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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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需求;符号;广告;形象;消费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广告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广告就在我们的文明的门面上打上‘烙印’。”①它是商品的标记以及社会新价值观的预告;大众媒介的内容因它而呈现特定的结构;它似乎是建构性别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由于影响并刺激了需求,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在社会问题如环境方面,广告俨然变成了强有力的代言人……甚至20世纪被称作“广告店和娱乐公园的世纪”。②
广告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有关广告的争论不一而足。批评广告的人指称,商品的生产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于是运用广告来控制并操纵消费者,使他们去购买原本并不需要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尔库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应甄别人们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虚假需求是外界强加给个人的:“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要人放松、享乐、根据广告的讯息而行为与消费,与他人同爱同憎,都可以归类为虚假需要的类型。”③广告之“为害”还不仅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更甚的是广告为达成这一目标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才真正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他们指出,20世纪初期,美国开始出现了一批生活富裕、消费水平高的消费者群,为了替他们创造出一些需求,厂商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在广告中诉求的重点转移到消费气氛的营造,此时,重要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打动消费者群。如果说产品的供给与消费者的真实需要无关,而是人为的从市场中创造出来的,那么广告就必须纳进更多与消费者有关的讯息。这样,广告传达给消费者的东西日益充满了复杂的社会地位与意义的形象网络。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研究者威廉士也指出:“如果我们真的是那么惟物是问,那么就使用物品这个层面的生活来说,我们应该会觉察到大多数广告不但与此无关,而且愚蠢无聊。比如,光是说啤酒能喝不也就够了?何必又多此一举,说喝了它就会显得雄赳赳而心神焕发,或是和蔼容易亲近?洗衣机是个有用的洗衣机器不就了了,何苦说有了它我们就比邻居来得有见识,就是邻居的羡慕对象?”④威廉士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人往往通过商品的消费来寻求意义,这不无道理。但他的基本论点是,一个物品的意义,按理应当与其满足“真实需要”的能力相关。在“惟物是问”而没有广告的社会,物品只会被当成具有实用价值而无社会意义的物品,从而论证广告创造虚假需求的无聊。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很多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厘清广告在当代消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人类学或是泛文化研究,都已经提供了充分资料,显示物品对人们之所以重要,不但是因其效用,而且也是为了其“符号”上的意义。当代广告符号学认为,我们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自然的”和“生理的”需要,任何需要都是外在事物创造出来的,因而它是社会性的。实际上,人类物质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消费和文化消费。凡勃伦“炫耀性消费”的提出就是以此为根基的。阿尔都塞在他的名著《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中援引了马克思的例子:英国工人阶级需要啤酒,法国工人阶级需要葡萄酒,人类需要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体现。人类各个时期不同的需要由外在的事物来作说明,而广告就是这些外在的事物之一。朱迪丝·威廉逊在她研究广告的经典著作《广告解码》中指出,广告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能动的构造作用,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
关于物的论述,最起码应该认识到,人们使用器物有其形象方面的意义。在某些时候,物品之所以比言语更能雄辩地表现出社会或个人所具有的价值与嗜好,是因为物品除了因其物理功能而被使用外,更具有各种符号的象征的意义。罗兰·巴特的《神话》一书对“产品符号”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收集了一系列论大众物品的论文,巴特认为,物品载有“隐喻”的意义,它们带有广泛的联想,起着“符号”的作用。以葡萄酒为例,巴特这样描述:“在法国人的感觉里,葡萄酒有如一种魔力,非常独特的,就像法国的三百六十多种忌司和它的文化。这是一种图腾式的饮料,相对于荷兰母牛的奶,或英国皇室的喝茶仪式……葡萄酒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为道德提供了基础,也为环境提供基础;它是法国日常生活中最轻微的仪式行为装饰……它可以涵盖法国人空间和时间的所有方面。只要你开始了解某人的日常生活,那么缺乏葡萄酒会给人一种震惊的感觉,有如某种异国情调的东西:科帝在接受拍照时正是他七年总理任期之初,是坐在一张家中的桌子前,上面有一瓶啤酒,在一种奇特的特殊情况下,代替了熟悉的红酒酒液,全国为之骚动;这就像一个单身国王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在这里,葡萄酒是执政者在位理由的一部分。”⑤罗兰·巴特致力于揭示对象、环境及事件的社会心理功能,认为它们含有比一眼瞧上去丰富得多的涵义和大得多的力量。
人类学家萨林指出,任何的器物使用都有其文化背景,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为世俗平凡的物品,当我们与它产生互动之际,也是在一层符号意义中介里完成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始终将电话视为权力的象征。在移动电话出现后,许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炫耀性地使用。然而,电话业务的市场扩张突破了中国的防线后,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所支撑的消费成为电视公司的一个重大课题。分析有关电话的广告,可以出现电话消费观念从权力的象征转变为事业成功的象征、个性化生活方式或时尚追求、品位独特等的象征。例如诺基亚8850手机的平面广告文案:
标题:非一般尊崇感受
正文:诺基亚8850,自然流露的成熟魅力,映衬您卓尔不凡的成功气质。高贵的亚光质感表面,雅致的白色亮光屏幕,配合诺基亚手机一贯的卓越功能,尽显科技与艺术之美。
诺基亚8850,历经千锤百炼,品位尊崇不凡。有人说这是恒久风范,在诺基亚,我们称之为科技以人为本。
整个广告没有硬性的技术指标的诉求,而“品位尊崇”成为其品牌认知的特色,尤其是配以整个广告版面1/2的图片,一个具有成熟魅力、气质不凡的男人形象,更加渲染了其“以人为本”的广告口号。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商品的广告也是如此“疏远”物品的使用价值,一个轿车广告不会只说:“你看这轿车不错,它会跑!”广告会用无穷的联想和暗示,为那些轿车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感觉与形象。所以在一个广告中,一部轿车可以是“气派而华丽”,或者是“纯真而自然”;可以是“潇洒而快乐”,或者是“沉稳而凝重”;可以是“显示出您辉煌无比的成功”,也可以是“透露出您朴实无华的高贵”。消费的欲望不仅仅局限在轿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功能,欲望脱离了“生存的必要需求”这一“实在”但却是“有限”的地平线,而进入到一种“无限”的意象与符号的空间。我们发现,“使用价值”在消费行为中逐渐退隐,而“符号价值”则日受瞩目。
人类在使用器物的时候,并非只是关注其实用性,因此,透过市场过程而传达商品讯息的广告,也就必定反映了人与物关系的层面。广告所塑造的商品的形象意义,反映了人类深层感受的需要。因此,当我们审视日常广告时不难发现,广告的诉求,从商品使用价值的直接陈述,转换到了隐喻的价值与生活形态。广告所强调的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诉求的重点转移到了消费气氛的营造,此时,重要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打动消费者群。“我们可以明确地推知,在我们的文化形态里,光是物品本身还不能算数,假使要把它们推销出去,还得把它们比附于特定的社会或人际意义。”⑥因此,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意大利的时装品牌“贝纳通”却以种族问题为广告题材。如早期一则广告,拍摄一名黑人妇女正在给一名白人婴儿喂奶,另一则广告表现一名黑人与一名白人同铐在一副手铐上。贝纳通广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唤起消费大众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注意,同时告知大众,贝纳通对社会的关怀。例如哀伤的家人围绕着垂死的艾滋病患者、手持人腿骨的士兵、一群爬进货车的移民、面容悲戚的亲属依傍着躺在血泊中被黑手党枪杀的死者。由于这些广告的题材,富有惊世骇俗的冲突性,且表现手法极为大胆,戏剧效果强烈,在公众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为之喝彩,有人则极力反对。在欢呼和喝倒彩的喧声中,贝纳通广告却赢得了多个奖项,同时造就了鲜明的品牌个性和高成长率的销售成绩。
由于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当人们选择商品时,比起商品本身的普遍的使用价值,他们将更加重视它是否符合自己主观上的需求与爱好的问题,“符号价值”在购买选择与消费心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对广告商来说,只要能够控制符号系统,就可以让商品产生任何意义,此时商品与实用性无关。在这个过程中,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80年代末上海白丽香皂“今年20,明年18”的广告口号由于深得中国年轻女性心理之需求而震动一时;90年代初,广东白马广告公司创作的“太阳神”形象电视广告出现在屏幕上:无垠的大地、辽阔的天空、辉煌的太阳,当一群人奋力将一个巨大的“人”(也是A之略体,A为太阳神Apollo的第一个字母)字从地面拉起,使之顶天立地,沐浴在太阳的光辉中时,光明、热情、生命、健康、关怀与爱护等意义完美地呼应了当时在人道主义思潮推动下对人的呼唤的文化价值;1994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孔府家酒·回家篇”电视广告,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王姬在广告中对全国人民说:“孔府家酒,叫人想家”,其成功的创意深深切入了人类永恒的乡愁情结,并艺术地将电视连续剧中最为成功的元素置换到广告片中……英国传播学者戴维·巴勒特在谈到广告符号学方法时说:“在广告中,常常利用一些肖像暗示特定的意义。这些肖像往往是漂亮的、富有的、有地位的、现代的、传统的、健康的、精神饱满的、性感的、年轻的,以及关于家庭生活的。”⑦通过广告,消费者可以发现“自我”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自我”。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他们不光是“使用”对象,用萨特的话来说,“他们同时也买进了一个观念,而且对这个观念进行了奇怪的处理”。⑧
可口可乐的乔格斯说:你不会发现一个成功的全球品牌,它不表达或不包括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而许多能引起我们情感共鸣的品牌形象又是由广告来塑造成功的。香港维他奶广告“背影篇”以浓郁的怀旧情调,从容展开画面:一位少年暑假回乡村看望从未见过面的祖父,很有些“近乡情更怯”的神色。初到乡村,既新鲜又有些不适。祖父替孙子在碰青了的膝盖上擦跌打药水,一起翻着昔日的家庭生活照……快乐的暑假过去了,祖父送孙子上火车。开车前,祖父越过铁轨,爬上对面的月台,在小吃店买回一盒纸包装的维他奶给孙子途中饮用。火车开动了,祖父的音容渐渐远去,而他脸上淡淡的愁容却永远刻进了孙子的心中。此时,画面水到渠成地显现字幕:“始终的维他奶”。淳厚真挚的亲情成为少年一生难忘的经历。如同朱自清的散文,我们从中发现了每个人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不能仅仅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去定义广告以及消费,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消极地吸收与使用方式,而必须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我们通过广告来与客体、集体与世界建立关系,来获得一种身份和意义。法国的社会学家博德里亚指出,我们购买服装、食品、家具、化妆品或者娱乐,不是为了表达一种预先确定的我们是什么人的感觉,而是借助于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来确定我们是怎样的人。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我买了,因而我就是。”(Ishop,thereforeIam)
注释:
①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②堤清二著:《消费社会批判》,朱绍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③⑥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④同上,第236页。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在我国,广告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矛与盾”的口头广告—“韩非子”中所描述的‘悬帜甚高”中的“望子”,两宋时期伴随着印刷雕版而产生的‘传单”等都可以看作是广告的雏形形态,都是我国广告历史久远的例证。然而,广告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并发挥其巨大作用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招贴广告艺术,可以说是引进的。招贴画(post)是广告艺术中比较大众化的一种体裁,用来完成一定的宣传鼓动任务,或是为报导、广告、劝喻、教育等目的服务。在我国用于公益或文化宣传的招贴,称公益或文化招贴或简称宣传画;用于商品,则称商品广告招贴或商品宣传画。而这一切,在国外某些国家通称广告画,或商品广告、文化广告、艺术广告、公用广告。
广告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都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无不对广告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886年出现于巴黎街头的多色印刷的版面画是近代招贴的开始时期,那么我国招贴的产生则以本世纪20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沿海城市的月份牌广告和路牌广告为标志。wwW.133229.cOm它们虽然带着一定的半殖民地色彩,但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人到千家万户,因此,应该说是我国招贴广告的发展与开端。
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招贴艺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招贴的影响,在原有基础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所提高,近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招贴艺术手法。可以说,作为招贴艺术,中国的广告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做法。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招贴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招贴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榴’,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下面,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一定的剖析。
首先,招贴画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以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例如,构思上的“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精炼,构图上‘针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硫可走马,密切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在我国招贴艺术的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香港平面设计大师靳棣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冰”主题招贴艺术展中,‘冰—生命—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品。2008年的申奥标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韵,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前面说过,招贴画属于“瞬间艺术”。好的招贴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招贴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招贴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当然,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向招贴画提出多幅画的要求,正像雕塑提出连环画的要求,向快板提出多幕的要求一样不现实。“以少胜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招贴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招贴画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颜面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清代一位学者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招贴画要能引人人胜,唤起人的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匠”字在艺术家心目中有贬意,如“匠气”。但也有褒意,如“匠心独运”,就是人家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招贴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硫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招贴画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的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都可以在现代招贴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人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各种艺术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奠定了传统西方艺术的‘模仿”。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在中国画中经常表现对象时,背景不着一笔。传统京剧舞台除了简单的一桌一椅,别无他物。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活力,常用而常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在我国招贴画的装饰性形象处理上,也常得到应用,显示了夺目的光彩。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特色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特色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21世纪的广告活动强调以树立品牌形象为核心,从而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在商品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价值理念赋予商品一定的象征意义是塑造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广告受众对品牌的认同,不仅源于对商品本身的认同,更源于附着在商品身上的某种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广告活动就是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的“对话”,其传播效果取决于二者之间“对话”的默契程度,对广告信息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共识,是实现这种“对话”默契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精华部分必然渗透到当今广告受众的心理文化结构之中,成为现代广告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价值根源,对现代广告在实现与受众的信息沟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内涵成为现代广告表现中的常见主题
1.由“尊道”而形成的儒家人伦道德规范
儒家学说讲究“尊道”、“于道最高”,这里的“道”,是指事理、真理。“道”在儒家这里,更偏重人文伦理的范畴。道涵盖了儒学的核心—“仁”,是包罗从德的最高观念到一般的道德规范的范畴,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正如先生所说“仁乃统摄诸德,完善人格之名。”
孔子认为,仁的极致就是“施于民”与“能济众”,也就是利物济民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孟子同样认为仁是一种由己达人的广博的爱,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孟子曰:“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道出了施行仁义在社会伦理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孟子还主张爱由亲始,将性善作为良知良能,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于是民胞物与。为子女者,须遵循社会规范奉养父母,履行孝道,体念亲心。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须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这些纲常伦理的内容往往通过礼表现出来,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荀子也讲:“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劝学》)
这些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观念,在后世儒学者的发扬光大下,形成了一整套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包含了仁、义、礼、孝、悌、廉、耻、忠、恕、智、信等方面内容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它对现代广告在主题表现方面的影响甚大,意义深远。
2.现代广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渲染
现代广告传播活动中,突现品牌个性时往往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为主题加以表现,以适应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亲情、仁爱等内容成为广告表现中常见的主题。
鹰扬传奇广告公司为浙江纳爱斯所打造的民族品牌“雕牌”,无论是洗衣粉的电视广告—《母子篇》,还是牙膏广告——《后妈篇》,都是在浓浓的亲情伦理之中突现商品物美价廉的特征;《新周刊》杂志在“20年广告之最”中评出的“最令人感动的广告”—爱立信的形象广告《父子篇》,最令人感动之处就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关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关系。
近年来家喻户晓的“脑百金”广告,其知名度的建立更是源自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百金”,以“孝”的道德内涵将产品的使用者与购买者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销售奇迹。而最近一段时间播出的一则“汰渍”洗衣粉电视广告则遭人非议,该广告为了突出“汰渍”洗衣粉的去污功能,选取的两个生活场景是两个小孩不小心弄脏了别人的衣服,没有马上道歉,而是说“您家里有‘汰渍’。”其受到诟病的原因在于广告中小孩的行为方式丢失了传统伦理生活中的“礼”。
亲情与仁爱是最容易引发广告受众的共鸣感的,这也是广告创意“共鸣论”的基本主张,其根源在于它能引发人们的“善端”,触动受众的情绪,在一种氛围中加深受众对广告诉求信息的印象或达成一种观念的认同。
二、权力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影响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
1.由“从势”而形成的价值心态——“权力至上”,“君权至上”
儒家在“尊道”的同时,还提出了对“势”的看法,这里的“势”是指政治权力。“道”与“势”是一对矛盾,儒学的先知者顺时应变,在处理主观情志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审时度势,以一种灵活变通的价值观念来化解“尊道”和“从势”这对矛盾。基于这种灵活变通的价值观念,孔子及其门人都重视出仕,孟子认为尽管天下无道,仍然赞同出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通观念往往造成了后世的“时者”或“识时务者”以权势为轴心,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屈从和恐惧于权力、权势的消极影响。
同时以儒家为首的大多数学派不但反对法治也反对神治,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把君父视为神的传统政治哲学,即所谓的“君权神授”,君、父、神三位一体,体现这三者统一的是君王,君王作为天的代言人—“天子”,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受儒家传统价值观和几千年来封建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明显带有“权力至上”、“君权至上”的浓厚色彩,并让普通老百姓形成了一种惧官、怕官、逆来顺受的心理,“官”即代表着权威,代表着权势。这种心态发展到现代社会,影响仍然是深刻的,只不过,“官”的内涵更多的是指代表着权力的政府机构。
2.“君权至上”、“权力至上”的价值心态在广告活动中的运用
(1)“权力至上”——广告表现形式迎合受众价值取向的根源
广告传播活动过程中,“权力至上”的心态常被借用来帮助商品的诉求,以迎合普通老百姓的心理价值取向。通过商品曾获得的奖项及荣誉来塑造商品形象是广告的一种常见表现手段,这样的证明体广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广告界曾风靡一时,一时间“省优、部优、国优”满天飞,或者是其产品得到某政界要人的亲切关怀、指导以及某某国家权威部门郑重推荐。在老百姓心中,权力机构、权威部门认可或推荐的商品,自然是信得过的商品。
1995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开始实施,条文规定:“不得以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做广告”,该法律条文的出台,其目的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避免让普通老百姓过多地受到“权力至上”价值观的影响,在选择商品时误入歧途;同时也避免了广告滥用国家权力机构、权威部门的名义,从而影响国家政府部门的形象。
(2)“君权至上”的传统价值观突显商品的价值,延伸受众满足自尊需要的价值心态
限于《广告法》的规定,与“权力至上”价值观此密切相关的“君权至上”价值观开始作为广告的诉求点亮相于各种广告媒体。虽然,真正的帝王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皇帝作为权力、尊贵的象征,依然对普通百姓的心理影响巨大。帝王和与此相关的形象频繁作为广告诉求点来帮助突出商品的特征,塑造商品的形象。“曹操”、“唐明皇”卖酒,“慈禧”卖养颜保健品,“乾隆”卖食品,一时之间的电视广告中,各位帝王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御用”、“宫廷”等沾有“皇气”的字眼也频频出现在各种食品、药品广告中,大有持续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广告表现形式,在于突显商品的尊贵价值,在价值理念认同的基础上,以达到满足受众自尊需要的目的。
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价值观在广告中的广泛运用——“中国”品牌
1.儒家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有为主义奠定“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
儒家学说相对于道家学说而言,它为中华民族提供的是一整套有为主义的价值观。其中包括浩然之气以及格知、诚正、修齐、治平等内容。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德与道”、“集义所生”,(《藤文公下》)是孟子提出的最高道德精神境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容则提出了理想的人类大同世界人生作为的范式。
这种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加之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使中华民族历来把国家、家庭的稳定、安定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美的历史形式,把个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贡献作为人生的价值理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把“施于民”、“能济众”济国利民的社会贡献当作个人行为的评判标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品牌在广告中的运用
在当今的广告作品中,恰当地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不但能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能达到使国人认同其商品的目的。“中国”这个大品牌,有着一系列富有诱惑力的价值:永恒、智慧、神秘、和谐,有创造力、有活力、高智商、高工艺、深刻、实用主义。“中国”品牌的运用往往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传统价值观在广告中得以有效地表现。
早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广告界已开始在广告中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从当时的“抵羊”牌毛线到上海祥生公司的出租车租赁业务广告“四百万同胞打四万号”,无不是以事件营销的方式在广告中体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传统价值观,从而极大地迎合了国人当时爱国救亡的共同心态,因而声名大噪。
新时期,在“振兴中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这一民族品牌,在广告中更是被广泛地使用。长虹、太阳神集团所推出的广告,都以“振兴民族工业”为诉求点,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奥妮公司推出的两个广告,奥妮皂角洗发浸膏的广告语“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成为1996年最流行的广告语之一;奥妮首乌洗发露的广告主题是“黑头发,中国货”,其广告语“相信我,没错的”,迅速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流行一时。
娃哈哈集团推出的“非常可乐”系列广告的品牌形象定位强调“中国人自己的可乐”,把“中国”这个大品牌作为商品的主题及卖点,但是,“可乐”一词本身就是外来词,“可乐”这种饮料就是舶来品,广告的诉求和定位严重偏离主消费群的心理认知,最终落得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个广告案例,带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中国”这个内涵丰富的大品牌是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所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它、善待它,精心培育它,而不应该滥用它,以免让人们产生逆反心理。
四、现代广告对“惟有读书高”和“儿女千秋业”观念的倡导及受众的认同
1.“从势”的途径间接导致“惟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的盛行
儒家倡导“从势”的结果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精英分子士子对权力的崇拜和孜孜不倦,引导人们争相面向仕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皆因“学而优则仕”。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劝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其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读书人的人生价值追求,“金榜题名”成为士子的人生理想。人们成才立业的最高标准转向踏上仕途之路,通向这条道路的惟一途径就是“寒窗苦读”。
2.“爱由亲始”伦理观的扩展——“儿女千秋业”价值观的形成
由于儒家伦理观中“爱由亲始”的影响,使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关系,讲究“血浓于水”,这不仅是儿女对父母尽孝,也包含着父母对儿女的爱,这种爱更多地体现在父母对儿女成材的责任中,为了儿女的未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成就其“儿女千秋业”的期望表现得尤为殷切。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根深蒂固,内容范围也有所扩展,对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3.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从“知识改变命运”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儒家学说主张积极入仕以体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导致了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读书”的含义在现代社会中已有所改变,它早已超越了封建社会所强调的“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范畴,而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那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求学就意味着知识,这已是现代社会妇襦皆知的简单道理。所以商业广告中常用这种观念来影响人们的心理以获得对商品、服务的价值认同。
这方面的广告案例可谓举不胜举。早期的巨人脑黄金,广告的核心诉求点为“让中国的一亿孩子聪明起来”;柯得智力宝的广告口号是“一天三粒,提高智力”;“生命一号”的广告口号——“生命一号,益聪明”,三则广告消费群体的定位都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广告的主题皆为聪明,聪明作为学习轻松、获取知识、成才立业的必要条件,成为诉求亮点,广告中充分运用了“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这几条广告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一个与“读书”、知识密切相关的诉求点,那就是“成才”的观念,大凡以青少年群体为诉求对象的广告,其商品的主要诉求点往往受此观念的影响,这和“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是相适应的。当然,传统文化中“千秋业”的人生理想和标准“金榜题名,打马游街”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成才”的观念所取代,“成才”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当今社会人才竞争激烈,成才标准不断提高,加之普遍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望子成龙、儿女成才的期望显得尤为迫切。
目前的保健品广告市场,针对莘莘学子的商品广告,今天名人现身说法叫你给孩子补钙;明天又鼓动你给孩子补锌;后天又说你的孩子可能缺铁,应该补铁。一会儿是保护视力,学习更轻松;一会儿是帮助你的孩子长高,身体发育得更好;一会儿又是帮助你的孩子增长智力,变得更聪明。总之,就是劝导你“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眼花缭乱,让人都有些不知所措的商品广告,其实质就是在用“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来影响父母的心态,迎合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从而达到认同其商品的目的。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经过变革,社会力量办学风起云涌,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逐渐增强,学校也开始用广告这一商品社会的有效手段来宣传自己。纵观这类学校的招生广告,在突出教学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同时,最大的诉求亮点不碍乎就是名校概念,名校似乎就是成才的代名词,是日后事业有所成就的保证,这种广告的诉求方式实际上和前面所例举的广告诉求方式同出一辙,影响人们心态的价值根源依然是“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
综上所述,现代广告基于攻占消费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表现,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受众固有文化价值心理的认同实现了传递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传统价值观日益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充分地发挥出传承文化的功能,而这种有别于“说教”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可以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得以更加有效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二、图形创意的表现形式
(一)同构图形。同构是将存在某些关联或具有相似特点的若干个元素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一个新形象。这个形象并不是追求对人们生活中事物的还原,而是注重在创意上的合理巧妙。同构图形包括了形义、形式、异质的同构。
(二)异变图形。异变是将图形变异的组合,其重点就在于“异”字。人猿进化成现在的人,其过程也是一种异变。异变图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循序性。
(三)置换图形。置换图形是将事物的其中一部分替换,且保留事物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从而所得到的新图形。它是移花接木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图形。
(四)异影图形。同一物体在不同的光照情况下会产生不一样的光影效果,影子就是这一光影现象。异影图形是对物象的影子进行处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视觉形象。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也会常利用异影图形来表达广告的主题。
(五)正负图形。正负图形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将图与底进行转换,整个图形中的正形和负形是相互依存的,且在特定的环境中互相借用,增添了现代平面广告的趣味性。图形创意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教师可引导学生将广告的要求作为出发点,利用想象或联想的方式,找到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然后进行筛选,确定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再将选定的对象重新设计,最后为广告创造出新的图形。
三、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图形创意的设计要求
学生在对广告进行图形创意时应该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准确传达信息。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图形创意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地表达出广告的信息内容,并巧妙地将广告诉求、产品、图形相结合。第二,简单明了。图形创意要抓住广告所要传达的重点信息,突出广告的诉求点,将广告诉求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不是毫无头绪地罗列所有信息,让人们找不到广告的重点。第三,针对诉求对象。学生要了解广告的诉求对象,抓住广告诉求对象的特点,才能更好地达到广告的目的。第四,新颖独特。在人们的生活中广告众多,现代平面广告要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就需要创意独特、醒目的图形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关注。第五,延展空间。图形创意在现代平面广告中具备延展的空间,引发人们的联想,从而更好地传递广告信息。第六,富有艺术效果。图形创意在现代平面广告中要简单明了地表现出广告诉求点,但并不意味着其图形表现过于直白,而是应该用它的最佳表现效果来吸引人们。
四、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图形创意的创作过程
学生在理解了图形创意的相关知识后,还要学会如何将它运用到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先仔细研究广告需要设计的任务。在对任务分析理解后,教师要求学生按照广告的目标和相关要求来确定此次平面广告中要运用的图形主题;然后收集与之有关的素材,在收集阶段对素材的形式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它可以是抽象的素材,也可以是具象的素材,或者其他类型的素材;当素材收集好后,学生不需要对素材内容全部吸收,而是要对已有的素材进行筛选;确定素材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筛选出来的素材与平面广告的设计任务对比,结合图形创意的表现形式等知识点进行改造,重新组织得到一个新的图形,并将它置于现代平面广告版面中合适的位置;待现代平面广告的设计完成之后,最终借助相应的媒介将视觉形象展现出来,并且向大众传播。
从广告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及从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程度来看,现代广告更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并因此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即广告文化,可以说广告本身就是文化。民族文化概括地说是一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指的是 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所形成的民族语言、生活样式、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观、价值观。做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明,广告不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社会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无庸质疑广告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一种社会文化。广告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人们共享社会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被传送、强化和公众接受社会文化教化的过程。实践证明:广告文化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文化或是企业文化。
任何企业文化总是与该民族的文化存在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它总是附着于民族文化的机体之上。尽管当今经济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文化却是多元化的,每个民族的文化因其独特而各具存在的价值。中国企业文化是在当代经济管理领域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一种与民族文化血肉相联的文化模式。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广告在推销商品传播广告信息追求商业利润之时也展示着时代文明、民族文化,这种带着明显的时代文化和民族文化烙印的广告文化,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功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商战中,广告作为竞争策略和武器在繁荣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如何对待与利用这一丰厚的宝贵财富则是现代企业、现代广告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由此可见,成功的广告作品应做好“文化”这道大餐,如何找到广告创意与传统文化内涵的契合点是关键。笔者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将传统民族文化融入现代广告中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广告人要善加利用,广告创意如果能从商品世界深入到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为广告灌注积极的文化内涵,构建新的价值取向,实施合理的广告策略,显然是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的最为可贵、理当珍视的东西。在漫长的5000年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信仰模式和审美趣味已渐渐深入国人的头脑。成功的广告往往蕴涵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同时也是时代进步文化的一面镜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恪守信用、重义守信、爱国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表现仁者情怀的“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等观念浸润历代有识之士;表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家国同构”“尊老爱幼”成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我们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应弘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在很多广告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体现诚信。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商业行为的基本要求,不少广告将这一文化精神灌注其中。英国著名作家赛缪尔·约翰逊曾说:“承诺,实实在在的承诺,是广告的灵魂”;中国哲学思想总体上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终极境界,中国人对自然抱着一份相亲相融的亲近感情,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因此,在中国广告中往往以自然为表现主体,将人的感情溶入自然景物之中,达到主客体交融来展现一种深层的理念,使商品品牌深入人心。比如广告“扬子天地,扬子电器”(扬子电器),“天上彩虹,人间长虹”“太阳更红,长虹更新”(长虹电视机),“当太阳升起的 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品牌),这些广告立意高远,气魄宏大,都是“天人合一”哲理的典型阐释,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因此,一则成功的广告从策划到创作,不仅要研究商品、服务,更要对广告诉求的中心——人认真研究,给广告注入感情与爱心,使人在情感的感染浸润中接受广告,以冲淡过于直露的商业目的。中国人讲究血缘亲情、重情重义,“亲情”、“爱情”、“友情”、“爱国之情”自然成为厂家和广告主特别青睐的诉求方式,这也凸现了国内广告的一个重要创作特性即讲究感性诉求或情感诉求。在食品、洗涤用品、厨具、保健品、家具、药品等宣传中,以情感取胜的成功范例数不胜数。这类广告诉求主题虽不相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在“情”字上做文章,并出色运用艺术手段塑造生动可感的形象传达温馨健康的人类情感,以引起消费者强烈的情感共鸣。成功的广告同样也折射出国人对家庭美满和睦,国家和平富强,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心企盼和执著追求,可以说,传统文化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有些广告灵活运用文学艺术作品来进行广告创意,将中国艺术(如绘画、诗词、音乐)与广告设计理念相结合,这样的典型例子在广告中随处可见、信手拈来。比如“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九胃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奶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红豆制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花香酒)、“春来江水绿如兰”(春兰空调)、“春眠不觉晓,还是‘蓝梦’好” (蓝梦席梦思),将商品特性与古典诗词的美好意境完美融合。
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在现代广告中
绵延不断、多彩多姿的中国民族文化孕育出琳琅满目、门类繁多的艺术品格与风格,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宝藏,令世界为之惊叹,也为广告创作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广告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文化市场中,我们要探究广告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内涵,善于在广告传播中融入独特的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商业信息和文化信息的有效传播,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广告宣传在如潮的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还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大放异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广告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广告宣传则应顺应时代潮流,体现跨时代、跨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有人断言“人们的品位和偏好都在趋向统一化,由于任何地方的人群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而需要相同的产品,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化的主题统一广告宣传,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跨国家、跨民族、跨宗教、跨种族文化的共通与差异给广告宣传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派生出新的问题:如何将广告宣传与当地文化相融。国际品牌可口可乐的“泥娃娃阿福”系列贺岁广告,丰田公司“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样妙用中国谚语的广告语,都深深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因此,在国际广告传播中,我们要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化,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许多广告以此为创意背景,反映了文化的差异。从一些国际品牌的广告宣传中可受到有益的启发。
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主题词为“无法抓住那种感觉”,在日本等地改成了“我感受可乐”,在意大利改为“独一无二的感觉”,在智利则改为“生活的感受”,强调个人的情感体验与细腻感触。由此可见,广告必须了解并反映当地的文化,广告元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文化的时代痕迹。广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
文苑仲(1982- ),男,汉,安徽阜阳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艺术学,设计艺术学。)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18)
摘 要:中国的设计文化要树立自身的特色,设计必须融入传统的文化特色,艺术才能持续发展。如果广告策划人善于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对广告传达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大胆展现民族的、传统的各种象征与神话表述,那么能使设计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设计源泉。从而,对于中国广告设计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广告设计;融会
中图分类号:J50-02文献标识码:A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Advertising Design
XU Ming-xing,WEN Yuan-zhong
张道一教授在苏州大学百年校庆时曾说过,中国的设计,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此语道破了中国设计艺术所面临及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将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从而促成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中国的设计文化要树立自身的特色,设计必须融入传统的文化特色,艺术才能持续发展。如果广告策划人善于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对广告传达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大胆展现民族的、传统的各种象征与神话表述,那么能使设计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设计源泉。从而,对于中国广告设计走向世界,得到世界文化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用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而且,这些主体形式的文化都已内化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性格,深深融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精神意识等各个领域,积淀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浩如烟海,成为广告创作的无尽源泉。在许多建筑艺术、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等现代设计作品中,都能看到中国山水艺术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是一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招贴画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此外,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 都可以在现代招贴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
广告一词源于拉丁语,还有“注意”和“诱导”的意思。广而告之,传之天下,其目的在于促进某种观念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引起注意,启发理念,指导行为。广告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作为一种信息传递艺术,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有效地传递商品和服务信息,树立良好的品牌和企业形象,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说服目标受众改变态度进行购买,并从精神上给人以美的享受,最后达到促销的目的。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广告设计中去?其作用又有哪些?这自然不是简单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是照搬照抄,还是将传统文化放置一边,不予理睬?笔者认为好的设计应着重于人与人、人与空间和人与自然的融合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现代的审美观对传统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更富有时代的特征:或者把传统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表达设计的理念,体现民族个性,这是对传统文化再创造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合作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构图的作用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今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这些文化又包含了国画、剪纸、建筑、皮影、雕刻等等。而传统文化又与广告有着不解之缘,两者在构图上的融和关键在于广告设计中传统美学的审美性。之前我们说过;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国,每个人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必然导致我们对“美”的崇拜和追求观念不同与西方国家,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独色的广告作品。因此,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性影响着广告设计作品中“美”的体现,也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都知道广告设计是属于“瞬间艺术”,人们驻足于前的时间短,视线集中的程度有限,要想在这苛刻的条件下给人留有印象,广告的设计就不能太过于复杂,必须要做到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的设计总是尽可能采取假定的设计手法,将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来吸引消费者。所以在广告构图中,要突出重点,就要删去次要的细节,甚至是背景。这种设计手法与国画处理构图的手法一致。例如:在国画构图中要求“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精炼:或者“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关系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构图要概括集中,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我们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现代广告设计的理念中去,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真正的融为一体,从而增强广告设计的传播效率与文化艺术意蕴。另外,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和还可以有效增加广告的附加价值,传统文化由于自身特有的功能性和特殊的文化底蕴,本身就具有“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起到增强附加价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构思的作用
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我们在跟随西方现代设计潮流的时候,已不满足于纯粹跟随,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探索,并应用传统文化的构思方法来结合现代广告设计,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及自身的文化内涵,把握并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广告设计作品。广告设计是一种“瞬间艺术”,好的广告作品不仅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要求在广告设计中要具备精湛的构思。清代一位学者曾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广告设计作品也是如此。它要让人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如:“独具匠心”指的就是别人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这也是在广告设计中我们经常提到的一种构思方法。“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等,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广告设计者最为常用的构思手段。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内容的作用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广告设计中去?其作用又有哪些?这自然不是简单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是照搬照抄,还是将传统文化放置一边,不予理睬?笔者认为好的设计应着重于人与人、人与空间和人与自然的融合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现代的审美观对传统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更富有时代的特征:或者把传统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表达设计的理念,体现民族个性,这是对传统文化再创造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合作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构图的作用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今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这些文化又包含了国画、剪纸、建筑、皮影、雕刻等等。而传统文化又与广告有着不解之缘,两者在构图上的融和关键在于广告设计中传统美学的审美性。之前我们说过;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国,每个人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必然导致我们对“美”的崇拜和追求观念不同与西方国家,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独色的广告作品。因此,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性影响着广告设计作品中“美”的体现,也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都知道广告设计是属于“瞬间艺术”,人们驻足于前的时间短,视线集中的程度有限,要想在这苛刻的条件下给人留有印象,广告的设计就不能太过于复杂,必须要做到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的设计总是尽可能采取假定的设计手法,将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来吸引消费者。所以在广告构图中,要突出重点,就要删去次要的细节,甚至是背景。这种设计手法与国画处理构图的手法一致。例如:在国画构图中要求“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精炼:或者“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关系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构图要概括集中,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我们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现代广告设计的理念中去,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真正的融为一体,从而增强广告设计的传播效率与文化艺术意蕴。另外,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设计的融和还可以有效增加广告的附加价值,传统文化由于自身特有的功能性和特殊的文化底蕴,本身就具有“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起到增强附加价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构思的作用
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我们在跟随西方现代设计潮流的时候,已不满足于纯粹跟随,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探索,并应用传统文化的构思方法来结合现代广告设计,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及自身的文化内涵,把握并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广告设计作品。广告设计是一种“瞬间艺术”,好的广告作品不仅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要求在广告设计中要具备精湛的构思。清代一位学者曾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广告设计作品也是如此。它要让人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如:“独具匠心”指的就是别人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这也是在广告设计中我们经常提到的一种构思方法。“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等,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广告设计者最为常用的构思手段。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广告设计内容的作用
传统文化是现代广告传播成功的基础,而现代广告传播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滋养才具备了强劲的精神发散效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广告同样适用。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怎样在广告设计的内容上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一个“意”字开始,广告设计内容上的意字,指的是传统文化所要表达的意蕴,也是意味深长之意。“意”是传统文化在内容设计上的关键,也适合于现代广告设计所提出的吉祥如意的设计理念,更符合中国人在广告设计上的要求。例如: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孝敬咱爸妈,送礼还送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就是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意”的理解。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脑白金”定位成一种礼品,并且是一种能带给人健康的礼品,极力宣传送礼更要送健康的“意”念。这个观念定位恰好顺应了中国的传统,为广大消费者所能接受,从而有效地树立了企业、品牌形象。整个广告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强烈的现代气息,既符合了广告主的要求,又达到了准确的广告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一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二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图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政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图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图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见过评职称抄论文的,没见过抄得这样明目张胆的。”近日,记者收到读者许隆洋(化名)的来信称,他经调查发现,山东省枣庄电视台副台长兼广告中心主任张静参评副高级职称的10篇论文,竟然都涉嫌抄袭,有的篇目甚至“通篇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更让许隆洋没有想到的是,涉嫌论文抄袭的张静,还被评上了“2010年度枣庄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记者通过中国知网的专业检索平台检索发现,张静发表的被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共有12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现代视听》(及其前身《山东视听》)上。许隆洋在来信中提到的涉嫌抄袭的10篇论文,集中发表在《现代视听》2009年的两期增刊上。上述论文被中国知网收录的时间均为200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