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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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文化当代认知中的几个维度

目前，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媒体”。但是，电视媒介如何从媒介融合的趋势中，克服同质化的危险，弥补形态分化的不足，进而通过自身的有效传播，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实践中还原并重构甚至超越自身在大众中的印象，需要从电视文化的角度确立如下几个维度。

1.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在当代媒体融合的语境下，电视以直观的影像画面和电子媒介的制作、传播方式给观众构筑了一个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完全突破了电视的原有局限而进入千万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变成了以人的活动时空为转移的完整意义上的第二空间。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无不如影随形地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的点滴密切相关。它以影视画面语言为艺术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在广义的电视屏幕上幻化为逼真的视觉和空间的真实，呈现为影像“场”的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一时空通过电子光波直接送进了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送进了观众日常生活的中心。观众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观赏，参与审美，甚至参与了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电视的独特之处首先来自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将艺术融于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感知的文化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交互作用的整体文化环境中，确认电视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认定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当然，大众文化本质身份的确认，并不能排斥电视文化本身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特定的国情和体制又决定了中国电视文化，并非单纯的大众文化文本，而是现代大众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以及社会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审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论述，从内在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分析，电视媒介的第二个文化身份，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日益发达，受众的市场日益细分，更需要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警惕与超越，对制度性的选择与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体融合的当代背景下，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们来说，全球拼贴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舶来品和娱乐品被消费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参与，它必须与本土的价值观结合并对其进行叙述，才能使相对遥远的事件和问题找到本土的意义关注点。因此，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出发，电视文化还应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身份。当然，地域文化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在国际、国内比较中，地域文化强调的是国内传统文化；国内地域比较中，凸现的是多样的、丰富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电视媒介通过对独特的民族风景、传说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和重新创作，传达出独特的民族历史感和命运感，促成了人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当代教育传达

当前，经济全球化、传播网络化、媒介数字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电视文化的身份承受着多样的冲击，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构。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华，如何有效地把握内部裂变所带来的文化撕裂，需要我们从电视文化的当代传达中所确立的精神立场，采用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从而有效发挥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场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经由多种传播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面向最广泛的大众，因而，其“民间艺术”的特征日益明显。当前，尽管受到了新媒介的冲击，但相比较而言，电视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语言的直观、易读和类似于“说书”方式的娱乐世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最广泛的世俗民众文化娱乐的首选。从电视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审美特质来看，电视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化空间色彩，这种色彩推及开来就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欢也最善于通过一个个“个人”来体现其内涵。当前，电视成为了一种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间”、走进大众的审美文化新样式，并被赋予了电视将艺术行为融于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感知的极具渗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着对同一事实的多种不同观点的多样集中传达，电视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多样的表达，并从中确立起自身的主体价值。在全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媒体不仅分流了传统电视最具购买力和成长性的受众，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空间。从长远来看，伴随着全媒体成长的一代，将对传统电视的单一产品形态、单向传播方式、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无法接受，多媒体形态、互动传播、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新一代受众心目中的媒体标准。因此，电视文化只有针对特定的受众，开展传播对象的细分，采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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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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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1-02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影响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文学终结论”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他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米勒在2000年参加了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作了大会发言。继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米勒此文的核心观点即“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论文开篇,米勒就引述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而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

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也开宗明义写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的时代。”于是文学行将消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成为论争的热门话题之一，持续至今。

二、由“文学终结论”论争引出的“文学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地位与日俱增，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随之日渐萎缩，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地位更是不言自喻。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的冲击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的说法。

因此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一种学者表示赞同“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变化了，文学也将随之消亡。信息技术与传媒方式的转变影响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印刷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娱乐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精英文学的败落与审美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于是正是这种时代的合法造就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

相反，很多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终结是一个无效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于是正是“文学终结论”而不是文学，必将走向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由于文学的语言魅力以及审美想象性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同时由文学传统构成的文明力量与文化秩序以及历史的厚重感无法被解构，因此文学不会消亡。

（二）“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扩张”的一种遮盖与隐蔽。美国学者辛普森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针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到90年代末,卡勒注意到该书,受此启发写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该文收在2000年出版的《理论的遗留物是什么?》之中。卡勒对辛普森的提法略有修正,将统治的“文学”改为“文学性成分”,从而使缘自辛普森的创见更为准确。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方式对文学话语权的挑战从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即消费社会用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迫使其丧失了昔日中心地位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广义的“文学性”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

“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此这种“文学性”的统治就形成了，并且蔓延直至无处不在。

三、审美泛化与文学性蔓延的内在联系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作为商品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和文化内涵中扩张出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消费品。以至于日常生活都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也消解了，文化以视像的形式到处显现，使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时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苏尔茨在1992年出版的《体验社会》一书中就将后现代富足社会看作偏重审美体验的社会。他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注重其客观认知而沉溺于对事物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他们总喜欢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转换为主观符号然后体验其意味,苏尔茨称此为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审美化的社会即“体验社会”。

而“文学性的蔓延”这一说法同样是由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改变文学的生成方式和通常感知文学存在、文学理论把握文学现实的方式和样态，伴随观念、感知经验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文学理论的相应变化。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带来了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

然而审美泛化带来艺术的扩张，并不一定就是文学性的扩张，审美泛化与文学性的蔓延并不对等，严格意义上讲审美扩张现象纳入文学研究对象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在知识形态建构上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各种文本、超文本“混杂”的时代。随着“文学性”的蔓延，艺术和审美更多地进入生活，被日常生活化，含有“文学性”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自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如某学者所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景观，也是消费文化冲击下都市大众日趋迈入的社会景观，它已经使当下的文学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向。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现在，很多传媒理论家和研究者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虚构叙事作品（其间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性）正对我们产生怎样的的影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艺术摹仿生活。（当然，在大众传媒中，艺术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摹仿着生活。）但是，现在生活是不是开始摹仿艺术了？”

而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 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在单媒介艺术向综合媒介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于界限总是存在，因此审美泛化与渗透只能在一个底线之内存在。

四、对“文学性扩张”观点的质疑

然而从“语言”与“审美”的维度对“文学性”进行分析，有学者又提出了对“文学性扩张”这一说法的质疑。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最能发挥出语言的“诗性”的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语言是文学永在的身份标记，以语言为媒介即文学最为不可替代的优越感，也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所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却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影响了我们想象力以及反思的智性的发挥，造成了一种对体验的催眠。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因此在图像文化的冲击面前，文学完全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其次，以经典的“没有时间性”作为对“文学性”的流动性与敞开“文学”边界的质疑。在伽达默尔看来，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板。”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文学总是存在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与探讨总应该被置于“文学性蔓延”现象的研究之上。

再者，如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指出的：“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 即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

但是“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然而，它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加以补充。”因此，虽然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迫使印刷文学丧失了主要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也并不构成“文学性扩张”的根据，文学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

五、结语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系列困境。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

就“文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论争的关键点在于对“文学终结论”所指“文学”涵义的深层理解是否正确。

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说“文学虽然末日来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这一悖论，说明了他对印刷时代文学的眷恋，也是在面对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当今社会，呼吁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玉刚.文艺学的境遇及其范式转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金惠敏.趋零文学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4]（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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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的唆使推动了电视媒介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是出现低俗化的原因之一。为了获取利润，传媒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较广泛受众的需求。电视台为争夺“收视率”而低俗，也归根于当前我国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第一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媒体之间的竞争。如国家或中央媒体与地方各级党政媒体之间的竞争。第二，转型而来的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竞争，而转型媒体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优势。第三，政党政府媒体与私营或合营媒体之间的竞争。前者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多为政党或政府机关，因此，其信息具有先天优势，经常被授权重要的政治新闻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第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传统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后者主要是网络媒体等。电视媒介激烈竞争，拼收视率，我认为深层根源也在于经济利益。例如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比较有人气的娱乐节目上动脑筋。

一、媒体要提高认识，提倡电视作品的原创性

根据传播学原理，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这种权利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权利就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电视媒介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电视媒介应更多地强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这种权利，并接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媒介从业人员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监管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单靠电视媒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而制度的建设更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治理低俗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目前，很多低俗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制度监管，或者说有的制度责任不到位，把关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严管得不细。制度管理才是加强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是制度的滞后，也是出现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监看制度

电视节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违法违规，是否低俗，采用监看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反馈。监看制度的前身是新闻评议制度，新闻评议组织较早由英国先行发起，收到成效后广为西方国家仿效。我国也较早系统性地开展了新闻评议制度，但对电视媒介的监看制度则于上世纪末才逐步推广。实践证明，全天候监看，及时发现问题，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为目前很多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都是监看机构发现的。监看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个机构。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充分发挥监看机构的作用，加大对多发问题时段和类别的监看力度。同时，监看和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应机制非常关键，监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时向监看人员传达有关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当前监看的重点，才能够做到要重点反馈。

四、对从业人员开展主观认识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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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提到：“既然绘画在它的模仿中所用的媒介或符号确实是和诗所用的完全不同——那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诗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①莱辛所指出的诗与画之间的区别，实质上是这两种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性问题。媒介环境学派的出现，使得媒介的偏向性问题开始突破文艺理论的圈子，被集中且深入地讨论：“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三个理论命题之一。”②最早集中研究媒介“偏向”问题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哈罗德·伊尼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③尼斯特罗姆则概括了媒介的七种“偏向”，分别为：思想、时空、政治、社会、形而上、认识论。论者认为，以往学者对媒介偏向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的效果论上，却忽略了其在本体论层面的偏向性：媒介发生偏向的原因是由于其选择了不同的模仿对象并试图将其极致化“延伸”而导致的，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媒介“模仿的偏向”。

一、媒介模仿的对象：人的感知模式

康德曾说：“我们在外部现实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这句话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媒介与人类的关系：媒介是现实生活和我们自身感官之间的中介，我们借助媒介所感受到的外部世界，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媒介是人类用以服务自己的感官的，因此，它的发明和改造都是模仿人的感知模式而进行的，是对人类有机体的各部分——包括五官、四肢甚至具有认知功能的中枢神经的模仿，正如莱文森所说“这种技术不仅要体现一个理念，而且它体现的理念要能够延伸、反映、复制或取代心智功能和认知过程。”④然而，人类的感觉器官如视力、听力、记忆力等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上是有一定生理限制的，所以媒介对人类的感觉器官除了模仿，还担负着“延伸”的职能，也就是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例如，电话这一媒介是模仿人的听觉功能，并在其空间广度上做出了延伸，即使是可视电话、网络电话等媒介，它在模仿人类听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下面的表格呈现的是不同媒介所对应的模仿对象——人的各类感官，以及在此程度上所做的延伸。

媒介之所以发生“模仿的偏向”，一是由于媒介模仿的人类感官类型不一致，导致其功能的差异，如电话模仿的是人类的听觉和语言，而书籍模仿的是人类大脑的线性思维；二是由于媒介在履行其“延伸”的职能时，常以牺牲人类某部分感官的方式，让另一部分得到最极致的发展，这样的“偏向”其实就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所说的“自动截除（auto amputation）”和“麻木（numbing）”的概念：只挑选一种感官对付强烈的刺激，只挑选一种延伸的、分离的、截除的感觉用于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技术使创造者和使用者麻木的原因。⑤媒介在进行极致化延伸时产生的“偏向”导致了人类各部分肢体包括中枢神经的“麻木”，使大众过度依赖媒介而不是真实的感官来了解外部世界，从而被浩瀚的媒介信息所湮没，这是众多媒介批评者对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几乎每一种技术在被广泛应用时都会因为其“模仿的偏向”和“极致化的延伸”而招致非议。如阿伦特就对印刷术持消极的态度：“有很多伟大作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作品除了娱乐版还能否留在人们心里。”⑥波兹曼对电视的负面评价：“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⑦凯尔纳对数字技术也充满忧虑：“在拟真的世界中，大众沐浴在没有意义的媒介信息中，这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大众由此寻求的是奇观而不是意义。”⑧

二、作为“纠编机制”的人性化趋势

媒介所招致的骂名是由于其在改进和演化的过程中，总是以延伸某部分感官，牺牲另一部分感官为代价，因此给人类带来的是感官被“截除”的麻木。然而，以保罗·莱文森为代表的媒介学者却对媒介充满乐观，他的信心来源于媒介技术的另一个特点——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1979年，莱文森在其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里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复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⑨他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乐观地认为媒介具有“人性化趋势”，并能够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优胜劣汰的进化，凡是符合代人类传播特点的媒介就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好的媒介。基于这一理论，莱文森又提出“补救性媒介”的理论，他认为人类能够在媒介进化中进行理性选择，后一种媒介都是对前一种的补救和补偿，媒介技术将越来越完美。⑩按照莱文森的观点，“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媒介偏向性问题的“纠编机制”。

1、起初，我们享受虽非意料却也平衡的传播环境（目力、听力和记忆所及的范围）

2、接着，我们促进媒介发展以突破上述环境局限，但在寻求平衡突破中付出了代价，在寻求其它人性要求中做出了牺牲；

3、不断追求保存并继承自古以来人在延伸方面的突破，恢复人在自然的交流环境中丧失的人性要素。⑾

第一阶段是口耳相传和拼音文字的时代，媒介的发明只是对感官的简单补充，人类还是主要依靠视觉、听觉等生理器官。第二阶段，人类开始谋求通过媒介增强、延伸自己感知器官的能力，这是印刷术大放异彩的机器复制时代和电子时代，但是过度的延伸使媒介的偏向严重以致“平衡的感知环境”受到了损害，人们开始对媒介技术充满忧虑；第三阶段的媒介，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开始追求“平衡感”，使人的感知和交流回归自然，媒介的“人性化趋势”开始显现出“纠偏机制”的作用。

事实上，媒介的发展路线是一个趋向于圆周的图形，因为媒介对人类感官的模仿及延伸是以人类最原始的，最自然的交流方式为目标的，任何与人类生理机能不和谐的媒介都会引起体验的不适而遭到淘汰。例如：“广播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局限其实是适应了人类原有的深层的传播方式，即只听不看的传播方式，而且适应与这一模式相伴的社会现象：多重任务的智能。”⑿再如，照相机的镜头，是对我们视觉系统的复制和延伸，而电影则是用具体化的方式把心智活动加以复制和外化。摄影技术从黑白照、彩照、再发展到电影和二、三维图像、全息图像，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机器和人的感知的对应从少到多，最后就产生了色彩、动画和第三维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后，媒介的模仿对象到达空前的综合：视觉、听觉、大脑各种思维、语言能力都集聚在一起，弥补了其他媒介技术不可避免的“偏向”，成为“人性化趋势”最明显、最集聚的媒介。

“偏向性”和“人性化趋势”是媒介在发展进程中两个对立互补的特征：“偏向性”使人类的感觉器官得到延伸和放大，虽然打破了各感觉器官之间的平衡，但却使其超越生物极限和阻碍，成为人类文明强大的推动力；“人性化趋势”则有利于媒介克服其自身的技术弱点和文化弱点，让媒介批评者和大众更理性、更全面地看待媒介技术下的人类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两组影响媒介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将以何种方式塑造媒介的面貌，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基金项目：本文系“暨南大学优秀本科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培育计划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模仿”的裂变——从“原型”到“仿像”的传播现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50503560】

参考文献

①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7

②林文刚 编，何道宽 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31

③[美]哈罗德·伊尼斯 著，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④[美]保罗·莱文森 著，何道宽 译：《思想无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9

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M].译林出版社，2011（7）：60

⑥[德]汉娜·阿伦特：《人类的对话中的社会和文化》[M].自由出版社，1967：352

⑦[美]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 译：《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5）：121

⑧[美]瑞安·毕晓普、道格拉斯·凯尔纳等 著，戴阿宝 译：《波德里亚：追思与展望》[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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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意义的。而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扮演对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的核心作用。作为促进文化生产的一种力量，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和电子媒介，不仅加速了大众文化、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产生、成长，而且使其本身也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文化要素。这就是媒介文化的生成基础。菲斯克《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一书的导论中说：“传播是人人皆知却鲜有完善定义的人类活动。传播与人说话，它可以是电视节目、可以是讯息的散布、它可以是我们的发型、也可以是文学批评……等形式，不胜枚举。”[2]菲斯克从受众的主动性、符号抵制与出发，以“文本-受众-体验”为基础，创造出一套以“权力-抵制-”为核心的文化理论。他的媒介文化理论以媒介文本为建体，以媒介受众为核心，以媒介体验为旨趣，通过强调媒介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互文性，关注媒介受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推崇媒介体验的狂欢、和抵制，开创了媒介文化质朴而审慎的研究路径。以《老男孩》为例，“新媒体电影”这一诞生于网络的新文本形式之所以能够流行，它的受众必定可以将该文本应用于自己的社会体验中。《老男孩》中“欢乐男生”选秀节目映射出的湖南台的选秀节目，使得受众对这一文本的解读优先置于其它的立场，体现了与受众自己的相关性，随即为流行原因之一。大众文化总是能够滋生出具有反抗意识的亚文化，该文本的受众也是亚文化群体之一，他们拒绝属于精英的文化活动，接受一些具有草根特性的文化，使得具有一定草根性的新媒体电影这一文本得以流行。受众通过对文本的体验，引出符合时下大众的怀旧情绪，更能引起受众共鸣，从而成了当时网上众人追捧的网络短片。三、新媒体电影流行原因分析新媒体电影在互联网技术这一平台上发展，不仅使电影产业在草根阶层普及成为可能，而且这一创意成为未来电影发展的原始积累。如今中国传统电影“大片”普遍缺乏创意，一味追求场景的选取和画面的美感，新媒体电影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电影在时间、空间和互动上面的不足，受众不仅能自主选择放映终端和环境，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互动平台对影片进行讨论和分享，这都是新媒体电影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根据菲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本文将从文本、受众、体验三个方面来探讨新媒体电影迅速走热的现象。

（一）被大众选择的文本

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凡是那些有助于人们能够生产出关于自身、社会和信念的意义的客体都可以被视为文本。媒介文本是指那些带有明显的吸引受众意图的客体。[3]大众文本是指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拥有大批量消费者并兼备标准与创新性特点的文本。菲斯克确信，大众媒介文本的文本特征与大众筛选文化产品时所处的社会状况共同决定媒介文化的是否能被成功接受：“对新产品—不论是直接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或唱片，还是更具物质性的商品—失败率的人数估计都能高达80%—90%。”[4]网络文本具有开放性。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任何一种公共言说或话语都常常是有计划地组织和被控制的。如传统电影这一媒介文本就一直以一贯的手法及叙述方法表达着所谓精英文化阶层的意识形态。而网络引起了意义生成方式的转变，新媒体电影这一在网络平台下诞生的文本，首先它的传播者不分阶级和阶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网民既可以是放映者，又可以是观众，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影片，只要愿意，他们就可以把链接发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只要在看完后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将评价在网上出来；网民还可以自由选择观看的时间地点。

这样不再只是精英阶层才能一直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编、导、演的主动权已逐渐交到网民的手中，他们也可以轻松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抵抗精英阶层思想的压制。所以说，新媒体电影这种文本实际上淡化了文本的作用，使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强调了受众能够抵抗媒体生产潜在的商业化意图。新媒体电影具有多义性。新媒体电影这一文本的开放性，能容纳广泛的协商式阅读。各类社会群体通过这种阅读都能够找到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意义的相互关系。虽然主导意识形态固然存在，但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也同时存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如果要让受压制或受支配的人喜欢，就必须包含持反对意见的读者能加以激活的矛盾，使之服务于他们的文化利益。所以《老男孩》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片中描述了两个青年对梦想的追求，对青春的缅怀，但同时也暗示了现实的无奈，暗示了中国青年对现实的逃避、妥协、对前程的迷茫，对未来的恐惧。

新媒体电影的互文性。构成该文本的意义不是孤立地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与其它媒介文本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老男孩》中“欢乐男生”这一选秀节目在电视文本中就有原型，受众在观看过程中就能够解读出丰富的意义。另外，随着“11度青春”系列新媒体电影的推出，观众对《老男孩》意义的理解会更加深刻，有助于把他们的某些立场和解读优先置于其他的立场和解读，从而引导受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解读这一文本，发表出自己的影评，以及向他人发出链接，使该片的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新媒体电影的相关性，即受众可以从原初的文化资源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富有创造性、吻合相关性的意义、、权力。新媒体电影的受众是由各式各样的群体所组成的，他们对电影进行解读时，是为了从中得到与他们的社会体验相关的意义。在《老男孩》中，网友们，特别是青年网友们之所以对该片进行主动解读，在于片中的角色的生活环境与网友现实中自己的生活环境是相似的，年轻时的梦想，生活中的压力，他们发现了该片与自己社会体验之间的相关性，并加以了应用。

（二）积极的受众

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宣称：受众是文化生产者，而有是文化消费者。即受众是能够自主地掌控文本，鉴别文本，选择文本并从中获得的意义生产者，而不是一群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产业巨头控制下的“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受众更是将这种主体性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自己生产自己喜爱的文本，如新媒体电影，自主选择自己喜爱的文本，并乐此不疲。解读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读者之间的对话。[5]按照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阐述的观点，“新媒体电影”是抵制性的亚文化之一。喜欢这个文本的受众们不仅能从中找到一些意义，而且能利用这些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亚文化特征和地位的感觉。与传统电影相比，新媒体电影的形式吸收了抵制的模式和风格，表现出了大众的认同的意识形态。在大众媒体中，“现在边缘化已不再限于少数群体，相反变成大规模的、扩散的了。”边缘化成了普遍现象，边缘群体现在成了沉默着的大多数。[6]正是新媒体电影的出现，使得那些沉默着的大多数也得到了他们的话语权。《老男孩》中暗示了对现实环境的压力，那些与现实抗争，并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的形象，让大众感到有共鸣，使他们找到了用话语来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这一方法。对处在受支配地位、没有力量的人来说，被激活的意义和所得到的快乐就具有社会意义。传统电影试图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阐释他们意识形态中的电影理念，而新媒体电影则使平民大众能通过网络渠道获得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取得的话语权。除了对文本进行解读，我们还可以对文本的接受条件进行探讨，因为文本的接受条件势必会变成它向观众提供的意义与快乐的一部分。没有限制的播出时间，不论是清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自主放映。网友利用那些闲暇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调解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而且又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自由自主。网络的普及带来了新媒体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观看。[7]并且受众在网络上是匿名的，这样受众在发表有关自己对某些新媒体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不用顾忌因为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不同，而被认为没有新意，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他人所敌视。这样，受众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完全释放。这也促使了新媒体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它不断得到传播，而且参与评论的人也越来越多。

（三）体验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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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为了推动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国家十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国家广电总局颁布《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可以看出国家政府从建立机制和强化政策入手，力争在5至10年内使我国动画产业创作开发和生产能力跻身世界动画大国和强国行列。在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动画热潮，翻开报刊和书籍，打开网页，关于的动画产业的报道很多都在追捧动画产业为朝阳产业。网络媒体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我们更想知道网络媒体是如何勾画动画产业形象的是。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和分析单位。

目标媒体的选取：本研究以网络媒体为目标媒体，为了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本文依据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中国网站排名网站的调查排名顺序，选择了排名前两位的《腾讯网》和《新浪网》。

时间范围的选定：本研究选取2011有关动画议题的新闻报道，即2011年1月3号至12月31号位研究时段。

抽样方法：为了避免新闻的周期性，使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更具有准确性和全面性，笔者采用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将星期和月份组合起来的抽样方法，将2011年1月份的第一周抽取周一，第二周抽取周二，以此类推直到12月份最后一周，如果抽取当天的新闻没有关于动画的报道就改抽取前后几天的新闻报道，再没有就放弃该抽样样本[1]。

分析单位的选定：首先，本文所界定的“动画”研究样本设计动画产业的创意与创作、衍生产品的宣传与开发、政策扶持和动画片宣传等主题应该是围绕“动画”，排除相关性特别低的报道。

2.类目建构。本研究所建构的分析类目包括以下内容：

1.报道形式：(1)消息；(2)通讯；(3)评论；(4)深度报道；(5)视频。

2.新闻篇幅：(1)300字以下；(2)300～1000字；(3)1000～2500字；(4)2500字以上。

3.报道立场：(1)正面报道；(2)中性报道；(3)负面报道。

4.新闻议题：(1)产业经济；(2)国家政策扶持；(3)产业管理与策略；(4)教育培训；(5)行业动态；(6)动画技术；(7)动画书籍；(8)就业人员情况；(9)动画片评论。

5.议题的报道立场：(1)产业经济；(2)国家政策扶持；(3)产业管理与策略；(4)、教育培训；(5)行业动态；(6)动画技术；(7)动画书籍；(8)就业人员情况；(9)动画片评论。

*注：产业经济包括票房、衍生品开发、产业信息、市场份额等关于动漫产业链的内容；行业动态包括动画片宣传、动画企业项目动态、动漫节等关于动漫业界动态的信息内容。

三、数据归纳统计和分析

《腾讯网》2011年全年获得41个样本48篇文章，《新浪网》全年获得49个样本195篇文章，总计90个样本243篇文章。

1.报道形式。从统计的数据来看，不同的新闻报道形式对同一个议题进行报道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挖掘问题的深度也不一样。两个媒体在报道上的主要形式是一样的，都是以通讯为主分别是43.75%和74.35%；其次《腾讯网》报道形式居第二的评论是27.83%，《新浪网》的评论居第三是8.71%；《腾讯网》在消息报道上占18.75%，《新浪网》占12.82%；深度报道上《腾讯网》为4.16%，《新浪网》为1.53%；视频报道上《腾讯网》为6.25%，《新浪网》是2.56%。可以看出，相比较之下《腾讯网》的评论比新浪的多，而《新浪网》的通讯比《腾讯网》的多。总体来说，两个网络媒体通讯较多，深度报道较少，这可能跟网络化时代下媒体注重解读性和信息量有关。

2.新闻篇幅。媒体的议题篇幅反映了其关注程度和偏重点。《新浪网》300字以下的报道占25.79%；300～1000字的占62.63%；1000～2500字的占11.05%；2500字以上的占0.53%。《腾讯网》300以下报道占31.82%；300～1000字占34.09%；1000～2500字占31.82%；2500字以下占2.27%。从以上可以看出《新浪网》没有用太多的篇幅进行报道，较少进行深入报道，但是信息量比较大，而腾讯则较平均相对于《新浪网》报道要深入一些。

3.报道立场。传媒对新闻的选择角度，反映了媒体对该议题的倾向和态度，由此而产生的传媒产品必然会对受众产生特定的影响[2]。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新浪网新浪搜索新闻所检索的新闻中总有195条，其中正面报道74条，比例为37.95%；负面报道21条，比例为10.78%，正面报道相对较多。而腾讯网正面报道占68.75%远大于负面报道8.33%。由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媒体对动画产业的形象倾向于好的一面。中性报道新浪为51.28%，腾讯为22.92%。

4.新闻议题。媒体报道什么样的议题，受众就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新闻，媒体对议题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关注程度。从表2中可以看出两个网络媒体关注最多的议题是是行业动态，占两报总数的40.74%；其次是动画评论，比例为17.28%；再次是产业经济，比例为16.87%，位居第三；排末的是动画书籍，篇幅是0。行业动态是动画发展的风向标，而现在动漫产业发展处于转型期并且面临众多瓶颈，这是现在政府和企业比较关心的客观事实，《腾讯网》17篇，占其总量的35.42%；《新浪网》82篇，占其总量的42.05%。然后网络媒体涉及动画产业最多的内容是动画评论，这些内容显然是媒体吸引受众眼球的手段。其次是产业经济，关注产业管理的不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网络媒体热议动画产业从业人员的信息非常少，关于动画知识书籍的是0，说明这些不是2011年网络媒体所关注的焦点。

5.议题报道立场。议题报道的立场体现出网络媒体对于具体子议题的态度，能直接影响受众对于该子议题的舆论导向，同时也利于剖析动画产业的内部媒体信息构造，通过媒体的社会责任来为动画产业把脉问诊更直接更准确[3]。从表2中得知，行业动态、动画评论和产业经济在新闻议题中所占比例最多，占了74.89%，同时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三个议题内部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多了很多，中性报道平均在55%左右；而从表2中得知产业管理、动画技术和从业人员的议题最少，同时根据表3的情况可以分析出产业管理中负面报道较多，动画技术中正面信息比负面信息多，从业人员报道中正面信息较多。

一是媒体对于动画关注程度较高，报道量相对较大，但是报道形式比较单一。两个网络媒体对动画产业的报道都集中在通讯报道上，腾讯的通讯和评论报道总数与新浪通讯报道量相差不多。其次新浪消息报道和腾讯消息报道相差不大，分别为12.62%和18.75%，其余的为视频和深度报道。由此得出两个网络媒体缺乏深度报道，报道形式相对单一，但是报道量并不少。

二是网络媒体多动画的报道倾向不尽相同，《腾讯网》倾向于正面报道，占比例为68.75%；《新浪网》倾向于中性报道，占比例为51.28%。这说明两家媒体视角不同，对动画的媒介形象勾勒也不同，但总体来说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多些。

三是在报道中媒体对动画行业动态关注程度较高，产业经济和动画评论也是较热话题，对于从业人员和书籍关注很低。《腾讯网》对行业动态的议题占35.42%，位于首位；《新浪网》的报道比例为42.05%，居于第一。从业人员和书籍分别为2.88%和0。在对较多议题报道的内部分析中得知行业动态、动画评论和产业经济的总体倾向于正面，这说明动画的外部发展条件相对较好；在对于较少一体报道的内部分析中得知产业管理负面报道较多，动画技术报道中性立场较多，从业人员正面报道居多，这说明动画的内部问题有待解决。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媒体大量的报道中建构了动画朝阳产业的媒体形象，分别从政策、行业动态、产业经济和从业人员需求上得以体现；同时，动画发展的困境也在产业管理、理论书籍和教育上得以体现。这为社会、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正确了解我国现在动画产业的情况提供了一条渠道，同时也为我们的产业改革发展趋势提供了风向标。（来源：今传媒 文/刘勃宏 编选；）

(作者简介：刘勃宏，男，西安文理学院艺术学院教师，设计艺术学硕士，主要从事影视动画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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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5.13.130

1从图到图，一眼万年：视觉文化时代的艺术转向

鼓乐喧天的祭神仪式、严阵以待的狩猎场面……在我们向那些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遗存面壁凝视时，它们凸显出的不仅仅有筚路蓝缕的人类活动轨迹，还有人类记录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和能力。“制图和读图是人类走出愚昧，从一般动物中离析出来的最伟大的一步”王海龙.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图其形绘其影的“叙事”行为已然定化为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伴随着大浪淘沙般升腾跌宕的自然抉择，人类终于以蹒跚向前的脚步迈入了这个新世代。拜经济发展与科技发达所赐，当下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和传媒的日益扩张，营造出了视觉机制的高位主宰和视觉文化的广泛渗透的氛围。

当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在20世纪不情愿地被附加上 “L・H・O・O・Q”的标签;当梦露的迷人肖像以变色龙的方式重复出现，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视觉文化沉浸于叙事格局之中的整合之味。从图到图，一眼万年，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这一次又垂青于人类，不同的是，人类此在的界域已经裂变为视觉文化的竞技场――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正逐渐为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所取代，人们对于文本的主体认知方式继而由精读转向略读、由凝神关照转向眼球效应，图像在一步步滑向话语的附庸和感官的刺激物。

2诗意栖居地之上的审美化生存

凡是诗性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沦于世界的蝇营狗苟，都不会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对存在的呼唤听而不闻，都不会一生低头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章国锋，王逢振.20世纪欧美文论名着博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9.

――海德格尔

在如此一个图像增殖与侵蚀的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文化的规划一直便致力于尝试以种种障碍和未知形象将空间填满……它总是充满着未被承认的障碍，这些障碍从来不允许我们实际上“看到”存在于我们的期待之外的东西。”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在海氏那里，“诗意地栖居”具有一种遮蔽的力量。

的确，在当今大众经验重构、审美范式转换的情境之下，如何使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达到双向互动和深度沟通;如何使艺术文本叙事结构在日常体验与美学意义、审美愉悦与价值提升之间，制衡图像沦落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以实现诗意栖居地上的审美化生存，成为当下艺术的职责与业绩所在。石涛有云“笔墨当随时代”，置身于其中的艺术家们即时调整文本叙事结构的转向步伐，平视之眼的朱书贤“以平视感的姿态开启感官之门”，深情冷眼的常陵开始了“一花一世界的诗意撩拨”，他们以超文本的立体方式吸纳慧智，在推动艺术创造的人性化表达和审美化建构的同时，在学术关照的层面上不断厘定本土文化的精神坐标。

3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关涉与遥望：此岸与彼岸

文艺复兴以来关于艺术的朴素“镜子说”，毫不怀疑词与物的一致性;而进入视觉文化时代以来，书写与现实的非同一性却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当代艺术在实施着镜城突围的行动，它不断抹平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走向“超真实”。人们在创造着现实，也在构筑着理想世界，力求走近精神“彼岸”。这种“超真实”/“幻象”生在此岸，活在彼岸，成长在此岸至彼岸的路程中。在佛教构筑的世界里，此岸与彼岸是现世与来世、苦海与佛国的两极。而笔者此刻所议的此岸与彼岸，其所指不仅包括此在和彼在，亦有一种地域上（如本土与海外、东方与西方等）越界与连接的概念。即艺术家们既要以入世的治学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在创作中关照，又要在此岸遥望彼岸、从彼岸关涉此岸，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见：李来源、林木的《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307页：石涛有“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闪闪发光。

朱书贤借助《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文本叙事中源自自身经验、看似稀松平常的现实情境，将此案与彼岸的关涉与遥望，演绎为“浪漫”与“现实”之间的悬浮与依托。“每当我察觉浪漫这东西时，感觉它的存在像是一层透明的薄膜，悬浮于现实事物的表面，使得事物看起来时而真实，时而虚幻，下一个瞬间，就消失不见。”摘自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一文。两部作品均为我们设定了“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的现场氛围，黑与白的交接之处便是无穷尽的“灰色”主调。艺术家将创作视为“再现薄雾般的浪漫”，可是这浪漫却没有依附在抓人眼球的新奇形态中，没有披戴上浓妆重抹的色彩，而是弥漫于充斥在影像中的主色调灰色之中――主体与客体在这里均被笼罩在纯度不高、亮度不够的灰暗调子里。

回到颜色本体上来看，因似晦涩的灰色之于黑白，就好似浪漫之于现实。它不同于黑白的极端，而是以朦胧、内敛、神秘的形状，更富于弹性地介于两者之间。“灰色给人以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感更强烈，其远方为遥远的过去”[德]爱娃・海勒（Eva Heller）.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30.。如果说“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分别对应于“此在的遮蔽”和“彼在的敞亮”，那么这种以枝枝蔓蔓的灰色姿态为代表的视觉效果的压抑，无疑助艺术家一臂之力拨开“黑雾”，将关涉此案、遥望彼岸的实施凝结为破土而出、抽芽壮大的“黑色种子”。

拥有十年留法经历的常陵，在此岸的法国时思蜀而不乐，记忆中的母土魂牵梦萦，他欲罢不能地迷恋着彼岸的温暖;回到2005年的台湾，此岸的故乡社会结构、现实面貌、文化境遇较前有了根本改变，此刻的台湾与记忆中彼岸的台湾无法建立起即刻的连接，从此岸到彼岸的跳转，实质是从本土的缺席转到现时的在场，记忆中对于母土上下文关系赫然横亘出一条现实的鸿沟。艺术家由此在对于彼在的原有期待并没有实现，这种怅然所失的情绪，促使常陵开始了以台湾的特色饮食――“五花肉”为视觉识别码的身份追寻。常陵的温情回眸，在“异乡”和“原乡”之间巧妙切换，他用特殊的减去法，挥洒书写的痕迹，流动油画的颜料，而由此产生的类似于水墨的表达效果直接带入了文人画中的精神元素。

从构图饱满的暖色到间有其中的冷色，从“五花肉”系列中“肉山水”“肉花鸟”“肉都市”“肉兵器”“肉宗教”五个子题之间的互我进化和轮回，常陵的艺术文本不断地呈现叙述者的心理反应和阐释渴望，具有一种“符号迷恋”的故事表征。这种叙述策略又唤起观者巨大的情感期待和叙述幻想，继而使其沉溺于文本的叙述之中。于是，此案的关涉与彼岸的遥望在这里，图像化为高速的静止、细腻的宏阔，且深且浓且久远且绵延，而至无穷无极。

4艺术文本叙事结构之――确定与不确定的预设方向

艺术的文本创作存在于从创作到作品接受的动态流程中，存在于“从创作者的意象―语符思维到读者的语符―意象思维的相继过程中”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05.。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各自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连接点，它既是作家创作活动的物化与结果，又是读者接受活动的起点与物态化作品的重新创作。

按照这样的认知准则，艺术家一方面要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微妙的意义组合，其中既有可以直接知觉到的意义倾向，又有含而未发，需要接受者加以想象填补的意义“空白”。于此之下的本文叙事，摇摆于确定与不确定、精准与混沌的预设方向之间。确定的预设方向，使得观者的观看思索与创作者的原发意识，具有一定层面上的主旨一致性;而预设方向的混沌与不确定，则需要观者的主动思索才得以使画面的意识显现完结。从此点延伸开来说，它反而完满和确定了创作者的精神嫁接和转译。

朱书贤寓诗意感和神秘感于现实生活中的哲思方式，流淌于作品《黑雾》与《黑色种子・抽芽》中。他在其中没有设置人物对白，待定的指向与缓步运作的“尺八”背景音乐互为滋养。艺术家从哲思迷离、文风幽淡的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小说《幻影书》中，获得关于“默片”元素的启迪。在他看来，默片虽然少了语言的表达，却有着如同诗一般的专属表达方式。“默片的无声、黑白色彩、断断续续加速的节奏。这些都是障碍，增添了观赏的困难，却也减轻了意图代表什么的负担。”见：《“恶童力”展览画册》，朱书贤《浪漫――悬浮于现实之上的一层薄膜》，台北：大未来画廊，2009：136.朱书贤将这种拥有多向无限生长可能的“共文本”空白，拓展到诸多具有神秘感条件的环节之上，如剧情推展的幽然迭转、默片与观众的距离感、“尺八”乐器本身带有的宗教色彩等等。

“存在于这个时代的洪流间，我不批判，我只裂开嘴大笑。”在常陵看来，宇宙本身处于混沌状态，其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阴阳、表里的两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一面镜子，可以提供一种中立的思考方式，而不是过于明确、太过了然的指向。艺术家使用特殊的减去法，使生物的存在本身穿透历史思考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课题，于此亦应了石涛“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混沌里放出光明”的画语录。

朱书贤、常陵的艺术语言由常态进入

空白，又由空白回到常态。他们幽玄诗意的语言一方面将观者导向一种超然的意象意境;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导向的路径之上设立了多重障碍间隔，将观者接连阻滞在语词本身的意义之上。正如同叶燮对于诗有“其寄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说，他们通过增多叙事结构中，从语义、意象一直至主题各个层面的“空白”与“不确定性”，来适应和调动观者重建作品审美物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1]高千惠.当代文化艺术涩相[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8.

[2]倪再沁.台湾美术的人文观察[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

[3]卢梅芬.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发展[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

[4]李钦贤.台湾美术之旅[M].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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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138-01

从媒介角度讨论，动画本身是一种内部混合包含多种媒介内容的媒介载体，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及数字媒介的出现实际上丰富了动画创作的媒介形式并且与传统动画制作媒介相结合增加了动画片种与内部信息的组合模式。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动画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一、综合媒介时代动画多媒介发展的必要性

近年来中国动画发展缺乏精品，在制作中媒介形式单一，缺乏多媒介混合应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反观世界动画近几年优秀的动画作品，不仅仅加载了数字技术于作品的应用，更是将动画多媒介的创作模式广泛的应用。以2009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开幕影片《玛丽与马克思》为例，这是一部由澳大利亚本土动画人亚当·艾略特制作的粘土动画，动画叙事由主观视角的叙述与及第三视角的再现两部分组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部分的叙事中，作者利用了粘土材料与绘制动画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形式，使得整部动画在媒介的混合应用与搭配上相得益彰，并且很好地保持了叙事的连贯性。

2007年多伦多世界短片电影节最佳动画短片《坐火车的女人》，该影片采用木偶定格的方式拍摄而成，别出心裁的是动画中木偶的眼睛全部由训练演员的眼睛配合木偶身体动作拍摄完成，最后利用后期技术进行合成，最终表现出一部栩栩如生的木偶动画片。动画短片《老人与海》作者佩特罗夫利用玻璃的不同层面绘制人物和背景，通过灯光逐层透过玻璃而拍摄一帧画面，然后再对玻璃上的湿水彩进行修改绘制以拍摄下一帧画面。创造性的解决了传统油彩于纸张绘制动画的难题，使得油画色彩鲜艳、浓重的视觉效果得以在动画影像中得到完美的诠释。

回顾中国动画发展历史，其实也不乏一些值得我们学习思考的优秀动画。如色彩明快、带有浓郁民间剪纸风格的中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猪八戒吃西瓜》，如绘制于宣纸、分层渲染着色的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等。反观中国动画现状，我们并没有继承老一辈动画人的宝贵财富，而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被动追赶模仿世界动画的泥潭中，尤其近些年来中国动画对于数字三维动画的盲目学习与发展更是值得我们反思。

二、盲目发展数字三维动画，忽视对数字媒介特性的把握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数字三维动画出现发展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阵以美国商业动画发展为主导的数字动画发展的热潮。数字媒介既可以隐形的存在，也可以显性的呈现，对于动画片来说，隐形生存的数字媒介混同于一般动画，在偶动画领域，数字媒介分别在造型和运动这两个方面彰显自身，它将偶动画和手绘动画的长处粘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动画品种”，简而言之数字媒介具有寄生、模拟与再生的特性。

回顾中国数字三维动画发展现状，不论是在技术水平、制作效率方面，还是在形象设置与艺术风格方面都与世界领先水平相差甚远，少有的如《魔比斯环》一类的动画电影也是处于难堪重任的境地。在另一方面，我们基本上忽视了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模拟传统媒介动画的开发与研究。

利用数字媒介寄生与模拟特性发展的“数字化”传统媒介动画在影像呈现形态上拥有自然媒介材质的特性，同时在动画运动控制与合成方面采用了数字化技术，这样便轻松缩减了传统动画中如追求透视、比例、运动规律准确性等所需的庞大工作量与复杂性，使得影像效果在不丢失传统动画媒介表现力的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电影语言的表达，并且极大地提高了制片效率。动画片《恶童》为了逼真细腻的完成场景设定而采用了实物复制的制作手段，同时运用细微的广角变形表达夸张变形的手绘风格，在色彩的设定上强烈的对比色块与涂鸦装饰的运用很好地烘托了故事背景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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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坚持；市场融入；两个效益

大数据时代经济新常态下，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与汹涌而至的多元文化，媒介编辑既肩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也肩负着开拓市场的重任。对文化的坚守，对市场的融入，成为媒介编辑的新课题。媒介编辑既要一如既往地担当起文化责任，传承和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又要主动投身竞争激烈的市场，重视经济效益，为振兴文化产业，更好地传递优秀文化而拼搏。

一、媒介编辑的文化坚持

在经济新常态下，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编辑，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文化追求，坚守文化本位，承担起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的重任。

文化坚持需要不懈的文化追求。在改革的经济新常态时期，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日益加剧，媒介编辑必须以坚守文化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尊重文化，敬畏文化，坚定不移地以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为目标，用先进、和谐的文化和人文关怀引导受众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提高人类的精神品质。

在传播过程中，媒介编辑的思想，决定人类最终让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沉淀于文化长河之中；决定人类传承下来的思想是否丰富，是否多元；也决定着文化产品的价值和品位。①媒介编辑在文化坚持中不断地追求新的文化境界，体现了对人类优秀文化的崇敬之情，以及对职业、对责任应有的敬畏之心。这样的媒介编辑才能编辑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高质量的文化精品。

文化坚持体现坚定的文化自信。媒介编辑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要保持坚定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从众心理，也不是夜郎自大、自视甚高，而是来自于对人类优秀文化充分的肯定和准确的判断，来自于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文化品格。

大数据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加剧，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使得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多有偏颇。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媒介编辑不必对西方大加艳羡更不必自我鄙薄，要对我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特别要对代表着社会主义前行方向的先进文化充满自信，要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文化坚持需要勇敢的文化担当。媒介编辑要做中国文化的脊梁。这种文化担当体现出媒介编辑深刻文化自觉的内涵。媒介编辑勇于文化担当是一种文化责任，有了这种担当就会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自觉地承担起文化的责任，并主动承担起传承优秀文化知识成果的重任，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运用文化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有文化担当的媒介编辑会勇敢捍卫人类文明。他们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敢于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并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在践行传承文化、引导舆论的文化传播中做好把关人，把质量第一作为起点，坚持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浩如烟海的文化信息进行整合、加工、优化，传播真正有文化价值的精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二、媒介编辑的市场融入

大数据时代经济新常态下，优质文化资源析出的经济价值非常可观，媒介编辑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脱颖而出，就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文人观念，树立新的媒介编辑观。一方面要坚守文化，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效益观，尊重市场、敬畏市场，尽快融入市场，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媒介编辑融入市场需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新格局，媒介编辑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是审时度势的必然选择。媒介编辑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使者，还是一个市场斗士；不仅仅是一个优雅的文人，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因此媒介编辑要不断加强学习，勇于实践创新，既要实现对文化的坚持，又要积极投身市场，使自己的文化产品适应市场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传播媒介的影响力。

文化的传播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信息的扩散，只有媒介信息扩散出去、激发起人们的购买欲望，媒介的内容才能够起到影响世人、传播文化的作用。②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引发的媒介生态重塑，媒介编辑要借助市场传播的魔力，将优质的文化产品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进行更加深入的传播，这应该是媒介编辑的最高境界。当然，内容的好坏必须首先考虑在内，如果只想赚钱，就违背了媒介编辑坚守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初衷，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市场是媒介编辑价值实现的有效场所。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经济与文化分割，媒介编辑也把坚守文化当作自己的责任所在。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必须要有经济效益才能不断增强实力，媒介编辑有责任提高文化产品的效益增值。因此，媒介编辑在追求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文化产品的营销和推广，媒介编辑既不能摒弃人文精神，为了吸引眼球，让斯文扫地，也不能不具备与市场相适应的文化精神，编辑不仅要评估其社会效益也要预测其市场前景。因为只有真正地融入市场，才能让优质的媒介产品传播得更远更广泛。

三、促进两个效益的共同增长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媒介编辑一方面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被经济利益所左右，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为振兴文化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媒介编辑肩负着文化坚持和市场融入的双重使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媒介产品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相辅相成。媒介编辑出品媒介产品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品格，又要适应市场需求得到受众青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介只有靠质量优良、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品位雅俗共赏的产品，才能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价值目标。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评判标准。媒介编辑要适应新的媒介业态，重振职业信心，采取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决策，在准确判断媒介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产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并在文化市场中实现价值增值。媒介产品即便是内容健康向上，品位雅俗共赏，也需要营销出去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出来的媒介产品能卖出去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今的媒介编辑要做到既有文化担当，又对市场了如指掌。市场调研、受众分析、产品定位、售后服务等应该成为媒介编辑必修课。

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轻社会效益重经济效益的倾向有所增多。媒介编辑如果将商业价值放在首位，追求经济利益，原有的文化价值取向就会发生转变，一些思想偏激、文化媚俗，盲目跟风、粗制滥造产品也会随之而来。格罗斯认为，编辑在维护他自己的操守上应该忠于自己在政治、道德、伦理、社会和美学上的信念，假如一位编辑不能有所坚持，不相信他真的能对作者、出版商、消费大众甚至书籍本身善尽职责。③媒介编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媒介编辑都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编辑要放弃市场和经济利益，毕竟经济是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文化继续发展也是纸上谈兵。媒介编辑不但要策划出有价值有市场的好产品来，对推介宣传也责无旁贷，媒介编辑要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写评论、开博客、上微信，加大宣传力度，使媒介产品最大限度地被受众接受，从而发挥出最大效益来。

媒介的文化性和商业性要兼顾而不要对立。强调社会效益第一，强调文化追求和价值导向，不等于否认媒介产品的市场取向。媒介编辑要坚守高尚社会道德，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杜绝各种陋习侵蚀。同时要更广泛而深入地开掘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承担起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的重任。倘若因为考虑文化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致使媒介运转不下去，生存困难，那么再奢谈文化也就是多余的了。

参考文献

①于媚 媒介编辑实践活动的文化表意特征[J]编辑之友,2014(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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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媒介时代成为了20世纪主要的发展趋势，并且具有一定的应用意义，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电子媒介发展方面比较落后，直到现阶段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真正的应用价值才得到彰显，从正面以及方面角度进行研究，我们都不难发现数字媒介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双面性，成长将不同的意识内容进行了有效的衔接，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动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便利[2]。其次，儿童在观看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与动画形象人物产生一定的情感共鸣，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也可以发现儿童在观看的过程中经常会将虚拟与现实混淆。其次，通过数字媒介这种有效的沟通渠道，对动画产品进行合理的改变，通过图像来进行人物塑造和设计。

（二）数字媒介时代的动画展演

数字媒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动画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展现了媒介应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其次，在虚拟和真实进行结合的过程中，媒介时代动画的展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阶段空间体验的即时需求，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由此可见，动画艺术在实际的发展应用中，不仅展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发挥了一定的传播作用，并不断充斥着动画意识展演的内容，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动画产业的跨界发展

（一）景观社会的影像生产和消费

数字媒介从根本上提高了动画产业的视觉画面效果，从各个角度来看，数字媒介对整个动画产品中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动画的创作初期，创作内容主要根据创作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实验和商业动画两种形式[3]。从客观角度来说，实验动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靠现阶段的商业模式开展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并不是将最终的消费作为发展目标，更多程度上归属于一种专业性的行业研究，现阶段随着新媒介的数字发展，很多新兴的传播应用手段应运而生，例如，视频网站，微信，QQ等传播方式，这些数量和形式较为新颖的传播模式形成了一种景观社会理论。因此，在动画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应该确定正确的景观社会理论发展方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影像的生产和消费。

（二）动画产业跨界发展的反思与挑战

从动画产业创作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现阶段的数字媒介发展动画制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社会大众的审美标准为主要的出发点，在增强视觉效果的同时，紧跟快节奏的社会发展步伐。在这种创作环境的影响下，我国动画制作打破了传统技术应用的限制，赋予了动画产业创作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发展特点，但是从客观角度出发，数字媒介也并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法，只有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水平，并且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才能整体提高动画视觉效果，凸显自身独特的动画产业跨界发展特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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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把创作模式分为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两类，前者是一种理性原则，通常用来指思考自然、社会、现实及未来等严肃话题；而后者是一种非理性原则，是一种感性的满足，是一种低级文化，旨在满足好奇心、窥视欲、感官刺激等。我们可以把以硬新闻为首的严肃媒介文化放到现实原则所属的理性创作模式之中，把以软新闻、娱乐节目为主的媒介产品，归类到快乐原则所属的非理性的创作模式。现在，这种模式下制作出来的软新闻，包括娱乐新闻，还有娱乐综艺节目等成为被消费的媒介文化主体。因此，必然会产生一种可能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规格化，多数是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设计的肤浅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一方面伤害高级文化，一方面腐蚀人心。

快乐原则下受众的媒介文化消费心理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受众的职业、性格、教育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受众品位的良莠不齐。大多数受众的口味是建立在快乐原则之上的，受众这种潜在的媒介文化消费心理使得媒体非理性创作模式下的媒介产品更受欢迎。究竟是什么驱动了受众的这种消费心理呢?

1、软新闻的“即时报酬”效应。软新闻指那些人情味较浓、写得轻松活泼、易于引起感官刺激和引起受众兴趣的新闻，在时间性上要求不是很强。它产生的是“即时报酬”效应。它容易转化成为一种消费符号，一种消费品，实现快乐原则，使消费者即刻得到满足快乐。比如一些娱乐新闻、明星的私生活及绯闻。而反之，硬新闻更容易实现现实原则，更强调一些道德、法律约束行为，在快餐文化消费日趋繁荣的当今，不容易受到受众青睐。

2、受众逃避现实压力。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的繁重，使得人们避重就轻，愿意选择一些轻松有趣的新闻来阅读，而不是说教的、严肃的、政治性强的新闻信息。因为前者更能给他们带来轻松愉悦的。所以，娱乐新闻及奇闻轶事的新闻常常被认为是最有买家的，因为受众渴望在工作之余得到压力的宣泄和放松，他们渴望在工作之余接受一些轻松娱乐的新闻信息，借此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窥视欲、感官刺激。

经济决定论下 媒介文化生产的问题

在马克思时代，由于传媒主要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所以，当时的传媒被列入上层建筑，它比较强调传媒的言论自由。但是，现在的媒体已经到了传媒商品化时期，电视节目最终依靠收视率来吸引广告商，所以，受众就成为决定传媒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而这种经济决定论又带来了媒介文化生产的一系列问题。

1、媒体过多地专注符号生产，将媒体社会舆论导向作用淡化

我们现在的媒体是受众需要什么，媒体就生产什么。比如：从精神分析角度而言，现代大众对文化的消费正需要“天仙妹妹”、“芙蓉姐姐”这样的人物，因为她们可以满足受众的一种视觉，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大众媒体对“天仙妹妹”、“芙蓉姐姐”猛烈炒作。而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不管是天仙妹妹也好，芙蓉姐姐也罢，都不过是一种符号的生产。媒体之所以要维护这种符号的生产，正是要满足受众的消费需求，以此获得经济效益。

2、软硬新闻在媒体中所占比重失衡，缺少高品质的内容

观察媒体可以发现：不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除了广告和国内、国际要闻之外，其余的大多数内容都是以娱乐为主，建立在满足受众快乐原则之上的内容。

以2006年35期《苏州电视报》为例，共计48版，附加房产广告8版。48版主刊内容中有5个版面被广告全版占用，用来预告节目的版面占了5版，其余的80％版面均提供了生活娱乐方面的信息。而与政治、民生、社会发展等严肃话题几乎绝缘。再观察我们的电视媒体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的黄金时间段，言情剧成为一道大餐，而七点档的新闻节目里所涉及的内容也多以偏向软新闻为主。这些做法，无疑都是与媒体商业化运作后的需求不谋而合的。但是其导致的后果就是软、硬新闻比例失衡，缺少提高受众文化鉴赏品位的高品质节目。

3、新闻自由尺度把握不当，削弱媒体公信力

在“王菲生女”系列事件中，我们的娱乐记者的群起围攻，滥用新闻自由，不仅仅对当事人造成了隐私侵犯，而且使受众产生视听疲劳，而我们的媒体也成为八卦新闻的发源地。让我们来看看受众对这起娱乐事件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别人的隐私，没有必要去了解，你要是欣赏她的歌，就去听她的歌，喜欢她的电影，去看她的电影。没必要看别人的私人生活，这样对明星挺不公平的，因为没有自己的私生活挺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