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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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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洪金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理人(下旬刊),2006(12)
二、把握“个性差异”的基本的理论框架
个性(人格、性格)理论分歧复杂,心理学中的个性理论多达数十种。不过,现代心理学不再主张形成个性者只是遗传或环境等方面因素。无论个性的整体结构或是代表个性的某方面人格特质,都是在遗传与环境两因素交互作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不同流派从不同侧面把握“个性”,这里选择主要流派的理论要义作一透视。⑤⑥⑦
(一)精神分析论与人本论的分析弗洛伊德(S•Freud)对个性(人格)的阐释有三大要点,这就是(1)“人格结构”——弗氏用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来解释个体的人格结构,并以冲突,焦虑及各种防卫作用等观念解释个性结构中三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2)“人格动力”——弗氏用潜意识、欲力、生之本能、死之本能等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3)“人格发展”——弗氏以口腔期、期、性器期、潜伏期、两性期以及认同、恋母情结等观念解释个性心理发展的历程。阿德勒(A•Adler)也是弗氏精神分析论的服膺者。
他的个别心理学要义可以归纳四点:(1)“人性自主”——阿德勒反对精神分析论中潜意识支配人性的观点,主张人性不是盲目的;人是理性动物,人性是具有相当自主倾向的。(2)“追求卓越”——人在目标导向的生活活动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即“追求卓越”。(3)“自卑情结”——人类有追求卓越的基本需求。但在面对困难情境时难免会形成一种由无力感和无助感交化而成的无法达成目标时对自己的失望心态,即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如果补偿不当,就难免形成自卑情结。(4)“生活格调”——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采用的追求卓越的方式及追求的后果不同,便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格调”。个人的生活格调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虽说“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哲学上由来已久,但人本论在个性心理学中正式成为一派理论却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
马斯洛(A•Maslow)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个性理论有以下三个要义:(1)“自我实现”——个体在成长中其身心各方面的潜力获得充分发展的历程与结果,亦即个体所潜藏的人性优良品质得以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充分展现出来。(2)“需求层级”——自我实现是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达于这个境界之前存在几个需求层级,它们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级的需求及其满足将决定个性发展的境界或程度。这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3)“高峰经验”——指在人生追求自我实现的历程中历经基本需求(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的追寻并获致满足后,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经验到的一种臻于顶峰而又超越时空与自我的心灵满足感与完善感。
(二)类型论、特质论与学习论的分析“类型论”分析是根据一定的原理把“个性”作为类型的典型代表加以分类把握的,不对“个性”作出身心特征的分析。其方法是借助个人的人格体验的表现——传记、生活记录以及借助案例研究、日常行为观察记录等临床研究去进行了解,这是把视点置于“个性”的质的侧面的分析。“类型论”分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实际上有种种流派,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生理、体质作为分类基础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是按照四种体液的多寡来推测个性特征的“类型论”分析的鼻祖。德国精神科医师克雷奇马(E•Kretschmer)则根据临床经验,以体质为标准,将人的个性分为瘦长型(内闭型)气质、肥胖型(同步性)气质、健壮型(粘着型)气质。其二是将心理特征作为分类基础者。荣格(C•G•Jung)假定,人有一种“心理能源”,视其消费方向可将心态分成两类。一是能源面向世界,对周围事物感兴趣者的“外向型”。二是能源面向自身、易于关注自身的“内向型”。外向型的人以客观标准作出行动,不迷惑,因此有统率力、开放、情绪高昂;相反,内向型的人肯定主观部分的价值、事事深谋远虑,因此缺乏通融性、执拗。荣格设定了四种心理机能——思考与情感、感知与直觉,每个人均拥有其中的一个最发达者,成为“主要机能”。与此相对的是“劣等机能”,剩下的两种是“辅助机能”。他把这四种机能与外向、内外组合,描述了共计八类的个性特征。
此外,向性还可以分为交往性向性与思辨性向性之类的特征。可以说,荣格学说已从“类型论”转向了“特质论”。“特质论”分析是把“个性”作为种种特质的统一体来把握的。因此它着力于分析个性的种种特质,揭示个性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内部结构,并借助测验等测定法和评定尺度法观照个性的量的侧面。换言之,“特质论”分析抓住个性的基本单位——特质(trait),借助若干特质的组合来描述个性:每一个人都拥有种种特质,由于该特质的量的不同,形成个人的一以贯之的有特色的行为方式。特质论分析的鼻祖是奥尔波特(G•Allport)和卡特尔(R•B•Cattell)。奥尔氏认为,凡人皆有鲜明的个性结构。这种结构可以用制约人的行为的要因——“特质”来加以说明。他把人的这种“特质”分成“个人特质”与“共同特质”。前者是指每个人特有的,别人无可替代的特质,后者则是从个人特质中抽取的反映了某种文化范畴的多数人共通的适应方式的共同特质。而在“个人特质”中又可以分为属于特质的核心部分的“中心特质”与仅仅表现在某些情境中的“次要特质”,等等,力图多侧面地把握现实的人的个性。卡特尔的理论是同特质的层级结构来表示个性结构的。
首先,他仿效奥氏将人的特质分成“共同特质”与“个体特质”,再用因子分析法找出不同于这两种特质难度的“表面特质”与“潜源特质”。所谓“表面特质”系指表情动作之类容易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特质的集合,是通过若干“潜源特质”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潜源特质”潜藏于“表面特质”的底层,处于个性的深层,不能直接观察到。在潜源特质之下的第三层则是环境条件的“环境形成特质”与反映遗传条件的“体质特质”。第四层是面向某种目标采取行动的牵涉兴趣、需求的“动力特质”与“能力特质”、“气质特质”。动力特质的基底是天生的动因与需求的基本动因——“尔格(Eig),和基于文化范畴的由环境造成的兴趣、情感等等的“尔格”。卡特尔认为,要理解外显行为就得解释潜源特质的相互作用,利用统计方法可将这种潜源特质层级化。但他所列举的“潜源特质”是否表现了普通的人格要素,尚属疑问。“类型论”与“特质论”都主张人的性格特质是不因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因此是一种“个性定型观”。而“学习论”分析则主张人的个性都是受环境影响后天习得的。是一种“个性环境观”。斯金纳(B•F•Skinner)和班都拉(A•Bandrura)都是代表。斯金纳的“操作制约论”主张:(1)个性不过是一些反应组合而成的行为组型而已。(2)人的一切重要反应都是经由操作制约学习历程建立的。(3)在个性形成过程中,个体在情境中自发性的反应以及由该反应所引致的后果两者是关键性因素。(4)个体在某种情境下若经常表现同样的行为组型,该行为组型即可视为他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的形成是由环境中增强因素影响而塑成的。班都拉的“社会学习论”,个体的任何个性特质都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经过耳濡目染自己向别人(楷模)模仿学习而形成的。这同我国“身教重于言教”的古训不谋而合。应当说,心理学上不同流派的个性理论为我们把握学生个性的生理、心理机制及其内部结构,揭示了有益的启示。
三、从教学角度看“个性差异”
承认“个性差异”是发展个性的前提。但是“个性差异”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教学的角度看,有“成就度差异”、“学习速度差异”、“学习能倾差异”(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式、认知方式等)、“兴趣爱好的差异”、“生活经验差异”等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学习方式”(风格)的差异⑧。所谓“学习方式”(learningstyle)是指展开学习时个人好用的学习活动的方式、方法。包括知觉、记忆、思维在内的认知活动方式、方法称做“认知方式”,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是构成学习方式的重要因素。⑨从反应方式,思维类型角度发现个人偏好的学习活动方式,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它同学习效率息息相关。晚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表明了它的重要性。直至50年代中期尚在盛行的行为心理学认为,学习是借助教师控制的引发刺激及对刺激作用反应的报酬,才能自动地、机械地产生。这种理论无视学习者的作用,因此教学方法的重点在于考虑刺激的方式与赏罚的方法。然而从50年代后半叶开始,认知心理学注重认知过程——学习者取舍来自外界的刺激与信息,进行分类交换或记忆、判断,再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认知过程。亦即肯定学习者的积极作用,强调学习者的智力操作。而且这种智力操作是有个性差异的,对学业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重视学习者的种种智力操作的方式、认知方试、学习方式。它强调,只有当教师采用了最适于学习者特质的教学方法时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在以班级为中心的教学中,即令把握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与认知方式,也不可能采用同时适于所有学生的教学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必须改进教学、改进评价,运用多样的教学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于其学习方式与认知方式的学习机会,或者使其学习方式朝理想的方向转化,这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一)教学环境的“智能化”
国际教育界围绕教育个性化问题出现了许多流派与主张,也出现了不少教学组织弹性化、教学时间弹性化的实践。在这些主张和实践中如何扩大和丰富教学环境,使之“智能化”的课题,愈益受到关注。教学环境智能化的基本视点如下:
1.多目的化的视点——摆脱传统的基于单一目标的局限,提供多目的多功能的空间,以适应形形的学习者的学习要求与学习活动。
2.创造性立场的视点——作为环境构成的基本立场有管理性立场与创造性立场,这两种立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现代更强调创造性立场——使学校成为学生情绪开放的场所、智力发展的场所、愉快生活的场所。
3.网络化的视点——在发挥各自的空间本身的功能的同时,借助这些空间的网络化产生新的功能,进而使这种网络同校外机构相结合。
4.信息环境化的视点——在传统的“治学文化型”的基础上增加图像、声音等种种媒体,构筑“信息化社会型系统”。尤其需要确立以“学习信息中心”为主的教育信息支援体制。
5.环境的人性化的视点——学校不仅是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场所,也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人际接触、形成社会能力的场所。作为学生生活的场所尤需构筑同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舒适丰富的环境。在上述环境构筑的视点中,今日尤为重视的是创造性场所的视点与环境人性化的视点。从教学的角度说,如何实现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的教学活动的重心转移是一个基本课题。
(二)个性评价的多维化
通常所说的“个性差异”往往指的是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作比较,明确其间的个别差异——“个体间差”。(intevindividualdif-ference)。但是,了解个人内部的素质、能力相互间的状态和差异,揭示“个人内差”也是把握学生个性所不可或缺的。“个人内差”(intraindividualdifference)系指同一个体在数种心理特质上的差异。把握个人内差的基本方法是实施“个人评价”。包括两个侧面。一是横断评价——比较评价同一个体的种种特质。例如各种成绩比较、特定学科内的各学习领域的比较。二是纵断评价——就同一个体在某一特质在若干时点作出检定和比较。例如将某门学科的中期测验分数同期末测验分数作比较,看是否实现或实现了多大程度的“增值”。改革“个性评价”的基本视点可列述如下:13
(1)评价角度多元化。从多元观点看待素质、能力特质。不偏重知识技能的评量。不凭片面的分数主义演绎“排行榜”。
1文献计量分析在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于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评估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1]。运用文献计量法可对总量达13万多的经济学与商学文献进行精细分析,实现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态势的全面了解,也可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近距离细致分析。关于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经济学研究状况的我国已经有文献报道,万珊珊对2005-2014年期间ESI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2],罗润东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数据源计量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热点领域[3],顾海兵基于中国知网对1995-2017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结构特征[4]。但国内对于经济学与商学全部国际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还很少,将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中近五年经济学与商学国际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机构、学者和刊物,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密度和发展轨迹。
2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近五年数据库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具体方法是在高级检索中检索全部经济学与商学相关大类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类中的全部文献,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献133318篇,其中中国论文有11913篇,下载全部133318篇国家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题录信息,并借助Excel对全部论文的所属作者、机构、国家地区、来源期刊、资助基金、学科方向、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软件对关键词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论文现状分析
3.1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分布
为考察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高产国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第一作者地址对全部机构进行甄别、合并和统计。按发文数来讲,2014年至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46387篇,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论文总数的35%;其次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46篇和12186篇,占总数的12.79%和9.14%。中国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成果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为11913篇,占总数的9%。就发文数量而言,美国一枝独秀,发文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金融领域研究成果的最大产出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梯队均为1万多篇,是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国度;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六国位居第三梯队,发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间,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国际产出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量前10名的机构依次是伦敦大学(340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3993篇)、国家经济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达州立大学(1687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567篇)、美国联邦储备局(1546篇)、格鲁吉亚大学(1500篇)、哈佛大学(1498篇)、德州大学(1407篇)、伦敦政治经济学与商学院(1404篇),详见图2。产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有8个,英国的有2个,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研究力量强大的研究机构,并且许多研究机构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其中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世界产出量最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紧随其后。我国经济学与商学国际研究论文发文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产量可观,但中国没有研究机构进入前50强,说明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中国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强势研究团体。另外,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国家经济研究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联邦储备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排位靠前,可以作为我国学者访学和取经的首选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的优选单位。
3.2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发文量仅仅反映研究产出量,为了从质量或影响力的角度来反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影响力分布,我们综合了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论文数量、h指数、引文影响力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为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年、同学科、同类型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通过标准化来减弱不同学科引文习惯不同而形成的学科间差异,CNCI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可比性。筛选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学术机构详见图1。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系统、牛津大学等。这些学校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的学术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综合各国研究产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多方面表现来讲,美国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独占鳌头,英国位列第二,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产量和影响力均位列前两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综合影响力前20名中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研究机构。
3.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约有10万名作者,产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发文量占了文献总量的13.76%。发文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诺森比亚大学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学(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张仓耀54篇)、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们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表达了文献的主题内容,通过作者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够分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分别采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五年整体分析和分年具体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年~2018年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图6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关键词图谱,分析图6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学与商学关于模式(15351)、绩效(10225)、市场(9216)、影响(8148)、行为(6185)、增长(6069)、信息(5947)、风险(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视角(4549)、价格(4333)、决定因素(3954)、竞争(3906)、工业(3646)、投资(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绩效、市场、模式、行为、工业、增长等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另外,运用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主题密度视图进行逐年分析后发现,近五年核心研究热点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五年中这三个关键词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说明近五年国际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展开;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热点是渐进改变的,2014年次要研究热点为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热点为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次要研究热点为教育、人力资本、新兴市场;2017年次要研究热点为社会媒体、不确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热点为企业社会责任、气候变化、公平性研究。可以说,五年主要研究热点不变,次要研究热点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企业管理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新兴市场、社会媒体、气候变化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及家庭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以一种全方位、综合的方式影响着子女人格的发展。不同的家庭气氛 对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和行为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拟从国内外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因素归因以及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和方法建议三个方面做简单的分析。
一、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综述
(一) 国外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左右,美国心理学家皮克等人用谈话法、测验法等方法对美国青少年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青少年性格特征的发展与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密切相关。父母的信任、民主、容忍的态度和子女良好的人格特征的相关很高,父母的信任态度与子女的意志坚强相关很高,而家长的严厉态度与子女的意志坚强、情绪稳定、自发努力、友好态度等良好的性格特征均有负相关。在早期的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们对亲子关系的维度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做出划分,并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关于青少年社会化的早期经验研究中,研究者们开始以维度来描述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如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兹(P.M.Symonds,1939)是最早的研究者,他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加以研究并以此说明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鲍德温(A.L.Baldwin,1955)划分为“情感温暖―敌意”和“依恋―干涉”两个维度;沙弗( E.S.Schaefer,1959)划分为“爱―敌意”和“自主―控制”两个维度;柏利(W.C.Becker,1964)划分为“温暖―敌意”和“限制―宽容”两个维度。[1]
当代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来源于美国著名的女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1967)对儿童及其家庭的研究。她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界定建立在其对家庭社会化实践研究的类型学方法基础之上。主要教养行为因素(如温暖、参与、成熟要求和监督等)配置的差异与程度差异,形成不同教养方式,导致青少年对父母影响的不同反应。她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 authoritatie style)、专制型( authoritarian style)和宽容型( permissie style) 三种类型。鲍姆林特发现,所有父母在管教子女时,其言行的特征都离不开管束、成熟要求、亲子沟通和养育四个方面,只不过各位家长在这四个方面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管束是指父母为子女订下的规矩以及子女违反规矩时的处理方式;成熟要求是指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亲子沟通是指父母在教养子女时,如何与子女之间进行双向沟通、交流;养育是指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来自权威型家庭中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制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独立性较低,社会责任感不强,而且这种影响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宽容型家庭中的青少年缺乏自我控制和自我信任,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性,在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中缺乏主动性。 [2]
(二) 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大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父母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80年代,研究者多从单纯类型论的角度来界定父母教养方式,如关颖将家庭教养方式归纳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等。[3]进入90年代,研究者对教养方式的分析出现新的变化,开始从教养方式的情感维度和行为控制维度来分析教养方式。如桑标从“接受―拒绝”和“宽容―严厉”两个维度划分母亲的教养方式,从“肯定―否定”维度划分父亲的教养方式。[4]刘金花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拒绝型、严厉型、溺爱型、期待型、矛盾型、分歧型;陶沙等又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七类: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成就要求和教育的不一致等。[5]
近年来,随着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因此,国内的研究者开始把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我国国内的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诸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在儿童青少年的学校社会适应及学业成绩、归因方式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儿童青少年的人格偏离、高焦虑和神经质等方面的特点与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相关。[6]
陈晓燕(2003)对昆明市2246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父母管教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民主、严格、宽松的管教方式更容易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溺爱型的管教方式更容易导致孩子偏执情绪的出现;放任型的管教方式对孩子精神病性问题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强制型的管教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多种不良心理问题的出现。[7]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焦虑、抑郁、自尊、社会化、人格发展、问题行为的产生以及道德行为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个体的各个成长阶段都会有所体现。
二、 父母教养方式的家庭因素归因
以往学者对北京城区2432名7―14岁在校学生的研究表明,出于有口角家庭、暴力家庭或单亲家庭的儿童,其心理与行为问题检出率均比和睦家庭者高,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一)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教养方式的关系
父母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而父母教养方式又受其文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自觉采取温暖、理解、偏爱子女等积极的教养方式;文化程度越低,越容易采取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等消极的教养方式。[8]张溯在考察了东京和北京两地母亲的教育意识之后发现:母亲的教育意识体现在她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期望上,中国家庭更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中日两国母亲相比,日本母亲的学历较高,有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中国母亲的学历一般较低,对子女的教育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二)家庭生活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调查显示: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情感与温暖,也能更多地感受到父母的偏爱。[9]2012年,陶沙等人进行了一项关于“3―6岁儿童母亲的教育方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母亲的职业对其教育方式有显著影响。
三、 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与方法建议
针对以上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特点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归因,笔者对提高父母教养方式的策略与方法提出以下建议:
(一)创造良好家庭生活环境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应该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养成平等交流的习惯。给予家庭每个成员公平参与的机会和尊重,鼓励子女实践系统性思考,分析家庭内的关系,改善心智模式,学会自我反省,学会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表达心灵,容纳别人的意见,协助家庭成员规划个人发展等。
(二)树立正确的父母行为典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子女,父母必须成为子女效仿的榜样。所以,在纠正青少年不良的行为之前,父母首先要纠正自己,制定出纠正自己问题的准则。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进行自我重塑,不断克服并修正自身之不足。
(三)提高青少年经受挫折的能力
为了使青少年将来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竞争中能以强者的姿态去迎接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各种挑战并能取胜,就得从小让他们在实践中进行磨练。父母对孩子的事不要包办代替,要注意引导孩子独立思考,从小事做起,做力所能及的事。家长要有意识的在日常生活中让子女经受一定的拮据、生活上的饥饿、辛勤的劳动等方面的锻炼和磨练,指导孩子直面挫折,克服对挫折的恐惧心理,教给他们战胜挫折的方法。
(四)对青少年错误行为的教导要合适得体
青少年有了错误的言行,要对其进行适时的指导。首先要了解、掌握不良思想行为的具体情节和严重程度,着眼于实际的错误情况,指出它的危害性,纠正其不当的思想行为,使之感到羞愧和觉悟,进而产生改正错误的动力。批评是对子女不良思想行为的否定,对青少年来说,他们处于各方面发展的过渡时期,教导方式不当就可能对逆反心理的青少年产生严重的不好影响。因此不要讽刺,不要奚落,不要谩骂,不要侮辱孩子的人格、摧残孩子的身心,要耐心地疏导,使子女明辨是非。
(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与青少年交流,让他们在心理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得到支持。父母要和子女常谈心,讨论时尚资讯,要关注孩子关注的课题,与孩子的文化接轨,才有介入引导的契机。孩子最好的心理老师是父母,所以家长无论工作有多忙,都要抽出一定时间与孩子谈心,帮助孩子分析、处理近日来遇到的烦恼和困惑,同时对其做得正确的事情要加以肯定,对孩子大胆思考、勤于提问、勇于探索的创新行为进行鼓励,努力使自己成为孩子情感的归宿。
参考文献:
[1]张英蕾.青少年自主性、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2]龚艺华.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的初步编制[D]. 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3]关颖.家庭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化[J]. 天津社会科学,1994,(4)
[4]张丽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的研究综述[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3)
[5]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安莉娟.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自尊及其要素的影响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