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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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劳伦斯・许，原名许建树。在巴黎留学时，他是法国知名服装设计师弗兰西斯・德洛克郎的得意门生。弗兰西斯不会说中文，就给他起了个法语名字Laurent，时间长了朋友们都叫他劳伦斯。

劳伦斯自小便对刺绣、年画、剪纸特感兴趣，立志长大后当一个画家。当时，画画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有一次，他偷偷画得正酣，不巧被爸爸发现了，心想肯定逃不过一顿暴打，没想到爸爸居然没有生气，还把他送到了少年宫学画画。

但是，劳伦斯没有成为画家，而是做了设计师。他觉得做设计师是天赋和职业的完美结合。毕业后，由于缺乏资金，劳伦斯租了间小房子坚持设计工作。

2003年，章家瑞导演的电影《S玛的十七岁》入围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好友韩凯臣邀请劳伦斯为李敏设计礼服。当时李敏正读高中，不可能拿出很多报酬。但是劳伦斯觉得，只要能让李敏衣着华服参加电影节，报酬多少并不重要。根据李敏高中生的身份，劳伦斯采用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设计理念，没想到，这件衣服轰动了整个电影节。在此之后，劳伦斯又为电影《花腰新娘》做了服装设计，华丽的服装在电影上映后得到很好的反响。

2005年，电影《孔雀》入围第55届柏林电影节，女主角张静初请劳伦斯设计礼服。劳伦斯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一顶巨幅的花轿，上面绣着孔雀开屏、狮子舞球等传统图案，一下子有了灵感。一连数天，他没日没夜地干，终于完成了绚丽无比的“孔雀礼服”。这件礼服在电影节上一亮相，全场惊艳，轰动了国内外。

劳伦斯意识到，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一件具有辨识度、存在感的礼服，可以帮助中国明星大大地提升国际知名度。从此，劳伦斯精心设计出大量红毯礼服：黄璐的“一树梨花压海棠”、周韵的“云韵晚装”、闫妮的“梅花三弄”、范冰冰的“东方祥云”……这些惊艳的红毯礼服，都使中国明星和中国文化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篇2

在生态脆弱的乌昌经济区内保护耕地势必制约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这里,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便成了一对“冤家对头”。然而,通过对乌昌经济区内的农户进行合理有效补偿,一方面,既有利于增强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促使该地区非农产业向土地节约型和集约型方向发展。

一、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中农户利益补偿问题的重要性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实际意义主要有:

第一,乌昌经济区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中心区域,在乌鲁木齐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带动下,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全疆其他地区,因而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而且,目前实施的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势必会对乌昌经济区产生更大的生态影响,使人地矛盾日益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安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同时又由于比较利益的差异等原因,导致耕地用途的转移和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对新疆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二,对乌昌经济区内的农户进行合理有效补偿,一方面将有利于增强当地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的经济能力。它是乌昌经济区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措施。

第三,对农户保护耕地进行补偿,既有益于保护耕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新疆和乌昌经济区乃至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政府和农户都成为耕地保护的主体,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乃至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公共管理领域,合理的政策导向、执行和监督是保护好该区域的耕地,确保新疆生态健康与粮食安全的关键。在此前提下,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更加有效地保护好新疆现有的耕地,使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相一致,追求经济目标的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理论意义主要有:

首先,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是新疆和西部地区甚至全国保护耕地的新观念,通过补偿体系构建,为我国耕地保护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思路。

其次,改变以客体为主线的研究思路为以主体利益为研究主线进行补偿问题的研究,将丰富补偿理论,完善我国的补偿制度。

二、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中农户利益补偿的基本构架

(一)补偿的原则

对乌昌经济区的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是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手段,应该遵循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则。第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关系乌昌经济区内的公共利益,关系着区域的公平、工农间的公平,因此补偿机制必须要体现公平的原则。同时,制定的补偿措施必须能够对激励的客体起明显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第二,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结合。由于意识滞后带来的“非理性”、土地供给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存在,市场在耕地资源配置中存在失灵的现象。这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政府应在对耕地保护、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应该结合耕地保护政策制度、农业政策制度和城乡统筹政策等方面建立对农户的利益补偿的规范性体系,使得农户的利益补偿有制度规范,从制度层面得到承认和保护。同时,要考虑乌昌经济区内的地区差异性,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应该有所差异。第四,可操作性。对农户利益的补偿机制要严密,能被激励客体接受,有操作性。

(二)补偿的标准

耕地保护中乌昌经济区内农户利益补偿的数额或程度,对农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公平的暗示。补偿的标准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于不同的补偿方式、补偿情况和补偿地区,补偿的标准会有所不同。补偿标准的关键在于补偿依据的选取和农户的利益损益程度的确定。不同的补偿模式,采取的标准不尽相同。对于征地补偿模式,其补偿多以被征土地和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为主要参考标准,不同的只是市场价格的计算时间。应该在全面评估耕地的价值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的补偿标准。对于结构调整补偿模式,其补偿标准的确定需要综合参照国内外农业保护价格。对于生态退耕补偿,其标准应随着退耕的类型、当地的生活水平和需退耕的耕地情况而定。对于自然灾毁补偿模式,其补偿的标准应按照耕地灾毁的面积、原耕地的生产情况和当地的生活水平而确定。

(三)补偿的方式

补偿主要分为政策制度补偿、实物补偿、资金补偿和精神补偿等四种方式。第一是制度政策补偿方式。制度政策补偿是对农户的权益和机会的补偿。制度补偿中,土地制度是基础,耕地资源的产权制度是关键。政策补偿,即依据针对农户利益的各项优惠政策的补偿,包括补贴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第二是实物补偿方式。补偿者运用物质、劳力和土地等进行补偿,解决受偿者部分的生产和生活要素,改善受偿者的生活状况,增强受偿者的生产能力。实物补偿有利于提高物质使用效率。对于征地补偿方式采取的物资补偿方式有,土地入股补偿、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债券补偿、替代地补偿等。第三是资金补偿方式。资金补偿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也是最迫切急、需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偿常见的方式有:补偿金、减免税收、信用担保的贷款、补贴等。通过资金的补偿的直接影响到农户的收入。

三、农户利益补偿的模式构建

对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的农户进行的利益补偿分为四种模式,即征地(耕地)补偿模式、结构调整补偿模式、生态退耕补偿模式、自然灾害补偿模式。这四种模式互为一体,体现农户耕地的面积变化可能面临的四种驱动力。耕地保护包括数量和质量的保护。其中,数量保护是基础,质量保障是关键。就大部分农户来说,一定的耕地数量是其生存和基本权利的保障,一定生产能力的耕地是其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四种补偿模式下成本形态及补偿流向分析见表1。

四、 “乌昌一体化”过程中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所采取的措施

(一)经济措施

乌昌经济区内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经济措施,关键是要使补偿活动市场化,使补偿成为市场性的经济活动。建立补偿活动的市场、补偿市场体系、补偿市场机制,让补偿活动在市场中顺利运行。使补偿与补偿相关者的“权、责、利”相结合,与其长期稳定利益结合,迫使补偿相关者自始至终关注补偿的效率和用途,使其不断创新,运用合理的补偿方式来提高补偿效率。第一是积极培育地产市场,加强地价评估,尤其是农用地损益评估。第二是要设立农地发展权,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失地(耕地)农民的利益。第三是要补偿资金筹集的多渠道化。针对不同的补偿的模式,要采用不同的资金筹集方式。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双重作用下,资金的筹建需要采用委托性和直接性两种渠道。

(二)法律措施

要在乌昌经济区内加强耕地保护,必须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有关农户利益补偿的法律性规定,有利于耕地保护法的细化和具体化,也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过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和谐。其法律性规定包括规范的补偿程序、明确的补偿主体、补偿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

(三)行政组织措施

必须要完善耕地保护中的各项行政工作,特别要加强国土资源部门的各项行政工作。针对耕地保护中的利益补偿,要有严格规范的信息反馈程序,确保农户的利益补偿意愿得到畅通表达和损失利益的有效补偿。耕地保护是一项历史性的巨大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行业、各类众多的利益主体,而且事关吃饭和发展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而且擅长业务的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把握耕地变化规律,协调耕地保护的利益主体,开展政策研究和各项行政工作。

参考文献:

[1] 高明.耕地可持续利用动力与政府激励[M].北京:经济与管理出版社,2005:60.

[2] 钱文荣.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8-9.

[3] 康慕谊,等.西部现代建设与生态补偿――目标、行动、问题、对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102-122.

[4] 蒲春玲,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2002:74,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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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尤其是进行跨文化交流。交流本身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吸纳和传播，两者不可或缺。跨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决定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同时兼顾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而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一边倒”式的学习。

在中国，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外语教师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体现在目的语文化的教学上，却完全忽视了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教学，导致了学生无法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英语逐渐成为国际性语言的同时，用英语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讲述、解释中国文化已经成为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大学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失语”的理论内涵

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从字面含义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经过千百年封建社会积淀并成长起来的长期流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等古籍文书。我们这种传统文化，是在世界文化丛林中独树一帜的最悠久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照文化的结构来说，有物质文化、关系文化、观念层面。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文章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异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人我国。这些异文化的进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阵痛。在目前的跨文化交际中，过分强调对异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却忽视了本土文化的维护与传播。

英语教育中一味地强调目的语文化教学，单向地导人目的语文化，片面地理解和吸收目的语文化，对母语文化很少涉及。这种做法使母语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轻视和冲击。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被忽视状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丛就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

二、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随着英语文化的大量涌进，对英美国家风俗习惯的了解越来越普遍。世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学生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度不断减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学生们对圣诞节的了解和热情远胜于春节。正如刘魁立(2005 )所描述的:“现在看见了圣诞节穿红衣服的白胡子外国小老头，就感到某种亲切，而对于我们自己许多传统的东西，感觉到好像是已经落伍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强势文化浸染之后的态度。

吴利琴则这样描述:许多年轻人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喜欢“情人节”的浪漫，熟悉“复活节”的典故，知道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有的甚至还通晓“潘多拉”的盒子，但不知道“清明节”的神圣肃穆，“端午节”的来龙去脉和“七夕节”的爱情故事，对孔子、孟子、《唐诗三百首》以及《古文观止》了解就更少了。对母语文化缺乏重视，不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和思想。在缺乏深厚的母语文化底蕴的情况下，急功近利地去突击英语的表层学习，其结果只能是对两种语言都一知半解，跟在他人后面行事。

这些，都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不深思的问题。对目的语文化的侧重当然无可厚非，但人们普遍对本族语文化教学的避而不谈或一谈而过，客观上却很容易将我们引向一个肤浅的结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就是指目的语文化的导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为了更好地培养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理应同时兼顾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跨文化交际毕竟是一种双向活动，需要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如果本民族文化在这种交际中缺失只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衡，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极为不利。

三、目前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教学在中国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得到肯定，在外语教学中注重文化教学已成为外语教育的共识。在实际的文化教学中，学生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存在问题。当他们与外国人谈论到我们的母语文化时，他们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没有得到平衡发展，也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本研究以南阳理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旨在检测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的情况，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求其原因，寻求解决方法。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测试的大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低，尽管他们有学习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愿望和需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教材方面:虽然教材与学生中国传统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学生对中国文化掌握不足、缺乏系统的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料，教材中包含的用英语表达的中国文化信息过少。

2.教师方面:虽然教师对文化教学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但在用英语表达传统文化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文化教学缺乏系统性;教师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没有有效的教学方式;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知识比较缺乏，同时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

3.学生方面:学生对于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兴趣不大，这和学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现状有关。

4.教学策略方面:课程安排不甚合理，测试内容不包括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以及大纲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培养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都是造成大学英语教学忽视母语文化的原因。

四、将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关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策略及方法问题，束定芳和庄智象教授在其合著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五种主要的方法:1.注解法;2.融合法;3. 实践法;4.比较法;;5.专门讲解法。目前，关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策略研究及方法基本上都采取了以上的方法。张红玲在其《跨文化外语教学》一书中，对传统外语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了改革，从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1.通过文学作品分析来进行文化教学;;2.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3.阅读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4.听说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5.写作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这样的分类方法更适合目前教材各板块的编排，也给一线教师的文化教学提出了新的思维角度，很有借鉴意义。结合目前的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现状，建议从以下方面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人中国文化:

1.教学目标方面:注重课程改革的文化取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应该明确地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人其中、从宏观上指导教学，从各个方面增加有关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分量，从而提高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

2.教材方面:英语教材的编写直接影响教学内容的实施和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首先教材中实施德育渗透，应该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容。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诸如:公益慈善、助人为乐、敬老爱幼等等。其次，教材中还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对文房四宝、四大发明、丝绸之路、龙、瓷器、旗袍等等这些有典型意义的东西，不仅要介绍词汇，还要涉及内在文化含义的表述。

3.教师方面:教学行为应该具有系统性。教师首先要有进行文化教学的意识，在实施教学行为时，注解法、融合法、实践法、比较法、专门讲解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应该并用，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其次，教师要提高双重文化能力，具有对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的理解能力，成为“会通中西”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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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化2011年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技能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探索与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号：GPA115024）。

一、在教学中研究汉语习语英译策略的重要性

在汉英翻译课理论教学中笔者常常会遇到学生对于汉语习语翻译策略的争论。汉语习语涵盖广阔，意义丰富，包括成语、谚语、典故、双关语和歇后语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了汉语言的文化特色。汉语习语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自己的宗教渊源、民俗文化渊源、历史渊源和文学渊源。其语言表达生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和短语，展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从事英汉习语翻译需要了解汉语习语和英语习语之间的不同文化内涵。一般来说，习语和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宗教、地理、风俗习惯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把汉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再现出来，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保存并传播出去，在翻译课教学时研究汉语习语的英译至关重要。传授学生运用合理的科学的翻译策略对汉语习语进行英译既能够提高翻译质量，较为真实完整地传播中国文化，又能满足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猎奇的心理，消除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的障碍，提高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增进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

二、“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基础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都可以用来翻译汉语习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可追溯到德国的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1813年6月24日，他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长达三十多页、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论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即翻译的目的是使外国译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即译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填补读者不懂原作语言的空白，把自己在认识原作中获得的印象传递给读者，把读者送到陌生的原作发源地，从而使读者根据译者提供的语言形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原作的真正含义。美国学者韦努狄把这两种途径称为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他也是美国翻译研究领域在“归化与异化”问题上发言最多也最响亮的理论人物，主张翻译的“异化”策略。美国语言学家奈达主张翻译的“归化”策略；中国的钱钟书也主张翻译的“归化”策略，而鲁迅则推崇翻译的“异化”策略。翻译汉语习语，异化是一种简单的、清晰且有效的方法。虽然世界上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共同点，因为人们的情感和社会经验都有相似之处。习语既然来自人们的生活，也会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汉语习语和英语习语在字面上的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上都很相似。由于在语言的长期发展过程会出现一种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一些习语和谚语在汉语和英语中还表达出完全相同的意思，所有这些为异化翻译策略提供了可能性。

三、倡导学生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翻译汉语习语

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保持和忠实于原汉语习语的内容。译文的忠实性在翻译中一直被视为较重要的指标之一，在翻译中再现的原文的内容和结构正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势。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保持汉语习语中的民族风味。因为大多数中国习语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要想在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习语中的中国文化特色，多用异化翻译策略当然要好一些。在汉语习语英译中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更有助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没有翻译，很难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而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汉语习语广泛存在于不同类型的文体中，如旅游材料、新闻、广告，甚至存在于我们同外国人的口语交流中。它们与中国的历史背景、经济生活、地理环境、习俗和联系紧密。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在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会不断地互相学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国习语的内涵也慢慢地被理解和接受，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翻译的译文也会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经常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种文化会有实力占主导地位，而另一种文化则会屈居第二，而成为弱势文化。从目前来看，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例，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要明显大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它反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强大的经济地位。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文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化的发展。现在，中国文化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应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汉语习语包含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的时代，它为异化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世界上更多的人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汉语习语英译中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策略将有利于转移和迁移文化信息，满足文化交流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人们对异国情调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由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田琼. 翻译的阐释学派及其启示 [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朱明胜.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J] 宿州学院学报.

3廖七一.多元系统 [J] 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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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差异问题导致的景区公示语翻译障碍

第一类是由文化空缺、文化冲突和文化缺省引发的词汇层面上的空缺冲突现象而带来的翻译障碍。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等等使得两种语言的词汇多以文化负载词的形式显现出来非对应、非重合等现象。此外，汉语中的某些词汇即便能在英语中找到指称意义相同的词，但其联想意义或隐含意义也不同。第二类是由语篇层面上的行文和修辞的差异引起的翻译障碍。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反映在语言中，形成了汉英民族在谋篇布局、修辞方法等行文习惯上的差异。汉民族主张天人合一，喜欢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书画、建筑、诗歌等文艺作品讲究意合，注重神似，风格趋向简隽空灵，反映在语言上体现为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声律对仗，音韵和美。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从美学角度讲，汉族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频繁地使用对仗、成语等修辞格，尤其在旅游资料介绍中大量使用四字句。然而，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分析型的抽象理性思维，反映在语言上体现出英语重逻辑、重形和、重写实的特点，其句式结构严整，思维缜密，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

三、目的论与景区公示语翻译的文化差异问题处理

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或者趋于完美，而是强调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祈使文本的综合体，同时具备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景区公示语的翻译，目的就是要向国际游客介绍景点，传递信息，让他们读懂、看懂，并且喜闻乐见，从而顺利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景区公示语翻译中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应该遵循如下原则：以传播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国际游客为导向，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时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让国际游客容易读懂、理解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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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语文化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缺失现状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写作课程应达到的教学效果：学生应该能写各类体裁的文章，做到内容充实，语言通顺，用词恰当，表达得体；并能撰写思路清晰、内容充实、语言通顺的毕业论文。学生在熟悉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和发展现状等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的同时，必须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有较扎实的汉语基本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由此可见，英语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能用英语正确自如地表达观点和情感，能借助英语从事跨文化交流，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因此英语专业教学中应包含一定的母语文化因素，以使学生能用英语正确恰当地表达中国文化。许多调查研究表明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就大学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的母语文化现状展开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写作时不会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特色事物和风俗。笔者认为在认知语言学层面上对英语写作过程进行研究可以有效探究母语文化缺失对英语写作造成的影响，并有利于提出相关对策。

二、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写作认知过程

认知语言学家Fauconnier与Turner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人类在进行认知运作时会以心智空间为基本单位建构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整合空间。这四个心理空间之间存在相互映射的关系，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写作不仅是寻找对应表达的过程，更是概念整合和重构的过程。写作中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词语和句式时，学生需要在脑中提取已有的母语文化的相关图式，建构成输入空间1，而英语中的相关文化图式为输入空间2，这两个输入空间内的元素通过相互映射形成类属空间，然后通过组合、完善、扩展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产生整合空间。2012年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作文题目为“The Dragon Boat Festival”，要求谈谈对端午节的认识和端午节有哪些活动。这是典型的母语文化主题，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到中国文化词汇。以“粽子”一词为例，学生需要提取已知的母语文化图式“三角形、米团、粽叶”等，同时构建英语图式输入空间，包含three-cornered、rice dumpling、leaf等。这两个输入空间相互映射，形成汉英文化共享的类属空间，包含“形状、食品、原料”等。然后通过组合、完善和扩展，形成整合空间，并反映在语言层面上，最终形成相应的英语表达式。

通过写作的概念整合过程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掌握程度和目的语文化掌握程度同等重要。如果学生对母语文化相关图式不很了解，出现母语文化缺失现象，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会形成概念空缺，无法与目的语相关图式的输入空间相匹配，也不能实现两个输入空间的互相映射和形成类属空间，更谈不上正确自如地表达母语文化和我国特有事物了。既然母语文化缺失对母语因素的英语写作有很大影响，那么如何解决英语写作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母语文化缺失现象呢？笔者提出了英语写作教学中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的语篇教学策略。

三、写作教学的概念整合教学策略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同时具备母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图式，才能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概念进行映射，抽取出共有的概念图式并形成类属空间，为整合空间提供条件。缺乏系统的母语文化，但对目的语文化熟悉并能从中找到合适的概念图式，学生有可能会使用目的语中现有的概念图式来表达母语文化；但学生如果对目的语文化的掌握不够系统，就会形成意义真空，学生可能会用母语的语言模式进行写作，从而产生中国式英语。学生如果对中国英语有所掌握，往往会采用既定的中国英语加以描述，这也是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中国英语的原因之一。

针对母语文化缺失的现状，英语写作教学可以采用语篇分步教学策略。1.图式教学策略：英语专业学生长期强化英语语言文化图式，忘却了以前习得的母语文化。即使仍存在一定的母语文化图式，也不能在汉英两种语言间自如转换。因此教师在写作教学中可以激活学生已有的图式，帮助学生提取已存的中国文化知识；或者帮助学生建立以后的写作过程中会被激活和运用的新图式。2.概念整合教学策略：在充分利用教材已有范文的基础上，适当选取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文，对比分析其内容和写作特色，在课堂教学中融入适当的中国元素，使学生对以往掌握的一些零散信息和知识进行整合，在头脑中同时构建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的知识系统。3.语篇教学策略：通过给题作文，有意识引导学生关注中国文化元素，使学生能够运用标准英语介绍我国文化。

综上所述，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摄入都很重要。重视母语文化的渗透可以使学生不仅能够自如描述英美风情，而且能轻松自如地表达和介绍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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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肩负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教学，而且应该包括文化教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跨文化交际，关注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话题，提倡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紧密联系该文化背景、补充相关文化知识，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这门语言，毕竟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一些学生了解到更多西方文化，明白了更多英语表述背后的故事的同时，却无法用英语恰当表达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信息，造成“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是汉语“交流”，还是英语的“communication”一词，其所表示的交际行为都是“双向”的。 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上对待中外文化不应“厚此薄彼”，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使跨文化交际双向互通。

一、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与“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产生。

在我们迫切地想了解西方文明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也开始了在他们眼中的神秘国度――中国的探索之旅。我们经常说：“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可是我们目前的大学英语教育却是“让学生了解西方，让西方误解中国”。当我们能用英语流畅地谈论我们对西方传统节日的理解，能对国际热点话题侃侃而谈，能对种族、环境、能源甚至人权等问题如数家珍时，又有多少学生能用英语准确表达或解释“庙会”、“清明节”、“《西游记》”、“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医、中药、针灸”、“秦始皇兵马俑”，以及回答出“为什么中国叫做China？”这样带有历史文化背景的问题？

由于以往英语教学西方文化含量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多层面交流障碍(主要是“理解障碍”)，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含量几近于空白的状况，对于国际交流的负面影响则更为严重。我们不难观察到，许多有相当英文程度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往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当西方同行怀着敬意探询Confucianism／Taoism(儒／道)的真谛时，我们的学者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更有甚者，一些中国学者不知令西方人也十分崇敬的孔夫子的英文译名是Confucious，还有人闹出将Mencius(孟子)奉为异国圣者而译为“门修斯”的笑语。有些博士生有较高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进入英语交流语境，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在日常汉语交流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底蕴就显得苍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英语教学的一大缺陷。［1］

因此，有学者概括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学生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无法用恰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交际的失败或低效，从而造成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这就是“中国文化失语”现象。［2］这无疑是过分强调对英美国家文化的学习而忽略对中国文化的输入而造成的。

二、“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出现的必然性与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首先，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重视的是目的语的教学，几乎所有的英语课本的课文都是围绕西方国家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的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其次，课堂上教师的教学也紧紧围绕书本，讲解文章的结构、词汇、句子分析，很少或基本不补充相关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或风俗的内容，为了公外四六级考试或专业四八级的过级率而更多地讲解的是应试技巧。此外，不少学生也没有主动地意识到学英语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学英语仅仅是为了过级顺利拿学位或是考高分作为将来找好工作的敲门砖，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出发点。这些都必然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产生。

学习一门语言是以交流为目的的，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交流的是不同的文化，或者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想法、观点和产物。

中国加入WTO已七年有余，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也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举国上下尤其是北京人民都在努力学英语迎奥运，这是中国第一次迎接来自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一次盛会，也是一次绝好的展现自己滔滔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大好时机。作为国家未来栋梁之才的中国大学生们更是肩负着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重大使命。此时，怎么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介绍一个蕴含浓郁东方特色的中国变得尤其重要。曾有人说道：“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先不去探讨这话出自哪位哲人之口，也不去谈论它的准确性如何，但至少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度正日益凸显着她不可被世界忽视的一面。

因此，在大学英语课堂导入适量的中国文化，让学生接触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信息的恰当英文表达，在真正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能得心应手，这既是实现英语学习的交际功能所需，也是将中国推向世界大舞台的必经之路。 并且，这应该成为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

三、将中国文化导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之路与“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消亡之路。

通过学习Krashen的“输入假说”和Swain的“输出假设”，可以得出两种假设的理论意义；继而通过探究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输入和输出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英语学习中的输入与输出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输入是输出的必要前提，输出是输入的目的，反过来对输入具有反拨作用。因此，根据此理论，以下将从两大方面来探讨此标题中的“改革之路”和“消亡之路”。

（一）从教材、教法、教师、学生谈起。

教材――是我们目前课堂学习英语的最主要的途径，它是“输入”的工具。因此教材的编写很重要。教材中强调中国文化的英文表述，对学生掌握于此相关的信息尤其必要。例如，可在每单元后附上与该单元内容相关的中国文化专题，或者编写专题小测验，让学生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并激发学生“输入”更多的相关信息去解决此类问题，逐步减少“中国文化失语”。

教法――是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的因素。它是辅助“输入”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教师的教法对学生接受信息的多寡和深浅是极其相关的。要让学生对教师所教授的中国文化感兴趣，并愿意自主地去自学更多内容，教师的教法就凸显了它的作用，例如教师的语言是否幽默、形式是否吸引人、信息是否具有时代感，等等。

教师，是英语教学的主导。他为学生“输入”信息的种类、多少、方向提供直接作用，并且为学生“输出”的信息进行检测和纠正。例如，笔者在讲授英语课文时，每次遇到中国的传统佳节，如端午、中秋等，都会将此类信息在课前进行归纳，课上讲解，以帮助学生在下次遇到此类表述时不会“失语”。再有，在讲到跨国婚姻的课文时，将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婚俗进行专题讲解，学生兴趣大增。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多看CCTV-9的介绍中国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多读“Beijing Review”之类的杂志书籍，大量收集、积累、输入中国文化的英文信息。因此，要让“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走向消亡，教师的对中国文化的强调和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教师自身也不能忽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学习和重视。

学生，是英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学生要既能“输出”又能“输出”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英文信息，其作为英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肩负着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等交流的重任。因此，教材的使用、教法的实施、教师的引导，最终都应在学生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要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不再出现，学生是最重要的力量，也是走在最前线的队伍。

（二）从整个大学英语的教学制度谈起――考试体制。

中国的各类考试体制都重在检测学生对英语技能的掌握，而忽略了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为了克服“失语”现象，可以从考试体制入手，把对中国文化的要求列入考试大纲，这样学生对此的学习会更有动力。与此同时，在平时的英语考试中，教师可以运用不同的形式来检测学生对此的掌握程度，例如口头作业、课程小论文、小组讨论、专题报告等。这样一来，学生会更有目的性地去学习更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英语知识。

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2007年最新版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教学性质和目标”是这样要求的：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3］为了使跨文化交际双向互通，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加强中、西方文化的导入，将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相结合，以便学生具备基本的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达到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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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80-03

一、英语专业教学的现状与反思

（一）英语专业学生的“去中国文化”化

从专业性质来说，英语专业学生首要的学习任务就是学好英语语言和文化，因此他们往往将之视为自己唯一的学习目标，认为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学习无关紧要，甚至还会影响英语学习。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全盘接受英语文化，却与中国文化渐行渐远，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这种中英文化教育的严重失衡，已经导致了英语专业学生“去中国文化”化的问题，即英语专业学生对中文及中国文化越来越漠视甚至反感，这不能不引起英语教育者的反思和重视。

从课程设置角度来说，由于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很多高校未曾开设英文讲授的中国文化课。已经开设的中国文化课也大多是选修课，不仅课时偏少，采用大班授课，而且多是外聘教师采用汉语教材和汉语授课，因此不受学生重视，结果形同虚设。

从教材配置来说，英语专业的教材和阅读材料大都以英美文化为内容或背景。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英语文化当然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教材中对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导致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陌生。

从师资力量上来说，用英语教授中国文化的教师不仅要精通英语，还要精通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要系统深入把握殊为不易，加之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独特的概念，用英语准确表述和讲授难度较高，导致了高素质的中国文化教师的缺乏和课堂教学效果的不尽如人意。

从测试导向来说，英语专业学生主要面对的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侧重对英语基本技能方面的测试，八级考试虽有综合知识测试，但只侧重于英语国家方面，没有任何测试中国文化知识的部分。在测试的导向作用下，师生自然就会轻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和学习。

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误解来说，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文化是中国学生的母文化，因此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知识，无需系统讲授和学习。然而从实践来看，并不尽然。不知孔孟者都大有人在，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中国文化掌握之少、之浅，常让人痛心疾首。

英语专业学生“去中国文化”化的现象的出现，不仅完全背离了我国培养英语专业人才的方针和目的，也给他们的英语学习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二） 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中国文化失语”的概念由从丛教授在2000年首次提出，指的是许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包括英语水平较高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能用英语正确、流利地表达中国文化，显示不出应有的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这几乎已成为很多英语专业学生的通病。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中国文化知识的匮乏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互动过程，交际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是否对交际对象有清晰的理解，还取决于能否与其进行文化共享和影响。如果交际的一方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就必然会影响到交际的必要性和交际过程的互动性。英语专业学生如果不能保持自我的文化身份，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当然也就无法向交际对象介绍、解释或者传播中国文化，而没有了这些，交际就会流于形式而失去真正的内容，所谓的交际过程自然也就举步维艰了。

二是英语专业学生由于主观上不注重学习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或者由于客观上接触不到英语表达的中国文化，导致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结果即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内容略知一二，也不能用英语将之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尤其在用英语表达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如宗教思想、中医中药、武术兵器、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名胜古迹、佳肴菜系等话题时，就会更加力不从心，常常是不知所措或者词不达意，严重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二、英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为必修课的必要性

（一）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

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英语文化而放弃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和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黏合剂，就丢掉了民族之魂，终将沦为外国文化的附庸。英语专业学生每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不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底蕴，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客观理性地比较，就很容易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抵制中国文化。《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更加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注重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传承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因此，必须在英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课，让他们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其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树立其振兴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真正的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积极地输入异域文化，也要积极地输出本土文化。如今，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持续升温。短短几年间，“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急需大量能够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人才。英语专业学生是中英文化相互推介的纽带，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然而在国外中国文化热方兴未艾时，国内英语专业的学生却日渐冷落中国文化，出现了中国文化“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中国文化基础薄弱的英语专业学生很难胜任文化传播的任务，培养兼具中西文化修养，能够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优秀人才，已经刻不容缓。

（二）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

人才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培养具备良好中英文化素养的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 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课可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的能力，能弥补其知识结构的缺陷，补长其语言表达的短板，从而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纲》指出，“英语专业学生要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提高对外介绍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中国文化课可以引导学生提高文化差异的感悟能力和文化思辨能力，使他们在吸取异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能继承和发扬本土文化的精髓，并且能够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国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林雨堂、、梁实秋、钱钟书、萧乾、王佐良、杨宪益、许渊冲等，不仅是熟稔英文及英语文化的大师，更是精通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巨擘，他们在推介、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英语专业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大纲》还指出，“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中国文化课能够让学生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帮助他们丰富知识结构，扩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底蕴，陶冶道德情操，提升人文素养，增加人格魅力，使他们成为兼具精深的学术知识和迷人的人格魅力的国家建设人才和中外交流使者。

（三）优化课程体系，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需要

根据木桶理论，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木桶的盛水量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若要木桶盛水量增加，就必须换掉短板或加长短板。对我国很多的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知识匮乏已成为他们知识结构中的一块短板，日益妨碍了他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英语的能力。中国文化课可以通过优化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效果，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针对性地补偿这一短板。

首先，中国文化课有助于英语专业学生解决翻译和跨文化交际等专业课中避不开的文化冲突问题。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译者对语言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至为关键，译者不但要有扎实的中英文基本功，还要对中西文化因素有一定的了解，缺乏相应的中国文化知识就会成为翻译水平提高的瓶颈，使翻译教学和学习事倍功半，而中国文化教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中国文化课可以为英语文化学习提供对比参照体系。有比较才有鉴别，在英语国家概况、英美社会与文化等课中的英语文化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对中英文化进行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比较的前提是学生要对中英文化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文化这个参照物一无所知，就谈不上有效的中英文化对比。

再次，中国文化课还可为科研和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选项。中国文化课可以帮助学生拓展研究领域，开阔思维空间，形成较宽的学术研究视野。比如对中国文化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可以将中英语言、文学、文化等交叉研究，丰富研究空间和研究思路。

三、结论

英语专业教学中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忽视已引起学生在文化认同、表达能力、人文素质、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高校英语专业中开设中国文化必修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在中国文化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1]陈建平，杜军.英语专业教学不可忽视的一课：中国文化[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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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在以一种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遵守该语言的文化语用规则。但不难发现，当一种语言在各种困素的作用下被广泛传播到本土以外、为众多其他地域的人们使用时，语言与文化之间会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而在以该语言为媒介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遵守的语言使用规则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交际成功。但愿望与现实往往存在距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受挫或失败，产生误解，甚至引起关系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人把这一点归结为语言不通。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不通，交际很容易产生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交际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以英语学习为例，有不少英语学习者在具备相当的听、说、读、写技能后，却不能用英语有效地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对于这样的学习者，与其说他们的交际存在语言障碍，不如说是存在与交际对方的文化障碍。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语言和文化互为作用，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和文化受到各国不同发展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尽管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却依然存在。只有了解、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我们才能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效地进行交际。

一、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语言的不同层次和相当层次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蕴含内容。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英汉语言差异，是英语学习者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词是语言中蕴含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造成词汇语义理解障碍从而影响交际的例子非常常见，因此，英语学习者要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首先要了解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英汉文化部分重合导致词汇语义部分重叠。英汉文化中都有的实体，汉语加以明确区分，英语中可能不加区分。这种情况首先体现在概念词上。论文大全，语言。论文大全，语言。英汉语言中的亲属称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uncle”为例，英语中父母双方的同辈男性亲戚均用“uncle”表示，但uncle在汉语中可细分为伯、叔、舅、姑父、姨父、表叔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这些细致区分的亲属关系肯定束手无策。同样，汉语中不加区分的实体在英语中会明确区分的也比比皆是。论文大全，语言。如汉语中“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中的camel，可细分为dromedary（单峰骆驼）和Bactrian camel（双峰骆驼）。汉语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和“雄”）二字来区分动物的性别，而英语中则往往各有单独名称，小动物也另有名称。如英语中公马、母马和幼马分别为stallion、mare和foal。

2．英汉文化空缺导致词汇空缺。以别的语言为参照，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词汇中都可能出现“词汇空缺”现象。所谓空缺 （文化上） ，是指有些表达方式为一国所独有而别国没有。如“冰糖葫芦”一词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意译为candied haws on a stick；又如“Mr. Potato Head”中文中直译为“土豆头先生”，如果不知道它是美国的一种深入人心的流行玩具，跨文化交际者势必不能理解这一词的意思。这种词语使用上的空缺现象在英汉语言中非常普遍，而其在英语和汉语的谚语、成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如汉语中的谚语“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人们坚持锻炼身体。英语中没有“三伏”和“三九”的对应词，如果你对外国人说 three fu 和 threenine，相信听的人会莫名其妙。此时译成英语要对其意义加以解释，例如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days；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coldest weather。

3．英汉文化冲突造成词义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有两种情况：①有些表达方式，一种语言有另一语言也有，但涵义相反或意义相差甚远。如英汉语言中都有“个人主义”这一词，英语“individualism”在美国人眼里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它体现了美国强调的个人奋斗、努力进取的价值观，是褒义的。而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意思，是贬义的；同样词语貌合神离的例子枚不胜举， 如“pull one’ s leg”不是中文中的“拖后腿”而是指“开玩笑”；“drop a brick”不是指“抛砖引玉”而是指“说话闯祸”。②含义相同但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同甚至相反。论文大全，语言。如中文“红”与“绿”或“白”相对，而中文中表示嫉妒的“红眼病”英语中是“green-eyed”，如果用“red-eyed” 则是指把眼圈哭红的意思；“酒肉朋友”英文是“a fair-weather friend”，这跟中国人朋友见面少不了吃吃喝喝，英国人见面喜欢谈天气的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很多习语都与农相关，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瓜田李下”等，英国是岛国，所以很多习语与航海相关，如“put one’s oar in”、“walk the plank”等，“树倒猢狲散”英文中译为“ratsdesert a sinking”足见两国的文化特色。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

1．培养正确的文化态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民通过创造活动形成并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产物。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人类文明进程不同。论文大全，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持的哲学观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崇尚勤劳、谦虚、谨慎的美德；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崇尚个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本质差异使中西方人们的生活大有不同，包括感情表达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等等。而这些无不对语言产生影响。因此。培养文化敏感性．即英语学习者在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础上具备对异国文化的观察、理解和反映能力应被视为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步。学习者对本族文化和异国文化要有正确的认识，摈弃民族主义，消除文化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即文化只有差异，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基于正确的文化态度，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察觉到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理性地理解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在交际中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解决文化冲突，实现有效交际。

2．选择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学习材料

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是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英语学习者在选教材时应有意识地多选取一些出自英美国家的原文材料，旨在使自己通过大量接触，潜移默化地培养跨文化意识。教材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代表性。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同时，发展了合作能力。因此，在选择教材时要注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触及西方文化本质，反映西方文化深层内涵的内容。例如西方的社会制度、哲学流派、经济理论、思想及价值观等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习者自己去分析，去探讨，加深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最终达到跨文化能力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完善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2）多元性。语言材料从类型上应包括己方文化、异域文化和跨文化的范畴。一味强调语言学习中异域文化的导入和异性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相对忽视中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融合，以及外语使用中本族文化的意义，也会使得跨文化交际陷入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意识，教材在选取上应当适当引入中国文化．语言材料应按不同角度来构建，对同一问题，可以用跨文化的角度来阐释。通过对己方、异域文化的认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达到对己方文化的再认识，对异域文化的真正理解．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3）趣味性。教材不仅要符合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要尽可能通过提供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和活动，激发学习者自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3．充分运用各种媒介，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音乐、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都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们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学习者对文化有直观的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学习者可以收集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资料和图片，了解外国艺术、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等学习资源给自己直观的感受，使自己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文化知识的积累。电影、电视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有效手段，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片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使学习者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衣着、建筑有所了解。通过电影、电视，学习者还可以观察人们的举止、表情非语言交际手段。这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裨益的。此外，互联网也是辅助英语学习的有效手段。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网络给学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窗口。西方众多文化机构、语言机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网页。英语学习者可利用互联网与世界各国使用英语的人们进行交流，创造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氛围。总之，英语学习者应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体验、感受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论文大全，语言。因此，学习语言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也应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即使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其交际能力也会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因此，英语学习者应培养自己对异国文化的敏锐感觉能力、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能力，从而培养出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自己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交际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谢金良.西方文学典故词典[M].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篇10

关键词：现代艺术 新的思维 传统文化 游戏性

中图分类号：J22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绘画艺术家追求诗、书、画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强调文化的修身，人格的升华以及画的言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外来文化的渗入，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地理解就更加支离破碎。当发展到 “后艺术”时代时，艺术作品的语言剥离了原有的传统风格与样式，已经没有了原有的意义指向。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到以往封闭的一元化传统中去了，相反，单纯地模仿西方的现代艺术，嚼西方已经嚼过的残渣，对于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建也是软绵的支撑，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建只有在开放的可能性之中才能获得有益、持续、内在的推进，坚持传统文化拒斥现代艺术，会造成艺术现代性的“紧张与不安”，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文化封闭，阻断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新构建，掩盖现代艺术真正的内涵，对艺术的本质造成新的遮盖，进而构成对中国艺术现代性的阻碍。

在现在一个无序、混浑的开放环境中，作品的表现语言更加多层次、复杂化，在视觉语言上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作品表象。传统中国画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文人的整体修行与参悟。当写意国画还没有从传承的历史精髓中走出时，一下子又被卷入了经济、文化、社会大变革的都市众流中了。当画家在内观静修以求境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一概销亡，使人不再心性归根灵感，境界也不再为文人所套，国画的写意也出现了游戏性。“新文人画”也应用于经济背景的媚像，大文化将一切都改变为西洋快餐。但开放的社会又为画家的创造性与表现上提供了更加深邃的空间与自由表达。现意国画必须以中国新的理性观念来自觉思考、阐述、表现当代文化的概念，现意国画需要重新定义关于写意国画时代美学问题，重新审视自由的表象。

一 中国文化精神理念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现意国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游离在理想与现实、自卑与发展超越之间，有的已经获得了自我价值。这就是中国艺术领域的现意国画发展，是时代对中国文化的新要求，是世界文化互动的需要。近几十年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文化，科教等诸多领域的成就是说明了我们发展的一面，但在西方四通八达，处于领先的文化传媒中，东方古老的文化往往被歪曲，西方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仍然充满傲慢与偏执。由于西方文化观念随改革的涌入在很多层面已经影响中国文化艺术并且使得新生代对传统文化结构认同松懈及群体意识漂移。如果中国文化不强化现代文化观念，不建立适合发展的现代艺术新系统的转变，将会出现所谓的迷茫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是以政治，哲学，道德，宗教信仰等为主体结构的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前进过程中，它们失去了很多，以至于显得极其脆弱。现意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取得成就的背景下社会组成元素之一的觉醒。对中国传统理性表现范畴的破茧成蝶，一改之前文人懦弱自守、隐忍怕事的酸腐气息，现代的艺术家斗志昂扬、锐意进取，在当今世界文化浪潮新格局下现代中国写意国画将会显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形象。

现代的艺术家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毛笔，采用一些现代的新手段，但艺术家各自不同的艺术联想，对传统接受学术观念和自我都造成了一种挑战。现意国画以理解为相互冲突的矛盾，写意文化的意义被相对单纯化了，不是一套不变的形式和材质限定，甚至不是中国文化式中国哲学的必然外化。现意国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或许是一种文化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在经济哲学下是难堪的边缘身份。只有在认清自我的文化身份前提下，才会获得新的、真正的开放语言。如何在当代艺术的传统高度上去评判这些艺术家的创造性语言建构并就意义和价值作出合理的评判。

二 新的思维的自由

现意国画在挣脱传统文化的锁链之后，面临的却是开放空间与时间下的独特魅力，堆积着各种概念的文化饕餮，刚脱离过去的写意国画又要面临新的文化迷茫，首先，写意国画摆脱了内在的传统文化束缚和外在延续正统、权威的俗流，写意国画在现代文化自律性的发展中不会被以往的规矩所固定。其次，写意国画在摆脱以往水墨表性传承上的束缚时，也割断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结构的认同感，因而产生出独立、不安、焦躁的心态。这时的自由犹如另外一滩泥浆使其陷入不能自拔。前者将开拓出新的时代水墨笔韵与文化的结构秩序，后者是艺术家在思考的同时回避某些自由。已求获得社会的普世要求或赞许，为媚俗而放弃艺术的本性，去顺从己为社会所认可的要求与属性，最后会回到原始既定的环状程式化中。

传统写意国画文化中的隐喻、清高、清柔等文人性格制约着水墨的开拓、进取，并导致近意国画日趋衰落之势。当某些文化形态从其主体分离后，大多由于其本身文化特性或非文化因素的限制而偏激执着走向牛角尖。

新文人画家在试图把写意国画从传统画的理性和审美标准中予新的面孔及新的寓意时，由于艺术中文化思维决定的艺术形态，和自我心理上的文化反应原因，以致现在也还未形成自由而积极、向前的新文化群体。以往传统写意国画注重表现过程的体验是理念性程式化，充满自我内在诉求与对话意味。那么现意国画则是观念性，多元化的，有着严谨的秩序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世界多元文化的茫然而出现自我矛盾的表现。现意国画传承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意义，可贵的是写意国画通过对现代艺术多元化表现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探索，在新的领域中获得了更为广泛，厚重、宽域的意义，它建立于广袤的中国民族现代意识的发展与开拓中，以雄浑、强健、阳刚之气构筑积极向前的文化新形态，和现代审美的新的标准。

三 作品要素解构

综合材料在作品中应用，就理论的确定，新材料的应用对传统写意国画审美评判标准变化产生了巨大地推动作用。现代艺术创作上的追寻别于以前的艺术媒介，中国现意国画也力图超越文化和艺术边界，在强调自我文化精神和意义时又在突破原来的设定和不被经验所束缚。现意国画对宣纸、水的酣畅、墨韵的破坏就是对传统审美意味和价值的质变过程，使得现意国画对传统的穿透更具睿智的力度，水墨的传统寓意也因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方式。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也因此发生了质的改变。只是在传统绘画语言上有了质的突破，在材料应用上有多样的选择时，现代水墨写意化发展才有新的意义。

多元化的表达取向。艺术作品思维的非永恒性、瞬时性、变换无常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雍容、睿智的精神寄托，在面对现在开放的中国，艺术语态展演出的是变化多端和错综复杂，作品思考的是自身文化身份与现实的多元文化关系。存在和所处的文化位置面对的是强烈的对抗性和挑战性，艺术成为个人自由思想的表达。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的外来文化发现，作品从精神内涵与绘画的工具和语言都出现了新的表达语式，这也正体现了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下的艺术语言表象的多元化。中国传统的笔墨建构中国文化，宗教意味使得写意国画在现代文化观念转变中举步维艰。当现在的多元化在各个学术领域成为现实时，水墨的空间也得到了极大扩展。写意国画的表象也从单纯纸本表述发展到当代观念性的艺术形态展现。现意化建构形式成了传统。现代元素结构的秩序打散、分割后的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元素单体自然形态显得积极活跃。在多元化的浪潮下，也极大冲洗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和相背。现在写意国画的装置作品则是东西方文化对现代艺术认同的铸就。直接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观念，而不必在形上做过多表述。

视觉上的思维。艺术符号是在传递的瞬间得到心灵上的升华。现意国画反传统的横向思维，无疑是传统更深层次地思考，作品符号不再是儒、道、释心智体验。有序的图与底的优化、聚集着强力的释放能量，笔墨间建构的中国墨传递的积累和压迫感形成作品高能量的视觉爆发量，成为感知整体特性的张力点，又是为艺术家情感释放的深邃无形空间，整个主体意识与自然客体意象通过视觉的维度及形态得到增强或弱化。

对比的等量。绘画元素的关系放入表现性视觉审美评判。在多数情况下，写意国画的绘画元素和表达语言方式经过目的性的组合排列后，构建成某些暗示的动向和趋向远动。现代水墨国画元素的比对不在构于传统的黑与白、浓与淡的比对，作品表达出的是决裂于传统的撕裂、拼贴或者非水墨用具的手段，表达出符号强弱、动静的对比，画表象张力得到强化。有助于绘画元素的不同对比变化和点、线、面的对比变化。因而产生了视觉上的重量、方向与力度，构建成一种感官上的内外张力。

复合性的表象。在写意思维过程中，通过对客观的形象表述。抽出对客观本质的理性认识，以主观无限的感性形态超越现实中有限的自然形态，绘画语言的表象具备了多重寓意。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潜意识通过形态、神韵、意境、境界、观念等的复合去体会艺术作品从内在需要到外在综合的表现。作为现代中国写意国画的语言表达要突破传统的“参禅悟道”，又不能失去自身的本源，作品的表达不是再追求技法显现和笔墨间的文化内涵。当现意国画割裂传统的表象之后，表达出的是另一种静谧、空荡、自由和神秘。作品本身溢出困惑、新奇、奋进的无绪表象。注重以单纯原则及多重意义的笔墨色彩视觉形式的抽象表述构建出现代新的中国神韵和趣味。

线的情感性。无论是在传统写意国画还是在现意国画中，线的语言表述都有理性与感性、冷与暖、硬与软，张与驰等多种表现形态，柔弱性线条用韵律跳跃为特征来展现其多样化。刚的线条则显得强劲有力，犀利劲锐。线条的程式化在逐渐消失但其简洁形态和表现力却在日益中加强和发展。

四 对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抽出

传统写意曾以保守、柔弱的理性情感，复杂的文化意象和表述形式建构成独有的艺术。古今文人阶层都把水、墨的本身特性加以道德理念的迎展。将作品赋予人文的高尚品格，但在西方世界却是一种缺失绘画属性的思维形式与活动。现意国画是求索时空里凝聚的视觉美、纯粹美、形式美等多方面表象，表达出来现代艺术与时代同等进取。具有了强烈时代情感和新时期躁动不安的特征。对于中国来说，现代艺术与时代、空间的关系从未有过这样紧密的联系。淡泊明志的审美依然是一些现意国画画家内心割舍不掉的精神主体。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科学的不断发展，其理性秩序会进一步加强，人的内心审美也会向外拓展变化，以抽出物质本质的形态来表达强烈的视觉形象，同时运用新材料、新手段等媒介来传递出时代的音符。实现现意国画的感悟并融入到世界的文化中。

中国文化是四大文明仅存的硕果，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而现代各种艺术是现代文化空间的新主体形态。由于东西方各种精神、文化地相互碰撞、融合，使现意国画自觉地加入了西方文化元素。西方艺术的思维方式也为现意国画增加了新的视角。西方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也为构建新的现意国画提供了丰硕的理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在穿越了保守与传统后获得了新的内省力，借助当代文化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内蕴和精神需要。

参考文献：

[1] 徐银哲：《论中西文化与中国画的发展》，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2]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篇1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外汉语教学同样离不开文化传授。那么，如何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如何在语言教学之外开展文化教学以及运用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率，说到底是一个教学策略的问题。“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实现教学目标和适应学生学习的需要而采取的教学行为方式或教学活动方式。”它重点研究如何教的问题，是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而采取的系统性行为。下文，笔者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从文化差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层次、文化体验几个方面就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策略进行探究。 

1.文化差异比较法 

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语言的习得，学生的母语文化对目的语的理解和运用有一定的干扰作用。吕必松指出：“文化差异不但要反映到语言本身的特点上来，而且要反映到语言的使用上来。因此，人们在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 

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外文化差异加以比较能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所学的知识。比如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词语大多含有贬意，如“走狗”、“落水狗”、“狐朋狗友”之类；而在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最忠诚的朋友，人们常以狗的形象来喻人的行为，如：“a 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学生明白了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便能有效提高语言理解与表达的准确性。再如，汉民族世代在亚洲大陆繁衍，英语民族多靠海而居，比喻大手大脚花钱时，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则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东风”指春天的风，而英国地处西半球，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所作《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总之，中外文化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社会交际。因此，在学习一种语言时不进行文化差异比较，就难以真正掌握该语言。 

2.语言镜射法 

“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其方式之一则表现在词汇内容或词汇上。”因此，文化教学可以语言来镜射文化，从而让学生在学习目的语的同时习得目的语国家的文化。教师可将文化教学贯穿于语言教学的各个层面，既让学生学会使用课程中的词句，又能以语言教学内容为依托，让其掌握语用规则和文化意义。 

首先，重视字、词的镜射。在文化教学中，如遇到“背景意义的词”，除了讲清其概念部分外，还要讲清它所镜射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讲成语“望子成龙”时，可介绍“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形象和文化含义。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是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具有至尊至上的色彩，以至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因此，“龙”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各种褒义。再如，从“仁、信”二字可见古代的道德标准；从”贵、贱、货、贷”等偏旁的“贝”字可见古代的钱币制度等。 

再次，重视作品语言的镜射。作品语言常是最规范的现代汉语，也是最得体的交际语言，词语的搭配、语法的典范均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化的内容、中国人的心态、社会生活的面貌、风俗习惯的特点等，也都能从作品语言这面“镜子”中看得分明。如，《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ⅰ》第二十二课《我喝了半斤白酒》中的一段对话： 

玛丽：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呢？ 

大卫：昨天我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吃饭，他们太热情，一直不停地给我倒酒。 

玛丽：有的中国人请客的时候喜欢劝酒，你不知道吗？ 

此段对话很好地反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宴请礼仪习惯和文化心态。因此，以作品语言来透视文化可极大地促进语言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意义，又能使学生习得该目的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谓相得益彰。 

3.分段教学法 

中国文化有显性与隐性之分，也有“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之分，而留学生本身亦有年龄、教育水平、经历、工作经验等的区别，所以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层次和可接受性是解决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关键问题。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尤其是初级阶段）应首先注重交际文化教学而后才是知识文化教学，分层次、分阶段地展开。 

在基础阶段，学生刚接触汉语，对中国文化也知之甚少。此时，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日常用语及一些常识性的文化知识上。比如问好、问路、询问时间、乘车、道谢、购物用语（“多少钱”、“便宜点吧”…）、中国饮食文化（饺子、包子、筷子…）等，以解决学生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在中级阶段，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和文化知识，可逐步增加国情文化知识的内容。比如，中国的人口、民族、地理形势、各地风光、风俗习惯等，这一阶段的学习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高级阶段，学生已基本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且具有一定层次的文化知识，可开设专门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课程。此时文化教学的重点应放在一些历史的、传统的、政治的、信仰的、审美趣味等较深层次的文化知识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分阶段教学文化内容时，也要注意适度和适量的原则，不可贪多。 

4.文化体验法 

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开展各类体验活动，由课内到课外，让学生以亲身经历去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使其于潜移默化中习得文化。体验法能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极大地调动其学习热情，有着其他教学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 

4.1校内活动 

首先，应充分利用图片、电影、电视等直观媒介开展活动。图片、电影、电视节目等媒介提供的场面多，信息量大，语言材料丰富而有变化，同时还是观察姿态、表情、符号、动作等非语言交际手段十分有用的材料。通过视觉、听觉的极大冲击易使学生形成一种较为直观的印象，易于构筑学生的文化认知图式。在此基础上，如能结合“文化表演”或“文化讨论”则能收到“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其次，定期开展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活动。如，定期举办“文化讲座、文艺汇演、诗歌朗诵、普通话大赛”等，经常鼓励和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民族乐器、音乐、戏曲、相声、小品、舞蹈、太极、武术等众种艺术或武术样式中选择一至两种加以学习。这样，学生不仅能提高文化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更重要的是能领悟到中国文化的丰富、精妙和精深。 

4.2文化参观 

文化参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某个文化专题为学习任务，以参加统一观摩活动的方式来实现预期效果的一种文化学习方式。实地参观的范围很广，可以是名胜古迹、城市建筑、园林景观或展览会、博物馆等，也可以进行实地的访问或调查，娱乐性和趣味性较强。文化参观一般都在比较宽松和非正式的环境中进行，能够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动地观察、研究和总结，不断丰富文化知识。文化参观比较适合作为一种辅的教学策略，而不宜作为常规的教学策略使用。 

4.3文化品悟 

文化品悟是学生在实践中通过品味、尝试等方式，在所获得的最大体验基础上去感悟文化的魅力和精彩，从而丰富其文化图式的一种习得法。比如，组织学生进行一次中式聚餐，让学生从中餐上菜的程序到中餐的口味、做法再到中国人的餐饮礼仪，最后到中餐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等进行品悟，借此加深学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再如外出购物，让学生从观察现代人的穿着到接触各类服装款式、花纹、颜色再到设计特点、民族特色、穿着效果等进行体验，进而感悟由此体现出的中国服饰文化与民族传统等。 

此外，学校也应重视文化氛围的创造，积极为留学生创建文化品鉴的场所（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如中餐厅、品茗轩、文化长廊等，重视教室的装饰与布置、文化因素的铺排与渲染等，尽量为留学生创设一个富于人文性和精神性的文化品悟环境。 

总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策略多种多样，本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需要广大对外汉语教师和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共同探讨，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思源,林国立.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赵永新.语言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5. 

篇12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