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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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不能以损害农村未来发展利益为代价，单纯满足城市对人才的需求；需要抛弃会使进入城市中的孩子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保障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让“寒门能出贵子”。教育应该适应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需要，积极开发承袭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帮助无法通过升学之路而向上流动学生，找到实现自我幸福的途径，拥有过硬的技能和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传统的“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为农”教育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

承认城乡教育差异的现实，采用“和而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协调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到农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中去。⑥刘铁芳也认为应该关注农村学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享有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不能升学的孩子拥有一段美好的教育记忆，⑦成长的快乐属于每个人。实际上，适合才是做好的，农村教育内容只有关照农村实际生活、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成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必需品。

农村教育目的的应然取向

基于对理解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立场和所处阶层利益，对农村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差异。庄孔韶认为农村教育应该跳出“离农”或者“为农”的选择漩涡，代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重新反思我国农村教育目的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农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⑧不可否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单一路径选择会造成农村教育的封闭性和约束性，压抑寒门莘莘学子接触社会而自由发展的机会。当前农村教育目的应统一在关照生命的实践中，因为只有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让农村学生自主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向，才能真正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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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文化站是先进文化的传播基地

文化站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对广大人民做好宣传、组织、示范和引导，为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农村的主要文化传播单位，乡镇文化站成为了政府向农民传播先进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基地。

（二）乡镇文化站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基地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学习、遵守，在对农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时，乡镇文化站将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基地，乡镇文化站通过开展各种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学习先进文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让广大农民在他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中得到启发，在活动中加强广大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法制和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农民讲科学、讲文化、讲道德、讲法律的新思想。

（三）乡镇文化站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主力军

乡镇文化站作为农村重要的文化传播单位，其宗旨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文化服务，它以文化工作为基础，面相广大的基层群众，以各种文化服务设施和各种文化服务活动为方法，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农民文化素养，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各种各样的文化场所建设和文化活动开展，可以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人们自主学习文化知识的意识，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效率。

二、当前乡镇文化站面临的困难

（一）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乡镇文化站建设工作虽然国家相当重视，但是很多地方的基层领导的重视程度却普遍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乡镇文化站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二是，在对基层领导的政绩考核中，乡镇文化站工作并没有列入考核范围。

（二）文化设施建设落后

当前，虽然国家对乡镇文化站的建设越来越重视，也加大了资金投入，但是任然有相当一部分文化站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文化传播形式过于单调，缺乏创新。当前，很多地方乡镇文化站的活动形式任然沿用以往的唱歌、跳舞、秧歌队、鼓乐队的形式，在这些活动中，参与者大多是都是老年人、尤其以中老年妇女为主。这种单调的活动形式，面相群体的狭隘，都严重影响了文化站文化传播的效率。

（三）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文化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基地，乡镇文化站是广大农民朋友的精神食粮供应点，作为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往往要担当多重角色：既是传授文化知识的老师，又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者，还是文化服务的服务员。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自身必须要有过硬的工作能力，必须具备各项从事文化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不说是面面俱到，至少也要样样都懂，专精一门。但是，当前的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队伍中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素养不高、业务能力不强等问题。

三、乡镇文化站的应对策略

（一）领导要重视

乡镇文化站工作要想搞好，领导的真正重视是关键。要然领导真正重视乡镇文化站建设，首先必须要让领导充分了解，建设好乡镇文化站的积极作用，让领导明白，办好乡镇文化站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文化素养，可以为经济讲述搭桥铺路。其次，要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上级要将乡镇文化站的建设情况列如对基层领导政绩考核的范围，要将之作为基层领导的考核、提拔的标准之一。以此来增强基层领导对乡镇文化站建设的重视。

（二）要加大投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抓好乡镇文化站建设就必须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想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乡镇文化站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其本身并没有经济效益存在，要想做好文化站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开展好各种文化活动，就必须由各级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各乡镇领导需要将文化站活动经费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之中，从根本上解决乡镇文化站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优化队伍结构

由于文化站内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特殊，一般的培训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因此，要想解决文化站内人员欠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源头出发，优化队伍结构，杜绝随意占用编制和挪用编制的现象发生，通过各种招聘平台，吸引在文艺方面有特长的人才。

（四）提高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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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管理的理论依据

2.1建设项目投资构成

根据我国建设项目总投资构成理论，项目建设投资涵盖了项目规划、设计、施工，一直到竣工验收阶段的全部费用，一般可分为静态投资和动态投资两部分。其中，静态投资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动态投资包括涨价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建设投资按费用构成如下图1.1所示[1]。

2.2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新农村建设项目需要腾出大量的土地，需要对原有设施进行拆迁，加上地上附着物情况复杂，所以往往需要重新布设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供水排水、垃圾处理设施。因此，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宜参照类似建设项目的管理经验，结合拟建项目选址、资源综合利用情况等实情进行可行性研究，再按照地方行政法规的规定来编制投资估算。在编制投资估算时，因为项目的进度尚处于设想阶段，暂时还没有详细的工程规划设计，所以可结合当地的建筑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进行，比如标准住宅可以采用每平方米投资额、每套单位造价等。投资估算过程中，为有效控制总体设计和初步设计，要注意控制好投资估算的精度。一般情况下，项目前期构思阶段的精度控制在±30%以内、初步可行性研究的结果±20%以内、详细可行性研究的结果±10%以内[2]。

3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的方法

一般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的编制，应搜集的技术及经济方面的主要资料有：①国家、行业和地方政府关于工程建设的有关规定；②拟建工程的勘察设计文件；③拟建项目所在地工程造价指标、造价指数、相似工程的技术经济指标及参数；④其他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技术规范、设计文件、图纸等。新农村建设项目多以住宅、文化广场、农家乐、义务教育等项目为主，这些建设项目不同于商品住宅项目，大多结构简单、样式统一，工程建设便于标准化管理，所以通常参照已建类似项目的经济指标来估计其早期的成本。类似的工程项目虽然众多，但由于建筑本身的单件性、异质性，即使结构类型、装修标准完全一样的工程，也会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概算指标法就是利用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对差异部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技术修正。只要我们能找到相似工程，先按照规范计量差异部分的工程量，再套用该地区人、材、机等资源的市场信息价，即可确定拟建工程项目差异部分的估算额，并对所采用的造价指标进行修正[3]。

4概算指标法的应用

房屋建筑技术经济指标是投资估算编制的主要依据，运用当地的房建技术经济指标，能及时根据预测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估算的过程中也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拟建项目的结构类型、建筑规模、建设标准等，指标内涵要明确；（2）类似工程的竣工资料，尤其是单位造价指标内人工、材料、机械费的含量；（3）时间跨度不能太大，最好是3年以内的工程项目；（4）投资估算中需要的规费、税费及有关的取费标准；概算指标法进行投资估算，既不能照搬照套，也不能人为修改指标参数，而要看类似项目的指数和拟建项目之间是否有差异的标准或条件，如果有，则要进行调整或修正。实践中常用的概算指标有单项工程指标、单位工程指标、主要材料费指标等。用相应的指标乘上单位工程的数量，即可找到每个单项工程相应的投资；再估算其预备费、建设期贷款利息、铺底流动资金，便可得到拟建项目所需投资。

5某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估算实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任何一个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先导是确定其建设标准，然后再根据该项目建筑结构和装修以及规划建设指标，参考当地工程造价信息和市场条件，采用概算指标法编制投资估算。下表是某地一新农村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8000m2，投资估算结果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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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正在我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是新农村建设有效模式之一。目前中国的旅游业形势的发展迅速，从旅游业产生的对经济与社会效益强劲推动作用来看，旅游产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效益、改变城乡的二元结和为农村增添活力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着重探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建设策略。

一、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

1。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为乡村旅游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①乡村旅游建设获得了政策和资金扶持。新农村建设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国家鼓励更多的企业在农村地区投资兴业。乡村旅游以投资小、见效快，成为众多企业青睐的项目。政府部门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建设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而且也使农村地区得到更多社会资本。同时，政府还增加了对农村经济的总体投入，乡村旅游也得到部分款项建设资金。

②乡村旅游建设获得了科学技术和智力支持。新农村建设重视对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产业经营模式的改变，这给农村旅游业建设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持。而农村教育水平的改善，不仅提升了农村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同时也为乡村旅游重点培养了经营管理人才。

③加强乡村旅游设施建设能力。新农村建设成果具体体现在极大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尤其是交通、通讯、环境卫生基础设备的改善。这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乡村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大提高了旅游接待能力。

④乡村旅游建设注入了充实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的发掘与保护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原始古老的乡村庆典节日、喜庆的婚嫁活动、文化艺术节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艺术戏剧舞蹈、民间文学和其他文化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将成为乡村旅游的新资源，以满足游客的多层面的需求。充实的文化内涵使游客的旅游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游山玩水视觉享受，更带来丰富的心理体会。

2。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①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商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大的旅游需求同时直接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②可以提供农民就业岗位。乡村旅游所幅射的行业十分广泛，涉及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等方面。这些服务性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富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久居都市的人们以乡村为旅游目的地，让农民提供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农民从收入增长中体会到新农村建设的带来的实惠。

③可以提升农民文化素质。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将带来先进的文化、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农村旅游，可以缩小城乡之间距离，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特别是在偏远山区，能够打开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④可以促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了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各级政府将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乡村则以集体或个人出资的方式，不断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旧村改造步伐。通过这些人们的共同努力，使农村进出的公路、通讯条件、公用设施、垃圾处理等设施明显改善。

二、乡村旅游鲜明的时代特征

1。对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与创新新农村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在深入分析当前局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由于新农村建设产生的背景特殊，必须承载了当前这个时代要求的许多重任，并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现状提出新的解决方法。乡村旅游建设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立足农村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与创新。

2。生态和谐共存乡村旅游以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城镇居民前往消费，既实现了农民增收，又让游客得到了满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建设农村旅游中，必将更加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这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3。乡土文化丰富乡土文化一种围绕农业为主题的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区域差异，体现了历史、经济、科技、民俗、文学和其他文化丰富的内容。乡土文化不仅包含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含了自然生态文化，这正是乡村旅游的突出特色。

4。农家休闲体验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渴望回归自然放松心情，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休闲体验正给了人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游客采摘果实、垂钓网鱼，体会简单淳朴的农家生活方式。而这种独一无二的农村地区的魅力，让游客流连忘返

三、乡村旅游建设的基本条件

1。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反之，旅游资源是否丰富决定了在乡村旅游建设能否成功。乡村旅游是以自然资源为基本条件，辅以一定的旅游活动内容的一种新的旅游模式。因此，建设乡村旅游只有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才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共同进步。

2。有利的政府政策如前所述，乡村旅游业与商业、餐饮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息息相关。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旅游发展相关的旅游、环保、教育、商业、卫生等各个部门通力协作。要重点解决一些乡村旅游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如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源储备等，给予乡村旅游建设有利的政府政策。同时，在旅游开发项目时应享有必要的优惠倾斜，为刚刚起步的乡村旅游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3。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制定农村基础设施规划时，除了满足村民的一般日常生活需要外，还要以发展的眼光充分考虑到发展旅游业的需要。

只有配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才有能力满足游客餐饮、住宿、交通、购物、娱乐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同时，这些基础设施应有机结合农村的传统特色和一定的时尚设计元素。

四、乡村旅游建设具体措施

1。科学规划建设，做到全面发展在旅游开发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与农村的其他建设项目相结合，通过科学规划，全面整合资源，策划好旅游项目，帮助乡村旅游平稳有序的发展。当地政府要在深入调研本地农村旅游资源后进行科学论证，制定出符合本地农村实际的旅游发展规划。政府部门之间需要通力合作来为乡村旅游构建科学的政策环境，做到全面发展。

2。打造知名品牌，推广自身的特色乡村旅游能够让那些久居都市的旅游者远离那些喧嚣的环境，在农村的自然环境中得到身心的放松。因为乡村旅游的亮点与特色就是乡土气息和田园氛围，能够让旅游者体会农村湖光山色和传统习俗文化。当地政府要将各个景点统一包装，积极宣传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主动出击寻找客源。不断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和具有强烈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满足旅游者需要，打造并推广自己的旅游品牌。

3。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以期能够高水准的发展我国的农民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普遍有限，而他们的素质对乡村旅游的质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急需对乡村旅游就业人员开展专门培训，让农民增加对游客的接待能力。对于高层次旅游管理人才，可以向外引进或者挑选接受能力较强的人员前往专业院校进修。

4。加强环境生态的保护，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基础，空气和环境如果遭到污染破坏，也就无法吸引游客。因此我们需要对资源合理规划，避免资源的破坏性利用，这样不但能够使得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渠道，也可以推进农村的环境保护，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五、结语

乡村旅游建设是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科学的结合了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与新农村建设，使二者得以和谐互动发展。虽然乡村旅游建设还在探索阶段，但它所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前景是无可争议的。在乡村旅游的建设过程中，要结合当地自身特色，在全力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靠科学规划的指导，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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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

县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心得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演讲稿

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演讲稿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心得体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认识

建设新农村的心得体会

乡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XX镇长在全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结

乡镇关于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

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方案

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新农村建设：“三农”难题的历史拐点

在新农村建设调研时的讲话

社会主义新农村讲话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演讲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总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心得体会-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演讲稿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乡镇20__年社会注意新农村建设工作方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典型宣传方案

*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

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主持人讲话

新农村建设总结-发挥区域优势，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市委书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读书会上的讲话

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论文

在建设新农村学习会上的发言提纲

与第三批先进性教育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八荣八耻学结

村党支部建设新农村总结汇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心得体会--一名乡镇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宣传教育活动方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心得体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在全市工商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__镇__村新农村建设工作方案

“送法进万家，建设新农村”工作总结汇报

区委书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讲座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讲稿-党员培训辅导材料

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实施方案

市委书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读书会上的讲话

在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新农村建设：“三农”难题的历史拐点

某镇新农村建设总结汇报材料

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小结

新农村建设讲稿-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保持先进性，建设新农村”学习宣讲活动总结

在全县新农村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训班学习的心得体会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调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时的讲话

区委书记在新农村建设流动现场会上的讲话

“保持先进性，建设新农村”学习宣讲活动总结

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实施方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演讲、总结、心得体会、论文、感想、方案

在全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在全市新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__年新农村建设驻村工作队总结

乡20__年新农村建设工作目标考评方案

在调研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时的讲话

市长在全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共青团特色活动助推新农村建设经验发言材料

20__年新农村建设驻村工作总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会议讲话材料

县妇联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实施方案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讲话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训班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大会上的总结讲话

__供销社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调研实施方案

新农村经验总结:内强素质求发展构筑和谐新农村

县地方税务局“保持先进性，建设新农村”学习宣讲活动总结

在新农村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市长XX在调研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时的讲话

在全县新农村建设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社区新农村建设工作总结

在乡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动员会上的讲话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训班上的讲话

XX村支部书记建设新农村的心得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红乡绅论

新农村座谈会上的发言材料

新农村建设总结-县以“十二件实事工程”为抓手推进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心得体会-警惕违法建筑阻碍新农村建设

镇关于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小结

区委书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全县农村党支部建设新农村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20__年新农村建设总结

村创建和谐新农村工作现场会发言材料

农机局长在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

新农村建设流动现场会上的讲话

市长在全市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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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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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收入的提高以及生活压力的加大。在闲暇时间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放松身心，已成为城市人的心愿。乡村旅游正是满足了人们休闲度假的心理而产生，并且越来越受欢迎，本文针对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景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进行了乡村休闲旅游规划的探讨。

1 乡村休闲旅游的概念及类型

1.1 乡村休闲旅游的概念

乡村休闲旅游是以远离都市的乡野地区为目的地，以乡村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以城镇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通过满足旅游者休闲、求知和回归自然等需求而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种旅游方式。

1.2乡村休闲旅游的类型

乡村休闲旅游在我国的区位分布上主要有3种类型：城郊型、边远型和景区边缘型。乡村休闲旅游主要是城市居民在回归自然渴望的驱动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这3种区位中，城郊型乡村休闲旅游最为发达。而重渡沟景区就属此类，所以在此进行旅游开发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扩大城市旅游空间，开拓旅游资源新形式，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深远的意义。

2. 重渡沟乡村旅游休闲旅游规划的条件分析

2.1 重渡沟风景区的概况

重渡沟风景名胜区位于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距洛阳市150公里,栾川县城50公里,九龙山温泉18公里；有金鸡河、滴翠河、水帘仙宫等景区组成，有景点200余个，旅游面积30平方公里。景区内林茂草丰，雉飞鹿鸣，花鲜果稠，野趣横生。重渡沟树奇石峻，洞幽潭静，飞瀑流泉，绕岚斜虹旅游论文，栈道梯悬，猎猎古风。充满田园气息的318家农家宾馆星散于十里兰溪之旁，万亩竹海之中，床位达13800余张。

2.2 重渡沟风景区乡村旅游规划的优势分析

2.2.1 区位优势

重渡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西南部，距洛阳市150公里，栾川县城48公里，地理位置优越。

2.2.2资源优势

重渡沟景区内有金鸡河、滴翠河为两条常年性河流，最小流量每秒0.5立方米。景区内有5米以上的瀑布30余条，30米以上的瀑布5条，最长瀑布100余米，最宽瀑布8米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瀑布群，构成瀑布成群潭成串，林密石怪传说奇的梦幻景观。即使持续干旱，赤地千里的炎炎盛夏，或白雪皑皑，滴水成冰的凝凝隆冬，景区内依然碧波翻浪，瀑声震天。重渡沟景区内有竹林千亩，多生于河边路旁，翠竹碧水交织，肥鸭壮鹅嬉戏，具有曲型的水乡风光，在中原堪称一绝。

2.2.3生态环境优势

重渡沟地处伏牛山脉，植被茂密，有上万亩竹林，森林覆盖极高，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地方每立方米的含量达到68000个，水资源丰富，有剑插泉，象吐泉等上百个泉眼，形成了震天雷瀑布，飞虹瀑布，水帘仙宫瀑布等大小瀑布30多条，为规划乡村休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

2.2.4 接待设施优势

重渡沟接待设施充足，环翠居、翠屏居、桃花园、故人庄等清雅别致的名字点缀于窗含翠岭、竹环水绕的温婉农家的门眉上，这些富有山情风味，充满田园气息的318家农家宾馆星散于十里兰溪之旁，万亩竹海之中，床位已达13800余张，在满足游客的吃住之需的同时，而且给深山区农民找到了一把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因此河南省省长李成玉称赞重渡沟是“生态旅游开发的典范，是家庭宾馆的楷模，是旅游带动脱贫的榜样”。更被中国旅游第一人魏小安先生称之为“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

2.3 重渡沟风景区乡村旅游规划的劣势分析

2.3.1 乡村性逐渐弱化

重渡沟风景区从1997年对外开放到现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居住在其中的农家由于旅游带来的收益，其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但是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它的乡村性却越来越弱化旅游论文，一方面表现在建筑上，除了位于重渡街中心地带的二三十年的靳家楼和农耕村外，300多家农家宾馆都是采用现代的建筑风格，村中贴着瓷砖的小洋楼鳞次栉比。另一方面表现在民风上，目前重渡沟景区已经不再展现纯朴的村民和朴素的衣着，而是到处都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听到的不再是阵阵的箫声，笛声和欢笑声，而是讨价还价的声音。并且以餐饮为主的“农家乐”菜肴品种单调、雷同，缺少参与性、体验性项目，游客停留时间短，旅游综合效益不高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乡村性。

2.3.2 旅游产品过于单一

重渡沟景区旅游产品过于单一，游客主要集中在基础观光游，没有很好的向度假转变，另一方面旅游商品缺乏的特色，主要为香菇、木耳、猴头、拳菜、百合等山珍土特产，缺乏明显的地域特色。游乐项目也是简单的秋千、吊椅、索道等不但设施陈旧，并且和景区环境不够协调，对游客也构不成吸引力。

2.3.3类似景区多，竞争激烈

重渡沟目前经营主要是山水农家游，周边同质资源过多，周围嵩县的白云山、千池山、木札岭、养子沟、寨沟，南阳西峡的龙潭沟、内乡的宝天曼，都对本景区的游客有潜在分流，竞争过于激烈，所以，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突出特色，和周边景区进行差异化开发，开发垄断产品。

3.重渡沟风景区乡村休闲旅游规划的探讨

3.1保持乡村休闲旅游的本土性，乡村性

乡村休闲旅游规划过程应避免“城镇化”现象，应坚持科学规划，重视功能分区，务必从总体上保持乡村休闲旅游的本土性和乡村性。重渡沟旅游区定性以美丽的山水风光为基础，以丰富的农耕文化为内涵，集观光采摘、娱乐休闲、科普求知、旅游度假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区。规划结合旅游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划分“农家风情、竹的世界、水的海洋、农耕文化、休闲度假等功能区，突出乡土风情，体现山水乐园。

3.2 创新乡村休闲旅游产品

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开发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当地的资源和地理条件为基础，采用需求驱动型的发展模式。根据游客来源、客源结构与类型、市场规模、游客消费能力等来开发适销对路、价值链延伸长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这样，旅游产品才能被旅游者接受和喜爱。针对重渡沟旅游区目前旅游产品单一，旅游者参与体验程度不高，旅游时间短等情况，规划要完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体系，包括观光型旅游产品、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专项旅游型产品等类型。如专项旅游型产品有健身旅游产品、考察学习旅游产品、民俗风情旅游产品等，极大地丰富了乡村休闲旅游的内容。

3.3 构建乡村休闲旅游生态循环经济

从1997年创办农家乐开始，重渡沟旅游区旅游发展相当迅速。但是相应的环保、环卫基础设施没有配套齐全旅游论文，导致景区地表水遭受污染，垃圾随处可见，农田农药污染，因此发展生态循环经济十分迫切。规划在旅游区采用养殖、沼气、种植、加工、旅游“五位一体”的旅游循环经济，打造绿色产业链，减少旅游开发对乡村环境的破坏。同时农田种植采用微喷节水灌溉、沼液施肥和生物防虫等新技术，使旅游区建成洛阳市绿色蔬菜果品生产示范基地。

3.4 建立社区参与的休闲旅游管理模式

结合重渡沟区实际情况，重渡沟旅游区可采用“政府+公司+协会+旅行社”的管理模式。其具体做法是政府负责乡村休闲旅游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公司负责景区的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协会负责组织村民参加民俗表演、工艺品的制作、提供餐饮住宿等;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组织客源。为了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保护乡村休闲旅游的生态环境，可以根据资源的产权，将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界定为国家产权、乡村集体产权和农户个人产权等产权主体。在开发乡村休闲旅游时，把旅游资源、特殊技术劳动量转化成股本，收益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进行股份制合作经营，通过土地、技术、劳动等形式参与乡村休闲旅游的开发。企业通过股金分红支付股东的利益分配，这样，政府、集体和个人可在乡村休闲旅游开发中按照自己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实现社区收益的深层次转变，从而建立起均衡利益的分配机制。

4.结语

重渡沟风景区在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旅游规划设计中，通过科学分析、合理定位、创新乡村休闲旅游产品、构建科学经营模式等措施，创造出新的旅游形象和品牌地位，实现乡村休闲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文彤吕贤军城郊型乡村休闲旅游规划的探讨—以岳阳市君山区乡村休闲旅游规划例[j] 小城镇旅游

[2]王婕纯谈乡村生态农业旅游规划——以广西黄岭村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 2008.06

[3]王云力乡村景观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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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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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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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服务“三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而从历史上类似实践中获得借鉴也是非常有益的。目前，已有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与历史上著名的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等几次声势浩大的农村教育运动一样，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将是新世纪的又一次教育实验，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一次中国农村教育的世纪性工程。”’一但这项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次农村综合改革的可贵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人现代化轨道的伟大尝试:这场历时十余年的教育运动，最终因的爆发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以及自身的缺陷而走向沉寂。乡村教育运动与当前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的为“三农”服务的远程教育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比较是进行历史借鉴的基本前提。

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象和宗旨上的高度一致，那就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围绕农民、农业等问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引导农民走上现代化之路。但毕竟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办学性质以及具体方式方法均有不同。乡村教育运动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外族人侵;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则是发生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性质上，前者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那就是“改造乡村、再造民族”;而后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前者总体上倾向于一种“在野”的个人作为，而后者则是当今“科教兴国”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前者是一种面对面的教育，怀着救国救民宏愿的教育家们带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乡间、田头，建立学校，组织民众，开展活动;后者目前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远距离地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教育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现代教育先行者的热忱和智慧在令我们钦佩的同时，也给我们良多启迪，其经验和教训足资借鉴。以下从总体的教育理念、从教者与受教者各自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实施教育的具体方法等方面作一展开。

二

乡村改造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都从教育着手，但是他们并不是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教育上，而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在教育理念上，他们都坚持“大乡村教育观”。

黄炎培把孔子的“富、庶、教”思想演变为“富教兼施”，且进一步走向“富、政、教合一”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整体改进。“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纽’〕陶行知推行“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坚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他把整个教育的外延扩大化，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疮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更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等“四大教育”，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从而实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礼俗建设的整体进步，达到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实现“新乡政”，解决农村教育及政治、经济建设三大问题。具体途径是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生产劳动及知识教育等，以推进社会，组织农村，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虽然上述几位教育家关于乡村整体改造的阶级性质及具体设想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大乡村教育观”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教育所应具有的先进理念和特色:一是教育地域的扩大，课堂、田间、车间、炕头等都可作教育的场所;二是受教、从教人员的增加，男女老少、农民、教师、官员等既是受教对象，亦都可作施教人员;三是教育内容的拓宽，读书、识字、乡政、自卫、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四是教育方式的灵活，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可以说，中国20世纪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已初具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

虽然目前已有人认识到:“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教育资本、文化资本，先使农民的脑袋富起来，再使农民的口袋鼓起来，腰杆子挺起来，人格的尊严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的宏观决策却相对滞后。一方面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政出多门、行政垄断以及行业壁垒等情况的严重存在，构成了远程教育向‘三农’延伸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高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电大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分担其中一部分职能，但无论就社会需要还是自身发展，电大都应当具有这种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电大除了把自己做大做强，提高自身在农村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外，还要协调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及其他高校的关系，协助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高校合作，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教育业务，发展自身，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显身手。由此可见，在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工作中，政府应当成立相应的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而电大系统则应该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在从教者与受教者关系的处理上，乡村教育运动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晏阳初早年在为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华工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物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平民的潜伏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

在具体实践中，梁漱溟、晏阳初都强调“农民自觉”，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二梁漱溟提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晏阳初认为:“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又说:“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就需要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们都提倡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结合，指导与帮助乡村居民进行乡村建设。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举家迁往定县，形成一时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梁漱溟号召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并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

梁漱溟抛弃优越的都市生活来到乡村，以满腔热血和激情“解救众生”，结果却遭到农民的冷遇，甚至反对，心中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他意识到自己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晏阳初认为从事“人的改造”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几十年乡村工作的实践使他感触颇深:一个强加于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因为满足不了其真正的需要而宣告失败。“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伙’。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已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救世主”的心态，而这对当代从事远程教育的人尤其有着警戒意义。

对农民人格的尊重，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这是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真正付诸行动，走出书斋，走出机房，深入民间。有专家建议，将普通高校的力量结合起来，让大学生、研究生在暑期进行实践活动，进行系统维护、技术培训和对农民作宣传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校教师、学生与电大配合起来，在课程开发、农村需求调查、新经验总结推广等方面共同设计一些项目，分步骤实施。只要政府支持，这些措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四

乡村教育运动不仅有着先进的理念，平等的态度，也在实践中形成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这对现代远程教育的计划的制定、教育模式的改革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一，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晏阳初主张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时代、符合国情、为全民而有的新教育体系。为此，他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并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他始终把调查工作列在第一位，强调一切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对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规划方案。在他的号召下，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深入定县农村，进行了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时间之长、内容之广，前所未有，最后由李景汉汇编成70多万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了使调查能够顺利进行，并得到精确、有用的数据，他还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并要照顾到农民心理和农村风俗等民间生活状况。”·晏阳初这一主张对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工作尤为重要。目前，农民讲求实惠，自主性差，有的还相当保守，看不到效益就不会主动介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呈现空洞化态势，这些都是要充分考虑的。’因为纵然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先进的网络技术，有高水平的师资，若不通过调查获知农民的真实需要，那只能是摆设，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乡村教育运动创力、大量试验区，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1931年)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达193处之多。为了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教育救国方案，晏阳初特别重视从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材料，进行研究实验。他说:“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实验室，社会科学的实验也需要实验室，但这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图书馆，而要在社会实践中，在农村里。”7’“，定县就是这样一个改造农村社会生活的大的“社会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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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2008年河南的胡萝卜、白菜滞销到2011年的河南芹菜、湖北包菜等蔬菜滞销，类似现象的频繁出现，已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频发的农产品滞销现象表面上看，反映出广大农民对市场经济下的农产品价格规律还很不适应，在种植结构调整上盲目跟风，最终导致某一地区某一时段农产品过剩滞销；但是究其根本，农产品的滞销现象充分暴露了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产品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农超对接不完善等。有关人士在2010年5月的商务部例行会上指出，相较于游资炒作、天气情况恶化这些短期因素，农产品流通成本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国的流通环节成本在农产品方面体现得比较高，是国外的2-3倍。加强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一体化建设是解决农产品滞销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

文献综述

从国内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大多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上。

周力、周革非（2005）从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两个方面着手，认为要进一步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系框架的建设，提出要注重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的建立，不仅要规范批发市场，还要发展零售市场。主张农村日用品工业消费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应该同时发展，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秩序要加大整顿力度，建立农资价格监控机制和农资损害赔偿机制。要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门槛和风险，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并且在加快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政策取向方面提出了一些观点，如建设加快政策创新加强法制体系及标准体系建设呼吁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和运行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和经济环境等。

刘湖、彭晖（2006）分析了当前农村商品流通市场发展滞后的影响因素，除了提出新农村现代流通组织网络建设的建议以外，还认为要加强农村流通管理体系的建设，要弄清政府的角色定位，加强农村消费者维权机构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刘建湖（2006）提出不应该采取二元结构模式分割处理城乡商品流通问题，而应采取城乡商品流通梯度消费模式，否则只能分化和加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鸿沟。他主张在全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前提下，根据城乡不同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实行相应的商品供销配备机制，将城市供应日趋饱和的成熟消费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导向农村市场逐渐拓展和转移，确保农村市场商品的物美价廉和消费安全。

张学鹏（2010）认为城乡流通市场体系不健全造成了农村消费市场发育不良，启动乏力的局面，严重制约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当前各地城乡流通市场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体系不完善、规划滞后、监管不到位和缺少符合农民需求偏好的商品等突出问题，提出一要提高认识水平、强化监督检查，二要立足优势发展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三要着力构建农村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渠道网络。

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城乡流通体系，本文主要以菲德模型为基础，探讨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一体化对流通经济的促进效应以及外溢效应。

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一体化建设的必然性

农业是我国举足轻重的经济板块，探索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构筑城乡商贸一体化的流通体系也具有借鉴意义。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而市场的关键在于流通。城乡商贸流通体系是涉及城市和农村的双方的，将流通方向进行分开区别的流通体系。将城市对农村的物流支持和服务体系也纳入了整个农业物流的流通体系之中。

从产业组织层面来说，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一体化可以界定为：城乡流通服务的供给方、需求方或供需双方基于提高流通服务品质并实现流通服务供需均衡的需要，以产权控制或资源控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对城乡相关流通资源进行整合的行为（聂凯，2008）。

流通一体化意味着将供应链中与流通相关的多个个体整合成为单一个体，由一个组织来完成原本由多个组织承担的任务，其目的在于提高流通活动的整体效率和效益，强调通过一个系统内所有流通活动之间的协同，去追求流通总成本的最小化和预期的客户服务水平。

建立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利用这个物流渠道将城市工业品送到农村，同时将优质农产品带进城。建立城乡商品双向物流，关键是建立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要对农村市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充分及时了解城市和农村的商品流通信息，根据农村市场特点，建立农副产品收购交易平台，在销售商品的同时，收购农副产品，增强农民购买力。同时，将收购的农副产品直接进入城镇市场。

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实证分析

（一）菲德模型

测算社会收益率即外溢性弹性的模型有许多种，菲德模型就是比较适合本文分析城镇和乡村商贸流通的社会收益外溢以及对流通经济增长的影响。

菲德（Feder，G）（1982）在研究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构造出了出口和非出口两部门模型，并且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为了分别测算这两种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菲德提出了两部门分析框架，即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将整个经济领域的生产活动都界定在这两个经济部门中，并且假设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不同，由此分别构建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基于两个部门生产函数的不同，推导出出口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的计量模型。

菲德用该模型对多个国家或地区的1969-197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证明，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具有重要的外溢作用。第一，出口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往往比非出口部门高，这就会使得要素从非出口部门流向出口部门，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出口部门可以带动非出口部门在生产管理技术方面的提高，出口部门与国际接轨，生产管理技术得益于国际先进经验，这样就可以带动非出口部门在这方面的提高。

菲德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1）

其中：K=KX+KN；L=LX+LN。在式（1）中，Y表示整个经济总产出，X表示出口部门的产出，N表示非出口部门的产出，K、L分别表示投入的资本和劳动要素。

（二）基于菲德模型的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菲德模型的基本思想，本文将整个流通经济部门划分为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和乡村商贸流通部门两大部门，两大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Z=f（KZ，LZ） （2）

N=g（KN，LN，Z） （3）

式中：Z为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的产出；N为乡村商贸流通部门的产出； L和K 分别是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下标代表部门。式（3）假设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的产量水平（Z）会影响经济中乡村商贸流通部门（N）的产量，即乡村商贸流通部门会受到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劳动力（L）、资本（K）和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

L=LZ+LN （4）

K=KZ+KN （5）

Y=Z+N （6）

用δ估计两部门间边际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即：令δ=两部门间边际要素生产率之差，表示如下：

（7）

gl代表乡村商贸流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gk代表乡村商贸流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fl代表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fk代表城镇商贸流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δ为城镇商贸流通部门与乡村商贸流通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力差异，本文认为其取值为正，即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高于乡村商贸流通部门。对式（6）的两边求微分得：

dY=gkdKN+gldLN+gzdZ+（1+δ）gkdKZ+（1+δ）gldLZ （8）

将式（4）、式（5）代入式（8）得：

（9）

其中，α是乡村商贸流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β是乡村商贸流通部门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γ代表了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γ代表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的外溢作用（gz）与两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两种作用之和。、和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力和城镇商贸流通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是城镇商贸流通部门产出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是国内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本文将国内资本的投资视同为资本存量。

为了分别估计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的外溢效应和相对要素生产力差异，假设对乡村商贸流通部门产出的弹性是不变的，令θ为g关于Z的弹性，则有：

（10）

将式（10）代入式（9），得到：

（11）

分别将一个常数项和一个随机误差项加入到式（9）和（11）就成为所需要的回归方程。通过式（9）对参数γ的估计，可以得到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对式（11）中的θ和δ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的外溢作用参数（θ）和相对边际要素生产力差异（δ）的值。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文构建的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模型如下：

其中，C代表常数项，μ代表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在样本空间尺度的选择上，本文以我国城乡作为样本空间，探究全国范围内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对流通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时间尺度的选择上，以2001-2011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数据处理的对象。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社会总产出（Y）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劳动力（L）以按城乡分就业人员数（年底数）作为收集的依据，资本（K）采用按城乡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商贸流通部门产出（Z）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级数据，县和县级以下数据即为乡村商贸流通部门的产出。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全国的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和中国统计局网站。

（四）回归结果分析

式（12）的回归分析。对式（12）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1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R2为0.984，拟合度比较高，F检验值为104.728，因此拒绝总体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对回归系数进行t检验发现，变量、、（）（）的t值分别为：2.539、0.650、7.213，分别大于t显著水平值， 因而拒绝自变量偏回归系数为0的假设。式（12）的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模型中解释变量前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意义显著，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促进作用，即投资率每提高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提高0.33个百分点；前系数为正，且统计意义显著，说明就业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太明显。

式（13）的回归分析。对式（13）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对表2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R2为0.985，拟合度更高，F检验值为67.146，因此拒绝总体回归系数为0的原假设。对回归系数进行t检验发现，变量、、（）（）、的t值分别为：1.902、0.208、

-0.288、0.520，分别大于t显著水平值，因而拒绝自变量偏回归系数为0的假设。式（12）的标准化回归方程为：

回归方程中，θ=1.611表示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产生1 单位时，其中就会有1.611单位的作用外溢到乡村商贸流通部门，从而影响乡村商贸流通部门的产出；城镇商贸流通部门相对乡村商贸流通部门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的作用，如参数δ（通过计算知δ=1.9）所示，δ=1.9表示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两部门同时投入1 元的资金，城镇商贸流通部门获得的产出要比乡村商贸流通部门多1.9倍。这也说明了城镇商贸流通部门有较高的生产率。可以看出，城镇商贸流通部门通过以上两种方式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

为了更好地拟合实际，客观地反映事实，两个回归方程都进行了消除自相关的处理，即引入残差的一阶的自相关系数，D-W统计值均在2以上，可以判定本文的回归已经消除了自相关。

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商贸流通部门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 测度结果发现：第一，从我国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直接影响来看，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是我国流通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二，从我国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间接影响来看，城镇商贸流通部门对乡村商贸流通部门的外溢作用不明显，对流通经济增长起到的是抑制作用。这一结果说明中国乡村流通体系存在较大的问题。

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改变以往市场建设中“重城市、轻农村”、“重生产、轻流通”的思想，依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逐步构建起以县域为中心，集镇网络为骨干，联系乡村分散网点并与农产品采购网络结合起来的设施先进、运作规范、联结紧密、辐射半径大的现代化流通网络。在农产品流通网络组建过程中，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采取加盟、连锁的形式，有选择性地吸纳实力雄厚的大中型流通企业加入到经营网络中，利用它们商业网点和流动资金解决建设费用缺口。

加强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一体化建设是实现农民劳动价值、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的一条途径，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提高农民消费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搞活农产品与城镇工业品的相互流通应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有效的支持政策、加大投入、培育农民流通组织发展等措施，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应尽快建立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利用现代高新技术，采取现代组织方式，为农产品流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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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61-06

一、争鸣的人类学村庄研究范式：先贤哲论的再认识

何以在“地方”与“整体社会”之间找到文化表述的结合点，这是中西方人类学者一开始进行村庄研究就关注的题域。20世纪30年代，西方功能主义倡导的微型村庄研究经吴文藻、、林耀华等先贤的改造后，逐渐本土化为中国社区研究方法，指引着有心志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展村庄调查。然而，正是这一西引的方法论，使“地方”与“整体社会”成为早期中西方人类学者激烈的争辩话语。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其所著《社会人类学》（1982年）一书中，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四本英文版民族志读本给予了尖刻批驳，并以否定性的口吻提出两个问题：自身社会研究能否做到客观；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针对利奇的第二个质疑，先生随后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以江村为例给予了肯定回答：“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①在后来的《云南三村》里，费先生又以“类型比较研究”方法回应道：“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②“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③

事实上争论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微型村庄调查，而且，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吴文藻先生主倡的社区研究方法的导引下，中国的村庄研究早已悄悄进入“早春天气”。1935年，林耀华先生通过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撰写并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系统呈现出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其著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和林耀华两人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均得益于吴文藻先生的精心培养。同年，当林耀华先生关注义序宗族时，先生则偕妻走上广西大瑶山。瑶山调查造成人间悲剧（妻子王同惠失足山冲，溺水身亡，先生身负重伤。）之后，费先生离开瑶山，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养伤期间，又在开弦弓村调查。后留学英伦，他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系统整理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该著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关系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搭配的社会整体，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高度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个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1938年，爆发，留英归国的，召集一大批人类学者群聚云南呈贡“魁星阁”。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云南三村》（、张之毅.1945）、《祖荫之下》（许光.1945）、《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1945）等经典民族志著作。费、许、田三人的社区关怀各有不同。先生特别注重土地问题，许光先生则注重礼俗文化，而田汝康先生则特别关注“边民”的生活方式对于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费、许二人都想从“小地方”的描述来透视中国“整体社会”，而田汝康先生关注田野生活中的“他者”，试图从边民的社区生活中，借以洞察主流市场经济模式的仪式形态。 “这批早期本土人类学家的成就，被国际人类学广泛承认，他们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在写作，曾师承海内外人类学家，调查成果既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先进的国际人类学理论构成对话。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注：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通过村庄研究，他们萌生并践行着一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魁阁精神”。

或因师出同门，费、林二人在吴文藻先生的导引下，始终把“微型社区研究”作为其民族研究的重要方法。抗战爆发，北京高校的学者们向中国大后方转移，林耀华先生也因此有机会到了川、滇、康交界的大小凉山对彝族村寨进行调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汇集林先生的调查研究论文及教学书稿，编撰出版《凉山彝家》。林先生分别从区域、氏族、亲属、家族等九个层面的细致述写，为人们真实呈现了凉山罗罗人的生产生活现状。该书见面读者后，受到了美国国伦比亚大学的胡先晋女士等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好评。在西方许多大学里，该书还被指定为教学阅读用书。脱手《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彝家》的林先生并未放松对中国村庄的调查。1944年至1948年四年时间里，林先生一直都在关注福建玉田县黄村农民的生活。1949年，他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问世，为西方学者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画面。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特殊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学者从西方人类学界采借的微型村庄社区研究方法被迫放弃，中国的村庄研究一搁置就是二十多年时间。在这期间，中国人类学者的眼光开始转向少数民族的规模普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古文献资料，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视野。西方人类学家失去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得不坐上“摇篮椅”开始进行遥远的中国想象。但也正是他们遥远的“中国想象”，使很多海外人类学者更加坚信利奇的中国质疑。他们都认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能将时间和空间上与世隔绝的社区当成研究的唯一内容，而应该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与历史进程展开研究。这种理论关怀，在汉学人类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那里表现得最为彻底。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皇家人类学会上作“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演讲时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以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为主线，不能以村庄民族志为模式，以村庄研究的数量来‘堆积出’一个中国。他主张综合人类学和汉学关于文明史的研究，来表述中国宏观社会。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认为，“怎样将这个‘小地方’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叙述’结合起来，弗里德曼本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所幸的是，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村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注：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第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施坚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第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他认为中国的村庄向来不是孤立的，且中国社会的基本网络不在村庄而在集市。一般而言，六个村庄形成一个基本的共同体（“标准集市”），要对中国真正的社会结构有把握的话，必须研究这个标准共同体。

二、人类学村庄变迁研究的可能路径：后生俊杰的几种尝试

社会发展变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追述村庄变迁历程也就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追逐的时髦潮流。前辈先贤的村庄研究，对我国人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以至于当今的人类学后生在进行实证性研究时，都会有意贴上“以某某村庄为例”的标签，以彰显文章的生动、翔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村庄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没有引发研究人员的过多关注，村庄里发生的很多故事伴随村庄主体（村民）的代际更替而流逝。所以，30年代，当中国学者们在细写村庄时，对于村史的记述，除了照搬村落社区“权威人士”的口述材料之外，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村庄历史的表述，普遍关注村庄的当下知识。学人们当时的笔文记述渐而形塑和丰富了小村的历史知识。

人类学后生俊杰的村庄研究，在保有村庄历史表述的基础上，尝试出许多新的路径。这一时段的村落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村落自治制度和自治组织改革研究、村落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研究、村落宗族势力研究和村落文化变迁研究四大类型。其中，村庄现代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最早从这一视角来关注中国农村的是王汉生（1990）。王汉生从村庄“工业化”和“集体化”程度的视角，概括了村落变迁的解释模式。他认为集体化程度与社会分化程度具有同等的意义。集体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低。他的类型区分主要指华北、西部、浙江和江苏的村落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1992年，受王汉生的启发，陆学艺开始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时期的中国著名村庄进行变迁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渐离开土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其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1997年，折晓叶撰写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出版，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万丰村为个案，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社会变迁，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变迁并未按照西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某些假设而进行，而是出现了新的动力、规则、关系。超级村庄既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存在，又保留有典型的村社区特点，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与原则”[注：折晓叶、陈婴婴：《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00年9月，折晓叶、陈婴婴又出版《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深入比较了三类村庄，对超级村庄这种新型社区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其内部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超级村庄以微观形式显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倾向。

村庄变迁研究使西方民族志研究方法在我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践。然而，在村庄变迁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人类学先辈回访数年前调查点的重要意义（六访广西大瑶山，数十次回访江村）。怎样有效地回访田野，先生在晚年时反复提到两种学术观点：“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这两种选择都可行。”受前辈的影响，后生们也开始循先贤足迹，追访著名田野点。“回访使我们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注：庄孔韶：《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坚信，对人类学重要先行者的调研点进行再研究，既可检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可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还可以较快地与国际人类学学界进行理论对话，从而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状态。在他看来，“再研究通常是对他人的调研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人原先的调研点做田野工作，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注：兰林友：《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国人类学后生俊杰身体力行，已基本上回访完先辈走访过的田野点。

著名田野点回访延续的仍然是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由于有前辈学者留下的经典村庄民族志为参照范本，在追踪村落历史变迁的同时，学者们便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村庄进行对比研究。林耀华、、许光、田汝康、杨懋春五人在过去的村庄调查研究过程中最为著名，因此，晚辈后生对这些调查点进行追踪调查的积极性也最高。最早在我国北方农村回访的是戴瑙玛（Norma Diamond），她于1979年就来到访过杨懋春作品中的山东省台头村。后来，潘守永才又回访台头村。潘守永认为，中国的村庄不是孤立的，乡村研究必须分析村际关系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杨懋春从家庭和村落关系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农村，抓住了我国乡村文化的本质，施坚雅等追随者，试图从市场的层面来勾画中国农民生活和交往的圈子，是误入歧途的。潘守永开先河之后，阮云星也开始回访林耀华先生的义序宗族村落。他尝试用“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来解释义序宗族的变迁。他在田野回访中深切感到，昔日的义序宗族乡村再也不是宗族自治的乡村单位，即使20世纪90年代出现宗族复兴，也只能是非（准）制度性的传统姓氏地域上的家族主义亚文化。他强调义序乡村的传统文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致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今日义序的村民仍受交织在一起的新旧因素的影响。正值后生学人轰轰烈烈地进行著名田野点回访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也想到了导师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开创的田野点。他通过回访凤凰村认为，不论都市化的道路有多长，城乡结合部还是要慢慢地消解在城市中，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社区。从指导变迁的角度讲，社区居民的适应调适，不仅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

著名田野点追踪调查较为系统也较有影响的是王铭铭教授指导的云南“三村”回访。2000年，王铭铭教授利用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研究机会，千禧年之际，把自己“门下”的三位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派往云南“三村”。回访禄村的张宏明重新考察了曾关注的地权问题。他发现，与《禄村农田》中所说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只是在表层上归属于禄村人。国家是所有者，农民只是使用者。农民每年都要承受赋税的压力，朝廷统一使用税收的资源，以“再分配”的形式将这些资源用在“礼仪”等公共事务上。因此，他认为，所谓“消暇经济”事实上就是当地公共仪式的民间制度安排。梁永佳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许光《祖荫之下》的喜洲小镇的传统性的本主崇拜。他认为，本主仪式与非本主仪式在喜洲构成某种复合，是因为当地的土著社会理论背后隐藏着一种“性别的对立统一”原则，它蕴涵着某种等级性。褚建芳沿着田汝康先生的足迹进行田野回访时认为，田汝康先生只强调了当地傣族的施舍与散财，而不在乎“得”与“积”。事实上，人神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傣族在做“摆”时，并不只出于“虔诚”，还带有某种期待回报的心态。人与神之间“功德”与来世所能获得的地位之间的“交换”才是“摆”仪式所追求的。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选出八位人类学先行者和九位后继者的研究成果，集中收编在《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书中。该书系统总结了上个世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以及后生们新的研究心得，新老学者跨时空对话，使著名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继续延伸。这些回访，尽管先辈们的立论部分受到质问[注：兰林友在质问学者们使用的田野材料基础上，直接否定了先贤的立论。兰林友博士详细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曾经利用满铁资料所研究的华北六村。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他认为，在后夏寨的村落政治场景中，不是像杜赞奇所说的以宗族竞争为主线，而是以场景性的政治结盟为主。村落派系竞争的实质是争夺村落领导权，其个人的政治立场不是以亲属关系决定，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才是人们主要的目的。无独有偶，黄宗智在批判满铁资料的同时，却又过度地利用满铁资料。黄和杜两人都以外显姓氏符号来建构宗族，忽略了华北历史上多次移民和战乱的巨大影响。黄宗智所认为的后夏寨的大族王姓，实际上有四种来源，李姓也有三种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同姓不同宗’问题。因此，黄宗智认为的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认为的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见解，因其前提失误而完全站不住脚。华北宗族是一种不完备的、残缺的宗族概念。]

，但总体而言，后继者都对先辈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新乡土本色的人类学表述：“村”与“非村”

1.村庄的历史记忆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中西方人类学学者在关于“村庄与整体性社会”争论的过程中，隐约表现出一个共同意识，即村庄是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在摒弃西方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之后，在国家强势话语下，人类学以中央民族研究院为牵头单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澄清了地方社区的历史面貌。然而，因受制于当时流行的“社会形态论”，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给出历史的“地方感”。“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积累起来则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新的适应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变迁。”[注：徐平：《羌村社会》，第2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人类“历史之岛”上的一个“结”。人类学方法论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都市人来说，边疆民族村庄的概念无非是贫困、落后、瘟疫等抽象概念。这些关键词向人们传递着边疆乃蛮夷之地的印象。后期，惠于人类学前辈先贤的村庄民族志读本，村庄知识才得以公平地传递出来，从而成就了国家的治边政策。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忘记了先辈们叙说村庄时的客观历史，而指责先辈们缺乏对村庄历史的关怀，以此来彰显自己尊重历史。世迁，在现代化场景下，少数民族村庄已经被“地方性知识”形构成各种功能完备的区域性共同体。人类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资质对村庄道“远”（历史学家的关怀），也应该将村庄历史置于重要位置，从动态的时间层面书写变迁中的乡村。

2.村庄的现实表征

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土”，先生曾在《乡土中国》里用“无讼”、“同意权力”、“长老统治”、“礼治”、“以足步辨音”等关键词来做过概括。费先生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之间交往建立在情感互惠的基础上，人们通过肢体行动就能会意他者的心境，因而，说农村人土气，要送文字下乡实在有些多余。当然，费先生概括的这种乡土本色，主要是基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土知识，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表达。西方学者则习惯用“机械团结”（涂尔干）、“共同体”（腾尼斯）概念来表述。随着社会历变，文明进程对传统乡村的再造。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乡村被重新解构为一个重经济利益回报的“半熟人社会”。在“商品拜物教”意识模式下，物品地位被人们抬升到至高位置，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关系却被人为贬低。远亲近邻的传统乡土观念，早已经被社会利益关系“打包”成“见钱不见人”的经济理性。过去那种祸福均沾的精神共同体被置换成利益交换的生活世界。乡民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表达。村庄主体已被异化成交换的“商品”。新乡土本色使许多学者陷入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幸福却大打折扣的苦思中。一些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极度期望重返“理想的沟通情景”。

实写当下村庄、叙说乡野中的真实知识是新乡土叙事的大趋势。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点注意：一是文明进程中累积的知识。文明进程的知识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正因有文明进程的阶段性知识，现代文明才得以形成。一些学人或许责问：将历史分为两次来写，意为何？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误解。“现在”是将来的“过去”。村庄未来的历史仅是一个想象的异邦，如果想对村庄的未来展开充分想象（前景预测），理想的方法就是对现在村庄的解读，揭开这个混融了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的“包裹”，探清村庄社会发展变迁的实证面相。二是文明进程中的乡民意识。新乡土中国社会，村民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守望相助的心野，人们的行动更具有目的性。生存是天赋的权利，当村庄这一空间发生质变、乡民丧失各种权利时，村民通过诸如“找关系”、“走门路”等另类手段来达到目的就是注定事实。因此，实写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的新乡土本色，除呈现村庄客观的阶段性文明外，村民的心态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

3.村庄的会通逻辑

“传统”和“现代”是时间格式化的概念，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概念“去时间化”，那么，所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便可以简单归结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空间“烙印”。因为传统就是过去的现代，现代将会沦为未来的传统。将研究内容界定在村庄历史和村庄现状这两个层面，不但没有忘记“时间”，而且还怀有一个意图，即在文本表述中，利用时间概念将村庄切割成两段不同的断代史，从而进行对比研究。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种方法表述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事实上，当今的人类学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条路径。我们提出“去时间化”概念，倒不是想翻新立意，特意创新方法“惊艳”抑或“光耀”于同仁，只是想从世迁、社会更替的时间过程来探寻村庄秩序构造的不变逻辑。时下，一些刚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新人，常带着满身学院味，走进边远于国家中心的少数民族农村，由于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仍然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中国的“大队”、“村社”生活格局，便常叹当地人“无时间”，以至于每每和别人谈起，他们都会兴致勃勃地描述当地人如何“落后”，如何“不上进”。其实，一个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多么的合理人们才会去维持。对于当地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去完成“一向都这样做”的事情，即使“不合时宜”，也仍然比让他们从事从来没有任何经历的“较合时宜”的事情容易得多。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一向这样做”已经内化为乡民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会通逻辑。对他们来说，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远比做一件“合乎时宜”的事更为自然。当然，在当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已经触及到村庄的每个角落。在中国版图找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痕迹的“划外之夷”已经变得不可能。言说乡土社会中“不合时宜”的会通逻辑，意在坚持国家形塑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下村庄的会通逻辑，赋予村民充分的乡土建设的自主性。

4.中国表述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研究员曾与杜赞奇先生有过一段引人回味的对话。他们认为：“讨论国家与社会问题时，基本可分为两类思考的角度。第一类就是像上下级关系那样的领导与被领导，也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第二类从下而上的方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多，社会学方面也做得很多。其方法可能是统计，也可能是个案分析，但这些个案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究竟怎么样对话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单纯地从国家往下看，或者单纯地把地方看成一个非常田园的、和平的传统社会，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注：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从村庄层面来探寻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理路，把“家”、“村”、“社会”、“国家”、“天下”连于一体，并试图把“家”的伦理贯穿于国家与世界秩序之中的理念，不仅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淀深厚，而且在西方理论中也影响深远。梅因的《古代法》文本中就是在家庭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历史性演化关系中展开的。摩尔根的经典名著《古代社会》，同样以类似的笔调从家庭的演化来论证社会制度的变动。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涂尔干、韦伯，则更从家族与亲属制度的形态，来展示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的历史。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也毫不例外地视家庭问题为法权、国家及世界文明演化问题的核心。

从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来观察研究村庄变迁问题，似乎会给人们产生这样一个普遍性预想：学者的终极关怀无非是要通过时间的回溯（伸延）来再度展演（推演）小村故事。当然，这种解读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还是“紧扣题意”。但这种表层理解并未触及范式的核心内容。如果遵循这样的范式来书写村庄，我们只需在村庄里随意选出一位具备汉族表达能力的农民，记录下村庄里每天发生的琐事，时过半年，或许就能出版字近十几万甚至二十万的村庄民族志读本。中国有数百万个村庄，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乡村，不仅背离惜墨爱纸的“低碳”理念，而且也无意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事实上，笔者在开端就以“汉学人类学”的村庄关怀为切入点，对“村”与“非村”的问题就给予了足够重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贯穿到我的整个心路历程中，也可以说是本研究所关心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后续表述中，已经将拙著的村庄研究提升级为探寻村庄秩序构造中的不变逻辑，已经隐喻般地表现出超越村庄研究，上升到区域性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这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GU Jia-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