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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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龙头引领，科学编制城镇发展规划。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没有高质量的城镇规划设计，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城镇建设。一要明确发展定位，彰显城镇特色。城镇的发展定位关系到城镇的未来发展方向。六塘镇紧邻桂林市区，桂梧高速、桂阳公路穿境而过，是桂北四大古镇之一，桂北传统的商品集散地，天坑、地热等资源丰富。便捷的交通、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六塘的发展方向，即着力建设宜居宜游宜商的商贸重镇、旅游强镇、文化大镇、生态名镇。二要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城镇功能。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中，把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结构、数量和形态作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特别是要统筹安排教育、卫生、文体、娱乐、市场、公厕等，把搞建设、造环境、聚人气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改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逐步形成人才、资金、产业集聚的洼地，更好地吸引人口、资本、项目等要素。三要突出人文特色，提升城镇品味。注重挖掘六塘资源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山水资源和历史文化特征，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努力把自然、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融入到城镇及街道空间，加大对明清驿站、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清真寺、观音庙等文物古迹、文化景观和古树名木等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注重生态环保效应，逐步形成城镇标志性地段和标志性建筑，彰显山水相依、文化深厚的特点，体现个性特色，提高城镇品位。今年我们实施的镇区三条主干道立面改造，在规划设计理念上充分融入了马头墙、飞檐、窗花等六塘历史文化元素，彰显“小青瓦、白粉墙、吊阳台、坡屋顶、木格窗”的桂北民居特色；在镇区观音山建造占地50亩的“市民公园”，依山布景，依园植绿，生态环保和文体休闲功能合为一体。两大项目的实施，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进展顺利。

二、拓展融资渠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建设转变为依靠政策，向市场、向社会要资金，逐步建立起财政、集体、民间资本共同建设小城镇的多元投资体制。去年，我们多方筹措资金700多万元用于镇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第三期商贸街，修建占地7亩的停车场，完成西水街等6条老街的硬化改造，新建1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场，完善镇区主干道排水、排污设施，大力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镇区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今年，我们将全面推进以“市民公园”、“四星级农贸市场”、“镇区主干道立面改造”为重点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3000万元。资金从何而来，我们想到了“五个一点”：一是土地“生”一点，对规划区内的土地实行“一级垄断、二级开放、总量控制”,采取级差地租，有偿使用、分类供应方式，盘活镇区闲置土地，以地生财；二是财政“挤”一点，镇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引导、支持小城镇建设，如收取的土地出让金留存部分全部用于城镇建设；三是上级“拔”一点，争取政策性资金，通过向上争取项目，完善镇区道路交通、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向外“引”一点，改革小城镇建设方式，由建设小城镇转向经营小城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完善集中供水管网、电力通讯线路、幼儿园、加油站等公共设施建设；五是民间“聚”一点，鼓励民间资金的投入，通过以地折价入股，商户融资合作的模式，建设临街门面房、农贸市场。特别是在小城镇建设土地征用过程中，我们打破常规，创新方法，结合当地居民想发

展商贸的愿望，以“土地换门面”的方式征用居民用地，既保持了居民长久的经济来源，减少了征地阻力；又盘活了土地，节约征地成本，通过以地生财、以财兴镇，实现政府和居民在城镇发展中的“共建双赢”。今年六塘在新建农贸市场征地过程中，69户涉地居民100%签字同意，实现土地征收“零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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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简析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简新华(2010)认为这种较快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今后将会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继续推进，并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按城镇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978年～1995年)，这一时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镇化率同比增长均低于一个百分点，属于初始发展阶段;第2阶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内，城镇化率增长值保持在1．5%和1．4%之间，较为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则有所放缓，分别为1．3%和1．2%，但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第3阶段(2006年～至今)，城镇化率增长处于波动较大的状态，2010年同比增加3．1%，创历年最高。我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是由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共同推进的。人口城镇化是显性的动力，土地城镇化则起辅作用。土地城镇化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间接性地体现在城镇化率波动中。陈凤桂(2010)通过对城镇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7］，这种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并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宗旨。但随着我国对城镇化发展质量要求的提升，内涵、高效、绿色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

2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归结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而土地是客体，同时土地与人又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即以城市扩张、农民进城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镇化率．属于粗放型城镇化发展。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被整体规划、农户集体迁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现“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等四大怪现状［8］，即所谓的“统一规划”局面。不同地区、民族通过城镇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却失去了象征区域特点的精神文脉。土地城镇化的推进不应是简单地造城运动，城镇化不仅要有具体形态，还要有文化内涵。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风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城镇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乡土文化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嵌入旅游、商业化的思想。但商业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区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地商业化而导致乡土文化传承走向相反的方向。总之，土地城镇化要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有保留的推进村庄整治，用科学的文化观指引新型城镇化建设。

3关于人口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9．7%和12．4%，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在203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要达到70%，再次增加2亿农村人口的转移，实现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存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体中，市民化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伪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质就是文化重构，长期形成的价值观、财富观、职业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障碍［2］，尤其是少数民族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会带来生活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落差，阻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引发民族或城乡冲突。这会使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即使乡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农村土壤的乡土文化仍然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同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消失等危机。因此，在乡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搭建两种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乡土文化特有的载体，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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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花桥建设国际商务城，首先明确选择了四大产业：服务外包、金融机构后台处理中心、制造业企业的区域性总部、物流采购中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酒店、商业、文化和居住等项目，形成以中央公园为核心、周边布局商务园的城市框架，呈现“城在景中、人在林中”的生态景观，成为商务集中、商贸配套、商住齐全、环境优美的生态型商务功能区。但是，国际商务城的建设，并未让鳞次栉比的城市高楼成为这里唯一的风景，伴随着土地的精心整治，碧浪滚滚的万顷良田展示出现代农业的风貌：曾经零星分散的小块农田、穿插于田间地头的零散农居、杂乱铺展的自然村庄以及常常被忽略的闲散土地……终于连成一片，在新建的沟渠、桥梁、涵洞以及众多机耕路的勾勒下，变成网格状的标准农田。经过整治后的良田，全部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农业机械化耕作和规模化经营，而原土地权属关系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参与万顷良田整治工程的村庄，整治或复垦后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则进行统一流转，集中经营。通过这种土地和体制的“整治”，实现了三个“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促进了三个“转型”：农村向社区转型、乡镇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居民转型。

3.在城镇建设中推进功能优化与形态优美的耦合发展。花桥坚持“产业升级+城镇转型”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努力打造“一带一轴、四心五区”的现代化城市架构：“一带”——在花桥商务城中部形成一条由东向西的产业与生活配套空间跳跃式发展的城市综合发展带，实现“融沪通苏”的发展目标；“一轴”——依托东城大道便捷的交通条件，形成集服务外包、商贸交易、会展经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轴；“四心”——打造具有引领性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商业中心、文体中心四大城市核心功能，显著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五区”——按照功能类别，形成东部的总部商务办公集聚区、西南部的服务外包产业区、西北部的海峡两岸商贸合作区、北部的天福现代农业休闲区、南部的高尚居住配套区等五个片区。

4.在开发融资中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花桥借鉴新加坡等国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实行政府主导推进的开发模式，以大投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环境建设，营造产业进驻和转型发展的空间载体，成立昆山花桥商务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公司开发主体作用，组建置业、市政、物流等若干专业公司，构建符合市场运营机制的公司化管理运作模式，并积极推进土地融资、项目融资、信托融资等融资方式，形成了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引进绿地集团等一批品牌响、信誉高的大集团大公司参与商务城开发，形成了面向市场、开放资本的城市投资建设新模式。同时，针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大多是轻资产，按照传统金融担保模式从银行融资比较困难的实际，推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主动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建国内首个服务业基金产业园——花桥基金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集聚度较高、特色鲜明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产业园。5.在管理方面形成上下协同推进城镇化的强大合力。企业在市场、资金、招商、管理等方面具备优势，政府在资源、服务和行政管理方面具备优势，为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按照“事权集中、管理统一”原则，整合花桥经济开发区和花桥镇资源，归并政府职能，减少管理层次，形成“一办六局一公司二街道”的扁平格局，统一领导、强化管理。以“昆山层面的事不出花桥就能办理”为目标，整合全市行政服务资源，在花桥设立昆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通过昆山市相关部门职能延伸、权限下放、流程再造等举措，实现“一栋楼、一个窗、一站式”服务，形成了高效便捷、科学规范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模式。

二、花桥镇产城一体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效

2006年以来，花桥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倍增，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城市功能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迅速向“三二一”转变。三次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2.5：67.0：30.5，调整为2013年的0.5:26.9:72.6，第三产业已经居绝对优势。以业务流程外包为主的金融BPO、以研发销售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区域总部、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引进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认证机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形成完善的金融外包上下游产业链。大力发展以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影视服务、广告会展、休闲娱乐、培训认证等为主的新兴产业，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壮大。二是农村居民成功地实现了向城镇居民的转变。2009年，花桥被列为苏州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先导区，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实现翻番，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特别是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的实施，农民身上发生了三重改变：一是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相当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掌握了现代化耕作技术，驾驶着播种机、插秧机等各种机械回到昔日的田地上，成为现代化合作农场里的产业工人；二是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新型社区建设加快，建成农民动迁房100多万平方米，农民搬到了建好的社区，住进了花园般的公寓小区，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险覆盖率近100%，城镇登记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三是身份发生了改变，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后，拥有土地股份，成为新田地经营的股东之一，获得长期回报，即土地流转后的定额补贴。无论遇到何种自然灾害，无论流转后的土地有无受灾以及程度如何，定额补贴都会按时发放。三是城镇面貌快速从传统乡村向新型城镇转变。花桥积极推进“双集中”（集中使用村级集体预留土地，集中投入村级集体动迁资产补偿资金）、“双置换”（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和商业用房收益权）、“双调整”（调整社区管理格局，调整村级资产管理办法），完善街道社区级功能配套，实施“355”工程，即建成3个综合医院、5个文化场所、5个体育设施，实现街道行政中心、卫生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一体化建设。打造高品质居住配套环境，以国际社区为试点，将服务外包区打造成为具有示范性的国际化低碳生态社区，将核心区打造成具有都市活力的城市中心社区，营造绿地板块综合性国际生态社区，形成国际高尚社区、普通商品房、专家楼、人才公寓、动迁安居房等多层次的居住配套环境，完善适应产业发展、人才集聚、生活便利、生态优化的功能体系。四是发展后劲从单一竞争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延伸、沿沪大道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建成，新东变、电信枢纽等一批电力电信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承载力；希尔顿逸林酒店、中影国际影城等一批高品质功能项目的投运，增强了城市服务能力；服务外包、总部经济和人才引进等产业扶持政策的出台，加快人才结构从“蓝领”向“白领”转变；低碳城市建设的全面启动，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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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现状

(一)金融投入不断增加，支持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加大2013年末，我市本外币贷款余额505.53亿元，比年初增加81.08亿元，同比多增16.47亿元，同比增速为19.1%，比去年同期提高1.14个百分点，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主要从四个方面加大了信贷投放，扶持城乡统筹发展:1.加大了“三农”信贷支持。涉农贷款余额292.48亿元，比年初增加49.46亿元，占贷款增额61%。2.增加了工业贷款投放。净投放工业贷款21.56亿元，同比多增5.44亿元，增长33.75%。3.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持续上升，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合计239.03亿元，比年初新增43.86亿元，增长22.47%，其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合计86.27亿元，比年初新增10.32亿元，增长13.59%。小、微型企业贷款分别新增5.25亿元和5.08亿元。4.加大县域发展支持力度。高新区、赫山区、资阳区贷款余额为268.9亿元，比年初新增37.91亿元，仅增长16.41%，低于贷款总体增速2.69个百分点。增额占贷款新增总额的46.76%;南县、桃江、安化、沅江4个县市贷款余额236.63亿元，比年初新增43.17亿元，占新增总额的53.24%。5.扶持个人消费贷款。个人贷款余额188.31亿元，比年初增加35.36亿元，增长23.12%，高于本外币贷款增速4.02个百分点。从消费贷款品种看，主要集中在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余额45.21亿元，比年初增加12.95亿元，增长40.14%。

(二)金融支持城乡统筹所存在的制约因素1.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制约金融投放新型城镇化力度。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涉农领域贷款投放力度，有力支持了“三农”发展。由于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多次出现企业恶意逃废债现象。一是涉农企业贷款风险较大。以农发行为例，截止2013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17.95亿元，比年初新增2.82亿元，不良率达18.17%，比年初增长1.32个百分点。受2013年棉花收购贷款和粮食收购贷款未清零影响，2013年初投放和收回的产业化龙头企业棉、麻类贷款，今年已基本停止了续贷。二是农村地区的信用意识淡薄，贷款到期归还率低。我市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户联保贷款业务，有力支持了农户经营发展，但部分农户诚信意识不强，不良贷款不断发生，仅农行2013年农户小额联保贷款就新增不良贷款1000多万元。涉农领域贷款成本高，投放难度大，当前不良率又呈现不断攀升态势，大大挫伤了金融机构投放“三农”的积极性。三是民间融资行为趋于活跃，金融风险不断攀升。根据益阳市中支监测和调查，2013年4季度，益阳市累计发生民间借贷交易额264.08亿元，同比增加175.17亿元，增长197.02%。2.金融不均衡现象明显，新型城镇化城乡协调关系受制约。一是机构网点数减少，金融投放渠道缩小。二是支持能力相对有限，难于满足城镇化的金融需求。三是涉农企业长期需求难满足，金融支持乏力。3.农业自身特性影响，制约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一是农业天生具有弱质性，经营风险较高。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有很强的依赖性，就农业总体来说，仍是靠天吃饭的格局，这意味着农业面临着自然条件、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三重影响，农业生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金融机构信贷支农风险较大。二是农业贷款占用周期较长，与金融机构经营理念相冲突。现阶段农业贷款一般最长时间为一年，最短的几个月，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在一年内能够回收成本并偿还贷款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涉农企业发展程度较低，信贷缺乏有效载体。由于我市涉农企业整体规模较小，客观来看其信贷资金吸纳能力不强。我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原始积累历程短，农业企业规模偏小，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经验，自身信用难以满足融资需求。调查发现，大部分涉农企业所占土地都是租用农业集体土地，无房产证与地产证，无法用于申请银行贷款。4.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信贷条件，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承贷主体不明确。二是缺乏有效抵押物。如益阳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全部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而按照目前政策，划拨土地不能单独作为抵押标的物。三是公益性强，不适合商业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大都具有社会公益性性质，往往没有经营性资产产生稳定的现金流，还款能力难以保障，制约了金融对民生项目投入。四是投融资平台贷款受限，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匮乏。据调查了解，我市投融资平台贷款九成以上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但当前投融资平台贷款属于严格调控领域，基础设施贷款呈现“断流”态势。5.小村镇缺乏信贷能力，制约新型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一是小城镇、村资源有限，信贷承载能力差。二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于争取金融支持。农村金融支持步履艰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融资渠道少，不少村为筹资建设资金，不得不向个人集资或向民间高息借款，导致负债累累，据随机调查14个村发现，村集体平均负债93.9万元。6.难以满足农民工金融需求，不利于“人的城镇化”推进。据了解，农民工金融需求主要集中在回乡创业贷款。调查中农民工普遍认为:金融机构的不重视是金融需求无法满足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选择回家创业的农民工只占极少数。

三、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继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努力维护金融运行稳定。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提高全社会金融素质，多渠道、多层次向社会宣传推介银行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加强企业信用培植，提高企业信用等级。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采集管理办法和信用评价体系，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切实增强企业融资功能。继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大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引进力度。密切关注辖内金融运行，加强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高度关注房地产行业、政府融资平台风险，防止企业资金链条断裂造成信贷资产质量变化，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二)加强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探索多元化的城镇建设资金筹集方式。深化融资体制改革，探索多元化的城镇建设资金筹集方式，形成城镇化建设的市场化扩张机制。一是加大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二是逐步改进财政支农方式。三是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市场化运作。对于基础设施，可以考虑鼓励企业、个人建设经营承担。对于绿化、环境卫生、广场等，可通过政府统一招标选择管理单位。对于财力欠缺的小村镇，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政策倾斜，加大镇级财政留存资金比率，增强其支付能力，并可考虑通过特许经营权(BOT)等方式利用社会资金，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快完善金融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大型银行由于受国家政策、上级行经营策略影响较多，不能及时根据我市实际状况开发新产品，这就要求大力倡导和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这类经营策略灵活、自主性和创新性较强的金融机构，加快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的完善，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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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当前乃至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重点内容，但金融机构尚未形成一个清晰、持续的支持城镇化的思路，将自身经营较好地融入到城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当中。城镇化进程面临严重的金融约束，投入的金融资源对城镇化支持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在有效解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及中小企业信贷投入问题方面，创新动力不足，制约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二）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明显“二元”结构性差异

由于铁岭市长期推行“工业立市”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投入主要集中于城市，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首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生产条件，然而投入资金不足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十分缓慢。由于政府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较少，而且农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投放具有投资额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点，因此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造成资金来源结构单一，投资规模无法迅速扩大。

（三）现代农业发展使农村信贷需求呈现新变化

一是资金需求量增大。现代农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投入水平远高于传统农业，大规模集约生产促使信贷资金需求从以往零散、小额的传统农业需求模式，向集中、大额转变，单户单笔资金需求额较过去有明显增加；二是资金需求长期化明显。种、养殖产业产品周期长，生产、仓储和销售等环节需要长期占用大笔信贷资金，需要长期信贷资金支持；三是资金需求点增多。现代农业发展中形成多种以特色产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链条，出现了“公司+经纪人+农户”、“农村经纪人+农户”、“协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在生产、加工、销售等诸多环节产生新的信贷需求特点；四是贷款方式呈多样化需求。现代农业发展中农户因所处产业领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信贷方式也提出多样化要求。过去农户贷款一直以单一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随着农业发展为产业化集约经营，大额资金需求上升，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方式已难以满足大额资金需求，对抵质押贷款需求呈上升趋势。

（四）中小企业信贷发展缓慢

中小企业是城镇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但中小企业发展长期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一是信用缺失。中小企业由于信用意识普遍淡薄，信息披露意识差，财务信息虚假，易产生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还款预期很低，挫伤了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高信贷服务的积极性；二是产权障碍。许多中小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机器设备、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不明晰的问题，使中小企业无法将产权进行抵押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三是经营稳定性较低。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负债能力有限，易受市场环境影响而产生较大经营风险；四是融资需求多样化。中小企业类型多，资金需求呈现多样化、小批量和频度高的特点，增加了银企双方的信贷管理和融资成本。

二、传统农业地区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城镇化建设是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的一个机遇期，目前铁岭市已进入城镇化建设高速发展期1，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连年增长，城镇承载农村劳动人口能力不断增强。铁岭市政府规划“十二五”末期实现城镇化率70%的目标，届时将新增城镇人口70余万人，平均每年新增18万人，且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可拉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1.5个百分点。这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将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深度参与城镇化进程将是地区金融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笔者就传统农业地区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城镇化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明确金融支持城镇化政策导向，以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规划金融资源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明确城镇化战略方向，增强金融信贷投入农村城镇化领域的积极性；二是人民银行应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窗口指导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采用差别化的政策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将城镇化作为拓展新业务和信贷投放的重点；三是明确城镇化建设信贷需求特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与城镇化建设相关项目的信贷功能，如铁岭市农发行土地整理贷款2，2013年已向昌图县土地储备中心发放4600万元的三年期贷款，用于昌图镇城关村土地征收整理储备项目，2014年该行计划将向开原市和调兵山市发放此类信贷共计14527万元。

（二）找准现代农业信贷需求特点，满足产业化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需要农村金融从信贷品种上加快创新,为需求主体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一要把信贷资金优先配置在区域主导产业上。要根据主导产业发展的规模、阶段差异，设计不同额度和期限的信贷产品，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升主导产业的档次与质量，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二要把信贷资金优先配置在优质产业链上。以优质产业化链条中的龙头企业和农户信贷需求为重点，全面提高原料生产、产品加工、仓储和销售等环节的信贷供给水平，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拉动效应，促进产业化水平的提升；三要把信贷资金优先配置在高效组织上。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的信贷投放，促进其发挥连接市场和企业、农户的纽带作用，推动农户联合、产品联合的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三）加强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促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

金融机构要根据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把握当前国家稳健货币政策的重点和一系列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信贷政策。一是完善信贷工作流程。在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的基础上，缩减传统审贷流程不必要的环节和过程，对中小企业采取差别化的授信机制，推进限时办结制度，开辟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绿色通道”；二是扩大抵押担保范围。探索中小企业采取股权、出口退税税单、商业汇票、应收账款、在建工程和商品存货等多种抵押方式，解决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三是不断挖掘和拓宽中小企业客户渠道。从产业链上下游寻找优质中小企业客户，如铁岭市煤炭、橡胶行业；从商业生态链上发现优质客户，如在东北物流城建设和运营中产生的商品物流供应链条上的大量中小企业客户；四是加大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信贷支持。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是发挥地区主导产业聚集优势的主要载体，集合了大量优质中小企业，对于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机构应建立特别针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授权制度。实行综合授信和信贷倾斜政策，创新信贷支持的品种，解决建设融资不足、审批速度慢的问题。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信贷投入，促进城乡环境协调发展一是政府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道路、能源、电力、通讯及信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二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补贴机制。通过建立利差拨付、确立合理经营费用补贴、提高呆坏账准备率等利益补偿机制，对金融机构因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给予及时弥补，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保本经营;三是商业银行要制定有关政策，特别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资金倾斜，优先投入资金，保证农村资金回流；四是明确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形式。在当前大力倡导金融支农的背景下，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农业政策性金融应为投资小、见效快的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5年以下短期贷款;为供电供水、农村道路交通、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种子工程等小型基础设施提供5～10年期贷款;为农田改造、更新改造农机化设备、中型水库和中小河流治理等工程提供更长期限的贷款。

（五）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1.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分散农业经营金融风险。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力度。财政部门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公司一定的保费补贴和税收优惠，提高其赢利水平和经营的积极性。二是增加农业保险经营品种。在完善传统农业保险产品的同时，应不断开发推广针对特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需求的新保险产品。三是完善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巨灾风险基金，引导更多的商业性保险机构拓展农业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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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势分析1.过度负债。地方政府为追求高速经济指标，不顾债务承受能力促使融资平台大量举债拉动投资；同时，商业银行为做大贷款规模并取得即期收益，高估政府信用，对融资平台大量放贷。这些激进的融资政策，带来了财政和金融风险隐患。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短贷长投，致使平台现金流不足，面临巨大流动性偿付风险。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融资平台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企不分，导致部分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薄弱，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切实执行，偏离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方向。强行政化使得融资平台经营发展缺乏自，有些甚至成为政府贷款的空壳公司，自身没有实际经营。3.信息透明度低。融资平台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信息披露缺乏，以及财政对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和担保状况信息的不完全掌握，抑制了外部主体对融资平台负债的约束能力。

（三）机遇分析1.城镇化建设需要融资平台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现阶段仍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提高要求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融资平台在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融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实现政府战略的融资主力；另一方面，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债务率高的问题不能仅靠财政收入增加来弥补，而应该依靠融资平台经营能力提高和盈利水平提升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2.规范发展融资平台，提高业绩。政府融资平台可以国家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和整顿为契机，在功能定位、治理结构、信用建设、机制建设和模式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改变过去融资资本实力差、融资结构单一、资本利润率低的状况，整合成市场透明度高、运作规范、治理结构完善的平台公司。在实施有现金流的公益性或非公益性项目时通过融资杠杆撬动社会资金，提高资金运转效率。

（四）挑战分析1.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投融资规划不到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财政承受能力及债务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因素摸底不清楚，致使融资行为盲目；投融资风险内控管理不到位，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平台间接负债、各类或有负债统计不全面，上一级财政不了解下一级财政负债情况，没有制定可操作的风险控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欠缺，金融机构难以获取准确的政府债务信息，导致无法评估合理的融资边界。2.融资机制和模式单一。融资平台资金来源大多是银行贷款，如果现金流与还款期限不相匹配，还款现金流存在断裂风险。大多数融资平台对财政依赖程度高，与土地收入关联度高，一旦财政吃紧或土地出让价格下降，就会造成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影响再融资。

二、融资平台发展路径选择

（一）构建统一评级授信机制，提高债务透明度目前，各金融机构分别对融资平台评级授信，由于各自掌握信息的能力不同，有些金融机构很难准确判断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融资平台资金需求和银行贷款规模扩大需求的一致性促使双方都希望多贷款，在政府债务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造成了融资平台过度负债。为此，需要能够对融资平台进行统一评级授信的机构，其他金融机构在此评级授信范围内开展业务，从而控制融资总量保证不突破偿债能力。一是需要掌握平台债务结构信息，以确定总债务负担。二是考察平台总营运资金是否连续三年至五年做到预算平衡。三是确定平台可得到的地方税和政府间接收入具体款项，以及收集有关税收征得率和地方预算对特定收入来源依赖程度的历史记录。四是评估平台所处整体社会经济环境。另外，公开融资平台债务信息，包括依赖政府财政资金还款情况、依靠自身经营现金流还款情况和抵质押物情况，积极制定政府对融资平台的债务集中统一管理办法，提高信息对称性。

（二）不同平台分类处置按照还款来源，对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还款或担保还款的融资平台，要重点监测、关注财政风险、逐步化解转型，综合考虑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和债务水平，逐步降低其负债水平，进而向有经营收益的方向发展；对于部分依靠财政还款、部分依靠自身收益的融资平台，要合理分析平台的投资经营状况与地方债务情况，充分发挥经营项目市场效益，借助政府信用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积极构建混合型融资平台；对于完全依靠自身经营收入还款的融资平台，积极支持其做大做强，谋求多元融资渠道。按照贷款模式，对于省带市（县）贷款模式的融资平台，尝试建立统一化省级平台，整合资金和资源，利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多渠道募集资金，以落实重大项目配套资金、补充项目建设资金，实现政府投资引导意图；对于市带县贷款模式的融资平台，应着重强化治理结构建设，规范投融资决策和管理，加强公司信用，弱化政府信用，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对于县直贷模式，应控制县财政实力弱、平台经营能力弱的融资平台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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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现状

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得到新建，城镇人口增加，规模扩大，城乡差距逐渐减小，城镇化水平得到提高。

1.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起步晚，发展水平较低，规模小，东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相应的东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发展也较快，发展水平较高；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相应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城镇化水平也较低，城镇规模较小，发展水平不高。

2.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城镇数量少，城镇化规模小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报告中，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小城镇建设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八个少数民族省区内，小城镇建设规模达到了43.18%，比重较大，而大中城市建设的比重只达到40.75%。这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城镇化规模小，主要以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发展水平较低。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存在问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基础建设范围不断扩大，农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小城镇建设发展较快。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1.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晚，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建设水平较低，城镇数量较少，城镇化规模较小，城乡差距较大。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比重较大，第二、三产业比重低，产业结构不平衡，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制约了农村城镇化建设规模。

2.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基础薄弱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传统农业和传统思想、民族文化等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得到发展，但在发展中，缺乏支柱性产业和主导产业，产业支撑能力较弱，产业发展规模受限，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3.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城镇规模较小，城镇化规划与当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宜，城镇化水平较低在“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各级政府盲目建设、低水平建设等建设规划不合理现象，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规模，建设水平较低。

4.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规划布局不合理，破坏了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是主要的原材料产地。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各地政府为了凸显各自的政绩，盲目进行城镇化建设，不断吸引外资，大量开辟生产线，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地区环境污染、耕地流失、资源枯竭，自然灾害不断，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5.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化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不完善，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村城镇化建设配套设施和配套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制度不健全，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加之，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培训没有得到全面普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较低，制约了当地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城镇化建设水平低。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战略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必须解决这些制约城镇化建设的问题，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

(一)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战略模式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必须结合当地实际，选择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战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1.小城市(镇)建设战略小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聚集体，是生产实践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集中市场。小城市(镇)建设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了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的高低，还决定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少数民族地区大中城市人口较多，工业发展规模有

限，无法容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农村小城市(镇)建设，改变农村现状，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还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2.大城市主导推进战略由于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工业发展规模较小，规模化经济无法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农业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不利于小城镇建设。由此，发展经济学界的学者提出了“大城市主导推进战略”。改战略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现代工业比较发达，以大城市为主导，逐步向中小城镇推进，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就业压力，还可以改善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3.集中发展中小城市(镇)建设战略少数民族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镇)建设在整体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大城市建设规模中，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化发展空间不足，无法容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小城市(镇)建设中，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工业不发达，农业压力较大，也无法更好的完成城镇化建设。因此，新的建设战略：“集中发展中小城市(镇)建设战略”开始产生。该建设模式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城市(镇)建设阻力较小，城市建设规模比较合理，布局规范，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能够解决大城市和小城市(镇)的就业压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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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投入不足，导致职业学校实训设备、设施缺口严重。尽管近年国家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但与实际所需依然差距巨大。没有充足的财政保障，职业学校就无法及时购置、更新实习实训设备、建立实训基地，这直接导致大多数职业学校的实训条件落后，学生技能培训滞后。

（三）培训成效不明显，就业不对口，就业率不高。选择职业教育，家长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职业学校能够学到真才实学，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然而，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缺乏吸引力，就业率低，工作选择面窄，导致部分人对职业教育信心不足。

二、如何让职业教育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打破现有办学模式，课程设置要紧密联系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职业教育要坚持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在校学习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结构必须与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相适应，以培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需要的实用性人才和劳动力转移为目标，而以劳动力转移技能性人才为主要目标，真正使职业教育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扶贫开发的重要基地。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为此，职业教育应该紧密结合地方的实际，既要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还是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与新城镇化进程中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有关的新专业，培养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与专业人才，以满足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同时，职业教育还要面向社会开放，为在职人员和广大农民工的继续教育、转业转岗培训提供服务。以市场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整体效益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很多职业学校由于财政投入不足造成实训设备、设施不足，针对这一现象，可以采取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的策略加以解决。职业学校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办学，进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还要广泛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按需培养。学生实习阶段就直接到用人单位实习，毕业后直接到该企业工作。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自主培训，依托企业先进的操作设备和熟练工人的经验，培养出适合自己企业需要的专门性人才。从而实现企业与学校双方共同完成对学徒的培训工作，这样不仅优化了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节约了社会资源、提高综合办学水平，还能缓解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要把职业培训作为人生不断学习提高的重要途径，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系，形成发展职业教育的合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的经费、师资、实习基地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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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挥大企业龙头作用，带动园区发展。在发展产业园区时，运城市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培育和引进一批带动力强、规模实力大、关联度高的大企业、大集团，通过培育产业龙头，壮大骨干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大企业———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运城市高度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围绕产业主攻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抢占主攻产业自主创新的“制高点”，同时政府注重本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发挥园区聚集优势，培育重点产业发展。园区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优越性，众多同行业企业在同一个空间集聚，实现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集聚起规模效应，放大比较优势。运城市将工业现代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发展时注重园区对产业的培育作用。如，河津市新耿区以老城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商贸物流产业;龙门区以铝工业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产业;万春区以樊村镇和王家岭循环经济园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煤化工产业。

3.强化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运城市把园区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如，夏县水头工业园区充分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围绕打造加工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以现有的企业为主体，按照“加工制造区、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三大产业区域，加强园区建设，建成夏县对外开放的窗口、工业聚集的核心、项目对接的基地、产业升级的高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区。

(二)园区社区化

1.园区社区化促进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指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和一体化发展，以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化提供基础支持;以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人口集中创造条件。园区把产业集聚起来，而产业的入驻和发展必然要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地的高级人才，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园区，这就需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社区化的生活条件，尤其要做好社会公共服务，如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转化为市民。在生产和生活配套上，一方面，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园区内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场、超市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2.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园区社区化的本质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运作促进园区社区化。一是在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以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康复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为先导，打造城市综合体;二是以中小学为依托，打造教育园区;三是加快建设商品房住宅小区，引进现代化医疗机构，培育新型商业形态，完善服务设施，进一步提高开发区的承载能力。

3.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农村社区化是“就地城镇化”的战略基础，通过城市周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城市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农村社区化可以通过工业园区化的带动快速形成。如，运城市稷山县用工业园区化带动农村社区化，投资近2亿元完成“县城低碳产业聚集区”、“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翟店纸包装文化产业园区”三大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园区周边农村的社区化发展。

(三)社区城镇化

1.社区城镇化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社区的发展推动城市交通、排水、污染处理、水电供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产业区、生活区、商业区、娱乐区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从而使社区发展为新兴城镇，进而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向城镇集聚。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推进必将创造更多的生活和生产需求，推动商贸、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物流、医疗、文化和服装等生活业和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吸引力，加快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

2.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城市社区的城镇化包括老城区社区的城镇化和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运城市通过对老城区进行改造促进社区城镇化。老城区改造，通过机关、企业外迁，形成商业区和服务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质。如，平陆县筹资8.2亿元，重点实施打通新老城区的“两街一路”(春元街东西扩及中段改造、向阳街改扩建、傅岩路南扩)、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的“两馆一园”(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幼儿园)、“两个市场”(春元街蔬菜市场、太阳文体广场)、“六大工程”(天然气进企入户、垃圾填埋场、星级公厕达标、天眼工程、汽车客运站、三线入地)等14个项目。特别是在“两街一路”拓宽改造中，坚持最大程度规范程序、最大限度让利于民，加快了新老城区的渗透与融合。运城市通过拓展建设新城区促进新城区社区的城镇化。新城区通过工业新区建设，发展实体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依托。对新城区通盘考虑、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围绕新规划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配套服务，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新城区的增长内核，推进社区城镇化发展。

3.农村社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村连片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连片示范区，即围绕“抓典型、出精品、成规模、做示范”的工作思路，按照“一县一区、一区10村”的要求，使集中连片示范区达到道路循环、产业相连、林网方田、设施齐全、环境美观的标准。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如，垣曲县在新农村建设上，按照“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网络和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协调推进”方式，分类编制全县行政村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点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人口相对集中、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村，集中资金和项目，加大中心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主导产业培育和人居环境改善力度，引导和吸引山庄窝铺、空心村等居住分散区域的群众向中心村聚集，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四)土地规模化

1.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流转。运城市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引导土地流转，推动农业发展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道路，使土地向职业农民、产业带头人、种植大户手中集中，让有进城意愿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释放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淡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不必再邻地而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经济收入，为农民搬入城镇排除思想、地理、经济上的障碍。运城市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流转方式多样。呈现出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委托、代耕代种等方式。二是流转模式多元。有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场独立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多种。有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四是土地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粮棉等作物生产，还用于果蔬、花卉等农业生产和观光农业开发。

2.调整村庄结构促进土地规模化。近年来，随着运城市“八区联动”的全面推进，城市框架不断拉大，许多城郊村已变为城中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城市安家就业，造成一些村庄形成空壳村。面对目前的村庄情况，运城市对村庄结构进行调整，进一步促进土地经营的规模化。

3.建设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土地流转。为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运城市通过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村金融提供服务。同时，运城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建一个有效的对接平台，让农村资产、资源流动起来，激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交易中心对土地流转过程真实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认证，维护土地流转双方权益，农民不怕租赁费拿不回来，企业不担心农民反悔收回土地，这有利于促进土地顺利流转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五)城乡生态化

1.坚持生态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坚持生态优先，走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运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走低碳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第一，鼓励发展节能性环保产业，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水资源、空气等生态资源的消耗或破坏。第二，支持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第三，要求工业入区、入园，促进产业集群，既可以集中处理污染，又可以使各产业分享外部经济。第四，加强节能环保宣传，鼓励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能环保。第五，加强城市绿地资源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自我净化能力。第六，倡导绿色消费，减少消费污染。第七，重视调解资源占用与分配、环境污染方面的矛盾、冲突，促进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2.用城乡生态化增强城镇吸引力。运城市的城镇建设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大生态建设，通过绿化、净化、美化提高宜居指数，增强城镇的吸引力，让农民向往进城，愿意进城。保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步伐，深入推进。

3.城乡生态化注重传承和弘扬本地传统文化。文化是城市生存的魅力和灵魂，文脉是城市发展的远景导引，文化产业是支撑城市发展的关键。运城市在促进城乡生态化、一体化发展时，既遵循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衔接现代气息的植入。如，盐湖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盐湖生态文化旅游风景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首先打造出20平方公里的板块，让游客在休闲娱乐中感知运城根祖文化、盐文化、关公文化的博大精深，未来把盐湖风景区打造成山水相连、林湖辉映、历史厚重、文化发达的历史文化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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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和农民职业化进程中，就业需要与农民自身技能水平一直存在着矛盾。黄炎培曾经提出职业教育可以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可见职业教育的作用。

2、进行思想教育，促进进城农民在思想上市民化。农业文明的思想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思想存在差异性。现代城市文明思想是经历数百年工业文明进化演变而来的。因此，要让进城农民思想上进城，放弃过去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而向多元、开放、竞争的思想转化，职业教育可以发挥其作用。

3、进行生活教育，转变进城农民的生活方式。研究表明，农民工和新居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活动与市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存在很大的区别。他们的休闲方式还是多以个体性的、家庭性的自由式娱乐活动为主，参加公众性的、社区性的公共娱乐活动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市民;不能很好地像市民一样出入一些社区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休闲娱乐。对进城农民进行生活教育，帮助他们缩小与城市市民在生活上的差距，有利于消除人际壁垒。

4、开展公民教育，提高进城农民公民和法制意识。对进城农民开展民主与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引导，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政治权利意识和遵守社会规范的习惯，逐步消除自由散漫的农村生活习惯，提升进城农民自我公民义务意识和责任感。

5、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提高进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进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是制约农民在城市生活、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表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与其城市生存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因此，职业教育在实施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当对进城农民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其理解现代文明的能力和使用现代生活用品、用具的能力。

6、实施农业技术教育，培养职业农民。中国农民要成为职业农民非常不容易，真正的职业农民比合格产业工人的要求还要高。因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是生产者之外，还是农业先进科技的应用者、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农业生产市场与自然风险的承担者。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报告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与农业职业教育专业化有机结合。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培养职业农民的有效途径。

7、开展农村区域文化教育，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从内在意义上说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教学计划制定、初、中、高级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资源，农村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职业教育关注和参与其中。

二、职业教育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功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强涉农专业建设，改革招生和教学模式，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这些重要论述都显示了党和国家对农业与农民教育的重视，也为职业教育如何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加强涉农专业建设，不断提高服务农民培训的能力。专业建设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专业调研确定方向、制定专业建设方案做好顶层设计，课程建设确保培养方向，队伍建设确保培养水平，场地建设确保人才质量。专业建设要在广泛的调研基础之上，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现在及规划、结合培养对象自身的特点来制定专业建设计划和建设方案。课程的设置要在国家教育部相关专业设置标准的基础之上结合区域特色进行调整和完善，队伍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关键因素，同时，还要重视实训、实验场地建设。

2、实施课程改革，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无论是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还是开展职业农民培训，或者进行公民及其他教育，都需要对课程进行改革。尤其是实施农村区域文化培训，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其独特性，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对相关地区的文化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和特色，研究如何将这些资源课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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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土面积大承德辖8县3区，国土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河北省11设区市中面积排名第一，张家口辖13县4区2个管理区1个高新区，国土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河北省排名第二，两市面积总和占河北省的40．5%。

(二)地理位置独特与其他生态功能区相比，张、承地区有着最为特殊的地理区位。环抱京津、连通五省市区，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环首都经济圈的建设为张、承地区承接北京辐射、接受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环首都贫困带的存在也制约着两地的发展。河北省39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张、承地区就占了15个，其中张家口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张、承与北京巨大的经济落差，北京虹吸效应的加剧，使得张承地区的人才外流，这种现状不利于两地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影响了城镇化率的提高。

(三)经济发展受限2012年，张家口城镇化率为47．63%，排名第五，处于中游，承德41．92%，排名第九，为倒数第三。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张、承地区作为国家级生态功能区，北京上风上水之地，很多产业都被限制发展，如不允许发展重化工业，不能种植耗水量大的水稻，不得放牧等，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生态功能区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县大城小，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县大:承德8县平均县域面积为4797．2平方千米，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359．8平方千米)约2．53倍;张家口13县平均县域面积为2724．3平方千米，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约2．01倍。城小:承德县城建成区平均面积约为9．23平方千米，张家口12个县城(宣化县没有县城)建成区中，只有张北、蔚县、阳原、怀来4个县面积超过10平方千米，总体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1．98平方千米。较大的县域空间面积、较小的县城和高度分散的乡村，使得县城的辐射带动力很难扩展到全县。

(二)县城人口少，城镇化水平低承德市平均每个县城约为8．19万人，张家口市平均每个县城约为5．74万人，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9万人/县城)。2011年承德8县城镇化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宽城40．01%、平泉35%、滦平32．2%、兴隆32．11%、隆化30．24%、丰宁30%、承德县28．44%、围场27．1%，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呈南高北低局面，均低于承德市(40．71%)的水平，县域城镇化对全市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较低。相对来说，张家口很多县城镇化率高于承德，其中万全、怀来还排在全省前30位，但其他县城镇化水平和承德近似。两地要实现河北省《关于全面推进县城建设的意见》所确定的到2017城镇化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乃至到2020年实现60%的城镇化目标，任务艰巨。

(三)软、硬件都有欠缺，承载力有待提高硬件方面，基础设施落后。如到2011年末，人均道路面积:承德为15．89平方米，张家口为15平方米，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8．99平方米);煤气人均供给量:承德为9．49立方米，张家口为13．63立方米，均低于全省人均28．39立方米的水平等。软件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受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和国家转移支付偏低影响，张、承地区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水平明显低于省内其他地区。2011年各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张家口支出25．25亿元，承德支出21．45亿元，在河北省11设区市中排在第7、9位。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支撑不足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这种集聚必须有产业作为支撑。生态功能区的产业发展着力点应该在“绿”上，发展绿色产业，但实际中存在问题较多，见表1。从表1看出，作为生态功能区，承德的二次产业比例偏高，高于全省平均值1．28个百分点，河北省本身“二产”比重过大，是产业调整的重点，承德还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与其生态功能区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张家口的“一产”、“三产”比例都高于全省，虽然与绿色相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见表2。从表2看出，除围场农业比例较大外，其余7县工业比例都比较高，特别是宽城，高达75．96%。但据课题组与承德各县县长座谈，许多县域工业水平较低、还有一些厂矿在山沟，城区产业聚集度低，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不足。张家口各县的“一产”比例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业成分多，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出，而第三产业又主要是传统服务业，发展质量不高、吸纳劳动力较少，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存在障碍。

三、生态功能区县域城镇化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地方财力不足张、承地区财力在河北省一直落后，见表3。从表3看出，张、承地区的经济总量排在河北省11设区市的第8、9位，两者合计为2222．81亿元，占河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的9．07%，不及排名第一的唐山总产值的一半;一般预算收入中，两者合计为154．09万元，占河北省总预算收入的8．87%，稍高于唐山一般预算收入的1/2。与其他城市相比，张、承两地地方政府税源不足、县城财政收入很少，许多县城的财政收入每年往往只有数亿元，在支付大量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开支后，能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公益性项目的资金极为有限。一些县城融资思路不开放、过于保守，用现有较少的财政资金搞建设，不敢适度负债，使得城市环境多年来没有变化，县城的道路、供水、排污等基础设施不健全，社会文化服务设施也偏少，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难以聚集人气。

(二)用地指标缺乏虽然张、承地区国土面积大，在河北省排前两位，但由于本身山区的地貌特征，可用土地不多，县城城区扩展难度较大。一些镇区、村庄与县城相比，发展差距大、不均衡，难以统筹发展，形不成对县城扩容升级的有效支撑。用地指标的缺乏，使得征地拆迁难度增大，同时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的补偿标准，缺乏具体化、可操作的推进政策，对钉子户缺乏有效措施，案件多，政府压力增大。

(三)激励政策不足省级层面:县域之间发展差距大，情况各异，省里对县城建设的战略部署已有，但顶层设计不够，缺乏分类指导的目标定位、政策体系和考核机制，同时缺乏有效的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性、激励性和长远性政策。国家层面:一是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范围偏小。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张承地区农民所获得的造林绿化补偿低于其在同一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且生态补偿主要是退耕还林还草、禁牧、节水农业等方面，对于其他机会成本没有考虑。二是国家给予的民族地区优惠政策不彻底，需要大量地方资金配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

四、加快生态功能区县域城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一)产城互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高辐射带动力1．发展绿色产业。绿色是生态功能区的本质。具体而言，一产要降比重，发挥农业现代化优势;二产要提质增效，加大高科技比重;三产要提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业、能源资源产业，机械制造业等，提高县城的辐射带动力。2．提高项目谋划能力。项目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载体。要一手抓招商引资上新项目，一手抓现有企业扶持壮大，着力培育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和龙头企业，使之成为聚集人口的生力军。注重产业园区建设，引导同类及上下游项目进园区，形成产业聚集，带动更多人口就业。3．产城互动发展。把县城建设与产业园区一体化规划建设，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向园区延伸，完善功能配套，努力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居住、生活条件和完善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二)开发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增强综合承载力1．开发土地。针对县城城区面积小的突出短板，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扶贫开发、老工业基地改造、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低丘缓坡土地利用等特殊政策和土地增减挂钩、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普遍性政策，克服土地、资金两个制约瓶颈，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城区面积扩容;也可尝试县域之间土地指标的跨界调整使用，解决县城扩容用地难的问题。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现阶段发展实际的拆迁补偿标准，做到依法依规、合理有效的拆迁，减少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将基础设施延伸到新扩大的城区，强化基础设施水平建设的前瞻性，适当提高城市道路等级和相应给水排水、供电、供热、燃气等基础配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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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