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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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事实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合作交流时，通常会遇到下面等情况:其他部门会认为设计就是美工，在企业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设计部门与其他部门沟通时经常处于弱势，这样会导致即使设计部门提出的观点是对的，其他部门也不会去听取，从而导致设计部门一味的妥协。双方进行沟通时，应遵循基本事实。基本事实应包括以下内容:(1)设计需要建立在企业的经济基础、工艺水平、生产条件的基础之上;(2)设计必须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3)设计必须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市场规律及相应的指导方针、设计准则的要求［5］。只要在符合基以上本事实的情况下，设计师应该坚持自己的创意或思想，而不是一味的妥协。

2)语言语言是一门艺术。在日常生活和组织运行中，个人和组织都需要通过语言和其他方式相互交换信息，特别是设计师的思想和创意，更要通过语言沟通来实现的。然而，大部分设计师精于视觉形象沟通而不善于语言沟通，颇影响思想和创意的表达。设计师与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由于专业背景、思维方式，心理和性格等的明显差异，沟通起来就会存在明显的障碍。因此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交流与合作时，必须注意用语言的沟通，应遵循以下原则:(1)换位思考。俗语说，要想知道，打个颠倒，说的便是人与人沟通时，必须要有换位思考的意识，只有换位思考才能产生同理心，才能发现交流双方的需求，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对方，提高沟通的成效。设计师往往自我意识很强;并且要其他工作人员理解的都是概念，思想，创意等比较抽象的事物，这些比陈述一个基本事实更加难以理解，因此设计师需要站在别人的立场，运用换位思考的原则使他人更好的理解自己，提高沟通的效率。(2)创造正面的氛围。由于设计师以前的学习环境和现在的工作环境相对于其他部门员工来说比较松散自由，因而会形成松散、倨傲的性格，在与其他部门沟通时，这种性格往往会导致不友好的沟通氛围。因此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沟通时，应该注意语言的亲和力等因素，尽可能创造正面的交流氛围，提高沟通效率。(3)多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与别人交流时要多听，少说。但是这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不适用的，因为大多数设计师因受的教育原因，往往不善言辞，常常将自己的设计通过效果图展示给别人，让别人自己理解，语言的交流较少。这对于交流的有效性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设计师在与别人交流时，不光要靠草图、效果图，更需要要多说，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设计，这样必然提高沟通的效率。

3)态度沟通的目的在与，达成共识，使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在任何组织中，态度都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工作行为，良好的沟通态度会产生良好的沟通行为，相反，不好的沟通态度会产生不好的工作行为［6］。据统计，态度占沟通成败的60%，技术和口才只占40%。在工作中，经常有同事反映其他部门工作人员不好沟通，究其原因，主要是沟通态度有问题。因此设计师在与他人沟通时要保持良好的态度。良好的沟通态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1)包容包容就是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沟通时，要学会包容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学会接受和让步，这样此才能和和气气地继续合作。(2)尊重尊重就是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工作人员沟通时，要学会尊重他人，尊敬对方，只有尊重对方，对方才会尊重你，沟通才能顺畅。

4)情绪和心境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积极的情绪总是会让群体成员相互之间主动接近，会使双方更多产生互相接近和合作的可能，从而有利于群体的和谐氛围形成。心境的形成是由相同或相似的情绪积累产生的，积极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积极乐观的心境，消极的、负面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消极悲观的心境。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对于设计师尤为重要。因为设计师从事的是创意性的工作，注重灵感和发散思维，但是我们都知道，灵感和创意并不是随时都会产生的。因此设计师在日常工作中遇到没有创意和灵感的时候，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进而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和心境，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和心境对于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交流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设计师在与他人交流时，要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心境，以保证沟通能够顺畅的进行。

5)选择性知觉在沟通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有高度的选择性，接受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动机、经验、背景及其他个人特点有选择地去看或去听信息，即在接收信息时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受和选择性记忆。设计师在与他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会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经验、背景以及个人观点选择性的去获取信息。并且在信息解码的过程当中，还会把自己的观点、期望和兴趣转化为信息的一部分。因此设计师在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要适当注意克服选择性知觉，全面客观地接收沟通对象所发出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2．“设计关节”理论模型及内容

基于以上对”设计关节“内容的研究和分析，本人得出的“设计关节”的理论模型，它是从设计师心理和行为的角度对于设计师与其他部门合作时所遇到的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如图1所示:图1“设计关节”的理论模型首先，它将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交流所要遵循五个原则:基本事实、语言、态度、情绪和心境、选择性知觉罗列在一张图表上，将问题可视化，然后每个原则用从0到9九个数字分段，用以表示设计师的完成程度。5个数值的连线所围成的图形面积表示设计师的总体交流水平。每次设计师与其他部门交流完以后，都用此图表来判断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单个原则的完成值通过读取图表上的数字可以获知;总体的交流效果可以通过图形连线围成图形的面积得到。反复使用此图标，可以看到设计师长期的交流效果，从而改进设计师与其他部门的交流水平。图2设计关节理论模型图使用图例1图3设计关节理论模型图使用图例2图2所示，设计师基本事实完成度为7，语言完成度为3，态度完成度为7，选择性知觉完成度为8，情绪和心境完成度为9。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设计师在与其他部门交流时，语言的使用还需要很大的提高，设计师的情绪和心境处理的很好;通过5个数值连线所围成的图形面积可以看出，设计师的总体沟通水平不是很好。与图2相比，图3所显示的设计师的总体沟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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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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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盈余管理的含义、性质和特征

(一)含义美国会计学家雪普(Karherine Schipper)1989年在其发表的《盈余管理》一文中对盈余管理做出如下定义:盈余管理是指为了获取某些个人利益(而并非仅仅为了中立地处理经营活动)而对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进行有目的的干预。美国会计学者斯考特(Scott)在其所著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他认为,只要企业的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必会选择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或使管理经济学论文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盈余管理。美国另外两位会计学教授玻尔·哈利(Paul M.Healy)和詹姆斯·瓦伦(James M.Wahlen)在1999年联合发表的《盈余管理文献的回顾及对会计准则制定的意义》一文中通过对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献的回顾,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作了如下的归纳和总结: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构建经济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

(二)性质和特征从上述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大体归纳出盈余管理的性质和特征:

1、盈余管理的目的是要将企业的财务报表从其“应有”状态转换为编表者所“期望”呈报的结果,以满足编表者或部分人的利益需要。改变的结果将会使部分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在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高度分离的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证券市场中,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公共产品。随着上市公司的股权的高度分散化,能够参与并影响公司对外报表呈报过程和结果的参与者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层和有关的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广大的中小股东一般只能依赖公司对外呈报的财务报表来获取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转方面的信息并据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经济决策,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盈余管理的结果将会使公司的真实状况不能全部反映在对外呈报的财务报表中,这必将会使广大的外部信息使用者对公司的判断发生错误,从而做出非最优甚至错误的决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盈余管理是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

2、盈余管理和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是相对立的。虽然目前学者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合法的,但是,盈余管理是有悖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有悖于会计信息的中立性,从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在雪普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中,提到了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些私人利益,这显然是与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相对立。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依。盈余管理的结果将背离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向。

3、盈余管理行为的主体是公司的管理当局,即公司的经理、董事会以及其他有现实和潜在利益关系的参与者,包括为拟发行上市公司和已上市公司提供中介服务的券商、会计师和律师。作为企业会计信息的加工者和披露者,上述主体有权利和机会选择会计政策和方法,有权利变更会计估计,有权利安排交易发生的时间和方式或对上述选择施加影响等。而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为他们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另外,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把每年上市企业数作为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工作业绩的考核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企业的干预力度会明显加大。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会计准则、会计方法的多样选择性、会计估计事项的不确定性,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利管理的时间因素。在一定的目标导向下或利益驱动下,对上述客体进行组合就可达到预期的要求和目的。但是,上述行为最终的着眼点在会计数据本身。因为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最终的结果都要使损益表中的利润金额发生预期改变。

5、盈余管理得以实现是因为会计准则中存在漏洞、会计计量和会计披露存在多种可选择性,从而为盈余管理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的实际盈利,但可以通过对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应和分布。盈余管理行为主体只不过通过对经济交易的事前人为安排和策划将这种潜在的条件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行为,它只不过利用了这些漏洞和选择性而已。

 

二、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

盈余管理是公司的管理层为实现自身的效用或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从而调节公司盈余的行为或过程;利润操纵是指通过违规违法的手段弄虚作假而人为造成利润的增加或减少。论文库尽管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都会使企业的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损害,但是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区别:

(一)法律法规的认可不同鉴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在制定会计准则或规范时,都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其目的是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会计处理以提供客观、真实的财务信息。这种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以合法的手段调节利润成为可能。盈余管理行为尽管不是准则或会计规范制订者最初所期望的,但是其至少在形式上没有违反会计准则或规范,没有超出现有法律法规范围,它是在现有的会计准则和法律框架之内进行的,具有合法性和合规性;利润操纵则是通过采取违规违法的行为达到改变企业的盈余信息,其目的是欺骗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获得不当利益,因此该行为为法律法规所禁止。

(二)运用的手段不同由于盈余管理是以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为前提条件,所以手段的应用是在会计法律法规和准则的范围内进行的。主要是通过利用应计制中存在的会计判断,进行盈余管理;通过安排交易发生或交易方式进行盈余管理;通过营运资金的管理进行盈余管理,达到修正企业盈余的目的。利润操纵则是以不合法的手段来粉饰企业的财务报表,如提前确认营业收入与推迟确认本期费用,利用销货退回的会计处理在年终搞假销售,长期潜亏挂账等。利润操纵的有些手段貌似合乎会计准则和行业会计制度的要求,但是突破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不合法的操纵行为。

(三)行为的动机不同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都会使企业的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损害,但两者的动机有较大的不同。盈余管理作为一种合乎法律规范的利润调整,是管理者希望通过该管理而使企业的盈利能趋于预定的目标,其目的不外乎满足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要求、合理避税、使自己的管理业绩和管理才能得到认可。而利润操纵则是管理当局利用信息的不对称,采取欺诈手段不合法地调整企业的盈余,实现不当获利的人仅是企业的管理者,而大多数股东和其他信息使用人则成为受害人。

(四)导致的后果不同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两者动机和手段的不同,使得两者导致的后果有明显的差别。盈余管理可能导致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在现代委托关系下,由于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作用,企业的管理当局须以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为目标,同时为了自身和利益安全会采取一些盈余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运用得当,常常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而利润操纵的后果恰恰相反,利润操纵者由于不顾有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弄虚作假,虚构利润,最终将会损害企业诚信,坑害股东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同时也必然会使自己受到行政法律的处罚和制裁。

 

三、研究盈余管理的现实意义

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执行在某种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执行者之间的一种博弈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由于受到一定空间和时间环境条件的制约,任何一项规则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当一项新的规则出经济管理毕业论文台后,规则的执行都将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寻找规则的漏洞和缺陷以谋求局部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这种利益关系现行规则难以调整的时候,规则的制定者就会充分吸收规则执行者的“智慧”对规则做出修订以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当经济环境发展变化到修订后的规则无法规范的时候,一套崭新的规则也就为期不远了。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也遵循上述博弈规律。盈余管理能够帮助会计准则制定者发现准则的不完善和漏洞,这一点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会计理论的发展,而且还将对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和会计实务变革,甚至企业的会计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助于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西方国家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有20年的历史。盈余管理的研究不仅对会计实务和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是还大大地促进了现代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其意义主要有:

(一)盈余管理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应计制会计的认识,对现金流量表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金为王”的观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现金流量表和“现金为王”的观念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开来,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也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因此,通过研究发现了大量的人为地操纵盈利的行为,会计数据成为数字游戏。通过研究还发现了操纵盈利的行为主要是来自企业管理层小心翼翼对应计制会计的局限性的过分利用,钻了很多应计制会计的空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将现金收付制发展成现金流量基础。

(二)盈余管理的研究加速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完善和发展,尤其是表现在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方面。沟通摩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发表经济管理论文为什么会有沟通摩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要改善这个问题,增加对外财务报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各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新准则的立项和制定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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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competency)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者名的组织行为研究者DavidMcClelland—对组织在人员的选聘和甄选中采用传统的智力测验、性向测验、学校的学术测验等手段，不能预测其从事复杂工作和高层次职位工作的绩效，或在生活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同时对某些特定人群还存在不公平性而提出的⑴。

所谓胜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岗位、组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有优异成绩者所具备的任何可以客观衡量的个人特质。构成胜任力有三个重要特性[2]:(1)与任务情景紧密联系，具有动态性,会受到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以及岗位特征的影响；（2)与员工的工作绩效有密切关系，它可以预测员工未来的工作绩效；（3)能够区分组织中的绩效优秀者与绩效一般者。只有满足这三个特性,才能被定义为胜任力。胜任力理论为人力资源研究提供了思路。

二、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评述。不容否认，传统的人力资源理论的确给予人力资源管理更多的内容，并且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其优点在于能够形式化说明任职者需要完成的活动，而缺点是在工作日益知识化的时代，它无法明确描述符合要求的可以量化的产出或者结果，是一种过程导向的管理模式，不能区分绩效优秀者与一般者。它过于强调管理形式和操作的规范性，而忽略了管理的本质内容。视管理的重点是岗位,人成了岗位的附属品，不能有效释放组织成员的才能，大大影响人力资源胜任力与潜力的发挥。这种实施传统的管理模式很难获得期望绩效，人力资源的浪费带来管理成本的巨大支出。

(二)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McClelland)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胜任力Competency)理论，为构建新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提供了—个新的方法和视角[3]。在这个系统，胜任力模型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各个职能模块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胜任力模型的不断完善，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发展。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胜任力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和核心，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是通过胜任力的开发和管理来实现的。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主要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胜任力管理和胜任力整合。整个管理模式在动态相互协调，形成一种柔性的组织形式，不断地识别出组织内的胜任力特征，保持组织总是置于卓越者工作状态之中。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使组织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从而打破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僵化程序。

(三）基于胜任力寻找绩效卓越者。胜任力理论的关键在于寻找组织的绩效卓越者。绩效卓越者通常能够主动完成组织的目标，具备灵活处理工作任务的快速应变能力。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直接影响工作业绩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来寻找卓越者。识别绩效卓越者和达标者的特征，将绩效卓越者和绩效达标者区分开来，并按绩效标准来鉴别卓越者。这可以采用指标分析和专家小组讨论的办法，提炼出鉴别工作优秀的员工与工作一般的员工的绩效标准。这些指标应有硬指标，如利润率、销售额等，还必须有软指标，如行为特征、态度、服务对象的评价等。

企业一旦获得其中的绩效卓越者，在没有传统框架的束缚下，按他熟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最具有权威选择更好的做法，主动地完善自己发挥胜任力特征表现，让自己变得更为卓越。一个组织将具备剩余优势，为适应组织的发展赢得更多更优秀的人力资源。

三、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匹配关系的形成

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要做好“人岗匹配”。仅仅考察工作胜任特征的共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不同的岗位构建不同的工作胜任特征模型,适应不同岗位的胜任特征要求。

(一)人员、职位、组织三者的匹配[4]。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员、职位、组织三者对企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企业要通过匹配与整合来保持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源成本战略的一致性。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成本管理服务于提高组织绩效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目标，提供战略性的保障，被纳入组织经营战略互动的管理体系，必须与“组织的战略”及“战略需求”相统一、相匹配。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追求更大的灵活性，以便更好地依靠组织团队，强化企业管理中“人的因素”。公司的财富更加依赖于其员工所具备的胜任能力表现，尤其是那些具有很高专业技术和能力的员工能力的发挥。

(二）员工、岗位、组织三者的匹配。胜任特征的岗位分析强调把“员工一岗位一组织”匹配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途径，通过对优秀员工的关键性胜任特征和对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两个层面的分析，确定岗位胜任要求和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人员导向的岗位分析方法，在实际工作情境中，这种分析具有更强的绩效视觉感。随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基于胜任特征的岗位分析越来越趋向于较灵活的、指向未来的导向和战略性导向策略，即按照组织未来发展要求重构、再造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确定员工新的职务

(三）人力资源管理的“人能匹配”。现代企业需要真正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着眼点转移到员工本身，即从员工是否能够适应特定岗位要求的“人岗匹配”，转变为员工是否能在变化的工作情境中真正成为一名具有业绩优秀者素质的“人能匹配”[5]。这无疑会使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向着真正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绩效方向发展，从而做到“人与组织在动态发展中的匹配”。设想它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的“人能匹配”模型；对应于用人力资源成本来反映员工胜任能力的另一种匹配，设想它是“人本匹配”模型。由“人能匹配”和“人本匹配”组合成一种成本模型。下面讨论这个模型的构建。

四、胜任力的“人能匹配”系数It估计

胜任力“人能匹配”系数的定义是指员工实际具有的胜任力与其应具有的胜任力之比。用来说明胜任力之间的匹配程度，即员工实际具有的胜任力达到企业对员工胜任力要求的程度[5]。按下述步骤进行：

(一)第i个胜任力要求达到的分值ft。企业根据员工承担特定工作任务应具有的工作特征表现提出的要求，科学制定相应的评分标准，确定应达到各个胜任力要求的分值。把其中第i个胜任力要求达到的分值记为(i=1，2，…，n)。

(二)计算胜任力标准分值胜任力标准分值是表示员工承担特定工作任务所具有的工作特征表现，应达到的胜任力总水平。并根据各个员工承担特定工作任务的重要性程度不同，分配不同的加权值即权重记为&(i=1，2，…，n),ex,=1。胜任力标准分值n由、对fti=1折扣得到。

应当指出，企业在实践应用中要求雇员达到的胜任力分值a过高，为此结合胜任力现实表现引入修正系数n(接近于1但又小于1),表示为n兰1。a的计算公式为：

n=Ex,a,x,a,

nr<1(i=i，2，…，n)(1)

Ex,=1；nI,或n-1

.i=1V^1

(1)式中：a为胜任力标准分值；a,为达到第i个胜任力要求的分值；x,为第n个胜任力的权重；n为修正系数;n为胜任力的个数。

(三）测评员工各个胜任力分值q',。由企业组成专家测评小组,对员工各个胜任力实际测评,按下式计算：

a'i=Ekn■is(i=1，2，…，n;s=1，2，…，m)(2)式中：a-_为员工第i个胜任力分值;a-,s为第s个专家对第i个胜任力的评分；x„为第s个专家对第i个胜任力的评分占专家小组的权重;m为专家个数。

(四）计算员工实际胜任力分值。实际胜任力分值是表示员工承担特定工作任务所具有的工作特征表现,实际具有的胜任力总水平。计算公式为：

a'=Em■i(i=1，2，…，n)(3)

i=1

式中：a■为员工实际胜任力分值；a■i、x,、T|定义同上所述。

(五)计算员工胜任力“人能匹配”系数Klc计算公式为：K1=^(4)

设想(4)式为基4胜任力的“人能匹配”模型。K1为员工基于胜任力“人能匹配”程度系数，H、IT定义同上所述。当K1>1,K1=1,0<K1<1时,分别表示承担特定工作任务的个体员工实际具有的胜任力超过、达到、低于企业对员工胜任力要求。

五、胜任力的“人本匹配”系数K2估计胜任力的“人本匹配”系数的定义是指企业实际为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源成本与企业预计为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源成本之比，即企业实际为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源成本达到企业人力资源成本预算的程度。按下述步骤进行：

(一)确定员工年度目标人力资源成本。根据企业发展计划和经营状况，首先确定企业年度目标人力资源成本，然后结合企业本年度的工作任务，并考虑员工胜任力表现及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逐级分解年度目标人力资源成本到员工身上，从而得出员工人力资源年度目标成本,记为A。

(二)核算员工年度实际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较系统的界定具体包括：招募成本、选择成本、录用成本、安置成本、岗位培训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保障成本、退休养老成本、离职补偿成本等。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员工的年度实际人力资源进行成本核算，得出员工人力资源年度实际成本,记为A'。

(三）计算员工胜任力的“人本匹配”系数K2。

计算公式为：

K2=A(5)

A设想(5)式为基于胜任力“人本匹配”模型。K2为员工基于胜任力的“人本匹配”程度系数，A、A定义同上所述。当K2>1、fc=1、0<K2<1时,分别表示企业实际为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源成本超过、达到、低于企业人力资源预算控制成本。

(四）“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系数K估计。对胜任力的“人能匹配”和“人本匹配”进行匹配，得到“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

“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系数K由（4)式和（5)式　得到：　K==IA(6)K2A■/AaA■

式中：K为员工“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程度系数，K1、I(2、A、A■、n、n'定义同上所述。K>1,K=1,0<K<1分别表示员工实际具有的胜任力大于、等于、小于企业实际为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源成本，分别表示人力投资回报较好、尚可、较差。

六、建构“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成本模型

由设想的胜任力“人能匹配”模型和胜任力“人本匹配”模型组合为“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模型。改写（4)式和(5)式联立得到。

按多年的统计数据得到各年的A、A、Q、！T,由

(4)式和（5)式分别计算出一系列的K1、&系数，再计算其平均数设K为统计数据的年限，由（4)式和

(5)式分别变换得到该年度实际胜任力分值^、和实际人力资源成本的估计式，建立“胜任力-人力成本匹配”年度成本模型：

n■^=Ki^x　Kv　1八、=1(2卜X八卜　_1v_(2卜=LX^-v^=,K2^(^=1，2，'　X-vX=1■，v)　，v

若取p>v,则可用该模型式预期估计未来年度员工实际胜任力分值O■X-v或胜任力标准分值-V,以及实际人力资源成本A■X>v或控制成本Ap。例如，当设K2X-2.83,Ax-288860元时，则A卜-2.83x288860-817473.80元，即预算到p年度实际人力资源估计成本为：817473.80元

七、胜任力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

(一)人力资源价值因素分析。人力资源价值是人的内在胜任力蕴涵于人体内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劳动潜能，外在地表现为人在劳动中新创造的价值。人的内在劳动能力价值只能推测、判断而无法准确计量，但它创造出了外在的可以计量的价值。人力资源价值的影响因素有：(1)内在因素。内在因素是影响人力资源本身素质和潜在劳动创造能力的因素，主要由劳动能力和努力程度构成，其中劳动能力包括体质、知识、技能、智力水平等。（2)外在因素。人力资源所在的组织及社会等外在因素对人力资源潜力的发挥也起着重要作用.

(二)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探讨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有货币性计量方法和非货币性计量方法[6]。货币性价值计量方法是指人力资源价值计量过程中以货币作为评估的单位,可分为群体价值计量和个体价值计量。在群体价值计量中，我们引用经济价值法,在个体价值计量中，我们引用随机报酬法。在此考虑员工的胜任力表现,对人力资源价值的增长分别给出增长修正系数％和、

1.经济价值法。经济价值法是由弗兰霍尔茨等人于1968年最先提出的,也称为未来收益折现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在其能够提供未来的收益，因而可从人力资本投资获得企业未来收益来计量人力资本的价值。先预计企业未来各期的净收益，再按一定的折现率折合为现值，然后按照人力资源投资占企业全部投资总额的比例,将收益现值的一部分计为人力资源价值。其计算公式为：XiZi  (1+r)t

式中：L表示组织或组织中某一群体的人力资源价值;Xi表示t年的受益；Zi表示第t年的人力资源投资率；na为考虑胜任力表现的增长修正系数，n>1；n为人力资源价值的计算年限。

2.随机报酬法。随机报酬法是由弗兰霍尔茨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一个职工对企业的价值在于他能提供未来的用途和服务，并与他预期所处的职位、服务状态和胜任力特征表现相联系。即人对组织提供的服务量，由于人的胜任力能力表现，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不可能准确地预知。因此，个体对企业的经济价值计量，只能计算个人服务价值的数学期望，是处在每一服务状态的概率值。其计算公式为：　Ex,pXi(9)　(1+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