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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s2011228)
1、 引言
影响口译质量的因素众多,既有人的因素,如译员自身的口译表现,口译交际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如发言人、听众、活动主办方、其他在场译员、译员雇佣方等不同的视角和期望,还包括交际活动中非人的因素,如交际背景、目的、内容、方式等。也就是说评价口译的质量要从这些众多因素的角度来评价,因此卢信朝老师认为,口译质量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口译的基本标准,即以译员为主要观测点的口译的一般质量标准;二是口译标准的多重视角,即口译交际活动所有参与者不同的质量视角以及交际中非人因素影响下的质量视角。但是就一个标准的可操作性来讲,这样的两重标准操作起来也许就不那么方便了。胡庚申先生认为:“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理念与口译的动态性特征不谋而合。
2、生态翻译学与口译
(1)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就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崭新的翻译研究范式。2004年,胡庚申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首次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目前研究的状况等,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与应用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扩展。所谓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2)生态翻译学对口译标准的启示
翻译活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首要的作用就在于实现交际目的。这一点也意味着忠实不应该成为口译译员的首要标准,最终评价口译也应该看双方最终沟通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期望中的交际目的。为了实现交际目的,口译员需要适应口译环境,最终生成一个与现场口译环境匹配的译文。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口译过程就是口译员为了适应口译生态环境在口译过程中的选择与适应,口译结果就是译者通过适应特定的口译生态环境并且在选择适应的过程而生成的最终口译文本
口译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The eco-environment of interpreting refers to the worlds of the source discourse and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comprising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and the physical setting of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s), and the client. )
这一解释与口译的动态性特征是吻合的。那么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来评价现场口译员的译文将会是一个更加合理的评价方法。
负责工程翻译的口译员面临的口译现场生态环境除了口译现场上的心理压力外,还会碰到许多专有名词,如炼胶工艺中的“炭黑”(carbon black),“塑炼(plastication),硫化(vulcanization), 静电除尘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等晦涩难记的专业词汇, 给现场口译增加了难度,对于这一问题,口译员是怎样适应这样的口译生态环境,顺利实现交际目的呢?
一位为现场负责施工、安装、调试的工程技术人员做口译的口译员,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检测供电设施时,中方人员问外籍人员:“你是否已经检测过所有的瓦斯继电器了?”译员熟悉“继电器(relay)” 这个词,但“瓦斯”英语怎样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双方都在等待翻译,情急之中译员给出了这样的译文:
Have you inspected and tested all the gas relays? I am sorry I’m not sure whether the term ‘gas relay’ is correct. By ‘gas’ I mean a kind of explosive gas.
回译文本:你是否检测过所有的瓦斯继电器?抱歉对‘gas relay’这个术语我不敢肯定。我说的‘gas’是指一种爆炸性气体。
黑色字体的译文从翻译角度看是不忠实的表现,但是这个译文符合了当时的口译现场的口译生态环境,译员对自己翻译的gas relay这个说法不是很确定,很怕翻译错了会造成更大的误会,于是对个人的译文加以解释,对于这个译文,外籍人员听后回答说“y e s ”,那么交际成功。
[2]黄璨.前景化理论与小说翻译――对学生翻译的实证研究[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8.
[3]刘宏伟,穆雷.我国翻译教学研究方法现状与反思――基于2002-2011年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J].外语教学,2013(02):105-109.
[4]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Leech, N. Geoffrey.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91.
外宣,换言之也就是ν庑传,向国外友人宣传介绍自己的特色及吸引人之处。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突出生态优势,展现生态特色,才是提升自身形象的关键所在。新乡市地处中原沃土,北依太行山,旅游资源丰富,长久以来吸引了无数国外游客慕名而来。为系统展现新乡的风土人情,新乡市政府及旅游局于2008年制作了新乡市旅游宣传片中英两个版本。本片既注重向世界展示新乡市的历史文化及自然和人文景观,又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辅相成,携手走过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此宣传片从侧面表现出,新乡市对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保护所做出的努力。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做首期翻译学讲座时,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原理,初步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003年11月,胡教授在国际期刊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专题英文论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自此作者将其之前所做的此项系统理论研究统称为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生态翻译学由自然法则中的“适应/选择”扩展到了翻译活动当中,提出了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生态翻译学一方面是“喻指”,另一方面是“实指”。“喻指”是把翻译生态比喻为自然生态,而“实指”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该理论主要原则是“多维整合”原则,主要指“三维”转换――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转换。
二、生态翻译学在宣传片中的应用
1. 整体和关联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生态翻译学注重的是“整体和关联”。从狭义上说,译者在翻译本质上有责任理解并保证原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平衡统一,同时应使转换过来的译文也能在译入语中实现动态平衡及互相关联。从广义上说,生态翻译学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要使翻译各个子生态系统内双向关联互动,同时又要保证翻译外却又与翻译相关的“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及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相互平衡并满足所需。
在新乡市旅游宣传片中,各个旅游场景介绍均由一个小标题引出,如:
例1:“Landscape: showing stunning natural beaut,观:见证得天独厚;Root: traces back to the ancestors,根:追溯同宗同源;Uprising: brings about dynastic changes,奋:济世扭转乾坤;Wisdom: grows with vicissitudes of history,智:感召岁月变迁,”等等。
此片中以Landscape, Root, Uprising, Wisdom, Faith, Simplicity, Happiness为主线,引出新乡市的地理风貌,由来渊源,历史纷争,巧夺天工,笃信善行,古朴民风,安居乐业。从翻译生态系统内文本层面看,字数对等,格式相似,使整篇译文浑然天成,整体性得到高度统一。而从翻译管理系统及翻译市场系统看,译者对译文的翻译符合了外部对译文的要求,依据市场所要求的外宣策略,从不同角度用形式相同的结构增加语言气势,加深外国人对影片的印象。
例2: 原文: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占尽山水风韵,冠绝天下奇景。
译文:Mt. Yuntai is marvelous with its mountain, unique with its water, grand with its peak, and serene with its valley.
原文使用了汉语多采用的四字词“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字数相同,格式工整,突出景点的特色山水峰峡。因此,为了达到动态平衡,译者在译入语以同样等效的形式,即形容词加介宾短语,突出了要宣传的对象及其特色。而marvelous一词更传神的表达了冠绝天下奇景,不必再赘述翻译。
2.多维整合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生态翻译学“多维整合”原则,包括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之间的相互转换及适应性调整。通过以译者为中心,进行“选择性适应”及“适应性选择”,经过多维度多层面的整合之后,整合程度越高,越是满足了动态平衡,译文质量也趋于更高。
(1)语言维。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了达到使外国人容易理解本民族文化的目的,在翻译时应注意翻译目的语的适应性选择。外宣翻译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译者因为一味强调外宣的政治意义而忽视来对外宣艺术的研究,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和语序结构,用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生硬的套译,结果只能产生大量不规范的表达,引起歧义。因此在做外宣翻译时既要准确传达源语的意思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进行选择与改变,不能生搬硬套,死译硬译。在词语,次序,句式等方面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此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
例如:
例1:原文:龙脉博兴 点亮荡气回肠的人杰地灵
译文:Breeds up the fertile land and diligent people with the dragon spirit
例2:原文:初见美景,人如画中
译文:At the first sight, the contour of the village is like that of a painting
在例1中,原文的意思是,代代延续着龙的精神,中原这片沃土蕴藏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并培育了无数卓越的人才。原文中点亮一词,若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应译为brighten或lighten,这样的直译会令外国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原文到底想表达怎样的意思。而breed up是根据整个句子的涵义,进行了语言上的适应性选择,译为养育,以达到译文读者可以顺畅地理解的目的。
在例2中,原文“人如画中”若按字面意义理解,指人好像站在画里面一样。直译应是people seem like to stand in the painting,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能突出视频中表现的风景如画。因此,此处意译为the contour of the village is like that of a painting更能显示出视频画面中的村落风景如画。
(2)文化维。在文化维上,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道德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的不同,对于同一事物,中西方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语言是文化的心脏,任何一种语言都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为了避免在交流过程中造成误解以及尴尬的情况,翻译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翻译时可有音译,直译,或意译。“音译可分为纯音译,音译加类属,以及音译加注释。”人名,地名或已被认为的词可纯音译,例如:baligou(八里沟),Guanshan(关
山),Bigan Temple(比干庙)。而一些食物可直译如:Niuzhongxi Sesame Seed Cake(牛忠喜烧饼),spicy soup(胡辣汤)。食物做法较复杂的可进行意译,如:Fish with Fried Noodles(鲤鱼焙面),Stewed Lamb in Brown Sauce(红焖羊
肉),此类食物可通过描述做法使国外友人明白到底其中的原材料及烹饪方法。
在翻译外宣材料时,若遇到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解说时,更应注意文化层面的转换,让译入语读者能达到与原语言读者相同的预期,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含义。“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同化。”翻译在读者当中的调节性作用使得“跨文化翻译是阐释的具体化,而不是文化形式的直接转换。”对中国文化应进行一定的解释而不是直接译为国外某种对应文化现象。
例:原文:万善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年选择云台山建寺,有位居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之意。
译文:Wanshan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Mt. Yuntai is that it’s believed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which in Chinese culture implies the source of all lives and the origin of all doctrines.
原文当中,出现了“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这样的道家思想,这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因此,解释其中蕴含的哲理是必不可少的。译文用which引导定语从句来说明选择云台山建寺庙的目的,因为它地处宇宙中央,是万物及万法的来源,通俗易懂的解释让不熟悉道家思想的人也能一目了然。
3.交际维。在生态翻译学中,交际维的转换即“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曾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翻译问题研讨)中作如下论述:“交际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到的同样效果。”只是单纯的译出原文的内容或形式,往往难以向读者准确传递原作者想要达到交际意图,因此,交际层面上的转换能有效地实现语言的语用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例1:原文:仿佛鬼斧神工雕凿而成的一个巨大盆景,又似名山大川的浓缩,园林专家称之为“自然山水精品廊”。
译文:the whole scene looks as if a huge potted scenery made by superlative craftsman, or a collection of renowned landscape, as a result of which it is called a “fine product of nature’s mountains and waters” by landscape and garden experts.
在原文中,仿佛鬼父神工雕凿而成,若翻译成made by ghost and god,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鬼和神仙造就的,在这里使用了superlative craftsman指这里的风景精巧之程度非人工可及。
例3:原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耳鬓厮磨,切切私语的情人瀑;四季长流,珠帘高挂的水帘洞;还有龙凤呈祥的龙凤壁;
译文:Many other scenic spots also spread here such as Qingren Waterfall, whose two branches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really looks like two intimate whispering lovers; Shuilian Cave, with its water flowing all the year. Longfeng Wall, with its mural of dragon and phoenix,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wall will bring good fortune to local people.
在原文中出现了情人瀑和龙凤壁,直接译为“Qingren Waterfall”“Longfeng Wall”,则很难令不懂中国文化的人明白其中的含义,情人瀑进一步解释为looks like two intimate whispering lovers,则将瀑布如胶似漆,亲密无间的感觉直观的传达给译文读者,领会到起名情人瀑的缘由。而龙凤璧若仅仅解释为dragon and phoenix,也并没有突出龙凤呈祥的含义,因此后面进一步解释了bring good fortune(带来好运)之意,可以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能理解同样的交际意图。
生态翻译学在宏观上注重整体与关联,在翻译原则上又有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的转换,通过各种适应及调整,实现翻译各群落的动态平衡。此宣传片的译文也从整体协调平衡,在语言维上,清楚准确表达了宣传重点;在文化维上,详细补充阐述中国特有文化;在交际维上,以过译或欠译来调整信息量,实现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理解相同的交际意图。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审视,此宣传片的译文为树立良好的新乡旅游形象及宣传新乡旅游特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11):96-99.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8-0160-02
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尽论述了该观点。近年,他又分别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解读”(胡庚申,2008a),“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系列学术共鸣或争论。
1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关联序链”理论
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序链理论”。目前,我国医学翻译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部分,西医翻译主要涉及西医的英汉互译,就是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作为源语和目标语的双向度翻译,而中医翻译则主要是从以汉语为源语向以英语为目标语的转化。无论是从已发表的翻译作品,已确立的翻译范式,还是从备受关注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来看,对西医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要高于中医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医学翻译研究在内容上的生态性相对失衡。举个例子说,西医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欧美名家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国的医生或医科学者要想在学术上得到国际认可,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必须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上,而这些杂志的刊发语言都是英文。与西医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的海外传播之路历久行艰,因为中医经典著作很难成功地被翻译成英文。虽然近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英文译著不断走向海外,但是优秀的中医英译本仍是寥若晨星。从语言哲学上讲,翻译实质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以英语为主的欧美强势文化大量被译成用其他语言表征的弱势文化,而其他语言所表征的弱势文化却很少成功地被译成英语为主的强势文化。这就是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在这种翻译生态中,强势文化“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 (Cronin,2003:167),而这终究会导致两种语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医英译的翻译策略:“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彼得・纽马克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的问题(Newmark,1982:19)。 巴塞尔・ 哈提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译者要么让读者去适应作者,要么让作者去适应读者(Hatim,2001:46)。可见,“适应选择理论”的主体是译者。在这里,译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在该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与操纵(胡庚申,201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不同层面做出适应和选择(胡庚申,2008b)。这就引出了翻译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有关译者身份的另一个问题:翻译实践是否以译者为中心。在中医英译实践中,“译者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关联序链”方式存在的翻译生态观所解构。一方面,中医英译译者身份确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所以中医文本的译者既要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要对中医的专业经验有所了解,更要具有专业翻译应具备的语言功底。然而事实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备的译者数量并不多,多数从业译者都是由不具中医专业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来。另一方面,中医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受生态序链中目标语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译者为中心”的观念被生态翻译学中的“关联序链”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在中医英译实践中,“适应选择”策略运用不当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有些译者把“带下医”译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将“室女”译成“home girl”或“room girl”,这是对其字面意义直接翻译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医术语里,“带下医”意为“妇科医生”,而“室女”意为“未婚女子”,如果译者知晓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英译选择:“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医英译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理论
在生态翻译学中,胡庚申教授主张采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他把此“三维”定义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并认为实践中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不同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根据这个观点,翻译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的动态对等转换,实现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动。“翻译的内容来源于文化”(刘法公,2000)。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医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义上正好与之对应,这时就可以用“归化法”处理(李永安,2002)。而中医的“五行”以及五行与五脏关系的术语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语中极难找到对应词,在翻译实践中,结合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约定俗成地将“五行”英译为“five elements”,将“脾土”和“ 肝木”英译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医术语“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译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这里采用的就是“异化法”,成功地实现了中医英译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中医英译的理想生态:“生态理性”观
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理性”观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胡庚申,2011)这种“生态理性”观在思维方式上体现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追求“译者”、“文本”和“环境”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应然状态。目前,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是:英语国家日益重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并逐渐开始研究中医理论;我国把中医视为传统文化瑰宝并通过传播中医技术来弘扬中华文化;中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专业知识的不甚了解;翻译实践中缺少对中医术语和医理表达的统一规范;知识性和文化性都过硬的中医译作为数不多;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很小。总之,医学翻译生态总体上不平衡。在生态翻译观指引下,中医翻译界要根据现实、适应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重新审视中医英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建立相关的中医翻译标准和术语规范;加强对译者的中医专业知识培训;鼓励和资助中医译著的出版以实现中医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终迎来医学翻译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理性生态。
5结论
本文以中医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关联序链”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医学翻译的现实生态,即哲学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消解了传统的“译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参考文献:
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3]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时代,译者被称为“舌人”;在西方译论中曾被称为“仆人”。“舌人”和“仆人”忠实于原语作者或作品并真诚地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化转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在为他者服务的从属角色。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要隐去自己的个性,淡化译者在介入原语和阐述目的语中的痕迹,使译文透明。当今社会,译者的地位还是不高,翻译一部作品比创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综艺节目中口译者的表现常被删除。这种对译者作用的忽视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漏洞,全然忽略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翻译作品的巨大影响。
翻译活动涉及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真空地进行平等交流,它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深入其中的译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翻译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4]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分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侵略显得更为隐蔽。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5]它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缓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化的主宰与话语权力压迫。那么,作为翻译活动主导者的译者在消解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可小视。胡庚申教授将这种翻译活动和过程概括为“翻译生态环境”,具体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总而言之,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见,在后殖民语境下,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导译者主体性能在翻译规范的指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鼓励译者从弘扬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抵制异族文化的强势迁徙,使社会规范和主体意识以互动的形式不断影响和改变翻译作品的轨迹,同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间的平等交流,时刻关注“‘语种生态’,保持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的健康平衡,从而维持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7]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性研究现状
近年来翻译界的学者们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翻译研究、哲学社科翻译研究、商务法律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等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性研究。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生态翻译学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特点与人文科学中的“翻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是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延伸与转型,反映了翻译学由传统单一学科视阈转向当代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许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的学者。他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互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和“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同时,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以及译者“自我适应”的适应机制和“事后追惩”的制约机制。[8]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通过不断展示自身的适应选择与判断创造能力,体现其自身的主体性,并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调整与适应,以维护翻译环境的整体平衡和健康发展。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许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译生态学》中曾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将“处理好整个村庄和所有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一个迫切任务”。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要想维护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进行,进而才能保证地球村这个大的翻译生态系统持续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世界各国文化正如其经济、政治地位一样,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霸权主义,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也仍然存在强势弱势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译理论所表明的,在当今世界,西方强势文化并未随着其殖民统治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相反,西方殖民语言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响着原殖民地人民的语言文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及法语出版。[9]而全世界的语言约有3500种,由此可见,欧语系仍然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语言殖民列强,它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消解的文化霸权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2)11-0014-02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同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频繁。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如何满足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即如何培养合格的专业翻译人才成为相关教育机构和用人单位共同面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几年来,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不断增加,而教学方面也达成共识,认为建立以发展翻译能力为核心的培养模式,“较以翻译理论或学术训练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更具有指导意义”[1]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翻译工作坊”的教学方法[2],以工作实践代替教学过程。那么,是否要完全摒弃理论教学呢?当然不是。不过,MTI培养模式下的理论教学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一、MTI理论教学的目的、意义和作用
理论指导实践,这是毋庸置疑的。在MTI教学培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针对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存问题,制定理论教学的内容和范围,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对13所高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教学中学生经常会问:“您想让我直译还是意译?”这表明学生并未明了翻译的实质。而这一后果恰恰是因为语言教学中以翻译作为外语教学手段,在学生头脑中形成非此即彼的惯性思维。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首先,要区分“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教学翻译是指翻译作为语言能力的习得和测试的手段,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单词、词组、句子或语法现象的意义,在讲解和练习过程中进行的指定性语言转换训练。优点是利用母语方便快捷的特点;缺点就是容易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一对应的理解,从而阻碍语言灵活运用,而且这一副作用越到高年级越明显。翻译教学是指以培养职业译员为目的,着眼于传译能力的训练。以MTI研究生为例,基本上都是外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语言知识与能力的准备可以说是合格的,但只有摆脱教学翻译的束缚,职业翻译教学才具有可行性。其次,要认清翻译中的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翻译是把文本置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考量。如果只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难免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非语言因素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文化因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学位办[2007]11号)强调翻译专业人才应掌握“宽广的百科知识”。应该说明的是,对于翻译来说,不仅仅要了解这些知识,还要了解它们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在不同语言中相应的表达。
(二)概括具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就其本质来说,翻译活动就是宏观层面的指导性策略与微观层面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过程。翻译教学就是帮助学生组建一个储备可供选择的语料库。那么,这个仓库里应该放些什么?穆雷、王巍巍归纳的专业型学位翻译研究生培养模式图示中包括“良好的双语运用及转换能力”、“ 了解基本翻译理论”、“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 熟练使用翻译工具”、“ 熟悉翻译流程与职业规则”、“ 较高的职业道德和译员素养”[3]。可见,入库的应是“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如果两者各不相干地堆放,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作用是微弱的。要是将两者组合起来,以半成品乃至成品的形式储藏在仓库里,那么使用起来就会格外地得心应手。功能语言学认为,语篇体裁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不同体裁目的决定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策略选择与体裁目的对等”[4]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将专业知识按照语篇体裁分类,再根据语篇体裁采取不同的翻译处理手段。由于仓库主人的差异,物资应具有个人色彩。换言之,每个人的仓库各有特色。
(三)归纳总结翻译经验
仓库物资堆放分门别类。教师应该帮助、启发学生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经验加工、提升。这方面学生非常渴望教师的积极引导,大多数希望“多指导、点评翻译作品的优劣”,进行翻译实训和讲评”[5]。综上所述,我们认为,MTI的理论教学应该是帮助研究生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体裁文本总结概括不同的微观翻译策略和方法,即高于加字、减字等具体的翻译处理手段,又不上升到诸如目的论、顺应论等抽象笼统的理论高度,因而恰恰适合介于本科与博士之间的研究生。我们姑且称之为“次理论”。
三、生态翻译学对次理论教学的指导意义
“生态翻译学”这一学科概念是胡庚申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提出的。引起翻译家的广泛关注,并有大量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目前已成立“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并召开了“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科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学术前景,也符合当今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趋势。这对于我们的翻译教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基于目的论、顺应理论、接受理论、关联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可以基本分为三派,一派是对读者、译文的研究,一派是对作者、原文的研究,还有一派则是两者对比研究,可以说这三派的研究都有其代表性、实用性,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三派都忽略了对译者本身的研究。其实,就翻译过程而言,无论是“顺应”还是“适应”,无论是“关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来完成的。而我们的教学恰恰是对译者的培养。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建立起来的生态翻译学明确并突出了译者的作用和地位,对翻译主体性的宏观问题进行了原创性探索,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翻译的过程,指出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6]。这一定义突出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开了套在译者身上多年的枷锁,充分显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维立体翻译法:即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之间选择适合的翻译方法。交际维的提出符合媒体语言翻译的特殊性。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非常适合作为媒体翻译的教学需要,可以作为基本教学理论的指导。
四、次理论教学法
(一)认识翻译理论发展进程―三维转换
翻译理论的发展进程足以单独开设一门课程,所以在我们的课堂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长篇累牍。事实证明,只要以恰当的具体例子才能使翻译过程说明问题,让学生既有直观的印象,又有概括的理念。比如,我们选择俄罗斯大选后的新闻标题为例“У Миронова не пили шампанское”。翻译理论的第一阶段注重“字词对等”:米罗诺夫没喝香槟酒;翻译理论的第二阶段注重“语义对等”:米罗诺夫败选;翻译理论的第三阶段注重“语用对等”,即尽力保留原文语言风格和特色,包括修辞手段和文化内涵:米罗诺夫未能喝上庆功酒。这三种情况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要针对具体情况具体使用。这样,学生就不会再纠结于直译还是意译的困惑。
(二)帮助建立媒体语料库 ― 翻译生态环境认知
媒体语言内容纷繁复杂,词汇涵盖面大,是对译者单词量极大的考验。同时媒体语言趋于程式化,大量的套话、惯用语,尤其是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政论语汇复现率极高。建立自己的语料库,可以大大提高翻译效率。建立语料库的最佳方式是将两种语言对应起来,即词典方式。我们建议对比中俄媒体对共同事件的报道内容,寻找对等词和表达式。尤其关注俄媒的涉华报道,学习其对中国事务的用词,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出现中式俄语。
(三)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选择不同体裁的媒体语料,由学生翻译后点评并总结规律性策略和方法。教师可遵循一定的翻译理论,但不必讲解理论,只引导学生达到需要的目的即可。本质就是帮助学生建立篇章体裁与翻译策略之间的直接联系。翻译以适应选择论为理论依据,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对理论本质有了感性认识和应用能力,但不必对理论本身深究。
专业型俄语翻译研究生的培养是相对较新的教学领域,在培养模式中包括解基本翻译理论和专业知识。MTI的理论教学应该是帮助研究生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体裁文本总结概括不同的微观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次理论教学。次理论教学法解决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之间的矛盾,以生态翻译学的宽广视角整合翻译理论资源,把理论糅合于实践训练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5]葛林等.诺德翻译能力理论观照下的MTI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翻译,2011,(4).
[2]李明,仲伟合.翻译工作坊教学探微[J].中国翻译,2010,(2).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该项理论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提出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①。
从汉英翻译本质来看,翻译实质上是语言的转换,文化是通过语言形式呈现的,文化是大自然界所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可以把整个翻译过程看成是一个与自然生态诸多方面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在翻译生态环境里,同样存在大量的选择、适应、生存、淘汰等自然现象,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互利共生”等生态平衡现象。在此前提下,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理念,据此,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三维转换”的翻译观点,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时需要综合考虑语言的“三维”转换观,进行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使译文能够达到多维的转化,生成选择适应度最高的译文②。
二、关于实用文本的翻译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实用文本的翻译实用性日益凸显。实用文本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文体,从语言极其规范的政府要件、科技论文等到语言相对简明的产品说明书、旅游指南等,都属于实用文体的范畴。在对实用文本的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对实用文本的翻译界定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贾文波将实用文本的翻译定义为: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实用性强,应用面广,其体裁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多具有现实的甚至功利的目的的文本翻译③。
实用文本的根本特点是其实用性,基本功能是荷载人类社会的规约信息。实用文本的翻译是一个可调节的动态信息传递过程,与文学作品相比,实用文本的翻译本质在于信息的传递,强调真实性,重视信息的传达效度。然而,信息的传达效度取决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传统模式、价值观念、心理期待、认知能力、社会关系及文本类型等制约因素。在翻译时,只有全部或部分满足这些制约因素时,才能达到信息传递效度的最优化。
目前,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研究,多数仅仅基于译者对自身翻译经验的总结,没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独到见解,并且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译者要以源语文本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将文本中要传递的信息功能,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形式再现到目的语之中,并使这些信息在目的语的生态环境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实用文本时,不仅要做到语言层面上和文化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还要处理在交际意图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最终实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实用性译文。
本文拟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解读阐释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以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风景区一则“乘客须知”的英译为例进行评析,以此阐述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更好地开拓生态翻译学理论的阐释力。
三、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以一则“乘客须知”的英译为例
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栾川县城东区,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园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因道教始祖老子归隐修炼于此而得名,自古被尊为天下名山、道教圣地,有“中州地区天然动植物种质基因库”之美誉,号称洛阳的“避暑山庄”,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为了满足需求,游客必经之地都配备了中英双语的实用文本――旅游指南,因此旅游指南英译质量格外引人注目。这则旅游指南中的“乘客须知”矗立在老君山风景名胜区索道入口处,下面就从“三维”转换的视角评析上则“乘客须知”的实用性翻译。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适应性选择转换”涉及语言书写、用词、语法、省略等各方面。由于汉英思维方式不同,汉英实用文本在语言表达层面存在诸多差异,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然而,这则“乘客须知”在翻译时忽视了翻译生态环境,没有能够在语言维上进行适度转换,错误重重。
1.书写不规范
在译文第三项的末尾When the,根据整体的翻译环境,应为下面第四项“索道运行时”的翻译,出现了断句的错误;在译文最后,把“洛阳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译为Luoyang Laojun Traveling Rope way Company,漏掉了“山”的翻译。这些典型的低级错误,可能是翻译人员本身或制作公司人员的粗心造成的。
2.用词不确切
此类错误占有较大比例,例如: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上车”译文中,“corrosiveness”为名词,而原文的语境中实需形容词“corrosive”。
“患有高血压”的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更是让人不得其解,contract意为“签合同,订立契约”,让国外游客觉得得病还需签订合同或订立契约吗?在英语中,“患有……疾病”的常用固定句式“Suffer from...”。
“严禁乘客在吊厢内摇摆伸头探望……”中“吊厢”译为“hang the theater box”,其实际意义为“在戏院的包厢里上吊”,与原文传递的信息相差甚远,让国外游客难以理解,根据实际的翻译环境“the carriage”更贴切;“伸头”译为“raises one’s head”,极为不恰当,raise意为“提升;增加;高处;举起”,与原文含义不符,建议译为“get one’s head out”。
“……向外抛撒废弃物”中“废弃物”译为“abandons the goods”,很明显,汉语的名词被译为英语的动宾结构,与原文的意义不匹配,用一个词“wastes”即可。这样既符合实用文本语言精准简洁的特点,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很容易让国外游客理解。
“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中的“出口和进口”译为export和import,二词的原意是指货物的进出口或输入和输出,并非通道出入口,原文指索道的进出口,exit和entrance比较准确。
“不准硬挤和抢座”译文“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中,hardly的英语原意是“几乎不”,而非“硬”的意思,在此文的语境中,“硬挤”有挤过去之义,译为congest更能传递原词的语言涵义。
3.语法漏洞百出
语法是这则“乘客须知”翻译的最大败笔,例如: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乘坐索道”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无论是从时态还是从句子结构上都不正确。从这句话的整体翻译原意看,“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是形容词短语作定语,修饰“患者”,而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是以动词Contract开头的祈使句,不能做定语;还有heart disease’s的所有格形式作定语,也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再者“建议”译为过去时suggested,在整体生态环境中没有做到最佳“适应与选择”,这个“建议”是时时的,并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应为一般现在时;suggest后面的宾语从句不应为祈使句。
“未经站长签字特别批准”译文“Sign without 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中without是介词,后面常用名词性短语,而“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为完整句子,是错误表达,最好译为“Without the approval of stationmaster”。
“严禁携带……”译文“Refuses to carry”;“不准硬挤和抢座”译为“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依次进站上车”译文“Enters the station”。英语的祈使句构成形式:动词原形开头,否定形式是在整个结构之前加do not,don’t或never,因此只能用动词原形refuse,do和enter。在“乘客不得擅自进入驱动机和控制室”译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do作为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的否定助词,却没有加-es。
4.英汉表达不一
在同一个牌子里,翻译表达不一。“乘客须知”四个大字用汉语拼音,并且大写翻译为CHENG KE XU ZHI,而下面的条款则用英语表达,极为不妥。
5.按照汉语字对字或语序直译
我们仔细观察这则“乘客须知”就会发现,几乎每个句子的翻译都是汉语的语序,是逐字翻译的,完全是字字对译,译文反映出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译文的内容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或不符合国际惯例,使得译文胡译乱译。比如:“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被译为“has corrosiveness, the irritant smell’s goods”; “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的翻译“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服从工作人员指挥。依次进站上车,不准硬挤和抢座”译为”On own initiative observe the public peace staff to direct. Enters the station in turn boards, 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这些译文在翻译时几乎没有做任何“整合适应选择”,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逐字直译的,外国人看不懂,就连中国人也迷惑不已、不知所云。
实用文本的内容必须用准确的语言“适应和转换”,语言的准确选择和转换,取决于思路的清晰,同时取决于对字、词、句的精心选择和反复的“汰弱留强”。每个词每句话都必须有明确的含义,即用词要准确无误,造句要合乎语法和逻辑,还要善于辨析词义,区别词的感彩,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避免用词含混,歧义迭出;或用语不慎,前后矛盾;或概念不清,留有漏洞;或判断不当,结论模糊。以上这些例子在译成英语的过程中,问题都出现在语言维的转换上,没有能够在语言维进行适度的转换,使得译文的意思与原文大相径庭,严重影响了实用文体“乘客须知”的实用性。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不仅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有共性,更有差异,这些差异带来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实用文本的翻译和各种文化也有着复杂的交错联系。这则“乘客须知”在翻译过程中,没有透彻地理解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忽视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观念和差异,没有很好地实现文化维的选择转换。例如:
“乘客不得擅自进入驱动机和控制室”译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arbitraily,意思是“任意地;武断地;反复无常地;肆意地”。 Arbitraily是贬义词,给人不守规矩之感,用在此语境里,会破坏外国人的旅游好心情,所以有文化差异的词语误用会破坏旅游景区的良好形象。这句话我们不妨翻译为: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drive and control room.这样的翻译能够反映出我们对外国人的尊重,同时照顾到英语文化的习惯。
“……向外抛撒废弃物”和“不准硬挤和抢座”等这些不文明行为,坦白地说,在国内各种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甚至某些不文明之举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实用文本的出现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没有必要条条都翻译成英语。这些不符合西方人文化的错误译文会让外国友人感觉,我们认为他们连最基本的礼貌和文明都不懂,这样不但对他们没有实质作用,反而会伤害彼此的感情,甚至会损坏国民的国际形象。
对于这样的实用文本,译者一定要考虑到原语与译语不同文化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做出文化维的正确“适应与选择”。只有实用文本的翻译符合译语的生态环境,较好地实现了文化维的转换,真实地传递了原语的语用意义,翻译的实用性才能达到信息传递效度的最优化。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目的语的交际意图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④。
实用文本的功能属于呼唤型,其交际意图是要达到警示和告知的效果。在翻译时,除了要注重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注重交际意图的实现。但从“乘客须知”来看,其忽视了实用文本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例如:
“乘客须知”译为汉语拼音CHENG KE XU ZHI,对外国游客来说,等于没有翻译,标题就失去传递信息的功能。这样的实用文本译文不仅违背了语言维,更违背了交际维,无疑影响了提醒乘客注意的实用际意图,最好译为英语“Notice for Riding about the Cableway”。
西方人针对一些起警示和告知作用的实用文本,在翻译时更偏向于使用“暖”色调的词汇。“严禁……”译文都选择“refuse”一词,这个词本来是“冷”色调的词汇,语气比较生硬,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翻译生态环境,换用成一些较中性柔和的词汇,或语气较平缓的结构,或采用以 No+n.或No+v-ing的结构,较完整地转换原文的内容和实用意义,达到交际目的。如“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上车”,可以选择Flammable, explosive, corrosive and pungent cargoes are prohibited to carry;“严禁在站台上照相和逗留”,建议译为“No photos and stay in the platform”。这些译文显得更加礼貌和贴近人心,与原文的传递信息最接近、最适应,属于“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乘坐索道”,仔细体会这句汉语的含义,中国人都会产生歧义。“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是本句的主体,提出了建议“不要乘坐索道”,而非洛阳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建议“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不要乘坐索道”。汉语本身就失去了交际意图,更何况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显然,这则按字面意思机械地对等翻译,根本没有照顾到英语的表达习惯,外国游客没法理解,建议译为“The passengers who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 are not allowed to ride the cableway”。“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的译文“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这个翻译在交际过程中外国游客根本无法理解,不知所谓的“进口”还是“出口”,更不知从哪里上哪里下。根据“乘客须知”的翻译语境,可译为“Please lift up and down in the correct access”。这样的翻译既简明恰当地转换了原意,又准确地达到了交际目的。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交际维的受众接受度和理解度,除了考虑到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维上不同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维上文化背景外,还要为了实现交际意图考虑到交际维的最佳“适应与转换”,甚至更“多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四、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观研究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就是把原文本放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分析和探讨,实现实用文本译文在“适应与转换”上的得体性和准确性,以便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准确达到交际目的。
注释:
①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②同上.
③朱敏.翻译功能理论关照下的实用文本的翻译[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④谭碧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翻译新探[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2]贾文波.汉英时文教程[M].中国出版集团,2004.
[3]谭碧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翻译新探[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26-03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研究生教育结构性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继传统的翻译学硕士(以下简称为MA)后,于2007年开始设立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下简称为MTI)学位点,目前已有150余所院校取得了MTI教育的资质。这标志着我国翻译硕士教育明确形成了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培养体系。翻译产业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短缺催生了MTI的产生。MTI的设立改变了我国翻译硕士教育单一的学术型学位类型,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加快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一次重大改革举措。近年来,对于翻译硕士教育,特别是MTI教育的特色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及发展趋势等问题,教育界和翻译界都有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穆雷、王巍巍从现行MTI课程的调查分析,翻译行业对MTI教育的启示以及MTI教育的培养模式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在MTI教育中体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特色等问题。苗菊、王少爽通过对翻译公司进行抽样调查并对其公司网站的招聘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来说明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多样化教学模式对MTI教育的重要性。仲伟合就MTI的设置方案,专业学位与研究型学位的差别,MTI的办学条件以及对外语教学的挑战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2009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全国首届翻译硕士教育与产业研讨会,专家和学者在会上就翻译硕士教育与翻译实践、翻译产业需求与翻译技术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许多观点和见解令人注目。本文根据5年来MTI教育的培养实践和发展趋势探讨MTI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1 MTI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1 专业学科定位问题
我国MA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是设在二级硕士学位点英语语言文学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的一个研究方向,从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看,主要是培养学术型翻译人才。MTI教育始于2007年,其目标是培养能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因此,这一专业学位的设立意味着我国翻译硕士教育专业型培养体系的确立。但从5年来的培养实践调查来看,一些培养院校在MTI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专业学科的定位和理解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专业型和学术型翻译硕士在培养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和界定不够清晰,因此在MTI教育中出现了两种倾向:其一是MTI的培养基本上沿用了翻译方向MA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在教学和管理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致使不能很好地体现专业型和学术型两种翻译硕士培养体系的差异,背离了MTI设立的初衷;其二是在MTI的培养过程中过分强调翻译的技能性和实践性,忽视翻译学科理论的传授和学生素质的积淀,表现出简单实用主义的学科建设倾向。
1.2 课程设置与培养过程问题
作为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最直接的体现,MTI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设置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体现在主干课与选修课设置时相关实践课程设置不足,雷同于传统的MA课程设置,理论课比重过大,没有根据本地区和本院校办学特色开设相关课程,与MTI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培养目标相违背,没有体现多样性和培养的特色;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翻译学科理论课开设严重不足,专业技能课开设过于杂乱,缺乏系统明确的培养目标。从培养过程来看,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毕业论文选题。根据对已毕业的MTI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调查,论文选题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明确,研究型选题占到三分之二,这与翻译硕士注重实践的初衷相左,反映出培养过程有待完善。
1.3 管理与评价体系问题
由于MTI教育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管理与评价体系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现阶段仍缺乏比较完善的MTI教育评估标准和评价体系,各招生院校根据各自的理解开展工作,这不利于MTI教育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质量的保障。一些院校在MTI培养过程中管理不到位现象严重,存在着重学位研究生教育、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现象。各院校对MTI的教学管理方面很少配有专职的管理人员,疏于对教学过程的管理,因此,难以保证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此外,MTI的教材建设、教学模式、基础设施与实习基地等问题也有待解决。
2 建议与对策
2.1 理清学术型与专业型翻译硕士之间培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应该说尽管MA和MTI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等方面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异,但它们又都具有翻译自身固有的学科属性,他们的学科本质是相同的。作为同一翻译学科的两个不同培养方向,它们之间应当是相通和互补的。因此,在具体落实和体现两者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时,应该充分考虑它们之间培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能有分割与对立,不能简单归结为翻译学硕士是理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实践。任何脱离翻译的本质,忽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简单实用主义的学科建设倾向都会影响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总体而言,翻译学硕士在课程设置上更偏重翻译理论以及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等方面内容的传授,有关翻译方面的课程不但相对较少而且缺乏翻译实践类课程,具有比较浓厚的翻译学术研究的个性。这种个性具有学术拓展的优势,但在如何能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翻译社会性、复合性等方面有所缺失。笔者认为翻译学硕士的发展和建设应该吸收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中的学科发展营养,在保留发展其学术个性的同时应当加强其社会服务性,以弥补其服务于产业和时代内容的不足。MTI在课程设置上更偏重翻译实践,其个性在于专业化、职业化、技能化、市场化的特点。根据国家MTI教学指导委员会拟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精神,MTI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科技翻译、典籍翻译、传媒翻译、旅游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等等,并且要构建符合各个方向的课程体系。但是无论什么方向,都不能有翻译学科理论的缺失,因为没有翻译学科理论的MTI会出现重实际轻科学、基础不牢固的单纯实用主义现象。因此,各培养院校在设计和建设MTI的特色培养模式时,不应忽略翻译硕士教育的学科共性。要注意避免缺乏学科理论指导下的简单实用主义的教育教学思想,要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翻译产业化与翻译学术研究并不是对立的,MTI的产业化离不开翻译学术研究,因为它的核心是培养翻译方面的“工程师”,而不是培养翻译方面的“技术工人”。翻译硕士虽然可以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但两者的个性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两者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是相通和可兼容的。因此,在强调MTI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性时,不能忽视其应有的学术性,同样,在强调翻译学硕士培养过程中的学术性时,不能忽视其应有的实践性。
2.2 注重过程培养,强化翻译硕士教育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面的论证研究
随着我国翻译硕士教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如何设计和建设符合其学科思想和理念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等一直是学术界和翻译界热议的问题。停留在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随意性倾向,翻译教学理论研究滞后的倾向仍普遍存在。笔者认为翻译硕士教育应该注意到:
1)翻译硕士培养方案的理论论证研究。目前,我国教育界和翻译界对翻译硕士教育,尤其是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关注、讨论和研究大多集中在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很少有涉及理论论证层面的问题。Ulrych认为元认知能力能够帮助译员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以及监控自己的表现,而理论是元认知技能的重要元素。因此,应加强翻译硕士培养方案的理论论证研究,探索符合专业型和学术型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应该看到,无论是翻译学硕士还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有机结合都是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翻译硕士培养的重要目标。在MTI的教材建设中,应该考虑到恰当的理论介入,比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的优秀翻译理论等等,以拓展研究生的视野,为促进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动力。
《语言学与翻译语言》(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一书是由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领头人物克尔斯坦·马姆克(Kirsten Malmkjar)专门为学习翻译,语言或语言学的读者所编写的著作。该书解释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加强了读者对语言学是如何用来帮助翻译创作,实现翻译语言描写,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的理解。
一、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介绍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和当代翻译研究的方法,然后概述了始终贯穿本书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学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基本模式,最后详细具体地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语言中的音、词、语篇等各个层面对翻译的影响。由此该书共可分为四部分,即,第一部分,关于翻译学的一些简介概述;第二部分,翻译与语言;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参考文献和索引。
第一部分,翻译学的简介,包括第一章“从翻译著作到翻译研究”和第二章“翻译研究的描绘和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发展的几个重要步骤: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the target text turn)理论。然后在第二章中,作者先介绍了Holmes对Toury绘制的翻译学学科图(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解释。他的划分出来的许多翻译学门类及其理念是现在翻译学家们学习研究的基础。作者接着讨论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进行翻译研究的主要四种方法,即,语言的方法、描述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文化的方法。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翻译与语言”是该书的关键部分。在这部分,作者主要关注两个影响理论家关于翻译本质的更详细了解的因素:一个是语言、文化、本体相对论。另一个就是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相对论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多多少少世界观都会不同。而与之相对应的普遍论则觉得差异总是建议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作者在讲述相对论时,把文化相对论、语言相对论、本体相对论分开来,并将它们分别与它们各自的相对应的普遍论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来说明问题。接着作者从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功能说及语域概念来说明文化普遍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比较理解。在语言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方面,作者先总结了过去大家所公认的两种关系:1.翻译研究是语言学的数据源;2.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数据源。然后通过语言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发生的对等、错误、篡改。最后作者简要地介绍了如何把语言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信息资源。作者认为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是完全可能,而把语言学作为分析文本中语言现象类型的信息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在翻译研究中注重翻译语言是对翻译采取审美态度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采用语言学的见解来分析译本与源本之间关系的本质。
本书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包括五个相比前面三个章节更具应用性的五个章节,即第四章到第八章。第四章“翻译中的声音与节奏”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声音模式对翻译的影响。本章分两个方面来讨论:声音和节奏。第五章“翻译中的词和意义”中作者解释了什么是词,以及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是如何处理词的,然后介绍了词的几种分类,并通过分析Lewis Carroll的一首诗中不同词类的特点及它的译本来说明语言学的词类的划分对翻译的帮助,并结合翻译介绍了词的语义方面,包括词与述词(predecates)之间的意义关系和词汇的灵活性。第六章“词公司”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几种翻译时需要的词库资源,包括字典、语料库和搭配,通过例证分析了它们的概念及特点。然后作者提出了我们在使用语料库时要注意的几点问题。第七章“从词到语篇”表明要开始从语篇的层面来分析语言和翻译。在这章中,作者结合结合格莱斯(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对文本性(texture)、含义(implicature)、语篇体裁等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的来说,介绍了作为行动的语言概念。第八章“翻译中关于短句和语篇的观点和思考”主要是用功能方法来研究短句。韩礼德认为是英语中的短句使得三个语言系统(语气系统、主位和述位系统、及物性系统)能让三种功能(交流获得信息、解构信息、表达)得以在短句水平上都实现。最后,作者简要地、总结性地介绍了语言、思想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可以用来帮助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而由于两种文化中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不同,所以翻译显然会产生不同于原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理论是始终贯穿着这部分的。该部分就是通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由小到大的各个语言单位是如何影响语言的意义从而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翻译的。
二、简要评述
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角度新颖
随着翻译学的兴起,对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有从各个角度解释翻译、分析翻译的,其中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则大多都是把某个语言学分支与翻译结合起来,虽然这些研究成果都给学习翻译的人提供了理论实践的指导,但像《语言学与翻译语言》这样把翻译与语言学系统地结合起来,为学习翻译理论的学生们打开深入研究之门的作品则很少。本书既可看作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也可看作是从翻译角度研究语言学的佳品。正如来自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温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教授所言:“这本书很好地论述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内容全面
本书的全面系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看。从纵向来看,本书系统全面地从语言学角度详细对翻译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比如在该书的四、五、六、七、八章中,作者分别从音、词、意、语篇、短句的层面对翻译语言进行了分析,而分析过程中则涉及语言学中的音位学、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以及各个像格莱斯和韩礼德这样的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理论。同时,在翻译简介的部分本书也做到了全面。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理论,本书都作了简要的介绍。从横向方面来看,本书不是只对翻译学或语言学作了研究,还涉及了很多其他学科。比如在第二、三章对翻译学研究的介绍中就涉及了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三)结构合理
本书作者很好地考虑了读者,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结构。从整体看,作者先用一、二章对翻译学作了简要的介绍,在第三章中则开始把翻译和语言学联系起来,接着则开始一步步从语言的各个方面对翻译语言进行分析。全书章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从整体到细节,从介绍到研究,把读者慢慢引入翻译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中。从部分看,作者不仅在每个章节的开头都有简介,对本章的主要观点和难点作了简要说明,使读者在学习每个章节前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而且在每一章节中都安排了供学生们自己思考提高的质量较高的练习和讨论。这种种安排都能引导读者的学习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本书作为教科书的一面。
(四)语言简朴,文体活泼
作为一本全英的外文学习书籍,语言的难易、文体的沉轻对大部分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本书不同一般的理论书籍,正如文迪·安德森所言:“它用生动活泼的文体,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和争论点进行了清晰的讨论,并使之与书中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和理论及其实际应用的恰到好处的结合一起为本书添色。”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轻松活泼的像小说一样的文体及大量的实例来说明理论问题,所以正像作者自己所说,该书既可以作为研究生的学习教材,又可以作为学习翻译的本科生的教材。
(五)不足之处
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对翻译学的各个理论虽都作了介绍,但不够深入详细。特别是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生态翻译理论等新近翻译理论涉及得很少。这无疑对翻译学习读者来说是一大缺陷。其次,本书中的实例多为西方国家素材,少有中国语言素材,导致中国读者在理解时稍有生疏感。
三、结语
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
一、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讲求确切,严谨,富有鼓动性;词语多具宏观性;繁使用政治术语;句型单一、连接成分少、句与句之间无明确的逻辑关系。而英语则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
二、具体翻译策略
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
1.笼统词汇具体化。《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战略实质就是走向全球,翻译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实质相。又如: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报告中并未直译”大水漫灌”,而是着重于它对于经济的影响译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词义抽象化。词义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义比较具体和形象的词在译文中引申为一般的词。译者应把所有意象与译文有机结合,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如: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语,报告翻译中确并未将其翻译得具有文学色彩,只是根据全文译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这里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也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将其理解为振兴经济、保证经济的蓬勃发展。
3.解释翻译策略。《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使用政治术语。简单来说,就是“职业行话”。一般而言,行话只有“圈内人”懂得,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晦涩难懂。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释翻译策略对于政府报告中某些特定术语的翻译颇为重要。它准确地再现出某些术语的内涵,能够很好地解决汉语政论文英译中的某些术语空白。例如,政府报告中“三严三实”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严三实其内容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仅仅翻译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若是加以解释译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则更具体。又如报告中出现的“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中解释性的译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结语
政论文涉及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在其英译中,灵活地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既能合理准确地表达出带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虑到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好地促进中外交流,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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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克燕.浅析政论文英译的问题及策略――以《2011年政府报告》为例[D].苏州大学,2012.
作者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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