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类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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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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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明袆．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D］．外交学院，2006

3.柯大钢，冯宗宪．技术壁垒及其跨越方式［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4.高浏琛．TBT发展动态与对策研究［J］．北方经贸，2004（04）

5.周正祥，周建华．技术贸易壁垒影响我国出口的原因分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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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映华，马晓峰.SPS协议下的国际贸易［J］.辽宁经济，2006（08）

8.洪金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理人（下旬刊），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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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握“个性差异”的基本的理论框架

个性(人格、性格)理论分歧复杂,心理学中的个性理论多达数十种。不过,现代心理学不再主张形成个性者只是遗传或环境等方面因素。无论个性的整体结构或是代表个性的某方面人格特质,都是在遗传与环境两因素交互作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不同流派从不同侧面把握“个性”,这里选择主要流派的理论要义作一透视。⑤⑥⑦

(一)精神分析论与人本论的分析弗洛伊德(S•Freud)对个性(人格)的阐释有三大要点,这就是(1)“人格结构”——弗氏用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来解释个体的人格结构,并以冲突,焦虑及各种防卫作用等观念解释个性结构中三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2)“人格动力”——弗氏用潜意识、欲力、生之本能、死之本能等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3)“人格发展”——弗氏以口腔期、期、性器期、潜伏期、两性期以及认同、恋母情结等观念解释个性心理发展的历程。阿德勒(A•Adler)也是弗氏精神分析论的服膺者。

他的个别心理学要义可以归纳四点:(1)“人性自主”——阿德勒反对精神分析论中潜意识支配人性的观点,主张人性不是盲目的;人是理性动物,人性是具有相当自主倾向的。(2)“追求卓越”——人在目标导向的生活活动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即“追求卓越”。(3)“自卑情结”——人类有追求卓越的基本需求。但在面对困难情境时难免会形成一种由无力感和无助感交化而成的无法达成目标时对自己的失望心态,即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如果补偿不当,就难免形成自卑情结。(4)“生活格调”——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采用的追求卓越的方式及追求的后果不同,便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格调”。个人的生活格调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虽说“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哲学上由来已久,但人本论在个性心理学中正式成为一派理论却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

马斯洛(A•Maslow)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个性理论有以下三个要义:(1)“自我实现”——个体在成长中其身心各方面的潜力获得充分发展的历程与结果,亦即个体所潜藏的人性优良品质得以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充分展现出来。(2)“需求层级”——自我实现是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达于这个境界之前存在几个需求层级,它们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级的需求及其满足将决定个性发展的境界或程度。这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3)“高峰经验”——指在人生追求自我实现的历程中历经基本需求(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的追寻并获致满足后,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经验到的一种臻于顶峰而又超越时空与自我的心灵满足感与完善感。

(二)类型论、特质论与学习论的分析“类型论”分析是根据一定的原理把“个性”作为类型的典型代表加以分类把握的,不对“个性”作出身心特征的分析。其方法是借助个人的人格体验的表现——传记、生活记录以及借助案例研究、日常行为观察记录等临床研究去进行了解,这是把视点置于“个性”的质的侧面的分析。“类型论”分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实际上有种种流派,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生理、体质作为分类基础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是按照四种体液的多寡来推测个性特征的“类型论”分析的鼻祖。德国精神科医师克雷奇马(E•Kretschmer)则根据临床经验,以体质为标准,将人的个性分为瘦长型(内闭型)气质、肥胖型(同步性)气质、健壮型(粘着型)气质。其二是将心理特征作为分类基础者。荣格(C•G•Jung)假定,人有一种“心理能源”,视其消费方向可将心态分成两类。一是能源面向世界,对周围事物感兴趣者的“外向型”。二是能源面向自身、易于关注自身的“内向型”。外向型的人以客观标准作出行动,不迷惑,因此有统率力、开放、情绪高昂;相反,内向型的人肯定主观部分的价值、事事深谋远虑,因此缺乏通融性、执拗。荣格设定了四种心理机能——思考与情感、感知与直觉,每个人均拥有其中的一个最发达者,成为“主要机能”。与此相对的是“劣等机能”,剩下的两种是“辅助机能”。他把这四种机能与外向、内外组合,描述了共计八类的个性特征。

此外,向性还可以分为交往性向性与思辨性向性之类的特征。可以说,荣格学说已从“类型论”转向了“特质论”。“特质论”分析是把“个性”作为种种特质的统一体来把握的。因此它着力于分析个性的种种特质,揭示个性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内部结构,并借助测验等测定法和评定尺度法观照个性的量的侧面。换言之,“特质论”分析抓住个性的基本单位——特质(trait),借助若干特质的组合来描述个性:每一个人都拥有种种特质,由于该特质的量的不同,形成个人的一以贯之的有特色的行为方式。特质论分析的鼻祖是奥尔波特(G•Allport)和卡特尔(R•B•Cattell)。奥尔氏认为,凡人皆有鲜明的个性结构。这种结构可以用制约人的行为的要因——“特质”来加以说明。他把人的这种“特质”分成“个人特质”与“共同特质”。前者是指每个人特有的,别人无可替代的特质,后者则是从个人特质中抽取的反映了某种文化范畴的多数人共通的适应方式的共同特质。而在“个人特质”中又可以分为属于特质的核心部分的“中心特质”与仅仅表现在某些情境中的“次要特质”,等等,力图多侧面地把握现实的人的个性。卡特尔的理论是同特质的层级结构来表示个性结构的。

首先,他仿效奥氏将人的特质分成“共同特质”与“个体特质”,再用因子分析法找出不同于这两种特质难度的“表面特质”与“潜源特质”。所谓“表面特质”系指表情动作之类容易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特质的集合,是通过若干“潜源特质”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潜源特质”潜藏于“表面特质”的底层,处于个性的深层,不能直接观察到。在潜源特质之下的第三层则是环境条件的“环境形成特质”与反映遗传条件的“体质特质”。第四层是面向某种目标采取行动的牵涉兴趣、需求的“动力特质”与“能力特质”、“气质特质”。动力特质的基底是天生的动因与需求的基本动因——“尔格(Eig),和基于文化范畴的由环境造成的兴趣、情感等等的“尔格”。卡特尔认为,要理解外显行为就得解释潜源特质的相互作用,利用统计方法可将这种潜源特质层级化。但他所列举的“潜源特质”是否表现了普通的人格要素,尚属疑问。“类型论”与“特质论”都主张人的性格特质是不因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因此是一种“个性定型观”。而“学习论”分析则主张人的个性都是受环境影响后天习得的。是一种“个性环境观”。斯金纳(B•F•Skinner)和班都拉(A•Bandrura)都是代表。斯金纳的“操作制约论”主张:(1)个性不过是一些反应组合而成的行为组型而已。(2)人的一切重要反应都是经由操作制约学习历程建立的。(3)在个性形成过程中,个体在情境中自发性的反应以及由该反应所引致的后果两者是关键性因素。(4)个体在某种情境下若经常表现同样的行为组型,该行为组型即可视为他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的形成是由环境中增强因素影响而塑成的。班都拉的“社会学习论”,个体的任何个性特质都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经过耳濡目染自己向别人(楷模)模仿学习而形成的。这同我国“身教重于言教”的古训不谋而合。应当说,心理学上不同流派的个性理论为我们把握学生个性的生理、心理机制及其内部结构,揭示了有益的启示。

三、从教学角度看“个性差异”

承认“个性差异”是发展个性的前提。但是“个性差异”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教学的角度看,有“成就度差异”、“学习速度差异”、“学习能倾差异”(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式、认知方式等)、“兴趣爱好的差异”、“生活经验差异”等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学习方式”(风格)的差异⑧。所谓“学习方式”(learningstyle)是指展开学习时个人好用的学习活动的方式、方法。包括知觉、记忆、思维在内的认知活动方式、方法称做“认知方式”,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是构成学习方式的重要因素。⑨从反应方式,思维类型角度发现个人偏好的学习活动方式,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它同学习效率息息相关。晚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表明了它的重要性。直至50年代中期尚在盛行的行为心理学认为,学习是借助教师控制的引发刺激及对刺激作用反应的报酬,才能自动地、机械地产生。这种理论无视学习者的作用,因此教学方法的重点在于考虑刺激的方式与赏罚的方法。然而从50年代后半叶开始,认知心理学注重认知过程——学习者取舍来自外界的刺激与信息,进行分类交换或记忆、判断,再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认知过程。亦即肯定学习者的积极作用,强调学习者的智力操作。而且这种智力操作是有个性差异的,对学业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重视学习者的种种智力操作的方式、认知方试、学习方式。它强调,只有当教师采用了最适于学习者特质的教学方法时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在以班级为中心的教学中,即令把握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与认知方式,也不可能采用同时适于所有学生的教学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必须改进教学、改进评价,运用多样的教学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于其学习方式与认知方式的学习机会,或者使其学习方式朝理想的方向转化,这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一)教学环境的“智能化”

国际教育界围绕教育个性化问题出现了许多流派与主张,也出现了不少教学组织弹性化、教学时间弹性化的实践。在这些主张和实践中如何扩大和丰富教学环境,使之“智能化”的课题,愈益受到关注。教学环境智能化的基本视点如下:

1.多目的化的视点——摆脱传统的基于单一目标的局限,提供多目的多功能的空间,以适应形形的学习者的学习要求与学习活动。

2.创造性立场的视点——作为环境构成的基本立场有管理性立场与创造性立场,这两种立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现代更强调创造性立场——使学校成为学生情绪开放的场所、智力发展的场所、愉快生活的场所。

3.网络化的视点——在发挥各自的空间本身的功能的同时,借助这些空间的网络化产生新的功能,进而使这种网络同校外机构相结合。

4.信息环境化的视点——在传统的“治学文化型”的基础上增加图像、声音等种种媒体,构筑“信息化社会型系统”。尤其需要确立以“学习信息中心”为主的教育信息支援体制。

5.环境的人性化的视点——学校不仅是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场所,也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人际接触、形成社会能力的场所。作为学生生活的场所尤需构筑同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舒适丰富的环境。在上述环境构筑的视点中,今日尤为重视的是创造性场所的视点与环境人性化的视点。从教学的角度说,如何实现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的教学活动的重心转移是一个基本课题。

(二)个性评价的多维化

通常所说的“个性差异”往往指的是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作比较,明确其间的个别差异——“个体间差”。(intevindividualdif-ference)。但是,了解个人内部的素质、能力相互间的状态和差异,揭示“个人内差”也是把握学生个性所不可或缺的。“个人内差”(intraindividualdifference)系指同一个体在数种心理特质上的差异。把握个人内差的基本方法是实施“个人评价”。包括两个侧面。一是横断评价——比较评价同一个体的种种特质。例如各种成绩比较、特定学科内的各学习领域的比较。二是纵断评价——就同一个体在某一特质在若干时点作出检定和比较。例如将某门学科的中期测验分数同期末测验分数作比较,看是否实现或实现了多大程度的“增值”。改革“个性评价”的基本视点可列述如下:13

(1)评价角度多元化。从多元观点看待素质、能力特质。不偏重知识技能的评量。不凭片面的分数主义演绎“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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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计量分析在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于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评估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1]。运用文献计量法可对总量达13万多的经济学与商学文献进行精细分析，实现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态势的全面了解，也可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近距离细致分析。关于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经济学研究状况的我国已经有文献报道，万珊珊对2005-2014年期间ESI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2]，罗润东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数据源计量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热点领域[3]，顾海兵基于中国知网对1995-2017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结构特征[4]。但国内对于经济学与商学全部国际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还很少，将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中近五年经济学与商学国际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机构、学者和刊物，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密度和发展轨迹。

2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近五年数据库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具体方法是在高级检索中检索全部经济学与商学相关大类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类中的全部文献，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献133318篇，其中中国论文有11913篇，下载全部133318篇国家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题录信息，并借助Excel对全部论文的所属作者、机构、国家地区、来源期刊、资助基金、学科方向、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软件对关键词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论文现状分析

3.1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分布

为考察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高产国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第一作者地址对全部机构进行甄别、合并和统计。按发文数来讲，2014年至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46387篇，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论文总数的35%；其次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46篇和12186篇，占总数的12.79%和9.14%。中国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成果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为11913篇，占总数的9%。就发文数量而言，美国一枝独秀，发文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金融领域研究成果的最大产出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梯队均为1万多篇，是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国度；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六国位居第三梯队，发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间，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国际产出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量前10名的机构依次是伦敦大学（340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3993篇）、国家经济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达州立大学（1687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567篇）、美国联邦储备局（1546篇）、格鲁吉亚大学（1500篇）、哈佛大学（1498篇）、德州大学（1407篇）、伦敦政治经济学与商学院（1404篇），详见图2。产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有8个，英国的有2个，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研究力量强大的研究机构，并且许多研究机构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其中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世界产出量最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紧随其后。我国经济学与商学国际研究论文发文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产量可观，但中国没有研究机构进入前50强，说明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中国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强势研究团体。另外，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国家经济研究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联邦储备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排位靠前，可以作为我国学者访学和取经的首选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的优选单位。

3.2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发文量仅仅反映研究产出量，为了从质量或影响力的角度来反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影响力分布，我们综合了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论文数量、h指数、引文影响力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为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年、同学科、同类型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通过标准化来减弱不同学科引文习惯不同而形成的学科间差异，CNCI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可比性。筛选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学术机构详见图1。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系统、牛津大学等。这些学校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的学术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综合各国研究产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多方面表现来讲，美国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独占鳌头，英国位列第二，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产量和影响力均位列前两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综合影响力前20名中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研究机构。

3.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约有10万名作者，产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发文量占了文献总量的13.76%。发文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诺森比亚大学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学（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张仓耀54篇)、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们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表达了文献的主题内容，通过作者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够分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分别采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五年整体分析和分年具体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年~2018年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图6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关键词图谱，分析图6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学与商学关于模式（15351）、绩效（10225）、市场（9216）、影响（8148）、行为（6185）、增长（6069）、信息（5947）、风险（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视角（4549）、价格（4333）、决定因素（3954）、竞争（3906）、工业（3646）、投资（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绩效、市场、模式、行为、工业、增长等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另外，运用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主题密度视图进行逐年分析后发现，近五年核心研究热点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五年中这三个关键词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说明近五年国际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展开；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热点是渐进改变的，2014年次要研究热点为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热点为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次要研究热点为教育、人力资本、新兴市场；2017年次要研究热点为社会媒体、不确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热点为企业社会责任、气候变化、公平性研究。可以说，五年主要研究热点不变，次要研究热点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企业管理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新兴市场、社会媒体、气候变化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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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及家庭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以一种全方位、综合的方式影响着子女人格的发展。不同的家庭气氛 对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和行为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拟从国内外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因素归因以及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和方法建议三个方面做简单的分析。

一、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综述

（一） 国外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左右，美国心理学家皮克等人用谈话法、测验法等方法对美国青少年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青少年性格特征的发展与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密切相关。父母的信任、民主、容忍的态度和子女良好的人格特征的相关很高，父母的信任态度与子女的意志坚强相关很高，而家长的严厉态度与子女的意志坚强、情绪稳定、自发努力、友好态度等良好的性格特征均有负相关。在早期的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们对亲子关系的维度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做出划分，并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关于青少年社会化的早期经验研究中，研究者们开始以维度来描述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如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兹（P.M.Symonds，1939）是最早的研究者，他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加以研究并以此说明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鲍德温（A.L.Baldwin，1955）划分为“情感温暖―敌意”和“依恋―干涉”两个维度；沙弗（ E.S.Schaefer，1959）划分为“爱―敌意”和“自主―控制”两个维度；柏利（W.C.Becker，1964）划分为“温暖―敌意”和“限制―宽容”两个维度。[1]

当代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来源于美国著名的女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1967）对儿童及其家庭的研究。她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界定建立在其对家庭社会化实践研究的类型学方法基础之上。主要教养行为因素（如温暖、参与、成熟要求和监督等）配置的差异与程度差异，形成不同教养方式，导致青少年对父母影响的不同反应。她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 authoritatie style）、专制型（ authoritarian style）和宽容型（ permissie style） 三种类型。鲍姆林特发现，所有父母在管教子女时，其言行的特征都离不开管束、成熟要求、亲子沟通和养育四个方面，只不过各位家长在这四个方面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管束是指父母为子女订下的规矩以及子女违反规矩时的处理方式；成熟要求是指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亲子沟通是指父母在教养子女时，如何与子女之间进行双向沟通、交流；养育是指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来自权威型家庭中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制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独立性较低，社会责任感不强，而且这种影响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宽容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缺乏自我控制和自我信任，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性，在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中缺乏主动性。 [2]

（二）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大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父母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80年代，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父母教养方式，如关颖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开始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4]刘金花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拒绝型、严厉型、溺爱型、期待型、矛盾型、分歧型；陶沙等又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七类：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和教育的不一致等。[5]

近年来，随着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因此，国内的研究者开始把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我国国内的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诸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儿童青少年的学校社会适应及学业成绩、归因方式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人格偏离、高焦虑和神经质等方面的特点与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相关。[6]

陈晓燕（2003）对昆明市2246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父母管教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民主、严格、宽松的管教方式更容易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溺爱型的管教方式更容易导致孩子偏执情绪的出现；放任型的管教方式对孩子精神病性问题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强制型的管教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多种不良心理问题的出现。[7]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焦虑、抑郁、自尊、社会化、人格发展、问题行为的产生以及道德行为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个体的各个成长阶段都会有所体现。

二、 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因素归因

以往学者对北京城区2432名7―14岁在校学生的研究表明，出于有口角家庭、暴力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儿童，其心理与行为问题检出率均比和睦家庭者高，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一）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教养方式的关系

父母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而父母教养方式又受其文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自觉采取温暖、理解、偏爱子女等积极的教养方式；文化程度越低，越容易采取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等消极的教养方式。[8]张溯在考察了东京和北京两地母亲的教育意识之后发现：母亲的教育意识体现在她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期望上，中国家庭更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中日两国母亲相比，日本母亲的学历较高，有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中国母亲的学历一般较低，对子女的教育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二）家庭生活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调查显示：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情感与温暖，也能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偏爱。[9]2012年，陶沙等人进行了一项关于“3―6岁儿童母亲的教育方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母亲的职业对其教育方式有显著影响。

三、 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与方法建议

针对以上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归因，笔者对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与方法提出以下建议：

（一）创造良好家庭生活环境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应该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养成平等交流的习惯。给予家庭每个成员公平参与的机会和尊重，鼓励子女实践系统性思考，分析家庭内的关系，改善心智模式，学会自我反省，学会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表达心灵，容纳别人的意见，协助家庭成员规划个人发展等。

（二）树立正确的父母行为典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子女，父母必须成为子女效仿的榜样。所以，在纠正青少年不良的行为之前，父母首先要纠正自己，制定出纠正自己问题的准则。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进行自我重塑，不断克服并修正自身之不足。

（三）提高青少年经受挫折的能力

为了使青少年将来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竞争中能以强者的姿态去迎接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各种挑战并能取胜，就得从小让他们在实践中进行磨练。父母对孩子的事不要包办代替，要注意引导孩子独立思考，从小事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家长要有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让子女经受一定的拮据、生活上的饥饿、辛勤的劳动等方面的锻炼和磨练，指导孩子直面挫折，克服对挫折的恐惧心理，教给他们战胜挫折的方法。

（四）对青少年错误行为的教导要合适得体

青少年有了错误的言行，要对其进行适时的指导。首先要了解、掌握不良思想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严重程度，着眼于实际的错误情况，指出它的危害性，纠正其不当的思想行为，使之感到羞愧和觉悟，进而产生改正错误的动力。批评是对子女不良思想行为的否定，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处于各方面发展的过渡时期，教导方式不当就可能对逆反心理的青少年产生严重的不好影响。因此不要讽刺，不要奚落，不要谩骂，不要侮辱孩子的人格、摧残孩子的身心，要耐心地疏导，使子女明辨是非。

（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与青少年交流，让他们在心理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得到支持。父母要和子女常谈心，讨论时尚资讯，要关注孩子关注的课题，与孩子的文化接轨，才有介入引导的契机。孩子最好的心理老师是父母，所以家长无论工作有多忙，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与孩子谈心，帮助孩子分析、处理近日来遇到的烦恼和困惑，同时对其做得正确的事情要加以肯定，对孩子大胆思考、勤于提问、勇于探索的创新行为进行鼓励，努力使自己成为孩子情感的归宿。

参考文献：

[1]张英蕾.青少年自主性、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2]龚艺华.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初步编制[D]. 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3]关颖.家庭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化[J]. 天津社会科学，1994，（4）

[4]张丽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研究综述[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3）

[5]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安莉娟.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自尊及其要素的影响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篇5

马克思说：“我们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完善，也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对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鉴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艺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场合的特点，在语句合乎逻辑、语法规范、修辞妥帖的基础上，能够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使理论的表述具有审美性、感染力、独创性和表现力，从而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和良性互动，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真正实现上述的艺术效果，我们就应该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修辞学中的修辞格以及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1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传播学是以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就是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多人。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两级中的一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更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有时受众也将直接参与到传播活动过程中。关于受众,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满足需求论、社会参与论五种。个人差异论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①这种观点认为：传播者在进行传播前应该考虑受众个体的性格、爱好、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进行传播。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会根据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约束。满足需求论，也叫“使用与满足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媒介使用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社会参与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心理倾向等因素，以保证传播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语言这样的传播方式来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沟通与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犹如传播活动的两级，好比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因此，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不无裨益。

2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不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关于语用学的定义，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它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受各种社会规约制约的行为，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建立语用规则。②语境和言语行为，是语用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语境，简而言之，就是言语理解和表达的环境。语境这个概念，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将语境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contextofculture），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二是“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费斯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境语境”这个术语规定了以下范畴：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的事物，非语言性、非人格性事件以及言语行为的效果。语境的功能体现在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语境的功能也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它是参与、协助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过程。从说话人角度看，语境的作用表现为：根据交际目的，确定说话的大体内容；根据交际场合，确定说话方式；根据交际条件，确定交际渠道。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境的功能包括确定指称对象，消除歧义，充实语义。③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如何使桥梁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借鉴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充分考虑到“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种不同语境形式，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客观因素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手段和表达内容，尽可能使听话人确定指称、消除交流中的歧义、充实语言表达的语义。

3修辞学中的修辞格

修辞学大概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西方对修辞学的研究路径不同，特点各异。在西方，由于古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物的成败。④因此，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对修辞学有系统性研究的当数亚里士多德，其专著《修辞学》和《诗学》都是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对后来修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辞格，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又称“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是语言重要的表现手段。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修辞学，都以辞格的研究为终级情怀。自古以来，学者们对辞格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俗来讲，辞格就是人们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而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现代汉语中已被人们认知并定义的修辞方法共有63大类，78小类，我们常见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对比、夸张、借代、设问、反语、排比、对偶、顶真、拈连、双关、移觉、通感等等。辞格是使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要使语言表达通顺、准确，而且要使语言形象生动、音韵和谐、节奏强烈、爱憎分明、内容深刻、富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⑤提高语言的形象性、感染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运用修辞方法。好的修辞手法将赋予语言信息和美感双重价值；好的修辞手法能够恰到好处地跨过逻辑的局限，让思维在语言的天空自由翱翔；好的修辞手法可以突破旧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语言组合形式。学习并掌握修辞学中的修辞手法，并将其灵活恰当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这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更加新颖、灵活、富有个性，充满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必然会调动起受众的学习欲望和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播音学是以播音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播音创作发生发展的规律。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它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有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被某一学科所代替。播音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广播电视播音中主持人优美动听的语言，让人们喜欢听、愿意听，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与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表达过程中，学习和借鉴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更能够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所要求的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富有节奏，声情并茂；体姿相助，通俗易懂的问题。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是播音创作的手段，也是播音创作活动的重要环节。有声语言是由发声和表达两大要素构成。发声要素包括：气息控制、口腔控制和吐字归音。气息是发音的动力，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变化都与气息关系密切。用胸腹联合呼吸的气息方式，给说话者较稳健的语言状态提供保障，避免发生情感激昂时“读破音”的现象。有利于丰富情感表达时的不同需要，同时对说话者的嗓音起到保护的作用。口腔既是有声语言的构字器官，又是语言用声最重要的共鸣器官，很好地控制口腔状态，可以为说话发音提供一个良好的语音制造场和良好的共鸣环境。吐字归音，关系到字音的清晰、响亮、完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风格。平时有些人“口齿不清”、“吐字含混”、“吃字”等现象，都是因为吐字归音存在问题。有声语言的表达要素包括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外部技巧有：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外部技巧的运用可以使语言表达得清晰准确，生动具体，情感丰富语流富于生命活力，富于动态美感。内部技巧有：情景再现、内在语及对象感。情境再现，是创作主体的二度创作过程，能够激发表达者的内心真实感受，调动表达者的丰富情感，是对内容从理解到表达的桥梁。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人们的表情、眼神、体态、服饰等副语言，也都传递着信息，表达着情感。“副语言”或“无声语言”，在传播学中也被称作“非语言符号”。它是指语言以外，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感受到的姿态、笑貌、颜色、气味以及其他所有传播符号的总称。副语言大多是以其辅助、伴随功能与有声语言表达一起来传递信息的，对有声语言表达具有补充、强调、调节的作用。比如用微笑表示亲切感，用紧锁的眉头表示愤怒，用大幅度的手势表达诙谐幽默等。副语言的运用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可感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传播的效果。运用好副语言，对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够起到强化、丰富、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运用得不好，则会弱化或干扰信息的传递。

借鉴受众理论、语境理论、修辞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和需求，把握教育的语境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方法，掌握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表达技巧，这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艺术性。

作者:徐丽颖 单位: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

注释

①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4.

②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47.

③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19-120.

④崔应贤.修辞学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⑤曹艳伟.政治语篇中的辞格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3.

篇6

一、接受理论的兴起及其内涵

接受，在词典中的含义是容纳而不拒绝。这种含义在人的精神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对待与自己有关的事物都有一个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大众传播技术迅速发展、全球信息化的20世纪下半叶。接受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接受”问题的研究始于古希腊的“解释学”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接受美学。早期的解释学，如古典文献解释学、圣经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等都是局部性和技术性的，目的是想找出一套正确解释的规则和方法，以获得与语言材料和经典文献一致的准确无误的理解和接受。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继承施莱尔马赫把狭义解释学发展成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融入了历史学和心理学方法，使古典解释学发展到新的高峰。到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实现了解释学本体论的转折，使古典解释学跨入现代解释学阶段。海德格尔认为，对任何本文的理解总是受到解释者(接受者)的“前有”(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和“前设”(预先有的假定)组成的“前结构”的制约和引导。伽达默尔则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任何作品本文和事件要找到读者．都必须依赖于阐释的接受，接受过程就是作品本文与读者“视野融合”的过程。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德国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培育下，20世纪6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文学史教授、文艺学专家赫伯特·姚斯和他在孔斯坦泽大学的同事沃尔夫冈·伊泽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让语言学家去解析才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诉诸于历史的理解。不同于以往文学史只注意作品和作家的传统，姚斯强调读者对作品的重要意义，认为作品本身如果不经过阅读和理解就没有任何意义。本文的意义只存在于解释它的人的理解意识之中，没有读者的艺术经验和理解意识，本文的意义结构始终是封闭的。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欣赏的理解和理懈的欣赏之中。正是读者的阅读赋予了作品以意义和价值。在他看来，接受过程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参与过程。由于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都会形成一定的标准和范式，又因为接受者的天资经历和文化修养千差万别，故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意义理解、领会的变化范围异常广阔。某一作品在历史、社会的各种不同背景中呈现不同的意义结构，在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对于不同读者也具有不同的意义结构。伊泽尔则把本文与读者在阅读中相互作用、意义在阅读过程中生发的观点作为自己接受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意义不是本文或读者单一方面的产物。本文在未被读者接受之前．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未定性“召唤结构”，只有依靠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主动地去挖掘，才能实现本文意义的生发。而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所做的思维加工是至关重要的。接受美学对接受现象的重视是颇有意义的。

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其受众理论大致经历了“靶子论”一“影响有限论”一“社会类型论”三个阶段。早期的传播学者认为．受众就像毫无防御能力的“靶子”，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地位，而传播者与媒介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知识或动机从一个人的头脑里几乎不知不觉地灌输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里，如同子弹击中靶子那样有效。此即所谓的“靶子论”。但是，实践和研究都表明，传播者和传播工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大的，受众也并非任人摆布。他们往往不会因传播者向其“射击”而“中弹”倒地，有时传播的效果会与预期的恰恰相反。事实上，受众对传播信息接受的状态受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人们各自的心理构成千差万别，先天条件与后天知识形成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一个人的心理构成之所以不同于他人，是由于他在认识客观环境时获得的立场、价值观念和信仰所造成的。他们为了避免给自己造成两难抉择或心理冲突，往往只选择那些与自己信念和成见相符并能加强它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抵触的东西，因而外部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这就是所谓的“影响有限论”。对传播积累效应的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和受众的反应总是与多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受众因年龄、性别、种族、文化水平、职业、信仰、政治、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属于同一社会类型大群体内的受众对同一内容的反应基本一致，并以大体一致的方式去选择大致相同的大众传播信息内容。这就是“社会类型论”。

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受众对信息的态度是接受活动的关键因素。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凡是涉及接受问题的学科领域，比如文化的传播、教育教学活动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对接受教育者予以足够的重视。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借鉴接受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是高校德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德育则是教育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教育实践中发挥好双方的交互主体性，对于教育十分重要。离开教育就谈不上接受。而没有接受，一切教育活动都会成为无效劳动而失去意义。作为外因的教育活动只是引发受教育者觉悟和提高心智水平的手段与条件，而教育目的与教学效果最终只能通过受教育者的接受活动来完成和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接受活动，掌握接受规律，对于改进教学、优化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是高校德育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还是教学过程的优化，都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接受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

在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实践中，几乎每一位教育者都会遇到同样的困惑：自己在网络道德教育过程中所付出的大量劳动常常在受教育者身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网络道德教育效果不甚理想。有的受教育者对道德教育有兴趣、愿意接受。有的受教育者把道德教育当作一种义务和要求，有的受教育者甚至讨厌和反感道德教育。原因何在?说到底就是道德教育接受效果不理想。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教育与接受的契合问题。不可否认，受教育者对网络道德教育接受效果不好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对网络环境下大学生道德教育接受特点和规律不了解或不重视，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受教育者的接受问题，是提高高校德育成效和促进高校德育科学化的生长点。解决了接受问题，高校德育就必将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鉴接受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种借鉴也是可能的。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对教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与重新定位。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教育提供了一个N-新的技术平台。现代教育的技术基础，只是类似投影仪、录音机等感官外接系统，其功能就是人的感官的强化，有时空限制，服务于“班级授课”制度，以“集体组织”为基本单位，而且以“控制”为管理手段；网络时代教育的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它们是人的大脑、人的智慧的间接系统，没有时空限制，服务于个性化的学习，以“个体”为单位，以“选择、对话、交流”为手段。

2．使教育目的产生变化。网络时代教育不再只是灌输和传授书本知识与技能，不再只是促进背诵、写作业和考试；教育将深刻改变自己的目标与职能，成为个人全面和终身成长的助手，成为信息社会个人选择和发展无微不至的引导者。

3．使教育内容得以拓展。过去教育以封闭、稳定与线性的知识传授为其特征，而在网络化社会里，教育则突出表现为取消有限性与限制，更多地表现为开放性、丰富性、复杂性和生成性，进一步强调知识的个性化与经验化。所以网络时代将极大地拓展教育的内容，说到底，成长即学习，生活即教育。

4．使教育方式变得丰富。网络的交互性与开放性，使教育由过去单一的认知性活动，变为各种合作式的、互动的、个性化的教学实践活动。信息网络将文本、图像、声音等集成一体，使学生犹如身临其境，可以与世界自由地进行交流，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获取信息的主动性、自主性与参与性，教育方式也变得丰富多样起来。

5．重建教学关系。在过去的社会条件下，教学关系是很固定的。教师就是教师．学生就是学生，界限难以打破，而且打破这种关系就意味着危险，“师道尊严”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一条规则。而在网络条件下，“教师”将蕴含全新的丰富内涵。首先，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所有的教师首先要当学生，终生学习，终身是学生；其次．“终身教育”意味着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当教师，当一辈子教师。自己不能充当自己的教师．就不可能获得“终身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这就形成了相对的边界不明的教学关系。既当学生，又当教师，成为络时代每个人必须兼备的品质。

综上所述，网络环境下，网络技术特有的开放性、自主性、交互性与虚拟性，使得教育活动中的受教育者得到格外的重视，与“接受理论”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有许多契合的地方，即特别注重接受主体、特别尊重受众个体、特别突出交流互动、特别强调受众参与。因此，借鉴“接受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注重对受教育者“接受”的研究，从而切实提高网络道德教育的效果，是完全可能的。

三、借鉴接受理论提高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所谓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实效性，是指通过以大学生为德育受众的网络道德教育行为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使网络道德教育实际收效程度和网络道德教育资源投入比例适当平衡，从而保持网络道德教育的高收益水平。换言之，网络德育既能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网络德育受众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同时又能真正符合他们个性发展的实际需要，并能够以最少的教育资源投入达到大学生德育受众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最佳水平。我们可以通过借鉴接受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

(一)以学生为本，高度重视接受者的主体性。接受美学认为，任何好的作品，都不是决定性或自足性的存在都是“有许多空白与未定性”，“正是这种未定性和空白，为读者留下了想象、丰富和补充的余地，促使读者参与对作品形象的再创造，并激励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大众传播学则认为，大众传播效果的好坏关键取决于受传者是否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而受传者是否接受这一宣传，又取决于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是否能满足受传者的需要。读者与受传者都是接受者。

在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一般作为“指导者”的角色出现，没有认识到受教育者参与教育活动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鼓励受教育者参与教育的“主一主”模式，对于我们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要鼓励“读者参与”，就必须在德育过程中留有一定的“空白”和“未定性”，给受教育者留下进一步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在教育方式上教育者要采用“平等对话”的方式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这不仅可调动受教育者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更是对教育对象主体性的尊重与强调。这在网络德育中是可以办到的。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交互性，使得大学生易于和乐于参与其中。需要明确的是，德育的“空白”和“未定性”是相对的，是以其教育目的的确定性为前提的。否则。忽视了德育的确定性与引导性。就否定了德育本身。因此，占领网络德育阵地，坚守德育主渠道，唱响主旋律，仍是高校德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同时，把接受者作为主体，就要考虑接受者的需要。以往我们更多是从社会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需要来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不太注意考虑接受者的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技术教育割裂开来，给人造成似乎学生接受科学知识教育是他们自己的需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则不是他们的需要而是党和国家的需要的印象。这样，就把二者对立起来了。事实上，学生除了需要学习知识技术，同样需要学习做人和为人处世，同样需要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他们的人生追求和需要结合起来，就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教育者高度重视学生(接受者)的主体性，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引导。通常，教育者易于把自己当作指导者而不是引导者。指导者在上，具有权威性；引导者在前，权威性弱化。我们提倡教师做引导者而不是指导者，并不是降低或消除教师的威望，而是使教育者与接受者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交流，使教育效果达到最好。这在网络时代尤为重要。

(二)强调参与，充分发挥接受者的能动性。在接受活动中，接受者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接受美学认为，艺术的接受不是一种被动的消费。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赞同或拒绝的审美活动。接受者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有吸收外部信息的要求和愿望，其中既有关于事实性、知识性的信息．也有关于价值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接受者不是被动地接受所有的外部信息，而是对其进行一定的选择和重组，吸收一部分，排斥一部份。大众传播学的“影响有限论”就说明了这一点。早期大众传播学流行“靶子论”，认为传播者与传播媒介力量巨大，可以把各种信息灌输给毫无抵抗能力的受众。事实证明，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并不单纯地任人摆布，他们往往不会因传播者向其“射击”而“中弹”倒地，而是只选择那些与自己信念和成见相符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抵触的东西，因而外部传播对受众的影响是有限的。

我们在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时，就要根据网络的特点和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加强校园网的建设，建设一批有基础、有特点、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网站，开发更多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软件课件，使大学生在自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在自我教育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三)分类指导，格外注重接受者的差异性。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世界上不存在划一不变的传播对象。受众的兴趣、爱好、性格、价值观等个人差异并非先天赋予，而是后天习得。就是说，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遇的社会经历和所受的社会教育不同，他们各自的个人素质、心态体系也就不同。当这些心态各异的受传者面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时。所作出的反应也势必闲人而异。在德弗勒看来．大众传播媒介在设计劝服性传播前，需要先弄清受众的兴趣、爱好、需要、价值观、态度等，再挑选与之相应的信息进行传播。否则，与受众特点和需求不符合的信息，就会遭到回避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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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总是伴随着人的需要、情感和意志，人的活动总是由某种需要、目的来引发的，选课行为自然也不例外。学生选课或是为休闲运动，或是兴趣所致，或是为提高自身水平、或是为以后就业等等，从根本上讲是满足自我精神的需要。一个学生是否想要学习，为什么学习，喜欢学习什么，以及学习的努力程度、积极性、主动性等等，都能够通过学习动机加以说明。选课动机是有多种心理因素参与其中的，它是集合了人的动机、认知、情感、社会因素在内的高级认知过程，受能力、工作和社会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有关大学公选课学生选课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多，现将其综述如下：

一、关于学习动机理论综述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行为最初是由内部或外部的刺激所发动的，然后有机体就根据过去的经验或已形成的习惯确定他所要采取的行为的方向(定向)。也就是说，需要运用强化、惩罚等来加强、保持或削弱某种行为。学习行为也是这样，如果这次作业想得到高分，那么就要做得用心一点。行为主义者强调外部动机作用，例如，强调外部事件或来自外部的奖赏、强化的作用，而不大考虑学习本身的情况。因此在实际应用于教育工作时，强调分数、等级以及对学习的其他外部奖赏等。

认知派对动机作用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行为是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作出反应，行为是由我们的思维来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地由我们能否得到奖赏或惩罚以及生理需要来决定的。由此可见，认知的观点强调的是内部的动机作用。例如，学习的满足或成就。人们有理解周围环境、自我决定、和周围世界达到平衡这样一种需要。在认知结构中，动机作用是以选择、决策、计划、兴趣、目标以及对可能的成败的分析等为基础的，特别是对成败的分析，在动机作用的成就理论和归因理论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人本主义在解释动机作用时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决定以及力求个人的生长或像马斯洛所称的自我实现。这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关于动机作用的观点与许多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是趋于一致的，两者都强调内部的动机。

社会学习理论融合了行为派和认知派的观点，它们既考虑行为的结果，又考虑个人信念等的影响。如著名的期望理论强调，动机可被看作是两个主要因素的产物：个体达到目标的期望和目标对于个人的价值。其中缺一个因素，都不能激起有效的个人行为。对动机作用的解释除了上述观点以外，还有本能论、生物需要论等，从有机体组织的需要出发，为保持体内平衡来解释动机。

二、关于参与动机的理论综述

1.能力动机论：Harter(1978)认为：“个体倾向在能力较强的领域表现所长，同时在表现中增进技能。如此一来，成功的表现就会带来自我效能和正面的情感，使得继续参与的动机增强。”因此个体之所以知觉到较强烈的自我效能和表现的控制，乃源于正面的情感和动机。一个高自我效能，且作内在、控制归因的人表现的会比较努力、愿意持续追求成就，而且容易感受较多正面的情绪。

2.成就动机取向理论:根据Maehr&Nicholls(1980)提出成就动机取向理论，认为个体动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目标导向:能力、工作和社会支持取向。能力导向的人努力表现以和他人进行比较；而工作导向的人以精熟为目标，以自我比较为评价标准；以社会支持为导向的人则期望从别人那里获得正面回馈。根据这个架构，Nicholls(1984)进一步探讨目标导向、知觉到的能力和工作难度之间的交互关系。Nihcol1s认为以能力为导向，且对于身体能力有高度知觉的人最倾向表现高度的参与和持续动机。

3.社会交换理论:Smith将Thibuat&Kellye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重新以认知--情感的模式加以架构。这个理论主张社会行为受到扩大正面经验和缩小负面经验的驱使。只要结果是个体想要的，行为便可能持续。

三、国外有关学习及选课动机的研究综述

英国的古达斯（Goudas＆Biddle）通过现场实验，研究了不同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上课的内部动机的影响。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在这种教学方式中，教师做出所有决定，所有的学生以同样的难度水平进行练习，教师对全班的学生进行集中指导，而不对学生单独进行指导；另外一种教学方式为区别方式，在这种教学中，学生有很多的自我选择的机会，同时还可以自己的水平选择相应的难度水平进行练习，教师对每个学生进行指导，在课后进行内部动机的测验。结果表明：“在使用区别方式进行教学的课堂上，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内部动机水平。”

Biggs & Mooes 把学习动机分为四类:(1)外部动机，是指学生的学习动机指向“学习结果带来什么”。这种动机是不稳定的。(2)社会动机，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身边的某类重要人物高兴，这种学习动机不是指向物质后果，而是指向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或情感的和谐。(3)成就动机，学生可能是因为期望通过和其他同学的竞争击败对手来提高自我，因此重视学习的价值。 (4)内部动机，学生学习仅仅是对学习任务活动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因为学习之外的什么东西令人感兴趣。

Houle(1961)在《心灵的探究》(The in quirking Mind)一书中所提出的三个因素类型论，即学习活动可分成三种动机类型:(1)目标取向:以学习作为完成明确目标的方法。(2)活动取向:参与学习是基于学习环境的意义，而与学习活动的目的或内容无关。(3)学习取向:为求知而求知。Sheffield第一个对Houle的动机取向分类研究进行系统而广泛探讨的学者，他根据 Houle 的分类体系参考其他成人教育学者和有关的文献制定了一个量表，以实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他采用因素分析法抽出五个因素，分别是学习取向、活动欲望取向、个人目标取向、社会目标取向、活动需要取向。

心理学家 Bremnnaoibson、MargaretAndesrne、JohnNiehols 等人关于内部动机的研究表明(1994)：“个体在全力以赴完成某一学习目标时都会表现出先天的学习动机。”同时表明，当个体不必担心失败，而且意识到自己所学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或者当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教师的支持和尊重时，自然会以很高的热情投入。

四、国内有关学习及选课动机的研究综述

路海东在《学校教育心理学》中指出:“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力。一个学生是否想要学习，为什么学习，喜欢学习什么，以及学习的努力程度、积极性、主动性等等，都能够通过学习动机加以说明。”学习动机是由多种心理成分构成的，其中，学习的自觉性和认识兴趣是两种重要的心理成分。

梁丽萍等研究了大学生的成就动机和成就行为，认为大学生对追求成功具有较高的期望，而对于失败的种种焦虑和担忧较少，其消极的成就动机较弱。大学男生与女生在追求成功的倾向和逃避失败的倾向两个变量上均无差异。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成就动机与学业成绩呈正相关，高成就动机者较之低成就动机者在职业观和择业标准上表现出对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更为强烈的重视和关注。

鲁克成、李健荣、夏应春提出大学生学习动机具有如下特点:学习动机的产生受社会环境、教育过程和个体身心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大学生身心发展的日臻完善、生活阅历的增加、知识的丰富，他们的学习动机也呈现出多样性。

毛晋平认为大学生学习动机特点如下:“(1)学习动机复杂多元，且极不稳定，学习目标迷惑不明；(2)学习动机、目标多指向近景性、直接性方面；(3)学习动机、内容多功利性和实惠性；(4)学习的成就动机强度呈中等水平”。

五、关于大学生选课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张志梅（2009）在《高校学分制下学生选课心理探析》一文中指出：从选课积极性看，越低年级对选课热情越高；任课老师、课程内容、从众心理、课程的开设时间、学分收费问题、修读年限和双学位问题都会对选课动机产生影响。

郭德侠（2009）在《大学公共选修课的调查分析》一文中指出：高校公选课的内容、结构、管理等方面因素会影响学生选课，大部分学生有着积极的学习动机，通过公选课的学习达到了了解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开阔视野以及培养兴趣、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素质能力与修养的目的。但大学生在选择课程时往往带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倾向，偏好于能为自己带来实用价值的课程。

纪滨、秦锋、马丽（2008）在《大学生的选课行为及心理研究》一文中指出：学生的选课行为和心理受“选课时的感觉”、“所选课程与所学专业密切程度”和“学生自身的学习类型”等方面因素影响，并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马杰在《高校公共选修课的定位与教学质量控制》一文中指出：要真正提高高校公共选修课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公选课成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的途径之一，就要深入挖掘校内老师的潜力，开出能满足学生将来就业和走向社会的需求的课程，不断提高公选课的教学质量。

舒醒（2005）在《大学生自由选课背景下的历史类公共选修课的教学探索》一文中指出，大学生选课有两大特点:一是实用性，大学生热衷于选修和自身就业密切相关的实用型课程；二是轻松性，这类学生对公共选修课要么选择一些考试考核不严、教师管理较松的课程，要么选择一些学起来轻松、好玩、比较容易通过的课程。

杨靖、蔡明（2009）在《湖北经济学院公共选修课学习状况调查报告》一文中认为公选课学校要加强课程管理，优化课程结构。

吴自力(2008)在《对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选修课制应用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完善知识结构，拓展思维；发展个性，陶冶性情；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升思维水平。这些是大学生选课的重要动机。

参考文献:

（1）栾伟元,《山东省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主项提高课学生的选课动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9

（2）王薇薇，《动机理论在高校两课教学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

（3）陈维亚，《学生学习动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教育学刊，1999年5期

（4）吕陌红，《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体育学习动机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5

（5）郝云鹏，《高等师范生成就动机取向特点的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3期

（6）张志梅，《高校学分制下学生选课心理探析》，科技信息，2009年33期

（7）郭德侠，《大学公共选修课的调查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6期

（8）纪滨、秦锋、马丽，《大学生的选课行为及心理研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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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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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庸及其小说的历史意识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以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的《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着意虚化历史背景，如《笑傲江湖》及《侠客行》等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并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

二、金庸小说的本体观

（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认识

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武侠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雅俗之分。金庸在早年接受采访时就强调：“……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可见，在金庸看来，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和其他各种文学类型，尤其是和其他小说类型相比，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高低、好坏之分。

（二）武侠小说本质即是表现情感

对于文学的本质问题，金庸在早期小说《神雕侠侣》后记中就曾有回答。他说：“我个人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发展，“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正义感、仁善、乐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所能代替的”。所以，对金庸而言，写武侠小说就是为了揭示人的情感，而且“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

（三）武侠小说最重要的娱乐功能

娱乐性是金庸在武侠小说本体认识上又一始终坚持的观念。他一直强调：“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武侠小说是真正的群众小说”，即使在现代，“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武侠小说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读者就不看，它的目的也达不到了”。金庸关于武侠小说本体的认识，无论是对于武侠小说文类本身还是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金庸小说的创作观

以合理、客观的武侠小说本体认识为前提，本着创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具娱乐功能又使人感动的武侠小说的创作追求，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金庸也有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一）人物创作以性格为核心

金庸在创作之初就说：“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人本来性格而定。”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认为：“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而且，既然是写人，就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复杂性，所以“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的，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可见，在金庸看来，塑造人物是武侠小说创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须写出人物完整、真实、复杂的性格。

（二）情节设置与人物性格相适应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所以，武侠小说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也因此，“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但是，小说家注重情节的曲折跌宕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而为。所以金庸同时认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的个性。”因为“人有怎么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例如“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难以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三）武功创设形象可以合理想象

对于自己小说中的武功描写，金庸也有比较明确的考虑。其一，产生想象化。“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其二，名称形象化。无论给武功起什么名字，“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其三，境界哲学化。“中国古代一般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四、金庸小说的鉴赏观

相对于本体观、创作观，金庸直接谈武侠小说鉴赏的文字就更少。不过，细加梳理，与本体观和创作观相适应，亦可看出金庸关于武侠小说鉴赏方面的大致认识。

（一）不以文学作品类型论成败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即，武侠小说作品的好坏“要从小说本身的价值来判断”，而不能从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来判断、评价。

（二）致力于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金庸认为：“小说中有人物，就有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武侠小说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种大众型的产物，要接触千千万万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觉地传播一种对整个社会善良风俗有害的观念，我希望能避免。虽然它属于美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人有影响的，因此作者要考虑到武侠小说是有千千万万人读的。”即从评判的角度讲，是否传播了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尺度。

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充满了历史意识。对于武侠小说，金庸是有自己清醒而自觉的认识的。金庸的与其武侠小说本体观、创作观相适应的鉴赏观，对如何鉴赏武侠小说具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金庸小说所以能成为武侠小说集大成者，与此有关。梳理出它们，不仅对研究金庸小说本身有极大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武侠小说的理论建设。

参考文献：

[1]《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焦小云记录.《明报月刊》，1994.12.

[2]金庸.《金庸作品集》“新序”，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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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社会实践职业规划大学生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用人制度的改革，大学生的就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向了市场机制。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要从书本上获取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资源，而且还必须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真实的了解社会，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因此，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有意义的。

一、新时期开展高校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新时期高校社会实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进行阐发：

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规模及大工业生产的内在要求出发，创造性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创立了科学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个人智力和体力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充分的、自由的和统一发展。第二，人的发展还包括人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正常发展，其核心是人的体力与智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运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最完美的形式。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遵循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必然规律，适应了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实依据：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高校中，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三个，即课堂教学、科学研究训练、社会实践活动。这三者共同配合相互补充，同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起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培养人才最基本的途径是实现德、智、体教育的基本途径，也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之一，它不紧对学生巩固和加深理论知识，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自己，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途径。

二、职业规划教育要求高校开展社会实践

大学生就业的过程分为二个层次：一是建立职业意识、理念和培养职业能力；二是找到合法的职业，从学生转为职业人；三是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做到人职匹配以实现其长远的职业发展。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中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目的只是要使大学生能够找到工作。这种职业规划教育对大学生职业意识、理念、职业匹配则很少涉及，而且也很少重视能力的培养。所以，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要针对大学阶段职业准备期的特点来进行。首先是通过教育和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使之能站在较高的角度筹划自己的人生目标，能在充分认识自己、客观分析环境的基础上，科学树立目标，运用适当的方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培养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素质。其次才是以实现人职匹配为目标的职业规划教育。也就是要指导大学生个体把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使其在对决定其职业生涯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业能力等的测评和分析，确定最优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行之有效的安排。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大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让学生在教育实践中了解自己，了解职业现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观。因此，职业规划更离不开高校社会实践活动。

三、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职业规划

第一，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认识自己。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需要审视自己，认识自己。自我评估要求个人遵循“深入”、“客观”两个原则对自己进行全而的剖析：弄清自己为人处世所遵循的价值观念，明确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熟悉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剖析自己的性格特征、兴趣等个人情况，以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在实践中跟老师、同学、同事、朋友等的接触，可以从他人对自己的各种评价中，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更切合实际的判断，并逐渐克服对别人评价的抵触、防卫的心理，也不因他人的评价而无端否定自己，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全面的自我认识是职业规划的基本前提。

第二，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自我定位。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自我定位的作用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而考察：（1）性格和职业匹配。职业规划需要考虑与职业选择相关的性格特征。社会实践可以让大学生在活动中对自己的性格有更进一步了解。（2）兴趣和职业的匹配。根据霍兰德的“类型论”，大多数人可以被分为六种人格类型：实用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事务型。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你才能确切的知道你的兴趣类型。（3）能力和职业的匹配。职业选择与人的能力、特长息息相关。能力是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培养的。所以高校社会实践活动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以增强学生对环境的适应。通过自我性格、兴趣、能力等三方而的定位，明白三个问题：我想往哪此方而发展；我能往什么方向发展；我可以往哪此方而发展。

第三，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职业选择。职业选择阶段就是在可供考虑的职业中选择最好的，其主要是进行职业路线的选择和职业自标的设定。选择职业路线应把握四条原则：择己所爱，择己所能，择己所需，并在保证了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就业收益最大化即择己所利。要特别注意社会需要，个人兴趣、工作能力和发展机遇的平衡。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在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对社会职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能够在初步考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职业选择路线，设定比较科学的职业目标。

第四，高校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制定可行的措施。制定行动措施是落实职业目标的具体环节，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实践等方而的措施。它有两方而的内容，一方面是直接的实施措施，也就是为实现职业生涯规划目标需要具体哪些知识，掌握哪些技能，开发哪些潜能等；另一方面是间接的措施，通过哪些方式和渠道提高自己，也就是为了保障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的实现而需要去做的事情。高校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知道自己该在哪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充实自己，并以实现职业目标为最终目的自觉地参与一些教育和培训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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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从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出发，通过文本、图像、视频、三维动画等多种媒介和符号载体，将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视觉、听觉、动作、触感等模态的研究层出不穷，“多模态语篇分析”已然成为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多模态词典”是将词目的释义、例证等看作“语篇”，利用视觉（文字、图片、视频）、听觉（声控、语音识别、人机对话）、触感（触控、手势）等多种模态进行编纂的词典。该类词典充分体现了编纂者的意图并能对词典交际活动进行强化、补充、调节和协同，能反映整体意义。随着视觉文化、多媒体及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将多种模态应用于学习型词典编纂必将成为趋势，现代词典学中的“多模态化”（multimodalization）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以社会符号学框架下的多模态理论为基础，以近五年来多模态理论视角下学习型词典图、文关系研究成果为重要依托，以流行度极高的“Big5”（学习型词典中的五大家族）的纸质及新型电子词典为蓝本，对现代学习型词典学中的“多模态化”展开讨论。初步探索“多模态学习型词典”的发展历程及该类词典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以期为词典学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二、 多模态语篇分析及“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1. 多模态及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

“多模态”指综合运用视觉、听觉、触感等模态，通过文本、图像、视频、手势、三维动画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载体进行交际的现象（Iedema 2001： 1―2；O’Halloran 2006）。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主要建立在Halliday（1985）提出的语言的社会符号系统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之上。研究者们（Kress 1990；Leeuwen & Jewitt 2001；Matthiessen 2007；Royce 2007；Bateman 2008）认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领域，同种意义可由不同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不再是呈现经验和交际的唯一手段，所有模态都能表达意义，都具有元功能特征。多模态语篇分析将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视觉、听觉、触感、动作等多种模态交际手段方面，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语篇分析的不足。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意义表达及交际方式（媒介）的变化，各领域研究都涉及多模态语篇分析。

2. “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1） 历时研究： 词典编纂趋势的“多模态化”

从语言单一模态到多模态的发展促使交流从语言向多种符号的转变，“多模态化”已成为人类交际的普遍特征。选择最适合的社会符号（模态）进行释义、设例达到交际目的并做到用户友善（user friendliness），是编纂者一直考虑的问题。词典的雏形是词表（glossary），利用视觉模态中的语言符号进行编纂。公元15世纪的词典中首次出现了插图（Hartmann & James 1998： 70），而1850年John Ogilvie编纂的The Imperi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帝国英语词典》采用了大量插图，标志着插图在词典编纂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进入20世纪后，各国陆续出现了以视觉模态中的图片来释义的图解词典（如《杜登图解词典》1956、Visual Dictionary《视觉词典》 1987、Childrens Illustrated Dictionary《儿童图解词典》 2009等）。各类学习型词典也开始大量配置插图，逐步实现了由单一语言符号向文字为主、图形媒介为辅的编纂形式过渡。除视觉模态（图、文为主）之外，现代词典还采用听觉模态。第一部指导母语、二语及外语学习者发音的词典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17年发行的Cambridge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剑桥英语发音词典》， 该词典于1997年出版第15版时建立了语料库并于第16版出版时开发了电子词典版本。随后陆续出现了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2003）、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朗文发音词典》（最新版为2008年的第3版，并配有The Longman Pronunciation Coach CDROM）等以听觉模态为主、偏重对用户听觉能力培养的发音词典。目前主流学习词典都配有DVDROM，可实现纸质词典视觉模态和光盘词典听觉模态的交互。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视觉文化兴起，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汇集多种模态协同的电子词典（光盘词典、在线词典和手机词典等）。在词典编纂技术和理念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词典都在试图通过多种社会符号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各模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体现了多模态语篇的三大元功能，做到了形、音、义的结合。因此，词典编纂历程呈现了“多模态化”的趋势。

（2） 共时研究：“多模态词典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尽管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已走过近20年，词典编纂历程也呈现“多模态化”趋势，但“多模态词典学”研究起步较晚。该理论首先由Lew（2010： 290―306）在《多模态词典学： 电子词典的意义呈现方式》（Multimodal Lexicography： The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in Electronic Dictionaries）一文中提出。文中将词典意义的表达模式分为九类： 1） 言语模态，2） 音频呈现言语成分模态，3） 非言语模态，4） 非语言音频录音，5） 静态插图，6） 照片，7） 图表，8） 动画，9） 视频片段。然而Lew的表述混淆了“多模态”与“多媒体”两者的概念，因为“多模态”是运用多种模态中的“媒介”和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现象，而“多媒体”是符号分布印迹的物质手段。（胡壮麟2007： 1―10）

国内研究方面，闫美荣（2011： 93）、杨信彰（2012： 45―51）提出了“多模态学习词典”（Multimodal Learners Dictionary）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多模态语篇研究成果对“多模态学习词典”插图配置有积极作用。通过以关键词“多模态词典”在CNKI全文搜索，截至2015年底，国内共有10篇该类型论文。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模态词典”是多元符号学和多模态技术的应用（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前言，胡壮麟2012），它不仅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传递读音、语义、语法等传统信息，还通过图片、动画和图像等媒介增强直观性，提高学习兴趣，加强词汇理解和记忆。但是，国内“多模态学习词典”的研究基本仅涉及纸质学习型词典中的图、文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一种“双模态”研究，极少关注其他模态和语言符号间的配置关系。研究者可通过进一步探讨学习型电子词典、新型网络搜索引擎或信息提取类词典中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真正做到“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三、 现代学习型词典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研究

现代学习型词典是视觉、听觉、触感多种模态同语言符号间相互协同的产物。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Big5”纸质词典中的图、文关系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该部分讨论主要基于文献。

在论述听觉、视觉、触感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时，鉴于“电子词典界面结构的多模态性、互动性是传统词典无可比拟的”（魏向清等2014： 181），我们选取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8版）（OALECD7、OALECD8）；《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9版）（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9th Edition）（OALD9）；《朗文高级美语词典》（第2版）（ Longman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 2nd Edition） （LAAD）；《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第5版、第6版）（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5th Edition & 6th Edition）（LDOCE5、LDOCE6）；《柯林斯COBUILD高级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u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2版（Macmill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 2nd Edition）（MECDA2）；《剑桥高阶英语词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CALD）；《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3版）（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3rd Edition）（CALD3）和《欧路词典》的最新电子词典版本作为语料进行分析比对，关注电子学习型词典各模态间的呈现形式和协同关系。此外，我们也尝试利用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如google）、信息提取类词典（如网易有道、金山词霸）等进行辅助研究。

1. 视觉模态中的图文配置关系

作为学习型词典视觉模态中最重要的两种形式，静态图片和语言符号在意义表征方面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对视觉模态中图、文配置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利用Halliday（1985）、Kress & Leeuwen（1996，2006）、Royce（2007）、Martinec & Salway（2005）和Bateman（2007）等人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对“Big5”的纸质版本进行分析。学者们（魏向清等2014；田晶晶2011；何娟，杨正军2012；燕娜2011；闫美荣2011；杨信璋2012；罗永胜2012；马娜娜2014）围绕图像的再现、互动和构图三大功能展开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纸质学习型词典中的图文位置和图文关系。结果表明： 词典中的图片和语言文字相似，能体现“概念功能”（“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学习型词典以图、文释义的词目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短语。插图与文字的协同作用在概念功能层面存在同义、反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及复合关系。词条文字释义与图片释义的关系主要包括列举、整体与部分、类属、原因和结果、详述及近反义辨别等六种关系。图、文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有相互依存（并列和主从关系）和扩展（详述、延伸和增强），两种关系相互交织。图、文模态的释义模式有“短语+图像模式”“句子+图像模式”和“短语+句子+图像模式”三类。前人的研究仅关注了纸质词典中的图、文配置关系，而极少关注电子词典中的该类关系。电子词典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词典学共同作用的产物，可以实现单个及多个模态的意义传递和互动。“多模态”的人机交互界面与传统纸质词典相比，更能协同各模态间关系，克服单一模态的缺陷。该类词典能针对特定的使用需求采取不同的交互方式，实现符际间配置的互补。

Moebius（1986： 141―158）和Royce（2007： 63―109）的“图文位置理论”认为，“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位置实现的，即任何元素在图片中的角色取决于它被放置的位置。被置于图片上方的信息是“理想的、权威的”，图片下方的是“真实的、浅薄的”，正中的是要被“凸显”的，边缘是要被“弱化”的，左边是“已知信息”，右边是“新信息”。我们对比分析了LAAD、OALECD8、CALD、OALECD7、LDOCE5、CALD3、OALD 9、《欧路词典》电子词典中的“cup，football，baseball，volcano，curved，tree”等词条（见图1―图4），将其共性总结为： 1） 文在左，图靠右。这说明词典突出文的重要性，图则作为“未知信息”对文进行增强或补充。2） 词目词被置于左上方显著位置，是“已知的权威信息”，而“声音”图标则被安排在靠右的位置作为“新信息”的入口。3） 词目的释义、例证多置于正中位置，是需要被“凸显”的信息。4） 无论是电子学习型词典还是新型网络搜索引擎、信息提取类词典，词目的词源、用法等次要信息一般位于“边缘”位置，用户查询该类信息的频度最低，所以要“弱化”。

此外，我们还发现CALD、MECDA2、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LDOCE6等为节约电子词典的“呈现空间”，基本只采用了文字符号进行释义，图片较纸质版本大幅减少。OALECD7、LDOCE5、CALD3的图、文释义与其纸质词典的呈现方式则基本相同。其中，OALECD7、LDOCE5采用“短语+图像”“句子+图像”和“短语+句子+图像”等图、文释义组合的模式放置于词目右下方，位于纯文字释义之前，“凸显”图、文释义的重要性，读者可更直观地了解该词目（如图2）。CALD3则通常采用“短语+图像”的释义模式放置于纯文字释义或例证之后（如图3），更重视使用文字符号来呈现意义。在OALD9的电子词典中，通常在平行于词目的右侧出现相应图片（仅为可视图片而不配文字），用户需要通过点击图片（如图4），词典才会转至新的复合组图（同纸质版本图、文一致）。插图与文字的协同在概念功能、逻辑语义层面所表达的意义和纸质词典基本相同。这样的图、文配置方式最大化精简了电子词典的“呈现空间”，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自行选择有效信息，提高查询速度。由此可见，编纂者首先考虑的是突出词典的信息焦点（词目）。其次关注的是图文在词条中的相对位置。再次则是明确“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以达到合理布局的目的。在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如google、Wiktionary）中，也通常将词目置于左上方，图片置于词头右下方。“信息提取类词典”（如网易有道）则将图片集植入其中并默认隐藏，使用者可以点开图片集以获取图文关系。此外，在最新版本的有道iPhone app（Version 6.1.0）中还设有“图解词典”（共含基本词类、人类、家居等21项，7000余条词目配图），同时设有“百科搜索”栏，使用者可通过在线查询功能获得更多的图文释义和例证信息。

2. 视觉模态中的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

传统纸质词典由于受媒介限制，视觉模态中很难实现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编纂者仅能以语言对视频媒介的出处、内容进行描写，通过词典用户的前经验、空间联想构建符际间的关联性。电子词典的“多媒体性”优势使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成为可能，表现为一系列同词目关联的“图片+文字+音频”的连续体，是视觉、听觉模态及多种媒介手段（文本+图像+视频+三维动画）和符号载体的有机组合体。光盘型电子词典因光盘容量有限，基本没有提供与语言符号模态对应的视频模态。上述模态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依托网络的电子词典（包括手机词典app、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信息提取类词典等）上。该类词典（如LDOCE5、Danish Sign Language Dictionary《丹麦手语词典》）中画面、声音和文字相互协调，充分体现了“多模态性”。视频与语言符号的结合可以反映社会情境层中的“目标、参与者、活动、架构、地点和时间”等6个变量，起到详述、延伸和增强的作用，用户通过搜索，可得到与词目存在同义、反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及复合关系的音、视频信息。

3. 听觉、触感模态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

纸质学习型词典通常利用图、文模式对词目的读音进行描写，如利用国际音标进行标注、采用“图例”描述发音方式和位置。尽管很直观，但用户无法确定词目的正确读音，还需借助其他媒体手段加以验证。电子词典在此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加入了发音、声控、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听觉模态要素。听觉模态通常出现在电子词典的查询栏和词目的发音中（如图5）。电子词典不仅具备文字输入功能，还可实时进行语音输入并进行音频和文字符号间的转换，将音频信息识别为文字符号信息输出。同时，多数英语学习电子词典配有美式和英式发音情况统计和对比（如图6），以方便用户选择和辨析语音。此外，新型网络搜索引擎还可接入大量互联网真实音频语料作为例证和其他辅助信息，这些音频信息同文字符号一样，可再现交际中的人、事、物间的关系。词典编纂者还可将其编纂动机通过音频材料传递给用户，并通过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多媒体手段获取用户的反馈，从而体现“人际意义”。依据上述模式编纂的电子学习型词典能协助用户及时获取词目未被纸质词典收录的读音、释义、例证及用法等，可做到实时更新。

随着掌上设备和触控技术的流行，输入信息的便捷性和提高查询效率成为电子词典编纂者不断改进触感体验的动力。广泛采用触感模态（按压、手势、滑动、触摸等）的电子学习型词典能快速进入词目的查询，更方便地获取该词目的衍生信息。通过触感模态，从词典的任意位置（释义、例证或其他部分）都能进入全新的词条查询，这是纸质词典难以企及的。此外，大多数电子词典都将触感模态作为切换文字输入法的首选方式，用以切换中英文输入或切换文字符号的键盘与手写输入，体现了触感模态和用户间的互动关系。

四、 现代学习型词典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研究的新思考

1. 建设“多模态词典语料库”

词典学与语料库语言学有着不解之缘，大型英语词典的编纂基本都运用了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技术。近年来兴起的“多模态语料库”是“将文字语料音频语料和静动态图像语料进行集成处理，用户可以通过多模态方式进行检索统计等操作的语料库”（顾曰国 2013： 3）。Elan、Anvil等软件的普及促进了“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国内外分别建立了Baldry & Thibaul的基于XML的“在线多模态检索器”和顾曰国的“现场即席话语语料库”。如何结合传统文字符号语料库和新兴“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多模态词典语料库”，从而服务于现代学习型词典的研编，是词典学家和编纂机构努力的方向。该领域涉及符合多模态词典编纂所需音、视频语料的采集、转写、切分、标注等步骤，这都是传统词典语料库所不具备的，必定对未来系统编纂“多模态学习型词典”具有深远意义。

2. 纸质与电子词典并举，大力发展“手机词典”

随着移动互联网及随身办公系统的盛行，手机词典逐步成为现代词典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最适合展现词典“多模态化”的平台。我们应尽力做到纸质与电子词典并举，大力发展符际模态配置合理的“手机词典”。国外辞书出版社综合实力较强并具备自有语料库，便于开发同类型的手机词典，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发的OALD8和OALD9， 《牛津同义词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THESAURUS），《牛津搭配词典》（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of English），培生教育开发的LAAD、LDOCE5、LDOCE6及《朗文成语词典》（Longman Idiom Dictionary），基于Mobisystem和WordNet 3.0编纂的《高级英语词典》（Advance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Version 8.1.4.15）和CALD3，由DioTEK与柯林斯出版社联合发行的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等。国内主要辞书出版社在该方面也逐步与国际接轨。从2015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等同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使用先进的词典编纂平台DPS（Dictionary Production System），推出了一系列纸质词典及配套的手机词典。其中，《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新世纪英汉大词典》《商务国际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大字典》等最具代表性。此外，他们合作开发的手机学习型词典，如《新课标英汉双解小词典》《新课标汉英小词典》《学生英汉汉英多用词典》《初中英语应考短语词典》《英语核心18000单词词典》等数量也逐年增加。这都体现了辞书编纂机构同专业数字化机构强强联合、资源整合、齐头并进、共谋发展的新趋势。

3. 处理好符际模态间的协同配置关系

Halliday（1978）指出，“现实中运用的语言和其他符号水融，不能分割，共同制造意义”。因此，仅关注或加强某一模态是无法完成一部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处理好符际模态间的协同配置至关重要。传统纸质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的是为广大学习者提供查询服务，其以语言文字符号表示的释义、例举功能最强，而插图仅对语言符号的表述起延展、增强的作用。两者在逻辑语义上体现为主从关系。电子词典中视觉、听觉、触感模态除对语言文字符号所表述内容具有延伸和增强等功能外，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逻辑语义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扩展和相互投射性。根据纸质和电子词典在符际模态协同配置方面的不同特性及作用，编纂者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1） 加强音、视频信息处理

音、视频是社会情境的“再语境化”，它们的有效、合理配置是编纂高质量“多模态学习词典”的保障。编纂者和技术人员可按以下三个步骤处理音、视频信息： 1） 对可对应于词目的例证进行音、视频录制或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收集语篇资源（包括自然语料，影视作品，名校公开课，教材中的音、视频例句等）。对采集的语篇资源进行筛选、转写、切分、标注，建立“多模态词典语料库”。2） 为凸显“多模态学习型词典”中音、视频和其他符号的整合关系，对“多模态词典语料库”中的内容进行编辑，如剪辑，加快或减缓播放速度，增加字幕、背景音乐、情境效果或动画等。3） 将编辑过的“音、视频语篇”作为子数据库，并按需要与电子词典中的有关内容建立“超链接”，以便用户通过点击相关图标获取音频或视频内容。通过以上三步处理过的词典音、视频信息能激活用户的“前经验”、再现社会情境语境，较充分地满足他们的查询需求。此外，编纂者还可以利用Leeuwen & Jewitt （2001）的“声音透视和社会距离系统网络”和普多金夫（1962）的“声音蒙太奇”理论针对各类音、视频语篇中的语言（同期声、解说词、对白、旁白）、音乐（主客观音乐）、音响（人声和环境音）所构建的意义对用户的影响进行解读，以便编纂更实用的“多模态学习词典”。

（2） 既重视模态的多样性，又突出各模态的相对独立性

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既应重视模态的多样性，又应突出各模态的相对独立性。2016年由Collins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新世纪英汉大词典》为处理各模态间的配置关系提供了参考（如图7）。《新世纪英汉大词典》纸质词典部分按传统词典框架结构提供了视觉模态中的语言符号信息，而其他模态的功能则通过手机词典的多媒体属性实现。用户可通过词典app中视觉和触控模态的“屏幕取词”功能，从纸质词典中扫描并获取查询词目，继而由手机词典呈现听觉模态（英式、美式发音，macaw生存情境音频）和视觉模态（图解词典）的信息。该词典既涵盖了“多模态词典”的特性，又突出了模态间的相对独立性，做到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应尽量做到纸质和电子词典，视觉、听觉、触感等模态的“融合”。

（3） 依据不同用户需求配置相应的模态

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词典，用户的查询需求和“多模态识读能力”对各模态的选择程度是不同的。“普通用户”关注的是信息的“查得率”“直观性”和“快捷性”，“专业用户”则更注重信息的“全面性”及“可靠性”。电子词典在词典结构上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可提供分层级的内容接入结构，可为用户提供模态的“多维选择”。若能针对用户类型分别开设“普通用户”和“专业用户”入口，基于“触感”模态针对两类用户的不同需求呈现词目的视觉、听觉模态的组合信息，电子学习型词典的结构能更为有序，更具实用性。

五、 结语

“多模态学习词典”作为一种不断更迭的历史文化产物，其形式应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词典用户的需求。用户对模态选择的好恶决定了词典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因此，编纂者有义务编纂符际模态配置合理的词典，同时协助用户理解其整体意义。词典用户则需要加强自身的“多模态识读能力”培养，以更充分、更扎实地利用词典。所以，现代学习型词典的“多模态化”与符际模态配置关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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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目前，国内学者对教养方式的用词并不严格，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1]”、“养育方式[2]”，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3][4]”，甚至使用同一种研究工具的研究者之间也出现分歧。笔者认为，抚养方式与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关注点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家长对儿童的生理保育，后者侧重家长作为社会文化的直接执行者对儿童价值观念、态度体系和社会规范的传递与教导。其实，家庭教养方式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儿童的生理养育活动中体现，而且从父母对儿童行为规范的传递中体现。儿童一出生，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物个体而存在，其最基本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因此，将Parenting pattern这一英文中表示父母教养行为特征概括的短语译成“教养方式”最贴切，它全面地涵盖了上述两个同时进行的层面。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家庭教养方式之所以成为现展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与心理学对人的社会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儿童如何形成同其所处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类似的情感和行动的所有那些过程，即社会化，被视为儿童发展的核心。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许多群体或作用力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儿童发挥影响。对个体发展的早期而言，家庭承担了主要的教养职责。虽然家庭的教养活动自婚姻家庭在历史上产生以来就早已有之，但科学的教养方式的研究却受到人们的儿童观及儿童发展理论的极大影响。

在西方，19世纪以前，社会还不存在关注儿童需要的观念。儿童的存在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使成人快乐，当父母无力照顾孩子，他们就会被遗弃。19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儿童不仅需要承担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而且必须服从父亲这一家庭主要权威。不服从被认为是有罪的，要遭受惩罚。传统和宗教影响着儿童教养活动。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善。这一方面归功于洛克、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作品的传播，另一方面归功于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的思想的影响。洛克的白板说鼓励父母和教师为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最适宜的经验，他的观念仍对当代儿童教养产生影响。卢梭认为儿童需要自由成长，受他思想影响的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重要性。心理学家霍尔坚信，天性良好的年幼儿童，如果不被过多指导，能够自然成长为有自控力的个体。虽然19世纪末人们赞成父母的爱和感情对形成儿童人格的作用，但20世纪一开始，奖励和惩罚的原则被大力倡导。儿童的教养遵循着严格的时间表，母亲被告知要期望孩子的服从，不理会孩子发脾气，限制他们的身体活动等等。进入20世纪20年代，华生的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出现，并对儿童社会化过程及家庭教养产生重大影响。两者都相信个体的早年生活对随后发展的重要性。华生从刺激反应的理论出发，相信儿童生活早期稳定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行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形成条件反射；弗洛伊德则相信有害的早期经验会伤害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个性成长不能被抑制，需要让儿童表达而不是抑制情绪。20世纪40年代起，儿童的养育观念发生了变化，父母被鼓励要让儿童快乐，让他们感受到爱，鼓励儿童学会自制。

这些观念的变化及理论的产生对社会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5](p.324)。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儿童的教养活动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研究者们通过对各种教养情境的大量观察，运用实证法构建起了关于教养方式的种种观点。20世纪40年代，Baldwin从事了一项儿童发展的研究，涉及的儿童年龄跨度很广，从出生直至儿童晚期。在这项研究中，他访谈了许多父母，并多次观察了他们与儿童在家庭中的互动。1948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民主——控制这两个主要的教养维度，并认为它们在所研究的家庭中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此后，1957年，Sears，Maccoby和Levin等人进行了一项涉及近400个家庭的研究，研究者向母亲提出诸多问题，涉及孩子在家中的行为表现，母亲对孩子哺乳、排便训练、纪律管教等方面[6]。通过与母亲的访谈，研究者们认为教养方式可以被描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行为。这以后，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动因，它们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便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7]。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8]。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9]p.457。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7]。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10](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1](p.205)。再如，Cox(1987)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的手段[12]。Mcloyd(1994)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10](p.117)。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3]。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12]。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4]。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9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探讨家庭教养方式时涉及的儿童多为学龄前儿童，少数研究包含了小学低年级儿童和中学生。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的对象有了较大拓展，逐渐覆盖了小学儿童、初中生和高中生，填补了我国某些年龄段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上的空白[1][2][15][16][17][18]。其实，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在任何年龄阶段都存在。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其影响自然非常直接而重要，这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学龄前儿童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原因。但儿童步入学校后，尤其是进入青少年期，虽然主要活动场所已从家庭转为学校，但生活环境和周围刺激的复杂化更从某种意义上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学业成就、对新情境的应对无一不受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或直接影响。尤其当儿童步入青少年期，他们与父母对抗性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为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材料。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以往，研究者是从整体上笼统评估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现在，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它与儿童社会化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内容上更富有时代气息，而且与当前心理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颇为契合。如，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学校适应[15]；父、母教育行为的结构及其与小学儿童焦虑情绪的关系[19]；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的研究[17]；青少年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20]；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2]；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等[18]。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80年代后期，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家庭教养方式，如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有的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1991)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探讨其对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幼儿的性格发展的作用[7]。这种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界定从维度上已经有突破，但仍带有西方学者研究的影子。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一个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综合体，简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个维度来看待，势必不能全面涵概家长的教养行为，从而失之偏颇。因此，他们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强调从具体教养行为的不同侧面整体把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特征。如，陶沙等从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及教育的不一致等七个维度来看待幼儿母亲的教育方式[4]。同样，杨丽珠等也选取了母亲教养方式的溺爱性、民主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等多个侧面，全面探究其与儿童气质的关系[21]。

还有学者仍主张将教养方式类型化，但是这种类型化与最初研究者的单纯类型论有很大的区别，是建立在更合理基础上的类型论。关颖提出，家庭教育方式既体现不同的情感因素，也反映与客观环境的联系，还与亲子间的互动方式有关，研究者可以从这些不同角度对教养方式分类。林磊选择了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这七个母亲教养方式的侧面，通过对母亲在七个侧面的得分进行“快速聚类”，得出了五种特征不同的教养方式，分别为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和积极型[22]。这几种教养方式的差异并非源自母亲不同性质的行为，而源自母亲在相同行为侧面上行为的表现频率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深入探寻父母教养方式的内在结构，试图从本质上把握教养方式，为父母教养行为的改善提供实际参考意见。陶沙、董奇等研究了3-6岁儿童母亲的教养行为的结构，结果表明，母亲的教养行为包括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消极情感的表达六方面[23]。这一结果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理论上所认为的日常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具体教养行为的内在结构。

第四，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亲子双向互动观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挖掘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时，将视线渐渐从父母身上扩展到儿童身上，关注双方的特征。学者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生育孩子的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教养方式，其中受教育程度、职业、夫妻关系等影响显著[4][18]。学龄前儿童的性别、年龄因素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某些侧面，其气质和消极行为特征显著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4][13][21]；青少年个体的性别明显影响其父亲的而非母亲的教养方式[1]。近几年来，不少研究者更开始跳出父母外在的特征对其教养方式的影响的探求，进而深入发掘父母内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母亲血型影响其家庭教养行为[24]。还有研究者看到了父母意识和父母教育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们往往体现了父母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者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教养模式，并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内容和结构[25][26][27]。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母亲抚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28]。张文新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没有差异，但对孩子的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16]。

三、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研究进程的三大因素

综观上述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历程的描述和概括分析，我们不禁要探讨推动研究向前发展，丰富了人类关于家庭教养的认识的诸多因素。

（一）人类对自身探究的好奇心

研究儿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而人是研究人类的最好对象。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逐渐明晰了儿童发展的含义和基本性质；懂得了遗传、环境、教育和儿童发展的关系；儿童智慧的发生、发展；儿童的情绪以及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问题。但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现实中的儿童也并不是什么“典型的”儿童，他们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远没有弄清。如，现代科学还不能明确地界定遗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限度。在儿童社会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当前我们社会中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对儿童青少年将产生哪些影响，如何产生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在家庭教育领域，哪些因素在影响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互动，这些因素通过什么方式作用于亲子互动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黛安·E·帕普利在《儿童世界》中说过：“只有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变成了这样的人，我们才有希望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二）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受到了几个不同时期关于儿童发展的观点和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成人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观；其次是成人儿童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观；再次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这些观点或理论模型身后都有强大的理论支撑。

早期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父母的作用。许多研究考察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教育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影响。父母影响儿童的单向决定观背后就隐藏着两种主要理论。其一，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的个体童年期的生活事件在成年期人格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年期人格特点在生命的头几年里就已经被决定了；其二，行为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后天环境加以塑造。这两大理论派别的观点，促使研究者探索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养实践与儿童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系。这成为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开端。更为甚者，行为主义的发展理论也造就了长期在家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母塑造儿童的单向决定论，使众多的心理学家认为要对儿童发展作出解释，只需对儿童的父母及其社会化实践进行考察即可。这使研究者执迷于对父母教养行为和方式的维度及类型的研究，并进一步考察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而仅将儿童视为其自身社会化的被动接受者。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提升了儿童在发展中的地位。在皮亚杰看来，儿童从一出生就是其自身发展的积极动因，他主动从环境中寻找、选择适宜自己的刺激，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些真知灼见让人们看到了儿童的主动性，并对我们理解儿童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8年，A·Bell对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进行了再解释，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双向模式”说，认为儿童自出生起就表现出明显的天赋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影响父母的行为。这引发了整个70年代儿童特征对父母影响的研究[11](p.193)。Bell还提出了亲子控制系统理论，揭示了亲子关系的互动机制。可见，在分析儿童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双向原则”。也许“容易抚养型”气质的儿童从一开始就更加服从、友好和独立，容易按权威的方式来训诫，是同样的方法对“抚育困难型”气质的儿童不一定有效，尽管权威教养方式很有价值。这促使家庭教养研究者在注重父母对儿童巨大影响的同时，看到父母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好还必须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双向互动观逐渐取代单向决定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系统研究亲子互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涌现了多种理论观点，如生态化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等。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模型颇具影响。布朗芬布伦纳认为，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由若干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与儿童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层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10](p.16)。在研究设计时，对儿童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微系统上，而应在各系统的相互联系中考察。这一思路促使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跳出他们所熟悉的微观系统，而将教养方式、亲子互动的分析放在更广阔的系统中进行，如，关注母亲的血型，关注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社会支持状况等等，使研究呈现出更开阔的视野。90年代，国内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几乎都提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的理论。通过深入儿童生活的现实环境，如幼儿园、家庭，观察儿童，并对儿童的教师、父母进行访谈，从前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类型学模式被一种基于生态学化的新的“类型学”模式所取代，取得了研究上的新进展[22]。

（三）研究方法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成果和进步不仅间接受现代科学系统方法的影响，而且直接受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的促进和推动。

1.现代科学系统方法对家庭研究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系统方法的影响从两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父亲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父亲及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对母亲教养行为的影响渐渐地提到研究日程上。较长时期以来，学者们多关注母亲及其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忽视了父亲、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儿童的关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与母亲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和参与者有关；还与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都较为强调母亲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有关。如今，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母亲与儿童、父亲与儿童，父亲与母亲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的亲子互动。研究表明，父亲对青少年个体的教养行为与母亲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对子女的惩罚严厉少于母亲，但其对子女的情感温暖、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皆多于母亲[1]。父亲的教养影响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者一般与父亲的关系亲密[12]。另外，父亲的支持影响母亲抚养行为中的情绪、自信心、积极性和与儿童的亲子关系[29]。第二，研究者从更大的系统层次来考虑环境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如，关注儿童青少年身处的学校系统与家庭系统的关系，探讨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的教养方式；关注儿童所处的外层系统、甚至宏系统对其影响，探讨劳教人员的早期父母抚养方式，比较城乡青少年父母的教养方式等等。

2.心理学研究的现场化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心理学研究应用性的日益加强，传统的理论与实验室研究逐渐转变为各种形式的现场研究，强调在现实的情境与条件下控制和观察心理活动、测定和记录整个心理过程。这与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出现的“生态化趋势”不谋而合。现场研究及生态化趋势对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研究者的观念，使他们看到在家庭生活的真实场景中考察父母的具体教养行为，揭示其与儿童社会化的关系的重要性；也促使他们深入幼儿园和家庭，借助与父母、教师的访谈、观察，编制家长教养行为量表，以此反观教养方式的结构、类型。这一研究手法的变化使研究者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如，陶沙找到了母亲教养行为的敏感性、接触与参与、交往指导、认知发展指导、积极情感的表达与消极情感的表达等6个因子[23]。

3.研究手段综合化、数学化带来的影响

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的综合化体现在，对于同一个家庭教养行为，既采用访谈法，又借助观察法、问卷法、评价法，力求使所获得的资料和信息更真实、可靠。而研究手段的数字化意味着研究者能够充分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其他数学方法。在家庭教养方式的探索中，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手段日益先进、复杂、精确。从最简单的百分比比较，发展到近几年大量使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素分析、聚类分析等等。统计软件包尤其是SPSS的使用，使研究者可以从多角度快速分析处理数据，产生了高质量的成果。如，桑标运用因素分析法确定了父性意识的9个因子和母性意识的13个因子，还通过多因变量线性模型方差分析，比较了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等因素对父性、母性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的年龄对父性和母性意识有明显影响；母亲的文化水平、职业明显影响其母性意识[26]。

当然，在家庭教养方式研究不断推进，成果不断取得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譬如，生态化研究，许多学者虽然认识到在真实环境中研究儿童青少年的意义，但在实践这一观念的时候过于简单化、形式化。因为仅仅依靠短暂的观察和访谈无法真正把握父母教养子女的行为的实质，更何况这种观察、访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制一份父母教养行为或方式的量表。从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场研究或生态取向的研究。生态化研究要求，发展心理学家必须首先对儿童真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探讨，作出描述，然后进行更为客观准确的编码，使之量化，最终作出解释。这种强调观察或描述的重要性的思路，与人类学对人类行为和习俗的研究思路相当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实地考察和面对面的接触这些方法对研究文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她指出，不进行实地考察或面对面接触，我们就无法发现和区别在某种文化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人们如何判断具体生活事实。正因为本尼迪克特这么坚持并身体力行，她才在文化模式的研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文化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如果发展心理学家想揭示亲子互动过程的机制和实质，不能忽视对真实情境中的父母与儿童的实地观察，这也许是研究取得更新进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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