的分摊方式较之其他转移收入和产业补贴方式更难以被一般保护成本的负担者察觉，所以也更难以引起政治决策者的重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的缺陷也十分突出。日本经济的战后五十余年中，1945至1955年期间是战后的经济恢复期，20世纪80年代是泡沫翻飞的病态繁荣期，90年代是泡沫破灭后的持续萧条期，真正的经济增长期只有中间的二十几年。但这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却带来了近十年的高烧狂乱和逾十年不治的经济衰退，代价不小。究竟贸易保护是有利还是有弊，有待进一步探讨。

1、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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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很难对这些方面提出一致的解释。就美国的这次行动来说，每个人都可以从特定的角度提出特定的解释，如同面对所有其它的贸易摩擦一样。但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问题，那么，每一起贸易摩擦都会有其特定的原因，这往往会掩盖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国际贸易是各个国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渠道之一，贸易摩擦正在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结合这样的过程考虑贸易摩擦背后的根源。同时，由于现行的国际贸易活动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的，所以我们还必须结合多边贸易体制的特点来分析贸易摩擦问题。在本质上，国际贸易领域的任何问题都不会是单边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或政策都会对有关国家产生相应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会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其它国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前者的政策效力。无论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运作还是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是众多国家相互谈判、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各国所采取的策略是相互影响的，而且策略本身也是在考虑到这种相互影响之后提出的。因此，这个过程是典型的政策博弈过程。在现实中，考虑到国际经济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这又会是一个重复博弈过程。各国在特定时期采取的贸易政策是这个博弈过程的结果。作为博弈的均衡解，它受制于博弈过程的条件、特点以及整个博弈过程所处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特点。

二、政策博弈过程：理论和现实的差异

在博弈理论中，一次性博弈往往导致非合作的均衡解，即通常所说的“囚徒困境”，这是从个体理性出发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走出“囚徒困境”的办法是增加博弈的次数。在重复博弈过程中，投机行为会遭致其他当事人的报复。这种报复行为或实施报复的威胁有可能抑制某些当事人的投机行为，从而就可能得出一个合作均衡解。但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还依赖于博弈过程的条件。对于一个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如果当事人对未来收益的评价足够高，也就是当事人有足够的耐心(用δ表示)，“任何满足个人理性的支付向量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均衡得到”。这就是所谓的“无名氏定理”。其中的子博弈精炼均衡，指的是合作博弈均衡。要达到合作均衡，必须存在一个惩罚点。正是由于害怕触发其他人的惩罚行动，参与人才有积极性保持合作，从而避免了非合作均衡解的出现。惩罚点和耐心是当事人进行合作的两个显性条件，除此以外还有几个隐含的条件。要使当事人有兴趣进行合作，合作收益必须大于不合作收益，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要求。同时，惩罚还必须是可信的。所谓“可信惩罚”的含义是：给定某一参与人采取了投机行为，其他人的最优选择就是惩罚或报复。具体到贸易政策的博弈过程，要实现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理论上必须满足上面的这些条件。

以美国对钢铁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行动为例，我们来看看合作所需的条件在现实中能否得到满足。首先是耐心问题，它反映了政府的时间偏好。对未来收益的评价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函数，另一方面又依赖于政府所关注的对象本身。如同经济个体一样，政府的理性也是有限度的，它的眼光不可能绝对的长远，对未来收益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很快。在面对钢铁这样的行业时，行业自身的特点将导致政府尤为关注眼前的利益。原因就在于，作为一个传统的夕阳产业，钢铁行业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期。对于这样的行业，当期利益尤为重要，而未来的收益，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是下降的，它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如就业、产出等)是下降的。因此，在各国政府考虑长期内的总收益时，更加偏重于当前的收益。结果就是“耐心”的下降。美国政府在为其行动作解释时，就曾指出“目的是为钢铁行业的调整争取几年时间”。这就说明了，面对处于调整期的钢铁行业，短期利益尤为重要。此外，每一届政府都要面临换届选举的压力，政治利益是其目标函数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政府在评判长期中的总收益时，“耐心”会更低。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钢铁行业有十几万的就业人员和近60万的退休人员，这些人的选票是任何—届政府都不能忽视的。选举利益具有更明显的短期性，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对眼前收益的偏好，这就降低了上面所说的耐心或值。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具有了采取投机行为的动力。

在美国政府作出提高关税的决定以后，有关各方都发出了报复的威胁和警告，但是直到现在报复并没有具体实施，同时各个国家都竭力表明这样的事件只是相互关系中的局部问题，都不希望演变成全面的贸易冲突。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的。报复行动能够带来的最大的潜在收益是美国采取合作、放弃加征关税的决定。而报复要发挥效力就必须是“严厉的”。在与美国所进行的博弈过程中，参与人各自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对等的，为了使美国的投机行为或不合作行为得不偿失，处于劣势的国家就必须扩大报复行动的作用范围。因为，在单一领域中采取行动，最“严厉的”报复行动是彻底禁止来自美国的这类产品，而在美国出口市场相对分散的条件，这也不会对美国产生多大的影响。为此就必须扩大行动的范围，而这又引发与美国的全面贸易冲突。全面贸易冲突的成本是高昂的，往往超出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所能够承担的范围。这样的“报复”或“惩罚”事实上是不可信的，因为对于实施国来说，这不是可行的选择。另一个办法就是多个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但在这样的联合行动中，由于各国的利益存在差异、利益的大小也极不相同，联合行动同样面临投机行为和交易成本，它的影响只是增加了报复行动的成本，而没有增加收益。在现实中，如果没有特定的制度约束，多个国家统一行动也是不可行的。由于可信威胁是抑制投机行为的必要条件，当美国意识到其它国家的威胁是不可信的时候，它就不会主动抑制采取投机行为的冲动。

现实中的政策博弈过程往往是介于有限次重复博弈和无限次重复博弈之间，如果从政府要换届选举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间的政策又会是一个有限次的重复博弈。从博弈理论中可以知道，有限次博弈无法抑制投机行为的发生。再结合特定行业如钢铁行业的特点和威胁的不可信问题，博弈的最终结果通常是非合作均衡。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缺陷：结果对初衷的背离

从上面的政策博弈过程可以看出，政府的个体理性会导致非合作的均衡解，这样的结果不是有效率的。建立多边贸易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抑制投机行为，推动合作，最终实现有效率的合作均衡。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以世贸组织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功能?WTO有五个基本功能，它们包括：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和运作；为已经涉及的议题或新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机制；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融合。作为国家进行多边合作的机制和组织，WTO本身既不制订任何规则，也不执行任何规则，因为它不具备超越国家的强制力。WTO在本质上类似于一个市场，各个国家在这一“市场”上相互交换关于市场准入的承诺，交换的结果是共同的行为规则。WT0的各种规定、制度、协议的演变，本质是为了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领域纳入这个“市场”中，同时在规则和机制上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或“交换”，抑制投机行为。在WTO所奠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小，争端解决机制是直接针对各国在政策博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投机行为的。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GATT更加及时、自动和具有约束力。它一般包括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鼓励成员之间尝试以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争端，WTO可以为这种磋商提供便利；第二阶段是成立专家小组，如果争端方在60天内无法通过磋商解决争端，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家小组；第三阶段是专家小组开始工作并向有关方和争端解决机构提交最终报告；第四阶段是通过决定，争端解决机构应该在60天内通过工作报告，争端方可以就最终报告提出上诉；第五阶段是执行通过的决定，违约方可以要求一个“合理期限”去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执行，就必须谈判互相都能接收的补偿措施，否则可以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终止履行对违约方的义务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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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贸易内涵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特定的所得税措施也能够对服务贸易产生扭曲作用。但是，在国际层面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和贸易自由化是分别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和WTO来实现的。本文拟在探讨所得税与国际服务贸易之关系的基础上，对现行模式进行初步的评析。

一、所得税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关系

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界定了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易模式：(1)在一个成员境内将服务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员境内(跨境交付)；(2)在一个成员境内，向其他成员在该成员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3)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其他成员境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商业存在)；(4)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其派往其他成员的自然人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

所得税措施能够对上述服务产生影响，主要问题在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两方面：

1、双重征税

在所得税领域，多数国家普遍同时主张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双重征税：(1)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2)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3)来源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

这些类型的双重征税在服务贸易中也会出现。比如：

(1)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要为此向A银行支付利息。乙国认定A银行的利息收入为来源于乙国的所得，要予以征税；而A银行作为甲国居民纳税人，该笔利息所得也要在甲国纳税。这样，该笔利息就面临双重征税。

(2)甲国A公司在乙国注册成立一个子公司B提供服务。乙国对居民公司的认定采用注册地标准，B公司为乙国居民纳税人。甲国对居民公司的认定还采用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标准。如果B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在甲国，则B公司同时也是甲国的居民公司。这样，B公司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同时向甲国和乙国纳税。

(3)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将贷款交给其在丙国的分公司C使用，利息由分公司C承担和支付。如果乙国对利息的来源认定标准为借款人为居民的所在地，丙国采用常设机构标准，则A银行的该笔利息要同时被乙、丙两国主张来源地管辖权从而被双重征税。

2、税收歧视

一国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市场准入时，仍可通过所得税措施歧视外国服务提供者。

比如，作为甲国居民纳税人的A公司在乙国设有一个分公司B，B的营业利润要在乙国缴纳所得税。如果乙国对B营业利润的征税要比从事相同业务的本国居民公司更重时，就产生了税收歧视。

再比如，甲国A银行向乙国B公司发放一笔贷款，B公司要为此向A银行支付利息。根据乙国法律，B公司从乙国银行取得同等条件贷款并支付利息时，该笔利息是可以从B公司应税所得中扣除的。但是，如果乙国法律不允许B公司将支付给甲国A银行的利息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就对甲国A银行产生了歧视，会影响乙国公司寻求甲国银行的贷款服务。

因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会构成服务贸易自由的壁垒。

二、消除所得税贸易壁垒的国际机制

尽管自由贸易理论倡导消除贸易壁垒，但现实中许多国家仍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因此，贸易壁垒的消除需要国际机制。就服务贸易来讲，消除所得税壁垒的国际机制主要是由WTO体制和国际税收协定提供的。

1、WTO体制

对于服务贸易面临的所得税壁垒，GATS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对服务提供者的税收歧视。GATS第17条是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要求WTO成员在承诺开放的部门，应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因此，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歧视，陛所得税措施就在被禁止之列。

但是，GATS下的国民待遇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属于具体承诺的范围。如果一个成员没有把有关服务部门列入承诺表，则该成员就没有在该服务部门给予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该成员对未列入承诺表的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市场准入并采取歧视性所得税措施，并不违反GATS义务。

因此，GATS的国民待遇对税收歧视的消除作用是有限的。此外，GATS也没有消除双重征税的机制，这就需要国际税收协定发挥作用。

2、国际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具有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的作用。

(1)双重征税

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双边的，主要解决两个居民管辖权的重叠以及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

对于两个居民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税收协定的做法是确定由一国来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另一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则转化为对“非居民”的征税权②。此时仍存在双重征税，但可通过消除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的机制来解决。

对于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税收协定首先在缔约国之间划分征税权，如果征税权划归居住国或来源地国单独享有，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双重征税；如果征税权划归两国共享，则对来源地管辖权进行适当限制，并由居住国采取免税法或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

上述机制可以消除服务贸易所面临的双重征税。

一国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国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时，首先要看商业存在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根据GATS第28条之定义，商业存在系指任何形式的商业机构，包括法人、分支机构或代表处。根据OECD范本第5条和第7条之规定，如果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的独立人或子公司提供服务，它们并不构成常设机构，另一成员不能对该服务提供者的所得征税，从而避免了双重征税；如果是通过分公司提供服务，则分公司构成常设机构，但另一成员只能对可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征税，此时居住国应采用免税法或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

如果服务贸易是跨境提供的，那么一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取得的诸如利息、股息等所得在当地缴纳预提税时，这也会面临双重征税问题。国际税收协定的解决方法是：限制来源国的预提税税率，同时居住国采取抵免法。

自然人流动也会产生双重征税问题。当自然人流动取得独立劳务所得时(比如律师、会计师提供服务的所得)，根据第7条常设机构原则处理；对于受雇劳务所得，也有相应地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

(2)税收歧视

国际税收协定中有“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方的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纳税义务，不比缔约国另一方的人在相同情况下(inthesamecircumstances)更重。以OECD范本第24条为例，该条规定了国籍无差别、常设机构无差别、扣除无差别和资本无差别等方面的内容：

国籍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的税收，不应比缔约国另一方国民在相同情况下的负担更重；常设机构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的税负，不应高于进行同样活动的该另一国企业；扣除无差别指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在确定该企业的纳税所得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本国居民一样扣除；资本无差别指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所拥有或控制的缔约国一方企业的税负，不应比该缔约国一方同类企业更重。

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的意义在于：对于WTO的成员来讲，税收协定中无差别待遇的适用不以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是否属于东道国服务贸易承诺表开放的行业为前提。即使提供的服务不在承诺表之列，也应适用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条款。

因此，就前面所举的例子而言，一国服务提供者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提供服务时，常设机构无差别能够使得分公司的税负不高于进行同样活动的东道国企业；扣除无差别则能够保证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能够与支付给本国居民一样扣除。

三、现行机制评价

从上可以看出，在消除所得税壁垒方面，GATS和国际税收协定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事实上，国际税收协定的职能与WTO倡导的自由贸易是相吻合的。不过，GATS不具有消除双重征税的功能，消除税收歧视的作用有限，消除所得税壁垒仍然是国际税收协定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这一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GATS的非歧视原则不能有效消除税收歧视

GATT／WTO的实践表明，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对于消除货物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GATS也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

GATS第2条规定，各成员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与GATS的国民待遇属于WTO的具体承诺不同，最惠国待遇是WTO成员普遍遵守的义务，不受WTO成员具体承诺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WTO成员对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市场准入，即使该类服务并非具体承诺表中承诺开放的，也要遵守最惠国待遇义务。

但是，GATS第14条(e)款规定，与最惠国待遇不一致的WTO成员之间的差别待遇，如果是源于税收协定的规定就不是对最惠国待遇的违反。也就是说，如果有甲、乙两个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都在丙国提供服务，假如根据甲丙和乙丙之间的税收协定，甲乙的服务提供者在丙的待遇存在差别，丙并不因此违反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所得税待遇，一国通过双边税收协定在不同成员之间实施所得税差别待遇在GATS下是合法的。显然，这与WTO体制追求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不匹配的。至于国民待遇，GATS第14条(d)款规定，与国民待遇不一致的所得税差别措施，只要差别待遇是为了保证对其他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平等或有效地课征所得税，就不构成对国民待遇义务的违背。根据该条款的注释，如果税收差别是基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税负差异等因素产生的，也不违反国民待遇。

2、税收协定对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的消除也不彻底

(1)双重征税

税收协定的主要职能是消除双重征税，但其适用仍需要缔约国国内法的配合。即使税收协定规定了免税法或抵免法，在适用居住国国内法时，仍然可能存在双重征税问题。比如，居住国采用限额免税法，当居住国的税率低于来源地国税率时，居民纳税人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就不能得到全额抵免，因为此时抵免限额小于其在来源地国实际缴纳的税额。这意味着居民纳税人的境外所得所面临的双重征税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税收协定主要是消除法律性双重征税，而不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按照OECD的定义，法律性双重征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在同一征税期内征收同一或类似种类的税。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双重征税都属于法律性双重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属于不同纳税人的来源于同一税源的课税对象在同一征税期内征税。经济性双重征税的典型表现形式为：对公司利润征税，又对从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息在股东环节征税。对于经济性双重征税，有的国家有消除机制，但有的国家认为没有必要消除。OECD则认为，如果国内法不予以缓解，那么在国际上也不必予以缓解。因此，税收协定本身普遍缺少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的机制。

(2)税收歧视

税收协定无差别待遇的适用是以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为前提的。由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纳税义务是不同的，而税收无差别待遇又要求基于相同情况进行比较，这意味着非居民通常不能在来源地国主张给予当地居民的全部优惠。OECD范本第24条第3款第2句就规定，常设机构无差别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负担给予本国居民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此外，非歧视待遇原则只适用于对来源地所得的歧视，不适用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歧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居民有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其税负比应税所得相同但所得只来自于境内所得的居民更重时，税收协定是不予以管辖的。前面提到的限额抵免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再者，经济性双重征税所导致的税收歧视也不在税收协定管辖之列。比如，一些国家虽然有减轻居民股东从境内公司获得股息的经济性双重征税的优惠，但不给予从境内公司获得股息的外国股东。由于支付给外国股东的股息所缴纳的预提税是对毛收入的征税，而国内股东获得股息一般是以净所得缴纳所得税，外国股东的股息税负要高于境内股东。

3、WTO和税收协定都无法解决多边的税收问题

(1)税收协定

税收协定一般是双边的，但跨国公司的经营是多国背景的，这就产生了下列问题：

首先，双边税收协定难以解决来源地管辖权重叠产生的双重征税。双边税收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因此，对于前面所举的两个来源地重叠导致的双重征税的例子，由于A银行不是乙国和丙国的居民，就无法适用乙、丙两国间的税收协定来消除两个来源地管辖权的重叠，除非甲、乙两国税收协定约定乙国放弃来源地管辖权。但是，税收协定一般缺少这样的安排。

其次，税收协定无法解决多边范围的避税问题。在一国存在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时，也能够为跨国避税提供空间，税收协定滥用(treatyshopping)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一国可以采取反避税措施，但对因此可能造成的资本外流的担心会限制一国采取反避税措施。

再次，税收协定无法解决税收竞争问题。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各国可能会竞相给予税收优惠措施，由此可能产生税收竞争问题(taxcompetition)。但是，税收协定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条款并不限制缔约国给予非居民更多优惠的做法。此外，双边税收协定无法约束第三国优惠措施的给予。况且出于吸引外资和担心资本外流的考虑，一国一般不会在税收协定中约束自己的税收政策。

(2)WTO

WTO是一个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并没有限制或约束其成员所得税税基、税率等的内容。由于WTO并不涉及一国税收体制，因此，一国给予外国投资或服务提供者比国内更多的优惠是不禁止的，反而可能是鼓励的。事实上，GATS的国民待遇关注的是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本国相同的服务提供者，并不禁止“超国民待遇”。此外，在GATS体制下，也没有类似于货物贸易的补贴制度来限制WTO成员对本国服务出口的税收补贴。

四、结束语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贸易、投资和税收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对投资的歧视性所得税措施会对国际服务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各国竞相采取税收优惠也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扭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