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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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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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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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9005706

一、引言

信贷配给是指信贷市场上利率低于市场出清水平,存在超额信贷需求的一种现象。通常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人得到贷款,一部分人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二是一个给定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部分地被满足。在考察利率不能市场出清时,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在完全信息假设下进行的,信贷配给通常被解释为一种非均衡现象:由于政府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或者对利率进行管制,从而导致超额信贷需求长期存在并无法得到满足。70年代后期开始,Kane和Malkiel[1]、Arrow[2]、Jaffe和Modigliani[3]、Akerlof[4]、Fried和Howitt[5]以及Stiglitz和Weiss[6-7]等将不完全信息假设逐步引入到信贷配给的分析范式中,将信贷配给看成是一种均衡现象:参与市场的各方主体的行为导致利率不能市场出清,即在供给与需求数量不相等时,市场参与各方组成的系统处于均衡的状态。其中,Stiglitz和Weiss[6]在他们1981年的开创性论文中建立了事前不对称信息的信贷配给模型,指出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是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此外,其他学者从合约理论、监管成本以及委托角度解释了信贷配给。

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可贷资金从而影响总需求和产出的传导过程。信贷配给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重要授信行为,直接影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近些年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我国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调控效果并不很理想:1998—2002年,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多次降低贷款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量,但商业银行“惜贷”严重,扩张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2003—2008年,在我国信贷超额增长的情况下,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但商业银行的“超贷”现象仍然持续了较长时间,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一再强化,以致在2008年的外部冲击下发生急速逆转。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商业银行的年信贷量创历史新高。虽然信贷总量按照货币政策的意图进行扩张,但据人民银行的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显示: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结构严重失衡,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县域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国家重点支持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调控目标得不到信贷资金的协调配合[8]。这些状况表明,我国存在明显的信贷配给,造成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弱化。

二、理论分析

1998年中央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额控制,信贷政策操作主要采用计划指导和窗口指导,此后的利率体制改革使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不断扩大,直至2004年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商业银行开始拥有了更多贷款自,能根据利润最大化的要求灵活使用信贷资金,均衡信贷配给开始形成。尽管当前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是利率管制、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信贷市场的运行机制将加速趋向单一的均衡信贷配给[9]。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根本特征的信贷配给将导致银行贷款的净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关系,此时均衡的贷款利率水平取决于社会投资风险的分布情况,而贷款规模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货币供给水平,所以使得经济中的市场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水平具有顺周期波动的内生性,这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反周期目标产生冲突[10]。而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均衡信贷配给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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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海南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第一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1JIN1001003）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0日

一、引言

在银行同业市场日渐发达、世界金融市场广泛融合的趋势下，银行资金始终处于绝对稀缺地位，而理性的信贷配给行为使得银行资金优先流向大中型企业，那么小企业信贷资金缺乏就是必然现象。

《新帕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信贷配给定义为“借贷市场供不应求的一种现象，即在借贷双方按照契约自由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贷款方能提供的资金供给无法满足借款方的资金需求”。银行以控制风险和保证盈利为目标进行信贷配给，而小企业贷款风险高、成本高、利润低，不符合银行信贷配给的目标，因此不应当盲目要求银行增加小企业信贷投放量，而应当重点提高银行在支持小企业方面的信贷配给效率。关于资本配置效率有两种理解方式，米运生（2006）认为其中一种是“把既定的金融剩余尽可能多地配置给实体部门”，而另一种是“在资本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促进资本流向高效率的部门”。本文综合上述两种理解，认为商业银行以其信贷配给能力为限，尽可能多地向小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即为有效率，并通过DEA分析6家规模效率前沿银行的投入冗余提出了相关对策。

二、文献综述

信贷配给理论的产生源于对小企业融资麦克米伦缺陷（1951）的解释，但作为小企业融资缺陷的成因，信贷配给自身的产生原因却并不明确。而解释信贷配给成因的理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在非均衡市场条件下提出的，认为贷款者需求受到抑制是因为利率上限低于其风险对价，放开管制市场即可自动出清；另一种是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81）在均衡市场条件下提出的，认为贷款者需求不能被满足是因为其风险信息未知，而利率作为风险信息的变量自然抑制供给随利率（价格）增加。就中国的信贷配给成因而言，朱秀丽（2011）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中国信贷配给行为的性质，证明了有约束的非均衡配给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过程中已经逐步减轻，加强信息披露即可提高信贷配给效率。

信贷配给效率的衡量始终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受调研可信度的限制，中国大部分学者选择了采用金融深化指标来信贷配给及其效率。叶光毓（2008，2009）采用“贷款/GDP”作为衡量各地区信贷配给的指标；任建军（2010，2011）采用存贷比、存贷差和固定资产中银行贷款率作为衡量信贷配给的指标；米运生（2007）和王欣昱（2013）采用Wurgler（2000）提出的资本增长率对于产出增长率弹性来衡量信贷配给效率。陈丽桦（2013）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通过对工商、建设两家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8家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效率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型商业银行比中小商业银行更适合对中小企业贷款。

三、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模型

本文采用DEA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只是为了对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进行粗略排序，而不以模型所得具体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在以下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模型分析所得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真实情况。

（一）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模型前提假设。商业银行以信贷配给能力支持小企业的效率与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投入产出效率不尽相同，但在以下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投入-产出关系成立：在小企业贷款未达到银行信贷配给能力上限时，以较少投入获得较多产出的银行效率较高；在小企业贷款达到银行信贷配给能力上限时，只有先增加投入才能进一步提高产出。也就是说，该效率前沿面是不连续的。

（二）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模型变量选择。本文选取商业银行的四项禀赋作为自变量。由于银行在配给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商业银行只能在信贷配给能力范围内承担小企业贷款责任，所以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模型的自变量应是反映信贷配给能力的银行禀赋，这些禀赋指标包括：代表商业银行规模的总资产（TA）指标，规模越大的银行承担贷款成本的能力也越强；代表银行盈利能力的总利润（TP）指标，盈利能力越强说明银行运营能力越强；表示银行风险缓冲能力的资本充足率（AR）指标，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越强；表示银行贷款发放能力的贷存比（LD）指标，贷款能力越强的银行流动性风险资产配置倾向越高。

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SD）作为因变量，表示商业银行承担的支持小企业责任，对应每家银行的信贷配给能力都有一个小企业贷款余额最大值，在最大值达到之前小企业贷款余额越大，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越高。

（三）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DEA模型。本文采用投入-产出DEA模型来衡量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其中投入要素整体代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能力，而产出要素代表其小企业贷款责任承担情况。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决策单元，构建DEA模型，使用MaxDEA软件的CCR模型得到总体效率，BCC模型得到纯技术效率，并用总效率除以技术效率得到规模效率。根据前文对所选变量的解释，以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余额（SD）为产出指标；在投入指标方面，用总资产（TA）来代表银行的规模，总利润（TP）来表示银行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AR）来表示银行的风险缓冲能力，用贷存比（LD）指标来表示银行的贷款发放能力。

四、上市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效率排序

（一）样本选取与相关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共计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其中样本数据来自商业银行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

传统信贷配给模型是基于线性相关关系而建立的解释方程，不能用于对非线性关系的解释，根据前文的规范分析可知，银行禀赋与小企业贷款之间并不是线性相关关系，但仍然需要采用实证数据进一步验证。为了确定非线性模型的适用性，以下采用SPSS软件测度信贷配给效率DEA模型投入产出变量，结果表明银行财务指标与小企业贷款之间的相关关系比较复杂，得到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表1）

（二）上市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信贷配给DEA效率分析。本文使用MaxDEA软件得到的各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如下：上市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纯技术效率的变动范围为0.4～1，小于规模效率的变动范围0.2～1，这说明提高规模效率是提高商业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的根本方式。但由于规模效率同时受到技术效率和总体效率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本文仅选取处于规模效率前沿面上的银行进行分析。将规模效率前沿面上的银行按照技术效率排序，排名依次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宁波银行、农业银行、南京银行和华夏银行。

（三）规模效率前沿银行的冗余分析。对于规模效率前沿银行而言，如果有投入要素冗余为零，那么其信贷配给能力受技术条件约束达到上限，在前提假设成立的条件下，该银行纯技术效率排序与其信贷配给能力排序相同。6家规模效率前沿的银行投入产出冗余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利润总额所代表的盈利能力是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能力的短板，而6家规模前沿银行的利润总额投入冗余均为零，这说明6家银行支持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已达到能力上限，此时技术效率排序即其信贷配给能力排序。进一步分析投入冗余可知，不同的商业银行禀赋差异较大，想要继续增加小企业贷款额度，除了盈利能力外，风险防控能力是华夏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短板，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还可以继续加强向小企业贷款的倾向。（表2）

五、结论

商业银行承担支持小企业责任要量力而行，只有在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增加向小企业贷款的倾向，才能达到优化信贷配给的目的。对于所有的商业银行来说，提高自身盈利能力都是进一步担负起支持小企业责任的重要前提，而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又有不同的短板需要弥补，其中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是关键环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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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要：本文利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供给时的信贷完全满足、信贷完全配给和信贷部分配给行为。结果表明：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满足度下降。

关键词：MNL模型；金融机构；信贷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

农村金融市场为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提供了场所。虽然部分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额度，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则更为普遍，具体表现为：（1）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当中，一部分人的贷款申请被接受，而另一部分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贷款人的贷款申请只能部分被满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信贷配给现象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规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有着负面影响。不容否认的是，为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改革，最近又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当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究竟如何？什么样的农户容易遭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或者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农户家庭的特征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准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明晰改革的途径和突破点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常见的信贷配给现象。国际上，经济学家 Jaffee & Russlle （1976）、Stiglitz & Weiss（1981）等人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Williamson（1988）从事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基于信息经济学基础的信贷配给理论，认为即使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就会产生信贷配给。近年来其他学者，例如Meza & Webb（2006）、Arnold & Riley（2009）等从其他角度解释、分析和论证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和影响。

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数据调查论证对农村金融的信贷配给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关于信贷配给影响农村经济的研究。例如，林毅夫（2000）研究了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徐忠和程恩江（2004）研究了利率政策引发农村信贷市场扭曲及其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效率及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造成的影响。第二，关于信贷配给下农村信贷市场的状况。例如，朱喜和李子奈（2006）利用2003年约3 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 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时的配给行为；褚保金等人（2009）利用江苏省欠发达的北部地区372个农户数据研究了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朱喜等人（2009）实证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李庆海等人（2012）采用2003-2009年我国1 0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估计农户遭受信贷配给的程度及其对农户家庭净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等。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规信贷市场的现状， 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理论的一般性探讨和分析，既没有很好区分金融机构供给行为中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也没有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关联性。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框架

为了消除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通常要收集以贷款申请者家庭特征为主的多方面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量化处理后就构成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贷款申请者做出判断，确定最佳信贷供给行为，以达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

假定农户为申请贷款向金融机构提供其家庭特征信息为HI，金融机构信贷评价优等指标为EI，差等评价指标为BI，如果HI≥E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信贷评价指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达到或超过其设定发放贷款的优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满足农户的全部贷款申请，这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等于申贷农户的资金需求。如果BI≥HI，即金融机构认定农户的家庭特征只能达到或低于金融机构设定发放贷款的差等水平，则金融机构就会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信贷供给为零），也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100%。如果EI>HI>BI，则农户的家庭特征水平是介于金融机构信贷评价的优等水平和差等水平之间，因此农户的贷款申请只能被金融机构部分满足，即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介于0%和100%之间，或者金融机构认为满足农户的部分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是大于全部拒绝或全部接受贷款申请所带来的期望收益。总之，金融机构对每位申请信贷的农户所做的最终信贷供给行为或是（1）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2）部分接受农户的贷款申请，或是（3）拒绝农户的贷款申请。其中，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2）和（3）就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者的信贷配给。

如上所述，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的原则进行的，这符合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 theory）基础。假定上述的供给行为（1），（2）和（3）构成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的选择集C。在选择集中的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对金融机构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效用。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只会采取选择集中效用对他最大的那一个。我们假设用n来表示申贷农户，n=1，…，N；用J表示选择集中的全部的三种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我们把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所获得的效用表示为Unj，j∈J，且j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1），（2）和（3）之一。因此，信贷供给行为i（i也为上述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之一）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j是指不包括信贷行为i在内的选择集中的全部其他信贷行为。

金融机构的每一个信贷行为的效用由两部分构成：决定部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和随机部分（random component）。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所决定的。家庭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效用的系统部分通常用Vnj表示。还有一部分效用是研究人员观察不到的，也就是说Unj≠Vnj。决定部分效用与全部效用之间的差便是效用的随机部分。对于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i的信贷行为j，把随机部分效用表示为εnj。这样，我们把全部效用分解成了两部分，如下方程所示：

在选择集C中，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效用的随机部分εni，i∈C，假设：（1）εni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2）该概率变量服从双重幂函数概率分布（doubl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如下所示：

综合公式（1）至（3），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i的信贷供给行为j的概率表示为如下公式（推导及证明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上式中，分子是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i决定部分效用的幂函数，分母是选择集中所有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决定部分效用幂函数的和。此时，式（4）中效用的随机部分已不复存在，因此简化了选择概率计算过程。

三、计量模型

如上所述，效用的决定部分是由可观察到的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的有关变量决定的。假设有K个可观察变量共同决定效用的决定部分，因此这些变量与效用有如下线性关系：

上式中，aj是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的固有效用（intrinsic utility）。每一个信贷供给行为都有其独特的aj值，所以共有J个这样的参数。通常这些参数被解释为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的信贷供给行为的收益值。由于模型估计的需要，将J个参数中的一个限定为0，因此只需要估计J-1个这样的参数。xnjk是可观察到的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的共同家庭特征变量。在这里，“共同”是指每一个申贷农户都有这个变量，但并不表示它们的值相等。bk是第k个共同变量所对应的参数或权数。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参数与之对应，但是对于同一个变量不同的申贷农户分享相同的参数，所以，申贷农户标志n就在参数的下标中省去了。可以看到，虽然申贷农户在同一变量上分享相等的参数，但是由于变量观察值的不同，金融机构同一信贷供给行为的决定效用在不同申贷农户之间不等。

进一步，将公式（5）代入公式（4），可得公式：

在上面的公式中，xnjk是已知的观察值，aj和bk是未知的参数，需要估计。虽然不知道选择概率pni，但是知道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的具体的信贷供给行为，因此可用ynj来表示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信贷供给行为选择的结果。如果金融机构给予申贷农户n的信贷供给行为是j，则ynj=1；否则，ynj=0。推广开来，金融机构对申贷农户n从J个信贷供给行为选择集中采用一种信贷供给行为，统计似然（likelihood）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于全部N个申贷农户而言，似然的计算公式则为：

对公式（8）两边去对数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可求得模型参数aj和bk的解。应用最大似然法所估计的参数具有一致性（consistent）、渐进效率性（asymptotically efficient）和趋于正态分布（normally distributed）的特点。因此，对数似然值的计算公式为：

将公式（6）代入到公式（9），并通过对LL进行最大化，便可以求得参数aj和bk的解。在本研究中，是通过程序STATA 110来实现上面的模型估计过程的。

四、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农业银行等）不愿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因此，笔者的数据收集都是建立在农户访谈调查基础上的。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的数据，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为估计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提供了数据资源和经验证据。然而，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

笔者的调查采用直接法进行，即通过发放问卷或实地调查以诱导农户透露出有关信贷申请金额和实际获取金额的真实信息。本文关于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度量如下：“过去5年内（2006-2010年），您家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如果申请过，最近一次申请的意愿贷款额是多少？金融机构最后给予的实际贷款额又是多少？”只要信贷申请农户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取任何信贷额或获取的实际贷款额小于其意愿贷款额，则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就是信贷配给。其中，申请贷款但未获信贷的农户为完全信贷配给，申请贷款仅获部分贷款的农户为部分信贷配给。171户样本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也证实了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是很高的，也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所表明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 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人， 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基于前述的理论模型及计量方法，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行为。为了便于描述和区分金融机构三种不同的信贷供给行为，笔者赋值0，1，2分别表示信贷供给的完全满足、信贷供给的完全配给、信贷供给的部分配给行为。在这里，被解释变量是离散选择变量。

估计MNL模型时，需要将一类信贷供给行为作为参照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意味着相对于参照组的信贷供给行为来说，解释变量对处于此类信贷供给行为的相对概率为正的影响；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相反的情形。本文中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因此我们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的影响为正，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土地，房屋，银行存款，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其越大，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信贷配给的可能性就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户主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其越高，越容易及时把握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快速了解农业新技术的动态，从而能够灵活地安排农业生产，降低各种生产经营风险，有利于获取最佳收益。因此，预测该变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满足行为影响为正，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为负。（4）户主的性别（gender）。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既然我国农户借款都是户主代表家庭出面申请，因此预测金融机构对户主为男性的家庭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给予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户主的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即青年家庭（18-35岁）、中年家庭（36-45岁）、中老年家庭（46-55岁），老年家庭（56岁以上）。在我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方式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因此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需求能予以满足。（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我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因此金融机构对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的满足性较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因此金融机构也会较多地满足这样的家庭信贷需求。（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因此，同家庭有较多的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样，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即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的参数被限值为0，因此金融机构的完全信贷配给行为和部分信贷配给行为的参数是它们与金融机构信贷满足行为参数的对数机会比（log odds），是一个相对值。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见表2），申贷农户的家庭自有土地面积的大小、户主是否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以及申贷农户家庭资产市场价值的大小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有显著影响。

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这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一致，也与褚保金等人（2009）和李庆海等人（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

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的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本文调查的农户所涉及的贷款均为涉农贷款，同其他的消费贷款、非农生产贷款不同，涉农贷款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因而户主具有非农技能容易加深金融机构对其可能挪用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从而引发可能的债务风险的怀疑，进而采用部分信贷配给的信贷供给行为。另外，本文受访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最主要的贡献值是自有农田的市场价值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的市场价值，然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农户的自有土地和宅基地是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买卖的，因而农户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主要部分反映的是市场的理论价值。这一理论的市场价值所占比重越大，农户其他的可流动资产就越少，从而减少了申贷农户寻求资产担保或抵押的可能性，加大了债务风险。从这点考虑，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给予申贷农户部分信贷配给。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性别、教育水平、年龄，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被调查地区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积极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山东泰安地区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为例，采用MNL（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以受访农户的家庭特征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对69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04%）给予了信贷满足，对84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491%）给予了完全信贷配给，对18户样本农户（占总样本的105%）给予部分信贷配给。同以往文献调查类似，本文调查也显示了信贷配给仍然是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的主要行为。本文将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作为参照组，实证研究发现，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申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越有助于其降低遭受金融机构完全信贷配给的行为。然而，与金融机构信贷完全满足行为相比，户主具有非农劳动专业技能和家庭资产价值越高反而促使金融机构对其申贷金额的满足度下降，这些发现同我们前述的理论预期截然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调查地区的样本农户的信贷类型属于涉农贷款以及家庭资产主要构成部分是没有实际市场价值且无抵押功能的自有耕地和宅基地，从而影响了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供给。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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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cFadden， D.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choice behavior[M].In Frontiers in Econometrics. P. Zarembk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105-142.

篇6

关键词：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企业资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79.1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56-05

经济周期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得到了广大学者和实务界的认可。Levy（2001）发展了一个模型，在模型中债务被视为公司治理中的金融契约，这促使管理层和外部股东利益的结合。在经济周期衰退期，负债企业管理层财务相对于外部股东减少，两者之间的问题加重，而提高企业的负债水平将有利于降低两者之间的冲突。Dirk Hackbarth， Jianjun Miao， Erwan Morellec（2006）研究了宏观经济状况对于信贷风险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当企业的现金流依赖于当前宏观经济状况时，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变动调整融资政策并适应其破产风险将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模型的推导得出企业的资本结构将逆周期调整，而且负债的期限结构与信贷风险显著相关，信贷风险越大，期限结构越短，而且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影响了企业的负债能力和资本结构调整的幅度。Bhamra et al（2008）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时变性导致公司资本结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财务杠杆与宏观信用风险密切相关。

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经济周期的主要影响机制仍存在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净值低、自有资金少的企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外源资金配给问题；而作为实力较强、拥有较多可抵押有形资产和自有资金的企业来说，外源资金配给较少更多地是基于成本所导致的外源融资溢价问题。不少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关注到了经济周期对于企业融资影响的差异性。所以，本文将以融资约束程度高低――内源融资占投资比，对企业进行分类，在一个包含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中同时考虑成本效应与融资规模效应。同时考虑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保证后续论文中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使得假设更符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借助Rafael Repullo和Javier Suarez（2000）的研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一、存在道德风险的一个基本借贷模型

二、包含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均衡模型

三、经济周期对融资约束程度不同企业融资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在上述考虑了权益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前提下，同时考虑了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状况及外源融资可获得性双方面的影响。从静态时点上看，自有资金比较高，自身财务状况最好的企业家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最轻，不存在资金配给的状况，其主要融资选择基于自身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如果自身的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较低，更倾向于收益损失少的权益资本市场融资，如果自身成本较高，则会选择银行信贷资金融资；而自有资金比居中，财务状况一般的企业家面临权益资本市场配给，只能从银行信贷市场融通资金；而对于自有资金比较低、财务状况最差的那类企业家而言，他们无法获得外源资金，只能放弃投资。

四、结语

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以成本为出发点进行融资选择，在经济周期上行时期更多地选择权益市场资金，在经济衰退时期选择银行信贷资金以减少成本上升所导致的成本问题，资本结构呈现逆周期调整；而对自有资金缺乏的企业，融资活动受到了资金配给影响，经济周期上行时期可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经济衰退期导致信贷配给加剧而无法获得外源融资，资本结构呈现顺周期调整。至此，本文清晰地描述出了经济周期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路径和对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同企业影响的差异性。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银行信贷资金具有不可替代性，银行稳健在上述影响机制中在平抑经济周期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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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村镇银行的缘起

在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我国成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是希望借助这种新型金融组织为农村的部分相对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属于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范畴（杜晓山，2008）。长久以来，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担保品，出于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商业银行无力为这部分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贷款服务，贷款市场因而长期存在信贷配给问题。《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p.778）中这样描述：“信贷配给是借贷市场的一种状况，其中，按照所报的契约条件，贷方提供的资金少于借方的需求”。在符合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要求的条件下，商业银行没有提供与贷款需求相一致的贷款供给。贷款市场供给小于需求，而利率也没有出现古典模型所预期的上升以消除这种差额。从亚当.斯密描述这一现象起，凯恩斯、埃利斯、威尔逊、哈里斯、杰斐、拉塞尔、威廉姆斯等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在斯蒂格利茨和韦斯的经典论文（1981）中，他们从贷款质量和利率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角度论述了在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逆选择”的条件下，信贷配给的存在性，市场失灵了。村镇银行的兴起源于对克服这种信贷配给的探索，希望通过设计一些制度安排（如中心会议制度、农户联保制度等），使金融机构有能力为部分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提供无需担保和抵押的小额贷款等微型金融服务。村镇银行与传统的商业银行相比，要求特殊的贷款制度设计，面向原先被放弃的部分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提供无需担保和抵押的小额贷款以及其它微型金融服务。尤努斯教授领导的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取得了部分成功后，推动了这种新型金融组织在世界范围中的发展和推广。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新型的金融理念和方法开始被一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引入我国。虽然最近印度安德拉邦出现了小额信贷的违约危机，但并不表明这种模式的失败（杜晓山，2010）。

2.村镇银行在我国的发展

村镇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引进试验、试点发展到大力推动等不同阶段。按照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工作安排》的规划，到2011年我国拟建立1027家村镇银行。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3月我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建立起至2010年6月末，我国已建立214家村镇银行。其中2007年共建立19家，2008年共建立91家，新增72家，2009年共建立148家，新增57家。以国家开发银行、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为主发起行共建立30多家，其余均为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发起建立，包括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主发起行的不同，我国现有的村镇银行可以分为全国性大型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外资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和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目前最后一种在我国占80%左右，为绝大多数。不同类型的村镇银行可能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和经营方法。本文中主要分析以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出现的使命漂移现象。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村镇银行却表现出了与设计初衷不同的特征，似乎没有起到为我国农村部分贫困人群提供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微型金融服务的作用，出现了使命漂移。村镇银行的目标客户、放贷手段和放贷金额都出现了与设计要求的偏离，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村镇银行，更像是为应付或规避政府相关政策的一种商业银行的变体，实质上就是普通的商业银行。这种村镇银行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削弱金融领域的垄断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但却不太可能为我国的贫困人群提供足够的理论模型所设想和期望的服务。

3.以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为主发起行的村镇银行的使命漂移

村镇银行的使命漂移主要体现在贷款对象、贷款方法和贷款额度偏离面向部分贫困人群、主要采用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的设计目标上。

从2007年开始，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积极参与我国的村镇银行建设，目前有高达80%左右的村镇银行属于它们发起设立。但现存的这些村镇银行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村镇银行，从目标客户、贷款方法等方面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只是一种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并不是为我国相对贫困的人群提供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微型金融服务，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为背后的主发起行规避金融法规、实现区域扩张的经营手段。出于追逐利润和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考虑，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有实现跨区域经营的内在欲望，但受到金融法规的约束，无法快速扩张。村镇银行的发展为它们提供了机会。村镇银行不是市场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对市场调节失灵的补充，因此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指导，这些具备商业银行背景的村镇银行必然偏离原初设计的目标，出现使命的漂移。以为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信贷为主要贷款模式的金融组织与商业银行存在本质的不同，它们的结合——用商业模式推动这种金融组织的发展需要强而有效的约束。

安徽长丰科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以下相关数据来源于该行各年年度报告），主发起行是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40%的股份，是最大股东，两行董事长都是刘万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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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理论依据——信贷配给理论 广义的信贷配给指的是由于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存在一种对贷款的超额需求。当报出贷款利率低于瓦尔拉市场出清利率是由于政府管制因素造成的，这种信贷配给被称作非均衡信贷配给。而现实中存在着很多类型的信贷配给。1981 年斯蒂格利茨和韦兹合著的经典论文被认为是奠定了信贷配给理论的微观基础。斯蒂格利茨和韦兹提出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不对称信息会产生有两种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危机效应。这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信贷风险。利率的道德风险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促使了信贷配给的出现。在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事前的信息在于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无法充分了解顾客的风险状况，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在于监督成本的增加使得银行难以获得贷款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接受了高利率的贷款者在获得贷款后，必然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会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即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而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利率和信贷规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确定的，即在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主导下的“双重信贷配给”。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12月的报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健康指数为6.57分（按照指标设计，满分10分，8分以上为健康，5分以下为不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中小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也处在中下游水平。事实上，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产权结构混乱、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市场竞争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诚信文化缺失等问题，使得银行出于谨慎经营原则，不愿承担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带来的风险。

（二）模型构建 （1）构建思路。中小企业诚信指标构建的目的在于通过该指标将低信誉水平的企业与高信誉水平的企业分离开来，以改变中小企业融资群在融资中普遍遇到的“门槛过高，信任打折”的现象，为优秀的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并逐步改变由于逆向选择带来的融资成本提高和道德风险造成的信任指数下降的现象。（2）基本假设。一是对象分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存在混合均衡，因此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方案会有不同的选择。令投资方案为R{I，S}，I为投资概率，S为诚信指标。二是选择规则。投资者会根据诚信指标决定投资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是否投资的选择和投资多少的决策。三是要素的选择。选择财务指标。依据财务指标对企业的偿债能力、获利能力、营运能力进行分析，是对企业整体价值的初步评价。这里借鉴了美国爱德华·奥特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Z分预警模型，其建立的核心思想是，选取一组最能反映融资方财务状况的指标，根据不同的行业赋予不同的系数，并以最后计算出的Z值来衡量投资的风险程度。表达式如下：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X1=（营运资本÷资产总额）×100，X2=（未分配利润÷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 X4=（股票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在构建的模型中，X1， X2，X3，X4，X5 五个变量的取值不变，但由于需根据不同融资行业和企业的特点分别赋予新权数a0，a1，a2，a3，a4，即上式变为：Z= a0X1+ a1X2+ a2，X3+ a3X4+ a4X5；公司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评价结果。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是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构成。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能维持董事会与管理层、管理层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制衡关系，更能通过评价和监督确保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内部审计部门所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能够对上式所获得的风险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外部监管评价结果。风险程度是以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基础的，因而财务指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独立性较高的外部审计部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对于降低财务评价风险有着很大的贡献；银行征信体可监督。建立银行征信体系，实现不同银行之间征信信息联网运行，为投资方更好的了解融资方的经营和信誉状况提供便利；信用评级指数。信用评级通过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分析，依据科学的信用衡量标准，对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做出适当的评价。四是模型构建。S=（biB+ciC）Z+d1Mi+d2Mj+eN，将修正的Z值代入上式中，得到最终模型：S=（biB+ciC）（a0X1+ a1X2+ a2X3+ a3X4+ a4X5）+d1Mi+eN。

假设：a.依据内部风险管理体系的健全度和内部审计出具的意见对B选取不同的取值，B∈[0，1]（当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和内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B=1；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或内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B=0.）；b.依据外部审计意见对C选取不同的取值，C∈[0，1]（当外部审计出具无保留意见时，C=1；外部审计出具否定意见时，C=0.）；c.MAX（bi+ci，1）=1， bi、ci为权重；d.依据银行征信体系的评分确定Mi 的取值；d1表示在诚信指标中所占的权重；e.依据信用评级机构给企业评定的等级决定N的取值，N∈[0，1]（N（AAA）=1，N（D）=0）；e表示信用评级在诚信指标中的权重。

三、举例说明

（一）案例分析 假设有两个企业Y1，Y2同时向某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融资者Y1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1 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1 值大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良好；Y1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即B=1。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则C=1，证实了融资者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1 企业的信誉水平很高，即N（AAA）=1。从上述结果可知Y1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大值。

而融资者Y2，其诚信指标确定过程为：以Y2披露的信息为基础，依据Z值模型计算出Z2 值小于临界值，这表明依据融资方披露的信息，其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欠佳；Y2 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且内部审计部门出具了保留意见，即B=0。这表明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失真和监督不力的问题。同时外部审计师对该企业也出具了保留意见，即C=0；银行征信体系和信用评级机构都表示Y2企业的信誉水平很低，即N（D）=0。从上述结果可知Y2的诚信指标是该模型确定的可取范围的最小值。银行由此判断Y1，Y2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就能对其贷款申请做出正确的选择。

篇9

贷款业务始终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激烈竞争下，必须加强安全性管理、流动性管理、盈利性管理。通过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审查审批环节的制度建设、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可以提高信贷资产的安全性。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增强信贷资产的流动性［1］。最后通过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等措施来提高贷款的盈利性，以此抵御市场新生力量的竞争，保护银行的传统业务——信贷业务。

一、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一）安全性原则。安全性原则指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必须审慎控制风险，经得起重大风险和损失。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通过其信用中介的职能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债务人。在信贷业务中，存在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一系列风险［2］。因此在银行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中，安全性原则尤为重要，是商业银行的基本目标，重点强调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风险。因此在贷款业务过程中，贷前、贷中、贷后都必须坚持安全性原则。（二）流动性原则。在银行负债中，存款业务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我国，存款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既要满足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随时提存的需要，还需要满足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在规定日期提现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中需要提存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防止挤兑的产生。同时为了满足资产的流动性，银行需贯彻信贷配给原则，审慎信贷风险，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提高贷款流动性，使贷款能在银行需要时具有及时变现的能力。（三）盈利性原则。盈利性原则指商业银行作为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银行最终效益和经营能力的体现。其盈利性目标地实现对自身的经营管理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充实银行资本、扩大银行经营规模、提高银行的信誉，从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衡量其盈利性程度的指标主要有盈利率、盈利资产收益率、收入盈利率等。贷款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是最主要的盈利资产，是商业银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主要手段［3］。近些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等新生力量开始抢占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尤其是小额信贷领域。同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商业银行贷款盈利能力逐渐下降，因此，其目前发展面临双重困境。

二、“三性”原则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管理

（一）贷款业务与安全性原则。第一，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信用体系的健全和信用风险评估机制的确定对于商业银行降低经营成本、降低坏账率、发展小额信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商业银行借鉴互联网金融的优势［4］，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将借款人或者投资人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诚信记录等纳入信用风险防范模型，做到全面、真实地反映贷款人的资信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借鉴信用分评分模式，加快全民征信体系的建设。第二，完善审查审批环节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制度核心是相互制衡与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的实现需辅以制度制衡，因此不仅需要加强对专职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建设培养，提高其自我约束能力，同时应辅以恰当的奖罚机制。通过绩效考核制将考核人员的收入与银行效益挂钩，实行收付实现制，加大信贷风险责任考核力度。第三，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需多方主体参与。首先，企业信贷人员要实时监控企业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宏观环境［5］，充分调查企业信贷能力和管理状况。其次，商业银行向政府寻求帮助，在必要时借助行政力量充分分析企业的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要求企业保证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再次，商业银行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发挥银行同业间的作用，共同防范信贷风险［5］。最后，建立动态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控数据、录入数据，建立完善的风险等级评估，充分发挥预警机制作用。（二）贷款业务与流动性原则。流动性风险以其不确定性强、冲击破坏力大的特点，被称为“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因此，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者面临的重要课题［6］。贷款是银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贷款与存款之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矛盾，这是贷款流动性管理的核心。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原来缺乏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贷款通过重组转化为可流通资本市场证券的过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制造业、冶炼矿业等传统产业的非优质贷款移出资产负债表，将资金再投放于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以此完善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整体质量，解决贷款与存款期限不匹配的矛盾，提高银行流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能急于通过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长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以获得流动资金，并且利用这些资金去进行具有较大风险的投资业务，这样容易降低银行的流动性水平［1］。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信贷证券化产品单一、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信息披露不规范、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不完善、风控和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更加需要商业银行谨慎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手段。第二，适当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目前，全球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呈现下行趋势，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银行贷款风险增加。在此特殊背景下，易发生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需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贷款风险进行充分保障，增加一级资产、二级资产的比重。同时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会安抚社会大众，避免疫情当下产生恐慌心理发生挤兑危机。但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幅度应视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而定。大型商业银行信誉好且有较多优质信贷资产，不易产生流动性危机，这时可提高较小幅度或不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流动性原则适当让位于盈利性原则。小型商业银行信誉较差、信贷资产质量较差，在经济下行时更易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应较大幅度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三）贷款业务与盈利性原则。第一，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面对中底层客户，可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中底层客户有着对利率变动敏感、小额信贷、追求快捷低成本服务的特点，因此商业银行要结合底层客户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开发低利率、低贷款金额、放贷快捷、手续简单的金融产品。这时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降低成本，即需从放贷各个环节入手控制贷款成本，以期用低利率来扩大市场份额，拉拢客户资源，与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P2P借贷在小额信贷领域进行竞争。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居民信用档案，减少审贷放贷时间，提高服务水平。面对上层客户，可采用客户盈利性分析定价法，考虑与客户的整体关系、双边关系，加强对大额贷款风险的审查，贯彻落实信贷配给原则。对于低质量大额的贷款，应予以拒绝。对于高质量大额贷款，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还应根据客户具体需要提供更加灵活的优惠利率，进行个性化定制。商业银行还应积极发展与客户的双边关系，在存款上采用上层客户定价法，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忠诚顾客，并获得较高收益来弥补提供贷款的潜在损失。第二，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5G技术的产生、新基建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普及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转型机会。商业银行需充分利用这些科技、互联网的力量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业务，加快推进业务线上化、数字化以及互联网化，使人工智能逐渐替代传统人工，智能化、科技化逐渐渗透商业银行贷款程序各环节，这也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的大势所趋。信贷业务的智能化、科技化不仅能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给客户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更重要的是，节约商业银行工资支出、培训费用的同时进行科学化审贷，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信贷质量，这些都将提高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1］孙芳琦.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9.

［2］邵琴.商业银行抵押信贷业务风险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3（22）：232-233.

［3］卢毅.北京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广西大学博士论文，2019.

［4］刘宇杰，周红.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研究［J］.时代金融，2020（3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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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业务始终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激烈竞争下，必须加强安全性管理、流动性管理、盈利性管理。通过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审查审批环节的制度建设、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可以提高信贷资产的安全性。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增强信贷资产的流动性［1］。最后通过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等措施来提高贷款的盈利性，以此抵御市场新生力量的竞争，保护银行的传统业务——信贷业务。

一、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一）安全性原则。安全性原则指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必须审慎控制风险，经得起重大风险和损失。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通过其信用中介的职能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债务人。在信贷业务中，存在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一系列风险［2］。因此在银行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中，安全性原则尤为重要，是商业银行的基本目标，重点强调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风险。因此在贷款业务过程中，贷前、贷中、贷后都必须坚持安全性原则。（二）流动性原则。在银行负债中，存款业务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我国，存款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既要满足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随时提存的需要，还需要满足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在规定日期提现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中需要提存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防止挤兑的产生。同时为了满足资产的流动性，银行需贯彻信贷配给原则，审慎信贷风险，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提高贷款流动性，使贷款能在银行需要时具有及时变现的能力。（三）盈利性原则。盈利性原则指商业银行作为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银行最终效益和经营能力的体现。其盈利性目标地实现对自身的经营管理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充实银行资本、扩大银行经营规模、提高银行的信誉，从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衡量其盈利性程度的指标主要有盈利率、盈利资产收益率、收入盈利率等。贷款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是最主要的盈利资产，是商业银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主要手段［3］。近些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等新生力量开始抢占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尤其是小额信贷领域。同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商业银行贷款盈利能力逐渐下降，因此，其目前发展面临双重困境。

二、“三性”原则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管理

（一）贷款业务与安全性原则。第一，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信用体系的健全和信用风险评估机制的确定对于商业银行降低经营成本、降低坏账率、发展小额信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商业银行借鉴互联网金融的优势［4］，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将借款人或者投资人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诚信记录等纳入信用风险防范模型，做到全面、真实地反映贷款人的资信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借鉴信用分评分模式，加快全民征信体系的建设。第二，完善审查审批环节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制度核心是相互制衡与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的实现需辅以制度制衡，因此不仅需要加强对专职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建设培养，提高其自我约束能力，同时应辅以恰当的奖罚机制。通过绩效考核制将考核人员的收入与银行效益挂钩，实行收付实现制，加大信贷风险责任考核力度。第三，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需多方主体参与。首先，企业信贷人员要实时监控企业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宏观环境［5］，充分调查企业信贷能力和管理状况。其次，商业银行向政府寻求帮助，在必要时借助行政力量充分分析企业的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要求企业保证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再次，商业银行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发挥银行同业间的作用，共同防范信贷风险［5］。最后，建立动态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控数据、录入数据，建立完善的风险等级评估，充分发挥预警机制作用。（二）贷款业务与流动性原则。流动性风险以其不确定性强、冲击破坏力大的特点，被称为“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因此，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者面临的重要课题［6］。贷款是银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贷款与存款之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矛盾，这是贷款流动性管理的核心。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原来缺乏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贷款通过重组转化为可流通资本市场证券的过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制造业、冶炼矿业等传统产业的非优质贷款移出资产负债表，将资金再投放于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以此完善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整体质量，解决贷款与存款期限不匹配的矛盾，提高银行流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能急于通过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长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以获得流动资金，并且利用这些资金去进行具有较大风险的投资业务，这样容易降低银行的流动性水平［1］。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信贷证券化产品单一、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信息披露不规范、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不完善、风控和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更加需要商业银行谨慎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手段。第二，适当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目前，全球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呈现下行趋势，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银行贷款风险增加。在此特殊背景下，易发生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需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贷款风险进行充分保障，增加一级资产、二级资产的比重。同时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会安抚社会大众，避免疫情当下产生恐慌心理发生挤兑危机。但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幅度应视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而定。大型商业银行信誉好且有较多优质信贷资产，不易产生流动性危机，这时可提高较小幅度或不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流动性原则适当让位于盈利性原则。小型商业银行信誉较差、信贷资产质量较差，在经济下行时更易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应较大幅度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三）贷款业务与盈利性原则。第一，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面对中底层客户，可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中底层客户有着对利率变动敏感、小额信贷、追求快捷低成本服务的特点，因此商业银行要结合底层客户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开发低利率、低贷款金额、放贷快捷、手续简单的金融产品。这时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降低成本，即需从放贷各个环节入手控制贷款成本，以期用低利率来扩大市场份额，拉拢客户资源，与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P2P借贷在小额信贷领域进行竞争。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居民信用档案，减少审贷放贷时间，提高服务水平。面对上层客户，可采用客户盈利性分析定价法，考虑与客户的整体关系、双边关系，加强对大额贷款风险的审查，贯彻落实信贷配给原则。对于低质量大额的贷款，应予以拒绝。对于高质量大额贷款，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还应根据客户具体需要提供更加灵活的优惠利率，进行个性化定制。商业银行还应积极发展与客户的双边关系，在存款上采用上层客户定价法，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忠诚顾客，并获得较高收益来弥补提供贷款的潜在损失。第二，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5G技术的产生、新基建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普及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转型机会。商业银行需充分利用这些科技、互联网的力量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业务，加快推进业务线上化、数字化以及互联网化，使人工智能逐渐替代传统人工，智能化、科技化逐渐渗透商业银行贷款程序各环节，这也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的大势所趋。信贷业务的智能化、科技化不仅能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给客户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更重要的是，节约商业银行工资支出、培训费用的同时进行科学化审贷，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信贷质量，这些都将提高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1］孙芳琦.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9.

［2］邵琴.商业银行抵押信贷业务风险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3（22）：232-233.

［3］卢毅.北京银行经营绩效评价研究［D］.广西大学博士论文，2019.

［4］刘宇杰，周红.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研究［J］.时代金融，2020（3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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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7日

一、引言

商业信用是指工商企业之间在买卖商品时，以商品形态提供的信用，是企业之间的一种直接信用关系。商业信用是信用发展史上最早的信用交易方式，银行信用、消费信用等其他信用交易方式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商业信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欧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原始的简单交易场所集贸市场上，商人允许顾客先行得到商品，然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价款。在中国，赊销作为一种商业信用始于先秦时期，并在宋代得到广泛发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如今商业信用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短期融资形式，是非金融类企业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纵观国内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等方面。

二、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理论

（一）经营性动机。经营性动机是指企业依据市场条件变化，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扩大销售份额或者抑制市场价格波动，最终实现企业近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以及长远的经营目标实施的反映策略。商业信用的经营性动机的内容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动机、质量保证动机、价格歧视动机和促销动机等等。

Schwartz（1974）首次提出商业信用的降低交易成本动机理论。Ferris（1981）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该理论假定交易为时间的随机函数，存在着不确定性，研究认为，商业信用使得交易中的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在时间上相分离，买方企业在使用商业信用过程中能够获得准确的付款时间，从而减少了预防性资金，节省了交易费用，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资产。同时，卖方企业因为获得了货款收回的准确时间，其对自身资金的管理更加合理，从而减少了经营费用。

Lee和Stowe（1993）指出，不对称信息会导致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当企业对产品质量没有保证时可能会通过折扣率诱导顾客现期支付来转移质量风险。DeLoof和Jegers（1996）也认为商业信用能够有效地解决企业的逆向选择问题。商业信用为客户提供了一种担保机制，如果在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或者厂商没有及时履行服务承诺，客户可以拒绝支付货款。因而，这种交易方式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这种情况下厂商向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可以认为是对产品质量保证的表现，向客户传递了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Mian和Smith（1992）认为，商业信用的应用能够绕过相关法令的约束，对客户实行间接的价格歧视，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企业通过额外或较长期限的商业信用给边际客户提供一种补贴，从而刺激边际顾客的购买量，增加企业销售利润。Schwartz和Whitcomb（1978）的研究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商业信用政策来稳定市场需求，企业可以使用差异化的商业信用来维持优质客户。

（二）融资性动机。商业信用的融资性动机是指商业信用作为企业重要外源融资方式存在的原因。Summers和Wilson（1999）以英国655家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都把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关于商业信用融资性动机的研究，理论界的成果主要包括融资比较优势理论、信贷配给理论和资产转移理论。

Petersen和Rajan（1997）系统总结了融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卖方企业向买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具有三个优势：信息获取优势、控制买方优势以及财产挽回优势。

Meltzer（1960）最早提出了信用配给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Biais和Gollier（1997）从卖方掌握受信企业信用信息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信贷配给的原因，研究认为商业信用有利于卖方和银行整合各自掌握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信贷配给。Fabbri和Menichini（2006）指出在卖方利用资产的优先清算权给买方提供商业信用时，商业信用的使用成本比银行贷款低，因此不存在信贷配给的企业也会使用商业信用。

Burkart和Ellingsen（2004）的研究模型显示，由于原材料较难转移，卖方能够比银行更有效地解决买方转移资产而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Fabbri和Menichini（2006）的研究解释了不受信贷配给约束的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原因。为了利用卖方的资产挽回优势，买方使用商业信用并为卖方提供优先清算权利。这样情况下使用商业信用，买方获得了比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的融资方式，因此不存在信贷配给约束的企业也会优先选择使用商业信用。而存在信贷配给约束的企业选择使用商业信用主要考虑到卖方提供的产品特征。

三、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关系

目前，理论界对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中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到银行信贷约束的企业可以通过其他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获得资金，因此在企业融资中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对需求者在获取信息和执行合同力方面比银行更有优势，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先从金融机构获得充分的资金，再根据日常交易往来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需求者的信息，通过提供商业信用的方式把资金借贷给生产要素的需求方，因此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中存在一种互补关系。

Petersen和Rajan（1997）以美国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与金融中介保持长期关系的企业较少使用商业信用，而在金融中介不发达的地区企业较多地使用商业信用。Ng和Smith（1999）指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由于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普遍很高，因此企业之间进行的商业信用成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Yang和Blenman（2008）研究了商业信用的使用与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存在替代关系，商业信用对缓解融资约束有重要的作用。

Schwartz（1974）认为当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多，其投放的商业信用也越多，商业信用的提供与银行借款之间是互补的关系。Gregory和John（1993）利用全美小企业融资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统计仅从数量角度验证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互补关系。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的供给随着银行信贷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互补关系。

国内对于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Ge和Qiu（2007）研究了1994～1999年期间，商业信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使用状况，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难获得银行借款。出于融资目的，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使用商业信用，间接说明非国有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银行借款的融资替代方式。Cull，Xu和Zhu（2009）的研究认为，在我国受到信贷歧视的企业中，商业信用对银行借款替代作用更显著。石晓军（2009）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之间总体平均替代率高达17%，替代系数与同步宏观经济指针GDP之间存在反周期关系。谢诗蕾（2011）通过对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规模、成立时间、行业竞争性等因素后，银行短期借款越多的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支持了商业信用的“再分配”观。

四、商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

Petersen和Rajan（1997）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大企业来说，中小企业获得和提供的商业信用都较少，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年龄、投资机会、所属行业、现金流以及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影响商业信用的显著因素。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2001）研究发现，拥有大规模银行系统的国家或地区，企业提供和获得的商业信用都较多，说明在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市场交易相对活跃，企业往往更加普遍使用商业信用这种非正式的企业融资渠道。同时研究表明，在司法系统有效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使用较少，这说明在有效的法制保障下，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从银行取得贷款，从而减少了对商业信用的使用。Fisman（2003）利用44个国家3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金融体系较差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使用较多商业信用的行业中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John Wiley&Sons（2003）研究表明价格、竞争、融资等因素对商业信用的运用都存在一定关系。

杨松令和赵西卜（2003）以中小企业为样本，对影响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余明桂和邹振松（2005）进一步以非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构成的大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商业信用使用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而且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企业的商业信用使用显著高于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对较发达地区。谭伟强（2006）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所获得的商业信用与公司规模、销售增长率、财务杠杆比率和国有股比例都显著正相关，而与短期银行借款比例和销售毛利润率显著负相关。肖莉（2008）着重考虑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的影响。刘凤委（2009）的研究表明地区信任水平通过影响交易成本进而对商业信用模式产生影响，信任越高的地区，更少采用成本较高的应付票据和预付账款。余明桂、潘红波（2010）证明了商业信用的竞争假说，发现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多地以商业信用作为产品市场竞争手段，还发现这种效应发生在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李朝晖（2012）考察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现金持有量的关系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比重的提高会引起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商业信用和现金持有量的这一正相关关系受产权制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国有产权会强化这一正相关关系。张新民、王珏、祝继高（2012）检验企业市场地位对其商业信用及经营性融资的影响。应千伟、蒋天骄（2012）验证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国有股权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两种影响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五、小结

纵观国内外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等方面。其中，商业信用的存在动机主要分为经营性动机和融资性动机两大类。目前理论界对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替代关系，一种是互补关系。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企业规模、年龄、投资机会、所属行业、现金流、产权性质以及制度背景等方面进行。

从国内的上述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商业信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的研究十分零散，相关方面的问题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此外，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分配中更易于侵害中小企业的利益，使其贷款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信用作为企业融资的另一大来源，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鉴于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研究商业信用与中小企业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亦将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谭伟强.商业信用：基于企业融资动机的实证研究[J].南方经济，2006.12.

[2]石晓军，李杰.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的替代关系及其反周期性：1998-2006年[J].财经研究，2009.3.

[3]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

[4]余明桂，潘红波.所有权性质、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J].经济管理，2010.8.

[5]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替代性融资还是买方市场[A].北京大学工作论文，2010.

[6]李朝晖.商业信用、产权性质与企业现金持有量[J].经济与管理，2012.9.

[7]应千伟，蒋天骄.市场竞争力、国有股权与商业信用融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9.

[8]Schwartz R.An Economic Model of Trade Credit，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74.

篇12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完全竞争市常这个市场有四大假设：第一，有众多的买主和卖主，没有任何市场参与者能决定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第二，买卖双方自由进出市场；第三，产品是同质的；第四，买卖双方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西方经济学家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并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完全满足上述假设的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于是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理论解释更符合实际，不断突破上述假设，进行新的研究。如研究不符合前三条假设的垄断市尝寡头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这大大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第四条假设的突破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0年代才完成的。他们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突破信息完全的假设，从而极大推进了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和解释现实的能力。

一、逆向选择模型

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在1970年发表了名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开创性文献。在美国俚语中，“柠檬”俗称“次品”，这篇研究次品市场的论文因为浅显先后被三、四杂志退稿。然而，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逆向选择理论揭示了看似简单实际上又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买者和卖者有关车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在旧车市场，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不知道。这样卖者就会以次充好，买者也不傻，尽管他们不能了解旧车的真实质量，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愿平均质量出中等价格，这样一来，那些高于中等价的上等旧车就可能会退出市常接下来的演绎是，由于上等车退出市场，买者会继续降低估价，次上等车会退出市场；演绎的最后结果是：市场上成了破烂车的展览馆，极端的情况一辆车都不成交。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成交量小于实际均衡量。这个过程称为逆向选择。

为更加清楚地说明逆向选择模型。我们可以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假定卖者出售的旧车有两种可能类型：θ=6000（高质量）和θ=2000（低质量），每一种车的概率分别是1/2；买卖双方有相同的偏好且对车的评价等于车的质量。显然，如果买者知道车的质量，均衡价格P=6000（高质量）或P=2000（低质量）。买者不能知道车的真实质量，如果两类车都进入市场，车的平均质量E[θ]=4000，由于买者不敢保证出高价就能买到高质量θ=6000的车，所以愿意出的最高价格P=4000，希望能够买到θ=6000的车。但在此价格下，高质量车的卖者将退出市场，只有低量车θ=2000的卖者愿意出售。买者知道高质量的车推出以后，市场上剩下的一定是低质量的卖者。唯一的均衡价格是P=2000，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常如果市场上是θ=6000到θ=2000的连续分布，尽管推理稍微复杂一些，但同样证明这一理论。

这个例子尽管简单，但给出了逆向选择的基本含义：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因为在上述模型中，有买主愿出高价购买好车，市唱—“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实现将好车从卖主手里转移到需要的买主手中。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是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的意愿的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失灵了。第二，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也就是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传统市场的竞争机制导出的结论是——“良币驱逐劣币”或“优剩劣汰”；可是，信息不对称导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劣币驱逐良币”或“劣剩优汰”。逆向选择理论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逆向思维的路径，会加深市场复杂性的认识，由此能改变很多被认为“常识”的结论，使市场有效性理念又一次遭受重创。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是最普遍存在的最基本事实，因而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的旧车市场模型具有普遍经济学分析价值。他讲的故事虽然是旧车市场，可以延伸到烟、酒等所有产品市尝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等等。也能解释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充斥这些市场，是因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隐藏了信息。逆向选择的理论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遏止假冒产品，会使假冒伪劣泛滥，形成“劣币驱良币”的后果，甚至市场瘫痪。

二、信号传递模型

对信号传递模型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另一位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他对信号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研究的结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佣能力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是平均工资。于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得到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例，不同能力的人是因受教育程度不同，或者说教育传递信号具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做出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在他的模型里，假定教育对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厂商以教育为基础发放工资仍然有利可图，因为它能吸引更高能力的人。

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也具有普遍的经济学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收两次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收一次税。（在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殖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信号（同一般水平分离）的要求是“不对称信息”带来的反应。如厂商不惜重金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广告，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它的宣传广度，同时也显示自己的实力，同那些没有实力的厂家区分开。这样的事例浸透商业活动的每个角落。

三、分离均衡模型

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信息，从同类中分离出来，这样才有利可图。那么，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建立如何的机制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研究的重点。

如果说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研究的是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进一步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研究，并且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在保险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的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和行为。保户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约存在着隐藏行为，则导致道德风险，一旦人们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没有保险以前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自己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防灾行为而产生“隐蔽行为”。保险公司面临着人们松懈责任甚至可能采劝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使保险公司关门。

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事先信息不对称）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保险金处于一般均衡价格时，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群预期投保后得到的效用小于他不参加保险时的效用，这类消费者会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类型的消费者预期投保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会愿意投保。低风险消费者退出后，如果保险金和赔偿金不变，会由于赔偿概率的上升而使保险公司可能亏损。这种条件下，为了不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保险金。这样，那些次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进入保险大军。这样一来，高风险者就会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常看来，靠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不管用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重要观点出现了：我们不能用通过提高保费的办法来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和道德风险消失。相反，提高保费，会加剧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买保险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诈行为。即不是使保险处于混同均衡，而是出现分离均衡。分离均衡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一个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信贷配给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又一经典理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与安德鲁·魏斯(AndrewWeiss)于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指出企业存在的骗贷行为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帐损失的最优策略是对贷款进行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这些创见因现实世界信贷配给十分普遍而使研究更进一步接近更为现实的信贷市场理论，并对公司融资、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古典经济学中，供大于求，利率就会下降；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如果供求总平衡的话，均衡利率会很容易确定下来，长期来看供求平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在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实际利率比均衡利率要低。贷款人的投资是有风险的，而且不同的贷款人的风险偏好不同。那些对未来投资回报率预期较高的人，愿意接受较高的利率，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提高效益，就会把那部分预期有稳定回报的低风险投资者拒之门外，贷款给高风险者，银行的风险就会增大。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结果是贷款质量下降，不但不能提高银行的利润，反而会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解释为，银行靠提高利率的办法无效，而采取信贷配给是有效的方式。在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满足，哪怕有部分人想提高利率来获得更高的贷款，银行也不会同意。银行是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用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奇高无比，原因是“劣币驱逐良币”，即风险大的借款人驱除了风险小的借款人，只有把利率调到高位，才能抵消高风险成本。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分离均衡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信号传递不同之处在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拥有不同信息的人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来把自己与同类分离出来。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是说明不拥有信息的人如何设计一个菜单，来进行信息甄别，使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不隐瞒信息和行为，或者说设计一个分离不同信息的人的机制，进而提高市场效率。

四、市场规制

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结论再一次降低了我们对市场有效性假定的信心。

原始的市场失灵是以垄断的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新的市场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为基矗这两种市场失灵存在着区别：原始的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容易确定的，如外部性带来的负效应的大小和范围是容易测度的。其范围也容易控制，政府进行市场规制相对容易。由于现实中的所有市场都是不完备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对于所有市场来说是各有特点，因此，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增大了政府规制的难度。

市场本身有一定的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对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教授比喻为：信息市场不完善好似一头又高又壮的水牛身上长了一个肉赘，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整体的强剑但是仅靠水牛的强壮就能驱除自身的肉赘吗？显然不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政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连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否认。比如，在保险市场上人们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想抗拒风险，但如果所有投保人都因为投保而掉以轻心，那么被保险事件将会频繁发生，保险金的数额也将增加。假设投保事物毁于火灾，而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床上吸烟。原则上，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契约上要求不要在床上吸烟，但不能被强制执行。保险公司可以在每个保户卧室都安装上电视监视器，但这会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对于类似的规范，政府可以通过对香烟征税的方式减少人们在床上吸烟。通过征税如果使“道德风险”减少而获得的福利抵消或大于由征税带来的负效应，政府能够通过征收税收而减少或禁止香烟生产，其他任何私人或私人集团不能作到这一点。而任何保险公司都不能通过强制性的向香烟生产企业征税的办法来实现减少因吸烟造成火灾的损失。

市场需要政府规制已经没有争议，但政府规制的幅度在理论界存在分歧。一种理论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另一种理论认为政府要管得宽一些。政府规制的幅度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它包括定义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所扮演的第三方——“守夜人”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第二类它包括某些法律和规制。比如反垄断和一些与人体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金融市尝金融机构的规制。虽然比较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干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对这些领域适当的规制的正面收益大于干预带来的成本。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这类规制措施呈现加强的趋势。第三类包括政府的价格管制如对房租、工资、股价、汇率等价格的管制；对贸易的限制；有倾斜的产业政策等。这类规制从短期来看，对于维护整个市场的稳定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干预对经济发展有长期的正面作用，其负面作用比如造成价格扭曲、寻租、腐败常常十分明显，而且过度规制可以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第一、二类的内容政府可以加强规制。对于第三类，有限的规制呈现放松趋势。

尽管对资本市场的规制程度在理论界存在争论，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对金融市场及与其有关的机构的法律和规制都相当充分。这主要因为资本市场比较特殊，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者投入资金与取得回报之间有相当的时间差，这就给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不利于投资者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即所谓道德风险问题。二是存款者或股民人数多而且分散，搜集信息的成本大，都想免费搭便车，他们很难集体进行监督，结果利益容易被侵犯。三是金融市场尤其证券市场定价受投资者的预期因素的影响存在多个均衡价格，因此，市场价格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实体经济无关而独立行走。这几条足以造成潜在金融风险，而金融风暴又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